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邵建：“刁民”是语词还是制度

李大兴

前副部长龙永图最近在谈城市拆迁中的“钉子户”问题时，出口不逊：“对待刁民政府要硬气，不要被刁民挟持。”而且政府“不能做群众的尾巴”。这位政府前官员习气未改，从语词到句式乃至语气，都充满了几十年来旧体制下权力者对权利的自大、颟顸和不屑一顾。作为读者，几句话读完，我对此人的感觉只剩四个字：“肉食者鄙”。

一种体制一种语言，这种语言首先就在词汇上体现出来。假如在美国，是否可以设想政府官员会使用“刁民”“群众”这样的贬义性词汇，除了他不想在权力的位子上再坐下去。举一个还不是政府官员的例子，前哈佛校长萨默斯，在一次经济学家的会议上表示：由于生物学方面的原因，男人比女人更适宜在科学方面发展。由于涉嫌女性歧视，此人不但连连道歉，最终还成为他辞去哈佛校长的原因之一。说来原因很简单，在民主体制下，如果你是一个权力者，你的权力来自公众的权利；而且权力的存在就是反哺性地为权利服务。这样一种“权利本位”的关系，就决定了权力对权利的尊重。它如果不想找抽，绝不敢在公共领域对公众使用“刁民”之类的词汇。

皇权体制不然，正如“刁民”是典型的皇权体制的语汇。这种体制，权力为本，民众只有供奉的义务却没有自己的权利。如果有，则属于皇恩浩荡。当权利来自权力时，就注定了权力对权利的驱遣和权利对权力的顺从。一旦不顺即为刁，刁民也者，正是顺民的反面。“群众”一词亦如此。“群”古作“羣”，视民众为顺从的羊，需要来自上面的统治者的统治（“君”即“君领”、“统治”），这正是“群”这个会意字的含义。古代地方长官称“牧”或“州牧”，正是把治下的民众当群羊一般看待。羊当然温顺，而民不温顺，权力者便觉大逆不道：斥为“刁民”、指为“群众”，还常常加上“不明真相”的定语。这样带有对权利侮辱性的语言，不幸我们已经见惯不惊。

语词后面是制度。当一个政府官员张口闭口“刁民”“不明真相”时，不但暴露出权力者骨子里面的思维意识，还可以窥见其制度状况。制度决定语言，民主体制，官员谁敢说“对待刁民政府要硬气”？且不说谁是刁民，这个词分明是以权力尺度为准的。转从权利角度，它其实是很正常的权利和权力之间的博弈。即使权力来自权利的民主体制，只要权力一旦脱体而出，它本身就是和权利相对的一个利益体。当它谋取自己的利益时，最方便动用的名义就是公共利益。因此，对待民间的权利诉求，政府可以谈判，可以诉诸法律，但，绝不能像龙永图那样强行“硬气”。

LS640604

都不是。是坐江山者很自然的思维，所以如果不硬气反到是不正常了。

周泽雄

刁民，是制度性的语词。某种制度决定了某些人会被视为刁民，而另一些人被视为良民或顺民。刁民与公民无法兼容。在公民语系里，没有刁民的立足之地。
区别在于，龙永图硬气地说了出来，而我们原本以为，他们不会公开说出来，只会私下按刁民、顺民的意识去做。
说还是不说，毕竟有所不同。

老木匠

龙永图自己倒可以用“刁官”来形容。

见他丢了官职，下流的本校领导降低身份恭请他来当院长，他欣然接受，可是居然一年摊不到来学校一天。

过去老邓专门骂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官，姓龙的你有种就不要接受院长，接受了就要履职。该干的不干，张着臭嘴到处胡咧咧，不是刁官是什么！

自觉的梦游人

刁民是一个贬义性的词儿，它的实际涵义是介于意会与言传之间。民通人，如果说刁人，就变成一很个体化的词儿，同样的还有刁徒之类。问题是民，民者泯也，泯泯之众。这就使得刁民的涵义很容易地沿着传统，被理解为官本位体系之下的群体，而且是很不和谐顺气的一群，龙某人显然使用了这个层次的涵义。虽然如此，刁民的刁人性，即一般个体性，应该还是可以超制度地调侃着用，或者借着文化的积淀，对那些欺诈作弄之徒愤愤地来两个字，“刁民”。

