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学者王元化5月9日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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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读书』 学者王元化5月9日病逝


总页数:1  当前页:1  第1页 作者： 朱晓剑   提交日期：2008-5-10 17:32:36  

　　不到一月之内，上海连失两位文化巨人。昨晚10点40分，著名文学家王元化因抢救无效在瑞金医院去世，享年88岁。截至记者昨晚发稿时，王元化追悼会时间尚未确定。王老家的客厅里悬挂着李锐赠的手书条幅，上面抄录的是刘禹锡的《浪淘沙》：“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可谓是他跌宕起伏的一生的写照。
　　近一年多来，王元化的身体一直不太好，自去年下半年来一直入住上海瑞金医院。入院期间，王老依然接待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学人和学生。今年年初，作为给自己88岁生日的礼物，王元化和已故爱人张可女士合作的《读莎士比亚》由上海书店出了新版。
　　王元化，1920年生于湖北武昌，祖籍江陵。1930年代开始写作，曾用笔名方典。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加入GCD。大夏大学肄业。他曾任zhonggong上海地下文委委员、代书记，主编《奔流》文艺丛刊。1941年至1945年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50年代初曾任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教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上海文委文学处长。1955年受到胡风案牵连，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分子"。1981年平反昭雪后，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名誉会长。著有论文集《向着真实》、《文学沉思录》，《文心雕龙创作论》、《清园夜读》等。



作者： 朱晓剑   回复日期：2008-5-10 17:35:00  

　　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思考
　　——追记昨晚在沪去世的王元化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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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晚10时40分，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在瑞金医院与肺癌斗争了许多个日夜后，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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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何时、何种状态都要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是他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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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知这一消息后，记者拨通了李子云女士家的电话。当时时间已近午夜，电话响了很久，终于接通。电话那头，李子云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王元化先生是不是过去了？这么晚你打过来，我知道这个电话肯定是不同寻常的了。”说完这句话之后，电话那头是很长的沉默，然后她说，“你等我一下，我想起来调整一下自己再说。”李子云的声音再次传来时音调变得很低也很缓慢，她说：“我也是刚刚出院，在医院的时候，我每隔2-3天就给王先生去一个电话，问他的情况，他耳朵不好了，听不见别人说什么，一来二去的其实也说不了什么。没想到今天他过去了，终于没能再见他最后一面，我很难过。”“就在一个多月前，当时我听说他在连续11次放疗后，已经不能进食。再后来，我又听说他的脑水肿很厉害，人非常痛苦，几乎说不出话来。”李子云的声音有些哽咽，“你知道吗？很多人被病魔折磨成这样，已经没有力气也没有兴趣过问一些事情了。可是，当他听说华东师范大学要筹建‘王元化学馆’的时候，竟然对前去医院探望他的陈丹燕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李子云说道，“王先生说，我不希望把它（学馆）搞得规模很大，很铺张，只希望能对学术研究有帮助就行。”然后，王元化先生一一地把从前自己捐献出去的东西怎么集中到这个学馆来，作了清清楚楚的交代。“这就是王元化，无论何时、何种状态都要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是他的本色。”李子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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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张可一起在莎士比亚的艺术世界里遨游是一生中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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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元化在他88岁生日来临的时候，得到了最可心的生日礼物。那天，上海书店出版社社长王为松给老人送去了30本羊皮精装本《读莎士比亚》，这是王元化、张可夫妇二人在学术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真正的合作，是他们60年相濡以沫走过风云岁月的见证。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王为松很感慨，“我们是为老先生88岁生日特别赶制的，我知道这本书对王先生的意义，那是他生活比较困顿的时候，夫妇俩合译的。曾听王先生说，译这本书时，他和张可没有社会交往，没有工作，在政治身份上沦为‘贱民’，这时候张可拉他一起阅读莎士比亚，翻译作品，逐渐燃起了他工作的热忱，使颓丧的心逐渐显发出光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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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些翻译完全不可能出版，所以王元化夫妇把它抄写在两大册笔记本上，每一页都尽量工整地标出了阿拉伯数字的页码，就像一本真正的书一样。那天傍晚，谈起了这两本笔记本的故事，王元化说：“和张可一同在莎士比亚的艺术世界里遨游的日子，是我们一生中美好的回忆。”在没有思想也没有鸡蛋的日子里，他们共同创造了一流的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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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学者，王元化希望我们都能“为学不作媚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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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学者，王元化总是在不断地思考与探索，他的著作，往往离不开一个‘思’字，《文学沉思录》、《思辨短简》、《思辨随笔》、《清园近思录》等等，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概括王元化的最大特点，那就是个‘思’字了。应该说，回到独立思考的学者生活中去，使他得到一个幸福而辉煌的晚年，对王先生来说是最好不过的事了。”学者吴洪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么说道。“就在两天前，北京大学教授汪丁丁前往医院看他，王元化先生看到汪教授来了，马上就问他‘你看中国经济今年怎么样啊？’汪丁丁大声回答他后不久，王先生就昏迷了。可以看出，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思考。王元化先生生前认为知识分子要反对盲从，反对迷信，提倡独立思考；他提出‘理论的生命在于勇敢和真诚。’而他在几十年来的学术研究工作和学术论著中，也的确始终是一往直前、义无反顾地这样实践着、坚持着。他是一个学者，但并不是一个整天待在书房里的恂恂如也的学者，而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锋芒毕露的斗士型的学者。”吴洪森先生说到这里泣不成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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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描述不禁让我回忆起王元化在《论样板戏及其他》一文的附记中的一段话，“这几年有种风气，谁要是不一窝蜂跟着叫，而且调门越叫越高，谁就是持不同‘艺’见的人。我实在害怕并反感这种一窝蜂的风气，我希望我们都能保持独立见解，‘为学不作媚时语’，不媚权势，不媚平庸的多数，也不趋附自己并不赞成的一时的潮流。这样我们的文化才会有健康的文化，真正的文化。”从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个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坚持！
　　


