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忠信：蔣經國的歷史資產

李旧苗

胡忠信


    二○○八年一月十三日是蔣經國逝世二十周年，適逢台灣正在進行有史以來最激烈的立委、總統大選，政治板塊的消長，沒有人有絕對的把握可以加以預測。然而，承續蔣經國政治命脈的中國國民黨，以及蔣經國容許開放黨禁而成立的民進黨，正在進行一場“輸者即走入歷史”的決戰，兩黨都揮之不去蔣經國的陰影。有趣的對照是，蔣介石、蔣經國早已退出政壇二、三十年，“去蔣化”竟然是選舉的攻防主軸之一，光由此點就可看出蔣經國歷史資產的影響力。
　　判斷一個政治人物，往往是以他退場的方式做為判斷之依據。日本傳統戲劇所強調的“花道”，男女主角必須優雅的退出舞台，完全適用於政治層面。蔣經國的身世與經歷極其複雜，他是蔣介石的兒子，卻留學俄國成為共產黨員，與父親劃清界線，回中國後成為蔣介石極力予以培養的接班人，“贛南經驗”使蔣經國初試聲啼，國共內戰上海“打老虎”鍛羽而歸，蔣經國真正展現實力的舞台不是中國卻是台灣，從五○年代掌握情治、政工系統，六○年代進入軍事體系，七○年代成為行政院長主張“革新保台”，一九七八年成為總統，十年以後死於任上。正如金字塔旁的人面獅身像，蔣經國本人就是一個謎團，無法用最簡單的觀念加以解讀。
　　一九五○年代國府退守台灣，美蘇冷戰進入高峰期，台灣的戒嚴體制進入肅殺階段，白色恐怖的帳都被算到蔣經國頭上，“特務頭子”成為蔣經國被台灣民間敵視的最主要因素，哪怕蔣經國已逝世二十年，五十歲以上的台灣知識分子對這一段歷史仍然記憶深刻。民進黨內的基本教義派對兩蔣父子的高壓統治永遠無法釋懷，其情況與西班牙法西斯獨裁者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的狀況沒有兩樣，西班牙最近通過“歷史記憶法”，重新省視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的統治，是有其歷史經驗與創痛。南非在民主化以後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由圖圖大主教主持調查與賠償、和解歷程，台灣並沒有經過心靈的洗濯，以致“去蔣化”仍然成為目前政爭的主題。
　　儘管蔣經國在政治統治上備受爭論，但正如台灣歷代統治者如清代的劉銘傳與日治時代的後藤新平，蔣經國在一九七○年代行政院長任上推動的“十大建設”，卻成為台灣塑造“經濟奇蹟”的主要動力，其後台灣中小企業走遍全世界成為“日不落台商”，電子產業成為出口主力，蔣經國的視野與魄力不容抹殺。尤其蔣經國一手拉拔尹仲容、李國鼎、孫運璿等外省官僚成為財經火車頭，繼又透過“吹台青政策”拉拔本土政治精英，李登輝說他是“經國學校”出身，與日本戰後吉田茂的“吉田學校”相互輝映。蔣經國的“本土化”栽培了新一代行政官僚，台灣快速由農村經濟轉型成資訊經濟，如果沒有蔣經國的推動，很難想像是否能如此快速而穩當。
　　中產階級形成，必然提出參政的要求，這也是蔣經國必須面對的民主化問題。從一九七五年台灣政論事件、一九七七年中壢事件、一九七八年美麗島問政運動，民主化從小而大以致撲天蓋地而來，蔣經國先採取鎮壓，最後只能默認，甚至開放黨禁、報禁，一九八七年不得不宣布解嚴，蔣經國死前提出一連串民主議題，他也深知“大江東流擋不住”，他必須站在正確歷史的一邊，他必須在乎歷史的評價，而不能只在乎一時權力的掌握。國民黨在蔣經國手中，也由剛性威權政黨轉型成柔性威權政黨，甚至為成為民主政黨做了思想準備。
　　蔣經國深受中國傳統教育薰陶，受到五四運動愛國主義鼓舞，因緣際會加入了俄國共產黨，體驗了史達林的統治，學習了俄國知識分子民粹黨的走入基層。蔣經國中年以後與美國人打交道，置身於美式民主的情境，他最後選擇了自由、民主、人權的核心價值，揚棄了法西斯或共產主義，這是蔣經國傳奇性一生的奇遇。尤其面對台灣本土化、民主化浪潮，蔣經國順應潮流而非攖其鋒，領導者順風轉舵留下歷史地位，這是蔣經國的智慧抉擇。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經常赴台訪問，與蔣經國成為好友，兩人連袂赴鄉間參訪，有一次李光耀以流利的福佬話與民間人士對談，蔣經國看到此時此景感慨萬千，客家人李光耀為了做好領導者，痛下決心學會福佬話（閩南話），蔣經國卻只能講一口“浙江國語”，蔣經國在臨終前曾公開說“我也是台灣人”，與李光耀所給予的精神震撼有關。蔣經國選擇了做台灣人，二十年後的台灣人又如何接納蔣經國？
　　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顯示，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無不以軍事強人身分崛起，他們始終無法跳脫武力的歷史循環，蔣經國在台灣的經驗，卻選擇了完全不同的歷史進程，他在政治民主、市場經濟、公民社會的衝撞轉折期，寧願回歸到政治生活的基本面，以民生經濟做為優先考量，蔣經國重新塑造自己，也為自己爭取到新的評價，台灣最早成為民主化的華人地區，與蔣經國的抉擇、意志自然有因果關係。
　　歷史是永無休止的爭論，歷史也是現在與過去之間無休止的對話。蔣經國的歷史資產仍在發酵，無論對他採取何種評價，雖然他過世已二十年，但好像他昨天才過世一樣，仍然值得我們深思、反省、辯論。

