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周有光：被上帝遗忘了的“汉语拼音之父”

梅茗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创制人之一，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倡导者，当代中国语言文字学界的旗帜性人物，曾被称为“周百科”与“
汉语拼音之父”。

半路出家的重磅语言学家

　　1949年，周有光在建国前夜回国，先后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做教授。

　　“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不是一种国语运动，而是很多种方言。我的看法跟他们不一样，我觉得当时国语重要，方言不重要。我也不反对方言要写成文字，但主要力量要放在国语上面。这是一点。还有许多方案，要有共通性，不能相互有矛盾。诸如此类，陈望道（时任复旦大学校长）对我提的意见非常感兴趣。他说你这些东西跟他们想法不一样，很好，你把它收集起来，出一本小书。我就根据他的意见，在1952年出了一本小书《中国拼音文字研究》，那本书也是很幼稚的，是关于拉丁化的一些文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56个民族有数十种方言，并且大多数人都是文盲。要建设这样一个国家，没有统一的、能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文字语言，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文字改革问题很早就被置于国家工作日程的重要位置，并从全国范围内网罗了许多专家学者来从事这项开创性工作。

　　1955年10月，为了进一步规范简化汉字，提高认知率，zhonggong中央决定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邀请精通中、英、法、日四国语言的周有光参加会议。会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胡愈之跟周有光说：“你不要回去了，你留在文改会工作吧。”周有光笑了笑，说：“我不行，我业余搞文字研究，是外行。”胡愈之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不久，周有光接到通知从上海调往北京。

周有光教夫人使用中文打字机

　　消息传出，朋友们纷纷相劝：“经济学多重要啊，语言学可是小儿科。”“哪里需要哪里去”——凭着一份朴素的热情，在49岁的时候，周有光乐呵呵地扔下经济学，半路出家一头扎进语言学中。于是，经济学界少了一位金融学家，国家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多了一位委员、多了一位语言学家。

　　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里，如今既藏有经济学家周有光的著作，又有作为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的著作。从金融经济到语言文字，周有光改行可算是“完全彻底”。他的孙女在上小学的时候，曾经很严肃地与爷爷讨论这个问题。她说：爷爷，你亏了！搞经济半途而废，你搞语文半路出家，两个“半圈”合起来是一个“0”！周有光笑道：“我这是在‘劫’不在‘数’。那时候搞经济的后来都倒了霉。我逃过了‘反右’的劫难，是我命大运气好，留在上海搞经济的很多同事都成了右派，有的因为受不了这种政治迫害而自杀。我却因为已改行而移居北京，参与文字改革，躲过了这一劫。否则，我的历史可能重写。”至今想起来，他既庆幸，又后怕。

　　“我的改行是偶然的，不过我是既来之则安之，既然改行了就要认真做，当时的工作任务很繁重，我就把所有能够利用的时间都拿来补充知识，因为作为外行可以马马虎虎，但真正作为一个专业人员你就决不能马马虎虎，以前看过的名著我要重新细读，那个时候我的确很用功。”谈起转行，周有光回忆道：“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下面有两个研究室。一个叫第一研究室，研究中心是拼音化问题。第二研究室是汉字问题。领导认为我在汉语拼音方案方面过去发表过一些东西，另外我的主张还是有点道理吧，就让我主持第一研究室。这两个研究室是做具体工作的，下面还有小委员会。一个是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我也是委员。”

　　事实上，拼音方案在重新设计之前已经有过两代人的努力。“中华民国成立第二年，当时的政府就开始制订注音字母方案，这是中国语文往前走的很重要的一步。这些工作是黎锦熙先生搞的，他是比赵元任更早的一批。到了赵元任，是第二代了，他们制订国语罗马字，就不用中国汉字方式的符号，而用国际通用的字母。赵元任和我是老乡，比我大，高了几级，最初都没有交往。后来我到美国工作，赵元任正好在那儿读书。我常去看他，两家交往多了，我们就开始讨论语文问题，我就请教他。”周有光说，到了20世纪50年代要重新设计拼音方案，赵元任的思想“对我影响很大，我们设计的拼音方案就参考了国语罗马字制订汉语拼音方案”。

　　当时拼音方案委员会一共有15个人，由几个大学的语言学家组成，不过主要是开会参加讨论。“文改会制定具体工作由三个人来做：叶籁士、陆志伟和我。叶籁士兼秘书长，比较忙；陆志伟要教书，还兼语言所的研究工作。我呢，离开了上海，没有旁的事情，就一心搞这个事情。我们三人就起草了第一个草案：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当时，周有光提出了三点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事实上，我们三个人都共同提出要用26个拉丁字母，没有新字母。看法基本一致，没有什么不同的对立思想，只有一些技术性的不同。”

