[转帖] 李洁：茫茫烟蔓寻何处——吴佩孚遗址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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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洁：茫茫烟蔓寻何处——吴佩孚遗址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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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1912-1928文武北洋》

茫茫烟蔓寻何处--寻吴佩孚遗址

  


【文摘】茫茫烟蔓寻何处--寻吴佩孚遗址（上）
　　我一直相信，世上已经没有北洋时代直系巨头吴佩孚的任何遗迹了。
　　
　　　　前些年，我去过“仙境”蓬莱，古登州府里，除了游人川流不息的蓬莱阁外，只有一处像样的历史文物，即明代抗倭名将戚景通、戚继光父子的敕建牌坊。吴佩孚也是蓬莱人，而且是权力与声威比戚氏父子还大的国中数一数二的大将军，却被其故里冷落得一干二净。
　　
　　
　　　　我在北京串胡同的时候，也曾不断地与一些清末民初的破落豪宅遭遇，却从来不知道吴佩孚的故家“什锦花园”隐藏在哪条胡同里。手头也有几本介绍北京名胜古迹的书(这些小册子是我探寻昨天的行动指南，时常照亮了我在北京的前进方向)，但却没有一本书告诉过我这“花园”究竟在何方。倒是一个叫“吴家花园”的地方每每让我走神儿——恕我不恭，我老是把颐和园附近的一个叫挂甲屯的小村里的“吴家花园”想成是吴佩孚住过的宅子。那里倒也是困居过一位大将军的“花园”，不过是被谪贬的共产党彭大将军被赶出中南海后的住处，“吴家花园”的“吴”，说的是明末清初的大将军吴三桂，不是清末民初的吴佩孚。把一个备受敬佩的当代忠臣与一个广遭诟病的旧时军阀混为一谈，实在对不起彭德怀先生的在天之灵。
　　
　　　　吴佩孚住过的“什锦花园”究竟在哪里？没有一本书告诉我答案。我甚至问过北京东城区的文物官员(清末民初达官贵人多在东城扎堆儿)，但他们只对列入本区文物保护名单上的老房子的具体方位及现存状况比较明白，如对辖区内的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等许多北洋大佬的故宅，他们一挥手就能为我指方向，唯对吴氏故家一无所知。于是，我只能认定：吴佩孚确实早已朽透，其所遗之迹，理所当然地被毁灭得片瓦无存。
　　
　　　　吴佩孚的“过”，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就开始被人数落，直到今天，国共分家半个多世纪，这边的人们犹不解恨，提到北洋时代，必啐他满面唾沫。尽管这位秀才出身的军人一生杀人无数(战死于他军前的敌军的性命不算，仅他督战时亲手砍死过的本军官兵的头颅就多得数不过来)，但只有民国十二年(1923年)2月7日他下令镇压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一事使他得不到共和国的原谅。
　　
　　　　身为北洋统治集团里的重要一员，一位直系军阀后期的首领，一个手上有共产党人领导的工人大罢工血痕的统治者，人们对他的唾弃是自然的。所以，我不该再对“什锦花园”心存侥幸。只是难免替这位“大帅”鸣不平：同样是“反动派”，皇帝老儿的家(紫禁城、中南海、北海、景山、颐和园)被保存得好好的，北洋政府的其他巨头的故宅总能被用文物保护的石牌标示出来(或被要人或单位占用，或沦为百姓杂院)，唯性情最倔的吴氏的故址永远消失了，这总有失“费厄泼赖”(fair play)吧！
　　
　　　　然而，在二十世纪快要过到尽头的一个异常晴朗的日子，我在北京美术馆后街旁的一个胡同口怔住了——头顶上方的墙角上，一块金属牌明明白白告诉了我这是什么地方：
　　
　　　　什锦花园胡同
　　
　　　　东起东四北大街，西止大佛寺东街，全长607米，宽7米。明属仁寿坊，西段称红庙街，东段为适景园。清乾隆时称石景花园，宣统时称什锦花园，民国后沿称。1965年改称什锦花园胡同。民国时北洋军阀吴佩孚曾住过适景园旧址。胡同内19号四合院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北京市东城区地名办公室
　　
　　　　一九九三年
　　
　　　　广州侨光制药厂赞助
　　
　　　　我无法不念叨“踏破铁鞋”的那句成语，禁不住咧嘴朝随行的小彤释然而笑。
　　
　　　　“蓬莱腿子，黄县嘴子，掖县鬼子。”这是清末民初在山东半岛流传甚广的一句有点带骂人意味的民谣。其实这三县的人本没招谁惹谁，只因彼时走南闯北做买卖的多，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具有超前的商品经济意识”，像无所不在的温州人似的，所以，邻县的那些只知道“拉锄钩子”(种地)的人就醋溜溜地编造了这句民谣，以发泄吃不着葡萄的酸劲儿。但同为四处做买卖，蓬、黄、掖又各有特点：“腿子”是指能跑，形容全国乃至海外都能看到蓬莱籍的买卖人在奔波；“嘴子”是指会说，演小品的那个大个子魏积安一口一个“伙计”，就是地道的“黄县模式”，谈生意时没准能把对方说晕了；“鬼子”是指精于计算，掖县人的算盘拨拉得噼哩叭啦响，有些鬼点子，与吴佩孚同时代的军阀张宗昌即是掖县人，他粗犷的外表一直迷惑了好多人呐。不过，“腿子”也罢，“嘴子”也罢，“鬼子”也罢，蓬、黄、掖乃至胶东半岛甚至加上整个山东，哪个“腿子”能比得了吴佩孚走得远、走得高、走得山摇地动？哪张“嘴子”能比吴佩孚说话管用竟致一言九鼎？哪个“鬼子”能像吴佩孚那样精于运筹帷幄且上知天文下晓地理？
　　
　　　　吴佩孚是民国初年胶东人的骄傲。
　　
　　　　1874年春，登州府蓬莱城县学后街开杂货铺的吴家有了第二个儿子。由于头一个儿子不幸夭折，所以这一个小子的啼哭声就格外令吴家夫妇欣慰。传统的说法是，儿子出生时，其父恰好梦见本县前朝英豪戚继光！戚继光，字佩玉，所以，粗通文墨的老吴头就为“孚”字辈的儿子取名“佩孚”，字“子玉”，他把戚大人的名与字都嵌进了儿子的名字中，指望儿子长大后能像戚继光那样为国雪耻并光耀祖宗。我怀疑这种说法的真实性，中国历史上这种攀缘大人物的“梦”也忒多了点，往往都是追慕者为尊者所造的谣。但吴佩孚之名与戚继光有关却是事实。
　　
　　　　吴家老二初长成，父亲却过世，少年失怙的他只能与母亲、弟弟相依为命，艰难度日。为解家贫，十三岁那年吴佩孚便投军登州水师当学兵，为的是每月二两多的银子补贴家用。这一点，他和日后的军校老师段祺瑞差不多，都是少年丧父后投军自救的。但与段不同的是，吴佩孚从戎后却并没放弃读书，而是拜了一位登州府的宿儒执经问义，且一学就是数年。当兵之后仍能做学问，自是件很苦的事。若不是骨子里有一股奋发向上、立志出人头地的韧劲，吴佩孚断断乎成不了北洋军阀里学历最高的人——聪慧的天资加勤奋的学习，使这个二十二岁的瘦高的青年一举考取本县秀才。
　　
　　　　不过，该秀才没等参加下一轮高考就被革了功名，因为他竟然领头砸了一台男女同台的戏场子！坚信“男女受授不亲”的吴佩孚看不惯本县的头一台“男女混杂”演出，所以，“替天行道”，成了闹事的主角。为躲避县衙的追捕，不得已他背井离乡去了京城。
　　
　　　　吴佩孚一辈子把“戒淫”当成大事来做，他早在年轻时就写过：“率性而节欲，可庶几于圣贤；纵欲而灭性，则近于禽兽。”这道理说得多简明而形象？你想当圣贤，就要节制性欲，否则，就是禽兽！他比别人更想做个道德完善的真君子，所以，就恪守传统，就谢绝纵欲。一个人年轻时“戒淫”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戒淫”而不纵情。老吴算是难能可贵的一位。他迟至三十开外才娶了结发妻子李氏，后在母亲的坚持下纳妾张佩兰，但对两位夫人的位置排得很正。李氏病故后，他曾对日本好友说过：将来武力统一中国以后，欲往峨嵋山皈依佛门，为战死的众多将士和李氏的亡灵超度。日人问：张氏如何处置？吴不以为然道：张乃第二夫人，不值一提。后张氏依然未能有孕，便在吴五十多岁以后主动献上自己的婢女，然该小女子仍未为吴氏留下子嗣，可见，问题出在老吴自身。婚后不孕乃人生之大疾，自古以来就被认定是女子的责任，直到二十世纪末人们才知道，其实男人的原因甚于对方。可惜吴佩孚生不逢时活得太早，若是挺到现在，不管驻军哪个城乡，派人随便到街头找根电线杆看看，都会发现“专治不孕不育”的膏药广告。得，又扯远了。
　　
　　　　吴佩孚是有魅力的男子。某次，一位前去洛阳帅府采访他的外国女记者竟会一见钟情被他迷得神魂颠倒！但这个正人君子却一抹脸，把金发碧眼的洋小姐泼他一头的热辣辣的秋波拂个一干二净，然后，把人家打发走。
　　
　　　　在那个年代，以他的身份，妻妾成群已属正常，嫖宿召妓也不为过，像他的顶头上司曹锟、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都是美女、帅男兼爱的纵欲主义干将。比之领导们，同僚们，部下们，吴玉帅算是清教徒矣。
