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炜：三位沈先生

李旧苗

写过《香椿》一文后，很多朋友都这么劝我：你不要守着宝山不识宝呀，像张充和这么一位硕果仅存的世纪老人，一身都是可以入书入画的故事，你可得要逮着空儿就去看看老人家，多听她讲故事。她的那些宝贵记忆，记录下来留给后人，就是一笔文化财富；毕竟是年过九旬的老人，带走了，就可惜了。
　　我跟张先生说，她直摇头：“我没有什么值得写的故事。好些年前，就有人说要给我写传记，被我一口回绝了。我不觉得自己是个什么值得立传的人物。”我知道张充和生性淡泊，从不在乎那些外在的虚名，但却非常爱惜羽毛，不愿意别人乱写她，她对坊间某些不实的文字，是颇有微词的。可是，被我缠多了，我倚小卖小，总趁着她兴致勃勃又提起什么好玩旧事的时候，就把这个话题提出来——她便说：“好吧，我以后随便乱讲的什么东西，你可以做点记录。我还是坚持不肯让人写什么传记，你就记点好玩的小故事吧！”
　　这，就是下面这些故事的由来。
　　“哎哟，有鬼哟！”
　　——关于沈从文碑文的故事
　　从中国回来，去看张充和先生。谈到我回了一趟下乡的海南岛，有一位下乡的知青老友分手时告诉我：他将去湘西凤凰，看看沈从文先生的旧居。我便叮嘱他：到了沈先生墓前，代我烧一炷香，抚一抚那块当作墓碑的大石头，因为在自己的文学路途上，沈先生的湘西文字，一直对我起着一种领路的作用。我还对他说：冥冥中常常觉得跟沈老先生有缘，不知怎么着，就会三不五时和沈先生的东西或者沈家的人遇上了。比如沈先生墓碑上有两行碑文，就是我一位熟悉并且敬重的老人写的——那是沈先生的内妹、现在就住在耶鲁附近的张充和先生。
　　说起沈从文，张先生的双眼晶亮起来。
　　“我听说，那块作墓碑的大石头，是他们沈家的青壮后生从山上推下来的呢。”张先生笑眯眯说道：“沈先生走的时候，他北京的一个侄子给我打电话，让我写一副挽联，说第二天开追悼会就要用。要得这么急，我怎么写啊？我告诉他：我恐怕写不出来。”
　　我说：“我记得你后来写的是很精辟的四句话，具体文字，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张先生便站起来，走到饭厅她日常写字练字的大饭桌上，扯下一方边角的宣纸，拿过手边的圆珠笔，以竖行写下：
　　不折不从，亦慈亦让；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即便是顺手用圆珠笔写下的文字，也是铁画银钩，带着书法的劲道的。
　　“……那天夜里，我怎么都睡不着了，满脑子都是跟沈先生有关的事情。睡到半夜，干脆爬起来，研墨写字，顺手就写下了这四句话。”张先生把纸张递给我，点着上面的文字，解释道：“不折不从，说的是沈先生的坚守。他坐过国民党的牢，在文革中也受过各种苦，可是他总是能坚守住自己的一点东西。后面的，就更好理解了……”
　　我说：“这四句话，确实把沈先生一生的品性都勾勒出来了。”
　　“……写好了字，我是用传真机给北京Fax过去的。我告诉他们，这不算挽联，就是记下了我心里对沈先生的感觉。没想到，他们大家都说好。我没有回湘西凤凰去看过，我听说，这四句话，他们是从我的Fax上直接放大，雕刻到墓碑上去的，就刻在那块作墓碑的大石头的背面……”
　　我说：“我的好多朋友都专程去湘西拜祭过沈先生，都特别喜欢那块巨石墓碑，喜欢你写的这四句话。”
　　张先生笑吟吟道：“更神怪的事情还在后面呢！他们都说好，还说我把沈先生的名字也嵌在里面了。我吃了一大惊：没有哇！我就是这么顺手写下来的。可我自己仔细一看，唉呀呀，可不是吗？四句话的尾缀，正是‘从文让人’。哎哟！有鬼哟！我没那么想，是鬼让我那么写的哟！”
　　我大笑道：“是沈先生天上的魂魄让你这么写的吧！”
　　张先生摇晃着脑袋，仍在不住笑着说：“这事真神了。‘从文让人’。这也确实是沈先生一生的特点。沈先生总是在让，好像不会刻意去争什么。可这‘让’里面，有多大的学问哪！不过，在写字的当时，我都没想过这些，更没想过要藏他的名字在里边——哎哟，真是有鬼哟！”
　　张先生又重复了一次“有鬼”，咯咯笑得响脆。
　　所谓“鬼使神差”、“鬼斧神工”。我想，也许没有什么比这个故事是更好的注脚了。
　　生命中另一位重要的“沈先生”
　　——张充和与沈尹默交往的故事
　　还有一个“沈”——沈尹默，是张充和生命里程中的另一位重要的“沈先生”。
　　那天去看张先生，她正为一件事情犯愁，沈尹默先生的家人准备出一本沈先生的全集，要请她写序。她因为年龄和身体的原因婉拒了；他们又提出请人为她代笔作序，她也不乐意，说：“跟文字打了一辈子交道，我从来不做让别人为我代笔的事情。”所以，她感到很为难。“……我跟沈先生的儿子说，我并不是最合适写序的人。我真正跟沈先生学书，只有五年，不算长。这五年间也不是经常在一起，重庆那时候老在轰炸，见一次面不容易。算起来，我统共造访他，也就那么十来次。当然，我们交情是很深了。可是，有许多人跟了沈先生大半辈子，现在活着的，还有跟过沈先生二十几年的人，不应该是由我来写序啊……”