罗马字母最终成为汉语拼音的背后

　　“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订《汉语拼音方案》的时候，一下子拿到600多份方案，后来又拿到1000份左右方案，然后又拿到1000多份方案，一共拿到的方案有3000多份。不少人积极参与创造方案，大家热情很高的。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在50年代，我们非常慎重，从原理到技术广泛征求意见、深入研究。有人曾给我们讲笑话：你们太笨了，26个字母干三年。我今天回想：这三年时间花得还是很值得。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有人在提意见，而他们提的意见我们都研究过，几乎没有新的意见。今天就得到了这么点安慰。假如当初没研究好，有漏洞，就遗憾了，毕竟要弥补就很麻烦了。”周有光说，汉语拼音采用的是罗马字母（拉丁文的字母），但它在20世纪50年代曾遭受过很多人的反对。周有光描述道：“当时有人认为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几个字母还不会搞，干嘛要用帝国主义的字母。”

　　早在1952年，毛泽东主席到苏联问斯大林，中国的文字改革应当怎么办？斯大林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毛泽东回到北京，指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研究制订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此后，研制了多个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但意见不能达成一致。当时文改会主任吴玉章向毛泽东汇报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难以研究后，毛泽东同意研究罗马字母，再提到党中央，得到批准，这才把精力放到罗马字母形式的拼音方案研究上来。

　　确定用罗马字母了，但怎么用？周有光举例“j、q、x”的制定来说明仅这三个字母就费了很大周折。当年周有光花了很大气力研究世界各国的字母用法后，将其分为三类，基本用法、引申用法和特殊用法。“j、q、x”就属于特殊用法，比如“x”，它一方面有学术根据“mexico”（墨西哥）中的“x”，发音和中文的“x”差不多，另一方面清朝就有人提出这样的用法，“只是当时没人理他”。

　　“一开始不敢用这种特殊用法．反对的人很多。比如有人姓‘齐’，首字母是‘Q’，他就反对说，那他就变成阿‘Q’了。我就说那英文中女王也是‘Q’开头。”周有光说这是笑话，但当时的确有阻力。后来“j、q、x”才确定在《汉语拼音方案》中。

　　1956年，国务院正式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和《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决议，同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汉语拼音方案通过以后，还是有争议。沈从文和我，都是一家人。我娶了张家的二女儿张允和，他娶了三妹张兆和。沈从文搞文学，要发展形象思维，我搞学术，要发展逻辑思维——在这上面我们是两条路，但我跟他很亲近。他一开始非常反对拼音，不赞成我搞拼音，说中文怎么能用拼音来写呢，中文应该一个个字写出来的。用外国字来帮助拼音，那是中国人写外国字。不过后来我用具体事例说服了他，让他知道我们要搞中国语言文字现代化。当时我带他在打字机上做实验。用打字机，打拼音，中文字一下子就出来了。沈从文看了以后，觉得拼音可以用了，也就不反对了。”

　　是年秋，应北京大学王力教授之约，周有光开讲“汉字改革”课程。根据讲稿整理成的《汉字改革概论》1961年出版，1964年再版，1979年出第三版，1978年出香港版，1985年在日本出日文翻译版。

　　1969年，周有光被下放到宁夏平罗远郊区的国务院“五七”干校。去干校不能带研究资料和参考书，不愿让头脑闲置的周有光灵机一动，带上了二三十本各国文字版本的《毛主席语录》，还随身带有一本《新华字典》。“期间，我过了整整一年的农民生活，我觉得很有意思，还有好处。我容易失眠，到了宁夏去种田，没有脑力劳动，体力劳动竟把我的失眠症治好了，所以看似不好的事也有好的一面。”他说，在干校时期最大的收获是“要能够适应不好的环境。你不要着急，不要失望，遇到任何坏事情，你要稳定，要安定，同时要保留积极的思想，不要消极”。

　　当年，65岁的周有光和71岁的教育家林汉达被派去看守高粱地，二位老先生仰望天空，热烈讨论中国语文大众化问题。一次，林汉达问：“未亡人”、“遗孀”、“寡妇”哪种说法好？周有光开玩笑回答：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又说，从前有部外国电影，译名《风流寡妇》，如果改为《风流遗孀》，观众可能要减少一半……讨论逐渐深入，最后一致同意，语文大众化要“三化”：通俗化、口语化、规范化。二位老先生高声地交谈，好像对着几万株高粱在演讲。

