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 公正的态度

闵良臣

——跟帖兼表达对王元化先生的敬意
闵良臣

　　昨夜晚十时许从邮箱中忽然看到吴洪森先生发来的一个邮件，下面还跟了一网址，点开，就是上面这个主帖。洪森先生向来是青睐我这个读者的，有了什么重要的消息或是好看的文字，往往会发一份到我邮箱，这常让我心生感激，故请允许我在这里再向吴先生说声：谢谢！
　　像我这种人，看王元化先生，犹如一个小学生看博导。而况他不仅是博导，而且可以教博导；而我，就像一个背着书包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即使走在“上学”的路上遇见，并知道是这样一位大学者、思想家，也只是仰头望着他，而王元化先生更不会理会我这样一个小学生。也因此，他去世后，我只是作为一个读者在互联网上读一些悼念和追忆他的文字，根本没想过发言，因为我没有资格作文发帖，哪怕是片言只语。可现在吴先生的意思，显然是不仅要我看看他这个帖子，或许还有如果“顶”一下，当然更好的意思（我说的是或许）。可我这个人跟帖从来没有简单到只UP而不说话的习惯，因此，也就红着脸勉强说几句。
　　王先生不仅是大学者，思想家，我的感觉，他的行文也与常人有别。我住处只有他的一本《思辨随笔》，还是1994年的版本，繁体，十多年前买的。据知后来他在此基础上又修订和增添了不少，但我没有新版本。即使就这一本书，坦白说，我也只读了一部分（倒不是因为繁体，我这个小学生读繁体倒没有问题）。不过现在翻出来看，发现读得很认真。我这人读书无专，全凭那一会儿兴致，或者过于讲究实用性，在读书上是一个“实用主义”（这一点，后来在《知道》中看沈昌文也如此坦白，才多少有点欣慰感）。我所读他的文字，也不知怎么，有“钢化”的感觉，或说读后觉得像“凿子”，直说，就是有点硬吧。但我要说，我喜欢。尤其是现在再来翻看那些文字，更是觉得亲切。
　　这几天读纪念王元化先生的文章，再结合《思辨随笔》中的有些短章，给我最深的感受，就是他不跟风，更不人云亦云，坚持独立思考，并努力说真话。王元化先生说他在提到新启蒙时经常喜欢引用一句话，即“为学不作媚时语”，并且不仅身体力行，还常常提醒身边学人朋友。“什么叫‘为学不作媚时语’”？王元化自己做了阐释：“我认为指的是一方面不媚权势，另一方面也不媚平凡的多数。”别人不说，你看他谈到胡适，特别是谈到具体话题时，不吹不捧，实事求是。说到这里，先想起李慎之先生，2000年春他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文章《“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论思想家陈寅恪》，盛赞陈寅恪，说“曾国藩的做人标准与陈寅恪的做人标准相比，反差真如黑夜和白天一样”。当年我在一篇短文中引用这句话后说了这样几句：“这给近些年不断升温的‘曾国藩热’也许会降下一些温来，同时，也是在给一些一心想以曾国藩为楷模的杂七杂八的人物又树立起一面异样的镜子。在这面镜子面前，照出的绝不仅仅是一些人在学问上的贫乏，更重要的是，这面镜子还将照出各自人格的缺陷，精神的腐朽，思想的禁锢。”
　　《思辨随笔》（1994年版）中有两则专门谈论胡适的，一则叫《胡适论清学》，一则是《谈胡适之学》。读《胡适论清学》，有一波三折之感。王元化先生当然是赞成胡适对做学问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并且认为胡适也是这样做的。但当说到具体情形，王元化先生又认真得很，只认史实。胡适“认为清代学者太重功力，而忽视了理解”。王元化先生认为这一点“可以讨论”。还说，“胡适曾撰文论述清代学术，推重清人的重证据精神”，对顾亭林、钱大昕、高邮王氏父子等人的“治学工夫，都曾备加称颂”，这从表面上看与胡适批评清代学者“太重功力”相悖，但“这符合他的‘拿证据来’的原则”。然而，王元化先生下面又举了胡适日记中“他于一九三七年初与汤用彤所作的一次谈话。日记中说，汤用彤自认胆小，说只能作小心的求证，不能作大胆的假设。胡适说这是‘谦词’。依我看，这未必是谦词，而是老实话。”为什么这么说呢？在王元化先生看来，“这表明两人在治学方法上存在分歧。”尽管“胡适在日记中也承认‘锡予（汤用彤字——闵注）的书极小心，处处注重证据，无证据之说虽有理亦不敢用’”，王元化先生紧接着不仅又跟了一句“凡读过汤著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感受”，并且举证：“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等，迄今仍被人认真阅读，并往往加以征引。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之类，已被后出的著作所取代了。这也多多少少说明两人治学之间的短长所在。”
