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抗战时期zhonggong与苏共关系的困扰
抗战初期苏联对中国的援助
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让蒋介石和国民党不甚满意，也使zhonggong中央感受到不小的困扰。这当然不是因为国民党方面要求zhonggong劝说莫斯科出兵所带来的，而是zhonggong所领导的隶属于国民政府之下的政府和军队，几乎无法从苏联对中国的巨大援助当中分杯羹。据说，从苏联运来的武器，zhonggong军队得到的，只有120挺机关枪和6门反坦克小炮。
刚刚进入抗日战争时的zhonggong军队，无论人数，还是装备都处于困难阶段。不过4万人的武装，要想在中日全面战争的对抗中生存下来，仅仅靠国民政府提供的每月几十万元的经费，毫无疑问是非常艰难的。但是，指望苏联能够越过国民政府向共产党人输送武器弹药，在当时的条件下，又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会造成共产党人情感上的一些困扰，也可以想象。
莫斯科固然不能直接输送武器给zhonggong，但它还是在许多关键时刻，向zhonggong提供了相当数额的经费援助的。
抗战爆发之初，莫斯科提供的最醒目的一笔援助是斯大林批准的，用于帮助zhonggong购买武器弹药的50万美元。在此之后，1938年夏，zhonggong中央政治局委员王稼祥回国时，又得到了莫斯科提供的30万美元。还可以知道的是，1940年2月，斯大林根据周恩来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要求，又一次决定提供30万美元的援助。而当1941年苏德战争发生后，应zhonggong中央的请求，斯大林再度批准提供了100万美元的援助。实际上，来自莫斯科的经费援助和其他各种物资帮助，可以说从1937年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即使在共产国际于1943年5月22日宣告解散以后，这种情况事实上也还在继续着。这种援助固然已大不同于20至30年代中期莫斯科对zhonggong按月提供经费的情况，但它继续在努力从财政上支持zhonggong，是显而易见的。
莫斯科选中毛泽东为zhonggong新一代最高领导人
当然，在此期间莫斯科对zhonggong更大的一种扶植，还是在政治方面。在抗战初期，莫斯科从两个方面向zhonggong中央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一个方面是，面对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新形势，务必设法保持红军的战斗力，“最大限度地提高革命警惕性”，使蒋介石不能通过瓦解、挑拨和特务活动等手段来破坏党和红军的组织。另一个方面是，共产党人不要害怕会被淹没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汪洋大海里。可以参照西班牙和法国的经验，提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争取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显然，这种方针对共产党人在抗战初期自身力量弱小的情况下，既保持自身组织的独立性，又保持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起到了某种指导性的作用，使zhonggong党内过分重视和依赖国民党，或过分强调自身独立性而不惜与国民党摩擦冲突的倾向，都相应地得到了抑制。
这个时候zhonggong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还是一种上下级的组织服从关系，zhonggong自身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独立自主的余地并不很大。这种情况自然也就极大地影响着zhonggong中央领导核心的组织构成，以及zhonggong中央最高领导人的认定的问题。此前在南方根据地时期，zhonggong中央最高领导层的人选，基本上是由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推荐，最后由莫斯科来决定的。正是因为这种情况，才会出现1931年1月初在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一手策划和主导下。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算召开了zhonggong六届四中全会，把留苏学生王明等人推上了中央领导岗位。这之后不过半年多时间，鉴于zhonggong中央连遭破坏，共产国际代表更是将六届四中推举的中央政治局再行改造，另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将总书记调换为只有二十几岁的留苏学生博古。直到临时中央被迫退进中央苏区之后，因为没有共产国际另外的指示，偌大的根据地、众多的红军，乃至十几万人的党组织，包括大批年长而成熟的军政领导人，仍旧不能不继续听任少数只懂得一些书本知识的年轻的留苏学生来领导和指挥。尽管在博古中央的领导下，红军作战失利，根据地全部损失，zhonggong高层军政领导人在没有莫斯科的指导和干预的情况下，于长征途中改换了最高领导人，却也只是用另一位年纪略长一些的留苏学生洛甫，来取代了太过年轻的博古。由此不难了解，莫斯科的权威在GCD内部，具有怎样的影响和作用。