　　因了这个话题，张先生跟我谈起沈尹默，这位二十世纪中国书法的一代宗师，和她交往中的许多趣事：“……那时候，抗战的陪都重庆，于右任担任国民政府的监察院长，在手下收拢了很多文人学士——章伯钊、沈尹默、谢稚柳、乔大壮等等，好多有名的国学大家、书画大家都会聚在那里，可谓济济一堂，我的表哥李栩广也在他们那里。监察院的宿舍在曾家岩的陶园，我那时任职教育部，住在城外的青木关，离曾家岩很远，虽然常常去找他们玩，但去一趟其实不容易。”张先生说着便轻轻笑了起来，她说：“说一个好玩的故事：沈先生眼睛不好，近视深达一千七百度。平日难得单独出门，更别说认路了。有一天我从青木关出来看沈先生，我平时都不在他那里吃饭的。那天沈先生高兴，坚持要带我出去，走路去一个小馆子吃晚饭。往常进城，天晚了，我就会住在胡子婴家——她是章乃器的离婚太太。吃过饭，我要去坐公车去胡家。沈先生要表现他的绅士风度，男士一定要送小姐上车的呀，无论我怎么推辞，他一定要亲自送我上车。可是我作后辈的，更担心沈先生的眼睛不好，他送走我，自己认得路走回家去吗？所以，车来了，我跟沈先生大声说：‘再见再见！’沈先生便朝车上摆摆手，也说：‘再见再见！’车一响，他就转身走了。其实我没上车，我知道他眼睛看不清，又担心他自己找不到回家的路，就悄悄地尾随在他后面……”张充和说着响亮地笑起来，接着说：“我一直悄悄跟着他，他完全不察觉。那时候街灯亮了，我看他一路上摸摸索索地找人问路。我那时候想，若是他认错了路，我再冒出来把他送回家去。没想到，他还真找对了家门！我这才放心走了……”张先生眸子里闪跳着调皮的神色，她继续说：“沈先生一直没发现我，我呢，也从来没有告诉过他这件我‘骗他’的故事——他始终都蒙在鼓里哩！呵呵呵……”
　　张先生依旧得意地笑着。眼前，仿佛不是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而是那位青春洋溢、活泼调皮而又尊师爱师的“张家四小姐”……
　　我问：“当初，你是怎么跟沈尹默先生认识的呢？”
　　“我学字多年，早就仰慕沈先生的书风和大名。”张充和笑笑说：“可是到了重庆，也不敢贸然造访求教。那是1941年吧，我在重庆国泰戏院登台演昆曲《游园惊梦》，章士钊做了诗，很多诗人唱和，沈先生也和了两首，抄录在纸上托人转给我，这样我们就认识了，以后就常常向他求教。那时候到沈先生家，一进去先报上名字。他听说我来了总是很高兴，很热情地招呼我入座，其实没有坐，就站在那里看他写字，一站就站个半天。按说，沈先生应该算我北大时候的老师，但我考上北大的时候，他已经先离开了，我倒是真的当过沈先生的弟弟沈兼士的学生。”
    我问：“这是哪一年的事情？”
　　“我读北大，大概是1933、34年前后吧。”张先生仰起头，勉力想了想，说：“我总是记不清年代、时间和地点，但查一查就清楚了。沈先生性格乐观，好玩，一点儿也没架子，写字就用一张小桌子，站着写，我就站在一边跟他拉纸，看他写字真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但他不要我学他的字，也不要任何人学他的字。他说，要学，就学他娘家的字——他说的‘娘家’，是他学书法追随的各流各派的老祖宗。这个‘娘家’，可大得不得了啊！”张先生又是那样轻轻地笑了起来，接下来说：“因为路远，我过去看他，有时候就在他那里吃中午饭。其实在他们家，给我管饭，也负责招呼里外的，是一位姓金的女士，叫金南萱，我们叫她金小姐。”
　　“她是沈先生的什么人？”
　　“她是沈先生第二任太太仇保权的好友。嗬，这位金小姐，可是一位有故事的人物哩。”张先生的笑容里隐隐带着一种调皮：“金小姐是学艺术的，在北京学画、教书，好像是买航空奖券中了五万块的大奖，就不教书了，回到江苏水乡，打算结婚嫁人。那时候，驻守江阴炮台的一位将军看上了她，要大办婚事，用轮船去接她结婚。那时候，正是七七事变后和日本人抗战最紧张的时候，江阴炮台又是这么重要的位置。有人报告了老蒋（蒋介石），结果接金女士的轮船还没上岸，那将军就被老蒋下令给枪毙了。她上得船来已经成了寡妇，该回哪里去呢？难道还回到那个一定恨她、怨她的婆家守寡去么？她就是这样投奔的沈先生。那时候，沈先生正在与他的第二任太太仇保权谈恋爱，金是仇的好友，沈先生愿意收留她，就一起跟过来了。”
　　我很好奇：“那位金女士漂亮么？”
　　“不算漂亮，但年轻，受过很好的教育，风度总归是不错的。”张先生脸上现出一种殊异的神情，说：“更让我震惊的是，金女士还有一位姐姐或者妹妹，跟一位好像是建设厅的厅长好上了。那位厅长已有妻室，厅长太太就到蒋夫人那里去告状。老蒋一生气，又把那厅长给毙了。那年代，老蒋要毙个人是很容易的。两姐妹的男人都被老蒋毙了，据说到了重庆，两姐妹还不能见面。那是金女士亲口告诉我的故事，听得我呀，头皮都麻了！”
　　“那位金女士后来再婚了么？”
　　“她后来跟重庆政府里一个低级官员结了婚，但是还是住回到歌乐山来，帮沈先生管家。她照料沈先生的生活起居，非常仔细体贴。沈先生不吃猪肉，但也不是纯吃素。战时吃肉本来就难，怕他营养不够，她就把肉丝打碎了，做成肉汤。沈先生眼睛不好，不知那是猪肉，喝那肉汤，倒是很喜欢的。”
　　我笑道：“这又是关于沈尹默的掌故中另一个善意的‘骗人’故事。”