李旧苗

政大台灣史研究所長 薛化元


    一、前言
    從1949年到1988年為止，台灣基本上是在蔣中正與蔣經國兩位蔣總統的統治下。在這一段時間內，台灣歷經長期的戒嚴，直到1987年解嚴，才進入另一個階段。不過，從1980年代後期展開改革之後，台灣的政治發展，則有相當自傲傲人的成績。從解除戒嚴、終止動員戡亂、國會全面改選到1996年的總統直選，臺灣的政治改革受到相當高的評價，而名列「自由之家」評價的自由國家之林。
    其中有關蔣經國的歷史評價問題，往往跟他晚年推動解除戒嚴及台灣的自由化有密切的關係。直到最近的民調，一般人民認為蔣經國對台灣民主的貢獻仍然遠高於戰後台灣歷任的國家元首。這也反映了蔣中正與蔣經國兩位國家領導人統治的階段，台灣的政治發展有相當的差異。如同美國學者Edwin A. Winckler所指出的有所謂的「硬式威權」(蔣中正統治時代)以及「軟式威權」(蔣經國時代)的區分。而蔣經國主政期間，台灣的經濟發展也常常為學界所引用，不過，如此評斷蔣經國的歷史地位是否合乎當時歷史時空情境，或是在台灣歷史脈絡中的定位呢？
    基本上本文希望從兩個角度，來討論蔣經國的歷史評價問題。首先是蔣經國時代是如何建構而成的，也就是蔣經國如何接班的歷程。透過此一歷程，可以呈現蔣經國接班之前的從政軌跡，提供對其歷史評價的部分重要的背景。其次，則是探討蔣經國接班以後，特別是在其執政晚期，推動解嚴的歷史意義，而這是蔣經國目前在台灣政治改革歷程中的主要貢獻，也是其執政迄今仍受到正面評價的主要歷史背景。
    二、 蔣經國時代的來臨
    在台灣歷史上，作為政治領導人，蔣經國時代的來臨可以說是醞釀最久，接班也最全面的。雖然目前有一些政治觀察家或是研究者，偶而會提及蔣經國的政治領導地位在1960年代末期或是1970年代初期曾經遭到強力的挑戰。不過，如果透過其接班歷程的長期考察，或許有一些小的波折，對其地位構成強力挑戰的，可能就略嫌誇大了。
    蔣經國最早有效掌控的是情治機構。1949年年中，國家安全局前身的「政治行動委員會」成立，由唐縱擔任主任。1950年末改組為「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1954年7月再改組為直屬國防會議的國家安全局。而蔣經國在1949年7月蔣中正在高雄召集原有情治單位負責人唐縱、毛人鳳等人，會談整編情治單位組織時，即已扮演重要角色，其後更藉此一組織逐漸掌控情治機構的主導權。1950年3月，蔣經國就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一職，進一步將其影響力伸往軍方。此後透過國軍的政治工作甚至其後政工系統的建立，蔣經國在軍方的影響力與日俱增。而且在總政治部主任任內，蔣經國也具體參與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委會的偵辦工作。
    至於在黨務系統部分，蔣經國的地位在1950年7月蔣中正總裁選任他與陳誠等十六人為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後日益重要。由於中央改造委員會取代了C.C.派有相當主導力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及中央監察委員會。以陳果夫、陳立夫兄弟為首的C.C.派在此次權力重組中，退出國民黨權力核心。相對地，蔣經國列名中央改造委員，使原本在黨內權力結構中未居要津的他，正式進入黨的權力核心。而他在改造中擔任幹部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也逐漸主導黨的組訓工作，此舉一方面建立他與國民黨幹部之間的個人關係，也擴大他在黨內的人脈，對於日後蔣經國在國民黨內的權力基礎，也有相當正面的助益。1952年他在國民黨中央委員的排名緊接在陳誠之後，展現其在黨內的地位。
    而1952年10月以響應蔣中正總統當年青年節發表〈告全國青年書〉之號召為名，成立由蔣經國擔任主任的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一方面作為其領導人蔣經國主任競逐國民黨內權力的重要基礎，另一方面則成為黨國體制的輔助機構，以青年、學生的動員、控制作為主要工作。而透過救國團的機制，蔣經國的影響力進一步往校園及青年學生延伸。
