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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8-14 1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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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世联：《温济泽自述》
温济泽不是革命史、党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个性表现在晚年为王实味的平反奔走呼号，也表现在他对瞿秋白、博古这些一些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的良好评论。他是党内思想比较解放的老干部，一个“老派”的共产党人。一方面，始终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980年后就此作过几十场报告；另一方面，当胡乔木要批判“共产主义渺茫论”，认为共产主义的曙光已经冒出地平线，共产主义就在脚下时，温却怀疑：“我们把社会主义建设搞成这个样子，怎么倒要批判‘共产主义渺茫论’呢？”（温济泽，1999：354）
1、好心
1942年6月1日后，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就是对王实味的批判。时任院部秘书的温奉命去做他的工作，态度比较温和：
他似乎有点触动，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涕地说：“我有错，但是，的确出于我的好心啊！”（温济泽，1999：145）
但动机已说明不了什么问题。16天的批判会，接连升了四级：由纠正一般偏向引导到对王实味的斗争，由一般思想斗争转变为对托派思想的斗争，由对托派思想的斗争升级为对托派分子的斗争，由对托派分子斗争进而进行组织处理。接着又在中央研究院与中央政治研究室的联合斗争会上，把反王实味的斗争扩大为反对五人反党集团的斗争。（温济泽，1999：165）
良药苦口，一般情况下提意见者都是好心，否则谁愿去得罪别人或领导？王实味尤其对党忠诚。他的同乡高向明、王伯彦常到他的小窑洞串门，“王伯彦于1937年初入党，是学校的地下党员，平日言行十分谨慎，王实味早有觉察。直到今天，伯彦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去看王实味时，他劝伯彦的话：‘已经回到自己家了，还拘谨什么？！’王实味的这种赤诚坦率思想，促使他毫无顾忌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万万没有想到，即令是‘回到自己的家’里，该说的可以说，不该说的也不能说。民主和自由是有阶级性的。”（高和明，1993）在国统区从事地下工作的人，长期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同志之间的关系十分亲密，但回到“家”里，回到同志之间，却发现等级体制、斗争哲学已经使同志之间的关系不那么纯洁亲热。当王实味、丁玲等人呼唤同志之爱时，引来的是更为猛烈的反人性论，讲人情、论私交被定为“自由主义”的表现之一。
没有人在原则上否认提意见者的好心，所以才要求领导干部要虚心听取群众批评，但事实却是，一些领导干部包括毛泽东在听取不同意见方面谦虚不够，有时甚至把提意见的人打成反党反革命，因言获罪者甚多。这可以有两种解释。第一是缺点太多，担心一有人开头就没法收场。1959年毛在庐山会议上就说：“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李锐，1999：166）所以干脆封上提意见的嘴，甚至还想办法把可能有意见、但还没有公开提的人“钓”出来，斩草除根。第二是自信太足，以为自己可包打天下，根本不需要听什么不同意见。这就是毛1955年对梁漱溟说的：共产党对农民没有你理解？
王实味好心不得好报应当是属于第一种情况。不得好报的王实味继续表现了自己的好心：“大约是1943年，西安演出了一场反共闹剧，为王实味开了个‘追悼会’。延安人称这是‘活人追悼会’。1944年春，中外记者团到延安访问，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让王实味出场同记者见了面。见记者的时候是由中社部的干部陪同他去的。当时王实味还是顾全大局的，他说：我是托派，又犯了错误，但生活得很好，为什么西安说我被迫害死了，还开什么追悼会。……王实味奉命说这番话当然是出于无奈，但他还是分清了西安和延安，反击了西安那些反共的宣传。”（凌云，1999）据在场的赵超构记述：“谈话的表情完全像演讲，时刻舞着手势以加强他的语气，谈到他过去的‘错误’，他的表情严肃到可怕。有时，竟是声色俱厉的。”（赵超构，1992：147）王实味主动配合的好心没有能保住他的性命，而且使整人者放心地虐杀像他这样的好心人：无论怎么处置，他们反正会分清西安与延安，永远会为唱赞歌。
说到最后，之所以听不进反对意见，因为被提意见者具有控制一切的强大力量，可能借助暴力震慑心灵。经历过“抢救”的诗人郭小川就“颇有感触地对人说：‘政治斗争真可怕！’他屡屡表示，从延安整风运动中得出至死不忘的教训，就是相信群众，相信党。”（陈徒手，2000：177）郭小川的教训当然是运动要达到的目的之一，不过有了这两个相信也不能保证没事。1957年作家协会批丁玲、冯雪峰时，郭是相信党、相信群众的运动领导之一，但他同时写成的《一个和八个》却受到周扬、刘白羽的严厉批评：“诗稿在周扬那里放了一年零4个月，当我给他们驯服地工作时，他一声不吭；当我跟他们闹别扭时，他就批下来叫作协党组批判。”（陈徒手，2000：185）郭的总结只对了一半，还有一半他没有总结出来：这就相信上级。
2、此“鱼”非彼“鱼”
1957年的“钓鱼”使几十万人上钩，教训惨痛，也因此使得前两次的“阳谋”不为人重视。
第一次1942年的春天。3月19日《解放日报》发表《发扬民主作风》的社论，毛亲自起草《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的关系的决定（草案）》，号召党外人士对党和党的干部进行批评，强调“绝对不可文过饰非，拒绝党外人员的批评，或曲解善意为攻击，而造成党外人员对党的过失缄口不言的现象。”（毛泽东，1983：94）响应组织和毛的号召，丁玲、王实味、萧军、艾青、罗烽等人发表了几篇批评延安生活的文章；一些大单位也创办壁报以活跃民主空气。但不到一个月，3月31日毛就在对这些欣欣然的知识分子发出警告；4月3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结束了“延安之春”。王实味在劫难逃，丁玲等人也得脱一层皮。
