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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7-2 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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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复：那是富有活力的年代
马国川
起草纪念鲁迅的报告
经济观察报：你的履历显示，1963年你从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办的 《新建设》杂志当编辑，一直干到1977年，才从《新建设》杂志社调到文学研究所。开始主要是研究鲁迅吧。
刘再复：研究鲁迅，拼命写关于鲁迅美学思想的论文。因为文化大革命什么书也不让读，就熟读了鲁迅。“文革”还没结束，我就跟哲学社会科学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金秋鹏、汪子春两位合著了《鲁迅与自然科学》。1981年我出版了论著 《鲁迅美学思想论稿》，还和林非合著出版了《鲁迅传》。
经济观察报：1981年你还参与起草了周扬在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所做的报告。
刘再复：是的，周扬复出后，要写一篇论述鲁迅怀疑精神的文章，文学研究所的副所长陈荒煤先生请王士菁先生起草，但嫌写得太一般，就叫我再起草一篇，周扬一看称赞写得非常好，但他并不知道是我写的，以为是王士菁写的。但在起草纪念鲁迅百周年诞辰的纪念报告时，陈荒煤就竭力向周扬推荐我。纪念报告初稿写好后，我们被召集起来开紧急会议，被批评太没有战斗性了。当时的有关部门负责人说，这个稿子不批评自由化，还讲什么作家良知，这些都是资产阶级语言，不行！报告是我和写过《鲁迅哲学思想》的张琢一起起草的，我们听了很不高兴，当场就跟这位负责人辩论起来。
经济观察报：你们两个小人物当场和大领导辩论？
刘再复：当场辩论。我跟他说，我不同意你的批评。因为我们教训太多，不要动不动就批判，报告应从正面阐释道理比较好，低调一点，“良知”也并非资产阶级的东西。后来张琢说，《列宁全集》里面出现“良知”这个词大概有三十几次。辩论非常激烈。下来以后，陈荒煤对我们说，先不要着急，我们要听听其他领导同志意见，我们除了要送这位同志审阅以外，还要送邓颖超，她是筹备委员会的主席。还要送其他政治局委员，看看其他人的意见再说。
经济观察报：结果呢？
刘再复：很快审阅结果纷纷来了，连王震将军都有批示，说写得非常好，凡精彩处都用红铅笔划出来了。王将军划了一片又一片。最后请邓颖超裁决。有一天邓颖超的秘书打电话来了，要跟陈荒煤讲一下。陈荒煤说，你直接跟执笔者刘再复同志说一下吧。邓颖超的秘书说，颖超同志把报告很仔细地看了，她觉得写得非常好，只有一个意见，就是凡是讲到作家的时候，上面最好加上革命两个字。听了邓颖超这个意见以后，有关部门又开紧急会议，我和张琢都参加了。那天是更大的会，局长、部长、副部长全部到了。那位曾经批评我们的领导说，纪念大会快要开始了，时间很紧，原来想组织另外一个班子写报告，看了以后，写得太差了，又长又浅又臭。然后他说，刘再复同志原来起草的这个报告，我请他修改了，现在让他读一遍，看看怎么样。
经济观察报：你就当场给他们读了一遍？很长啊。
刘再复：很长，一万字左右，我读了一个小时。读完以后，王任重说，这个报告经过修改以后不错(其实我一个字都没改)，不过最好能够加上一段反自由化的内容。我说，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如果要加，是不是请你们自己解决？散会以后，周扬过来说，你一会儿跟我到家里面去。我一进他家门，周扬的夫人苏灵扬大姐就在门口等着，她消息很灵通，开会过程的信息都传到她这里了。她很激动地对周扬说，你这个报告如果还要批判这个那个的话，你就不要做这个报告，我们的教训够沉重的了。周扬说，咱们别听她的，到我的工作室，我就跟他过来，他说我看你还是帮我在报告里面加一段话吧，说我们特别要警惕“极左”的倾向。
经济观察报：没有提反自由化？
刘再复：但是到了正式大会上，胡耀邦有一段话批判自由化，周扬现场加了一段话也批判自由化。这也可以理解。“文革”教训给周扬和苏灵扬大姐的印象太深刻。1979年召开第四次文代会，在人大会堂一个厅里先召开筹备会，全国的宣传部长都来了，还有全国的重要作家都到了，不下四百人。我就看到丁玲、萧军、艾青他们几个走过来，指着周扬骂。那天晚上他很难过，他说，他们骂的对，我过去写的文章太伤害人了，太过分了。说着就掉眼泪，他有忏悔意识，很难得，所以我一直敬佩他。
