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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2008-8-6 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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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让步与等待：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康生、陈云等在苏联顾问的陪同下乘苏联大型军用飞机抵达延安，在机场受到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张国焘等领导人和千馀名延安干部战士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在机场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发表讲话，将王明等称作是「马克思给我们送来了天兵天将」。[52]「天兵天将」既已下凡，当然要传达「天王」的「圣旨」。12月9至14日，zhonggong中央政治局在延安举行会议，由王明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并进而检讨抗战以来党的路线，此次会议王明的主张在党的核心层中占据了上风，史称「十二月政治局会议」。
在zhonggong党史编纂学中，对「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长期持否定态度，对会议主要内容也多予以回避。在官方党史著述中，一般将这次会议列入「毛泽东反对王明右倾投降路线」或「zhonggong六届六中全会」的背景部分，其主要论点：一是全盘否定王明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指斥其为「系统的投降主义主张」；第二，绝口不提王明的报告获政治局一致通过，以及会议所通过的一系列决定。1987年zhonggong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zhonggong党史大事年表》，在对王明报告的评价上首次发生变化，在继续指责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同时，开始承认王明的报告「在坚持联合国民党抗战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正确意见」。[53]官方权威的党史研究部门局部修改对王明报告的评价，主要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它意图表明抗战之初，zhonggong就怀有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真诚愿望。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是1934年1月zhonggong六届五中全会召开以来第一次有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也是1931年后zhonggong的国内领导机构与派驻莫斯科的代表团实现汇合后召开的第一次会议。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召开，是zhonggong中央事先议定的，并非出于王明的压力。1937年11月初，毛泽东就已知王明即将返国的信息，毛估计王明返国后必定要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召开政治局会议一事不可避免，尽管毛内心十分不悦，但仍向外地的一些政治局委员发出电报，通知他们返回延安参加会议。1937年11月5日，毛发电报给周恩来，催促周来延安开会。[54]11月15日，毛在给周恩来等的电报中，再次提及周回延安开会事。[55]远在南昌的项英，如果不是较早接到开会的通知，是来不及赶到延安准时参加会议的。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是一次严肃的党的核心层的会议，它改变了遵义会议后政治局开会一般多邀请重要军事干部参加、常以政治局扩大会议形式开会的惯例。出席这次政治局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共十二人，他们是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康生、陈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张国焘、凯丰。林伯渠不是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但作为zhonggong元老，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四名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缺席：
朱德、任弼时在山西八路军总部，
邓发在新疆迪化（乌鲁木齐）主持八路军办事处。
王稼祥因病在莫斯科治疗。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主持人是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王明是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主角。在12月9日会议的第一天，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第二天王明又作了有关zhonggong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报告。王明在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强调zhonggong必须加速转变内战时期的策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论及抗战以来zhonggong政治方针时，王明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公开点名指责了刘少奇。
王明在报告中批评洛川会议没有突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他认为不恰当地强调「片面抗战路线」和「全面抗战路线」，将抗日与民主、民生问题并列，都是不对的。王明说，群众运动要取得合法地位，应去国民党政府备案，在抗日条件下，不怕国民党的限制。王明举洛川侩议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将「抗日的民族团结」放至第十条作为证据，指责洛川会议对国共合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过份强调了独立自主。王明还说，洛川会议虽主张发动群众，却没有找到发动群众的具体方法，即没有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
王明批评1937年9月25日〈zhonggong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对国民党的进步认识不足。王明认为，国民党由不抗日到抗日，由剿共到联共是根本转变。王明强调zhonggong参加政府的条件是看政府是否抗日，只要国民党抗日，zhonggong就可以参加政府。王明还认为，把复兴社看成是法西斯也是不对的，因为法西斯的主要特征是对外侵略，而复兴社分子仍抗日。
王明在报告中表示，他不同意毛泽东在1937年11月12日所作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提出的某些论断。王明认为，所谓卢沟桥事变前党的主要危险是「左倾」、之后是「右倾」的分析，夸大了右倾的危险，是一种机械论。王明认为：在报告大纲第十九条中的提法——即「是共产党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也是不对的。因为历史上没有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的事情，应提「共同领导」。王明表示不应空喊领导权，空喊只会吓走同盟者。王明还反对在国民党和其他政治派别中划分左、中、右，认为只可划分抗日或降日派。王明也不同意zhonggong对章乃器的批评，他指出章氏提出的「少号召、多建议」口号不无可取之处，zhonggong应与国民党采取商量建议的方式，而不宜在政治上号召要这样办，那样办。