作者： 朱晓剑   回复日期：2008-5-10 17:44:00  

　　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临终纪事
　　来源：新民晚报　
　　
　　今天凌晨1时许，闻讯赶到瑞金医院为王元化先生送行的人们，尾随着运尸车，垂首，缓行，把遗体送进太平间后，集体默默地三鞠躬。
　　
　　一生捍卫尊严
　　
　　先生逝去的时间是昨晚10时40分。在此之前40分钟，有过一次可以抢救的机会。当时，熟睡——准确地说是昏迷中的他，血压高达240毫米汞柱，并有窒息征兆；医生按惯例准备抢救，询问家属意见时，回答是：不需要。
　　
　　这是家属近期第二次这样表态。第一次是在一周前，先生体内积水，脸部肿起，医生准备好器械，询问是否同意做抽除积水手术时。
　　
　　王元化的儿子王承义告诉记者：“父亲曾一再嘱咐，并要我向他保证，在最后阶段，千万不可同意实施创伤性抢救的方案。”
　　
　　这是为什么呢？
　　
　　记者曾多次听先生如此说：一个人临死之前，若是浑身插着各种管子，甚至被开膛破肚，那景象多么狼狈呀；人活着要有尊严，死的时候也要有尊严。
　　
　　当年，王元化先生在极“左”路线的高压下，捍卫真理和人格尊严的表现，何等可歌可泣。而他此番尊严而从容地远行，同样值得我们钦敬。因晚期肺癌住院的他，半年来每天早起要认真梳头，穿戴得整整齐齐。有时久倚枕间睡，坐起时发现头发压乱了，他会拿起梳子重新打理。有一次照镜子发现后边有一绺头发总是翘起，他便要求护工用热毛巾，努力把它压下去。这段时间他十分虚弱，可是只要还有一点力气，他就要每天洗澡。直到最近几天，实在是吃不消了，才改为每天揩身。
　　
　　理性对待死亡
　　
　　重病中的先生曾对我们说：“我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唯精神’者，可是现在的状态，成为纯粹生理意义上的人了，因此我很痛苦。”然而他把这个痛苦埋藏得很深。最近两三个礼拜，他常常是醒来片刻，与探望者喃喃说几句，又昏迷过去了。不过即使在这样短暂的苏醒时刻，他也不乏幽默感。学生钱文忠来到病榻前，问道：“你还认识我吗？”他嘴里的字一个一个吐出来：“你是忠—文—钱。”北大教授吴小如与他阔别多年，来看他时问还认识吗？他反问：“你不是俞平伯的弟子吗？”
　　
　　半年来，尽管他深受病痛的折磨，可是态度始终安详，总是用和蔼的目光，彬彬有礼地注视每一位来访者。有一次他发现姐姐向隅而泣，劝慰道：“我不希望你为我哭。人总有这一天，我们应该理性地对待死亡。”
　　
　　筹建王元化学馆
　　
　　缠绵病榻的元化先生，一直关心着国际国内的时政和学术问题。每天去陪伴的华东师大研究员吴洪森告诉记者说，先生一见他，往往先问今天有什么新闻。年初，先生在病榻上同旅美华人学者林毓生，就中国近现代思想史问题进行了两次对话。前天，来沪参加陆家嘴论坛的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汪丁丁来，先生请他“给我说说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吧。”
　　
　　元化先生早就把他的所有手稿、信件、日记、笔记等，分别捐给了上海图书馆和上海档案馆。最近，市领导批准筹建“王元化学馆”，将把上述文物送去陈列。王元化是华东师大特聘教授，学馆就设在校园丽娃河畔的“红楼”。起先，倡议者名其为“王元化学术馆”，可是元化先生说自己在学术上并没有太大的成就，称“学馆”更妥当。弟子们筹建这个学馆的许多工作，就在他的病榻旁完成。先生反复告诉大家，这个学馆不要搞成纯粹纪念性质的，而要切实办成一个人文研究基地，完成他的未竟课题。
　　