第二次是1943年的春天。4月3日，中央发出第二个“四三决定”，号召参加整风的同志大胆说话，以大民主的方式批评领导，揭露错误。据此，各单位纷纷召开“民主检查大会”，很多人起来批评官僚主义、压制民主的现象。终于挖出了很多“反革命”和“特务”，为“抢救运动”准备了对象。“钓鱼”不但是发动运动的主要手段，也是展开运动的具体策略。1943年的延安审干运动，据师哲归纳，也有五种“招数”：一是精神折磨，刑讯逼供；二是挑拨离间，相互揭发；三是审查档案，无限上纲；四是布置人员，引蛇出洞；五是坦白光荣，备受优待。（师哲，2001：163—165）
知识分子既如此不注意历史经验，1957年春天的事也就怨不得他人。论题有二：一是为什么并不隐蔽、高明的“钓鱼”术竟能屡试不爽，成为对付知识分子的法宝？二是钓鱼为什么都发生在春天？难道是因为冬眠之后心灵比较开放容易上钩？
其实，1957的春天，已经有人有秋肃之感。在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屡有担忧和怀疑的言论。5月9日，民建副主席胡子昂介绍说，工商界有人怀疑“放”“鸣”“整”是三部曲，“鸣”“放”之后有被“整”的危险”。（朱正，1998：64）5月21日，九三学社副秘书长李毅介绍：很多人顾虑重重，不敢鸣放，“归根到底，都是怕打击报复。他们说：鸣放三部曲，一放；二收；三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因此，有人说，领导上应该从政治上、组织上作出进一步的保障，有人希望毛主席撑腰，公开讲讲不准打击报复。针对此论，罗隆基在次日的会上发言说，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他提出的办法是由人大和政协成立一个委员会，检讨过去运动中的偏差，鼓励大家申诉，使知识分子没有“收”和“整”的顾虑。（朱正，1998：99—102）5月22日，龙云在会上发言说，过去几个大运动，都是共产党整人，现在是不是共产党测验大家的思想，以便以后整人？他说，现在时机不同了！他认为，共产党员犯错误，不是一个两个，大家都知道，共产党要想办法改变。共产党是执政党，怎会出尔反尔，开这样的开玩笑，让大家把思想暴露出来，然后再整。（朱正，1998：118）胡子昂、罗隆基、龙云等出于对党的信赖，不相信会出现这样的“玩笑”；也许他们已预感到后来的结局，干脆说破以图避免。但无论他们怎么考虑，结局是注定的。5月21日到25日，中央书记处连续开会研究反右问题。据朱正研究，此后民主党派座谈会的目的已不再是帮助党整风，“前一阶段的座谈会上，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这些最大的‘鲨鱼’都已自动浮到水面上来。他们大放特放，材料已经够多。现在要研究的是，还欠缺少哪些人的材料，还有哪几个内定的右派分子材料不足，应该想点什么法子，叫他们也鸣一鸣，放一放。”（朱正，1998：105）千呼万唤，“放”出来的是储安平的“党天下”，“他把许多右派分子絮絮叨叨说了半天的深沟高墙、外行内行、特权思想、教条官腔，用三个字概括了起来。”（朱正，1998：112）右派分子在此走到了顶点。
40年代的“特务”多是党员，50年的右派多在党外。前者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对党真心热爱；后者则多是对新体制不适应、带有自由民主观念的批评者，他们固然没有推翻共产党的野心，但确有改善党的领导的要求，说他们是“右派”，并非全无根据。翻阅当年的“右派言论”，其激烈和彻底，此后几十年也没有超过。至于是不是要用“钓鱼”的方式把他们揪出来，是不是要剥夺向党提意见的“右派”们的公民权利甚至迫害至死，甚至，治党与治国要不要区分等等，都属于另外一个问题。
3、相信群众
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后，王实味写了《野百合花》等文，暴露延安阴暗面。温是研究院思想文化研究室的秘书，整风后调到院党委帮助工作。
我到党委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设计和油印一个调查表，调查全院研究人员中有多少人是同意或部分同意王实味言论的，调查结果统计，同意或部分同意的达到百分之八十九。（温济泽，1999：144）
这就是当年群众（他们一般都受过党的教育、经过革命的考验）的真实思想状态。“郭小川当年在延安时，曾与王实味在一个研究室。郭曾形容很能俘虏知识分子，大部分青年都觉得他的讲话好得不得了。”（陈徒手，2000：177）运动如果真的是群众运动，如果真要走群众路线，就应当尊重他们的意见，王实味就应当受到肯定。然而，如果谁真的这样理解，那只说明他根本不了解“群众路线”。在一些领导人看来，谁越代表群众说话，越得到群众拥护，就越说明他在向领导示威，就越是要整。有哪一次运动是群众自己的运动？
每一次有人提出比较正确的、与领导想法不相符合的意见，都会受到更多人的批评、反对甚至围攻。有人认为，这怎么还能叫群众运动？实际上是在运动群众，逼着群众屈从于上级的意图而起哄。（温济泽，1999：165─166）
这不奇怪，如果群众不是工具，不是得心应手的工具，领导还需要群众干什么？群众运动的真正奥秘在于，它是“组织”群众的有效方式。本来“群众”来自五湖四海，其心如面，两弟兄都不能一条心，遑论千千万万的革命大军？这就要通过反反复复的运动找出敌人来教育群众，使群众知所趋避，集中到领导划定的轨道上。这样解释，当然过于简单，但革命如果不能聚集群众、令行禁止，如何能战胜强大的敌人？毛泽东在“七大”上就说过：“党要统一思想才能前进，否则意见纷歧。王实味称王称霸，就不能前进。42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黄昌勇，1994）
4、主流与支流
李维汉认为：整风审干期间“形式上，个人反省与集体帮助相结合，似乎是审干的一种好办法，容易取得‘成绩’。事实上，‘逼供信’开始抬头，调查研究退居次要地位，是一种摇摆的表现。”（李维汉，1986：511）温济泽也明确说：“在延安审干运动中，普遍采用了‘逼、供、信’的方法。”（温济泽，1999：165）
“逼供信”的案例之一是：
问：你家中还有什么人？都在干什么？
答：父母亲都在战火中死亡，只我一个。
问：国民党内有你的亲戚吗？
答：没有。