如果说王明对毛泽东还多少有所顾忌，未敢直接点名，只是就毛撰写的1937年11月12日大纲进行了批评，那么，他对刘少奇就没有这么客气了。王明点名批评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各种基本政策〉一文中对国民党提出的各项要求「过高」、「过多」，而没有反映「抗日高于一切」的中心问题。王明认为，zhonggong目前应与国民党「求同而非立异」。[56]
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充当了斯大林代言人的角色，他的报告基本上是「宣达圣旨」，完全反映的是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对zhonggong当前任务的观点。1937年11月初，在王明返国前夕，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在莫斯科召见了王明、康生、王稼祥、邓发。斯大林出于对苏联安全的考虑，指望中国拖住日本，使日本身陷中国战场的泥沼而无力进攻苏联。[57]11月14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谈道，zhonggong应遵循「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不要过份强调独立自主。[58]斯大林认为，zhonggong力量薄弱，无法充当统一战线的核心，蒋介石则可充当这个角色，zhonggong不要刺激、惹恼蒋介石，而要全力加强与国民党的合作。对于毛泽东，斯大林既不熟悉，也不放心，[59]且十分怀疑毛泽东是否能够忠实贯彻莫斯科的战略意图，因而派其门徒王明返回中国，监督zhonggong执行这个联合国民党的新方针。对于王明所肩负的使命，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曾给予清楚的阐释。1937年8月10日，季氏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形势的会议上，对zhonggong能否转变政策信心不足。他认为。由于zhonggong过去领导红军为建立苏维埃而斗争，现在同时还是这些人却要执行另一种政策，对于zhonggong这将是十分困难的。因此「需要能在国际形势中辩明方向、有朝气的新人去帮助zhonggong中央」。[60]在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眼里，王明正是这样一个合适的人选。
王明自恃有斯大林作靠山，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踌躇满志，毛泽东为欢迎他回国而刻意作出的友好姿态麻痹了王明，[61]无形中膨胀了他的自我中心意识，使王明陷入了错误的判断。王明在报告中无视毛的权威，将他个人自1934年以来与毛修好的努力毁于一旦。王明以为刘少奇没有实力，以批刘来影射毛，也造成严重的后果，促使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反对王明的基础上进一步加紧联合。
所幸，这一切对于王明还是未来的事，现在则形势大好，前途一片光明，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一致拥护王明的报告，连毛泽东也被迫予以附和。
王明的报告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周在12月11日的发言中，对毛泽东抗战以来的言论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周恩来说：四个月来未能推动抗日统一战线更大的发展，主要原因是由于以前「片面抗战必然失败论」。不应把片面抗战、全面抗战对立起来，硬要讲片面抗战必然失败，以后全面抗战必然胜利，这不符合辩证法。[62]
周恩来认为，以山西情况为例，由于没有实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而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所以党内、军内和各地都有不利于抗战、不利于统一战线的思想、言论及行动。[63]周提出，把独立自主发展到各方面会妨害统一战线，应公开指出并纠正统一战线中的错误，使友党更加信任和佩服我们。[64]
周恩来的发言反映了与会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观点，形势明显对毛泽东不利。他强忍心中的不快，为了避免自己陷入孤立，被迫对王明、周恩来作出妥协姿态。毛在会议的发言中承认存在着王明所批评的「抗战发动后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的情况。[65] 毛表示同意王明提出的「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的主张，但是，毛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立场，仍坚持认为在国共两党之间存在着「谁吸引谁」的问题。[66]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所发生的一切，证实了毛泽东早些日子对党内形势的预测：随着王明返国，将有一批政治局委员重新聚合在王明的周围。为了应付这种局面，毛泽东实际上早已有所准备，从12月上旬就对自己在统一战线方面的立场作了局部调整。1937年12月6日，即在王明到达延安后的第八天，毛泽东就与周恩来、彭德怀，联名致电八路军总部，要求坚决执行统一战线方针，加强部队的统战教育。在这份电文中，毛尤其强调八路军应与阎锡山及地方行政机构多方沟通，避免发生摩擦，指示八路军停止自行征粮、征布，所需物品改为「向政府借拨」。[67]尽管毛泽东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已有所软化，但仍未能减缓王明等在会议上对自己的进攻。
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暂时处于下风，王明虽然获得普遍响应，但王明获得的成果也仅此而已。毛泽东、王明一时势均力敌，谁也不具特别优势。会议宣布改组中央书记处，决定不设总书记一职，由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事实上形成了毛泽东、王明分享zhonggong最高权力的格局。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公布了有十六人组成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名单。他们分别是：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朱德、张国焘、王稼祥、任弼时、彭德怀、项英、刘少奇、康生、陈云、邓发、凯丰。[68]
据张国焘回忆，这份名单是得到斯大林批准，由王明在会议上宣布的。由于王明「事先没和任何人商量」就拿出名单，毛泽东「似感不安」。但是毛对这份名单并未表示反对意见，其原因可能是这份新名单与原有政治局成员的构成基本一致，王明并没有将新人塞入这份名单。在新公布的政治局委员中，绝大多数都是六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产生的政治局委员，关向应原为六届五中全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此次未进入政治局。彭德怀、张浩于1936年1月进入政治局，但是不久就不再通知张浩参加政治局会议。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身分，动员张国焘北上的使命完成后，他的政治局委员一职也就停止了。在王明拿出这份名单宣布后，毛泽东并没有完全放下心来，他要试探一下王明。毛在会上「极力推崇王明为zhonggong中央领袖，……力主将王明名字列入第一名」。王明则竭力表明，他提这份名单决无「夺帅印」的意思。[69]经这番试探，毛泽东已知王明确无取而代之的意思，也就不再坚持了。
对于毛泽东而言，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是不愉快的，但在不愉快中，也有一两件令人快慰之事，这就是会议决定终止党中央「负总责」之人的设置，剥夺了张闻天实际担任的总书记一职，[70]并把周恩来逐出了中央书记处。[71]