　　哪些是元化先生的未竟课题呢？他晚年谈得较多的学术问题，涉及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毛泽东思想对列宁主义的继承问题、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的抒情性特点以及京剧与传统文化等等。他说，对于这些学术课题，他实际上只是提了一个头，希望后人能够能够依托“王元化学馆”，把研究工作继续下去。
　　
　　有关文化的遗言
　　
　　他在病榻上的娱乐，是打开央视十一频道看京剧节目。往往于萎靡、困顿之际，有人来同他聊京剧时，即能使他重新打起精神。有一天，我偶得苏少卿弟子、南京82岁老作家俞律学唱的汪谭两派戏录音，送到他耳旁播送，他忽然睁大了眼睛，如闻空谷足音，连称“好，好，告诉电视台，赶快抢救。”他在病中，耳提面命地指导我完成了《京剧丛谈百年录》增订本的编著工作。在交付上海文艺出版社之前，又把我叫去，命我补入他2007年出版的《清园谈戏录》中的三篇文章，叮咛道：其中附在论伍子胥文章后面的《辨儒法》一文，看上去同京剧的话题无关，实有深意在焉。此话似曾相识。他多次在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发表京剧散文后，对我说，看上去是谈京剧，实际上说的整个文化问题，信然。
　　
　　正道直行的王老走完了人生道路。请安息吧。中国的学人将以您为楷模，永远捍卫学术尊严，文化尊严。

周泽雄

读过元化先生的《思辨随笔》和《九十年代反思录》，尤其前者，尝逐字拜读，深获教益。
八十八岁，智者的仙游关，钱钟书也是这个年龄驾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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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加入GCD。大夏大学肄业。他曾任zhonggong上海地下文委委员、代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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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党沦为鬼鬼祟祟的关键敏感词，简直让老同志死不瞑目啊。

吹笛在湖北

网事情缘

老先生好走。

兮兮

悼.悼.悼.

emmer

好像每次，大学问家总是走得接二连三。哀悼！

李大兴

王先生是老一代党内知识分子里很优秀的一位，和李慎之先生相仿，闪光在晚年。

施国英

还想下次回国再拜访他的，时间不等人啊。
一路走好，元化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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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确实是思想者的命运。他在世时，绝不迎合众说。他因追求精神之独立和思想之自由的境界而受世人尊重，他在“学术凸显和思想淡出”的时代倡导“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他在病危期间口述一信致友人林同奇，说他觉得他的生命只是因了他的思想而延续着。似乎命运之神也听到了他口述的信，象征性地，她让一名临时护工向世人传达了他辞世的消息。思想者走的时候身边无亲友，思想不为它自己送行。