问：那么你来延安是国民党派你来的？
答：不是。
问：你是怎么来延安的？
答：坐火车来的。
问：坐谁家的火车？
答：坐铁路上的火车。
问：铁路上的火车是共产党的吗？
答：不是，是国民党的。
问：坐国民党的火车，你还能说与国民党没有关系吗？
答：噢？！（高杰、路平：1989）
这是文雅的，还有粗暴的。延安县妇联干部谭丁受到审查，蟠龙区区长张仲民在大会上对她咆哮：“谭丁，你这个臭婊子养的反革命、狗日的特务，混进边区来破坏我们的革命，替蒋介石老儿卖命，他是你的干老子还是野男人？看你骚里骚情的鸟样儿，就不是好驴日下的……”（朱鸿召，2001：176）
语言之外还有行动。在中央党校临时支部，“有一位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同志叫易季光，被审查时，人有用皮带抽他，把他身上的皮袄都抽破了，遍体血迹斑斑，有人用嘴咬他的胳膊，肉都咬掉了一块。有一次用绳子只吊着他双手两脚各一个指头，高高地悬在窑洞的梁上再用皮带抽，真是惨遭不忍睹。”（曾志，1999：340）在边区保安处审讯室，审讯科长布鲁有一次端着一杯开水问“犯人”：“你到底坦白不坦白？”“犯人”回答：“我不是特务，没啥可坦白的，你就是把我枪 ……”，还未说完，一杯开水就泼到他脸上。另一次，在审讯行政学院赵一峰时，布鲁把上厕所后带回一勺大粪往他嘴里塞，使赵神经错乱。（朱鸿召，2001：174）
因为了解这些情况，温济泽说：
有些讲党史的书，讲到抢救运动，说它是整风运动的支流，主流还是好的。这是对的。但是，应当说明，这个支流不是一条小溪，而是一次暴发的山洪，伤害过不少同志的心灵，对党造成了不少的损失。（温济泽，1999：179）
“支流”不但伤害了不少同志的心灵，也毁灭了一些同志的肉体。还在审干运动开始前的1940年底或1941年初，师哲与陈郁到延安白求恩和平医院参观，护士带他们来到一间宽敞的大厅，大厅用布帘隔成几间，“其中一间摆着一个大槽，槽里用福尔马林浸泡着一具男尸，年约30余岁。临时任解说员的护士长说：‘这是医学解剖用的。原来有三具，已解剖用完一具，另一具只剩下半边，惟这具完整，还未使用。’她又解释说：‘他们都是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准处理的。他们的姓名、来历，我们一概不知道。’我们听后颇觉诧异，便问：‘他们被送来是活人？’回答是：‘当然。以医病的名义送来，然后处理的。’”（师哲：2001：185）
不过，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要看以什么为标准。王实味被砍头了，也有逼死、逼疯的，但“抢救运动”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绝对权威，全党终于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这就是整风审干的主流。1942年4月20日，毛泽东在《整顿三风》的报告中坚定地说：“延安失掉了还没有什么，张家独立，王家独立，那就不得了。所以就是延安失掉了，反主观主义也要搞，作战也要搞。总之，一定要搞，搞到哇哇叫也要搞，打得稀巴烂也要搞。”（毛泽东，1993:415—416）只要承认整风是革命成功的必要条件，“抢救”所造成的损失就肯定是“支流”。
几十年后，李普认为，思想改造的“理论根据，应当是这句话：牛都可以改造得能耕田，为农夫所用；人当然也可以改造，为党和革命所用。思想改造的要求是叫这些人成为‘党的驯服工具’，成为‘革命的螺丝钉’，总而言之必须听党的话。”（李普：2001B）既然如此，还有什么教训要总结？只有换一种标准，这一大发明才可能在另一种意义上进行总结。这就是李普说的：“思想改造是我们的一大发明，一大创造，古今中外都没有过。从前国民党抓到共产党人，开始很快杀了，后来投入感化院，其实还是监狱，暂时留着不杀，你的活路是投降。希特勒对犹太人、斯大林对他认为的异已分子和可能的异已分子，都是一杀了之，不要他们改造思想。思想改造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是20世纪中国的大悲剧，也是人类历史的大悲剧。”（李普：2001B）
5、党籍
康生判断一个人是否是特务的方法是“看”：“看XXX那个样子就像一个特务。XXX要不是奸细，我把康生倒写。”“看”出特务是当年一些领导人的特异功能。“抢救”过后，陈荒媒曾问周扬：“那时候认为我是特务嫌疑分子，怎么又没有动我呢？”周说：“我们看你实在不像一个特务。”（陈荒媒，1994：181）“看”出的特务当然不一定是真特务，所以从1943年12月到1944年上半年，甄别工作相当巨大，大多数被打成“特务”的革命者身份得到确认，但仍有一些人一直留着尾巴。其中被关押在保安处的一百多人于1947年春被押往山西兴县，后被全部处决。（仲侃，1982：95）
被处决的人中就有王实味。王实味所在的中央研究院整风是由李维汉领导的，尽管王实味的定案是由康生作出，但李还是感到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责任，1981年，李首先向中组部提出对王案进行复查。直到临终之际，李还要当年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的“小温”把王的问题弄清楚。
1982年2月，中央组织部作出《关于潘芳、宗铮、陈传纲、王汝琪等四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但“五人”中的王实味还是没有平反。几经周折，1991年2月，公安部才作出《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冤案终于大白于天下。此时离王实味被杀已经44个年头了。
我在1988年给中组部的报告中，提出了三条建议：一，对王实味错划为托派的问题，予以平反；二，王实味被开除党籍应予以恢复；三，开个小型座谈会，我和当年参加过批判王实味的人参加，总结一下从此案中应吸取的教训。事后了解，1991年，中组部把我的这三条建议送请十几位老同志审阅，对第一条，十几位老同志都画了圈表示同意；第二条，画圈的只有两位；第三条，无人画圈，因此，王实味的党籍没有得到恢复。谈到总结经验教训，除胡耀邦说过一次，再没有人提起。（温济泽，1999：158）
王实味当年是因为“托派分子”被开除出党、被杀头的，现在既已认定他不是托派分子，党籍不是不可以恢复的。是不是像右派平反后还要保留几个“真右派”一样，不恢复王实味的党籍也还有更重要的考虑？
6、办事员
王实味早已被打倒批臭被砍头，对于还活着的妻子女儿，王实味关系着他们的政治生命；对于李维汉、温济泽、刘雪苇这些有“良知”的批斗参与者来说，能否为王平反是他们的一块心病。