自三十年代中期始，中央书记处长期承担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功能，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成立的中央书记处由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项英四人组成，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由博古在书记处负总责。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书记处，毛泽东、王稼祥进入书记处，项英因留在江西，事实上停止了书记的职权，新的书记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五位成员，由张闻天担任党的总负责人，即实际上的总书记一职。这种人事安排一直持续到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的召开。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决定不设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由总书记变为书记之一，地位明显下降，在毛泽东暂时处于守势时，毛宁愿此位空缺。会议还免去了周恩来长期担任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新成立的书记处由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组成。从苏联返国的王明等三人，在书记处占了五分之三的比重，从表面上看，王明似乎占了上风。原中央书记博古、王稼祥也被免去了书记的职务。
周恩来离开中央书记处标志着周在党的核心层中的影响已明显减弱。不知是王明的政治敏感较差，还是他想和过去的路线撇清关系，王明眼看着周恩来、博古、王稼祥这三位过去路线的代表人物离开书记处竟毫无反应。周恩来地位的下降显然符合毛泽东的心意，毛反感周恩来向王明靠拢，而无援周之意，毛将乐意看到周恩来与王明的关系出现裂缝。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对张闻天的打击十分沉重。张闻天本来就对王明返国抱有警惕，担心王明将取代自己成为党的总书记，如今不设总书记一职，使王明、张闻天皆有所失。目前王明的地位上升，张闻天对王明的不满也急剧加深，毛泽东将坐山观虎斗，看彼等四分五裂。互相内讧，从这个意义上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达成的毛泽东、王明共治的局面，还体现在会议决定成立的zhonggong七大准备委员会等有关人事安排上。该委员会共有二十五人，除了十六名政治局委员，还包括了数名党的元老和重要的军政干部，由毛泽东担任委员会主席，王明担任书记。在准备委员会之下，另成立由书记处五名书记组成的秘书处，周恩来、博古、项英等皆被排除在外。[72]
毛泽东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遭到遵义会议以来最大的挫折，毛泽东的权威受到王明等的沉重打击，政治局几乎一致支持王明的主张，使王明在党的核心层中的影响急剧扩大。毛泽东将被迫与王明进行合作，形成了对毛极不情愿的毛、王体制。在这种体制内，毛泽东暂时不占优势，而王明的地位则相对稳固。
在毛泽东暂时处下风的时刻，毛对自己的前途并没有任何的悲观。毛牢牢掌握着军队和与莫斯科的电讯来往。毛清楚知道，王明得势的原因是他的莫斯科代言人角色，以及周恩来等对王明的支持。毛相信，将王明与周恩来等结合在一起的只是政见上的一致而非宗派上的结合，因此，一旦形势转变，周恩来等将会改变看法，转而支持自己的主张，彭德怀等也会迅速转变过来，周与王明的结合也就会随之结束。此次会议决定王明将率代表团前往武汉与蒋介石会谈，并成立zhonggong中央长江局，此项决定也有利于毛泽东。王明远离延安，也就避免了在延安出现「二主并立」、分庭抗礼的尴尬局面。对于张闻天等人，毛泽东更有充分的信心，毛断定张闻天因利害关系绝不会与王明「重结二度梅」，毛且作好准备，等着看他们互相火并。至于王明，则有很多理由为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结果而高兴。首先，他的报告被与会者一致接受，政治局的同事们都对他表示了热诚的欢迎；其二，政治局对zhonggong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代表团「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的政策的确定与发展上给了中央以极大的帮助」，[73]zhonggong中央表彰了代表团，也就是对王明本人的表彰；其三，王明的地位在会议上得到确定，成为党的第二号人物，由于自己显示了政治领袖的水平并具有雄厚的国际背景，争得了在政治上「帮助」毛泽东的资格，跟随自己从莫斯科返国的康生等也都成了书记处成员；其四，会议决定成立以王明为首的zhonggong代表团与国民党谈判，这将使王明成为国内活跃的领袖人物。
在胜利的喜悦中，王明没有看见笼罩在他头上的乌云正慢慢聚集，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由于王明不能保证争得苏联军援，对他不满的气氛已经悄悄出现。
早在江西时期，zhonggong就迫切希望从苏联获得军援，但苏联一向口惠而实不至，令zhonggong军政领导人大为失望。1933年，zhonggong听信了共产国际军事代表团顾问弗雷德（驻上海）和李德的许诺，在瑞金花费大量人力修建了机场，准备迎接苏联军用飞机的降落，结果是望断秋水，空欢喜一场。[74]1936年8月25日，陕北局势危急，红军财政、粮食已达最后极限，毛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联名，急电王明，希望王明向苏方请求给红军提供飞机、大炮，[75]以实现红军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的计划，此项求援也因各种条件的制约，最后也未能落实。所有这些都削弱了王明在zhonggong核心层中的地位。
抗战爆发后，苏联对国民党政府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但恪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限制，对zhonggong基本没有提供军火方面的援助。令zhonggong领袖们普遍反感的是，当源源不断的苏联军火沿阿拉木图——迪化（乌鲁木齐）——兰州公路，向重庆运去的时候，苏联军用飞机只给延安送来一些中文版的斯大林、列宁著作和少量的高射机枪、药品、大型无线电台等。于是领导人抱怨——「书籍给了无产阶级，军火给了资产阶级」。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zhonggong领袖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苏联能否给zhonggong实际的援助。王明为斯大林的对华政策作了解释，表示苏联不大可能给延安军援，王明的答复令所有人失望。 [76]对苏联不满的情绪已经存在，只要稍加鼓动，十分容易将矛头转向王明，作为zhonggong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既然是被斯大林派回来的，可是在帮助国内的斗争中又作出什么具体贡献呢？苏联不给zhonggong军火，难道与王明的无能没有关系吗？
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取得的胜利使他对自己的前途充满自信，王明只看到政治局委员们支持他的一面，而没看到这种政治支持的脆弱一面。王明与多数政治局委员只存在一般的工作关系，并无历史渊源、个人友谊作这种关系的基础。他忘记了，这种建立在政见一致基础上的政治上的结合，经常会因形势变化、人际关系等因素而处于波动中。少年得志的王明只是一个深受俄化教育的共产党新贵，对这种世故哲学似乎理解得不深。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后，zhonggong核心层的内部关系十分微妙，尽管王明影响上升，但支持王明的力量缺少稳定性，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并没有把「宝」押在王明一边，而是谨言慎行。在毛泽东、王明之间犹疑摇摆。
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对王明的态度是友好的，但他们对毛泽东也很尊敬，且一切都是光明正大，和王明没有任何私下交易。
康生和陈云是王明昔日在莫斯科的老同事，康生虽然多年来与王明密切合作，但甫抵延安，却小心翼翼，实际上是在默默估算毛泽东与王明各自的实力阵容，为自己要走的下一步棋在暗中准备。陈云虽与王明共事较久，但是只限于工作关系，与王明谈不上志同道合。没有任何证据可显示康生、陈云会在政治上继续支持王明。
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这位zhonggong在江西时期的捷尔仁斯基，早在遵义会议后就已权势大减。邓发因狂热肃反，在党内、军内积怨甚多，加之邓发与周恩来关系密切，1936年4月，就被毛泽东、张闻天打发去了苏联，他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一摊子也早由毛泽东的老部下王首道接替。目前邓发担任了zhonggong驻新疆办事处代表，已远离权力核心，邓发甚至连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也未能参加。邓发对王明不可能有任何实际的帮助。
