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月：在臺大的日子

李旧苗

文學院前那一排欖仁樹，什麼時候變得如此茂密繁榮？枝葉橫生幾越過行道投影半邊柏油路了。舉首仰望，陽光與青天在枝椏交錯闊葉重疊的隙縫間透露。
　　記得在我教書那一段時間，車停駐其下，運氣佳時，枝葉勉強可以遮蓋車頂，免除下課返家時酷熱燠悶；而當我學生時代，那一排樹尚吝於提供行人遮陽；如今我再回來，它們竟變得如此茂盛，甚至帶些蒼老之態了。
　　木猶如此，時間流逝何其快速，沒有聲息，唯於形影間隱約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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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考入臺大中文系，在一九五二年。當時新生多在校門左側的兩排平房「臨時教室」上課，屬於孤立游離的族群。我每日騎單車上課，需時約三十分鐘。接近校門那一段羅斯福路，猶是田畝間泥路，顛簸多石，不小心會掉落田中。田中春季綠油油的新苗如翼，秋則金黃稻穗垂覆似躬。我把單車停放車篷內，向看守的老校工領取一個牌子，便踩著碎石路找教室。
　　碎石路是當時的椰林大道，從校門口直鋪到傅鐘，又彷彿更延伸至稍遠處。我們那些新生只能對昂首闊步走向傅鐘及更遠處的學長，投以羨慕的眼光；我們的活動範圍，不分科系，大抵局限於臨時教室那一區域。事實上，大一新生有許多課都屬共同必修。
　　我們中文系那年錄取的學生僅十一人，所以有一大部分共同必修課都與歷史、哲學及考古系合上；外文系則人數龐大，自成另一班。王叔岷先生擔任我們的國文老師。王先生當時很年輕，教書認真，略微羞澀矜持，眼睛總盯著遠處天花板。他改我們的作文，一字一句清清楚楚，文後評語，時則幾乎另成一篇短文。猶記得發還卷子閱讀評語，總是充滿興奮期待。
　　英文，不以系區別，而是依錄取分數高下分組。我被分在第二組。同班多為外文系同學，另有法律系、政治系等學生。中文系只有我一人，所以頗寂寞。第一組和第二組任課老師是美籍先生，採英文直接教授法，因此同樣課本，兩組的上課情形較他組緊張些。
　　除國文、英文每週四小時的共同科目外，中國通史、三民主義和軍訓亦屬必修課。三民主義和軍訓都排在下午，不逃課的學生還是佔多數，但很多人利用那個時間溫習他課、或閱讀課外書，或者瞌睡養神，教室內倒是頗安靜。臺大的學生很會考試，那兩門課甚少人不及格，教官也十分滿意。
　　中國通史，是由勞斡先生教課。沒有書、也沒有講義，全憑仔細聽小心筆記。當時尚未有全錄影印機，所以人人都得自己筆記。勞先生學問淵博，歷史都在腦中。他總是笑瞇瞇上課，興致好時，會把雙臂前後甩動，好似為自己的演講打拍子似的。一次，他邊甩手邊講課，講到一半忽停頓說：「不對、不對。方才說的弄錯了。」接著再講對的一段。我把筆記的一大截劃去，重記對的一段；心想：先生大概是偶然分神弄錯的吧？驗諸後日自己教學，方知，上課分神，確實並非學生的專權。
　　凌純聲先生是中研院院士，教我們「地學通論」，未免大材小用。那是我們唯一在文學院上的課。上課以前總有兩位助教搬一大堆參考書放在講臺上。有英文、法文和德文書籍，我們如何看得懂？至今難忘的是，凌先生講解蒙古內陸氣候晝夜溫差大，不得不穿著厚棉袍，白天拉下一邊的袖子透氣。說著，他把藍色的長棉袍紐扣解開，拉下左袖，露出白色的中式內衣。