　　张充和也笑起来：“说起来，我跟金南萱还有同床之雅呢。那一年，大概是1941年，四川一位杨姓乡绅请沈先生、金女士、乔大壮和我一起，到他们在歌乐山以外的一个叫杨家花园的山庄去住两天，一起吟诗、写字、作画。那两天，我和金南萱同睡一张老式的大床，她就跟我细讲了她的身世来历。那个未成媳妇就先成寡妇的故事，是她亲口告诉我的，听得我真不好受。”
　　“这位金女士后来还一直跟着沈先生么？”
　　“沈先生一直善待金南萱。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金南萱开画展，沈先生还为她帮忙操持，写诗题字的，很尽心。我记得金南萱的先生姓张，俩人后来还生了一对双胞胎。那以后，我结婚、出国，就和金南萱断了联系了。”
　　“红颜知己。”我心里浮起这个字眼。从沈尹默先生为张充和留下的大量的诗文手迹看，张充和与沈尹默之间深挚的师友之谊，可以配得上这个字眼，金南萱，或也可以算其中的一位。
　　绿腰长袖舞婆娑
　　——张充和与昆曲的故事
　　和张先生聊天，常常都是从茶几上的书本引出的即兴话题。
　　那天去看她，小几上摆着一摞跟昆曲有关的书。有“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出报道结集，还有一本由俞振飞题名，名为《姹紫嫣红》的“昆事图录”。翻到其中“张家四杰”一节，正收录了他们张家四姐妹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与昆曲结缘的故事，还有四姐妹各自在昆曲舞台上的演出剧照。看着那些蛾眉淡妆、婀娜多姿的身段姿容，陈年的黑白图片上似袅起一缕缕兰菊的馨香，我便和张先生谈起了她生命中另一个重要东西——昆曲。
　　张先生喝一口淡茶，慢慢说道：“我学曲学得很晚。小时候读的是家里的私学，十六岁才正式进学堂，进的就是我父亲在苏州办的‘乐益女中’，那时候我的几个姐姐都上大学去了，女孩就剩下我，我就开始跟着学校的昆曲课听昆曲、学昆曲。那时候我父亲的学校是开昆曲课的，一个星期上几次课，有专门的老师教，几个学生一起学。慢慢就觉得不够了，父亲便单独给我请老师。我的昆曲老师姓沈，名叫沈传芷，我唤他沈先生、沈老师，是昆曲界‘传’字辈的名角儿……”
　　我笑了：“又是一个‘沈’——张先生你注意过么？你生命中有好几位‘沈先生’，都跟你最重要的经历有关。”
　　张先生眼睛一亮：“哎哟，真的哟，他们都是姓沈哟！”
　　她微笑着又沉入了回忆之中，说：“这位沈老师什么都会，小生、冠生、正旦、花旦、小旦的戏，他都会唱，就是不唱老生。他教我的时候其实还不到三十岁，是我父亲从上海请过来的。”
　　我问：“那时候昆曲的演出很兴盛么？”
　　“其实也不。那年月，上海舞台上唱昆曲的，只有传字辈的一个班，附属在常驻‘大世界’的一个戏班里。战前那几年，就开始不太有戏唱了。苏州离上海近，我父亲就请他们过来教曲。沈老师先在苏州教，后来又到青岛去教。我有两个暑假就专门跑到青岛去，跟沈老师学戏。先学唱，再学表演。一个戏要学好几个礼拜呢。那时青岛唱昆曲的人很多，第一年我跟我弟弟宗和一起去，他也学戏，住在太平路海边一座别墅里。第二年跟青岛的曲友熟了，就住在一个孙姓朋友家里。那时候，家里请了笛师，沈老师也会吹笛子，我自己也同时在学吹笛。听曲唱曲，花了很多时间和心思……”
　　我说：“我记得从哪一篇文章里读过，有一段时间，你夜夜坐在苏州拙政园的兰舟上唱昆曲……”
　　她笑笑：“是孙康宜的文章吧？有意思的是，战前那几年，我常在拙政园那条船上唱戏，战后呢，我又回到拙政园，却是在那里教书——那时候的‘社会教育学院’设在那里，我是代我弟弟张宗和的课，在那里教书……”
　　话说到这里，被一个电话打断了。像是一个越洋长途，张先生拿着话筒和手里的纸张，眯眼辨识，娓娓细道。原来，这是另一位“沈先生”——沈尹默先生的儿子打来的电话，请张充和帮助读校刻在一个古棺上的一段沈尹默墨迹的拓片。拓片的复制件，显然是从电脑网络里传来的，我接过来，帮助张先生一起辨认着：
　　 题王晖棺玄武像沈尹默
　　昔闻巨蛇能吞象，今见蛇尾缠灵龟，
　　四目炯炯还相像，思饮怨□孰得□。
　　物非其类却相从，蛇定是雌龟是雄，
　　相与相违世间事，悠悠措置信天公。
　　沫若老兄嘱题
　　张先生帮助辨识出了好几个淹漶不清的字眼，其中两个字眼，却实在无以确认。我却道出了心中的疑惑：怎么拓片上的字迹不太像是沈尹默先生的书风？
　　“我也觉得不太像。不过这至少经了三次手的拓上再拓，可能就走样了。”放下电话，张充和轻轻叹了一口气，“沈先生的这个小儿子姓褚，没跟沈先生姓，跟生父的姓，却跟沈先生最为亲近……”她随后道出了另一段沈尹默的辛酸故事：“沈先生的第二个太太没生孩子，这个儿子抱过来的时候已经十几岁了，他亲眼目击了文革红卫兵的残忍冷酷。那时候，沈先生天天在挨批，戴着一千七百度的近视镜爬上爬下的应付批斗。怕自己的书法文字惹祸，就叮嘱年小的儿子，让他把家里藏的自己的所有书法纸张全部放到澡盆里，淹糜淹烂了，再让他趁着天黑蹬自行车出门，偷偷把这些烂纸张甩到苏州河里去，。沈先生这个儿子现在想起来就心痛得要出血——沈先生多少宝贵的书法作品，都是这样亲自经过他自己的手，毁在那个年月里了！所以他现在要编沈先生的书法全集，见到父亲的任何一点遗墨遗迹都不放过，拼了命似的四出搜求……”