博古是王明昔日的亲密战友，多年来与毛泽东对垒，对王明返国自然是由衷的高兴，但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讲的一些话却使博古很不满意。王明为了显示自己一贯正确和立场公正，对博古主持的1934年1月的zhonggong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77]王明此举只能使博古对自己徒增不满，从而影响两人的关系。
王明真正的支持者只有项英一人。项英多年来就对毛泽东的个人品质存有严重的怀疑，长征前夕，项英曾预感到毛将利用党的危急形势，夺取最高领导权。[78]1937年12月，项英从南方赶赴延安，与分手三年多的战友们重逢，并参加了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在项英的眼中，王明无疑是值得信赖的党的领袖，更是抗衡、制约毛泽东的最佳人选，因而，项英真诚的拥护王明。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由项英任书记zhonggong东南分局，在党的关系上，直属长江局领导，新四军则受延安和长江局双重领导，项英对这项安排由衷地满意。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在毛泽东与王明之间投下了长长的阴影，王明在严重冒犯了毛泽东之后，也许并不知道自己已被毛视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党内头号敌人。正当王明自鸣得意，陶醉在眼前的胜利时，毛泽东则在妥协、退却烟幕的掩护下，为打败王明卧薪尝胆、积蓄力量。
四、毛泽东与武汉「第二政治局」的对立
1937年12月18日，仅距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闭幕四天，王明、周恩来、博古等率领zhonggong代表团就抵达武汉。12月23日，zhonggong代表团与zhonggong长江局举行会议，决定将两个组织合并，对外称zhonggong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
zhonggong长江局是陕北以外zhonggong最大的组织机构，在长江局集中了当时十六名政治局委员中的五人，他们分别是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以及1938年4月调入的凯丰。在长江局担负领导工作的还有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三位zhonggong元老（林伯渠不久调任zhonggong驻西安办事处代表），以及叶剑英、邓颖超、李克农、吴克坚、廖焕星（王明在莫斯科期间的秘书）等。
长江局是1927年国共分裂后，zhonggong在国民党统治区成立的最重要的机构。长江局担负着领导南中国zhonggong地下组织和新四军的工作，承担与国民党谈判以及联络社会各界的繁重事务。长江局还公开出版zhonggong机关报《新华日报》和党刊《群众》。[79]由于长江局工作范围极其广泛，对zhonggong全局性的路线、方针发挥着重大影响，其领导人在zhonggong党内声名显赫，所以长江局又有「第二政治局」的称呼。
zhonggong长江局的核心灵魂是王明和周恩来。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得到周恩来的有力支持，会议之后，王明与周恩来在党内的影响明显增强。王明、周恩来抵汉后，立即展开紧张的工作，全面落实、贯彻「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关于加强国共合作、巩固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从而与毛泽东的矛盾进一步扩大。
王明、周恩来强调zhonggong应尽力维护同国民党的友好关系，与国民党「开诚合作」，对国民党的意见「一般宜采取赞助的立场」。特别在成立地方政权问题上，zhonggong应事先征得国民政府的同意，促成在「国民政府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1938年1月28日，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延安中央书记处，对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不向国民政府备案而自行成立提出批评，认为此举「对全国统战工作将发生不良影响」。[80]
在军事问题上，王明、周恩来主张zhonggong领导的武装游击队应取得合法地位，他们并且认为zhonggong军队应积极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应抽调八路军主力参加对日作战。1938年1月11日，周恩来、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建议调刘伯承师或林彪师，待日军进攻郑州紧急时，渡黄河参加陇海路西段的战斗。[81]
王明、周恩来在zhonggong参加政府问题上的态度也和毛泽东存在差别。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张闻天对zhonggong参加政府事一直持谨慎、保守的态度。1937年9月25日，zhonggong中央作出〈关于共产党员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提出在国民党未改变其一党专政实质前，zhonggong参加政府只会模糊其阶级性质。毛泽东、张闻天的这种立场对王明也产生了影响。1938年2月2日，王明在武汉以毛泽东名义发表〈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再次重申zhonggong不参加政府的立场，但是王明并不反对个别zhonggong领导人以个人身分参加政府。1938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蒋介石邀请周恩来担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因知道zhonggong中央有关禁令，一再推辞，但蒋介石仍坚持原有意见。1月11日，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延安中央书记处，告知以上情况，并请延安考虑具体意见，实际上是要求延安收回不许共产党员参加政府的成命。毛泽东等对王明、周恩来等的来电，拒不答复，显示毛坚持原有立场的态度。王明、周恩来、博古等在未得到延安覆电的情况下，于1月21日再电中央书记处，陈述周恩来担任此职，将有利于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如果屡推不就，会使蒋介石、陈诚认为共产党无意相助。对这份说理透彻，言辞恳切的电报，毛泽东照样不覆电。在延安拒不表态的情况下，长江局决定，周恩来代表zhonggong担任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1938年2月6日，军委会政治部成立，周恩来出任副部长。而zhonggong中央直到1938年2月末至3月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才正式批准周恩来担任此职。[82]
王明、周恩来等在长江局的联合行动，构成了对毛泽东权威的严重挑战，长江局不仅对zhonggong全局性的方针起着重要影响，对zhonggong组织问题也曾一度拥有决定权。王明、周恩来联手，打破了毛泽东自遵义会议后一手独揽政治局的局面，迫使毛泽东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不得不按长江局的意见办。1938年2月末，在王明、周恩来等压力下，毛泽东被迫同意召开政治局会议，就是一突出事例。
1938年2月7日，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联名致电延安中央书记处，提议2月20日前后召开政治局会议，以研究国共关系中出现的「许多新的严重问题」。[83]
王明、周恩来等在这封电报中提到的国共关系中的「新的严重问题」，是指1938年1月后，在国民党内出现的反共舆论。1月23日。代表国民党出席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的康泽，刘健群当着王明、周恩来的面，指责八路军在华北「游而不击」。随后，在武汉的国民党报纸出现攻击zhonggong的言论。1月17日《新华日报》营业部及印刷厂被一批身分不明的人捣毁。上述情况引起王明、周恩来的警惕，迅速向延安紧急通报武汉的最新动向，提议召集政治局会议，商讨有关对策。
然而，对长江局的这份电报毛泽东仍是不予回答。毛泽东在无力正面反击不同意见时，惯于用这种「留中不发」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立场。
在迟迟未接到延安覆电的情况下，2月15日，王明、周恩来、博古又一次致电中央书记处并任弼时、凯丰、朱德、彭德怀，提议在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两个议题：抗战形势和zhonggong七大准备工作问题。[84]