1979年4月，周有光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主办的文献技术会议

　　干校劳动间隙，周有光以收入《新华字典》的字为依据，科学分类统计，把信息论引入古老的汉字研究领域，开创了一门现代汉字学。劳动之余，他还凭借当时多种语言版的《毛主席语录》开始比较文字研究。周有光没有想到，在30多年后，也就是2004年12月，他应中国现代文学馆作有关“比较文字学”讲座时，仅带提纲，讲稿全在肚里的他讲课一小时，却现场答疑一个半小时，期间不乏幽默的精彩回答博得听众阵阵掌声，会后人们争着求签名，排起了一条“追星”长龙。

　　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有光才自“五七”干校返京。

　　1979年4月，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华沙召开文献技术会议。周有光在会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ISO通过全世界投票，使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从中国标准到世界标准，这是过去没有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中国文化要和外国文化沟通交流，一定要得到世界认同。”

　　后来，周有光还主持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制定，提出正词法的基本原则和内在矛盾，规则在1988年公布。

　　《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开辟了中国文化流向世界的一条通道，也成为中国海峡两岸语文交流的一种工具。199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40周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决定，从这一年起，把全部70册中文图书的目录由旧拼法改为汉语拼音。有专家曾经估算过，这套汉语拼音方案的出台，不仅使华夏5000年的汉字语言从此有了标准、规范的读音，还使学龄儿童能够提前两年开始阅读名著。

被上帝给忘了的老者生命从80岁开始

　　周有光是五代单传，年轻时有过肺结核，患过忧郁症，结婚时算命先生说他只能活到35岁。可是他今天已是百岁人瑞了。吃饭、如厕、洗澡等基本自理，偶尔还下楼散散步。“如果身体跟五官分开，我的身体就很好，血压正常、消化正常、脑子正常，只是耳朵有些聋，眼睛也不好使。”接电话不方便，他在致友人的信末示知电话号码时，总要附上一笔“我耳聋，保姆代听”。

　　他说，自己耳朵不好，常闹笑话。一次，三联书店的编辑拜访老先生。当时，张允和讲了一个故事，周有光凑在一旁小板凳上“听”，那天张允和讲的是曹禺当年边洗澡边读书的趣事。张允和讲完之后，周有光见客人兴致很高，把小板凳往那位编辑身边挪了挪说，我也给你们讲个故事吧。等他一开讲，张允和与来访者两人哈哈大笑起来，周有光问她们笑什么，这下客人们笑得更厉害了。那位编辑告诉他说，奶奶刚才讲的就是这个故事呀。

　　1946年底，周有光被新华银行派往美国工作，在太平洋过子午线的前一天，刚好是他的生日，过了子午线，日子要重复一天，还是他的生日。接连两天过两个生日，真是难得。2001年阳历1月13日是他的生日，凑巧这天是阴历十二月十九日，也是他的生日。阴历、阳历两个生日在同一天，要大半个世纪才发生一次，这也是百年难遇的趣事。

　　“我97岁去体检，医生不相信，以为我写错了年龄，给我改成了79岁。医生问我怎么这样健康，我说这要问医生啊。”谈到自己的养生之道，他说：其实也无秘诀，不过生活应有规律，心宽体胖。周有光认为最重要的是度量要放宽一点。周有光是中国语言学的权威。但他从来不居功自傲，更不争权力、要待遇。……他总能够居于陋室，安于陋室，无求于物，自静其心。

　　老人说：“有些人常常为小事吵架、生气，我认为没有必要生气。德国哲学家尼采说得好，‘生气都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人家做错了事情，我生气，不是我倒霉吗？”就是这种宽容的心态，才使得这个慈祥、快乐的老人得以高寿。

　　周有光年轻的时候很喜欢打网球，现在已经做不了这样的运动了，老人就自己琢磨了一种运动方式，还给它取了一个很形象的名字——“象鼻子运动”。周有光说：“大象的身体很庞大，但它却健康得很，不大生病，虽然它没有蹦啊跳啊的，但它的鼻子却经常地运动着，这正是持久的小运动带来的大健康。而且这种锻炼不需要器械、场地，随时都可以进行。”老人每当写文章累的时候，就会做一下他独创的“象鼻子运动”——扶着桌脚，晃晃头、耸耸肩、扭扭屁股、伸伸腿……小小的运动锻炼了全身，难怪他至今连牙齿还是原装的。