　　
　　　　北洋军人多不读书，所以，吴的秀才出身就成了很让哥们儿羡慕的光辉履历。在“学而优则仕”的社会里，秀才只不过是头一磴台阶，实在没什么可吹的。可在一群半文盲里，秀才成了金光闪闪的最高学历，所以，即使吴佩孚当了威风八面的“孚威上将军”后，军政界当面以“玉帅”、“吴二哥”恭维之，背后却全起哄叫他“吴秀才”；而他也欣然默认了。后世的美国史学家费正清显然也看重这个北洋军人的文化背景，在他的那套《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干脆叫吴为“学者军阀”。
　　
　　　　从秀才到大帅，吴佩孚靠的是少时清贫的砥砺与传统文化的铺垫——只不过，后者把他夯得太实了。
　　
　　　　在北洋巨头中，吴的起步不算早，辈份更不算高——当段祺瑞成为中华民国首任陆军总长时，当张作霖贵为奉天督军兼省长时，当冯国璋以江苏都督职实领直系诸军时，他吴佩孚不过是中华民国陆军第三师的副官长、炮兵三团团长，曹锟师长手下的一员干将而已。数年过去后，当比他还小一岁的张作霖成为奉军“老帅”时，他虽已成为曹锟大帅的智囊，但职务却只是第三师的师长。
　　
　　　　对了，这里有个故事：某次，吴佩孚随曹锟去天津与张作霖会晤，他因屡屡插言而被张作霖好一顿挖苦：“我同三哥有要事相商，一个师长跟着搀和什么？要是师长能参加的话，俺奉军有好几个师长哩！”三哥即曹锟，他在兄弟中排行老三，那时军阀们素以兄弟相昵称。颇有自尊的吴佩孚羞恼离去，上车前恨恨地说：“早晚要让你张胡子认识认识俺这个师长的厉害！”胡子不是指张作霖的外表，恰恰相反，张作霖还不是满脸胡须，“胡子”是对土匪的另一种叫法，吴佩孚是骂张作霖早年当过土匪。
　　
　　　　没过几年，张胡子果然领教了吴佩孚的厉害——至民国十五年(1926年)春，张作霖虽入主了中南海，却不得不邀直奉战争中的死对头、现在的伙伴吴佩孚来京会商国是。吴大帅抵达时，张在门前谦恭地迎候并亲昵地称其为“大哥”，待吴入室坐定后，开口即说：“过去一切错误，承兄海涵原谅……”
　　
　　　　你看，这个吴秀才是够厉害的吧？
　　
　　　　中国近代史上不乏书生领军大获成功的例子，前清的曾国藩是一个，李鸿章是一个，无疑，民国初年的吴佩孚也算其一。
　　
　　　　吴佩孚因文人领军而成为近代名副其实的儒将。现在的人动辄就爱把能诌几句打油诗能捏毛笔的官员称为“儒将”，这实在是无知之笔或过誉之辞，读读吴氏的那首《满江红•登蓬莱阁歌》，就知道何谓“儒将”也：
　　
　　　　北望满洲，
　　
　　　　渤海中风浪大作。
　　
　　　　想当年，
　　
　　　　吉江辽沈，
　　
　　　　人民安乐。
　　
　　　　长白山前设藩篱，
　　
　　　　黑龙江畔列城郭，
　　
　　　　到而今倭寇任纵横，
　　
　　　　风云恶！
　　
　　　　甲午役，
　　
　　　　土地削；
　　
　　　　甲辰役，
　　
　　　　主权堕。
　　
　　　　江山如故，
　　
　　　　夷族错落。
　　
　　　　何日奉命提锐旅，
　　
　　　　一战恢复旧山河，
　　
　　　　却归来永作蓬山游，
　　
　　　　念弥陀。
　　
　　　　这词的韵节与行间透出的那股子正气，显然来自岳飞那儿。傲骨岸然的吴佩孚一生只佩服两个人，一个当然是他的明代乡贤戚继光，爹娘已经将戚大将军的英名嵌在了他身上；而另一个，就是南宋的岳武穆。有意思的是，岳飞是因坚持抗击外族入侵而被昏庸的朝廷杀害的，那首“怒发冲冠……”的《满江红》也因其忠烈而传诵千秋；同为国之大将军的吴子玉也被怀疑为异族入侵者杀害的，但他的同样也是“仰天长啸”的《满江红》却早被人们遗忘了。其实，在“五•四”运动期间，吴将军的这首《满江红》和他的那些反对政府对日本妥协的通电一样就广受赞誉并被传诵一时。
　　
　　　　如果——我常爱替古人作这类无谓的假设——吴佩孚不是窝窝囊囊地死在沦陷区的宅第中，而是阵亡在与倭寇决战的国土上，那他的这首词《满江红》难保不会像岳飞的那首千古绝唱一样地刊印于中国人的课本上，让每个受过起码教育的人都知道民国时代有个民族英雄叫吴佩孚，且每读到他的这首诗后一样会“壮怀激烈”；而他身后的“什锦花园胡同”也极可能被改称“佩孚花园胡同”或“子玉胡同”——京城里的那条现在已经十分宽敞通达的“张自忠路”不就是一例？只是，多情应笑我，历史从不肯“如果”。
　　
　　　　我因历史事件而对当事人有兴趣，又因人而对其故居有兴趣。故居往往是残存某些真相碎屑的旧日磁场。
　　
　　　　“什锦花园”正是这样一个诱我前往扫寻点什么的磁场。
　　
　　　　意外走到了什锦花园胡同，却不敢肯定会真的走进昔日的“花园”，因为历史的变迁让京城乃至整个中国留下了太多的名不副实的地名。只是，根据路口那块金属牌的指示，我对本胡同19号心存侥幸：或许，那儿就是吴的故宅？
　　
　　　　于是，我们自西而东，去找19号。
　　
　　　　两边是矮而破的街门，一望便知是平民百姓杂处的大院；再往前，两侧有了楼房，是很典型也很难看的那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的办公楼。我的心，渐凉下来。不觉走到一个并不起眼的大院门口，看墙上的门牌号，是什锦花园胡同23号。
　　
　　　　铁栏门大开，传达室墙上，挂有这样一块牌子：
　　
　　　　国家经计委运输研究所
　　
　　　　不知哪根筋让我一激灵，我突发奇想：当年的什锦花园也许就藏在这大院里边？
　　
　　　　敲窗。里边看门人出来，不出意料地发问：找谁？人面比天气还冷。
　　
　　　　我一手举相机一手举一本北京文物书籍，问此地是否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故宅？
　　
　　　　人家答非所问：这里是机关，不许进入。
　　
　　　　我正失望，传达室后的一排平房中，挑帘走出一位三十来岁的男子：干嘛呢？记者？找吴佩孚的家？对喽，正是这儿。进来看看吧。我就管这事呢！
　　
　　　　我激动得鼻腔都发酸了(不像是冻的)！在多年的异乡寻访记忆中，没有哪次能像今天这样巧合与顺畅！
　　
　　　　该管事姓刘，叫刘建国，是这家单位管行政后勤的人。也许难得有人来参观他经手维修过的“花园”，所以，他很热情地领我们从一座高大的白楼前经过，在一座灰砖墙小院门前停步，推开两扇小红门，过了一条窄得只容一人出进的小过道，说声到了，我们就置身于一座修葺一新的典型的北方小四合院中了。
　　
　　　　这是我们单位内保留的最后一套完整的老房子了。原先，大院里有八座这样的小院，一个套一个，个个有长廊相通但又个个不同，非常漂亮！现在嘛，就这一个了，是去年我张罗着修缮的——刘先生不无惋惜地介绍道。
　　
　　　　说实话，一陷入这座小院中，我就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造反有理”的“红小将”们居然也有打盹的时候！大军阀吴佩孚的故宅竟然在国家机关的楼群之中被深藏了一角，尽管已经是十分狭隘的一角！
　　
　　　　小院极美，我第一眼看去就有点懵，为这仅存的吴的家园的幽静与优雅而懵得一时无语！
　　
　　　　西厢屋有位长者出来探问：找谁？刘建国随口打了个招呼，那长者便退回屋里。看看厢屋门上的牌子，知是该单位的资料室。
　　
　　　　小院复归静谧，静谧得如一方琥珀。
　　
　　　　我定定地站着，想不起看过的哪座旧日豪宅能留下如此恬然而完美的一角。
　　
　　　　完完全全的一座京城四合院，红门红窗红廊柱，灰砖灰瓦灰墙面，北面的正房、东西厢房和南房，都十全十美地呆在正晌的阳光里，东西厢房的四个墙头上，还分别砖刻着松、梅、竹、兰的图案，每一幅都古朴而深邃。院当中，是一株巨大的古树，虬龙一样弯向天空。因是寒冬，整树失绿，但漫天挣扎向上的枝杈犹体现了倔强的生命力。树下，有一对很旧的汉白玉的雕花金鱼缸，缸体上缕空的雕花极是瑰丽。另一边，一方石桌，细辨桌侧四周，竟是十二生肖的浮雕！我失声叹曰：从来没见过这么精致的石鱼缸与石桌！
　　
　　　　这三样东西是老房子的原物，别的什么也没有了。刘建国说着。你们来晚了，早来一个多月，这棵老树还是绿的呢，满满的叶子遮了大半个院子，人在树下很凉快。
　　
　　　　六十年前，那位寓居此地的中国老军人一定常在这树下徘徊，并百无聊赖地伏身金鱼缸前发怔——有回忆文章说，吴佩孚每每愿在鱼缸前与来客洽谈。
　　
　　　　他是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初回到北京的——噢，那时，北京因已不再是国之首都而被国民政府改叫了“北平”。
　　
　　　　驻守北平的是他的北洋故友和夙敌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张学良因上一年稀里糊涂地丢失了东三省而受到世人谴责，他不得不辞去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要职，专任北平靖绥公署主任。
　　
　　　　北洋时的少帅给了父辈的“玉帅”好大的面子，亲率北平的文武官员数百人到火车站迎候。从前门火车站到东四附近的什锦花园，上百辆小汽车如神龙见首不见尾，可谓极一时之盛。
　　
　　　　张学良为他安排的居所是前京兆尹(北洋时期北京地区最高行政长官)薛之珩的公馆，亦即什锦花园。张学良为他提供的生活费也相当可观——每月高达四千银元。