王明、周恩来、博古似乎估计到毛泽东仍将会对彼等建议采取消极态度，索性将电报发给书记处和书记处以外的政治局委员，试图用政治局集体的力量，迫使毛泽东同意长江局的建议。
1938年2月23日，王明、周恩来、博古再次致电中央书记处，提议举行政治局会议的日期为两天，「由王明、恩来将长江局会议讨论结果，向政治局建议，会完后立即返汉」。[85]面对王明、周恩来的持续压力，毛泽东被迫退却，最后，不得不接受了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建议。
王明、周恩来等在召开政治局会议一事上的态度，引致毛泽东的强烈不满。毛认为，这是王明、周恩来造成既成事实，逼其就范。几年后，毛回忆1938春发生的这次事件时说，「三月会议，长江局先打一个电报，规定议事日程，决定某某要人回长江局工作，这种态度我很不满意」。[86]只是这些都是后话，当时毛泽东虽然极不情愿，也只能忍受。
在王明、周恩来的一再要求下，1938年2月27至3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延安举行了会议；史称「三月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又一次受挫，被迫再次对王明、周恩来等让步。
三月政治局会议批准了王明、周恩来提出的加强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在参加会议的八名政治局委员中，毛泽东、张闻天、任弼时对王明的报告提了一些保留意见，王明、周恩来、凯丰、张国焘的意见则基本一致，康生的态度模棱两可。周恩来在支持王明意见的方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周提出应向蒋介石建议，确立「以运动战为主，包括阵地战，以游击战为辅」的军事战略方针，以及「组织新的军队」的意见。[87]
三月政治局会议在王明、周恩来等的努力下，把加紧筹备zhonggong七大列入党在近期工作的主要任务。「在最近时期内」召开七大，是「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一项重要决定，王明、周恩来对落实这一决定十分重视。三月政治局会议决定，发布为召集党的七大告全党同志书和告全国同胞书；向地方党组织发布进行七大工作准备的指示；成立大会报告的准备委员会；责成政治局及中央同志起草七大报告的政治提纲和专题论文。在毛泽东暂处守势的形势下，召开七大无疑会进一步削弱毛的影响力。令毛稍许宽慰的是，三月政治局会议没有明确zhonggong七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人和报告人。
三月政治局会议对毛泽东的又一打击是，会议否决了毛提出的留王明在延安工作的意见，同意王明返回武汉继续主持长江局的工作。在3月1日的会议上，毛提出，「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不能再到武汉去」。[88]毛泽东公开的理由是，应考虑王明的安全和延安中央书记处工作的需要。但是实际上，经过近三个月时间的观察，毛已完全领教了王明、周恩来结合的厉害。把王明调回延安是一箭双雕，不仅可以切断王明与周恩来的联系，还可以使王明在延安无所作为，无事可做。对于毛的这项提议的真实用意，王明似有警觉，他在3月1日的会议上，明确表示自己希望继续在武汉工作。[89]会议最后对毛泽东的建议进行表决，以五票反对，三票赞成，作出最后决定，调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去长江局工作，王明在汉一月后返延。[90]面对多数人的意见，毛只得暂时搁置自己的计划。
三月政治局会议的召开加强了王明、周恩来在党内的影响，尤其在zhonggong政策制定方面的影响。会议一致同意，由王明代为起草会议的总结，[91]会议还决定，由王明代表zhonggong中央起草致预定在三月下旬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书，由周恩来起草对国民党的军事建议书。中央书记处并最终批准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对于王明、周恩来在zhonggong党内地位的上升，毛泽东无时不刻想予以限制。3月21日长江局将王明起草的zhonggong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书电告延安，但几天都未得到毛等的答复，于是王明等在3月24日将建议书送交国民党方面。一天后，延安中央书记处来电，批评此信有错误，要求另送一份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贺信。王明、周恩来等长江局全体领导成员共同署名，于4月1日给延安覆电，指出来电太迟，且大会已于4月1日结束，要求延安不要公布这份文件，「否则对党内党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92]1938年6至7月，延安与长江局的冲突又起，中央书记处来电，表示不同意王明、周恩来、博古等联合发表的〈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底意见〉。长江局覆电延安，坚持原议，双方互不相让，电报往来不绝，几成「电报战」。[93]在延安发往长江局的电报中，毛泽东故意隐身在后，多以书记处或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联合署名的形式发电，在署名排列顺序上，特意将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后一位。尽管毛是这一切的指使者，但是在长江局的压力下，毛被迫淡化自己的党内首席角色的色彩。[94]
毛泽东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的受挫及王明、周恩来的成功，使得长江局的影响开始超出华南、华中的范围，向八路军和华北地区扩散。1938年春，彭德怀在八路军传达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精神。彭德怀检查过去党「对国民党的基本转变认识不够」，认为「机械地划分某一时期以左倾或右倾为主的阶段论是不正确的」。[95]几年后，毛泽东抓住彭德怀这些话，要彭德怀承认在抗战初期执行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并把彭德怀传达「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报告，作为党内反面材料，收入《六大以来》一书。其实，彭德怀只是根据张闻天交给他的一份经由中央书记处草拟的传达大纲，即〈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总结与精神〉，在八路军五四三旅团级干部大会上，照本宣读了一遍。[96]
依照毛泽东的逻辑，在这个阶段，彭德怀跟王明跑了。但是事实上，军队和地方的领导人根本不知道，在中央精神之外，还另有一个「毛泽东的正确路线」。1938年1月7至8日，毛泽民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传达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精神。[97]1938年4月，zhonggong北方局冀察晋边区分局书记彭真在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全国抗战形势和争取抗战胜利方针〉的报告，强调「一切工作都充分把握住，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原则。1938年5月，邓小平也批评了晋中地区的向地主借粮运动，指出这是「破坏农村统一战线」的「左」倾错误。在1938年7月之前，彭德怀、杨尚昆、彭真、邓小平在华北部分地区，还展开了反对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斗争。
在毛泽东和长江局对抗的日子里，张闻天仍然坚定地站在毛的一边。毛还发现了另外几个新盟友，一位是毛在江西时期的老熟人任弼时，另两位是与王明一道刚从苏联返国的康生和陈云。至于毛泽东志同道合的盟友则非刘少奇莫属。刘少奇虽然没出席三月政治局会议，但其观点与毛几乎完全一致。三月政治局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将刘少奇紧急召回延安，以加强自己在政治局中的力量。毛泽东为了让刘少奇放心，1938年3月24日，中央书记处作出北方局领导人员分工的新决定，明确规定胡服（刘少奇）在延期间，仍然担负华北党的领导工作，所有情况须直接向胡服报告。[98]1938年7月10日，刘少奇写信给彭真，提醒彭真立即修正政策。刘少奇在信中告诫道：「国民党与阎锡山至今不承认统一战线，因此在文件和宣传上以少说或者不说统一战线为好」。[99]对于政治局同事们的表现，毛泽东不动声色，一一看在眼里，在清冷的延安窑洞里，毛在紧张地作着各项准备，等待着反击日子的到来。
