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胡适情感研究领域的“范式革命”：江勇振《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读后
“大情圣”胡适？
读江勇振先生的《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有些惊讶。“惊讶”，是因为窥见了胡适鲜为人知的“另一面”；之所以要冠以副词“有些”，因为当其他研究者把胡适塑造成一个永远保持理性、冷静的翩翩君子之时，我已禁不住困惑：这真的是胡适吗，他真的那么平面吗？现在江勇振先生向我们提示，这是“正版”胡适，却并非“完整版”胡适。“完整版”胡适除了社会形象、学术成就、历史地位等等，还有情感世界：那里竟然挂满了月亮和星星，既有众所熟知的江冬秀、韦莲司、曹诚英，也有新近浮出水面的瘦琴女士、陆小曼、徐芳、罗慰慈、哈德门太太和白莎。更有甚者，在哈德门太太眼中，胡适堪比意大利情圣卡萨瓦诺！对于常常叹惋胡适感情生活干瘪的人而言，这不啻一个巨大的挖苦。
不应该将板子都打向研究者，须知最先着手“粉饰”的恰恰是胡适本人。胡适一辈子劝人写自传，可讽刺的是“自产量”极低，仅有篇幅不长的《四十自述》和《口述自传》。自传中的胡适无血无肉，好像每天24小时都在思考，并且传主只提供思想变化的轨迹，变化过程中是否经历许多思想家都经历过的挣扎乃至崩溃，则付之阙如。以至于他的思想变迁看上去那样逻辑那样顺畅，没将自己的精神世界激发起多少涟漪。或许素来被认为坦诚、透明的胡适实际上颇忌讳袒露内心。一位思想家如果对思想和内心的关联都吝惜笔墨，自然更会防止七情六欲被曝光。
总之，胡适勾勒了自己的社会形象、历史形象和思想形象，偏偏回避了情感形象。他如同圆滑的画家，边照镜子边将样子临摹下来，后世研究者的笔，很难跳出画框。
但诚如江勇振先生所说，胡适又不甘心老老实实待在画框里，而总有意无意地“露马脚”。挚友徐志摩深得其中三昧，指出，胡适在“诗前有序后有跋者，皆可疑，皆将来本传索隐资料”。至于能否顺藤摸瓜，由马脚而窥马身，就得看研究者的悟性和功力了。难怪江勇振先生说：“不练得十八般武艺，想要为他立传，恐怕还过不了他所设下的层层关卡。”近二三十年来，研究者的“索隐”功夫见长，“关卡”相继攻克，如周质平索隐出韦莲司、沈卫威索隐出曹诚英、韩石山索隐出陆小曼、余英时索隐出罗慰慈、刘广定索隐出哈德门太太等等。
江勇振先生积10年之功，耐心阅读胡适来往的中英文信函，悉心爬梳整合史料，推出了《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我敢断言，本书具备了“范式革命”的潜质；这么多扑面而来的新材料，“旧范式”显然已经无力有效解释胡适的情感世界了，必须切换到新视角。
捉襟见肘的“旧范式”
胡适在给族叔胡近仁的信上宣称：“吾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可为外人道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吾之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这段话被反复引用，以证明胡适和江冬秀的婚姻是“封建家长制”的流毒。根据这个“范式”，胡适为何结婚、又为何“极力表示闺房之爱”就可以完满解答，他的婚姻、他同韦莲司的“深情五十年”以及同曹诚英的“婚外情”，也因此成为一代人悲剧的缩影。
如托马斯·库恩所言，“范式”本身并非完美无缺，只不过它能解决大多数问题，使研究者确信，遵循它所指明的方向走下去就能揭示真相，逐步解决“剩余”的问题。换言之，范式提供“谜”，常规研究则“解谜”。