这事可大可小。如温所说，国内外都有人关心此事，这“反映了人们对我们党能否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反映了人们对我国政治改革事业的关心。”（温济泽，1999：157─158）因此这可能成为一件“大”事。但建党建国几十年，一度曾冤狱遍于国中，区区一个王实味又何足道哉？况且百废待举，现实问题还顾不过来，有必要为40多年前被错杀的一个人花很多精力吗？这样从1981年李维汉第一次提出到1991年正式平反，历时10年就不奇怪了。
既然王实味的平反算不得什么紧迫的大事，就不能要求领导人对此特别关心了。以至于温1988年3月4日给中组部写了报告后，“我怕送不到组织部部长宋平的手里，就将手写的报告亲自交给曾任中组部秘书长的何载，托他把报告送到宋平的办公桌上，并拜托他，有机会告诉宋平说，温济泽有封信，是完成李老的瞩托，请他无论如何关心一下。”（温济泽，1999：154）一找熟人，二拉大旗（“李老”），原因只在于王是小人物，平反与否、何时平反与大局关系不大。
这份报告由中组部转到公安部，很容易进入转来转去的公文旅行。所以：
我担心事情又拖延不决。没想到6月30日，公安部派了两个年轻的同志到我家谈话。……他们的态度很认真，很积极，其中一位年龄大几岁的同志说，他在读书的时候就知道王实味，知道这件事影响很大，看到我写的报告后，又听了我的谈话，回去向上级汇报，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认真调查清楚。（温济泽，1999：155）
王实味既没有重要到要领导人批示、督促的程度，因而，具体经办的处长们、科长们、办事员们的态度就很重要。完全可以设想，如果公安部的来人是对王实味一事毫无了解，甚至对工作不很负责，王实味的沉冤没准还得拖下去。
小吏的重要性，自古以然。《资治通鉴• 汉纪六》记载，汉高祖手下大将周勃在刘邦死后平诸吕有功，为避功高盖主之嫌辞官回乡，有人告他谋反，“廷尉逮捕勃，治之。……稍侵辱之。”周勃出来后对人说：“吾尝将百万兵，然安知狱吏贵乎。”当彭德怀、贺龙这些元帅们受到“廷尉”们的虐待时，恐怕也会发出周勃的感慨。民间对此的说法是虎落平原被狗欺。
王实味的平反还得益于一个偶然。1984年4月胡启立在一次会上传达了胡耀邦关于总结党史上经验教训的谈话，其中举了王实味的例子。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的写作者、竭力推动王案平反的宋金寿认为，胡耀邦“在1986年提出王实味问题，多少有些偶然原因。……我冒昧猜测胡耀邦可能是看了我在《党史通讯》上的《关于王实味问题》一文，正好同胡耀邦为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编辑、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忆王稼祥的文集而写的一篇文章：《深切地纪念王稼祥同志》一文发表在《党史通讯》同一期上。当然，这是一个偶然性。但正是这种偶然性，引起了胡耀邦重视和关注王实味问题。”（宋金寿，1993）假如没有这个偶然呢？
7、博古
延安整风之后，博古被认为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二号人物。80年代以后，对他评价开始客观起来。在现有的公开材料、文章中，温的评价可能是最高的。不仅在他主持《解放日报》时期工作勤奋、关心同志、作风民主，对他在1931年在米夫、王明等人的支持下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总负责人”，温也这样说：
在白色恐怖极端严峻的氛围中，博古受共产国际和zhonggong中央指定走上领导岗位，这是临危受命，我认为他是一个不怕牺牲、勇挑重担的人。（温济泽，1999：412）
延安时的博古肯定有民主作风，因为他已经没有权力不民主了。丁玲1942年因《三八节有感》挨批，“博古同志原是坐在我后边的，这时坐到我身边来了，一直坐到散会，还悄悄问我：‘怎么样？’我当时没有一下子懂得他问的意思，后来，当我有了一些经验以后，我才理解他，我是多么感激他啊！”（丁玲，1984）丁玲有了“经验”，能够体会对别人的关心；博古有了经验，也就有了民主作风。
但温说的问题还复杂得多。一方面，当时参加共产党、即使担任党的领袖，也要冒很大风险，向忠发、瞿秋白贵为党的“总负责”，被国民党抓到一样要杀头；况且党内也充满如毛泽东所说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做党的领袖确实要不怕牺牲。但另一方面，博古既然入了党，就已经是过河卒子，除非他叛变，否则是不可能再过安静的顺民生活，他只有认准主义、义无反顾地干下去，在这样的情形下，地位越高安全系数也越高。因为，第一，无论国民党是多么愚蠢、多么不懂统战和分化，对捕获的共产党人也还是区别对待的，总的来说，对大官要客气一些。方志敏被俘后，住房是他一生中最好的；瞿秋白在狱中也甚受礼遇。第二，党内也有名利场。1930年代的共产党领袖，拥有数十万党员、十多万军队，这无论如何是一个巨大的政治资本。博古“临时总负责”后，周恩来、彭德怀等杰出人才都要听命于他；李立三、瞿秋白等早期领袖也都要受他的气；1933年初，“博古到长汀时，有人提议去看一下正在疗养的毛泽东。博古又说：毛泽东有什么可看的。”（金冲及，1996：300）一般情况下，只要身在其位，他在党内基本上不会有多大危险。
革命家也是人，也要吃饭穿衣住房子。从世俗的标准看，当时的职业革命家是由党的经费养着的，地位越高，津贴越多，而被党遗弃的人则很多是贫病交加，毙死街头。比如曾志的前夫、曾任闽西特委组织部长的蔡协民，在被中央认为是“社会民主党”而遗弃后，“整天在马路上流浪，忍饥挨饿。他甚至想到过，要在上海马路上解手，以便让巡捕抓进去几天，吃上几天饭，由此来解决饥饿问题。”（曾志，1999：147）
当然，即使如此，温的态度仍然是符合党的原则的：“对他的错误，我们不能忘记，……对博古的贡献和功绩，我们更不能忘记。”他的根据是博古的批判者毛泽东提供的。毛曾说，只是到了抗战时期，我们对中国民主革命才有了正确认识，“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温济泽，1999：413）既然大家都没有弄清楚，博古的错误当然就是可以理解的。
只是毛虽然这样说了，实际上并没有轻易放过博古等人，在他的生前，一有机会就要倾诉他当年在博古手下受到的委屈，而博古等人也得无休无止地自我批判下去。
8、周公精明