[1] 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讲话至今尚未全文披露，现在可见的毛在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是收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此文是毛在1937年8月为中央宣传部写的宣传鼓动提纲。该提纲的主要内容是〈GCD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据《毛泽东年谱》和《张闻天传》称，1937年8月9日，毛泽东对原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办法与前途〉中提出的「八大纲领」加上了补充意见，扩充为十条。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页12；程中原：《张闻天传》，页386。但是李德却说〈十大纲领〉系王明在莫斯科起草、经过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批准而颁布的。本处引用的毛在洛川会议上的讲话，出自李德：《中国纪事》，页288-89。李德声称，有关洛川会议上的争论情况，是参加会议的博古告诉他的。毛泽东起草的宣传大纲除了包含〈十大纲领〉的内容外，还加上了由他撰写的「甲、乙、丁」部分，这一部分构成了毛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导言和结语。毛在导言和结语中融人了他对〈十大纲领〉的补充，这就是对国民党「单纯政府抗战的方针」的批评。另参见中央档案馆编：《zhonggong中央文件选集》（1936一1938），第11册，第330页的注释；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387。
[2]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389；另参见A·季托夫：〈抗日战争初期zhonggong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载苏联《远东问题》，1981年第3期，转引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页350。
[3]《毛泽东年谱》，中卷，页8。
[4]《毛泽东年谱》，中卷，页9。
[5]《毛泽东年谱》，中卷，页9。
[6] 转引自龚希光：〈朱德与华北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另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页12。
[7]《毛泽东年谱》，中卷，页15；另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387。
[8] 参见《周恩来年谱》，页378；另参见〈周恩来在zhonggong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2日），转引自zhonggong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一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年），页371。
[9]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390；另A·季托夫：〈抗日战争初期zhonggong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原载苏联《远东问题》，1981年第3期，转引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页350。
[10] 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页290。
[11] 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一1939）》，页290；另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390。
[12] 在张闻天的调和下，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没有提及八路军应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作为自己的军事战略方针，这反映了在洛川会议上围绕军事战略问题而发生的争论尚未最后解决。参见中央档案馆编：《zhonggong中央文件选集》（1936一1938），第11册，页325－26。
[13] （原书无注）
[14]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409。
[15]《周恩来年谱》，页381。
[16] 根据对《周恩来年谱》的分析，在1937年9月中下旬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电报采取两种方法处理，凡周要求加派八路军增援国民党军的电报，毛一般不予回复；周建议组织游击战争，向山地转移的电报，毛均立即覆电表示同意。
[17]〈1937年9月12日毛泽东致彭德怀〉，载中央档案馆编：《zhonggong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337。
[18]〈1937年9月16日毛泽东致林彪等〉，载中央档案馆编：《zhonggong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338。
[19]〈1937年9月17日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等〉，载《毛泽东军事文选》（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年），页83。
[20] 参见中央档案馆编《zhonggong中央文件选集》（1936一1938），第11册，页339。
[21]〈关于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原则的指示〉（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致彭德怀），载中央档案馆编：《zhonggong中央文件选集》（1936一1938），第11册，页339－40。
[22]〈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楷示〉（193年9月25日毛泽东致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等），载中央档案馆编：《zhonggong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353。
[23] 参见中央档案馆编《zhonggong中央文件选集》（1936一1938），第11册，页351。
[24] 长久以来，国共双方都激烈指责对方消极抗战，强调自己独力支撑抗战，取得打败日帝的胜利。国民党方面宣称，1937年9月26日毛泽东曾对八路军发出下列指示：「中日战争是本党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是七分发展，两分应付，一分抗日。」参见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1分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年），页117。前苏联方面的论著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前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高级官员罗满宁以奥·鲍里索夫的笔名出版的《苏中关系（1945一1980）》披露，毛在抗战初期要求zhonggong和八路军「用一分力量和日本斗，用二分力量来和国民党斗，用七分力量来发展自己」，参见《苏中关系（1945一1980）》（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页100。对台湾和苏联方面的这类言论，大陆方面既不承认，也未正式否认。1976年4月，「四人帮」在上海的写作组为了影射周恩来，化名「史锋」出版了《反对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的小册于，在删去了毛泽东最鲜明的几段话后，首次不加引号地公布了毛泽东在1937年9月21日电报的精神。参见史锋：《反对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页24。由于史锋的小册子第一次披露了毛的电报，很快引起苏联方面的重视，他们认为毛的电报证明了苏联方面六十年代以来对毛消极抗战的批评。参见A·季托夫：〈抗日战争初期zhonggong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一1939）〉，原载苏联《远东问题》，1981年第3期，转引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页351。