“文学主体论”风波
经济观察报：1983年的关于人道主义、异化等问题的争论你参加了吗？
刘再复：我没参与，那时我在写《性格组合论》。当时我正在走出“文革”时代的阴影。到了1984年，我的思想有了很大突破。意识到大环境变了，时代给我一个生命重新获得意义的可能，应该抓住这一个用苦难换来的瞬间，赶快做，把该说的话说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很自觉，我先放下鲁迅，转向文学理论。我决心要把苏联那套反映论模式推倒。我觉得文学全然不是反映论所描述的那个样。我一直认为文学最根本的要素是三个：心灵，想象力，审美形式。反映论削弱了文学的想象力和心灵深广度，也阻碍了审美形式的多元发展。
经济观察报：很明确，也很自觉的。
刘再复：是的，1986年我出版了《性格组合论》，成为该年十大畅销书，获“金钥匙”奖。前后印了六版，三十多万册。我在签字售书时，读者太多了，台上的桌子都快挤倒了。主持会议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郝铭鉴先生怕我不安全，把我架走了。
经济观察报：文学理论书这样热销很罕见，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
刘再复：胡乔木和钱钟书先生特别支持、鼓励我的理论探索。钱先生还特别给我写了一封信，称赞我的文章是“有目共赏”，这四个字的分量很重，一直鼓舞着我。同时他也告诉我说，《性格组合论》印得太多了，不要再出了，显学很容易变成俗学。说得很中肯。
经济观察报：实际上钱钟书晚年是非常警惕这一点的，九十年代有人办“钱钟书研究”刊物，他就坚决反对。
刘再复：是的，我糊里糊涂当了顾问，被他狠狠批评了一顿。1985年我在《读书》杂志发表《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倡导文学批评方法的变革，随后发表《论文学的主体性》，引发了大陆一场文学理论的论争。我试图从哲学基点上改变整个文学理论的基本模式，用主体论取代反映论。主体论在实践的意义上很简单，就是一个作家参加文学艺术活动，不要用现实主体的身份去参加，如果现实主体是党员，当然讲党性。我主张要用艺术主体的身份去参加，以艺术家、作家的身份去参加，这才能有个性，不可重复与不可替代的个性。我强调个体，强调个体的活力，强调回归作家的本位。这样是把文学理论的哲学基点改变了。
经济观察报：这对于苏联的那套文学理论模式是摧毁性的。
刘再复：可说是颠覆性的。苏联的那套文学理论强调党派性，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泯灭个性的。我从小就非常热爱文学，文学不是像他们所说的那个样子。我讲主体性强调内在、内心、内宇宙，文学是心灵的东西，内宇宙跟外宇宙同样广阔。文学研究所的蔡仪先生是一位老文艺理论家，我也敬重他，他看了我的主体论以后连续几声说是“反马克思主义”。一些人开始批判我了。
经济观察报：老作家姚雪垠也参加到了批判者的行列。
刘再复：他说要用马克思主义重炮来轰炸刘再复，写了三篇长文接连在《红旗》杂志发表，后来还出版了一本小册子。
经济观察报：这真是重炮。
刘再复：本来我是不准备响应的，恰好《文汇月刊》的刘绪源先生来访问我，我就谈了，谈到姚雪垠的心态，说他有一种失落感，还谈到了他的小说《李自成》一卷不如一卷，尤其是后来几卷受了四人帮“高大全”理念的影响。老先生很不高兴，说我是故意诽谤他，声称要控告我，闹得沸沸扬扬的。但后来还是不了了之。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政治经济学家，是伟大的思想家，但不是文学家。我们讨论问题应尊重马克思的意见，但也可以有自己的文学见解，姚先生认为我反马克思主义，把问题看得太严重。我反批评时，也太激动，也不必扯到“四人帮”的文艺上去。
经济观察报：记得四川的作家魏明伦还写了一篇文章 《仿姚雪垠法，致姚雪垠书》，嬉笑怒骂。
刘再复：钱钟书先生看了魏明伦的文章后说，写得好写得好。我现在想起来，觉得当年自己毕竟年轻气盛。其实，如果不刺激姚老的伤痛处，纯粹谈理论就好了。姚雪垠也是反右斗争的受害者，如果他思想开放的话，《李自成》后几卷可能会写得更好。
“文化热”和“方法热”
经济观察报：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中国掀起了“文化热”。
刘再复：我只是起了一些推波助澜的作用，提出变革研究方法，拓展思维空间。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想到了方法论？
刘再复：当然有历史针对性和历史具体性。当时的思维方式，普遍太刻板，太机械。韩少功的小说《爸爸爸》就嘲讽了只会在“爸爸爸”与“X妈妈”两极间摆动的简单思维方式。针对思想不够活泼、灵魂缺少活力的时代病症，我想另辟“法门”。这些全是逼出来的。