　　
　　　　然而，好一个旧朝败将吴子玉，居然当众冷落了年轻气盛的张学良，甚至连起码的礼节都懒得回，就在他的庞大卫队的簇拥下登车而去。当晚，他回访张学良时，刚一坐定，就发火了：“沈阳事件，你为什么不抵抗？”原来，吴当众冷淡张学良，是痛恨他去年“九•一八”时的糟糕表现！
　　
　　　　回到故都的吴子玉虽还不到六十岁，但已没了壮年时的豪气。第一次直奉大战前，在与张学良父亲的几十万大军交火时，这位直军总司令的“战前动员”曾是何等的惊天动地：
　　
　　　　此次系共和与帝制之最后战争，胜则我将解甲归田，裁兵恤民；败则我惟一死，以谢天下！我妻已死，我子豚犬，杀之可也。
　　
　　　　真是咬钢嚼铁！如果战败，我就自杀，反正发妻(李氏)已逝，继子(他没有亲生儿子)就当猪狗一样杀了也无所谓——有这样视死如归的指挥者，哪个将士不用命？于是，就有了直军的一次次大捷，有了吴氏傲视九州的威风。民国九年至十二年，直拗的直军首领吴佩孚不可一世呐！
　　
　　　　然而，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晚年定居北平的吴大帅，只有捋着花白的胡须长叹的份儿了。
　　
　　　　困居这所院子里的前蓬莱秀才，已不再是北洋集团里率先挥师南征所向披靡的“常胜将军”，更不再是“五•四”时期万众景仰的“爱国将领”，他麾下的五六十万大军(号称百万)早已被本军叛将冯玉祥拆散并被国民党北伐军收买或击溃。四面楚歌之际，他被仰慕他的四川军阀杨森迎迓进川，一住就是五年。
　　
　　　　他失败了，却不肯向胜利者献媚。他的部下，多数去了南京接受新朝的委任状了，他明白，那只不过是扔掉鸡毛帚高筒军帽换一顶前仰后伏的大檐帽而已；而他的那些北洋政界同僚、军中袍泽们，多去天津的洋人租界里当了富甲一方的寓公兼实业家。只有他耿耿如初，两袖清风，一怀未酬之志，在远离南京的瞿塘峡口白帝城中，靠不断吟咏杜工部写于斯的悲秋韵句抚慰自己，靠研读《周易》夜观天象饮酒赋诗打发日子。
　　
　　　　我曾三上白帝城。
　　
　　　　长江三峡最诱人的历史遗物是悬棺，而白帝城可算是万里长江上的最大一块悬棺——多少历史朽骨和秘笈被永远封存于这座小小的江山之巅了。刘备托孤诸葛亮后，在此一命呜呼，恢复刘汉王朝的宏愿自兹飘落江底；后来，落魄的杜甫气喘吁吁地爬了上来，望着一江浊浪和无边落木，肝肠寸断地吟下了一堆千古绝唱，一代诗圣用诗句宣告了他对世间的绝望；而近代建于白帝庙西侧的那栋小小的西洋楼，又像活棺材一样闷住了吴子玉这位失意大将军的冲天豪气，使他反反复复闻到了刘备、孔明、杜甫这些落魄国士的阴魂的幽泣。
　　
　　　　小小的白帝城之巅，有座三层西洋小楼，这原是一位川籍小军阀建的，其风格与朱壁飞檐的白帝庙极不协调，吴佩孚入川后，即被杨森安排在此居住。有道是“请神容易送神难”，人家也怕他进了成都或重庆后影响了自家的统治，所以，把他像白帝庙堂里的众多三国偶像一样地供养起来了。
　　
　　　　老吴不是阿斗，明白自己的处境，便天天听滔滔江水低哭，看森森夔门禁闭。这位风骨嶙峋的丈夫，对成为王败为寇的道理理解得透着呢！于是，他一次次用诗来检讨起自己，意气颇低沉。
　　
　　　　且读以下三首：
　　
　　　　我昔屠刀未放下，
　　
　　　　气吞七雄小五霸。
　　
　　　　宁知世事不可为，
　　
　　　　刚愎自用遭人骂。
　　
　　　　往事不堪重提起，
　　
　　　　魂魄收入诗囊里。
　　
　　　　世外有世天外天，
　　
　　　　从前种种昨日死。
　　
　　　　曾统貔貅百万兵，
　　
　　　　时衰蜀道苦长征。
　　
　　　　疏狂竟误英雄业，
　　
　　　　患难偏增伉俪情。
　　
　　　　楚帐悲歌骓不逝，
　　
　　　　巫山凄咽雁孤鸣。
　　
　　　　匈奴未灭家何在？
　　
　　　　望断秋风白帝城。
　　
　　　　他终于承认自己失败了，因为“刚愎自用”，因为“疏狂”。他想起英雄末路的项羽，感叹自己未能与敌寇搏杀的遗憾，最后，是一声长叹：从前的一切，都已经死了！
　　
　　　　单从“言志”来讲，他比别的下野军阀强，他能把心里的苦闷言出来。
　　
　　　　只是，现今已成孤岛的白帝城里，了无吴氏遗迹。庙里有三国时期蜀国的王相将们的塑像，庙外有罕见的周恩来题写的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的全诗，亭柱上镌有杜工部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联句，唯在此居住时间最长且有过峻拒倭寇拉拢壮举的历史名人吴子玉在此销声匿迹，尽管他在此书写过大批的诗文。
　　
　　　　现在的西洋楼，门外挂着“奉节县白帝城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木牌。一楼是卖白帝城古碑拓片和当地书法家作品的门市。我没兴趣。想登二楼一览，总以为吴氏会把英雄末路的心态镌刻在哪层楼的哪根柱子上。有人在窄而陡的木楼梯口拦住我，说：要看哪一国(个)的字嘛，要买就在一楼买好喽。
　　
　　　　在白帝城，我没找到一页与吴佩孚有关的纸——无论是遗碑拓片还是文字介绍。人们用政治的橡皮把他的遗痕擦得干干净净。
　　
　　　　上世纪的民国初期，“吴佩孚”这三个字是无法擦掉的，报章上隔三叉五地就会出现这个名字。这是个让很多人看了高兴又有很多人看了不舒服的名字。
　　
　　　　想当年，吴佩孚是何等威风！他率部南征，出直隶而河南而湖北而湖南，势如破竹，一气逼近广东。
　　
　　　　本来，袁世凯已经凭武力统一了中国，但老袁的“帝制自为”又惹恼天下领兵人，西南遂竞起割据政权。老袁死后，段祺瑞领衔内阁，便迭令各省取消独立膺服中央，但“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湖南书生毛润芝后来说得真好！)，段总理便下令大军南征。北军南下，气壮山河，而其中最锐者，即吴佩孚的陆军第三师。谁都明白，只要这位中将师长一声令下，他的军纪严明、军威凛然的大军即可底定三湘并进而荡平粤、桂两省，而北京政府“武力统一”的梦想则指日可待！
　　
　　　　然而，就在捷报频传之际，吴佩孚却突然按兵不动了，他开始匪夷所思地与占领区的军政首领与士绅终日饮酒赋诗，不再言战！军民融洽如一人，试看老段能奈何？对了，吴的那首不同凡响的《满江红》就是在那段日子里写的，他甚至请人谱上了曲，成为本军的军歌，每逢出征或年节日或自己的生日，便让部将们唱上一遍，好不悠哉！
　　
　　　　老段急得亲往前线劳军，并破格授予保定速成学堂的测量科学生出身的吴佩孚以“孚威将军”的殊荣和勋位，以励其一鼓作气扫平两广进而统一中华。可是，吴佩孚愣是不买账！过了段时间，竟开始擅自撤军，把北洋军打下的大片江山拱手送还南方！
　　
　　　　说实话，没有吴佩孚的罢兵，就没有日后孙中山和他的党徒们在苏联人的倾力扶助下统一粤省的可能，也就更没有蒋介石统率北伐军倾巢出兵浴血“北伐”一统九州的成功。
　　
　　　　哎！一部民国史到底怎么落笔，还真的挺难说哩！
　　
　　　　吴佩孚息兵衡阳的日子里，博得了极好的声誉，因为他罢兵的理由是呼吁和平，所谓“罢兵主和”是也。为什么这样做呢？“阋墙煮豆，何敢言功？”“并非寇仇外患，何须重兵防守？对外不能争主权，对内宁忍设防线？”(吴佩孚通电语)，所以，俺不干了！
　　
　　　　老段气得直蹦：“秀才造反啦！”
　　
　　　　其实朝野都明白，战功赫赫的吴秀才理应被任命为湖南省督军或省长。老段没把吴佩孚放在眼里，安排了别人，这才惹得秀才造了反。你说，手握重兵者带兵打仗不就是为捞这位子坐嘛！段总理不论功行赏，也许是怕性情刚毅的吴佩孚坐大不能羁縻吧？正在北京政府为吴的罢兵猜测不已之际，湖南那边又传来吴氏的“四不主义”：
　　
　　　　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不举外债。
　　
　　　　果然，他吴子玉一生没破此“四戒”。在那个纷纷借重洋人的时代，敢公然向国人做出这样承诺者，绝无仅有。
　　
　　　　就在吴佩孚与政府大打通电战时，民国八年(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大学生们走上街头强烈要求政府拒签出让我家乡青岛的《巴黎和约》，游行途中示威者捣毁并焚烧了被舆论认定是卖国官员的私宅。政府认为，事情正在起变化，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了，于是，军警们便逮捕了三十来个“暴徒”。不曾想，却于次日激起全国范围的抗议浪潮。
　　
　　　　然而，呼吁拒签的是知识阶级和一般民众，而统治集团内部怕危及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大都主张忍辱接受这一条约。关键之时，远在南岳衡山之下的吴佩孚发言了，这个“言人所皆欲言，谏人所不敢谏”的区区师长，在湖南驻地公开越过好多级直接向大总统徐世昌发出通电，一纸电文搅扰了中国政坛上的死水：
　　
　　　　5月9日孚威将军的通电曰：
　　