zhonggong的体制是高度统一和集权的，特别是在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内外战争的环境下，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和能力对党的生存、发展和前途，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抗战爆发后，莫斯科因为担心zhonggong领导层不能迅速适应如此复杂的政治、战争形势，因而特地把以王明为首，在莫斯科经受了多年政策熏陶的一批高层干部派回国内，让他们在zhonggong中央内部贯彻共产国际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王明自然很容易取得党内其他领导人的拥戴，进而取代洛甫成为新的zhonggong中央最高负责人。然而，就在逐渐显露出来的zhonggong内部权力角逐好像有利于王明等人之际，莫斯科却既没有支持王明，也没有支持洛甫，而是选中了毛泽东为zhonggong中央新一代最高领导人。在1938年9月14日，从莫斯科回到当时zhonggong中央所在地延安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说：“国际认为zhonggong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zhonggong在复杂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今后，zhonggong中央“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的问题。
在紧接着召开的zhonggong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成为zhonggong党最高领导人。这件事，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只不过，让莫斯科意想不到的是，尽管毛泽东努力贯彻共产国际的意图，试图密切国共两党关系，在战争中不断丧城失地的蒋介石却因为害怕zhonggong趁机做大而坚持不买zhonggong的账，一心想要限制zhonggong及其军队的发展与扩大。从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之日起，国共两党关系就开始进入到一种持续摩擦和冲突的过程中。虽然季米特洛夫极力劝告毛泽东在此一过程中保持冷静和缓和的态度，但是毛泽东却同样不肯为此牺牲zhonggong已经争得的利益。这种情况很快就使莫斯科和zhonggong中央之间产生了不和谐的气氛。
从1939年底到1940年秋，国共两党之间在陕甘宁边区以及华北和华中敌后地区，发生了一系列军事摩擦和重大军事冲突。两党关系变得异常紧张。为了彻底解决zhonggong军队与国民党军队犬牙交错、地域不清、冲突愈演愈烈的情况，国民党方面想出了划界的办法，并于1940年7月16日以《中央提示案》的方式，要求zhonggong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于一个月之内尽数开赴黄河以北冀察两省区和鲁北晋北一部分地区，并限定八路军兵力不得超过3军6师5个补充团和新四军2个师，此外不得再有任何名义的武装力量。这时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已经基本控制了山西、河北、察哈尔、山东敌后的大部分地区，在河南、安徽、江苏几省也建立了敌后根据地，部队数量已经扩大到将近50万人，这远不是冀察两省和鲁北、晋北以及8师5团所能容纳的。因此，zhonggong中央自然不能接受。拖到10月19日，眼见zhonggong不予理睬，国民党方面再度以最后通牒的方式明令zhonggong军队必须于一个月内开赴指定地区，并以停发一切军饷为要挟。军令部甚至开始拟具《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准备于zhonggong抗命不遵时得以实施军事行动。
蒋介石国民党在对日作战极端不利的情况下，突然对zhonggong采取如此强硬的态度，甚至不惜以武力相威胁，这不能不使毛泽东怀疑蒋日之间可能有所勾结。在反复研究国际国内形势不得要领之后，毛泽东断定蒋突然让出旧黄河以北地区，一定是含有重大阴谋的举动，其多半是要“驱我军于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军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的一种险恶阴谋。为了应付此种严重局面，zhonggong中央决定采取重大军事步骤，准备以15万精兵先发制人，打到国民党进剿军的后方河南与甘肃等地去。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他要剿共，我们一定要反剿共”，“抄到他后方去，打几个大胜仗，提出请求撤惩何应钦(清君侧)，撤退剿共军”等。由于此举势必要闹到国共关系破裂，政治上不利，处置不当，会“遗将来无穷之祸”，故毛泽东不能不于11月4日亲自写信给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请求指示。而季米特洛夫对此自然坚决反对。出于对莫斯科意见的尊重，毛泽东很快改变了原先的计划，重新设法与国民党再行周旋。不料，1941年1月，仅仅因为没有按期北移和选取的路线有违国民党方面的规定，国民党人就一举全歼了皖南新四军军部七千余人，并且公开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缔了新四军的番号。不难想象，国民党此举对毛泽东和zhonggong中央会有多大的刺激。面对皖南事变，苏联方面虽然对国民党的做法采取了尖锐批评的态度，却并未停止原定的军事援助，并且继续要求zhonggong保持克制和维护两党关系不致破裂。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会促使毛泽东要开始与莫斯科离心离德了。
苏德战争与中苏关系的逆转