经济观察报：当时兴起 “方法论热”，系统论、控制论等很火。
刘再复：提倡系统论，就是想把自然科学的方法也引入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来，当时有人嘲笑我们，但是那时候要冲破教条和旧思想的牢笼，不得不用各种办法。系统论让我们明白万物万有并不那么单一，那么本质化，它总是具有不同层次，不同的子系统。我想借用“赛先生”来帮我们打破机械论与独断论。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说，是很自觉地引进各种方法论。
刘再复：很自觉。1985年在厦门大学召开的 “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论讨论会”，就是在文艺批评“方法论”变革的潮流中召开的，它讨论的问题就包括：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研究中的方法论的新进展及方法论在科学研究工作中的意义，各种研究方法的引进、借鉴和吸收等。我在这次会议之前所发表的 《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近年来我国文学研究的若干发展动态》以及对林兴宅 《论阿Q性格系统》和吕俊华《论阿Q精神胜利法的哲学内涵和心理内涵》的推介，成了会议的一个热门话题。林兴宅最早以系统论研究阿Q，影响挺大的，他是我厦门大学的同学，很能思考。他提出文艺科学可以数学化，成为会上争论最热烈、最有趣的话题。
经济观察报：1985年到1986年被称为“方法年”。
刘再复：后来我把注意力转移到“文学主体性”问题的研究上，随后便发表了影响更大的《论文学的主体性》，没有就“方法论”问题发表更新的意见。
经济观察报：“文化热”中你和林岗合写了《传统与中国人》，为什么想写这个呢？
刘再复：前几年，林岗和我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再版此书时，我们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前言，说明人文学术特别是批评性的人文学术，从来就有两方面不同的含义：一方面老是面对一个具有真实性的问题提出看法，另一方面是在一种社会情景之下与现实的对话。前者是人文批评具有客观性的那一面，后者则是人文批评必不可少的主观性的另一面。在具体的论题中，两者几乎水乳交融。我们这部书的基本点是批评，是跟现实的一种对话，我们探讨的传统实际上是民族的灵魂，批评的是民族性弱点和它在现实中的延伸。这本书影响很大，最近韩国也出版了韩文版。韩国现在出了我四本书：《告别革命》、《传统与中国人》、《面壁沉思录》和《人论二十五种》，和林岗合著的《罪与文学》也在翻译中。
忏悔意识
经济观察报：忏悔意识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
刘再复：我在1986年召开的“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上就提出来了。我在主题报告中说，新时期文学“谴责有余，忏悔不足”。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要开这个学术讨论会？
刘再复：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学，就群体性现象而言，诗歌的主要成就在台湾，而小说的主要成就则是在八十年代的大陆。大陆经历了大起大落，大苦大难，精神内涵比台湾深刻。这里指群体，不是指个案。新时期文学很有成就，出现了一批很有灵魂活力、很有才华的作家。虽然它尚处于过渡阶段，不完全成熟，很多东西正在探索，但是这十年文学所提供的前所未有的、独到的东西，是可以讨论一下了。钱钟书先生出席了开幕式，与会者也把它当成一件新鲜事纷纷传扬。
经济观察报：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什么？
刘再复：中心议题是“新时期文学观念的变革及其流向”，但谈论的话题却远为开阔。
经济观察报：当时的文化气氛还是比较宽松、宽容。