　　　　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民草击钟，经卵投石，……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
　　
　　　　数日后，他又致电南北双方将领联名通电反对政府签约，此即轰动一时的“删电”(“删”为15日的代称)：
　　
　　　　顷接京电，惊悉青岛主持签字噩耗，五衷摧裂，誓难承认！……某(吴及签名将领自称——引者注)等眷怀祖国，义愤填胸，痛禹甸之沉沦，悯华胄之奴隶。圣贤桑梓，染成异族腥膻；齐鲁封疆，遍来淫娃木屐。虽虺蛇已具吞象之野心，而南北尚知同仇以敌忾。与鞭一日纵敌，不若铤而走险；与其强制签字，贻羞万国，毋宁悉索敝赋，背城借一。军人卫国，责无旁贷，共作后盾，愿效前驱！
　　
　　　　决不许出卖祖国的主权！不能让强敌将我出现过圣贤的山东家乡(桑梓)当肉吃！身为山东籍的军人，我愿对日本背水一战！看看吧，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期吴佩孚的政治态度。
　　
　　　　那一场爱国运动的胜利，是知识阶级的胜利，也是爱国军人们的胜利。现在，人们说起那场全民族的思想解放运动，往往只顾上赞扬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捎带着也夸夸蔡元培校长和他的那几位热血沸腾的同事们，若再多说几句，就是提提商界、工人等的罢市罢工，却惟独对军界的良好表现不置一辞。其实，运动一爆发，吴佩孚就站在了潮头上，而他的同事们——那些手握重兵把守各地的督军、省长们，不管皖系还是直系，不管南军还是北军，也大都致电政府，措词强硬地要求拒签“和约”。
　　
　　　　在影响当政者决策国是方面，军界诸侯们的表态往往比北大学生们的游行和李大钊教授们的演讲更有分量。不信？有案可稽，焦虑中的大总统徐世昌就曾叮嘱手下人：吴佩孚的态度不可不考虑。
　　
　　　　民族大义当前，吴佩孚的开明与磊落赢得举国上下的喝彩，他成为好多人眼中的中国的希望。
　　
　　　　享有一时盛誉的吴佩孚，在上司曹锟的暗中支持下，不仅不听老段的话，反而主动找起总理的茬儿。当他得知政府不惜举外债以求武力统一的意图后，通电全国，嬉笑怒骂，令政府好不尴尬而读者莫不赏心悦目。
　　
　　　　是嘛，本来就理直气壮，加上又有文化，所以政府的电文总说不过他。且看他抨击段祺瑞和拥戴老段的安福俱乐部(亦称安福党)的一个通电，真是令人叫绝：
　　
　　　　全国之大，能否尽为一人所盘踞？
　　
　　　　疆吏之多，能否尽为一党所居奇？
　　
　　　　兆民之众，能否尽为一人所鞭笞？
　　
　　　　真叫“稳、准、狠”！
　　
　　　　在皖系政客们的怂恿下，段祺瑞恼羞成怒，下令将曹锟与吴佩孚免职并查办。岂料，摩拳擦掌的吴佩孚早就想化通电战为枪炮战了。于是，民国九年(1920年)7月，第一次直皖战争爆发。吴佩孚一马当先，率直军主力大打闪电战，只四天即击溃比自己更为强大的皖军，俘获其前线司令官、早年保定学堂的老师曲同丰将军，并差一点直捣京郊的团城生擒住在那里的昔日段校长。
　　
　　　　皖军实力大损，从此一蹶不振。
　　
　　　　如日中天的吴佩孚，一跃成了国内外瞩目的第一人。他虽仅是直系的一员骁将，但人人皆知：那个继冯国璋之后任直系领袖的布贩子曹锟并无治国之才，蓬莱秀才吴子玉才是出面收拾江山的真正人物。
　　
　　　　被簇拥着进了京城的胜利者，已不再单是一个百战不殆的杰出军事家，倒更显示出一个政治家的见地。报纸上刊登了他的“心得体会”：
　　
　　　　此次兴师讨贼，原为民意所驱策，即战胜结果，亦全国民意战胜，非直军战胜也。
　　
　　　　此次战胜逆党，谬蒙各界赞扬，实则非军队之力，全胜于民意。
　　
　　　　咳！这样一个明白人，怎么就不能再往前走一步呢？
　　
　　　　我想说的是，吴佩孚为何不留在北京出任陆军总长的要职？黎元洪总统已经给他留下了这个内阁中最为重要的位子，哪怕他执意不愿呆在北京也可以，只需在洛阳的“直鲁豫副巡阅使公署”里遥领此衔即可。谁都知道，内阁里若有了吴佩孚，则直系内阁就有了真正的灵魂。
　　
　　　　吴佩孚却让人们大失所望，他只在北京落了落脚，拂了拂征尘，即引兵回到了洛阳。
　　
　　　　一位在中国多年的日本军部间谍望着吴将军的背影佩服得五体投地！那个叫铃木贞一的大特务写过：
　　
　　　　我认为吴佩孚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获胜的中国将军都是进入北京大逞威风，但吴佩孚却不声不响径自领兵回到河南洛阳。
　　
　　　　一个封建思想哺养的军人，能在众望所归之际战胜自己的权力欲，舍名利而不取，实在不易！北洋时代，这样的人绝无仅有；即使漫漫数千年中国史，又有几位胜利者能舍弃近在眼前的权力巅峰而不登？
　　
　　　　倒不是吴佩孚只会打仗不晓政治，这位初上政坛的军人的政治主张当时亦博得广泛喝彩：他主张，立即举行“国民大会”——今后所有国事，悉由国民大会定夺！国民大会的代表由农、工、商、学四界组成，自下而上推选，由省至中央，这便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吴氏的“国民大会说”赢得了在野政治势力的热烈赞同，从当任的黎元洪总统到南方的国民党领袖孙中山，都多次公开表示拥护“国民大会”的召开。吴佩孚的“治国策”既像西方的民选制度，又颇具中国特色，按说该大得人心并大行其道呀！
　　
　　　　书生气的吴秀才没有料到，被封建大水淹了几千年的中华湖底，不是一块净土，而是一湾深不可测的泥淖，所有的理想化的东西陷进去都要变样，每每还使立志澄清其污者陷进去不能自拔只好共同龌龊否则便遭灭顶之灾。
　　
　　　　他的政治纲领即遭到了包括直系军人在内的各路大小军阀的非议：国民说了算了，他们就得下课；若让他们下课，岂不过于天真？所以，吴佩孚就落寞，就没法儿留在京城。
　　
　　　　彼时，他忠心不贰的老上级曹锟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非要坐到大总统的宝座上过过瘾。尽管吴佩孚极力反对，但老曹还是以行贿议员的卑劣手段当选新一任总统。远在洛阳的吴大帅忍看刚有新气象的北京政坛再度衰败下去，却一筹莫展。
　　
　　　　上世纪二十世纪初的吴佩孚没有领衔中国政坛，多病的北洋政府亦因这个人的谦让而未能增寿。
　　
　　　　他虽远避豫西，但却又让人不得不仰其鼻息，北京政府大到国策小至人事安排，无不频繁请教于他。这就当然引起了处心积虑欲操纵中国的苏联人的青睐，GCD人就曾奉“远方”(zhonggong对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的隐秘代称)之命与之联络——李大钊教授就充任过使者。正因此，“劳工神圣”的旗帜才得以堂而皇之地游走在直系军队控制下的京汉、陇海铁路沿线的要埠大街上。若不是“二•七惨案”的发生，吴秀才还一直被革命党引以为同盟呢！
　　
　　　　吴佩孚何以从革命党人的同盟者变成了屠杀者？权威的教科书似乎一直没为我们讲清底蕴，只说他早先容忍工农运动是“伪装开明”，到后来向罢工者举起屠刀则是“暴露了其反动本质”。想想这话就觉得不着边际：一个在全国举足轻重的铁腕人物，哪需要对辖内铁路上的工人们“伪装”？由宽容到不容，从首肯到弹压，一定有没被说透的原因吧？
　　
　　　　颇能为我解惑的，是近年出版的一套极有价值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正是这本从前苏联人解密的国家档案里翻译过来的“红宝书”(该书不仅封面为暗红色，而且还真是一本关于中国革命史的思路指南)，让我对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政局，对吴佩孚等人的政治抉择，有了全新的理解。令我大为惊奇的是，原来，苏联人在决定帮助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之前，最先看好的竟是“反动军阀”吴佩孚！若不是民族气节极重的吴大帅拒绝了苏联人的诱惑，现代中国究竟走向何处去还真未可知哩！
　　
　　　　越飞，这个被苏联政府派往中国的特使，因后来与孙中山联名发表会谈纪要而名扬中国现代史，孰料早在他前往广州游说孙中山之前，就在北京给洛阳的吴佩孚写过第一封勾搭信，那个肉麻啊，现在读来还会让人起一身鸡皮疙瘩。
　　
　　　　且看1922年8月19日越飞致吴佩孚的密函：
　　
　　　　吴佩孚将军亲启
　　
　　　　将军先生：
　　
　　　　……我们都怀着特别关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视着您，您善于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老练果敢的政治家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家的智慧集于一身。……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嘛，俄国人往死里捧了老吴这一通，究竟要干什么呢？越飞继续写道，一、“为了便于修复两国睦邻关系”，让并不在政府任职的实权人物吴佩孚同意他们要在中国的领土上同日本人谈判——在满洲有驻军的日本人一直是苏联人的后院隐患；二、让吴接受苏联红军进占中国的附属国外蒙古的现实。