[25] zhonggong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407-408。
[26] 毛泽东在1937年9月24日没有就周恩来报告的有关八路军参与平型关战斗的军力布置的电报作出答复，但是在同一天毛给周恩来、朱德的电报中却强调山西地方党目前应将工作重点放在五台山脉，立即组织地方支队和群众组织，一切工作应在敌占太原的设想下作布置的出发点。显然，当时毛与周恩来的思路是完全不同的。参见《周恩来年谱》，页383；《毛泽东年谱》，中卷，页23。
[27] 龚希光：〈朱德与华北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另参见《任弼时传》，第410。
[28] zhonggong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传》（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页413。本文所引用的毛泽东这份电文在《毛泽东年谱》中卷被略去。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页25-26。
[29]《毛泽东年谱》，中卷；页27。
[30]《周恩来年谱》，页385－86。
[31]《毛泽东年谱》，中卷；页34。
[32] 参见zhonggong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73；另参见《彭德怀自述》，页222－23。
[33] 龚希光：〈朱德与华北抗战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
[34]《毛泽东年谱》，中卷，页31。
[35] 参见中央档案馆编：《zhonggong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365、372。
[36]《周恩来年谱》，页387。
[37] 龚希光：〈朱德与华北抗战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
[38]《毛泽东年谱》，中卷，页78。
[39]《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89。
[40] 参见zhonggong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192、193。
[41] 程中原：《张闻天传》，页389。
[42] 刘少奇：〈为发给各地指示信给中央的报告〉（1937年8月3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191；另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83。
[43]〈刘少奇致洛甫电〉（1937年9月25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1942另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90。
[44]《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90。
[45] 龚希光：〈朱德与华北抗战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
[46]〈刘少奇、杨尚昆致毛泽东、洛甫电〉（1937年11月17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198；另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99。
[47] 参见马齐彬等：〈刘少奇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创立〉，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291；但是在《刘少奇年谱》中，这个数字被笼统为「数千人」，页196。
[48]《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86、191。
[49]《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86、191。
[50] 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191、197。在《刘少奇年谱》中，对刘这句话予以删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99。
[51] 何松：〈当王明回到延安时〉，载鲁平：《生活在延安》（西安：新华社，1938年），页57。
[52] 刘家栋（陈云在延安时期的秘书）：《陈云在延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页1。
[53] 见zhonggong中央党史研究室：《zhonggong党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128。
[54]〈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1937年11月5日），载《周恩来传（1898—1949）》，页391。
[55] 参见〈毛泽东致周恩来等电〉（11月15日）。载中央档案馆编：《zhonggong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394。
[56] 王明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至今仍没有完全公开。《六大以来》收有他在12月9日会议上所作报告提纲〈如何进行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但是王明在会上另有口头报告。这个口头报告即〈王明在zhonggong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12月9日），近年来在少数权威性著作中披露了若干内容，详见《周恩来年谱》，页393；zhonggong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49）》，页392；另参见zhonggong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一1949）》，页506-507。
[57] 参见王稼祥：〈我的履历〉（1968年5月），转引自徐则浩：〈王稼祥对六届六中全会的贡献〉，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435。
[58]《毛泽东传（1893—1949）》，页505。
[59] 瓦·崔可夫（1940年任苏联驻华使馆武官和蒋介石的苏联总军事顾问）：《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页34-36。
[60]〈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8月10日），载《zhonggong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
[61] 据1937年11月29日随王明飞抵延安的王明的警卫员李光灿回忆（陈光灿原为西路军战士，1937年11月中旬由八路军驻迪化办事指派为王明的警卫员，在迪化登机护送王明等抵延安），王明回延安后，毛泽东等在陕北公学主持召开欢迎大会，毛在讲话时「很热烈，很兴奋……好象喝了点酒」。参见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页287。
[62] 参见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载《zhonggong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63]《周恩来年谱》，页393。
[64] 参见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载《zhonggong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65]《毛泽东传（1893—1949）》，页507。