刘再复：这种宽松、宽容的气氛最有利于文学的生长。蔡元培先生曾说：“多歧为贵”，在学术会上能有多种不同意见表达才宝贵，才说明有灵魂的活力。我在《论新时期文学主潮》的长篇发言中，对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作了这样的描述：政治性反思——文化性反思——自审性反思。我发言中的两个问题也成为会议上讨论得最热烈的两个中心：一个是人道主义问题，一个是忏悔意识问题。人道主义是新时期以来我反复谈论的一个题目，这里有一个语境问题，即文化大革命缺乏对人的尊重。很多人都认同我的意见，但也有不少人认为，人道主义是十九世纪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思潮，并不深刻。的确，如果人道主义不落实到对个人尊严、个体灵魂主权的尊重，就会落入空谈。我很清楚这一点。但在当时的语境中，我必须呼唤一下人道关怀。
经济观察报：自审意识就是忏悔意识？
刘再复：自审意识属于忏悔意识范畴之内。但忏悔意识的内涵更为深广。它是出自内心对良知责任的一种体认，即对无罪之罪(不是法律上的罪，而是良心上的罪)和共同犯罪的体认。强调的是在错误中“我也有一分责任”。我觉得，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共同创造了一个错误的时代，不能把什么问题都推给一些“坏人”，我们自己也是犯人，也有意无意地进入共犯结构之中。作家不能只是扮演法官的角色，只是审判时代，更重要的应当审判自身。
经济观察报：其实在巴金晚年作品《随想录》中，就有很深刻的忏悔。
刘再复：记得1987年有一个讨论巴老作品的非常重要的会，一些很重要的作家都到了。正在开会，巴老来电话问：刘再复参加了没有？因为他知道我讲忏悔意识，他特别要我参加这个会。巴老晚年一再说，他参加了对胡风的摧残，看到自己批判胡风的文章，觉得非常惭愧，这是不能赖账的，别人可以原谅我，我自己不能原谅我自己。这太难得了，我们太缺乏这样的忏悔意识，总是以为抓出来几个替罪羊就够了。
经济观察报：有的人对 《随想录》评价非常高，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忏悔录，但是也有些人对《随想录》评价不高，认为艺术性不强。
刘再复：对于一部大精神著作，苛求其艺术形式，没有意思。从精神内涵看，《随想录》很了不起，从没有人这样做，巴老能这样做很不简单。这是我们的一个起点，你首先要面对自己，进行自我审判，这是灵魂的自救。新的生命，新的未来就从这里开始。巴老为我们树立了伟大榜样。我后来干脆和林岗合作写了一本书《罪与文学》，从忏悔意识这个角度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做了一次总评。
文学研究所的所长
经济观察报：1985年你就当上了文学研究所的所长。
刘再复：1985年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长，《文学评论》主编。当时我44岁，在所里面也属于年轻的。我也是社会科学院第一个破格提拔为研究员的。原是鲁迅研究室的副主任，所长是被选出来的。
经济观察报：是民选的吗？
刘再复：是无记名投票，180多人投票，我得了130多票。
经济观察报：民主气氛还蛮好。
刘再复：因为当时改革，要试验民选，无记名投票把我推向历史前沿。我不愿意当，钱钟书先生说你一定要当，他的话对我影响很大。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不愿意当？
刘再复：主要是时间原因，我从小就酷爱文学，把文学作为一种信仰，并且喜欢拥有一种沉浸状态，沉浸于读书写作，不喜欢被行政工作占去时间。世上各种真理可能都是相对的，但有一条真理是绝对的：人生太短，时间不够用。何况我并不稀罕“所长”这种世俗角色。我当时已是全国政协委员、全国青联常委，社会关怀到处都可表达。在政协会上，我是很敢说话的，因为我确实没有私心。政协青年组里的刘晓庆、杜宪，也敢说话，很正直，都是难得的人才。
经济观察报：那时“走向未来”丛书、“中国：文化与世界”丛书、中国文化书院都开始活动了，你和它们有交往吗？
刘再复：很少交往，汤一介、乐黛云老师办中国书院请我去演讲过，在北大很多人听。讲什么我忘记了。那时候我太忙。后来臧克家就上书说，现在文艺界出现一个铁三角，一个是文化部的王蒙，一个是作协的张光年，一个是文学所刘再复，搞自由化的铁三角。胡乔木支持我的性格二重组合理论，认为这符合辩证法，主体论提出来属于学术探索，也很有意义。王蒙曾让谢永旺(《文艺报》主编)传达胡乔木的意见。但是张光年不同意我的“主体论”，还跟人讲，我的《主体论》太个人化了，是否定飞跃。所以我们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没有什么黑三角、铁三角。
经济观察报：1987年反自由化时你也受到了批评吧。
刘再复：1987年初点了几个人的名，当时我主编的《文学评论》上恰好第一篇文章就是其中一个人写的，这一期刊物已出厂，我们把文章撤下来了，但是目录还在。其实完全是技术上的疏忽，但是有人指责我们是“开天窗”，是用青年对付国民党的办法来对付共产党，罪名很吓人。院长胡绳召开紧急会议，我辩解说，我们当时是疏忽，不是“开天窗”，而且这篇文章没什么政治错误，怎么可以这样上纲上线？领导问我的政治敏感性到哪里去了？我说就是没有政治错误。