    在前述權力的接班過程中，由於體制和理念的差異，蔣經國與被視為帶有自由派背景的政治人物發生了一些衝突。其中總政治部及軍隊政工系統的運作，蔣經國與陸軍總司令孫立人發生嚴重的衝突；救國團的成立，則遭到臺灣省主席吳國楨的杯葛，其後吳國楨辭去省主席出國，就與他和蔣經國的權力衝突有關。而吳國楨與孫立人等帶有自由派色彩的實力人物陸續失勢，則在阻力消失後，蔣經國影響力的擴張也更為順利。
    相對地，蔣經國在政府部門地位的提升，則時間較後，而且先是循體制外的方式進行。1954年9月在沒有法源的狀況下，國防會議改組，蔣經國出任副秘書長一職。國防會議後來成為動員戡亂時期有太上行政院之稱的國家安全會議，有研究者即認為蔣經國在此一職位上，對整體國政有進一步的掌控。1957年蔣經國接任退輔會主委、1958年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是蔣經國進入正式行政體制的重要開端。但直到陳誠不再主導行政部門之後，蔣經國1964年才出任國防部副部長，尋即接任部長。
    而1969年在嚴家淦內閣中，蔣經國出任行政院副院長，在其接班過程有重要的指標意義。當時行政院長嚴家淦出身財經官僚，但是，卻在行政組織改組中，將財政、經濟、金融的決策主導權讓予蔣經國。蔣經國接任經合會主任委員及召集、主持「財政經濟金融會報」，正是其掌控財經部門，為其日後全面接班建立另一個重要基礎，也意味著他在行政系統主導力的顯著增加。1972年5月他出任行政院長，已經是行政體系實質的領導人，1975年蔣中正去世，蔣經國成為國民黨主席，正式取得黨政系統的領導權，至於1978年正式擔任總統，乃是其最為中華民國最高領導人的「實至名歸」。
    從前述的討論中，本文試圖呈獻蔣經國時代如何來臨的歷史過程。如此，不但有助國人於瞭解蔣經國的領導地位如何建構，而他擔任的不同職位，根據權責對於此一期間和相關的歷史事件自有相當影響力，無論是正面或是負面，這也提供進行蔣經國歷史評價的重要路徑。
    三、解除戒嚴與台灣自由化的問題
    如前所述，作為國家元首，蔣經國對臺灣民主的貢獻，仍然高於歷任及現任的國家元首。此一結果與蔣經國在總統任內的晚期，於1987年宣布解除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在台灣民間受到相當正面的評價有關。不過，從學術的角度來看，此一評論尚有相當值得探討之處。首先解除戒嚴與臺灣自由化的改革，甚至民主化改革劃上等號，並不是很適當。因為，如果未能建立透過定期選舉決定誰來執政的機制民主政治的落實，便還有相當距離。比較有爭議的，是解除戒嚴與自由化改革地關係。因為解除戒嚴一定是自由化改革的關鍵一步，問題是解除戒嚴以後，自由化改革還有哪些必須繼續推動，才能達到憲法保障的基本人權，受到原則上保障的程度。
    基本上，自由化乃是從基本人權受到國家公權力限制、侵害的狀態，朝向免於受到國家公權力侵害，甚至得到國家公權力保障的歷程。基於此一認識，便有必基本人權在台灣，如何受到限制的歷史。
    從歷史的脈絡來看，1946年年底雖然通過中華民國憲法後，但由於國共政治協商失敗，中國內戰再起，行憲的準備程序根本沒有推動。國民政府隨即在1947年7月5日發佈訓令宣告全國總動員，「以戡平共匪叛亂，掃除民主障礙」。7月18日，國民政府國務會議通過「動員戡亂完成憲政實施綱要」案。此後，以總動員法作為主要依據，針對經濟物資的統制、徵收物資的方式、交通工具之管制加以規範、限制。透過本綱要的實施，在動員戡亂體制下毋須戒嚴令，即已相當程度達成限制人權的效果。就算是1947年年底開始實施中華民國憲法，實質上仍混雜著強烈的戰時體制性質。此後以動員戡亂為名，或是根據總動員法制訂限制人權的法律或命令，為數甚多。直到1950年代末期，總統府臨時行政改革委員會，針對人權保障問題，還主張「各級政府機關基於辦理某種業務或為某種措施之需要，而欲取得法律上依據者，應就現行有關法律，建議補充修訂，而不應該請行政院，依據總動員法，發佈命令。」
    1949年5月19日，全臺各大報報導臺灣省政府及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公告自5月20日起，全臺戒嚴，基隆港與高雄港並實施宵禁，此後臺灣進入長達三十八年之久的戒嚴統治之中，人民的人權甚受限制。特別是在白色恐怖時期，令人聞之色變的「懲治叛亂條例」規定戒嚴時期，觸犯此一特別刑法的案件皆劃歸軍法審判，更是此一時期政治犯共同的經歷。而解除戒嚴，則是改善了戒嚴令下根據戒嚴法對人權的限制，這固然相當重要，不過動員戡亂體制仍然繼續存續。換句話說，單單解嚴，仍不足以恢復憲政體制對人權的保障，自由化的改革也尚未完成。