周泽雄

大家见怪不怪，刁民原是一种客观存在，与之对应的另一个谱系，就是恶吏狗官之类。从人格上讲，刁民和狗官应是一丘之貉。

[ 本帖最后由 周泽雄 于 2008-7-12 22:58 编辑 ]

李大兴

邵兄此文，指出歧视性的语言，与歧视性的制度密不可分。语言不仅是文化事项，更是制度的反射之一。事实上，在美国，歧视性的语言是通过立法来禁用的，反歧视的意识，也是通过制度的制约逐渐形成的。

自觉的梦游人

关于黑人的N词，好像并没有严格的法律限制，N词的一般涵义，在我看来也不尽是针对肤色和黑奴制度。曾经有一次和一个德国佬闲聊，他夸奖中国人时，就是拿黑人作比较，说一个勤快，会千方百计地想着开店做小生意；另一个呢，就瞪着这些店看什么可以偷。这种歧视性的语言绝对和制度无关。

[ 本帖最后由 自觉的梦游人 于 2008-7-13 03:19 编辑 ]

周泽雄

我想，所谓歧视性语言，主要就是针对权力阶层的，至于普通民众私下喝酒聊天时的用词，当局既不便管，也管不胜管。
所以，类似“刁民”这样的词，只是龙前部长说不得，如果梦子和我说说，倒问题不大。

自觉的梦游人

话说回来，只有敢于且习惯于大言不惭地自命父母官的，才会拿着“做过爷”的“威风”，龙前部长才可以那么放肆地把不听话的“前儿子们”叫成刁民。从这一点讲，邵建说“刁民”更加和制度相关，还是有道理的。在选民是爷的国家，其实同样可以是刁官刁民，你刁我刁大家一道刁，但是，因为做爷的倒过来了，政客们也就只能把那个刁字按压在心中，他们知道，一旦这个刁字没有藏好，蹦出嘴来，结果就会刁民放刁，选票跑掉了。

乌龙茶

没看懂。使用“刁民”一词，是对哪类人群的歧视？

乌龙茶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不讨论了。这个话题其实挺有意思。
  个人认为，如果要谈制度性的歧视语言，则“顺民”这个词要比“刁民”这个词更有代表性。

网事情缘

龙永图怎么说话嘴也不关风了？当官当习惯了，恶习难改。

童志刚

所以还能做个题目：《“顺民”是语词还是制度或其他》。

周泽雄

我以为，顺民和刁民，源于同一逻辑。
在刁民-顺民的语言系统里，赤裸裸地含着一个官尊民贱的关系，顺还是刁，视角及立场都来自那个“牧者”。而在公民语境里，官与民只是和法律直面相关，官在民面前天然不具备尊贵身份和权势特征，甚至反过来，由于民是纳税人，结果，“治于人”者反而具备了“治人”的合法性。
在宪政国家，无所谓顺民和刁民，如果一定要借用这个词，做顺官而不是刁官，倒是头等重要的事。
这个词之所以需要讨论，全在于说话者的身份和语境。

乌龙茶

古时，“刁民”一词的确与“顺民”一词相对，因此说它们出自同一种逻辑或同一种思维方式是对的。但在民主政治的背景下，“公民”作为享有法定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是可以与只要权利不要义务的人——现代“刁民”相对的。也许“刁民”这个词总是让我们想到它的产生背景，也就是想到“顺民”这个词。所以我认为，如果“刁民”在今天是指一种含有制度性歧视的语言，那应该先确定，它是指哪一类人群？
   我倒是觉得，“刁民”一词在今天还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顺民”一词是绝没有存在的合理性的。如果真要联系到制度性的歧视，那应该解剖的是“顺民”一词的语义逻辑，而不是“刁民”一词的语义逻辑。