    屋里的气氛变得沉重起来。我不愿意老人过于伤感，便调转话头说：“我们还是回到另一位沈先生——回到昆曲，说说你学戏、唱昆曲里好玩的事儿吧！”
　　“……当时，跟我一起学戏的，还有我的继母。”一浸入昆曲的回忆，张先生就舒展开眉头，“她叫韦均一，本来是父亲办的中学里的一位老师。继母只比我大十五岁，我们一起学戏。她爱画画，我爱写字，她看我写字可以一看看个大半天。家里的人都不喜欢她，但她喜欢我，跟我很亲，我们像两个很好的朋友那样相处。”张先生忽然呵呵笑了起来，“哎哟，我继母有一个事，我一直不知道，一直到了美国，甚至是直到前几年才知道，原来我的继母，当初是个地下党——就是共产党的秘密党员！”
　　我很好奇：“那，你觉得你父亲知道么？”
　　“我知道我父亲不是共产党。但我也知道，父亲办的学校里，当时我的好几位老师，都是后来很有名的共产党。比如张闻天、匡亚明。还有一位侯少秋（音），当时就被国民党抓走，用乱刀刺死了。那年我见到后来当了南京大学校长的匡亚明，他告诉我：那时候，我改你们的国文卷子，你父亲改我的。其实我父亲比他也大不了多少岁，他办校的时候才三十多岁，大概国文底子比匡亚明要好些吧。哎，我们说到哪里去了？”
　　我直乐——其实我喜欢顺着老人的思路，这么随意洒漫地说开去，我说：“再回到昆曲吧，你第一次正式登台，是在什么地方？”
　　“在上海。也还是战前那几年的事。在上海兰馨戏院，唱《游园惊梦》。我唱杜丽娘，唱花旦春香的是李云梅；唱柳梦梅的小生不记得了，大概是当时上海现找的年轻人。同台演的还有《蝴蝶梦》。那是正式的演出，不是普通学校那种玩票式的表演。”
　　我说：“都知道你在重庆登台演的那场《游园惊梦》曾经轰动一时，很多名家、大师都出来写诗唱和，那是哪一年？”
　　“1941年吧。昆曲，我确是在重庆年间唱得最多，在师范里教，在城里登台唱，劳军也唱。在昆明那一段，教过人，但没登台，因为找不到搭档。”
　　“唱得最多的是哪几出戏？”
　　“《游园惊梦》、《刺虎》、《断桥》、《思凡》，还有《闹学》，我大姐唱的小姐，我唱里面的春香，花旦戏。当然，《刺虎》唱得最多，那是抗战戏么。”
　　“你跟俞振飞配戏，是哪一年？”
　　“那大概是1945、46年，抗战胜利后的事了，在上海，很大的一场演出，唱《断桥》，他唱许仙，我唱白娘子，我大姐唱青蛇。”
　　我提出要求：“说一点跟昆曲有关的好玩的事儿。”
　　她朗声笑道：“咳，好玩的事多啦！……要唱戏，首先得找人配戏，就是要找跑龙套的。在重庆，那一年演《刺虎》，我是属于教育部的，要唱戏，龙套就得从自己所在的部门里找。开会商量，那四个龙套就在酒席上定了，就找王泊生——他原是山东戏剧学院院长，现在教育部任职；还有陈礼仁，社会教育司司长；郑颖孙，音乐教育委员会主任；还有卢寄野，就是卢前，他既会写诗写曲，又会弹古琴。这些人都算教育部里的小官，人面都很熟的。那天是劳军演出，要大家捐款，各部会的长官都要来看。开场锣鼓音乐一响，他们四个龙套一出来，大家全都认得，全场就拼命鼓掌。龙套一出场就拍手掌，这唱昆曲的可从来没见过；这四个人又当惯了官，像在台上演讲，别人一鼓掌他们就点头鞠躬，越点头掌声就越响，结果他们点头鞠躬个没完，场上场下的笑成一堆，这戏，就没法唱下去啦！呵呵呵……”
　　张先生轻声笑起来，边笑边站起身来，似乎想起了什么，便蹒跚着脚步。老人家腿脚已经不算太灵便，走到一边的书架上，拿下一个由蓝灰印花手帕包裹着的小本，慢慢向我展开：
　　“这个小本子哪，抗战这些年一直跟着我，跟到现在……”
　　这是一个名叫“曲人鸿爪”的咖啡色硬皮小册页，翻开来，巴掌大的尺幅，内里却乾坤浩荡。原来，这是各方名家曲友当年为张充和留下的诗词书法题咏和山水、花鸟的水墨小品，简直可以“精美绝伦”名之！
　　张先生翻到其中一页，“喏，这就是卢寄野－卢前，当时即兴写下的诗句。”
　　鲍老参军发浩歌，
　　绿腰长袖舞婆娑。
　　场头第一无侪事，
　　龙套生涯本色多。
　　卅年四月十三日，充和演刺虎于广播大厦，颖孙、逸民、泊生邀同上场，占此博粲。卢前时同客渝州也。
　　我仔细翻看着这本留下幽幽时光痕迹的、略显陈旧而保存良好的《曲人鸿爪》，一时竟爱不释手。里面唱诗、题咏的，有吴梅、杨荫浏、唐兰、罗常培、樊诵芬、樊少云、龚盛俞、杜岑等等我熟悉或者不熟悉名字，这本身就是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我注意到包皮手帕上已经系着一个写上编号的小牌，想必是张先生自己请人作过清点的。她的话音絮絮地在耳边流过：“这种《曲人鸿爪》我一共存有四本，这是第一本，因为小，好带，反而不容易丢，这些年丢掉了多少好东西啊。不过，里面的内容分量，倒是一本不如一本了，我想以后有机会，我会把它们印出来……”
　　“曲人”，我注意到这个说法。想到自己多年来喜欢的古琴，爱古琴的人，则喜欢把自己称作“琴人”。古琴－昆曲，这果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双璧呢。