　　周有光认为要健康愉快就要善于自己创造条件。“老年人切忌孤独，应广交朋友，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文体活动；或者与忘年朋友交流思想，吸取青春活力，使老年生活兴味盎然。我现在都老得出不了远门了，只好把青年朋友请进家来。”

　　老人书很多，又没有专门放书的屋子，四间小屋子都放满了书。有的时候，要查资料，常常要四个屋子跑来跑去，周有光没有把这当成一种负担，反而乐此不疲。他说：“古代有‘陶侃运砖’，讲一个名叫陶侃的书生为了锻炼身体把砖头搬来搬去。我把书搬来搬去，这是‘周有光运书’。”说完，老人哈哈地笑了起来。

　　“老年人离退休后，应该珍惜和把握自己的生物钟，平时要注意保持良好的生活规律，起居按时。老年人了解和掌握生物钟现象很有好处，一方面积极配合家庭成员的生物钟规律；另一方面要把握自己的生物钟规律，充分利用高峰期，多做些有益的工作。低谷期要注意休息，保持心情愉快。”他每天起居定时，晨6时起，晚10时睡，中间要午睡。

　　先生一生饮食习惯不变，喜欢吃面包、喝咖啡、饮红茶。在日常生活中，周有光一日三餐以面包、牛奶、青菜、鸡蛋、豆腐为主，主食吃得很少。他从不刻意所谓的保养身体，不吃补品，自述生活要平淡稳定，吃东西不要过分，不要老吃所谓的山珍海味，要吃家常便饭，吃青菜豆腐，就是赴宴会也不要多吃。“以前我在上海有一个顾问医生，他告诉我大多数人不是饿死而是吃死的，乱吃东西不利于健康。”

　　“牛奶是好东西，但有不少人喝不习惯，我也喝不惯。我是在红茶中兑入牛奶一起喝的，这样口味好些，因为红茶的浓重气味可以去掉一些牛奶的腥气，牛奶是廉价的滋补品，但要坚持常年喝，这样才会对身体有好处。红茶性味甘温，可补益身体、生热养腹，还可以去油腻、开胃口。”据悉，老人天天洗澡洗头，一身清爽。

　　前几年，周有光写了一篇周氏“陋室铭”，曰：“山不在高，只要有葱郁的树林。水不在深，只要有洄游的鱼群。这是陋室，只要我唯物主义地快乐自寻。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书桌不平，更怪我伏案太勤。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卧室就是厨房．饮食方便。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喜听邻居的收音机送来音乐。爱看素不相识的朋友寄来文章。使尽吃奶气力，挤上电车，借此锻炼筋骨。为打公用电话，出门半里，顺便散步观光。仰望云天，宇宙是我的屋顶。邀游郊外，田野是我的花房……”

　　这篇“陋室铭”，粗看平白琐碎，细看则立意深远。字字句句，无不体现出百岁寿星“随遇而安”的养生哲学！“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就是周有光最好的长生不老的滋补品。

　　老人80岁的时候身体状况还非常好，行动十分灵活，经常坐电车出去买东西，85岁那年才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用老人的话说：“再不退休就不好意思啦，占着别人的位置好久啦。”周有光说，人生就是一个增长弧线，100岁就是一个关口，1岁至10岁是生长期，20岁至80岁都可以正常工作，90岁至100岁就开始衰老了。

　　人愈老，愈发童真。他把80岁视为零岁，把8l岁视为1岁，从头开始计算年龄。他92岁时，收到一份贺卡，上面写着：祝贺12岁的老爷爷新春快乐！先生高兴得不得了。

（摘自《百岁名流》，zhonggong党史出版社2008年1月版，定价：32.00元

梅茗

今年2月11日，《汉语拼音方案》公布整整50年。汉语拼音与我们的生活联系得越来越紧密。然而，50年前专家们为制订《汉语拼音方案》付出的心血、经历的波折却鲜为人知。

　　当年，山西省万荣县在街头巷口都设有“认字岗”和“测验站”考核路人，以此督促人们学习汉语拼音。

“我赞成用拉丁字母”

　　1949年8月25日,毛泽东收到zhonggong“五老”之一吴玉章的来信。信中,吴玉章对中国文字改革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文字应改成拉丁化的拼音文字,并大胆地提出在全国各地选择重点试行新文字。

