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良乾：李登辉辉映复旦大学

李旧苗

复旦大学邯郸校区有一条登辉环路。此“登辉”指的并非那位台湾前总统，而是本地英华书院校友李登辉（字腾飞）。他任复旦大学校长23年，为复旦规定了校训、校标(徽)。


　　5月24日，我在南洋学会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东南亚华人研究群”联办的讲座，详谈李登辉的生平事迹。
　　我所介绍的这位李登辉，不是台湾前总统，而是新加坡英华书院刚在厦门街开办不久后，就于1886年从印尼的巴达维亚（今日的雅加达）赶来就读该中学的Lee Teng Hwee。
　　他是在印尼出生的第七代华裔，字腾飞，祖籍中国福建省同安县。他在英华书院的学业成绩非常好，当时的校长欧汉牧师（Rev. William Oldham）看他很聪明又用功，乃鼓励和赞助他到美国深造。1899年，李登辉在耶鲁大学获得文学士学位。
　　李回来后曾经在槟城英华书院当英文主任，也曾和林文庆医生在那里合办过私立英校，但在巴达维亚办英校不太顺利，便于1904年前往中国的上海。
　　到了上海，他加入基督教青年会，并且积极筹组“寰球中国学生会”，当了会长超过10年。1906年，他出任复旦公学的教务长，兼授英、法和德文等科目。1908年，他去北京应考，中选为举人。
    当复旦大学校长23年（1913年—1936年）
　　李登辉初到上海时，还不会讲普通话（华语）。他34岁才结婚（1906年），妻子海伦·汤佩琳是一个牧师的女儿，比他小15岁。汤佩琳不但是他的中文老师，她也通过长期的教育和熏陶，让丈夫对中国的人情世故和风俗习惯，有更深的了解。他们夫妻很恩爱，李丧妻后没有再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多位学校董事亡命海外，由于经济来源断绝，复旦陷入存亡关头。李登辉转到《共和西报》担任主笔，兼任中国公学教授；后来又出任中华书局的英文主任。1913年，复旦公学改为私立复旦大学时，他负责到南洋各地募捐办校基金，前后半年。
　　后来，他当上复旦大学校长，长达23年，相信这是个世上少有的纪录。前前后后加起来，连同在复旦公学和实验中学在内，他总共在复旦校园内服务了约40年。
　　李登辉任复旦校长的初期，董事会的主席是唐绍仪（广东省香山县人）。唐绍仪曾任袁世凯时代中国的第一任总理，他也是本地橡胶业巨子李光前的亲家 ——他的一个女儿嫁给本地李氏基金会主席李成义（李光前的大儿子）。另一个女儿嫁了中国的外交大官顾维钧（Wellington Koo），顾夫人早逝（1918年），他续弦娶了印尼糖王黄仲涵的女儿黄蕙兰。李成义的元配也在近30年前过世，现在的夫人是来自印尼棉兰的张治华（父亲张国富）。当地《联合早报》前年曾经报道：成义先生的儿女元士和汉士等人为了纪念他们的母亲，于前年合捐了100万元给本地南洋女中。
    任职期间复旦开始招收女生
　　李登辉在领导复旦时，印尼糖王黄奕住（Oei It Tjoe，1868-1945）在1921年捐了一万元给复旦盖一栋楼。这座1922年落成的“奕住堂”如今还在，也就是今天复旦大学校史馆的所在地。我在去年10月前往参观，资料丰富。
　　黄奕住是本地华侨银行上世纪二十年代最早的发起人和大股东之一。在上海，他在著名报人史量才的鼓励下，开办了中南银行（China & South Seas Bank）。黄财力雄厚，在厦门鼓浪屿的豪华别墅，昔日风华依然在，目前在大装修，是外来游客的参观景点之一。最近我刚去了，导游说：蒋介石和邓小平都在这别墅住过。
　　《复旦百年志》也纪录了在1919年8月20日，为在江湾购地建筑新校园，复旦总共筹得32万元。其中南洋的华侨和上海的商人总共捐出总数的三分之二。
　　复旦大学是在1927年突破旧传统，开始招收女生。1928年，印尼的另一个商人陈性初捐了白银二万两，兴建复旦的女生宿舍，但是，它后来在战争中被日本人轰炸而全部毁掉。
    忧国忧民的海外华裔知识分子
　　复旦大学和南洋华侨的关系非常密切。1929年，到南京出席孙中山奉安大典的南洋华侨领袖都应邀到复旦大学参观。此外，复旦的足球和排球队都曾经到新加坡和菲律宾进行友谊赛，或为大学筹款。
　　李登辉于上世纪初在槟城已经认识了林文庆医生。1905年再度访问槟城时，又结交了伍连德医生、辜立亭医生（跟出生马来西亚吉打州的国学大师辜鸿铭有亲戚关系）等人。这些优秀的海外华裔知识分子的共同点是：忧国忧民。古语所谓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军阀割据，内战爆发，日本入侵等等因素，几次都使到复旦几乎完蛋，国民党政府甚至一度想封闭它。但是，在李登辉的领导下，复旦屹立不倒；战时复旦曾迁到陪都重庆去，但李登辉却坚守在上海分校。
　　据英华书院前校长Mr. Earnest Lau的分析，李登辉在新加坡的三年中学教育，学习英文、科学和数学，加上圣经课，对他的一生起了很大的影响，使他最终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毕生坚信：“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慷慨，绝对博爱”。