    其次，解除戒嚴也有其外在的時空背景。1970年以來，中華民國政府在國際舞台的空間受到打壓，在某種意義上，弔詭地成為台灣政治改革的契機。在台灣內部，不僅黨外政治人物和自由人士要求改革，失去國際上作為中國代表的地位，國民黨當局也試圖透過開放有限度的政治參與，包括如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補強其統治台灣的正當性。而在台灣外部，特別是美國政策（準備）轉向與中國關係正常化，最後不再承認中華民國，而以「台灣關係法」規範美國與台灣關係，使中華民國的外交遭到重大挫折，但是美國對台灣戰略位置的重視程度降低，相對地，對於台灣政治改革及自由人權的發展則更加重視，這對台灣的政治發展則是有利的因素。
    其中促使執政者進一步推動改革的，黨外運動是一個重要因素。1986年9月28日，當時的黨外人士藉著召開後援會的機會，趁機宣布組成民主進步黨，衝擊政府的黨禁政策。當時蔣經國總統領導的國民黨，權衡國內外的情勢，雖然不承認反對黨的組黨，不過也沒有採取強力的鎮壓。另一方面，針對此一衝擊黨禁的行為，兼任國民黨主席的蔣經國則藉著會見國外的記者的機會，說明其對開放黨禁，及對新的政黨政治取向限制的意見。1986年10月7日，蔣經國總統在接見美國《華盛頓郵報》董事長葛蘭姆（Katharine Graham）女士，表示中華民國政府即將進行政治改革，並針對反對黨的組成，提出了三個條件：「他們必須承認憲法，並且認同根據憲法所制訂的國家體制。新黨必須是反共的。他們不得從事任何分離運動——我所指的是「臺獨」運動」。這也是以後所謂國家安全法的三原則「人民集會、結社，不得違背憲法或主張共產主義，或主張分裂國土」的雛形。
    此時的蔣經國，是手握國民黨黨權及國家行政權的政治強人，他的宣示意味著台灣政局將正式走向解嚴及開放黨禁的方向。而蔣經國總統對新黨政治主張的限制宣告，也宣示了他晚年最後展開的自由化改革的限制。
    在國民黨黨政運作下， 1987年6月，立法院通過的「國家安全法」，將蔣經國總統最早有關組織政黨的三項限制原則納入，並擴大其適用範圍，以限制解嚴後台灣人民的政治自由。其後在「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動員戡亂時期集會遊行法」及「動員戡亂時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的立法或是修法過程中，也加入國家安全法三原則的文字，並確立罰則，以有效限制國內政治活動的發展。此外，對於人民出入國境的權利，以及戒嚴法中規定解嚴後受到軍法審判的人民可以要求重審的權利，在國家安全法中，也都明文限制或禁止。
    至於攸關「轉型正義」落實的戒嚴時期軍事審判案件，在國家安全法中，也凍結了戒嚴體制內原本的救濟規定。根據戒嚴法的規定，在戒嚴期間因為戒嚴令，受到軍法審判的一般人民，在解除戒嚴之後可以重新要求普通法院審判。此舉的立法精神，乃是因為在戒嚴法體制之下，人民接受軍法審判，比較欠缺正當法律程序及人權保障措施，因此在解嚴之後，原本受憲法保障不受軍法審判的人民，可以透過此一制度性的安排，在「解嚴之翌日起，依法上訴」。不過，由於在戒嚴令實施的38年期間，有相當多的政治案件係透過軍法審判，重新審判的結果，可能將衝擊當時國民黨統治的體制，因而透過國安法限制人民根據戒嚴法規定尋求重新審判的機會。
    小結
    整體而言，在台灣白色恐怖期間，蔣經國對於國民黨當局侵害人權，基本上必須負起相當的決策或是行政的責任。更重要的是，台灣的解嚴當能是影響蔣經國歷史評價的重要施政，可是解嚴的本身當然對台灣的自由化改革有關鍵的意義，然而，由於台灣在1949年以降，是動員戡亂與戒嚴混合而成的非常體制。縱使解嚴，動員戡亂體制尚未終止，台灣的自由化仍然離民主憲政國家的標準還有一大段距離，更不用提蔣經國總統決定解除戒嚴的同時，透過國安法也凍結了戒嚴法體制都賦予的，受到軍法審判的人民尋求司法救濟的權利，同時進一步限制了台灣人民的言論空間。就此而言，他的改革措施明顯有其限度，無法與自由化的改革畫上等號。不過解除戒嚴既是台灣自由化改革關鍵的一步，蔣經國總統在關鍵的時候選擇改革，確實對促進以後台灣的政治發展起了相當正面的作用。