　　我們遇見許多頗具特色的師長。當年中、外文系互有課程相調，且同班合上。中文系上外文系的「西洋文學概論」，外文系與我們合上「中國文學史」，兩門課由兩系的主任教授。英千里先生口才好風度佳，無論希臘史詩神話，講起來都引人入勝，他講Helen of Troy，令我們陶醉入迷不想下課。我覺得學問已經在英先生身上化為筋骨血肉，而不只是書本文字了。可惜他後來因胃疾住院開刀，不再能為我們繼續精采的講課。後半段由Father O'Hara及夏濟安先生代上。歐神父幽默慈祥，聖經故事的講解，與英先生有異曲同工之妙。夏先生年輕而熱心。課堂上認真教學，課下鼓勵學生創作。《文學雜誌》在他主持之下，培植了王文興、白先勇、陳若曦和歐陽子等青年作家。我在二十歲出頭時所撰寫的論文能刊登其上，也是因為受到夏先生鼓勵所致。
　　我第一次踏入系主任辦公室求見臺靜農先生，是大一即將結束時，為了申請轉至外文系。事實上，報考臺大時，我的志願是外文系，由於高中時期幾乎所有讀文科的女生都以考入外文系為目標，反俗叛逆的心態令我臨時改填「外」字為「中」字，遂入了中文系。我向系主任羞怯囁嚅道出轉系意願。臺先生看我一眼，又仔細翻閱我的成績單及其他資料，說：「你念得很好嘛！不要轉了。」始料未及的景況，令我語塞。我大概是沒有準備好接應那種景況的答辯的吧。只得紅著臉退出辦公室，系也就沒有轉成。若干年以後，我寫過一篇〈讀中文系的人〉，慷慨力陳讀中文系的意義和價值。那是我肺腑之言。
　　其實，我上臺先生的課並不多。大二必修的「中國文學史」，是與外文系合上的大班。臺先生口才不如英千里先生，他採用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為底本，而每多補充意見。直到先生過世後，我們才看到他原來已經有一份用毛筆楷字書寫的文學史講稿，只是沒有出版罷了。
　　大四那年，與研究生合上「楚辭」。臺先生對古代神話有獨到見地，於〈離騷〉、〈天問〉諸篇，反覆考索，進度甚緩，卻令我們見習到一種為學的典範。當時的教學方式不重量而重質。臺先生和其他師長都沒有教學進度表。他的「中國文學」只講到唐初，「楚辭」也沒有講完，但我們所學到的是治學的方法與精神，使我們日後受用不盡。我印象深刻的是，臺先生考學生的方式。他不喜歡出題瑣碎，往往是一個大題目，令學生能夠充分融會貫通，把整學期所讀所思的內容整理表達出來。對於用心深思的學生而言，兩小時的考試時間全不敷用，長長考卷密密字，有如一篇小型論文。許多同學堅持到最後一分鐘，甚至懇求助教延長收卷時間。我也記得「楚辭」的期中考，是以白話文翻譯〈九歌〉中的任何一首。試卷可帶回家，且更可參考任何書籍，精確而流暢是給分的標準。這種考試的方式，既可測知學生的理解力，復得以觀察其文筆如何，確乎一舉雙得。我自己教書時，也常傚此法；尤其遇到外籍學生，無論令其譯成中文語體，或英、日文字，都能同樣測知其程度。臺先生有開闊的胸襟，他也是不斷鼓勵我於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之外，從事外國文學翻譯最力的師長。他不僅鼓勵，而且閱讀我的譯文，甚至討論和分享。
　　鄭騫先生著有《從詩到曲》一書。他在系裡所開課程正涵蓋了詩、詞、曲等廣大的古典文學領域。我個人從鄭先生上文學的課實最多。鄭先生於各類文學的來龍去脈最重視，他的講述最為細膩，時則又參與感性的補助說解。我們讀他自己所編纂的課本，又仔細筆記。筆記隔週呈上，他都一一詳閱評論，時或有一些鼓勵及誇獎的長文。那樣認真的教授，在當時及以後都是少見的。前些日子整理書房，偶然發現往時上鄭先生課的三本筆記。雖然封面破損，紙張泛黃，字跡也已模糊褪色卻仍安藏在抽屜底層。我摩挲再三，許多年以前的事情，遂又一一浮現眼前，不禁百感交集。