经济观察报：当场顶起来了？
刘再复：当场顶起来了，我顶来顶去顶了好几回，把胡绳气得够呛，抽烟的时候把烟头倒着抽了。他说，刘再复同志没有政治敏感性，我看他就别当《文学评论》的主编了。我说，你不让我当，我非常高兴，连所长我都不想当，我现在辞去所长，回去马上写辞呈。
经济观察报：领导说什么？
刘再复：他说我没有说文学所长不要当，只是说文学评论的主编不要当。我回去立即写辞呈给他，过了三天还是四天，胡绳收回讲话，还让我当主编。还说我的心情不好可以暂时修养一下。后来我就到广东去了。
经济观察报：你的方式也很让领导人下不了台的。
刘再复：胡绳是一个很和蔼的人。地位很高，名声很大，但没有霸气。收回对我的处理决定，这是很罕见的，很不简单的行为。胡绳也是很丰富的、有性情的人。我这个人很自由主义的。出国以后仍然很独立，我并不觉得自由主义有什么不好，我认为知识分子最好还是自由主义。我现在有两个信念，一个是价值中立，一个是自由主义。价值中立就是不再像过去那样一正一邪地简单区分，我一定要站在中间，超越两边的感情。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是面对真理，我只是秉持一个自由主义的立场。
经济观察报：大概在这个时候你写了散文诗《寻找的悲歌》。
刘再复：因为心情不好，才写了长篇散文诗《寻找的悲歌》。整篇的主旋律就是寻找，寻找灵魂家园，从孩提时代寻找到中年时代。没有终点，没有句号，没有结局的、悲剧式的寻找。其实早在83、84年我就写了《读沧海》、《再读沧海》等散文诗，也得到了散文诗作家如郭风、柯蓝等的赞赏。但是形式上我也想突破他们的东西，柯蓝说散文诗每首只能是三五百字，我偏写三五万字可以吗？我喜欢挑战。《寻找的悲歌》就是我对散文诗的另一类尝试，它长达五万字，共一百二十五节。
经济观察报：直到今天，你的散文在海外还颇有影响，像《读沧海》在华人世界影响很大。春节前菲律宾的中学生朗诵比赛，规定朗诵你的 《慈母颂》。
刘再复：美国、瑞典、澳大利亚的一些课程，还把我的散文作为教材。马悦然夫人陈宁祖大姐还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开我的散文课。散文更容易进入社会。我追求学术、思想、文采三者的结合。
经济观察报：1988年你出席了诺贝尔奖颁奖仪式。
刘再复：我是作为中国第一个作家和学者参加诺贝尔奖的整个发奖仪式，是瑞典正式邀请的，参加了所有的活动，包括国王的宴会。一起去的还有一个科学家修瑞娟。当时科学是邀请修瑞娟，文学界是邀请我。《人民日报》报道了这个事。去的时候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告诉我，他很喜欢高行健的作品，已经把高行健的五个戏剧全部翻译成了瑞典文，每一部都是好作品。他还说，最近接到高行健新写的一个长篇小说《灵山》，可惜手稿看起来太费力，我说我背回去打印。
经济观察报：你又把书稿背回了国内？
刘再复：背回了国内，我太太背到东单去一张一张打印，晚上我就校对，校对以后她再拿去，拿去改过来。然后再送到使馆，让瑞典驻华使馆寄给马悦然。我们哪里想到他后来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经济观察报：你当所长当了四年。你当所长的时候，也是文学所非常活跃的时期。
刘再复：从1985年到1989年，四年。那是文学所非常活跃的时期，在全国影响非常大，《文学评论》上的许多文章引起的震动都非常大，《文学评论》的影响已经超越了文学界。但我只挂主编名，不做具体工作。功劳是王信、陈骏涛等几个很优秀的编辑的。
经济观察报：影响那么大，与那个时代有关系。
刘再复：因为那时候时代创造了我们，另外我们也创造了时代，创造了历史，实际上八十年代我们在共同创造历史。出国后我探讨文学，更注重作家个案，天才都是个案，不能说是时代的产物。
八十年代是有钙质的时代
经济观察报：那么你对八十年代有什么基本判断？在你看来，八十年代留下哪些有价值的文化和观念？
刘再复：八十年代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没有经历过八十年代跟经历过八十年代是很不相同的。八十年代是中国急速变化的年代，它发生的事很多，但最重要的是两件事：第一项是中国打开门户，以新的眼睛与新的姿态面对世界，重新确认自身在地球上的位置。第二项是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八十年代的思想变革是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终止后发生的，中国一部分带有先锋性质的知识分子，意识到文化大革命在心理上、理念上以及思维方式上并没有结束，因此必须继续从过去的阴影与牢笼中走出来，进行包含着建设性因素的文化重构，重新评价一些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今天对八十年代的看法可能还会有不同，但应当承认，它留下一种伟大的文化遗产，这就是中华民族再次闪光的、拥有活力的灵魂。