老木匠

而1952年10月以響應蔣中正總統當年青年節發表〈告全國青年書〉之號召為名，成立由蔣經國擔任主任的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一方面作為其領導人蔣經國主任競逐國民黨內權力的重要基礎，另一方面則成為黨國體制的輔助機構，以青年、學生的動員、控制作為主要工作。而透過救國團的機制，蔣經國的影響力進一步往校園及青年學生延伸。

————这个就是大陆期间的三青团。2005年带了学生去台湾参加比赛，住的就是这个救国团的台北中心，在圆山大饭店下面。里面到处是经国的像、题词。大堂里有一只狼狗的塑像。

李旧苗

现在在台湾政坛很活跃的李庆华、李庆安兄妹的爸爸李焕（老木匠兄的系友，当年在复旦法律系读书时就是学校三青团的主要负责干部），从“救国团”成立开始到70年代后期，一直在帮蒋经国实际主持这个机构，他后来当过国民党的中央秘书长和行政院长。李焕前几年回过母校复旦，老木匠兄有没有印象？

李旧苗

老木匠兄，你上面回帖中说的带学生去台湾参加比赛，是不是复旦输给世新的那场辩论赛？世新辩论队有个叫汪和宁的男青年，很活跃，好多海峡两岸的辩论赛都能见到他的身影，现在去当了曾任国民党副主席、现为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的林益世的立委助理，看来也是想从政。

老木匠

汪和宁有印象的，很儒雅的一个男生，也很坦率。那天比赛结束后，在食堂一起吃饭，他很真诚的说：去年我们输给了你们，今年也没有赢你们。

因为那场比赛的评委实在是有点问题。世新的女一辩一开场就说错了话，结束后泪流满面的。可最后的评分简直荒唐到极点。

当助理不一定从政，但确实是个很好的进身之阶，可以建立起人脉关系。

老木匠

那种大人物来，俺们小百姓没有关系的。

心中有刀

以前我住的地方能收看卫星电视，有两年几乎每晚都看TVBS的《新闻夜总会》，胡忠信跟帅化民、江岷钦等人常在那档节目里出镜，侃侃而谈，他们的思维质量和语言表达水平都很高，非此岸政治人物可及。

李旧苗

2000年台大选前，一本名为《台湾之子》的陈水扁传记感动了无数人，也为阿扁拉到了不少选票，该书主要策划和操刀者之一，就是主帖的作者——胡忠信。

李旧苗

原帖由 心中有刀 于 2008-7-26 21:56 发表
以前我住的地方能收看卫星电视，有两年几乎每晚都看TVBS的《新闻夜总会》，胡忠信跟帅化民、江岷钦等人常在那档节目里出镜，侃侃而谈，他们的思维质量和语言表达水平都很高，非此岸政治人物可及。

刀兄能认出照片上的人是谁吗？呵呵，这是江岷钦整整三十年前拍的，当时他在中兴大学法商学院行政系读二年级。

心中有刀

多谢土豆兄。

此照片值得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