　　鄭先生也是我學士論文及碩士論文的指導教授。當時的大學生，到了大三暑假，就得準備畢業論文題目，並且請一位教授指導撰寫學士論文。我擬就建安文學探討，鄭先生建議，不如以曹氏父子之詩做為具體的研究對象。這方面，過去寫作的人似不多，而況當時資訊之取得頗不易，唯一的辦法是：逐一研讀三曹詩文及史料，定期向鄭先生報告心得，日積月累，遂撰成青澀的論文。雖云青澀，但字字句句都是認真摸索所得。初次撰寫畢業論文，予我獨立思考及布局安排的訓練，委實是難得的珍貴經驗。其後，因為各大學錄取的學生增多，師資不敷顧全，教育部先是改為選修，繼而似又廢止學士論文。大學生畢業，只需修滿規定學分、並都及格通過便可；遂與高中生畢業殊少分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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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鵑花繽紛謝又開，幾多青春歡愁的足跡蹭蹬其間而不自覺。從中文系第四研究室外走廊俯瞰花叢，忽焉已是研究所的學生，進出文學院大樓的心情，也不再那樣羞怯不自在了。
　　其實，當初我只擬在系內申請一個助教的位置，安安靜靜過一種與書香為伍的單純生活，便於願已足。但事情傳聞出去，臺主任和沈剛伯院長先後召見，諄諄開導，勉勵我務必要參與研究所的入學考試。那真是整個大學和文學院如同一個大家庭的時代。懵懂未明如我者，竟得到師長如許關懷。不敢拂逆那份期待，唯有加倍努力傾心以赴，遂考入了中文研究所。
　　臺先生主持系所，看似無為而治，實則他自有學術的開放與前瞻的胸襟和遠見。以文學研究之領域而言，我們曾有過黃得時先生的「日本漢文學史」、糜文開先生的「印度文學概論」、及董同龢先生的「西洋漢學名著導讀」等課程，恐怕在今日各大學的中文系所都是罕見的安排。黃先生的課，因為我可以自修，所以沒有去選讀。
　　糜先生早年在外交部，曾派駐印度。他精譯的泰戈爾《漂鳥集》及《新月集》，至今我都保存著。那些美麗而富寓哲思的詩句，引領我們異國情調的思維感受；奈都夫人的文字、與史詩《拉瑪耶那》，也有別於《詩經》、《楚辭》，開啟我們對於另一個古老東方國家的神祕嚮往和好奇。
　　「西洋漢學名著導讀」與「日本漢文學史」，相對於「印度文學概論」，是兩門比較硬性的內容，旨在啟迪中文系學生的視野，認識漢學研究在世界學術界的狀況。董先生是著名的語言學者，他在我讀研二那年忽然開了那一門新鮮的課。同學們都很好奇，但風聞要讀英文原著，董先生又以嚴厲著稱，所以人人裹足不前，未敢選讀。臺主任眼看那麼好的課無人選，便在註冊日指派鄭清茂和我二人登記選課。
　　整個學期，董先生只要求我們精讀James R. Hightower的Topics in Chinese Literature。雖然正式選課的只有清茂與我二人，旁聽者倒也常有三數人。董先生並沒有我們想像的嚴厲。他在自己的那間第六研究室上課，清癯的身子坐在堆滿書籍的書桌後，偶爾會把雙腿高擱於桌上，我們就看到他老舊修補過的皮鞋底。講到高興時，他常會乾聲笑笑，時則又從椅上快速奔走到對面的黑板急寫幾字。清茂與我各捧一書，輪流隔週做報告，然後討論，聽先生補充或批評。期末寫一篇讀書心得。我那時年少膽壯，相當不客氣地批評了那本書的疏漏之處，詎料董先生喜歡，替我投稿於《清華學報》刊出。多年後，我訪問哈佛大學，會見已退休的Hightower教授。他淡淡對我說：「我讀過你批評我的那篇文章。那是我年輕時候寫的書。」面色並無不悅。我回答他：「那時，我也很年輕。」