　　
　　　　待越飞的军事顾问、苏联总参谋部学院院长格克尔将军自洛阳返回北京后，越飞立即给国内拍发了“绝密”级的电报：
　　
　　　　送斯大林。
　　
　　　　(格克尔)从吴佩孚那里回来了，说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秩序：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比赞许的还要好。……
　　
　　　　你看，正是吴军的强大实力使苏俄人以为找准了在华的代理人。
　　
　　　　即使到了民国十四年(1925)年，苏联人依然没放弃利用吴佩孚的愿望。
　　
　　　　其时，用苏联的枪炮与奉系开战的冯玉祥的国民军已经失利，冯本人不得不宣布下野并自我放洋，他的部下通电表示“迎吴讨奉”，而吴佩孚正雄心勃勃地出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了。只是，老吴倔强，最恨叛徒，“奉”是照讨，但“冯”之背叛，决不原谅！
　　
　　　　冯玉祥难受，但苏联人不难受，因为他们也信此言：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只要有人出面反对奉军，苏联就会拥护。当时的苏共中央曾专门开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局势，他们的政治局会议第86号(特字)记录中明明白白地写着：
　　
　　　　中国的事态发展进程，越来越把吴佩孚和他所领导的直隶集团推到首要地位。吴佩孚正在成为核心政治领导人物，同时好像也在成为民族运动重新爆发的中心。……吴佩孚的行动会造成有利的局面，必须加以利用。
　　
　　　　有必要同吴佩孚联合，联合的结果应当是成立新的中国政府。
　　
　　　　下面的话暴露了苏联人的险恶用心：
　　
　　　　这种联合不可能有什么牢固性可言，所以在进行现阶段的战争和成立新的政府的时候，必须从建立真正统一的中国必然要继续进行战争的思想出发，不过这时已经是同吴佩孚及其追随者的战争……
　　
　　　　吴佩孚没让苏联人如愿，尽管他拥有“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集“老练果敢的政治家与天才的军事战略家于一身”的素质，也尽管他麾下的军队让苏联人看到了“从未见过的完美”，但一个无限崇拜岳武穆、戚继光的爱国军人，哪会去牺牲国家疆土和民族利益以换取洋人的支持？满清时在东北当过间谍的吴佩孚不会忘了老毛子曾怎样掠夺与诈取我中华的大片疆土(他曾被俄军逮捕并判了死刑，幸于押解途中跳火车而逃)，而列宁宣称苏维埃政府将放弃沙俄时代一切对华不平等条约后，不也照样食言！
　　
　　　　学测绘的军校毕业生吴佩孚大体上能计算出来，俄罗斯人究竟想干什么——成立一个完全受他们控制的中国政府。
　　
　　　　但尽管如此，如果吴佩孚地下有知，于身后六十多年后闻知苏共中央领导人明确提到了要利用他、待战争结束新政府成立后再推翻他的阴谋后，想必还会冷汗涔涔吧！
　　
　　　　苏联人一定困惑极了，正如十几年后日本人在“吴佩孚工作”失败后一样，他们总不明白，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极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传统军人，一个公开向国人承诺过“四不主义”的硬汉子。
　　
　　　　休道他风头正健时，即使最潦倒的时候，他也没向外国人低过头——当他退居白帝城时，日本第一遣外舰队总司令和海军驻沪特务机关长曾专程拜访过他，表示愿供私人借款一百万元和无偿赠予十万支步枪、五百门钢炮、两千挺机关枪，支持他东山再起。但吴却语气坚定地回答：
　　
　　　　过去我曾有枪不止十万，有钱不止百万，可见成败并非枪炮与金钱。我如愿引外援借外债，何必待到今日！中国的事应该由中国人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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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茫茫烟蔓寻何处--寻吴佩孚遗址（下）
　　与苏联人的愿望适得其反，自兹吴佩孚更加仇视苏俄人，也更认定“赤化”只会毁灭儒家的中国。对吴绝望后，苏联人才开始专一对广州孙中山的工作，这才有了国民党的起死回生，这才有了国共合作的怪诞局面，进而有了北伐的胜利与北京政府的垮台。须记，在北洋政府时期，无论是段祺瑞、吴佩孚，还是张作霖，不管哪个系的军阀当政，都不愿放弃外蒙的宗主国地位。
　　
　　　　读过四书五经的吴佩孚，不独对外立场坚定，对内也爱憎分明。知道吗？让我们中华民族引为自豪的故宫得以保全，谁知道竟与吴氏的一声断喝有关——若不是他的旗帜鲜明的反对，紫禁城里最精华的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怕早被所谓的西式议会大厦所取代！
　　
　　　　那时，挤在宣武门内象房桥国会厅里争吵不休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们简直昏了头，居然要拆除封建王朝的三大殿，在其废墟上另建宏殿“当家做主”！
　　
　　　　某年我去宣武门的新华社找人，无意走进北洋时代的国会厅。圈在国家通讯社大院儿里的一座灰砖建筑，被众多十几层的高楼困于垓下，一副四面楚歌的可怜相。若不是门口嵌一块标牌，谁也不知道此乃近代中国的议会政治的肇始之地。
　　
　　　　现为新华社内部小会场的旧国会议事厅，面积的确小点了，但谁知道第一代中国议员们竟有过“动迁”的惊人念头！
　　
　　　　话说当年，洛阳吴大帅惊闻此讯，立马直接把一封电报拍给了大总统、总理、内务总长、财政总长四位，而偏偏不给当事者——参众两院院长！
　　
　　　　电文依然是掷地有声的吴氏风格：
　　
　　　　……何忍以数百年之故宫供数人中饱之资乎？务希毅力惟一保存此大地百国之瑰宝。无任欣幸。盼祷之至！
　　
　　　　老吴是谁？一句顶一万句！各报刊登载了吴氏通电后，颂扬吴帅之声鹊起，抨击国会之议潮涌，“保存此大地百国之瑰宝”的威严号令让始作俑者噤若寒蝉，故宫三大殿方幸免一劫——“大地百国之瑰宝”与“世界遗产”实为同一个词。
　　
　　　　当然，现在每天挤在故宫里游览的人们，是不会记起北洋时期一位爱国军人对这座“世界遗产”所做过的贡献的。不信，你若随便找个游客问问，人家一定会瞪你一眼：老吴是谁？
　　
　　　　前年春节，我在安徽黟县的西递村里见到过一幅落款“吴佩孚”的书法，是那首千秋传诵的唐诗：
　　
　　　　寒雨连江夜入吴，
　　
　　　　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
　　
　　　　一片冰心在玉壶。
　　
　　　　晦暗而破损了的长幅，敷着一层塑料膜悬在数百年前徽商的堂屋里，让我怦然心动。细看看，字也流畅，墨也沉香，读一读暗红方章，倒也是“吴佩孚印”。但附在上面的标价总有点让人生疑——堂堂吴大帅的遗墨就值区区三百八十元吗？
　　
　　　　我终于没敢买下这幅字。造假之时风早已灌满这曾以“诚”为本的徽商之乡，这里几乎家家为店，店店有“古董”，但有几家的“古董”不是为天南海北的游人“订做”的？那一天，我只花二十元钱买了一柄显然是被做旧了的“卧佛如意”以充镇纸，写这本书时摘抄一些文字，就是用的这柄“文物”。
　　
　　　　那幅“吴佩孚书法”未买回，但那首王昌龄的韵句却被我吟了一路，我不时地揣摩着我的那位山东老乡当年狂草这首诗的神情。
　　
　　　　是的，有书为证，秀才将军落魄后常应求字人所请题写这首唐诗。这首流露着淡淡的萧瑟离愁的古诗，这首标明作者表里澄澈的情操的绝唱，一定是下野大帅的最为贴切的感情载体。
　　
　　　　只是，他的被腐恶的政治和溅血的战争所浸泡过的心并不是一颗“冰心”，而且，更要命的是，他所处的环境，也更不是“玉壶”。刚才我说了，它像肮脏的泥淖。
　　
　　　　倒是什锦花园里的这座仅存的小院有点像“玉壶”——口小肚大，遗世独立。所以，吴子玉就天天呆在里面做着他最后的人生残梦。
　　
　　　　憋在“花园”里的吴佩孚肯定天天都在后悔，恨自己没能挣脱封建道德的束缚，不忍背叛一味胡来的老上司曹锟，不能容纳反对过自己的各种势力，不会为长远利益暂时与敌手妥协，以致从历次大战中走出来的凯旋者最终成为腐败时局的牺牲品。直皖战争和直奉战争，他都是胜利者；第二次直奉大战期间，眼看又要获胜，功败垂成之际，万不料肘腋生变，部下冯玉祥突然叛乱，回兵京城，一举囚禁了曹锟大总统，推翻了直系控制的北京政权。成为冯氏政治资本的“北京政变”不光使直系军队猝然兵败，而且还使吴佩孚这位军事天才直坠万丈深渊里，再也无力爬回到政权的平台上来。
　　