周泽雄

我的意思是，刁民一词如果出自茶兄之口，作为对一类奸滑之徒的归纳，完全可以，正如我也可以这么说说，但它唯独不能出自握有权柄的家伙嘴里。因为如果我们嘴里的刁民还多少具有社会学意义的话，他们嘴里的刁民，却只是不服他们管束的人，按照他们“统治别人”的逻辑，所有的异议者、上访者、批评者都可能被视为“刁民”了。
茶兄说，“如果“刁民”在今天是指一种含有制度性歧视的语言，那应该先确定，它是指哪一类人群？”——依我小见，吾等嘴里的刁民，与彼等嘴里的刁民，不是同一类人。比如上举的“异议者、上访者、批评者”，我们都不会将其归为刁民。
在公民语境里，为难统治者也许只是正当地行使权利，而在专制社会里，则为刁民无疑。类似动辄把群众蔑称为“不明真相的人”，骨子里也是居上者意识的流露，他们嘴里一旦吐出“刁民”二字，我绝不相信其中会有莲花瓣。

李大兴

“顺民”和“刁民”，都是歧视性的语言，这种语言，在私人场合流露，自然属于思想自由的范畴，但在公共场合使用，则应受到惩罚。在美国，使用歧视性的语言不仅会被谴责，还会导致丢官、丢工作一类巨大代价。

乌龙茶

泽雄兄所说的“上访者”，倒是一类有意思的人，在中国，这种人的数量不可小视，他们是不是刁民，倒是很难说。我见过一些上访者（他们并不要见我，因为我不在上），我认为可以算得上是现代刁民。他们不仅具备我所讲的现代刁民的特征——只讲权利不讲义务，而且还具备歪曲事实、夸大其辞、恶意诽谤等种种特征。不过，这种人的所做所为，也正说明我们生活在一个并不成熟的公民社会中。
    我对邵建文中的基本观点都是赞同的。只是我觉得，从“刁民”这个词去挖制度背景上的东西，有点隔靴搔痒了。这与钉子户无关。

章星球

解读吴思：愿天下皆刁民！章星球

6月21日下午，一个阴雨霏霏的日子，百余人士齐聚深圳“物质生活”酒吧，近距离接受了吴思的心灵撞击。人们爱把历史比做激流奔涌的长河，但吴思平静而淡然的语调，让历史更象一条小溪，似乎就流淌在我们每个人身边……

吴思把历史的潜规则和盘揭出，也引发了人们的深思：发现了潜规则以后，战胜潜规则就成为更大的问题。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吴思没有给我们准确的解释，答案似乎需要我们自己去寻找。

晚上打开电脑，在一个拥有近两千名县乡基层干部的论坛上观看一场关于“刁民”的论战。几天前刚有一位教育界的老网友因不满这些乡干部称农民为“刁民”而大发脾气，结果遭到围攻而负气离坛。前天又有另一位网友为讽骂“刁民”，以第一人称虚拟了一个丑陋横蛮的刁民形象，引得基层干部们的一片叫好之声，似乎平时所受“刁民”恶气在这虚拟的网络竟得到了一番痛快淋漓的发泄。当时我也凑兴上了一个玩笑帖：“天下本无刁民，自有狗官始有刁民。既有之，乃蛋鸡相传、久而不知其源也。民皆欲为刁民以获其利，然不知狗官治刁之术，故刁而不知其道也，唯狗官既知治刁之理又悉为官之术，若一朝偶为刁民，必臻刁之化境也。今观君之实践，然也！”

为了进一步弄清刁民这一概念，我随意地翻开了吴思《隐蔽的秩序》一书，一段文字赫然入目： “羊是狼的生存之本－－简称“民本”。大家都懂得爱护羊群的重要意义。奈何抵挡不住眼前绵羊的诱惑，也抵挡不住生育狼崽子的诱惑。这也是有道理的：我不吃，别的狼照吃，我不生，别的狼照生。个体狼的利益与狼群的利益未必一致，如果我的节制不能导致别人的节制，自我的约束对羊群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徒然减少自己的利益而已。在老狼忍不住饕餮的时候，我可以听到一声叹息：它们要是变成刺猬，俺们不就变成清官了么？
原来，我们所理解的“狗官“，在吴思笔下是“老狼”，顺民就是“绵羊”，而“刁民”就是那“刺猬”，至于官僚机构膨胀，当然就是老狼“生育狼崽子的诱惑”造成的。