　　半世纪前，元化先生因受“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牵连被隔离审查，伴随着精神崩溃和急性失明而发生的，是他的第一次启蒙——每一个人获得勇气独立运用他自己的理性能力，康德谓之“启蒙”。

　　在他留给我的静默中，我才渐渐明白，孤独是可以产生勇气的。哪怕是被迫地孤独着，也足使一个人获得启蒙的勇气。众声喧哗，只有孤独的人能倾听静默。当我能倾听静默时，我学会了思考。

　　1962年，元化先生执韦卓民介绍信拜访熊十力，求学，求沉潜往复之学，求生命真谛之学。此前一年，他开始写作《文心雕龙柬释》——这是他终生写作而不辍的一部学术专著，自1946年始，多次重写，多次扩展，多次更名，发行总量已超过五万册，于2004年出版最终本，题目定为《文心雕龙讲疏》。据他回忆，先师汪公严曾为他讲授《文心雕龙》，使他受益终身，文史百科，博采众长，料自当日始。公严先生，字巩庵，善画，由旧学而新学，27岁入张之洞幕僚并与周彦昇共同编辑《劝学篇》，1918年入清华学堂讲授国文并撰写清华校歌，始与元化先生的父亲王芳荃交往。王芳荃先生，字维周，1906年留学日本，1911年入清华留美学堂讲授英文，后赴美，获芝加哥大学教育学硕士，再返清华任教。1928年，罗家伦任清华校长，汪公严与王芳荃同时离去。1934年，汪公严赴长春担任溥仪的自然科学老师，至1941年返回北平。1946年，元化先生任教于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由父亲引荐从学于汪公严。

　　1955年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其中有胡风1953年8月17日写给满涛和王元化的信。在隔离审查期间，他被诊断为发生了“心因性精神症状”（即精神分裂症），……自那时起，一年内，王元化两次精读黑格尔《小逻辑》中译本第一版，书页满布圈点，在香烟盒等纸片上留下数万字读书笔记。或许比理性生活更加重要，元化先生的情感生活几乎完全维系于他的夫人张可（满涛的妹妹）、他的笃信上帝的母亲和姐姐、以及莎士比亚作品。1957年，审查结束，他和张可（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开始编译文集《莎剧解读》。

　　元化先生与张可的文学生活肯定诱发了远比文学和生活更深刻的思想体验，也或多或少为他们承受即将爆发的广泛得多的文化灾难提供了准备。那是他的第二次思想启蒙，他不再相信黑格尔试图概括的那些普遍适用和亘古不变的规律，他更关注具体的和特殊的体验。熊十力对他说过，读书，应以全部生命相冲击，方能有所感受。换句话说，那些被书写过的普遍规律，仅当我以我生命的全部体验与它们相冲击时，才呈现出它们的真理性，才不再是教条，此即元化先生所谓“融入生命的学问”。其实，1979年元化先生在《学术月刊》发表“由抽象上升到具体”，已经意味着重新解读马克思和黑格尔，导致了元化先生1990年代的“第三次反思”。也因此，贺麟的黑格尔《小逻辑》中译本第一版提出的“总念”翻译思路，远比其后数版沿用的基于列宁《哲学笔记》的“概念”翻译思路更深刻，更强烈地显示着对抽象的一般规律性的基于特殊的个体生命体验的否定。

　　在他坎坷的生命历程中，始终以无限的爱与他相伴渡过漫漫长夜的，先是母亲桂月华，后是张可。如人类历史记载过的许多伟大女性一样，这两位伟大的女性，是她们养育了他的生命——身体的、情感的和心智的。纵观一生，他受母系血脉的影响最深。母亲的家族，桂姓，早得“新学”风气之先，由文学、英文、欧洲、基督教堂，而至北京的清华学堂和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三代书香，耳濡目染，可谓“家学渊源”。1979年，桂月华93岁，写信给周扬，申诉自己的看法，要求他为元化先生平反。据云，此信促使周扬改变态度，同意平反王元化。1986年，桂月华辞世。元化先生在上海衡山路国际礼拜堂送别了母亲。关于妻子，王元化说她，“心里似乎从来不懂得恨。虽然她在关键时刻显示了女性少有的坚强。……从反胡风到她得病前的二十三年漫长岁月里，我的坎坷命运给她带来了无穷的伤害，她都默默地忍受了。”2006年，张可病故，8月12日，又是在上海衡山路国际礼拜堂，元化先生送别了张可。