“谜”纷至沓来。比如：一，纵览胡适那些情趣盎然的新婚诗，很难相信他表露出的欢愉仅仅是为了取悦母亲，也很难相信他对江冬秀的爱仅仅由“名分”生出；二，结婚7个多星期后胡适致信韦莲司称“我们夫妻俩相当快乐，相信我们可以相处得很好”，并说自己故意延长假期，好多陪陪家人，一副甜蜜蜜的模样。如此展示“闺房之爱”，难道为了“取悦”美国女友？三，胡适后来为何对韦莲司这位“红颜知己”爱理不理的，竟然能连续好几年不寄只字片语？
当前范式难以解答的现象，称作“反常”，“反常”强烈地持续下去，就得更新解释框架。不过区区两个“小问题”还不足以构成建立新范式的理由，真正让“旧范式”捉襟见肘的，是江勇振先生对胡适和曹诚英之恋的新发现。
按照周筱华、沈卫威等研究者的叙述，曹诚英身世凄凉。1918年嫁给胡冠英，因受哥哥曹诚克（留美）鼓励和五四运动影响，不愿愚守妇道，而与丈夫、朋友结伴赴杭州求学。婆家对她的新潮举动十分不满，她和丈夫的感情也日益恶化，加上迟迟没生孩子，婆婆就替胡冠英讨了个小老婆。曹诚英闻讯果断离婚，成了名副其实的“娜拉”。然据江勇振先生考证，曹诚英和胡冠英的关系远不如传说的那样恶劣，一个有力证据是直到1938年，鉴于曹诚英身体状况不佳，哥哥曹诚克还建议“何妨暂与冠英居些时”。尽管这话惹曹诚英很生气，不过考虑到曹氏兄妹感情极好，假如曹诚英真的和胡冠英势不两立，曹诚克断不会出此“下策”。江勇振先生进一步怀疑：两人根本没离婚！
既然胡适的“闺房之爱”不都是假装，曹诚英的婚姻也不那么不幸，即是说，胡曹恋很难单单归因于“封建婚姻”的压迫。在“旧范式”的叙述模式里，胡曹两人的欲望都被掩盖了。事实上当年“新人类”的开放程度，会令今人都大跌眼镜。拿曹诚英的好友诗人汪静之为例，他就“艳遇”不断、“艳诗”不止，今天读来都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如“全身奶白肌肤嫩，温柔软玉一团娇”“凭郎爱抚凭郎看，凭郎欣赏凭郎亲”云云。朱自清曾评价汪静之诗集《惠的风》“向旧社会道德投了一颗猛烈无比的炸弹”，不知如若看到这捆限制级“炸弹”，朱夫子将作何感想？可惜对于“五四青年”的性取向、性风气，历来缺乏严肃研究和思考，总是用“反抗封建礼教”搪塞过去。
如果说胡适和曹诚英的“婚外情”还勉强能和“反抗封建婚姻”挂上钩，那么胡适生命中其他几颗星星的曝光，无疑彻底颠覆了这个“旧范式”。瘦琴女士、陆小曼、徐芳、罗慰慈、哈德门太太、白莎，加上无数为胡适倾倒的女性，我们蓦然发现，胡适绝非唐德刚调侃的“发乎情止乎礼的胆小君子”，事实是“胡君子”光练不说，用江勇振先生的话讲，这才叫“真淫”，同他那位又练又说的弟子李敖可谓相映成“趣”，亦可反证李敖自诩得到胡适真传，其言不谬也。
婚姻、猎艳和慰藉
胡适的“猎艳”之旅如此丰富，再套用“封建婚姻”显然缺乏说服力，得换个角度。“新范式”倒也无甚新奇之处，很简单，把胡适还原成一个人，一个男人，一个胸怀大志但同时七情六欲俱全的男人。
胡适一生被无数女性崇拜，然仔细观察，真正能和他擦出火花的女性多为佼佼者；陆小曼自不待言，韦莲司艺术天分优良、徐芳是风头正劲的女诗人、罗慰慈后来成为杜威夫人、哈德门太太文法水准一流……胡适需要女性崇拜，但也要女性能和自己产生共鸣，太盲目太无知的简单崇拜和肉欲对他而言味同嚼蜡、缺乏兴趣。
早在留学日记里胡适就坦白：
先生（指助教卜葛特）谓此邦（指美国）女子智识程度殊不甚高，即以大学女生而论，其真能有高尚智识，谈辩时能启发心思者，真不可多得。若以“智识平等”为求偶之准则，则吾人终身鳏居无疑矣。实则择妇之道，除智识外，尚有多数问题，如身体之健康，容貌之不陋恶，性行之不乖戾，皆不可不注意，未可独重智识一方面也。智识上之伴侣，不可得之于家庭，犹可得之于友朋。此吾所以不反对吾之婚事也。