“它们要是变成刺猬，俺们不就变成清官了么”，其实这一句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解开迷局的钥匙――顺民变成“刺猬”！刺猬就是“刁民”。

欲以“刁民”破潜规则，就必须弄清“刁民”一词的准确含义。首先应该尊重历史，这个词在古代只有中国有，官吏欺压盘剥百姓碰到的硬骨头就被称为“刁民”，所以“刁民”本是官对民的一种称谓，一样皆“民”的老百姓是不会对老百姓使用这个词的。而且，“刁民”既不同于“顺民”，又不同于“暴民”，应该是介于违法犯罪与老实听话之间的那一类，所以才让官吏感到棘手、不好对付。“刁民”一般不会触犯“明制度”，否则就升级为“暴民”了，“刁民”又绝非逆来顺受之民，否则就是顺民，也不致惹得父母官们那么讨厌了。既不触犯明制度又能让父母官深恶痛绝，我们只能下这样的结论，“刁民”触犯的就是官场“潜规则”。

其实，之所以中国古代有刁民而西方没有恰恰体现了中国古代的老百姓享有比西方更多的人权。盖因中国古代是平民社会，官吏基本上也从平民中选拔而出，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就是西村那二狗子吗？穿身差服就神气起来了！中国官僚的底细大家都知道，不象西方那样神秘和高贵，所以中国的老百姓比西方更容易成为刁民。而西方是贵族社会，哪怕是个小小乡长也必须是贵族血统，平民在贵族面前是很自卑的，宗教信仰又告诉他们，活着只是为了赎罪，所以中世纪以前的西方平民大多数选择做顺民，试看整个欧洲愣是没有一场成功的农民起义。人类社会的狼都是羊披上狼皮就成了狼，在古西方贵族社会狼皮世代相袭，所以没人怀疑披上狼皮的羊其实也是羊，在旧中国羊披狼皮的过程却都在羊的眼皮下濒濒发生，所以不服统治的“刁羊”理所当然要多一些。换个角度看，古代中国的刁民既反映了贪官问题，也反映了中国平民社会的先进之处。古中国人“刁”于西方，所以中国的经济总量长期占世界一半以上规模；今天是西人“刁”于国人，所以中国贫穷西方发达。

“刁民”一词的重新出现其实是近二十年的事，实质上是因上访农民引起的，这个词的出现与古代如一辙，官吏治民遭受抵触便以“刁民”斥之。刁民其实反映了历史的进步，计划经济时代就没有“刁民”一词，在政治高压下，“刁民”与“暴民”的界限可以随意修改，连国家主席都保不住自己的性命，普通老百姓没有上方宝剑（如红卫兵运动），哪个敢随便耍刁？象我父亲三十多年前在江西靖安“打工”，是在机枪的监视下劳动，他能“刁”得起来吗？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农民的维权意识日益强烈，越来越懂得有礼有节、有勇有谋地与腐败官吏作斗争－－如宝马彩票案中的刘亮，如我老家湖南湘乡、邵阳、娄底一带的农民抗争行为。同时中央政府对并不违背明制度的“刁民”也越来越宽容，并且采取了更多的保护措施，例如收容制度的改革。由于这些原因，贪官污吏感到越来越不好办事了，所以“刁民”这一称谓也就越来越被官吏频繁使用。“刁民”的出现实质上是时代进步的一个鲜明标志，是中国...领导人民前进的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暴民”对抗的是“明制度”，而“刁民”对抗的是“潜规则”，“暴民”是革命的动力，而“刁民”则是改革的动力。不图改革、势必革命，不欲“刁民”，终必“暴民”。改革能否取得胜利，关键就在培养“刁民”，规避“暴民”。