经济观察报：你如何看待自己在八十年代扮演的角色？
刘再复：在八十年代的变革大潮中，我是潮流中人，是“弄潮儿”。处于40岁前后的中青年时代，充满生命激情，觉得可以开点新风气。今天觉得自己所做的两件事也是有意义的。一是通过文学主体性的表述，打破了以反映论为基点的前苏联文学理论模式，在理念层面上扩大了文学的内心自由空间，支持了个体经验语言和个性创造活力；在实践层面上支持了作家摆脱现实主体的角色羁绊而以艺术主体的身份进入写作。二是通过“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和“新方法论”的表述，推动了以双向思维取代单向思维的变动。可惜八十年代给我的时间太短了。从时代的生态来说，我喜欢八十年代，因为我是思想者，喜欢有思想活水有开拓热情的岁月。而九十年代虽重学术却是思想贫困的时代，犯了思想贫血症和缺钙症，缺少胆识，缺少新话。八十年代是有钙质的时代，是有勇气提出新思想的时代。当然，从个人的生活兴趣来讲，我更喜欢现在在海外的隐逸状态和精神沉浸状态，不再像八十年代那样喜欢做价值的裁判者，而喜欢做观察者与凝思者，八十年代我很入世，很“儒家”，现在虽然对社会也有所关怀，但内心却有一种禅的态度，一种对世俗世界抽离的、超越的、审美的、冷静观照的态度，也可说是“外儒内禅”吧。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说，你已经远离了八十年代。
刘再复：我从八十年代那个出发点出发，又走得很远了。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八十年代文学的总体水平怎么样？
刘再复：我的评价很高，幸好有个八十年代文学出现，使得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大陆文学不至于那么平庸。从文化上讲，我认为二十世纪最好的时期有两个：一个是五四时期，第二个就是八十年代。这两个时期共同的特点是个性的觉醒。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经历了三次大意识的觉醒：第一次觉醒是“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以梁启超为代表。此前中国流行的是 “天下”意识，没有民族国家意识。第二次觉醒就是五四时期“人-个体”意识的觉醒。第三次觉醒是“阶级意识”的觉醒。文学发展的最好时期是“人-个体”意识觉醒的时候，因为文学绝对是充分个人化的活动，没有个性，就没有文学。我讲主体性，所谓主体性就是他人不可重复、不可替代的个性。
经济观察报：独一无二的个性。
刘再复：个性可以走极端。国家要讲策略，但是做人是不可以讲策略、讲技巧的，尤其是作家做人要自然。但文学可以有策略、有技巧，而最重要的、最基本的文本策略就是作家要把自己的理念、情感、艺术发现推向极致，这样才能摆脱平庸，走出自己的路来。作家最怕的是平庸，那么多人写作，要不同于别人，要独树一帜，切不可以四平八稳，不可以平均主义，只能把自己的思想、说法、发现推向极端。而人文科学则不能走极端，应讲理性，我同时担任两个角色，所以常常感到很辛苦。
经济观察报：八十年代为作家提供了这种条件？
刘再复：八十年代跟五四连接起来了。可惜，五四之后，作家的个性很快就毁灭了，郭沫若就是一个典型，五四运动时他是最有个性的作家，“为艺术而艺术，为自我而艺术”，这是他和创造社提出来的。但是后来他们把它否定了。人类的困境是永远存在的，你不能说因为人类的困境和苦难而放弃自我。我认为作家不必充当救世主，只要当历史见证人就可以了。重要的是要发出个人独特的声音。五四运动突出个人，张扬个性，可惜后来个性消失了，阶级的、群体的经验语言代替了个体的经验语言。
经济观察报：从一个“我”的时代进入了“我们”的时代，都是以“我们”在说话，没有了“我”。
刘再复：是的，所以我才提出文学的主体性，不是群体的主体性，也不是民族的主体性，而是个体的主体性。
经济观察报：实际上你的主体性是人道主义讨论的更深一步思考，不是泛泛的人道主义。
刘再复：不是。主体性至少有三个层面：一是人类的主体性，二是民族的主体性，三是个体的主体性。我强调的是个体化的写作，是个体主体性。人道主义不应当停留在空洞的呼唤，如果不化为个体的声音，人道的呼唤一定是空洞的。
经济观察报：但是九十年代以来的实践证明，这种个人化的写作越来越远离大众了，文学丧失了它原来的影响力。