　　新中国成立前夕,国内外形势纷繁复杂,但吴玉章的来信还是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把信转给郭沫若、茅盾和语言学家马叙伦,征求他们的意见。三天后,毛泽东收到郭沫若等人的答复。他们都赞成中国文字改革走拉丁化的拼音方向,但认为,实现拼音文字要有一个很长的过程,现在就重点实行新文字,未免过于草率。

　　吴玉章着手试行新文字的建议虽然被暂时搁置,但他“拼音化”的主张却得到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人的支持。

　　1949年10月10日,新中国成立仅仅十天,一个名为“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的组织宣告成立。为了表示对中国文字改革的关注,毛泽东特意派秘书胡乔木参加“文字改革协会”,以便随时了解和指导文字改革工作。

　　其实,把中国文字改成拼音化文字的呼声,由来已久。早在清末,轰轰烈烈的“切音字运动”就开始了。同时,把汉字改成拼音文字的探索也从未间断。

　　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立即着手普及国民教育。但汉字繁难,方言繁杂,两个拦路虎使他一筹莫展。于是,他把目光投向切音字运动。

　　1913年2月25日,“读音统一会”在北平召开,各省纷纷派代表参加。此次大会的宗旨明确:审定国音,采定字母。然而,会议进行得并不顺利。在审定汉字的读音时,代表们便吵作一团,经过一个多月的论证、调解,终于审定了6500多个汉字的国定读音。

　　在采定字母的工作上,分歧却无法调和。就在各种方案争论不休的时候,鲁迅等人提议,能否采用审定字音时用的“记音字母”。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会议对这套汉字笔画式的字母加以修改,定名为注音字母。新中国成立时,这套“注音字母”已经作为识字的辅助工具在民间应用40年了。

　　不过,由于自身的缺陷,这套官方字母方案从未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可。

　　1950年到1955年,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共收到社会各界包括海外华人,共633人提交的汉语拼音方案655种。这些方案中有汉字笔画式的,有外文字母式的,有图案式的,有数码式的,甚至还有速记符号。

　　各种各样的意见方案纷至沓来,令委员们感到茫然。

　　一个宁静的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外语系任教的胡明扬正在办公室里打字。突然,他听见背后一个人问:“你这个打字机,能不能打汉语拼音?”胡明扬回头一看是吴玉章。他回答:“那恐怕要看怎么拼了,如果是字母还可以,有符号就麻烦了。”

　　听完胡明扬的话后,吴玉章若有所思地走开了。胡明扬知道,吴老在思量用拉丁字母制订汉语拼音的问题呢!

　　1956年1月20日,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吴玉章做了关于文字改革工作的发言后,毛泽东突然接过话头:

　　“我很赞成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你们赞成不赞成呀?我看,在广大群众里头,问题不大。在知识分子里头,有一些问题,中国怎么能用外国字母呢?但是,看起来还是采用外国字母比较好。……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几个,简单明了。……凡是外国的好东西,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学，就是要统统拿过来学，并且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

　　毛主席的这番话,生动而深刻,使得几年中关于字母形式的反复争论最终尘埃落定。七天后,zhonggong中央发出了《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其中明确表示“中央认为,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比较适宜”。

　　1956年2月20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这是第一个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后来人们把它称为“原草案”。

　　文改会之所以反复强调汉语拼音是给汉字注音，而非取代汉字，主要是缘于社会上对于“原草案”的巨大争议。

　　有人担心，拉丁字母是外国字母，用它拼出来的声音也跟外国话一样；有人怕，用拉丁字母来拼音，今后我们汉语里也会出现单数、复数和第一格、第二格。当然，这些担心都显得有些多余。但在知识界，人们担心的却是拼音是否真的会取代汉字。

“你们真笨，26个字母搞了三年”

　　为了消除社会上对于汉语拼音的误会和质疑，拼音方案委员会的专家们必须进一步讨论，以便使方案更加完美。但是，这些语言学家们来自不同的学派，对字母的发音也就有着不同的理解。这些学术上的差异，常常引起专家们的争论。

　　审订委员会先后召开了多次会议，但各方意见总是难以统一。为了使汉语拼音尽早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发挥作用，周恩来总理专门指示审订委员会：

　　汉语拼音方案还不是文字方案，它是给汉字注音，帮助扫盲，帮助推广普通话的，它还不能代替汉字，因此现在不能废除汉字。至于汉字将来是否要用拼音文字代替，这个问题需要从长计议，现在不做决定。