[66] zhonggong迄今仍未公布毛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全文。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发言的少量片断散见于近年出版的某些官方权威论著中，如zhonggong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此处资料来源于马齐彬（前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抗战初期的王明投降主义路线错误〉，载《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毛泽东传（1893—1949）》，页508。
[67] 参见〈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德、任弼时、邓小平等电〉（1937年12月6日），载中央档案馆编：《zhonggong中央文件选集》（1936一1938），第11册，页400－401。
[68] 参见王建英编：《GCD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北京：红旗出版社，1983年），页296。
[69]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424－25。
[70] 张闻天于1938年4月12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声明，说明自己从1937年12月后即不再担任zhonggong中央总负责人之职。这个声明实际上是由王明起草，以张闻天的名义在武汉发表的，此亦说明王明回国后张闻天政治地位已下降。然而在以后清算王明在武汉「闹独立性」时，却没有就此事特别指责王明，盖因剥夺张闻天「总负责」的名义亦符合毛泽东的心愿。
[71] 有关周恩来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被免除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事，可从政治局在1937年12月13日通过的准备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得到证实。该决议宣布，成立由二十五人组成的zhonggong七大准备委员会，周恩来虽被列名在内，但是在准备委员会下设立的组织秘书处成员只有中央书记处的五名书记，周被排除在外。参见中央档案馆编：《zhonggong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406-407。
[72] 参见〈中央政治局关于准备召集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1937年12月13日通过），载中央档案馆编：《zhonggong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405、406。
[73] 参见中央档案馆编：《zhonggong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402。此决议如同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所通过的其它决议一样，在zhonggong党史编纂学中长期被隐瞒，直到八十年代后才陆续予以公开。
[74] 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页86。
[75]《周恩来年谱》，页318。
[76]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418、420。
[77] 王明在1937年12月10日下午的会议上作关于zhonggong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王明在会议快结束时说：「我们现在估计党中央的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要估计到较大的错误便是五中全会的决议。」参见周国全、郭德宏等：《王明评传》，页303。
[78] 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页117-18。
[79] 1937，zhonggong中央书记处致电共产国际，汇报「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召开经过及人事安排事项，并要求共产国际派曾在巴黎办zhonggong报纸《救国时报》的吴玉章、萧三、廖焕星回国办《新华日报》。 年12月28日
[80]《周恩来年谱》，页398、402。几年后此封电报被当作「王明投降主义」的罪证受到严厉批判，建国后在略去周恩来等名字后，反复受到批判。
[81]《周恩来年谱》，页399。
[82]《周恩来年谱》，页399、401、406。
[83]《周恩来年谱》，页401-403。
[84]《周恩来年谱》，页404。
[85] 参见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载《zhonggong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86] 参见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载《zhonggong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87] 长江局时期，王明、周恩来等对运动战、阵地战的强调乃是作为一种建议向国民党提出的。并非像zhonggong党史编纂学有意曲解的那样，是企图把此方针强加给八路军、新四军，事实上毛泽东也提出过类似意见。1938年1月13日，毛曾说，「为什么说游击战为辅呢？因为游击战不能最后消灭敌人。所以，现在要以运动战为主，阵地战、游击战为辅。」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页45；另参见龚希光：〈朱德与华北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
[88] 参见廖心文：〈抗日战争初期长江中央局的组织变动情况——兼谈王明是怎样当上书记的〉，载zhonggong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7年汇编本）（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页285。
[89] 1941，王明在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发言中谈到他当时的心情是「不愿留在延安工作」，参见周国全、郭德宏等：《王明评传》，页340。年10月8日
[90] 参见廖心文：〈抗日战争初期长江中央局的组织变动情况——兼谈王明是怎样当上书记的〉，载zhonggong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7年汇编本）（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页285。
[91] 参见廖心文：〈抗日战争初期长江中央局的组织变动情况——兼谈王明是怎样当上书记的〉，载zhonggong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7年汇编本）（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页285。
[92] 参见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载《zhonggong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93]《周恩来年谱》，页414、416。
[94] 1938年上半年，凡发往北方局和八路军的电报，毛泽东的名字都放在第一位，而在发往长江局的电报排名顺序上，毛的名字一般放在最后一位。
[95] 参见彭德怀：〈目前抗战形势与争取抗战胜利的方针——中央政治局12月会议总结与精神〉（1938年春），载《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页916、919-20。
[96]《彭德怀自述》，页226。
[97]《谢觉哉日记》，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204。
[98] 参见中央档案馆编《zhonggong中央文件选集》（1936一1938），第11册，页477。
[99] 参见郭华伦：《zhonggong史论》，第3册，页3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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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8-13 0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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