　　1905年，34岁的李登辉在上海青年会演讲时，曾经说了这么一句话：“外国人办得好的事，我们中国人也可以办，不一定要外国人来办。但我们要吸收外国人的长处，发挥中国人的智慧。” 由此可见，他是一个很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
　　跟随李登辉一生的季英伯就是受到他这篇演说的影响，从20岁起就开始担任李登辉的中文秘书，直到1947年李先生过世为止。
    64岁抗日在复旦被警察殴打
　　李登辉前前后后在复旦公学和大学服务了40年，始终不愿离开复旦。二战结束后，许多学生和他在上海的和平饭店聚餐叙旧，请他谈生平所得。但他只讲了一句话：“我归国后，一生旨在复旦，一生只当复旦的教授，一生只做复旦的校长。”此外，他什么都不讲。有人想为他立传，但都被他拒绝。
　　从我所看到的文字资料，可以看出这位李登辉是反抗日本侵略和热爱中国的。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身为校长的他积极动员复旦学生参加这项运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召集全校师生开会抗日。1936年，李登辉已经64岁时，竟然在自己的校园内被警察殴打。事缘有一晚，南京政府三更半夜出动600名警探和特务到校园内围捕学生，他听到一片混乱声，便起身出来营救学生而被殴打。
　　由于他非常爱护学生，支援他们的爱国运动，以至1936年被国民党政府威逼辞去校长之职。在日本占领时期，他坚持“三不”：不与敌伪来往，不接受敌伪津贴，不得已时宁可停办。维护了复旦的声誉。
    了解历史，记取教训
　　旧日的中国受到列强的瓜分和欺凌，民不聊生，但它和南洋华人之间的互助和互动，也促成了辛亥革命，走向共和。今天，中国已经逐渐强大，经济和政治环境跟以前也大不相同。但是，由于血脉相连，中国和南洋的华人，虽然持不同国籍护照，但还是会互动影响的。
　　新加坡虽是小国，但人杰地灵，人才济济，在东亚还是可以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李登辉在复旦大学的成就，林文庆，伍连德和辜鸿铭等近代新马华人在中国的表现，都值得我们思考。
　　这些人在中国的经历，对后人很有参考价值，希望新加坡各所大学能深入研究东南亚华人的命运。了解历史，记取教训，我们才能够更有把握地预测本地区的未来走向，并为国家制定良好的治国方针和正确的外交策略。
    三个同安人与三所民办大学
　　复旦大学虽然不是李登辉创办的，但他在那里干了40年，而且两次下南洋到东南亚各国筹得巨款，对复旦的功劳是不可没的。
　　李登辉是福建同安人，后来创办厦门大学的陈嘉庚和南洋大学的陈六使，也同是福建省同安县人。更巧合的是，这三所民办大学最初都是靠南洋各地华人（尤其是福建人）的慷慨捐赠而建成的。
　　为什么会有三个同安人，在不同时代和环境的感召下，敢为人所不敢为？
　　在那些艰苦的年代，陈嘉庚和陈六使办学的经历也十分艰难，但他们为了民族教育，可以全神全力投入，奋不顾身。
    鼓励学生自主和学术自由
　　1934年，《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在从杭州回返上海的途中被戴笠的手下暗杀。李登辉于1936年被迫离开复旦，林文庆于1937年离开厦大回南洋。1938年，唐绍仪在家中被刺杀。那是个血淋淋，生命随时不保的年代。
　　回顾陈嘉庚当年用林文庆医生当厦门大学校长，陈六使请林语堂和庄竹林博士当校长，他们都是留学英美的专才。但是开办初期的时代背景都非常复杂和混乱，很多人都吃了不少苦头。
　　再看庄竹林在中正中学当校长时，也是主张“有教无类”，据说他非常同情参加学潮和学运而被开除的外校学生，把他们都吸收进中正。李登辉在领导复旦大学时也一样，鼓励学生自主和学术自由，关心时局。
　　庄竹林在领导中正和南大时，校园内的各种人文和学术团体都非常蓬勃和活跃，特刊、期刊和丛书出版物是空前的多。
　　复旦大学创办时，中国的社会背景更加复杂混乱。但是，他们好在有一个新加坡英华书院的能干校友李登辉，帮他们克服了许多困难。
　　林文庆和李登辉，最初都是不懂中文的，但他们都在陌生的中国社会筹办了两所很好的大学。这是新加坡人应该引以为豪的事。
　　李登辉少年时代在新加坡英华书院受了几年中学教育，他从一个原来不懂中文的人，居然能够在中国领导一所世界著名的顶尖大学——复旦，并积极地参与中国的“五四”运动和抗日活动。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的课题。
　　我非常希望新一代的学者和研究生，能够对这些和新加坡有关的中国近代名人，做更加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比如说：黄奕住和黄仲涵，都是三宝垄的糖王，但他们一个选择回去中国，一个来到新加坡，方向各异，命运也截然不同。

老木匠

李登辉请刘大年写的校歌，2005年校庆时正式恢复使用，第一段就有

“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

每唱及此，感概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