这则日记称得上胡适“择偶之道”的权威阐述。由此可知，留学期间胡适已放弃了将智识作为择偶标准的打算，理由大致有二，而且非常现实、非常男性。其一，20世纪初女权尚处于争取阶段，女性智识水平普遍不高乃客观事实，硬要期待“智识平等”的对象出现，“则吾人鳏居无疑矣”。其二，即便遇见了，胡适也很清楚，自己是要做“大事”的，必须有一方付出相当大的精力投入家庭，“新女性”是否愿意或有否能力很难讲，相形之下，恪守传统妇道的江冬秀“比较优势”十分明显。基于这两点考虑，尽管胡适对江冬秀不太满意，但也并不反对这桩婚事。
至于智识上的伴侣完全可以在朋友圈内觅得。朋友以男性为主，也不乏女性，如陈衡哲、韦莲司和瘦琴女士等。从来往信件看，他们之间的沟通颇愉快，不过胡适又似乎有所防范。胡适曾在家信里说，在异邦和女子交往，无论华洋，总首先声明他是待娶之身。这既是为了打消母亲和江家的疑虑，多少也是给自己打预防针。男女之间能进行平等交流，的确容易产生进一步的感情，何况胡适风度翩翩，招蜂引蝶的几率高，他要时刻提醒自己“名花有主”，免得招惹麻烦。胡适清楚自己其实容易冲动，能“大好色”，一旦陷入感情漩涡，事业岂非受到影响？所以必须从根上断绝。这方面胡适可谓“门儿清”。
不过理性归理性，感情也偶尔会冲出理性的轨道。据江勇振先生考证，胡适曾冒出过“非分之想”，那是对韦莲司，有他的英文诗《今别离》为证。不过“门儿清”的胡适很快摆脱了，回国开始他“再造文明”的大事业。
多年之后，成为中国思想界翘楚的胡适，早在智识水平上把韦莲司、瘦琴女士等女性远远甩开。他不再像留学期间那样渴望和女性进行智识上的平等交流，和几乎所有成功男人一样，此时胡适目的明确：婚姻乃是港湾，但求稳定，情人则属于“调剂”与“慰藉”。这就需要理性，掌握微妙的平衡。胡适当然希望对方能同样“理性”。韦莲司不肯遵守，常常用形而上的思考相“烦”，遂对她越发冷淡；徐芳等人也不肯遵守，屡有非分言行，遂警告之冷漠之。胡适也有热昏头的时刻，但理性终究会把他拉回来。清醒后思路清晰：不能放纵“婚外情”到威胁事业威胁家庭的程度，孰“轻”孰“重”，他内心有杆标尺。
既然情人只是调剂与慰藉，那么唯有孤独寂寞之际才会眷顾，而平常，对她们的怨怼、相思、折磨甚至可以不理不睬，保持冷酷的沉默；沉默久了又会轻轻撩拨、挑逗一下子，让双方藕断丝连、让对方欲罢不能——对韦莲司如此、对曹诚英如此、对徐芳如此、对白莎亦如此。
反思：作为主体的女性
结论如此简单，为什么至今才浮出水面？资料分散是一大原因，然“胡适档案”已非绝密文件，只要有耐心，爬梳出真相并不困难。想想真有些悲哀，胡适有本事家中“红旗”不倒，还把外面的“彩旗”遮掩了那么久。江勇振先生则点中要害：研究者的男性视角。在整个研究过程中，胡适是当然的主角，吸引了所有目光。如果说由于有意识形态的牵引，研究者能自觉对胡适的政治立场、文化观念进行“俯视”性评判，那么在情感领域，潜移默化的男性视角便悄悄潜入，主导了研究者的思维，以至那些火辣辣的信函竟然继续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沉睡！
研究者的用心或许可以谅解。从传统角度看，胡适有那么多月亮和星星，难免受到指责，为了避免麻烦，干脆采用男性视角，一切从男性利益出发，便无需“道德批评”了。这种掩耳盗铃的态度本身就必须批判。
研究者跟着胡适转，抹杀“那些花儿”的主体性，强调她们仅仅是胡适“忙碌生活中的一些点缀、抒解和调剂”，仿佛她们人生的全部价值就在这儿。“那些花儿”的个性蒸发了，韦莲司的独特、曹诚英的刚烈、陆小曼的俏皮、徐芳的缠绵、罗慰慈的鬼魅、哈德门太太的情欲都成了胡适的陪衬。周质平说胡适和韦莲司“深情五十年”、沈卫威说“情爱之桥始终架在胡适、曹佩声心上”……简直要将她们塑造成甘愿为胡适“守活寡”的“贞节烈女”！犹有甚者，韦莲司曾致信罗慰慈，请她将胡适和杜威的通信赠予“胡适纪念馆”。对此周质平先生议论道：“两个情人能在故人死后三年，共同商量为保存故人的书信而努力。这份和谐和诚挚，也多少反映了胡适在处理男女感情问题上，有他足以使人心悦诚服的人格和智能，也有他极其高明的手段。”这种态度背后实则隐藏着万分冷酷的逻辑：由于胡适贡献极大，为了调剂生活、慰藉灵魂，他有权把女性当作工具。