周恩来精明过人世所公认。1948年新华总社在西柏坡正式恢复，社长兼总编是廖承志，副总编辑有范长江、陈克寒、梅益、石西民。有一天，廖承志对温济泽说：
周副主席看了新华社领导干部的名单，问我怎么副总编辑以上的领导干部大部分都是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难道延安山沟里没有培养出负责干部？周副主席一问我就知道我错了，现在准备再提两个人，一个是吴冷西，一个就是你。（温济泽，1999：231）
这里有几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开始拟定的名单大都是国统区的？这是因为国统区有较为专业的新闻机构，培养了许多新闻界人才，而山沟里的新闻业从属于政治宣传，不可能出现范长江这样的人物。因此当新华社要担当一定的新闻职能时，主事者首先想到的是国统区的新闻人才。
第二，国统区也好、延安也好，都是共产党的干部，谁来负责新华社都是党的分工，周恩来何以专门提出延安干部？这说明党内山头、派系之间还是有严重隔阂，在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和延安的工农干部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矛盾与冲突。周恩来是国统区领导人，在毛凛然的目光下，他当然要避嫌疑、平衡。
第三，周一问，廖承志就知道自己错了。这不是廖在彰显自己的聪明，实在是表明国统区、延安之间的差异在当时就已很明显，大家都非常明白了。
细节不细。“抗昌战争开始后，周扬去了延安，胡风到了武汉，并且在那里见到了周恩来，周对他从事抗战文艺的出版给予支持，加上周的个人魅力，使胡风心悦耳诚服地接受周恩来的也就是共产党的领导，他和周之间应该说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以至私人关系。这时候他摆脱了得不到周扬所代表的党组织信任的阴影。不但胡风，而且当时左中右各方面的人，都不会注意到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微妙关系，更不会预见到在所谓红区白区、八路军新四军等自然形成的区划归属下，这种关系会形成某种成见，周恩来经常处于既要调停矛盾，保护干部，又要避嫌的尴尬状态。”（邵燕祥：2003）周原是毛的上级，1935年他们互易位置，周从此十分小心。1940年3月从莫斯科回延安时，着意把苏联人送的两厢食品省下来送给毛泽东。（师哲，2001：121）对江青也小心翼翼。1967年4月，江青派人到上海，把上海市公安局封存的一厢有关江青30年代生活堕落的材料带回北京，9月27日，周恩来批示，由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三人监督销毁这批材料，扫除了江青的一些历史污点。（穆欣，1994：331）用心如此良苦，投挑并未报李，40年代的“整风”、50年代的“反‘反冒进’”，周都作了多次检讨。直到1973年7月，毛还以极为通俗的语言说：“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同年11月，要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12月以“政治局不议政”来批评周恩来，还威胁说：“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1974年6月，江青公然为一个农村妇女改名为“克周”。（王永钦，2002：351—369）
9、宿命
1958年温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的位置上被补为“右派”。此前他主管国外广播部门。1957年下半年，温在编委小组传达中联部会议精神，其中有“周扬有错误”一句。不久，广播局局长、党组书记梅益拿出一个人的传达记录找温：“你说‘周扬有错误’是怎么回事？”
我心里有点不高兴，心想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开诚布公地问题我？何必背着我检查笔记呢？（温济泽，1999：275）
可见，梅益对温早就成见在胸了。反右给他提供了机会：温曾说周扬话不适合对外广播，这就是“向党进攻”；他认为对外广播和对内广播不能统一发稿，这就是“对外广播特殊论”，是“反党纲领”；他反对反右时规定人数，就是“抗拒反右斗争”。为此，梅益“背靠背”地审查他起草的、报告、谈话纪录和签发的稿件，从中提炼出一大堆“材料”，通过几个月的批斗，确定温是“国内外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在局级干部“补课”时划为右派，留用察看，下放劳动。
可叹的是，梅益作为其中一个环节的专政机器在“文革”把梅益吞噬进去。1972年，温请廖承志为他申诉。恰好梅益也想请廖转个报告（梅也在文革中挨整），一心想帮温的廖承志就对他说：“转报告可以，你写两个报告，一个是你自己要求平反，另外再写个报告，要承认错误，说明你过去是怎么把温济泽同志错打成右派的，我将这两个报告一起转到总理那儿去。之后，梅益再没有来过。”（温济泽，1999：327）经过“文革”劫难，梅益还是没有觉悟到整人的错误，为此甚至放弃自己可能得以申诉的机会。
1978年，温和梅都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在胡乔木的支持下，温再次要求甄别平反，梅益仍拒绝。不久中组部批准恢复温的党籍，成为中国第一个平反的右派。
他们的纠葛还没有结束。1982年，梅益是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温是该院研究生院院长。1982年，梅要他检查“自由化”；1984年，梅根据一封匿名信蛮横无理地对温进行通报批评。政治而外，工作上似也不支持。研究生院建院时经费不够，温找国家计委主任宋平，要追加2000万，宋让他回去以社科院党组名义写个报告。正常情况下，社科院党组没有理由反对，但“党组中意见不一致，研究生院的要求未能实现，就由党组书记和一位分管基建的党组成员兼副秘书长提出，要我们降低要求，……结果设计成1987年主体工程竣工时的这个样子，比后来几年在附近建造的青年政治学院、针炙学院都差。”（温济泽，1999：347）1985年，温因病住院：
一天傍晚，收到一张用包香烟的纸写的条子，上面写着，社科院党组已经决定我离休，由另一个同志代理我的工作，祝我安心养病，下面签着梅益的名字。（温济泽，1999：374）