　　讀研究所時，我和同班同學王貴苓被分到第四研究室。當時研究生不多，系裡儘量把學生安排到與性向相關的教授辦公室。鄭先生與洪炎秋先生都在那間研究室，經史子集各類圖書的取用也十分方便。那年，鄭先生首次開「陶謝詩」，貴苓與我正在想論文題目。冬季某日，貴苓與我同時步入第四室，她穿一襲藍布旗袍，我則在黑衫上罩了一件織錦緞的褂子。鄭先生看見，忽說：「你們今天穿的衣服，一個像陶詩樸素，一個像謝詩華麗。你們倆就一個做陶詩研究，一個做謝詩研究吧。」事情就那樣子定下，只不過，貴苓的論文由王叔岷先生指導；我的碩士論文《謝靈運及其詩》是由鄭先生指導。而在三曹之後，再讀謝靈運，我逐漸步上六朝文學研究之途，或者竟是導因於那日鄭先生戲言似一句話。人生有些事情，真是不可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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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佇立長廊的窗邊眺望，傅鐘與椰林大道盡收眼底。那兩排大王椰，春去秋來每年脫卸一層皮殼，一寸寸長大。我走過其下，時則匆匆趕課，時則慢步徜徉，卻未必注意聆聽其脈搏聲息；但它們或者注意到我也逐漸在成長吧？
　　畢業留校任教以後，我仍舊守著第四室的一隅。那個房間從來都不曾屬於我一人；人最多時，甚至為五人所共有。但我們利用它的時間巧妙地錯開，倒不怎樣覺得擁擠。擁擠的是書籍。兩側靠牆並列的書櫥內，緊密地雙排並列著古老的書籍，是為系所共有；至於五張書桌的上下到處，則又屬於個人領域。
　　靠窗對面相向那兩張較大的書桌，我曾見過先後為吳守禮、洪炎秋、鄭騫、葉嘉瑩等諸位先生擁有過。何其榮幸，我能與所崇敬的前輩學者共同分享過這個研究室！他們每一位的學識與人品，是我追隨仰慕的典範。我目睹他們敦品勵學，皓首窮經，諄諄教誨，愛護學生。
　　開放的胸襟、自由的探究，是我做為學生時受自師長的為學精神，而當我自己為人師表時，這種精神也自然成為銘記於心恪守不移的原則。我尊重學生們個別的才識性向，鼓勵他們在開放而自由的討論之中迸發智慧的火花。
　　記得一次討論的進行，學生們已經掌握到反覆辯證探索的方向與方法。在圍坐成馬蹄形面面相向的研討室，一張張年輕的臉，為求知識真理的雄辯而漲紅，一雙雙眼睛亦隨亢奮而充滿炯炯的光采。傅鐘響起，三個小時的課程已過。冬陽微煊，而論辯未已。我坐在講臺上方，仔細聆聽每個人發言的內容，適時予以糾正補充，原屬有類船長或舵首地位，但水手們既然駕輕就熟，似已無虞風浪之險。學生們意猶未盡，興致正濃，便說：「下課了。老師您先回去吧。我們再繼續討論一下。」我彷彿也還記得那個黃昏，走在逐漸暗下的椰林大道，涼風習習，吹拂我被學生們的熱情煊暖的面頰，有一種無比欣慰的感覺湧上心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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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來到這一間已不再存放我個人書籍的第四室。
　　依舊是書籍擁擠的景象，甚至於幾張書桌的排列都無甚變化。
　　憑窗凝視，內庭的老樹仍舊穩立於原地。距離我上次描寫它，又已過了十餘載。那篇文章的結尾，我寫著：罷了，不想也罷。我確知老樹總會屹立中庭，以它榮枯不同的眼神繼續守護我們。
　　我沒有寫錯。慶幸老樹確實屹立中庭守護我們。我們來看老樹，我們走了；還會有不同的人來看它。在這裡，臺灣大學，永遠不乏知識學術的新血。這一點是無疑的。

李旧苗

本文作者林文月的母亲，是连横的长女，也就是连战父亲连震东的大姐，林文月是连战的表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