　　于是这世界变得不再令人着迷，上帝死了，因为爱的离去，人也死了。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有更多的时间，回忆与省思。这是接续着他的三次反思的思考，我推测，它的主题是“爱”——不是抽象而浅薄的概念式的“爱”，而是生命即将终结时，具体而丰富的，足以构成对全部二十世纪激进主义思潮的批判性思考之基础的爱的主题。■

林一烽

丙辰龙

■王学泰


　　从外面讲课归来，刚休息一会，南方都市报记者来电话说：“您知道吗？王元化先生于5月9日晚逝世了。”我大吃一惊，上个月铁骨嶙峋的贾植芳教授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元化先生又遽归道山，思想界、学术界连失两位领袖，震惊之余，令人生“日月风云顿觉闲”之感！


　　睡觉前，静思默想，辛稼轩的送陈亮的《贺新郎》总回旋在我的脑际：


　　“把酒长亭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何处飞来林间鹊，蹙踏松梢微雪，要破帽多添华发。剩水残山无态度，被疏梅料理成风月。两三雁，也萧瑟。”


　　王先生一生的道德文章、学术成就，可叙述评介处、可圈点赞叹处极多，这些自有他的亲朋好友、及门生弟子一一论列，我不敢谬托知己，妄加评论。这里仅就20世纪90年代先生在思想界的地位及其所作的贡献做一评述，作为对先驱者的悼念。


　　20世纪80年代，元化先生一度曾为党务官员，然而，先生的本质和气质还是带有传统色彩的文人作家，或者说是兼具文采风流和办事能力的知识分子，是陈同甫一流人物。内地知识界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批判“四人帮”和极左思潮之后，思想解放和启蒙教育受到广泛的认同。王先生常说自己是“五四的儿子”，本着这个信念，他亲自主编《新启蒙》，目的在于推动文化改造和社会进步。到了20世纪90年代知识界出现了危机，有人批评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是“空疏”“浮躁”，对于社会现实投入过多的关注是“舍其田而耘人之田”，是丧失了学术独立……总之是要改弦更张。在高校和研究单位，人们纷纷表示要走回书斋做专业知识分子。这些现象被李泽厚先生概括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现”。他说，“90年代学术时尚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现。王国维、陈寅恪被抬上天，陈独秀、胡适、鲁迅则退居二线。”（《二十一世纪》1994年第6期）


　　书斋是回去了，然而真正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却没有出现多少，许多学者只是牙牙学语式地稗贩欧美出现的各种“新理论”，枯燥、繁琐、无味、无趣，缺少原创性。学术界、知识界的不景气，真给人以七零八落之感。


　　李泽厚的说法有对的一面，也有说得不准确的一面，因为那个时期还有几位老人———如王元化先生、李慎之先生、何家栋先生等人在支撑着局面，坚持着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和反思，在思想界努力耕耘。他们如同老树挟霜，梅花垂露，点缀着那个独特岁月。至今思之，还令我们这些晚辈后学汗颜。


　　王先生最重要的著作都是20世纪90年代问世的：如《传统与反传统》（1990）、《文心雕龙讲疏》（1992）、《清园夜读》（1993）、《思辨随笔》（1994）、《清园论学集》（1994）、《读黑格尔》（1997）、《清园近思录》（1998）、《谈文短简》（1998）等，虽然每本书的影响不同，但王元化这个名字不是作为学者，更不是作为官员被学人们记住的，而是作为思想的领军人物得到知识界的广泛认同。


　　此时，也就是得知先生过世消息的时刻，我手头仅有《清园夜读》、《思辨随笔》以及和李辉的对话等，这里仅就这些做一些点评，看看先生是不是也与许多学术界人士一样“学术凸现”而“思想淡出”了。