　　　　表面看来，是部将冯玉祥害苦了他，冯于阵前的反戈一击令吴猝不及防应声落马，随之遭乱蹄践踏以致终其生亦未能复元；但更深一层原因，是曹锟连累了他，曹三哥买得“元首”高位坐定后，因个人能力的低下，致使中国政坛更加纷乱，国内局势更加动荡，人神共愤，终使直系功败垂成，吴佩孚的武力统一中国之梦也成为泡影。
　　
　　　　其实，吴佩孚最终成为悲剧人物，更深一层原因是他太固执于头脑里的封建传统观念了！
　　
　　　　无论主公如何无能，他决不取而代之——老上司曹锟那么不受人爱戴，入主中南海后只知道整日寻欢作乐，他却宁肯躲得远远的(在洛阳)也不愿“犯上作乱”；
　　
　　　　无论局势如此变化，他决不改弦更张——当初惊悉第三路军总司令冯玉祥叛变、本军形势危急之际，他的日本顾问焦急地请其与昔日的老师段祺瑞携手对付危局，他却大谈“千古不磨之成文宪章，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坚称自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坚决不做违背四千年“成文宪章”的事；
　　
　　　　无论叛将如何讨饶，他决不宽恕容纳——冯氏的国民军发动第二次政变后，满以为驱逐了段祺瑞会使吴佩孚高兴，便通电要全军投靠吴氏门下，吹捧“吴玉帅”有“命世之才”，并表示：“此后动定进止，惟吴玉帅马首是瞻”。但他接到通电后，却只批了四个大字：“全体缴械”，愣是把送上门来的大礼掷出门外，生生逼得国民军又变成一块又砸回来的石头；
　　
　　　　无论外力是否可借，他决不稍加利用——苏联人、日本人都没住声儿地拉拢他，都想赔本武装他的部队，但被他一概拒绝(在这一点上，他既不如蒋介石，也不如冯玉祥，人家是借了老毛子的资金壮大了自己，然后，再翻脸不认人。
　　
　　　　只要他不那么“坚持原则”，只要他稍微通融一下，他本人的命运乃至北洋集团的命运，都极可能因而改变。
　　
　　　　惜乎哉！从这一点来看，他吴子玉至少又晚生了两千来年！
　　
　　　　不过，即使在春秋时期，这种坦荡荡的君子做派就已经成为社会的笑柄了：那个“仗义”得非得等敌国的军队上岸列好阵后再出兵的宋襄公不就是个例子？那个一边整理着被砍歪的帽子一边嘟囔着“君死冠不免”的孔夫子的弟子不也是个例子？无论中外，在政治舞台上，不讲权术的演员只配出演悲剧角色。
　　
　　　　从关于吴的个人悲剧，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中有一段中肯的评论：
　　
　　　　即便是吴佩孚这样“知书达礼”的“儒将”，也是满脑子的封建思想。他最崇拜关羽，在“上下”、“尊卑”、“主从”之类封建道德束缚下，他明知曹锟当总统的时机尚未成熟，虽曾极力表示反对，但终究不能不服从他的那个昏庸的上级。吴在直系三派中兵力最强，曹锟实际上不是他的对手，但吴就是不敢取而代之，始终被曹氏家族牵着鼻子走，最后一同走进火炕，成了曹锟的殉葬品。
　　
　　　　这本书是1987年出版发行的，那样一个尚有思想禁锢的时候就能在这样一本权威的“史”中“偏袒”一个前朝军阀，可见吴佩孚的下场着实有些让人惋惜。
　　
　　　　不过，随着前苏联关于中国问题档案的解密，我对吴佩孚有了更深的怜悯：也许，在那样一个纷乱而贫穷的时代，不管是谁走上政治舞台中心，不依靠某一强国，就真的不能实现统一中国的梦想？就真是必然要走向灭亡？
　　
　　　　莫非，这就是吴佩孚人生悲剧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
　　
　　　　我们从玉壶状的院里步出。
　　
　　　　刘建国领我们到小院外，其南侧，是原先“花园”的正门，但现在已经被一幢三层火柴盒状的小办公楼堵住了。这座楼是三年前刚刚兴建的。楼把当年的长廊阻截了，被截肢的回廊缩在大楼的阴影里，任流寒漫过。一堆自行车和废弃的办公柜等随便依在墙根儿，几只蒙着厚尘的红色消防桶在朔风中轻轻摇头。
　　
　　　　就是盖这座楼的时候，挖地基的民工发掘出了一串罐罐，从大到小，好几个——刘建国说起当年的意外发现。都以为是大军阀的家，一定埋着什么值钱的东西，结果呢？他笑了，嘁！里面什么也没有，后来听说，那是些普通的地漏子——渗水用的家什。想不到这么大的人物，家里什么金贵的东西也没留下来。
　　
　　　　刘建国说着，表情既失望又不乏对已故主人的钦敬。我趁热打铁地给他讲了一点吴的晚年。
　　
　　　　吴佩孚晚年，一直呆在这座大院中，直至谢世。
　　
　　　　北洋时代的吴大帅偃旗于四川白帝城数年后，静极思动，便借调解西北地区汉回民族纠纷之际，起身去了甘肃。时值“九•一八”事发，西北五省的新军阀们见天上掉下个吴老帅，连忙联名通电中央，要拥戴他出山领导抗日。通电云：
　　
　　　　窃以吴上将军子玉，为国元老，韬晦蜀中，于兹数载，虽身寄乎山林，心常系于国家。值此外患危急之秋，翩然莅陇。谢安虽老，共仰东山。矧其前戍辽东，适逢日俄战役，满洲形势，日本军情，观察靡遗，了如指掌。应请中央及全国袍泽一致敦请出山，主持对外军事，为政府外交之后盾，做人民救国之先锋。
　　
　　　　你看，连吴氏早年曾在日俄战争中的经历也成了人们拥其出山的资本。只是，蒋介石深恐吴佩孚真的东山再起，便一面电请“玉帅”入京共谋国是，一面急令杨虎城部进兵兰州压迫老吴赶紧走人。吴佩孚最后的机会失去了。他再也无以号令千军万马的可能了。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初，他不得不离开甘肃，辗转回到旧日京城。
　　
　　　　虽不再是威风一时的孚威上将军，但吴佩孚依然保持着不屈的尊严，他的数百人之多的卫士，戴的既不是“国军”的统一帽徽，更不是日后汉奸部队“华北治安军”的丑陋标志，而是一体的嵌着“孚威”两字的特殊徽章。胡同两端，“花园”门前，吴氏卫队定时换岗的景象一定是蒋介石和后来的日本人统治下的北平城里的一道特别扎眼的风景——落魄的北洋巨人竟然能把独具的傲骨完整地保存在了这条狭长的胡同里。
　　
　　　　执政了的蒋介石先生显然是一位很看重军人骨气的人，他不仅没有羞辱曾被国民政府通缉的败将吴佩孚，反倒允许“孚威上将”保留昔日的尊严，还曾请孔祥熙持自己的亲笔信前来北平登门看望并赠款了其十万大洋。秋日，蒋氏甚至借北上之机设宴款待了吴佩孚。胜利了的总司令与败军之帅的相见，当朝与在野的地位，恐礼节重于内容。当年接纳过吴佩孚的川籍军人杨森称，蒋吴会面后，“自此遂成莫逆”，显为溢美之辞。两个都够倔强的汉子的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见面，气氛想必融洽不到哪里去，但蒋氏对前辈军人领袖的敬重却实在令我意外——原来他和吴氏一样，最看不起的就是那些没骨头的军人，不信你数数看，投过来叛过去的，有几个将领能得到蒋介石的真正尊重？
　　
　　　　若没有日本人的入侵，吴佩孚原本是要在北京城里颐养天年的。可是，卢沟桥事变的枪声打断了他的残梦。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初夏，日本人通过卢沟桥事变快速侵占了北平，一直不肯去南方做蒋的清客的吴佩孚没有离去，成了敌寇辖下的高级寓公。
　　
　　　　和吴一样留在北平的一些有身份的人士怕死也怕失去悠闲的日子，便催眉折腰事倭寇，其出任伪职的经历成了终生难以洗净的污点，这其中不光有吴的一些北洋同僚与旧部，也有北大名教授周作人这样的名士。
　　
　　　　像所有的异族统治者一样，敌寇急于在占领区建立从属于自己的傀儡政权。南方，中国正在蒋介石先生领导下进行着艰难困苦的全民抗战；而华北则一直有剿不尽的共产党军队在打游击战。日本人看好了两个一直与蒋不对付的中国人，一是中国当朝二号人物汪精卫，一个便是曾统兵近百万的北洋时代最有人格力量的吴佩孚。他们希望“汪吴合作”，一南一北，一文一武，敦请这两位强人出任傀儡政权的头儿，则亡华春梦便可从速变为现实矣。
　　
　　　　对占领者来说，实在是不幸的很哪！尽管长得像面首一样可人的汪精卫先生终于答应“合作”、甚至从中国战时陪都重庆逃到法国人控制下的越南河内了，但一直在日本人手底下的吴佩孚将军却沉默如山，任冷落多时的什锦花园突然冠盖聚集说客盈门，却统统无济于事！
　　
　　　　一波波污流浊水漫过来又退下去，极想把这位闲着也是闲着的退休大帅拉下水，这其中，既有他的前部下、后来当了汪精卫伪政权的军事首领的齐燮元，更有战后被国际法庭绞死的甲等战犯日本驻华特务机关首脑土肥原贤二和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吴佩孚不为所动不受抬举不肯附逆，天长日久，院里松柏本色不凋。他甚至极少迈出自己的家门了，即使汪精卫敦请其去日本占领军机关或别的什么地方会晤他的请求也无不统统落空。
　　
　　　　本来，日本人对吴佩孚是寄望极高的。且读一份二战后日本“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撰的一段文字：
　　
　　　　当时(1938年——引者注)日本军以破竹之势，席卷华北、华中、华南。以王克敏、梁鸿志、德王为首的政府相继成立。土肥原作为陆军、海军、外务三省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正在策划在三个政府之上建立以吴佩孚为首的中央政府的工作……