李大兴

旧闻轶事，读来有趣，不过史料价值有限。

李旧苗

苏炜：耶鲁大学里的温润君子

文/陈谦（美）

    苏炜，笔名阿苍。中国大陆旅美作家、文学批评家。1953年生于广州。文革中曾下乡海南岛10年。197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8年作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进入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赴美留学，获洛杉矶加州大学文学硕士，并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担任过研究助理。1986年只身绕道欧洲回国工作，任职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89年定居美国，先后访学于芝加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现为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高级讲师。著有长篇小说《渡口，又一个早晨》、《迷谷》，短篇小说集《远行人》，学术随笔集《西洋镜语》，散文集《独自面对》并论文多种。长篇小说《迷谷》和中篇小说《米调》于2004年连续刊载于《钟山》第三、四期，引起文学界的关注。
    1999年初，由吴梦兄牵头，我们几个人编辑了一本海外中文网写手的小说集《在美利坚的天空下》，交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秉着提携后进、扶持新生的善意和用心，苏炜以海外知名评论家和新时期大陆留学生文学先行者的双重身份，为集子写下题为《留洋与“网语”》的序作，对我们留在海外英特网上的那些率性无忌的文字，作了中肯而慷慨的评议。从序文诚恳的言述里，我读出了他的识见，遂对其阅文览物的视界高阔、评说论议的行文精准，心生感佩。由此机缘，我得识苏炜。
    这是电子时代的“得识”。这些年来，我们不时会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讨论作品或联系事情。苏炜遥居美东康州的纽黑文，在耶鲁大学东亚系教授中文多年；未曾与他交识的1998年夏天，我曾去纽黑文探望朋友马兰，游访耶鲁。如今读着苏炜的文字，有时会想起那个纽黑文的夏日。我们在一条条浓荫蔽日的小街上穿行，或躺在阔大的草坪上，看那些楼外的青藤在阳光下疯长，无声无息；耶鲁的书香嵌在棕褐色的墙石内里，不动声色，却又无处不在。还有街角的书店、咖啡馆，在沉静的午后被日光照旧了一般，懒散从容。在纽黑文的那些天里，我曾叹想：若我再幸运一点，耶鲁如此的校园，便该是我枕书而眠的梦乡；因此每每想到那便是苏炜写下文字的地方，陷于硅谷滚滚红尘中的我，难免会有些嫉妒。
    与苏炜聊天，是令人愉悦的事情。也许因为童年曾是广东省电视台少儿节目主持人，苏炜的声音浑厚，字正腔圆，不带两广人难脱的南音。他的声音跟他的文字一样，传达的总是饱满的情绪。无论什么时候逮住他，话筒里都不曾传来过倦意，哪怕忙着，那声音严肃起来，也是警醒的。他几乎从不调侃，甚至极少跑题开玩笑；却又因他善于倾听，长于互动，思维活跃，加上那跟话题非常匹配的叙事语气和语调，与他聊天，不仅不会让人觉得闷，而且时常会让人在挂上电话后，仍觉意犹未尽。也许是常年站在讲台上的原因，他的表达能力很强，而且准确，几无废话。他对自己的不同观点不作瞒隐，表述亦心平气和，却不碍其一针见血，盖因他持有旧式读书人那种恭良温润的君子之风。
    苏炜交游广阔，阅历深厚，以我好奇的天性，不时要惹他聊一些文坛的趣人逸事。对我这种多少有点八卦的爱好，难得的是苏炜善良的包容。他三言两语描出的人物肖像、性情个性，总是栩栩如生。一些人事的细节，由他从独特的视角描出，让我笑倒，却又从不觉得他刻薄——全因为他的本性不会刻薄。
    在交谈中，发觉我们因广西又有另一层缘分：自幼生活在羊城广州的苏炜，祖籍广西北海；而我则在南宁长大。于是亦曾笑引彼此为乡党。然而，生于1953年的苏炜，经历却与我这60年代生人大不相同。在苏炜由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出版的散文随笔集《独自面对》里，我看到了他与家人的合影，惊讶地发现苏炜家中有兄弟姐妹八人，着实让人艳羡。细读他的文章，才察觉在那样一个父母忙于工作的大家庭里生长，苏炜的童年竟因缺少父母的呵护，显得颇为孤寂。读他记写的童年往事，印象很深的是有一回他到电视台主持节目，因刮台风停电，节目中断，别的家长接到通知都慌忙到台里接走孩子，唯他无人过问，待折腾到深夜归家，全家人竟已呼呼大睡，没有一人将他这个台风夜外出的老七记挂在心。这样的境遇，短缺的不是衣食，却让一个敏感的少年心思黯然。因此，他自幼便依赖朋友胜于依靠家人。或许，这解释了苏炜行事风格中，那种最令人心折的为知交朋友可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高泠古风。
    在文革中，曾为民盟广东省委秘书长的苏炜父亲及一位哥哥，同时蒙冤下狱，另外四位家人也进了“牛棚”。他成了黑五类中最黑的一类，“关杀管子弟”，竟以15岁之龄，到海南岛下乡。我认识许多朋友与他同龄，每每说及当年下乡插队数年，已是无尽的浩叹。苏炜竟一去10年，直到1978年春，作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进入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读书。
    青春期在文革中拥有过生离死别、刻骨铭心的经历，使得苏炜在回望那段历史时，不能自拔地处在长期的自问、设问和追问之中。这种质疑，在他新近名列中国小说家学会“2004年中国小说排行榜”的中篇小说《米调》里，被推到极致。苏炜在《米调》里追问了革命、爱情、信仰、异教、背叛、忠诚、反思、相守、追寻……将他们那一代人曾上下求索过的沉重命题，几乎一网打尽。
    我读过苏炜为数众多的散文随笔，他无论是记人或叙事，均坦诚投入。他爱大自然，会为了一棵树，舍不得搬家。他爱动物，与大狗巴顿结下生死之缘；为一只小鸟的生命寝食难安。对父母、妻女、友人、学生，甚至是旅途中偶遇的不知名的印第安老妇，怀持悲悯感恩。他在自家的后院里挖建莲池，在莲花盛开的季节，广邀友朋前来赏莲、诵诗；他趋车百里，去明德校园与美国学生们一起作青山夜读，为他们的儒学熏陶而惊喜……
    许多年前，朋友王瑞芸在北京见过当时刚从美国学成归国的苏炜。据说其时的苏炜，因濡染了西洋之风，言辞思维，举止谈吐，非常的“美国”，看在国人眼中，深以为特异。这么多年过去，今日的苏炜该是更加的“美国”了，然无论从其家居布置、日常趣味到思考纬度，又无处不让友人们惊异于他的如此“中国”——这果然是苏炜作为浮沉于故国万千云水外的游子难以逃脱的宿命。