刘再复：文学不要去迎合大众，大众总是把文学当作消费品。我对大众文学的概念是很怀疑的，民间文学和大众文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对民间文学还是比较肯定的。精英文学可以吸收民间文学的智慧，但是大众文学往往迎合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迎合大众的需要和趣味。一般来说，大众的趣味是一种平均数的趣味，甚至是比平均数还要低的趣味。作家天然要突破平均数。天然属于异数，甚至完全是单数，只属于一个人。大众是没办法理解天才的。苏格拉底是被大众判处死刑的，并不是被政府判死刑。他的死向全世界发出一个信息，天才和大众、和多数永远是有矛盾的，五四强调个体是最有力量的，八十年代我讲主体论，重心也是转向个体，不去迎合大众，也不去迎合集体的意志。
经济观察报：只要是守住自己的良心就够了？
刘再复：作家只考虑表现个人的情感，个人独特的发现，不讲社会良心，但要守住个人的良心，讲社会良心容易把良心标准化、权威化。讲个人良心比较具体，又是真正负责任。文学要把最内在的真实生命呈现出来，我认为这样的作家才有出路。我们要追求一种永恒性的价值。文学应活在时间中，不光是活在时代中，更不是活在朝代中。
阔别19年刘再复重返故都
江迅
因「**」去国的刘再复首度回北京，入关、逛街、游园和演讲，一路顺畅。他表示，中国要在物质层面更要在精神层面崛起；知识人要有司马迁面对历史、面对真理，不屈不挠进行价值创造的大精神。
刘再复去国十九年后，终於首度回到北京。北京朋友说，刘再复此行是「奥德赛之行」。古希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一部描述出征，一部抒写回归。刘再复说：「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为什么成为经典？因为史诗象徵人类两种基本经验，一个是出发，一个是回归。奥德赛是二十年后回归，我是十九年。这十九年，我赢得自由时间和自由空间，赢得做人的尊严与骄傲。我感到高兴的是丢掉荣华富贵，却守持生命本真，净化与深化了自己的灵魂。这次回归，与十九年前出走的时候心绪不同，出去的时候，心情很激愤，回来的时候，心情很平静，能以清醒冷静的眼睛观察自己的故国、故都、故人。」刘再复於六月三日回到北京。有朋友说，再过一天就是「**」，选择在这个日子回北京，不是太敏感了？刘再复说，回北京只是纯学术、纯精神活动，与过去的政治没有什么关联。这次回归，也是一种试验，结果一切都非常顺利。入关抵京、逛街游园，一路顺风，感觉非常愉快。刘再复这次回去北京，是应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的邀请，去演讲「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世纪大讲堂》设置在北京大学开讲，於是他到北京，顺便看看长时间思念的友人。一九八九年「**」后他离开中国，二零零零年第一次重返大陆，去中山大学、华南师大演讲，二零零八年四月下旬去深圳大学演讲，至二零零八年五月前，他去大陆，脚下从来没有跨越过广东的界限。
在北京十天，媒体要求采访他，学校请他演讲，他都一一谢绝。他说：「我只是来看故地友人的，十九年来许多朋友、许多前辈关怀着我。我是来还情的。」原福建省省委书记、国务院侨办副主任林一心多次嘱咐香港朋友，比如嘱咐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施祥鹏，要拍一张刘再复的照片，带给他看。这次刘再复回北京看望他，他已经九十六岁，护士在他身边大声喊：「刘再复回来了，他来看你了。」他听见了，微微睁开眼睛，脸上泛着红光，发出颤抖的声音：再复怎麽样了，再复怎麽样了。他已经看不清刘再复的模样。此时，刘再复内心难过，流下眼泪。过去一直很关心刘再复的三联书店前总编范用，今年已八十七岁，看到刘再复很兴奋，但说话已经很不容易了。
刘再复说：「过去十九年了，许多前辈都去世了，看不见了，有些朋友也老了。」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樊骏退休了，他每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都要呼吁，说要让刘再复这样好的知识分子早点回来。这次刘再复去看他，他却患脑血栓了。
刘再复说：「十几年前，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陶斯亮出访美国，给我打电话说：『再复，有一件事值得你自豪，几乎每一年都有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会上替你说话，其中有一位是樊骏，还有一位是叶廷芳』。像这种真诚正直有学问的朋友，年龄大了，又在病中，我要赶紧去看望。有些年轻朋友在电话中大声说：『再复老师，你怎么搞的，安排得这样紧，我们见不到你，大家都有意见了。』他们见不到我，生气了。我非常重感情，那些老人，再不去看，或许下次就看不到了。我是讲究『长幼有序』，外儒内禅。」