一张香烟纸就打发了有几十党龄的老同志──当然这时不是划为右派，而是“祝”其退休。历史上运动频仍，每次运动都得整垮一批人。其中相当一部分在“文革”后得到平反，但今天为你平反不代表昨天打你就是错的，所以梅益仍然是官居温之上。一个平反的右派仍然要接受当年蛮横整人、迄今并未认错的人的领导，心情是难得畅快的。温本来已经换了一个单位，岂料梅益还是来当领导。真是20年河东，20年后还是河东。
10、周扬与胡乔木
温被划为右派，与周扬有关。1957年，周扬在一个会议上说：香花和毒草在分辨不清的时候，可以先让他们放出来，大家再来辨别；如认为有毒草的话，再把它锄掉，还可以肥田嘛！温认为这不适合对外广播，因为这次听的人下一次就不定听了，怎么“锄”法呢？他在中联部的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得到中联部副部长熊复的赞同后，温向下面作了传达。此事当然有人汇报给周扬，梅益要温去找周说明情况，当温声明“我没有说你有错误”后：
周扬是不大抽烟的，这时他点起一支烟说：“你说我有我就有错误啦？你没有想想你说这句话会得到什么后果。”我心想你好厉害呀。他转身去了休息室。（温济泽，1999：275）
周扬当年的严厉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一次没有谈出什么效果，几个月后又去：“周扬听得还耐心，他听完之后说：“你不要以为是我查问你，这是陆部长让我查问的，要问你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右派向党进攻的时候，你要说我和李维汉同志两个中央委员有错误？”（页276）态度是好了，但一个小小的副局长竟敢批评两个中央委员，当然是右派分子。胡乔木是温的老上级，1972年，温见到廖承志，廖告诉他：
一天深夜，接到乔木电话，说有急事找我，他进门就问，你知道温济泽被划成右派了吗？我吃了一惊，你给我看了一份中央通报，我同他约好第二天上午一起去中宣部。我们对一位副部长说，我们都了解温济泽是个好同志，怎么把他划成了右派？那位副部长说是广播局报来的，中宣部批准后已经报到书记处，没法更改了。乔木听了以后，叹着气说：“又伤了一个好同志。”（温济泽，1999：327）
不能说胡与周在50年代就有什么立场观点的差异，但如果周肯定属于整人的积极分子，那么胡至少想保护一些人。例子很多，比如周对郭小川是先用后整，胡则对郭多有关照。（陈徒手，2000：227—228）1978年1月，胡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力主把还没有平反的温调入社会科学院任科研局副局长，此时周也已在中国社科院工作。在温要求平反找周扬写意见时，“他说过去的事已记不起来了。”（温济泽，1999：338）“你要证明什么？”（温济泽，1999：456）无论是当年还是后来，胡对温都是关心爱护的，而周即使在“文革”后也没有就当年的事承担责任，原因之一是温还是他的手下。
世事如棋。在社科院工作期间，温的观点却越来越与周而不是和胡接近起来。“乔木说话变来变去，有时做事令人难以捉摸。我猜想，由于那时许多人把他看作理论权威，因而他变了。”（温济泽，1999：361）自胡1983年组织批判人道主义之后，他们的政治形象似乎对调了一下。尽管周是否有过认真的忏悔和反省是可以讨论的，但在客观上确实参与了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而胡却多次指责周扬、夏衍、巴金是“自由化”的头头，必欲除之而后快。胡绩伟就认为：“像胡乔木这样的左倾头脑，总认为农村改革是搞资本主义，是违背马列主义；改变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体制，就是反对毛主席。”还处心积虑要把力主改革的胡耀邦赶下台。（胡绩伟，2000）当然，这是一家之言。
温对于己有恩的胡有所疏远，也表明他是有立场有原则的，并不以个人得失来判断领导。温的资格并不浅，1930年就参加过李立三要求组织的南京暴动，但官位一直高不上去，原因也许是他的原则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原则性恰恰容易被人认为是没有原则，比如在王实味问题上，康生就批评他有“温情主义”。原则首先是斗争的原则，而不是道德原则，也不是书本上讲的马列主义。一个人如果不能坚决地、无情地揭发、批判他人，那就是“在政治不开展”，就不可能青云直上。1952年周扬就因此而被一度冷落。
不过胡和周都是复杂的。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他们整理成文的。但1979年10月29日讨论第四次文代会报告时，胡率先提出不要再提他当年认同的“文艺为政治服务”，周则担心不提会起副作用。“公平地说，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胡乔木比周扬早一步。”（顾骧，1998）此后，胡又坚持要把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的改正为《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为文艺界的思想解放推波助澜。另外，在1980年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时，“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第一个十年，改了多少次以后的稿子对毛病、错误写的分量较重，成绩估计得不够、不充分。我曾经给他提过这个意见。他当时很不以为然。他说，就是这么多错误，不能隐晦。”（邓力群，1994）
11、希望与悲剧
划为“右派”后温被下放到河北黄骅劳动。“批斗会结束做了结论以后，几个同志含泪向我告别，问我：‘你不申诉吗？’我说：‘现在不是申诉的时候，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平反的。’我想给我戴的帽子越大，将来我越好翻案，我以为只要过几个月，过一年……没想到一直等了二十年。”（温济泽，1999：285）
确实，帽子越大越好翻案。帽子大必然就影响大，而对影响大的人和事，“上面”就会考虑得更多一些。从国民党战俘到历次运动中的受冤者，小人物总是没有“统战”价值的。至于翻案的时间是几个月还是一年，也是有根据的。当时温的妻子就安慰他说：
延安抢救运动不是3个多月就甄别了吗？我相信你总有一天会回到党内的。（温济泽，1999：305）