李大兴

旧苗兄，陈谦是《今天》网络版同仁，今年春一起开过会，文笔很好。网名陈茶。

李旧苗

在海外生活，很多日常琐细，都可以勾动你的乡思：一瓶泡菜、一包茶叶、一丛竹子、一支牡丹，等等。但是，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比香椿，更带乡土气息而更显得弥足珍贵的了。我本南方人，香椿的滋味是到了北方做事时才开始品尝领略。那时候就知道，此乃掐着时辰节气而稍纵即逝的稀罕美味。美国本土只长“臭椿”（被视为常见有毒庭院植物），不长香椿。这些年客居北美，看着妻子时时为香椿梦魂牵绕的，不惜托京中老父用盐腌渍了再塞进行李箱越洋带过来；身边的朋友，为养活一株万里迢迢从航机上“非法偷带入境”的香椿种苗而殚精竭思的样子，我这个“北方女婿”，真是“心有戚戚焉”。
    可是，神了吧？那天，顺路看望完张充和先生，正要出门，老人招招手：你等等，刚下过雨，送一点新鲜芽头给你尝尝。“什么新鲜丫头呀？”我故意调侃着她的安徽口音，待她笑盈盈递过来一个塑胶袋子装着的“丫头”，打开一瞧，人都傻了——天哪，那是一大捧的香椿芽苗！嫩红的芽根儿还滴着汁液，水嫩的芽尖尖袅散着阵阵香气，抖散开来，简直就是一大怀抱！
    这不是做梦吧？这可是在此地寸芽尺金、千矜万贵的香椿哪，平日一、两截儿就是心肝宝贝，老太太顺手送你的，就是一座山！看我这一副像是饿汉不敢捡拾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的古怪表情，张先生笑笑，把我引到后院，手一指，又把我惊了一个踉跄：阳光下的草坪边角，茂盛长着一小片齐人高的香椿林！“这可是从中山陵来的香椿种苗呢！”老人说，“我弟弟弄植物园，负责管中山陵的花木，这是他给我带过来的种苗，没太费心，这些年它就长成了这么一片小树林。”
    不经意，就撞进了一座金山银山。这段香椿奇遇引发的惊诧感觉，其实，就是我每一回面对张充和先生的感觉；同样，也是我的“耶鲁岁月”里，内心里常常升起来的一种日日置身名山宝山中，唯恐自己耽误了好风景、好人事、好时光的感觉。
    张充和，出于敬重，大家都唤她“张先生”。稍稍熟悉民国掌故的人都会知道，这是一个连缀着许多雅致、浪漫、歌哭故事的名字，在许多仰慕者听来，更彷佛是一个从古画绫缎上走下来的名字。她是已故耶鲁东亚系名教授傅汉斯（Hans H.Frankel）的夫人，当今世界硕果仅存的书法、昆曲、诗词大家。自张爱玲、冰心相继凋零、宋美龄随之辞世以后，人们最常冠于她头上的称谓是——“民国最后一位才女”。
    大作家沈从文夫人张兆和是她的亲姐姐，所以她的名字常常会跟沈从文联在一起——今天湘西凤凰沈从文墓地的墓志题铭，就出自她的手笔。她是民国时代重庆、昆明著名的“张家四姐妹”之一，集聪慧、秀美、才识于一身，是陈寅恪、金岳霖、胡适之、张大千、沈尹默、章士钊、卞之琳等等一代宗师的同时代好友兼诗友。她在书法、昆曲、诗词方面的造诣，早在一九三○年代就曾在北大开班讲授，享誉一时。她的书法各体皆备，一笔娟秀端凝的小楷，结体沉熟，骨力深蕴，尤为世人所重，被誉为“当代小楷第一人”。在各种当今出版的昆曲图录里，她的名字是和俞振飞、梅兰芳这些一代大师的名字连在一起的。一九四三年在重庆粉墨登台的一曲昆曲《游园惊梦》，曾轰动大后方的杏坛文苑，章士钊、沈尹默等人纷纷赋诗唱和，成为抗战年间一件文化盛事。
    这两天翻阅孙康宜老师的《耶鲁潜学集》，里面详记了一段当年同样轰动海外的雅集盛事：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三日，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国部在即将落成的仿苏州园林“明轩”，举行盛大的《金瓶梅》唱曲会——雅集缘起于普林斯顿大学的《金瓶梅》课程，邀请张充和根据古谱，以笛子伴奏的南曲方式，演唱《金瓶梅》各回里的曲辞小令。张充和时在盛年，一袭暗色旗袍，“素雅玲珑，并无半点浓妆，说笑自如”，以九十六回的《懒画眉》开篇，《双令江儿水》、《朝元令》、《梁州新郎》，一直唱到《罗江怨》的“四梦八空”而欲罢不能，最后以一曲《孽海记》中的《山坡羊》收篇。映着泉亭曲径、回廊庭榭，张充和在宫羽之间的珠圆玉润，不必说，听者是如何如痴如醉，掌声是如何如雷如潮。大学者夏志清、高友工、牟复礼（Frederick W.Mote）、浦安迪（Andrew Plaks）、舞蹈家江青等等都是当时的座上宾。文中还记述了张充和的一段回忆：一九三五年前后，她坐在苏州拙政园荷花丛中的兰舟上，群贤毕至，夜夜演唱昆曲的盛况——真是俊逸风流、艳声盖世的流金岁月！
    你想，这样一位本应在书卷里、画轴中著墨留痕的人物，如今年过九旬却依旧耳聪目明、端庄隽秀的，时时还可以和你在明窗下、书案边低低絮语、吟吟谈笑，这，可不就是人生最大的奇缘和福报么？
    我不敢冒称是张先生的忘年小友。只是因为住得近，日日开车总要顺路经过，年前汉斯先生久病离世以后，惦念着老人家年迈独处，我便时时会当“不速之客”，想起来便驻车敲门，探访问安，陪老人说说话，解解闷。于是，我便时时彷佛走进一部民国事典里，走进时光悠长的隧道回廊里，让曾经镶缀在历史册页中的那些人物故事，重新活现在老人和我的日常言谈中。让胡适之或者张大千，陈寅恪或者沈尹默，不敲门就走进来，拉把椅子就坐下来。窗外长街寂寂，夏日浓荫蔽天；远处碧山如画，残霞若碧。嚣扰的车声、市声，都被推到了细雨轻尘般的絮语深处。就这样和老人对坐着，喝着淡茶，随手翻着茶几上的字帖，听着老人家顺口叙说着陈年旧事。那是让一坛老酒打开了盖子的感觉，不必搅动——我甚少插话，就让老人的悠思顺着话题随意洒漫开去，让岁月沉酣的馨香，慢慢在屋里弥散开来……
    “……牡丹和芍药，一种是木本，一种是草本，在英文里都是 Peony，花的样子也差不多，所以美国人永远分不清，什么是中国人说的芍药和牡丹的区别。”有一回，谈起后院的花事，就说到了牡丹和芍药。“张大千喜欢画芍药。喜欢她的热闹，开起花来成群结队的。他那几幅很有名的芍药图，就是在我这里画的，喏——”她往窗外一指，窗下长着一片茂密如小灌木般的刚刚开谢了的芍药花丛，“他画的，就是我家院子这丛正在开花的芍药。画得兴起，一画就画了好几张。又忘记了带印章在身，他留给我的一张，题了咏，没盖印，印子还是下一回过来再揿上的……”我本来就知道，这座娴静的庭院里，到处都是张大千的印迹——书法题咏，泼墨小图，以及，敦煌月牙泉边与大雁的留影……没想到，眼前的苍苔、花树，就是画坛一代宗师亲抚亲描过的。