就在国共关系高度紧张之际，苏联与日本的关系也正处在十分微妙的地步。自从诺门坎事件之后，日本关东军已经将其在满洲的步兵师团增加到12个，总兵力达到了35万人，并且还准备进一步扩大编制和用更好的装备来加强自己。这意味着，日本关东军仍旧随时可能威胁苏联的远东和外蒙古地区。但相比之下，苏联这个时候却更加担心来自西线的德国的威胁。这不仅是因为苏联的整个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于工业和能源重心都在西部，而且是因为德国在占领波兰，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鼓作气，迅速征服了英法等国的军队，并迫使苏联周边的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等成为其仆从国。十分明显，在征服了整个欧洲大陆之后，德国除了直接进攻英伦三岛之外，剩下的就是征服苏联了。面对希特勒的节节胜利，要设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能够约束德军掉头东进，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调整对日政策，以便集中力量来对付德国，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外交选择了。
调整对日政策，就是要与日本签订一个中立条约。签订这样一个条约的最初提议，来自于日本方面。由于日本这时急于获取南太平洋国家的橡胶等各种战略物资，因此已确定了南进的战略意图，需要确保苏联不会威胁满洲。故日本驻苏大使东乡茂德在1940年7月就曾代表日本政府向苏联提议缔结苏日中立条约。但因为当时双方在库页岛权益问题上存在争议，因此谈判未能取得结果。到1941年4月，日本外相在与德国沟通之后，放弃了不切实际的要求。4月13日，苏日两国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双方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无疑是苏联为祸水西引而与法西斯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外交策略的一种延续。苏德条约牺牲的是波兰、芬兰等弱小国家，苏日条约牺牲的则是正在孤军奋战中的中国。特别是苏联公开承认伪满洲国，更是对处于极端困难之中的中国抗日运动的一种沉重打击。原本就对苏联援助有所不满，且一直怀疑zhonggong做大有苏联背景的蒋介石，得知苏日签订中立条约的当天，就在日记中写道：“俄倭协定在事实上虽明知其不能为害我抗战于毫末，但精神上之刺激则不可名状!此两星期来心中沉闷悲惧不知所自，孰知乃为此俄倭协以谋我条约之隐机乎?呜呼!”而恰在这时，赴美国求援的宋子文发来美国总统已批准借款1.25亿美元，并“内定军火贷款借中国部分五万万元”的消息，至此蒋介石国民党自然要开始转向美国而与苏联渐行渐远了。
虽然《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苏联方面再三向中国政府解释苏联援华政策不变，但过了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德国就于6月22日单方面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苏联发动了代号为“巴巴罗萨”的突然袭击。苏联西部大片领土被德军占领，一时陷入到严重危机之中，再也无暇顾及对中国的援助了。除少数苏联顾问继续留在中国以外，多数苏联援华人员，包括苏联在中国西北设立的航空站以及守护萨雷一奥泽克一兰州公路的苏方人员，均迅速撤回苏联了。
毛泽东对莫斯科离心离德，莫斯科对毛泽东和zhonggong极度不信任
苏联与国民党关系恶化的同时，它与zhonggong中央的关系这时也陷入到历史的最低谷。因为莫斯科要应付来自德国的威胁，尽管1941年1月爆发了皖南事变，zhonggong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损失，莫斯科也还是极力劝阻毛泽东不要采取过激的措施破裂两党关系。由于没有苏联的支持，zhonggong没有可能在军事上进行大规模的报复作战。再加上1940年秋冬，在八路军总部的坚持下发动了对华北日军的大规模破袭(又称为“百团大战”)，战争的结果，日军转而发动了对zhonggong在华北的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作战，导致八路军开始处于相当困难的局面。这就更不可能在军事上采取强硬态度来对付蒋介石了。但是，这种情况毫无疑问地加深了毛泽东对莫斯科的不信任感和疏离感，他对莫斯科的指示自然也开始逐渐抱以将信将疑的态度了。
在这种情况下，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自顾不暇的局面，也就成为双方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重要契机了。
苏德战争爆发后，莫斯科很快就要求zhonggong中央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帮助苏联。比如出动兵力牵制日本军队向北平、张家口、包头一线集结等等。对此，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八路军目前只能做战略的配合，不能做战术的配合。八路军的基本方针，仍然是与敌无时间的、不冒险的亦不消极的、熬时间的游击战争，具体行动上只能通过破袭战和情报战的方式来帮助苏联。毛泽东请周恩来转告对此颇为焦虑的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称：“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尤其是步枪子弹等于至宝，因我们每枪平均只有20发，机关枪极少，炮则更少，爆炸的黄色炸药亦得不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从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