“抢救运动”也曾气氛肃杀，冤狱遍地，有人自杀了，有人疯狂了。虽然时间不是3个月而2年多，但毕竟最后刹了车，不少曾被怀疑是特务、叛徒的人不久就当上“七大”代表，一些挨批判的人又继续受到重用。“整风运动”教育了全党，经验之一就是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挨整只是暂时的，只要相信党、相信组织，总有一天会平反昭雪，而且时间不会太久。正因为有此一希望，所以历次运动中的牺牲者极少从自身的冤屈中反省这种以“运动”为生命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顾准当然是例外），以至于70年代末大规模平反后，人们发现，这些“右派”、“反革命”其实是“左派”、“革命分子”。也正因此一希望，大量的血腥和死亡终演不成一出悲剧。
12、早春
第二炮兵政委陈鹤桥晚年回忆说，从1978年11月18日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到紧接其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我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是一段最难以忘怀、最激动人心的历史。”为什么呢？“当时大家提出的许多问题，都涉及到坚持‘两个凡是’方针的中央领导人，如华国锋、汪东兴，以及党的高级干部如张平化、吴冷西、熊复，会上都是指名道姓地提出批评。尽管不在一个组，但大家在各个组发言，都强烈要求他们回答问题，作出解释，提出的问题很尖锐，也就是面对面地提出批评。……当然我们提出批评，他（们）也可以发言，熊复等同志都为自己做了说明和辩护。民主的要义之一，就是尊重少数人的意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李普，2001A）
没有哪一次会议不讲民主，但这一次是真民主。“会议的出席者的确敢想敢讲，勇于闯进‘禁区’，讲人们过去不敢讲的话。会议的领导者也不干预任何人的发言，不给任何发言设禁区、定调子、搞框框，同时发言的时间不限，发言次数不限，发言范围不限。”（于光远，1998：350）党内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这就是说只有领导者允许，民主才能发扬。当时的最高领导是华国锋。听了华国锋作的以工作重点转移为中心的开幕讲话后，于光远感到：“华国锋确是个热心建设的人，情况掌握得不错，思想也开放。粉碎‘四人帮’后他的确想好好干出一点名堂来。”（于光远，1998：31）但会议的分组讨论很快就突破原先的议题，解决冤假错案、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真理标准等问题都提出来了。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第三次大会，华国锋在讲话中对大家提出的问题一个也没有回避。于光远认为：“华国锋的态度也值得肯定。我参加过不少会议，但几乎没有见到党的最高领导人能够这样听取大家意见，问题解决得如此明确。”（于光远，1998：106—107）领导既然开放，下面就敢放言。西北组提出了“严禁对干部使用窃听器、检查信件、盯梢、侦察私人来往、抄家隔离，施以法西斯的逼供手段”之类一反传统作法的大胆意见；（于光远，1998：256）；一些代表点名批评中央副主席汪东兴等人，提出了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等人的职务问题。最后，华国锋在闭幕式上就“两个凡是”的错误承担了责任，与会的绝大多数人表示满意；邓小平在会议期间多次表示对陈锡联、吴德、纪登奎等犯了错误的人“找个机会在会上谈一谈就完了，不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使大家都满意。他不主张提到三中全会上去讨论，因为一提到三中全会就会有处分问题了。”“常委统一意见，这次会上这些同志讲了即作了自我批评后，不要再讲了。”（于光远，1998：281—282）他还专门找许世友等人“谈判”，“请求”他们不要再揪住陈锡联、纪登奎的错误不放。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只进不出，给这些受到批评的人吃了一棵定心丸；叶剑英在闭幕式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了民主问题，虽然“不知道为什么1982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三中全会以来》——不论是《选编》还是《汇编》都没有收入叶剑英的这个讲话。”（于光远，1998：227）但叶剑英一口气连续讲了三个“只有充分发扬民主”的观点给与会者极为深刻的印象。
罕见的民主气氛不是偶然的。原因之一与华国锋有关。从于光远的印象来看，华不是一个独裁的人，也不具有独裁的资历和功勋。事实上，到1978年年底，这位“英明领袖”的地位和权威都已受到挑战，他不可能“一手遮天”。他的处境与43年前博古在遵义会议上的处境差不多。“民主集中制”的内涵包括“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两项，民主总是离不开集中，最后的集中权在最高领导人，一旦最高领导人如博古或华国锋集中不起来，民主也就充分地发扬了。
1979年1月18日到2月中旬，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中宣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目的是要批判“两个凡是”、解放思想在理论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温济泽说道：
春节休假5天和继续休会几天后，务虚会继续进行。但情况有些变化，会议由党中央主持，最主要的是在3月30日听取邓小平关于《坚持四项原则》的重要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到４月初就匆匆结束了。（温济泽，1999：353）