    说着牡丹、芍药，老人的话题又转到了梅花上，“……这地方，牡丹、芍药好种，梅花却不好种，种了也很难伺候她开花。那一回，耶鲁博物馆要搞一个以梅花为主题的中国历代书画展，央我去帮忙，”老人眼瞳里闪着莹莹的笑意，“这种时节，上哪儿去找梅花呀？为了布置展厅，我们就在当门处立了一棵假梅花。梅花虽假，我留了个心眼，开展以前，就在假梅树下撒上薄薄的小花瓣。一下子落英缤纷的，果然以假乱真了呢！你猜怎么着？第二天开幕式，大家愣住了：那假梅树下的落英花瓣，全没啦！一问，原来是馆里的黑人清洁工，怕失职，连夜把它打扫干净了！”老人呵呵地笑了起来。
    “我跟她们解释，不要扫不要扫，都留着，她们无论如何不明白，你再撒上花瓣，没一会儿，她就给你扫干净啦！——你说多扫兴呀？”老人顿了顿，忽然敛住笑意，“可是细细一想哪，你扫什么兴？这些清洁工，才真是把这梅花当真了呢！你是假心态，人家是真心态，可是你想以假乱真，不就恰恰让这清洁工，帮你实现心愿了么？你还扫什么兴？……”
    看着老人脸上飞起的虹彩，我心里一动：就这么一个随意的掌故，这九旬老人的话里，可是有思辨、有哲理的哩！老人呷了一口茶，“周策纵听说了— —周策纵你记得吧，就是那个研究‘五四’的白头发大高个儿，那一年他还专门请我到威斯康辛开了半年昆曲课——就为这事写了一首诗，题目就叫‘假梅真扫’，我还记得其中的两句……”老人顺口就念出了句子，“假梅真扫，你说有意思不？”
    这是从我和张先生日常的谈天说地中，随便拈出来的一个例子。只要提起一个什么话头，你等着吧，老人准可以给你洒洒漫漫，连枝带叶、铺锦敷彩的，说出一段有史迹、有人物、有氛围，每每要听得你瞪眼咂舌头的久远传奇来。在今天这个记忆迅速褪色消逝的世界，我珍视老人每一点涓涓滴滴的记忆。只要天色好，心情好，每回踏进这道门槛，就像是踏进一道花季的河流，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撑着小船溯流而上的采薇少年（在董桥称的“充老”面前，可不就成了少年！），首先得把脑袋瓜子腾腾空，好留出空间，记住左岸上哪儿是菱花，哪儿是荠菜，右岸上哪里有木槿，哪里有灵芝……
    有一回，带故世多年的老作家章靳以的女儿章小东夫妇造访张充和——他们上耶鲁看儿子，她的先生孔海立教授，是老评论家孔罗荪的公子。老人搂住小东，亲了又亲，看了又看，搬出了黄裳文集言说着当年对靳以的“践约”旧事，给我们点着工尺谱唱昆曲，由靳以又讲到巴金、万家宝（曹禺）、老舍… …恨不得把那段重庆的锦绣日子，一丝丝一缕缕的全给揪扯回来。
    自此登门，老人便常常会跟我念叨“老巴金”。“……老朋友都走光啦，也不等等我，只有老巴金，还在海那边陪着我。”老人说得轻松，却听得我心酸。确实，环望尘世，看着往日那些跌宕倜傥的身影就此一个个凋零远去，自己孑然一身的独立苍茫，日日时时，缠绕着这位世纪老人的，会是怎样一种废墟样的荒凉心情呢？“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那天，张先生向我轻轻吟出她新近为友人书写的她的旧诗句子，似乎隐隐透露出老人内心里这种淡淡的哀伤。
    可是，你感觉不到这种“荒凉”和“哀伤”的。老人虽然独处，日子却过得娴静有序。有沈家侄女介绍来的朋友小吴一家帮着照应，张先生除了照样每天读书、习字，没事，就在后院的瓜棚、豆架之间忙活。“……老巴金好玩呀，”那一回，张先生要送我几盆栽剩的黄瓜秧子，边点算她的宝贝，边给我说着旧事，“……那时候陈蕴真正在追巴金——还没叫萧珊，我从来都是蕴真蕴真的唤她。蕴真还是个中学生呢，就要请巴金到中学来演讲。巴金那时候已经是名作家了，人害羞，不善言辞，就死活不肯。蕴真她们把布告都贴出去了，演讲却办不成，蕴真气得，就找我来哭呀……”老人笑着弯起了月牙眼儿，像是眼前流过的依旧是鲜活的画面，“嘿，我们这边一劝，巴金赶紧来道歉，请出李健吾代他去演讲，这恋爱，就谈成喽！”
    阳光，好像就在那些短促的音节间闪跳，“抗战那一年，我们和巴金一家子逃难到了梧州，就住在一座荒弃的学堂里。晚上睡觉，不知谁抽烟，引起了火灾。大火就在铺盖上烧起来，大家都慌了手脚，巴金说：不怕不怕，我们都来吐口水，浇熄它！哈，他说要大家当场吐口水！——吐口水管什么用呀！后来还是谁跑到外面找来水盆子，才把火浇灭啦！”老人呵呵的笑得响脆，“呵，那年回上海，跟巴金提起这件事，他还记得，笑笑说：我可没那么聪明，是我弟弟的主意。你看巴金多幽默——他说他没那么聪明！……”
    日头下，搭好棚架的瓜秧、豆秧，满眼生绿，衬着探头探脑的青竹林、香椿林，托出了老人生命里依旧勃勃的生机。
    那一回，就因为念叨“老巴金”说得忘情，几天后见着先生，她连声笑道：“错了错了！我上回给你的瓜秧子，给错了！”我问怎么错了，她说：“说是给你两棵茄子秧，却给了你两棵葫芦秧，我自己的倒只剩下一棵了，你看，是能结出这么大葫芦瓢的好秧子哪！”
    厨房墙上挂着的，果然是一个橙黄色的风干了的大葫芦。
    “不怪我吧？那天你忙着说巴金……”
    “怪巴金！”老人口气很坚决，却悠悠笑起来，“嗨，那就怪我们老巴金吧。”
    都说：每一段人生，都是一点微尘。我最近常想，那么，浮托着这点微尘的时光，又是什么呢？这些天赶稿子，写累了，会听听钢琴曲。听着琴音如水如泉的在空无里琮琤，我便瞎想：时光，其实也很像弹奏钢琴的左右手——大多时候，记忆是它的左手，现实是它的右手。左手，用记忆的对位、和弦，托领着右手的主体旋律——现实；有时候，记忆又是它的右手，现实反而是它的左手——记忆成了旋律主体，现实反而退到对位、和弦的背景上了。“那么— —未来呢？”我问自己。“未来”，大概就是那个需要左右手一同协奏的发展动机，往日，今日，呈现，再现，不断引领着流走的黑白键盘，直到把主体旋律，推向了最辉煌的声部……
    面对张充和，我时时有一种面对一架不断交替弹奏着的大钢琴的感觉—— 老人纤细玲珑的身影，或许更像是一把提琴？——她是一位时光的代言者，她的故事就是这乐音乐言的本身。也许，今天，对于她，弹奏华彩乐段的右手，已经换成了左手——记忆成了生活的主体，现实反而成了记忆的衬托？其实，人生，在不同的阶段，记忆和现实，黑键和白键，就是这样互相引领着，互相交替、互为因果的叠写着，滚动着，流淌着——有高潮，有低徊，有快板中板，也有慢板和停顿。所以，生命，这点微尘，才会一如音乐的织体一样，在急管繁弦中透现生机生意，在山重水复间见出天地豁朗，又在空疏素淡中，味尽恒常的坚韧、寂寞的丰富，以及沉潜慎独的绵远悠长。
    是的，我的“耶鲁时光”，也是一架左右手不停轮奏着的大钢琴。我在想，自己，怎样才能成为黑白键上那双酣畅流走的左右手？……
    午后下过一场新雨，我给老人捎去一把刚上市的荔枝。听说我马上要开车到北部去看望在那里教中文暑校的妻子，充和先生便把我领到后院，让我掐了一大把新冒芽头的香椿。