　　丁东等人的“人文对话录”《思想操练》中，智效民、丁东等都认为王先生反思比较彻底。这不仅体现在理性认识上，而且也表现在感情的梳理上。65岁以上知识界人士大都知道张中晓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字”。他是“胡风反革命集团”中最年轻的一员，被主持这个案件的人视为“胡风集团”中最反动的分子。他被逮捕了，后因为旧病复发，咳血不止，保外就医。“三年困难时期”，没工作、没收入的张中晓实在支持不下去而向王先生写信求援。先生也处于危难之中，没有回应，后又来了一信，“再一次向我呼吁，诉诸我的良知，企图唤醒我由于权衡利害逐渐变得麻木而冻结起来的同情心”（见《序·无梦楼随笔》）。这一次，先生把信交给市委文教书记石西民，张中晓总算有了一线生机，多活了两三年。元化先生在为序中重提此事，检讨了自己的懦弱和因此事而导致的“剧烈的心灵交战”。这篇序文真挚坦率，特别具有震撼力，但只有经过那个年代的人才会理解。这是他坚持反思的出发点。


　　王先生说他与张中晓有许多共同“内心体验和精神历程，这首先表现在完全出于自觉的反思上。这种反思是痛苦的。它是以巨大的精神力量来进行的。人的尊严越是遭到凌辱，人的人格意识就愈会变得坚强起来。这是施加暴虐的人所不能理解的”。也就是说王先生的反思来自他的经历和对经历深刻的认识。


　　反思的焦点是启蒙，在这个问题上王先生推重顾准，尊重他在极其艰苦条件下思想所达到的高度。然而，王先生反对把思想定于一尊或一元上，主张排除先入为主的定见、定念。他说，五四以来，人们反传统中往往运用了与传统思维相同的模式。这就是双方在讨论问题之先，都各自具有的“意图伦理”。王先生例举1919年东西方文化论战时，蒋廷黼和杜亚泉曾就思想和态度问题进行的争论。杜批评蒋以感情和意志作为思想的原动力，说：“先定了我喜欢什么，我要什么，然后道理来说明所以喜欢以及要的缘故。”这就是“意图伦理”。它是从一种政治信念引发出来的。这种政治信念又产生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思维模式。说简单点就是“把屁股（后改为立足点）移过来”。这意思是说：在认识真理、辨别是非之前，首先需要端正态度、站稳立场。也就是说：你在认识真理以前首先要解决“爱什么，恨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的问题，以达到“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必须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必须赞成”。但是这样一来，你认识的真理，已经带有既定意图的浓厚色彩了。


　　王先生说：“我觉得这是思想领域的一个重大问题。此外，思想领域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问题。我认为，今天仍需继承五四的启蒙任务；但是五四以来（不是五四时才有）的启蒙心态，则需要克服。我所说的启蒙心态是指对人的力量和理性能力的过分信赖。人的觉醒，人的尊严，人的力量，使人类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但是一旦把人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视为万能，以为可以无坚不摧，不会受到任何局限，而将它绝对化起来，那就会产生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我生于1920年，从小就受到五四思潮的洗礼。我的科学信仰以及接下来的政治信仰，使我亲身体验过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这和我所读过的那时被奉为经典的书籍有关。它们使我相信人的知识可以达到全知全能，从而认定英国经验主义启蒙思想家是不能和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启蒙思想家相比的，因为前者往往是不可知论者，有着怀疑主义倾向。所以，休谟、洛克比不上卢梭，而在德国古典哲学家中间，康德又比不上黑格尔。因为前者多了一份怀疑，少了一份信念。这就是你所说的偏识。……往往自以为真理在握，必不许反对意见有反驳的余地，接下来舆论一律压制不同意见，思想定罪，以至改造人性，发行思想，不都是这样发生的么？……我认为这对于继承五四是不利的，但其影响不但至今未绝，且有变本加厉之势，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元化先生所说的启蒙已经不是把一些既定观念灌输给社会和大众了，而是要激活人们的意志自由和独立思考，这是人们成为自由人的前提。这种思考是比五四大大推进了一步的。


　　王元化先生的思考深入而广泛，余香剩馥，沾溉后人之处很多。我读先生书也有如入宝山之感。我对游民文化的研究也曾受益于先生的思考，这里仅以一瓣心香向先生表达我的敬意和哀悼。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