进一步讨论，胡适也未必被当作主体。以他和曹诚英的“婚外情”为例，研究者刻意扭曲曹诚英和丈夫的关系，可能出于如下心理：将曹诚英描绘成“专制婚姻”的受害者，胡适和她的“婚外情”便烙上了反抗“封建礼教”的色彩，从而掩盖了胡、曹各自的欲望。这种心理，本质上是视人性中最赤裸裸的东西为不道德，否认人有为享乐而享乐的权利，非得拿外在于个体的价值予以“升华”，从而规避剪不断理还乱的“道德评价”。更加反讽的是，采用男性视角的研究者固然对胡适“同情了解”，却常忍不住有意淫般的自我投射。看过朱洪《胡适与韦莲司》、周海波《胡适：新派传统的北大教授 》的读者大概都会对某些“想象”颇觉恶心吧？可见男性视角下，胡适本人也并非主体——一个七情六欲或被故意忽略或被大肆渲染的人，能称作主体吗？
这再次证明，男女平等是男女各自成为主体性的基础。一旦更新到这个视角，之前幽灵般挥之不去的“道德批评”立刻没什么必要了。根据来往信函我们完全可以说，对于陆小曼、徐芳、罗慰慈等人而言，和胡适交往，也只是她们“忙碌生活中的一些点缀、抒解和调剂”。即便韦莲司、曹诚英她们，也决非胡适的附庸或影子。韦莲司在一封信里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这一点：
你无须费心去想要怎么处置你的“俘虏”，它（按，韦莲司自称胡适的“伊人鸟”）颇能照顾自己……它只是一只渺小的鸟，你可以抚触它一下，它也会回爱你，但因为它并不是家禽，它实在不需要人照顾；不用你，它会照顾自己的，就像所有的鸟一样。你一点都不需要伤脑筋，去想你该不该照顾它——或者，是不是破坏了它的安宁。即使渺小如鸟也如此，它的安宁是来自内心，当它得到安宁的时候，你就是要打搅它也是不可能的。
研究者常常说胡适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然在“封建礼教”大行其道的年代，男人还是有相当“自由”的。一定要论牺牲品，那也应该是江冬秀（当然比起朱安、王映霞，她总算幸运）。长期以来江冬秀被描绘成村姑、文盲、小脚老太而遭鄙视，后来更担上了拆散胡适和曹诚英的罪名（似乎她无权维护自己的婚姻）。其实江冬秀为阻止胡适离婚而搬出的理由颇耐人寻味：孝道、名誉、儿子，偏偏没有爱情。说到底，江冬秀是个弱者，胡适有地位、有名望，门生挚友遍天下，真的狠下心肠，她又能如何呢？江冬秀但求不离婚，至于胡曹私下继续往来，也就眼开眼闭了。胡明的《胡适传论》为江冬秀说了两句公道话，但也多立足于她把胡适照顾得很好，依旧没意识到她的主体性。唯有唐德刚笔下的江冬秀亲切可爱，唐德刚又说，“胡适是中国社会三从四德的婚姻制度里最后一个福人”，诚哉斯言。 |
发表于 2008-8-10 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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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8-11 0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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