“情况”为什么会“发生变化”？温没有交代。李锐认为与胡乔木有关：“改革开放以后，胡乔木仍坚持毛泽东‘政治挂帅’的路线，实质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过不明说罢了。‘理论务虚会’乔木并不赞成，反而夸张当时的形势‘像1957年右派进攻，还说‘为要逼华主席反右派’。于是代邓小平起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大讲专政，贬斥民主，使会议虎头蛇尾，草草收场。1980年8月，政治局刚刚通过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批判封建专制思想，强调国家政治、经济管理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胡乔木就利用当时波兰发生的事件上书告诫，使这个讲话束之高阁。此后胡乔木不断以‘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罪名，大整坚持经济改革尤其是解放思想、政治改革的人。党校事件、特区事件、周扬事件、《人民日报》事件等等，接连不断，矛头指向胡耀邦，视其为这些人的总后台。”（李锐，2001：30—31）
可以肯定，受到民主风气的鼓舞，春节前的务虚会批毛过火，解放“过头”了。胡乔木1983年在一篇文章中说：当时“有些同志说（当然这些同志也是好意），毛泽东同志已经犯了那么多错误，还要讲毛泽东思想，群众怎么能接受呢？”（胡乔木，1993：267—268）所以春节后要收束一下。第一，规格提高，不是中宣部和社会科学院，而是“由党中央主持”；第二，邓小平以“坚持”为主题作报告，确定思想解放的界限；第三，既然结论已下，会议也就应当“匆匆结束”。
当时反毛的情绪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小平同志讲话讲过以后，不少的同志是有过抵触情绪的。”（胡乔木，1993：568）会后，李洪林以阐释“四项原则”的方式发表了几篇文章，“被扣了帽子，打了棍子”，“受到严厉的批判和处理，被调到远离北京的福建。”（温济泽，1999：353─354）毛尽管犯了严重错误，但批评毛的人“没有想到，如果我们把这面旗帜丢掉，就会使更广大的群众对于GCD本身发生怀疑，对马克思主义也发生怀疑，中国的前途就不堪设想。”（胡乔木，1993：168）这一方面说明毛的个人印记太明显、太深刻了，以至于过分批评毛就可能否定整个党。如何既解放思想又确保党的形象，就要由党中央领导出来划定限度。另一方面也说明这次思想解放的本质是党内思想的自我调整，是领导下的解放，集中下的民主。解放的阳春季节，它的春花秋实，还需要改革开放的深化。
13、烈士
一个夺权成功的政党，理所当然地纪念它的烈士，但尽管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就建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但却没有一本像样的《革命烈士传》。
1978年，李维汉提出编写《革命烈士传》，此后，胡乔木以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名义要温主编。1981年，编辑机构成立。
有一位烈士的女儿、《光明日报》记者戴晴来找我，要求革命烈士传为她的父亲傅大庆立传。……我立即答应为傅大庆立传。同时我和戴晴谈了条件，要她找几个年轻人帮助我编《中华英烈》杂志，她爽快地答应了。（温济泽，1999：368─369）
是不是烈士，够不够格入只选一千个人的《革命烈士传》，应当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傅大庆的资历（1921年入党）、贡献（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在敌占区建立秘密电台等等）应当是可以入《传》的，但如果戴晴不找上门来，很可能傅大庆就不能入选，因为温是在戴明确提出要求后“经了解”才知道傅大庆其人的；当然不能假设，如果戴晴不答应帮助编《中华英烈》，温就不会让傅大庆进《革命烈士传》。但他这里用“谈了条件”一语，似乎容易使人怀疑：革命烈士进《革命烈士传》难道还需要什么其他条件吗？
更让人为烈士们鸣不平的是，1986年，《革命烈士传》编委会编了一个刊物《中华英烈》，第一期就得到邓颖超的称赞。可这样一个为烈士树碑立传、得到身居高位的领导人称赞的杂志，却困难重重。1989年下半年，新闻出版总署规定刊物要挂靠部级单位。《中华英烈》原来挂靠中央党史研究室，但研究室自己办的刊物已经达到定额。
我找了10个部级单位，部长级的同志都表示支持，但当要哪一个司局级具体与我们联系时，又都表示难于管理。我奔波了几个月，始终没有找到归宿。我真感到“山穷水尽疑无路”了，这时新闻出版署却向我指出了“又一村”。他们告诉我，经民政部批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周谷城任会长，萧克任执行会长，这是一个部级单位，他们正想办一个会刊，但目前还没有刊号，可以与他们联系，将《中华英烈》作为他们的会刊。我同炎黄文化研究会商量了几次，他们认为《中华英烈》的范围比较窄小，提出将刊名改为《炎黄春秋》，把缅怀英烈作为这个会刊的一项内容。（温济泽，1999：370）
在1989年的气氛下，新闻出版署的规定无疑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防止有人用出版物来颠覆先烈们用鲜血换来的政权。但以传播革命先烈事迹和精神的《中华英烈》会有什么自由化的倾向？温联系了10个部，那些司局长们都以“难于管理”而推辞，如果不是先烈的牺牲，哪里会有这些官老爷的安享尊荣？一个共产党掌权的国家，连一本宣传本党烈士的刊物都难以生存，这真是匪夷所思了。地下有灵，烈士该作何想？
温济泽简历
1914年生于江苏淮阴。
1930年因读瞿秋白的书而参加共表团。同年6月到南京参加暴动，后在扬州、上海从事地下活动，1932年被捕，1937年年底出狱。
1938年到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中宣部、中央研究院、解放日报社、新华社工作。
1949年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
1958年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1978年1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副局长。5月，恢复党籍。1982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
1999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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