　　至此，一些赋予《汉语拼音方案》过多功能的争论才得以平息。1957年11月1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六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布〈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决议》。

　　三年寒来暑往，专家们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反复推敲、试验、分析，终于捧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周有光先生对记者说：“当时有人开玩笑说，你们真笨，26个字母搞了三年。”回忆往事，老人哈哈大笑。他说：“我觉得这三年搞得值，如果当年留下一点马虎，今天会后悔无穷”。

　　1958年秋季入学的小学生，成为中国第一批学习汉语拼音的人。据统计，仅1958年，全国就有5000万小学生学习了汉语拼音。

　　此前，为了能更好地完成汉语拼音教学工作，大批的中小学老师也分期分批地进行了培训。

　　1960年，山西省万荣县年仅5岁的小姑娘吴建生和她的母亲俞冰如，从晋南小县城来到北京，参加十省市注音识字展览会。吴建生记得，一位工作人员把她领到舞台上，让她写“吴建生小朋友你好”，她便用汉语拼音写出了这句话。会后，吴玉章高兴地将这个小姑娘高高抱起。

　　通过学习汉语拼音，吴建生认识了很多字，也能用汉语拼音写一些简单的话。后来她在翻看当时的笔记本时，还发现自己用歪歪扭扭的汉语拼音给毛主席写的一封信。

　　很快，吴建生就成为学习汉语拼音的小名人了。直到现在，她还在山西省社科院语言研究所从事语言文字工作，幼年的经历影响了她的一生。

　　她的故乡晋南小城万荣，也因为用汉语拼音成功扫盲和推广普通话，成为全国的一面红旗。

　　新中国成立后，万荣县和全国很多地方一样，一直在做扫盲工作。但是经过几年努力，效果甚微。由于农民只能利用农闲时扫盲，回生率很高。

　　《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以后，万荣县找到了扫盲的好方法。据当时报告记载，一般农民15到20个小时就能掌握汉语拼音，利用汉语拼音识字，100个小时就能识字1500个。

　　那时，万荣的大街小巷、田间地头、商店食堂，只要有汉字的地方都被标上汉语拼音。万荣县青古村村民王俊道至今记得，那时候，他们在地里干三百米，到地头坐下来休息一下，休息的时候就你问我，我问你，互相学习，很快就学会了。村里的老人们都说，如果不是有拼音这个好办法，我们至今还是睁眼瞎呢！

拼音统一中国话

　　汉语拼音不但帮助了注音识字，对于推广普通话更加意义非凡。

　　中国幅员辽阔，方言众多。各方言间除了语音差别甚远外，词汇、语法也不尽相同。特别是岭南、江浙方言，北方人听起来如同外语。这种巨大的方言差异，给人们的交流造成很大不便。

　　1955年10月25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闭幕仅仅两天，中国科学院就召开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会议明确定义，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标准语。

　　1958年，福建省大田县吴山乡19岁的社员陈进四，作为福建推广普通话的标兵来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陈进四告诉记者，其实那时候她还不怎么会说普通话。

　　到了北京，吴玉章专门派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杜松寿教她学拼音。很快，她就掌握了。回到吴山，她用汉语拼音拼字音，普通话提高很快。

　　吴山乡是福建省最偏僻的地方，方圆四十里全是崇山峻岭，方言非常杂乱。有时，只要隔一条河互相说话都听不懂。陈进四一直担任吴山扫盲班的老师。学会汉语拼音前，她每周都要跑到20多里以外的邻乡找小学老师备课，然后再回来教学生。老师发音不标准，她学的时候也是大概齐，回来转述给学生，就更走样儿了。几年下来，不但学生没有学会普通话，就连陈进四这个老师也说不利落。学会汉语拼音以后，他们学习普通话终于有了标准。

　　电脑时代到来后，汉语拼音又成功地解决了汉字输入问题。据统计，现在95%以上的电脑用户，都采用拼音输入法。

如今，汉语拼音已在国际交流、对外汉语教学、手机输入、手语、盲文等各个领域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北京日报》4.22）


2008-05-12    黄加佳    文摘报

花间对影

周有光90岁学电脑，绝对是智力强势；张允和真是个美丽老太太~~~

李火苗

记得鼓浪屿笔架山上有一条石板小路，间隔着在石板上刻有一个个汉语拼音字母，应是为了记念他老人家吧？

网事情缘

这老头真不简单，佩服。

汉语拼音对提高文化普及的作用是巨大的，现在还有要完全字母化的，这恐怕就过头了。现在这样挺好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