“刁民”一词能否最终消失，取决于政府转型，由于“刁民”一词本是“官”对“民”的称谓，当我们建立起公共服务型政府，“官”都变成了为“刁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务员”时，“刁民”一词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

吴思揭示了潜规则这一隐秘秩序，而破解潜规则的致命武器就是：天下皆“刺猬”，天下皆“刁民

乌龙茶

星球兄的文章提到另一个词——“狗官”，与这个词相对的是“父母官”。如果“刁民”这个词出自制度性的歧视，那“狗官”这个词出自什么样的歧视？
    所以，我不认为“刁民”一词更能显现歧视的制度性根源，而认为“顺民”这个词更能显现歧视的制度性根源。正如从“狗官”这个词我们看到的是“刁民”的愤怒，而从“父母官”这种词上，我们看到的是“顺民”的温顺。

童志刚

各位言有余力时不妨也顺便说下“愚民”这个词。

乌龙茶

愚民这个词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估计童兄这里说的是名词。不知道有没有智民这种词与之相对。我想，作为名词的愚民今天也是用得上的，而且不一定是制度性的歧视语言。难听一点地说，我们十三亿人中，至少有十亿配得上愚民这种称呼。

李大兴

愚民这个词还是要作为动词考察，茶兄23楼所言未免愤激了些，我是反对用歧视语言的。而且，关键在于制度，如果施行民选，那么即便真的“有十亿配得上愚民”又何妨？何况选票的力量往往说明民众一点也不愚。

乌龙茶

接受大兴兄的批评。确实，民主、民选的过程，也是民众素质能得到不断提高的过程。但现在的问题是，作为制度的民主、民选呼之不出，民众素质始终没有机会得到提高。而在由谁来争取、创造这种机会的问题上，精英路线与大众路线之争，说到底还是一个素质基础的问题。我认为这是所谓胡鲁之争的背景。

章星球

乌龙茶兄说得对，根源在于父母官和顺民的道德正当性，而刁民则是与这一道德正当性相悖的，所以我的文章中说刁民涌现时也就是民间社会进步的标志。

菊茶

“而在由谁来争取、创造这种机会的问题上，精英路线与大众路线之争，说到底还是一个素质基础的问题。”
为什么？能否详细解释一下？感觉这个问题很重要。

乌龙茶

菊茶？差点误以为是我自己。现在特殊时候，我不敢说。
   
   1、胡适、鲁迅那个年代的思想分歧，今天依然存在。
   2、民国之后的精英分子，与今天的精英分子大为不同。但关心民族前途和命运的精英分子，无论是民国之后的还是今天的，都面对同一个问题——变革后的新制度是从西方舶来的，但此制度非彼制度。
   3、对此可以有两种方案：一是从文化上解释，在鲁迅就是从改造国民的劣根性上找出路，二是从制度精神的培育和制度的完善程度上找出路，在胡适就是渐进改良。
   4、胡鲁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分歧，上述两种方案只是侧重点不同，他们都看到了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制度与文化。真正不同的是另一个方案——革命的方案。后一个方案是最“成功”的，因此才有1949年后的新中国。
   5、第三种方案是通过发动人民群众取得胜利的，是最典型的大众主义路线。
   6、今天的精英分子都知道这个路线成功的奥秘，只不过有的想独善其身，有的想投机取巧。
   7、凡精英分子，只要参与讨论，就不只是想表达看法，还想教育。愚民可以改造，也可以利用。
   8、大众有权选择谁来教育以及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因此有“教育权”之争。
   9、精英之间的差别，是“教育方法”上的差别。
   10、制度——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将来未必是精英分子设计的产品。在现阶段，大众的价值主要在于选择他们喜爱的产品。
   11、因此对大众的“教育”，其实就是“品味”的培养。可以投其所好，也可以下猛药。

菊茶

谢谢了，俺总结如下：民众是政治市场的消费者，精英是政治市场的生产者。精英生产什么产品就看消费者的消费口味了。所谓教育，就是引导市场、创造市场。所谓教育方法问题就是开拓市场方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