　　
　　　　倭的眼里只有你。为所谓的“吴佩孚工作”，日本人已耗资三千多万日元。
　　
　　　　其实子玉先生也答应过“出山”，条件也极简单，只一条，即：请日本人撤出包括东北在内的所有中国领土。而且，他也确实令旧部于河南开封一带集结改编成了“皇协军”，甚至还派人在山东境内招过兵，只是后来该部“全部潜逃”，“回归重庆军建制”(日本人语)人们才知道了吴氏的初衷。
　　
　　　　对于那个谄媚地笑着的汪精卫氏，知书达礼的吴佩孚也回过信，不过话说得很有原则：“公果能再回重庆，通电往来可也。”——你只要还留在日本人占领区，就别他妈的来烦我！
　　
　　　　日本人还越俎代疱地在什锦花园为他安排过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尚未开口，中外记者们已经读到了打印好的“吴氏对时局的意见”。一身中国绅士装束的他，放下打印稿，一字一句地说：
　　
　　　　惟“平”乃能“和”，“和”必基于“平”。本人认为，中日和平，唯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自华北撤兵，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之完整，三、日本应以重庆(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交涉对手。
　　
　　　　怕在场的日本人听不懂，他厉声令秘书“断乎不容更改”地将自己最后的“政治宣言”翻译成日语。
　　
　　　　恼怒的日本人终于体味到了十几年前的苏联人所体味到的绝望，即：这位腰板笔直的中国军人领袖断断乎不会屈服了。
　　
　　　　就在这时，身体健壮的吴佩孚意外地被一块搀在饺子馅儿里的骨碴硌伤了牙，几天后，两腮红肿，疼痛难耐。于是，华北伪政权的军事首领齐燮元和一位担当特务机关长的少将(一直尊吴为老师)带日本军医处长、护士急匆匆赶来，对他进行了治疗……
　　
　　　　是为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2月4日。从突患牙病到蹊跷辞世，只有短短的十天。
　　
　　　　人们遗憾过，当时吴大帅并非必死无疑，德国医生曾前来他家为其诊治，只要他肯去受国际法保护的东交民巷内的外国医院，遭暗算的英雄之躯或可有救。可他，宁死不肯违背多年前向国人所做的承诺(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
　　
　　　　于是，在日本人与汉奸的假惺惺的鳄鱼泪里，在抗战领袖蒋介石委员长的悲切的吊唁声中，在家人与部下号啕哭别声中，北洋集团里的惟一儒将、性情倔强的吴佩孚魂归蓬莱仙山，惟余他手书的那幅长联在这故宅正堂的墙上瑟瑟而泣：
　　
　　　　得意时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
　　
　　　　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
　　
　　　　怎么说，这也是个英雄啊！小彤忽地冒出一句喟叹。
　　
　　　　大院西侧，还有半爿灰瓦红柱的老房子，与我们看过的东院遥遥相对，只是已经不似东院这般完整了。一东一西两簇清时旧房被大院当中的五层鲜亮的主楼比得十分猥琐，而主楼前正触目惊心地堆放着一垛红砖与一垛方方正正的花岗石——无疑，破旧立新工作尚未结束，基建的同志仍要努力。
　　
　　　　刘建国是破坏的见证人与参与者之一，他指着主楼前的篮球场说着几年前愚公移山一般毁掉此院内的大片假山的痛心旧事——
　　
　　　　都完蛋了，八个院儿好歹留下了你们看过的那么一个小院儿，还是我们单位自己出钱修的，至今也不是文物保护单位。
　　
　　　　我忽然悟出，整个吴氏帅府应该很大，甚至现在这座巍峨的主楼也不会是当年主人的正屋位置，因为按北京四合院的布局，临街大门正北方的小院不应该是豪宅的正屋，正屋理应在大门内的西侧。如此说来，刚才我呆过的那个小院儿可能只是吴佩孚的“八大处”之一处——成为寓公的吴子玉仍像当年一样，在自己身边保留了完整的政务、参谋、秘书、交际、军法、军需、军医和副官八个处。没有子女的吴佩孚正好可把他的八大处分配到八座相似的小院中。除八个小院儿之外，吴佩孚应该有自己的会客大殿，卧房，应该有自己的后花园；众多依附于他的门客和三百多官兵的卫队，也应该有足够大的生存空间啊！
　　
　　　　也就是说，我看到的，只是当年“花园”的一小半儿而已。
　　
　　　　握别刘建国，回到什锦花园胡同，我对着已经堵死了的原此院大门拍了张照片。灰墙灰瓦，貌不惊人，只一辆废弃了的“拉达”轿车蓬头垢面地厮守着。谁也看不出，这里曾是一位中国历史上特立独行的元帅府第。
　　
　　　　相邻的一个高门第，即路口标牌标明的那座19号四合院。“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的铭牌在斯，但没注明是哪位大人物的故居。石阶未损，朱门紧密，绿框整洁，描檐工丽。京城胡同里常见这种风景，即表面上依如旧宅，但整修一新的门窗墙瓦和紧闭的大门让人敬而远之——里面住着的一定不是一户平民百姓。我们正要掠门而去。不想一辆小卡车在门前停住，下来两人叫开大门，称是“送气儿的”。里面马上闪出一年轻人，验明来人身份后，遂大敞其门并卸去高门坎，帮来人从车上往下卸一罐罐燃气，再一罐罐儿地往院里滚。
　　
　　　　我瞅着空当，言明来意，青年门人乃准我等入内一览，并说这是张部长的家，不让参观，但记者嘛，看一眼无妨。至于张部长是什么部长，小伙子也说不清楚，只说是部队的，当过中央委员，九十多岁了，住在第三进院儿里。
　　
　　　　后来，从《北京文物胜迹大全•东城卷》里，我查到了有关什锦花园胡同19号的文字，称其为晚清建筑，保存完好，曾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亦即令人恐惧的“军统”首领戴笠在北京的住处。
　　
　　　　吴氏旧宅的位置如此之重要，大大地令我开悟：往北，仅隔三
　　
　　　　条胡同，就是原先的铁狮子胡同！也就是说，不管是北洋时代的国务院，还是日本人占领时期的“华北派遣军总司令部”，面南而堵的，正是咄咄逼人的吴大帅府。有老吴在斯，哪个当政的北洋总理不忐忑？那些异族的占领者更是终日惴惴不安！
　　
　　　　所以，吴佩孚只要呆在这个偌大的院子里，一股子森然的正气就像院里的那株古树一样，深深扎根于旧朝帝都中心，并且，超然于市井之外。旧时的建筑可以修复，但古树却无以再造，树对于时光之忠诚是万难作伪或克隆的。所以，我不再吱声，只是回望着院中央那株残存下来的弯木，默默地行了一个注目礼。
　　
　　　　抽了没事儿的一天，我请插队时的好友李信伟驾车陪我去找吴佩孚的墓。借着顺利找到吴氏故宅的运气，我想再试一把儿。
　　
　　　　我只知道京西多古墓，吴佩孚也埋在那一带，在海淀区的一个叫普兰店的村外果林里，再一无所知。
　　
　　　　李信伟“玩车史”比较长了，下乡时即把村里的一辆趴了窝的手扶拖拉机鼓捣好并因此当上没有驾照的司机。他相信我的“考古”直觉如同我相信他的娴熟车技，所以一路上不停不问，“捷达王”直奔玉泉山下。
　　
　　　　在一条两边有粗大的杨树的柏油路上疾跑了一会儿，我感觉快到目的地了，便在一处村外停住车，进路边一小店打听普兰店村在哪个地方。
　　
　　　　屋里面烟雾弥漫，店主正与一帮哥们儿在“砌长城”，他叼着烟卷儿头不抬眼不睁地回答我：这就是普兰店。
　　
　　　　我怎么这么好运！
　　
　　　　车进村庄，顺道绕弯，路边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和两个南方模样的青年夫妇在晒着太阳聊天，南方人应是在此租房的打工一族。停车问有无吴佩孚的墓，南方人不晓，倒是那位缺了牙的老太太嘴巴一撅：那边就有个挺大的将军墓。
　　
　　　　窃喜。拐弯便到。
　　
　　　　村东土路边，是一片苹果园，三五青壮年农民正在拾掇农活。园中，一座有些规模的穹型圆墓背路而筑。
　　
　　　　我不禁小跑过去，为吴佩孚墓的表面上的完整如初而颇感意外。但到了近前，才知并非吴墓，是“显考曲公同丰伟乡将军之墓”。
　　
　　　　曲同丰？我怔了一下——不就是段祺瑞手下的那员皖系大将吗？那个被学生吴佩孚打得落花流水的前保定军事学堂的老师吗？那个在惨败后求见孚威将军却被拒见的皖军前敌总指挥，那个当过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航空署署长和空军总司令的北洋集团里重量级人物，他怎么也埋在这里？这个早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湖北军人，第一次直系战争中受尽凌辱(吴军的士兵们竟上前来一根一根地揪他的胡子)，虽说后来东山再起当过张作霖麾下的“安国军”某军军长，但毕竟元气大伤。按说，他恨死了让他蒙受奇耻大辱的吴佩孚，却不料，他与当年战场上的死敌同眠一地了！
　　
　　　　皖系，直系，都入黄土里。
　　