毛泽东对保卫苏联的这种消极态度，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莫斯科的强烈不满。关于这一点，毛泽东也心知肚明。因此，苏德战争刚刚爆发不过3个月时间，毛泽东就在zhonggong中央首先召开会议，名为讨论“九一八”事变之后党、红军和根据地失败的历史原因，实则把矛头指向了以王明、博古为首的深受苏联和共产国际影响与宠信的曾留学苏联的领导人。这场历史大讨论的结果，迅速使王明、博古等人处于受批判的地位，尽管王明一度抓住季米特洛夫10月7日不满毛泽东对保卫苏联态度消极的来电，大做文章，批评毛在统战政策上犯了严重错误。但是，由于毛泽东身居领袖地位，并且通过历史大讨论进一步确立了其正确的形象，因此，王明的反击只能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陷入到更加不利的境地之中。对王明、博古等人历史错误的检讨和批评，使共产国际的威信降低到历史最低点。这样一来，莫斯科就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轻易地从组织上千涉zhonggong中央的内部事务了。当然，毛泽东很清楚，仅仅在中央高层内部将党内的“国际派”置于被批判的地位还不够，因为绝大多数党的干部，特别是绝大多数农民出身的普通党员，对那些在莫斯科受过专业训练，熟读马列，“言必称希腊(苏联)”的留苏学生出身的党的领导人，仍旧或多或少充满了敬畏感。如果不能使全党改变这种心态，真正了解中国革命的成功靠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必须要把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毛泽东的绝对领导地位仍旧不可能真正树立起来。因此，进入到1942年，毛泽东很快就发起了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其用意很清楚，就是要向全党灌输一种思想，即要使全党相信，只有毛泽东的思想，才是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思想；只有毛泽东本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正确权威。
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一年之后，由于苏联急需美英帮助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以及适应战后大国合作战略的需要，为了向美英各国证明自己与各国共产党毫无关系，斯大林于1943年5月21日解散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解散，彻底终止了各国共产党在组织上必须服从于一个统一的指挥中心的历史，也更进一步印证了毛泽东的政治正确性。毛公开指出：共产国际所以解散，就是因为它已经“无法适应这种非常复杂而且迅速变化的情况”，作为各国革命统一指挥中心的共产国际的存在，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革命运动是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的”，各国共产党必须使自己更加民族化。
没有共产国际的束缚，zhonggong的整风运动进行得更加顺利。但是，随着整风运动造成的思想批判的浪潮，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党内同志之间的相互怀疑与不信任。这种情况终于导致了由社会部主导的，带有“逼供信”性质的审干运动，使大批党员干部无端地受到整肃。尽管共产国际已经宣告解散，高度关注GCD的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还是亲自致电毛泽东，对zhonggong的这种做法委婉地提出了批评。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莫斯科对毛泽东和GCD的极度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感其实早在1940年周恩来去苏联治疗臂伤时，共产国际领导人就曾经有所表露。他们对GCD长期生活在农村，党员的成分中农民党员占了绝大多数这一点，深感担心。而随着毛泽东在保卫苏联以及对待党内留苏学生干部等问题上表现出让莫斯科难以接受的态度，自然就更加促使联共(布)领导人和共产国际对zhonggong是否还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产生怀疑。这种怀疑的心态，甚至日渐流露在一些公开的外交场合之中。1944年6月，斯大林在与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的谈话中，直截了当地告诉哈里曼说：“中国的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是‘人造黄油式’的共产党人。”在随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与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的谈话当中，莫洛托夫也对GCD人做出了几乎同样的评价。这也正是为什么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的一个时期里，除了季米特洛夫个人和早先派驻延安的联络员以外，莫斯科几乎没有尝试去与毛泽东或zhonggong中央建立任何更直接的联系方式的原因。 |
发表于 2008-8-15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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