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以反省为进路——读龚鹏程教授《近代思潮与人物》

李旧苗

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学史研究处于“建设”阶段时，必要的反省环节容易被省略。研究者之间，仿佛只有急迫地勇往直前，却没有顾及驻足回望。这很可能使现有的研究面临潜在的危机。说起来，对研究工作的反省也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表层的，即对一般性的研究（如炒冷饭式的重复性研究、假问题的研究等）的批评，另一个层面则是深层的，即对研究本身，包括“元问题”的再思。近来在大陆出版的《近代思潮与人物》（中华书局2007年版，以下凡引此书，仅注页码）一书中，台北龚鹏程教授对当下海峡两岸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学史的研究，尽管不时有对一般性研究直截了当地批评，但所关注的实质上仍是研究本身的实实在在的推进。
　　在国内，中国近代史教材和通论的简明化、清晰性，容易让人产生耳熟能详的错觉。我读大学时，就没选近代以来的历史做毕业论文的题目，原因是前辈们对之颇有微辞，嫌近代的历史与现实靠得过近，所选的课题也被先行者一网打尽，仿佛无甚新意，亦无法落实。这一点，在《近代思潮与人物》中则完全不同。私以为，作者用“晦暗不明”、“难以掌握”和“复杂变异”三个词来形容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学史并非是想取得“效果”，而确是经验之谈。至若龚先生极而言之，以为近代思想史、文学史根本就是“尚未学术化的领域”（第27页），则可能是忧愤之词，不可完全从字面上理解。
　　其实，历史和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往往在于其吊诡和非齐整化。以往对近代中国史的认知，尽管已有较大的变化，但基本是在一个理论的框架下进行描述和解读。这种诠释方式的代价便是将丰富的历史变得单一、古板，缺少历史所应有的“人气”。而作为历史上的人以及人之思想的复杂性通常是由其多面性来体现的。如人们所熟知的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从现代化的模式或“冲击——反应”模式上看，必定是“改良思想家”无疑。然而，就是这位“改良思想家”在其主观诉求上，却以忠君、承古为己任。所以，作者说魏源之论变法，“重点不在‘革’而在‘因’”（第11页）。黄公度（遵宪）作为驻日公使，曾有《日本国志》问世，并且“我手写我心”，实践“诗界革命”，被看作开放一路的代表也是必然，但他在价值上“根本不认为西学胜于中土圣贤之教”（第13页）却少有人注意。
　　历史的吊诡更是历史的现象之一。近代中国的白话文运动，肇始于19世纪末，梁启超所起的作用是人们常提及的，任公之“新民体”“笔锋常带情感”，“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不仅让同时代青年感觉“别有一种魔力”（均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今天看来，仍可称文思兼备。但作者发现，晚清白话文运动中，文体艰深古奥之章太炎、刘师培者，“在文宣工作上，显然还胜过文体浅易的梁启超新民丛报风格”（第93-94页）。晚清时期，艰深的古文之所以获得青睐，且有传播价值，是由于“当时很多人写信都用篆字，玩古董，赏古碑、论古学，也是一般知识人普遍的生活方式”（第110页），而知识人在彼时社会所起的作用，亦无需多言。随后“太炎门生”的承继以及在精神上的发扬光大，也多少让艰深古奥如章太炎的思想得到“普及”，但“文”的意味仍是五四文学的主要特征。
　　近代中国的西化，其实也未见得是一味地向西，就内在的思想取向上看，知识人在体用道器整合中西失败后，“一方面寻求修古以更新之道，一方面则通过溯求往古及采汲传统中的非主流因素等办法，批判传统，以致新变”（第114页）。而“在中国历史中，溯求往古及援采非主流因素来达成文化变革，是最常见的模式”（第107页）。然而，这种以西学强化传统，改革民族文化的生命的方式，最后却异化成绝对的，“为了吸收西学，即必须放弃民族文化”（第107页）。
　　反省近代中国的理性主义，实际上是后现代主义兴起后的一种趋势，作者也多少受此影响。书中对理性与非理性、传统与现代、中与西的关系的论述不乏独到之处，但在讨论胡适的理性问题时，也有些责之过苛。胡适虽然是现代理性的推崇者，但他的“拿证据来”对矫正国人的“差不多主义”还是有相当的作用。从具体语境看，胡适对科学常识和科学方法的重视，也主要是针对性的需要，而非一定要建构颠扑不破的理论体系。因为深得杜威实验主义的胡适，也同样对体系的惟一性、不变性表示出怀疑。
　　对中国近代史及其研究的整体性的反省，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一种态度，没有新观念和新态度的支撑，要在研究上有所突破几无可能，《近代思潮与人物》一书最强调的也正是这一点。龚先生说，操作技术固然重要，“但重点是大家得先换换脑子”（第29页）。
　　《近代思潮与人物》，龚鹏程著，中华书局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