李旧苗

《今天》网络版编辑：辛放、啸尘、仄佳、李大兴

大兴兄，上面哪个是陈谦的笔名？

李大兴

旧苗兄，陈谦是啸尘，九十年代中期在海外网络发表留学生题材小说，写得很不错，属骨灰级大侠。
另外，日前见你转海明兄文章，我三十年前在苏州见过他，不过他大约不记得我了。当年他和我家人有交往，岁月荏苒，他该有花甲之年了吧？

李旧苗

海明兄？是惠海鸣吧？他应该已经退休了，退之前是苏州政协研究室的副主任。陈迈平（万之）和《今天》还有联系吗？

bredsand

陈迈平（万之）原是在海外重新创办的《今天》杂志社长，后来辞职。

童志刚

这个苏炜看来就是当年跟黄子平一起为《这一代》取名字的那位了。

李旧苗

是这个苏炜，陈平原的大学同班同学，我手头有份材料，上面显示，当初民阵的筹建，苏是参与者之一，看他近几年进出自由，且在国内正常发文、出书，可见已专注文学，不问政治了。万之前年被特许回国开会兼省亲，但全程遭监控，我和他以前有过颇多交往，不过好久没联系了。他母亲九十多岁，仍健在，还能动笔为文。

李大兴

旧苗兄，迟复见谅，万之91年给我寄过《今天》，不过他久不参与《今天》了。他后来参与独立笔会的文字我读过一些。苏炜我19年前开会时见过，文质彬彬，但发言总是长了些。那个筹备会我由于生病没去，等看到近似革命宣言式的东东，也就没了兴趣。当年和另一位朋友，经常调侃地以“自由知识分子”自居，说的话难免使正在高烧集结策划严密组织的朋友们啼笑皆非。但中国人不管在哪儿都喜欢找组织扎堆，所以我很快就选择了淡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