在凤凰卫视开讲「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刘再复讲贵族精神的内涵，讲中外贵族的历史，他说，尽管中国的贵族制度（分封制）很早就瓦解了，没有形成严格的贵族道德系谱，没有形成欧洲那种贵族传统和骑士传统。但还是把「富」和「贵」两个概念严格分开，尤其是分清人格的贵贱，崇仰人格的高尚高贵，因此，孔夫子才提倡「富而好学，富而好礼」。希望富了之后，能够往高贵的境界提升，而不是相反方向：富而好色，富而好淫，富而好赌。刘再复说：富了之后意识到人格有贵贱之分，心灵应向高贵处提升，这应是富人最重要的觉悟。西方富豪在二战之后有所反省（这可能与犹太人在战争中的惨痛教训有关），因此，他们把大量财富投入社会精神事业，把财富转化为艺术馆、博物馆和各种教育设施，为提高社会的精神趣味和精神境界作出重大贡献。他说：「这几年美国首富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慷慨捐赠，正是一种从富向贵的极好的精神趋向，这是中国富人可以借鉴的。其实，在这之前，中国着名的华侨领袖、我故乡福建省的富豪陈嘉庚就把他的全部财富用於兴办厦门大学、集美学校和各种教育设施，把闽南地区变成中国文化的重要摇篮，为中国富人走向高贵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我本人就受益於陈嘉庚的泽溉，一直心存感激。」去北京前，刘再复於五月九日去西安，十二日回到香港。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任、教授郑培凯和他一同前往。由陕西师范大学邀请，他第一天作了两场演讲，讲题是《「红楼梦」哲学论纲》。会场挤满师生，演讲一次次被掌声打断，师生对他的由衷欢迎与倾听的热情，令他很感动。翌日他去韩城拜谒太史公墓，来回近六百公里。他去寻找一种中国真正的精神。
他说：「大国崛起，仅仅物质层面的崛起是不够的，一定要有精神层面的崛起。要有司马迁那种面对历史、面对真理、不屈不挠进行价值创造的大精神。老是看那些帝皇坟，没有什意思，图片、影片看得够多了，我一定要去拜谒司马迁的伟大亡灵。大国崛起，不仅是高楼大厦的崛起，也不仅是暴发户的产生，而是一个民族整体结构、整体精神全面的站立起来，除了物质强大，更要有精神的强大。要有我们中华民族的大气度、大灵魂、大思想、大精神、大境界。要有一大批知识分子具有独特的、不拘一格的、无愧於东方大国的精采表述。」
感受中国千年裂变
五月到六月，刘再复几乎在中国生活了一个月，观看中国的变化，感受中国的脉动。他说，北京真的变了，变成世界的一流城市。他认为，中国确实不简单，当下不仅是百年之裂变，而且是千年之裂变，这是鸦片战争一百多年来最好的时期，甚至可以说，千年来中国从来没有这样强盛过，中国真正从乡村时代进入城市时代了，从古典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他说：「十九年了，我对中国陌生了。自己的体验，自己的观察，是最可靠的，以后对中国社会这部大书还要好好阅读，同时，也要认真阅读台湾社会和香港社会这两部大书。」刘再复把阅读「中国社会三书」作为自己的一个额外任务。
在北京，他去很多书店看了，在朋友家也看到很多书，他说，这些年文化出版事业进步很大。他在朋友家看到一部《永乐大典》，售价四十五万元人民币（约合六万五千美元），只印了一百部，出书所用的宣纸、徽墨，都十分讲究，为了让这部书具有当年的那种质感、美感，印刷部门特别栽种了八年的竹子，以造出相宜的纸张。《四库全书》、《四库备要》、《古今小说集成》、《大藏经》等全套精美版本也印出来了。刘再复酷爱书籍，看到北京的朋友们都收藏了那么多好书，羡慕不已。但他也感到，八十年代的那种思想热情、那种活泼心态似乎没有了。
他说：但愿我们不会出现财富丰厚，思想贫困的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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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7-3 0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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