　　　　曲墓为近年新建，从墓碑上看，是其子女集资重修的。原墓想必毁于“文革”。同是京西名人之墓，“破四旧”时，连附近的万国公墓里的共产党领袖李大钊烈士墓碑都被推翻了，何况一个军阀的土丘？
　　
　　　　打听农人，吴墓何在？农人遥指村外路北。
　　
　　　　我们复驱车横穿公路，远远见荒野里有一半圆建筑。驶上一座入村的小桥，见两位穿迷彩服的年轻士兵在压腿弯腰自我操练，便问军阀吴佩孚的墓是否田中那座“馒头”。军人相视摇头，说，听说过吴佩孚的墓就在这一带，但不知到底在哪儿，田里的那个圆堆不是墓，是座老碉堡。
　　
　　　　瞻前顾后，再无明显土堆，惟那座“碉堡”似墓，便疑兵士不谙民间事，复下路请教一位正在疏林里耕作的老农。老农抬手一指那孤零零的圆物：那就是嘛！
　　
　　　　果真是它！
　　
　　　　一旦踏着软软的松土真的抵达吴佩孚墓下，我反倒有些踟蹰了。这位民国英雄的归宿虽不出意料地惨淡，但所见还是让人略感酸楚——
　　
　　　　半圆的钢筋混凝土浇筑的大墓没有任何标识，更没有名人之墓应有的一些附属物(如围墙，如松柏，如守庐的房屋)，上部的表皮剥落得极为褴褛，下部干脆全然裸露了，只余那些嶙峋的大石子儿在不停地硌眼；更惊心的是墓身上有两处被凿开的不规则的洞，如同两只被戳瞎了的眼窝在幽幽地瞪着世人。
　　
　　　　我知道，这肯定是“文革”的“丰功伟绩”，在毁灭历史方面，史无前例的那场“大革命”是人类史上最彻底的一次文化暴行。
　　
　　　　我绕墓一周。北面有两扇水泥墓门，被粗壮的铁箍所固，门隙间有砸过的齿痕；其上，是一长桌状水泥台，疑是当时的供台。我跃上台子，摸了摸早已凉透了的墓身，心里越发冷了。墓南侧有个更大的洞，大到足以让我和同伴把头抻进去看。只是墓室里太黑，得定一会儿睛后才能看得清里面——
　　
　　　　偌大的墓室里空空如也，高旷的内壁上有几行看不清的标语遗痕，再往下，一地乱石。
　　
　　　　冬日的太阳，早早地倦怠了，才下午3点多，就恹恹地要回西山了。旷野风起，疏枝齐瑟。北面是著名的玉泉山，那个有名的宝塔正无奈地瞅着我们几个探墓者，从六十多年前吴佩孚被轰轰烈烈地送到这块地上，这塔就目睹了吴墓的沧桑。
　　
　　　　当年，噩耗传出冷清的什锦花园吴公馆，北平的日本占领军和汉奸政权立马重重祭奠了这位不肯屈就的大人物，甚至连日军侵华最高司令官也参加了公祭仪式，而华北沦陷区的各省市三日之内均下半旗志哀。
　　
　　　　吴佩孚之死，一直有三种说法。
　　
　　　　一是被日本人害死说，这也是在大陆和台湾都认同的一种说法。
　　
　　　　一是被国民政府的特工人员投毒致死说，这是当时汉奸报纸上的说法。
　　
　　　　还一种，即患牙病并发败血症说，这是参与“吴佩孚工作”的日本高级间谍的说法。
　　
　　　　乍看起来，后两种说法也不无道理，因为蒋介石怕有影响的“旧人”与日本人合作，确有过此类“前科”——汪精卫逃到河内后，他即命令军统人员前往制裁过，只因汪氏命大才侥幸苟活了下来；与吴佩孚一并被日本人考虑的前北京政府首任国务总理唐绍仪，也是刚刚与日本人在上海滩秘晤后便被人枪杀的。但明眼人都知道日本人的一贯把戏，十一年前的张作霖被关东军炸死时，不也曾被日本人宣称是“南方便衣队”所为？没谁相信只害了几天牙病的吴大帅会寿终正寝。
　　
　　　　日本人为什么要隆重追念吴佩孚？是善搞诡计的日本人在继续作秀？还是他们的确为吴的民族气节所感动？——有时东洋人也会对宁死不屈的中国志士表现出比较奇怪的敬意，数年后他们不也曾朝与他们战死的张自忠将军的遗体列队鞠躬致敬并妥善收殓了吗？
　　
　　　　对吴佩孚之死，真正感到难过的是远在巴山蜀水的中国中央政府。打败了吴佩孚的蒋中正先生亲致唁电给北平什锦花园吴公馆，盛赞了吴子玉先生：
　　
　　　　先生托志春秋，精忠许国，比岁以还，处境弥艰，劲节弥厉，虽暴敌肆其诱胁，群奸竭其簧鼓，迄后屹立如山，不移不屈，大义炳耀，海宇崇钦。先生之身虽逝，而其坚贞之气，实足以作励兆民，流芳万古。
　　
　　　　国民政府与最高国防委员会还分别决议，追赠吴佩孚为一级上将。在中华民国的军人荣誉史上，这是一项至高无上的顶戴。陪都的报纸上，更誉吴为“中国军人的典范”。
　　
　　　　还一点耐人寻味的是，国共两党都对他们第一次合作时的仇敌之死表示了相同的惋惜。驻重庆的zhonggong元老董必武就这样对记者发表谈话说：
　　
　　　　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军阀，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是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他在失势时还能自践前言，这是许多人都称道他的事实。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当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一个被打倒的旧军阀，能得到政见不同的当年敌手们的一致称颂，实属不易！
　　
　　　　日光愈发失温，而旷野上的风越来越硬，透过吴墓身上的两个窟窿发出奇怪的鸣响。
　　
　　　　它在诉说什么？
　　
　　　　枯寒的林枝缄默不语。
　　
　　　　我们只好去问一位在吴墓附近牧羊的老人。
　　
　　　　尽管老人身上的那件黄军大衣内里已经脏得和他鞭下的群羊一样看不出白色，但对其童年的所见，老人的记忆还是很鲜明的：
　　
　　　　吴佩孚下葬那天，来了好多人，和尚、道士，军人，还有日本人，好几里地长呐！不过，他的墓一直不风光，就这样儿，嗯，就这样儿。
　　
　　　　花白胡子上垂着清鼻涕的老人还在讲少时见到的景像：吴佩孚没有儿女，平常很少有人来扫墓。倒是有一个人，在他的坟边上盖了间屋住，听说是他手下的人，一直住了好多年，后来去了那边的村里当了学校的工友，“文化大革命”来了，这个人就不见了。
　　
　　　　不知是天太冷还是讲述者岁数太大，老人说不清“文革”时谁来捣毁的吴墓，也说不清原先的吴墓是什么场面，只是纠正了我对脚下这片土地的叫法，说他们庄叫小黄门儿，不是普兰店。
　　
　　　　后来，我从《北京旧闻丛书》中查到了一点相关的文字：
　　
　　　　墓地四周有松墙围护，墓前立着一通石碑，上刻“孚威上将军吴公之墓”，松墙外边立一块“吴佩孚墓地”指示牌。吴佩孚手下一位师长，在墓地建成两间陋舍，自愿充任守墓人，长年居住守护在这里。
　　
　　　　空墓里发出的声响，也许就是那个自愿为吴大帅守墓的神秘长者的絮絮交代？
　　
　　　　吴的人格魅力，确也令不少人折服。有一例证：北伐军攻坚武昌时，一位吴军的军长死守城中直至被俘。胜利者责其不该为吴氏卖命，该军长却答：吴大帅的主张可能不对，但其人格令我信服，且对我有知遇之恩，故本人明知城不可守也要为他而战。战胜者感其对吴氏的忠义，非但未加害这位败将，反而将其释放。
　　
　　　　古人重义，义薄云天。无论是那位守城之将，还是这位守墓之将，能为故主如此忠心，该是何等的坚忍啊！那位败军之将，后来穷死津门；而这位守墓之人，却不知所终，结局无法不令人悬念：试想一下，一位孤独无援的神秘老人，默守着故主的一丘圆坟，春秋倥偬几十载，不惜黑发人熬成白发人，这是怎样的传奇！
　　
　　　　一行人怅然回到路上。
　　
　　　　回望吴墓，空寂于荒原之中，周围只有寒风狂摇枯枝。
　　
　　　　然而，我突然看出，它不似硕大的馒头，更不是什么碉堡，而是活脱脱一具坚挺的阳物——
　　
　　　　它上圆下粗，茁立于天地之间，任寒流摧之暖风熏之，却坚持着不肯倒下。好硬朗的一条生命之根！好刚强的一道旷野奇景！诚若当年蒋中正先生所赞：“屹立如山，不移不屈。”
　　
　　　　当初困居白帝城时，像一千多年前在夔门长歌当哭的杜甫一样，吴佩孚也在悬崖上面对茫茫大江抒发过连篇的感慨，他的长诗《万县放歌》的最末一首，是一首很悲凉的短章：
　　
　　　　他年容吾一抔土，
　　
　　　　不须伐石姓名叙。
　　
　　　　自古圣豪几坟茔，
　　
　　　　茫茫烟蔓寻何处？
　　
　　　　冬季村外，斜阳荒冢，能不暗惊这位吴子玉先生的谶语？
　　
　　　　看过吴佩孚墓之后的次日，正是星期天早晨，我在北京潘家园的旧书摊上“淘”得了一本线装的小册子，发黄的封面上题着《日食参考说》，作者署名“吴佩孚”，名下附一红章，是阴文“吴佩孚印”。摊主索价三百元。
　　
　　　　我有点暗惊与这位山东老乡的频频相遇，便从塑料套中取出此书。
　　
　　　　翻开扉页，两行似褪了色的钢笔字一下子攫住了我的心：
　　
　　　　一九三八年六月七日于北京什锦花园一一号公馆客厅亲赠寿泉
　　
　　　　这是作者死前半年题赠别人的。
　　
　　　　我一点儿也不怀疑此书的真伪了，只想把属于这个人的东西一并收藏起来，便以二百元的还价成交，欣然成为此书的主人。
　　
　　　　说实话，这类说天象的文字很难读，我也向无兴趣，但第一页的头一行文字还是吓人一跳。文曰：
　　
　　　　秋季七月的壬辰日辰。正是初一那天。太阳被阴魂有所掩食。以至于全体食尽。……
　　
　　　　刊印线装书时还不会使用逗号，但我已经知道这是山东老乡吴子玉在预告日食的准确时刻了。看到这半人半神的预言，能不让人对著者肃然起敬？
　　
　　　　2001年1月29日于山海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