　　在《谈胡适之学》这则短章中，王元化先生仍是实事求是地谈了他对“胡适之学”的一些认识。近十几二十年来，由于胡适先生被学界重新认识和推崇，于是一些人不辨真假地把一些今日看来很时髦很流行的话说成是胡适说的。比如，“宽容比自由更重要”，分明是胡适在与他的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史学大师伯尔谈话时这位老师对胡适所说，可有些人嘴一张就说“胡适说‘宽容比自由更重要’”。而王元化先生在这则短章中又提到一例，即“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这句话原出自宋人张载的《经学理窟·义理》，原话是：“观书者释己之疑，明至之未达，每见每知所益，则学进矣，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胡适认为自己治学主要得益于一个“疑”字，可对这个疑字的来历却又“说法不一”。分明是来自于张载，胡适却多次认为得益于在美国的学习，甚至具体到“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翻阅《大英百科全书》偶然发现的”，或者“更明确的表白”：“近几十年来，我总欢喜把科学法则说成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我一直承认我对一切科学研究法则中所共有的重要程序的理解，是得力于杜威的教导。”还有，原本“胡适是现代新红学的开宗大师。他在《红楼梦》研究上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容抹煞的。可是他对《红楼梦》本身的评价却很低。”当然，没有一个学术规则要求某人研究一本书，就一定要对那本书有极高的评价。然而有一个常识，即，世人要对某一本书进行研究，肯定是认为此书有着一定的价值，甚至是很高乃至极高的价值，否则，那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特别是像《红楼梦》这本书，说它的价值举世公认，应不为过，不然，也就不会出现直到今天“红学热”不仅不退反而更热闹的现象。又当然，还是已经去世的英国作家毛姆说得好，一本书哪怕全世界的人都吹捧它，只要你觉得不好，大可放下。因此，如果胡适先生仅仅认为《红楼梦》不合他的胃口，谁都不能说什么。可是对一本认为不好、没有什么价值的书却还要进行研究，并且居然还能成为“开宗大师”，实在有些说不通。当然，更有意思的是胡适先生对《红楼梦》评价极低的一个重要理由，竟是认为这本书“没有一个plot（故事情节）”，甚至在1960年致同在台湾的苏雪林的信中说：“我写了几十万字考证《红楼梦》，差不多没有说一句赞颂《红楼梦》的话。”并且认为，“在见解上，《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红楼梦》比不上《海上花列传》……”王元化先生认为：“胡适这样说是文学趣味问题，但正是由plot这一不高明的文学批评标准所形成的文学鉴赏力，才会有这样的文学趣味。”可见，在王元化先生看来，胡适的文学鉴赏力是有问题的。
　　前不久，互联网上有则新闻报道，某地为了迎接官员检查组下来检查（是县级还是更高一级，现在已记不清了），当地居然要求在要去检查的那一段路边的村民住宅用美化遮丑，于是引来网民一片恶骂声。印象中此事件也就发生在王元化先生刚逝世的那两天，于是让我联想起王元化先生。1997年春，他在《书屋》杂志上发表过一组日记，即《一九九三年日记·上》，其中就有这样一则：
　　“五月九日　东运揭幕前夕，市容多采取临时应急措施。记得儿时，北平接待国联李顿调查团时，在东华门大街道路两边树立无数木桩，再覆以宽大白布，以遮掩后面杂乱肮脏。《水浒》中王婆曾云：‘一床锦被遮盖则个’，亦即此类。这种陋习不知何时得改？”
　　以作者当时在上海学界政界的身份，发表这样的文字，需要很大的勇气。他为何就不顾忌，就没有一点“世故”呢？至于我之所以对此段日记有如此深的印象，是因为第二年我在写一篇杂感《为了好看》时引用了这段话，并在征引后说：“头号大的城市与我们这穷乡僻壤的陋习竟是惊人地相似。一句‘市容多采取临时应急措施’，尽管王先生戛然断句，其丰富‘内涵’也不难想象。笔者忍不住在杂志边涂抹一句：‘国人几十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一个样’。”不说王元化先生的学识、思想，单是这勇气、这摒弃世俗的精神，我们又能学来多少呢？
　　自己多年都订阅有《文汇读书周报》，这回原本在星期六就该到的一期，却迟至星期一才到。这期报纸上不仅刊载了王元化的《我与胡风二三事》（报纸说是“重刊”），还有王春瑜先生的《拔地苍松有远声——悼元化先生》，并且在头版就看到深切怀念王元化先生的“本报编辑部”文章《他留下了“精神的伟大力量”》。整篇文章多是引用王元化先生说，而在文章末尾引用的几句尤其让我心生感动，现将其录于此，作为此次跟帖的结束语——我觉得这也正是王元化先生的自我写照：
　　“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敢于秉笔直书，说真话，这就需要有真诚的愿望，坦荡的胸怀，不畏强暴的勇气，不计个人得失的品德；同时，还需要对人对己都具有一种公正的态度。”（《讲真话》，见2003年11月21日《文汇读书周报》）
　　　　　　　　　　　　　　　　　　　　2008年5月2

[ 本帖最后由 闵良臣 于 2008-5-22 10:00 编辑 ]

闵良臣

这本来是一个跟帖。一看内容便知。下午原想先跟帖说两句，然而，真名网始终上不去，甚至直到这个帖子敲出也还是上不去，没有办法，只好先贴到这里。说了，这只是一个跟帖，敲了就挂出，也顾不上字斟句酌了。不管怎么说，也算是对洪森先生发给我那个邮件的一个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