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海陵：我命運中的蝶翅與青萍

外國有「蝴蝶振翅引發海嘯」之說，而中國有「大風起於青萍之末」之論。一九七八、七九年，中國出現最具人性的改革氛圍，我也躬逢其盛，成為華東師範大學外國文學研究生。當時，我在新疆的一個露天礦當礦工，那兒離哈密有兩三小時車程。在新疆的最後日子，我收到友人來信，說上海正放映日本新片《望鄉》、《追捕》、《金環蝕》和《生死戀》等，電視台與影院同時播映，滿城爭說和猜測影片刪掉了哪些色情鏡頭，說得繪聲繪影；「世俗生活的『荷爾蒙』，正是俄國文學嚴厲拒絕的……你可要有思想準備，你回來得或許不是時候」。但我興奮不已，世俗生活「荷爾蒙」的滋味我要嘗，俄國文學更會愛到底，它們是改變我命運的「蝶翅」與「青萍」。
那個年代，中國歷次政治運動中錯劃的右派分子、「三反」分子及地富反壞分子得到平反與摘帽；大學校園向所有年輕人開放，分數面前人人平等，只問考試實力，不問家庭出身。毋容置疑，這兩件事是最動人心弦的樂章。事實上，許多人即使在林彪垮台、四人幫被捕這種石破天驚事變後，都沒敢期望價值鐘擺的回盪，更不敢相信自己生命的琴弦可能被撥響。而這一次，正常社會應有的公平與正義，說恢復就恢復了。就個人感受而言，中國的自由「濕度」絕不亞於蘇共二十大的融雪天。
先說說我的一九六五年。我高中畢業報考南開大學俄羅斯語言文學專業，卻得到上海冶金局幹部學校─既不算專科也不算職校的入學通知書。我和一些同學考大學失利，就栽在「家庭出身不好」上。熟悉俄蘇文學的我，想到名作家列昂諾夫的長篇《俄羅斯森林》（中國《譯文》雜誌登過該作品片斷），書中主人公、貴族養女在十月革命後，連報考衛生護理學校也沒有自信心，就因為報名表格須填寫家庭出身。她這種敬而遠之的自律、拒絕自取其辱的規避，令我強烈共鳴。然而，誰又想得到，十四年後的一九七九年，中國一般的入學、入職登記表乾脆取消了家庭出身欄。
不過，當時最激動人心的景觀，還是已屆叔叔阿姨年齡的老三屆與少男少女應屆生濟濟一堂爭奪大學入學名額，別人覺得興奮、新奇，我又聯想到蘇聯作家岡察爾的名篇《永不掉隊》，那個作品表現了浩劫後知識價值重顯的歷史情境。
一九七八年，文革後中國第一次招研究生。我的摯友、畢業於上海第二醫學院的礦區醫生林毅報考了新疆醫學院，全礦只有他一個人。儘管他考完回來毫不興奮，我卻敏銳感到「金榜提名」有他。我問及考試感覺，林毅說，「每道題都能答，但也是泛泛之答。依我經驗，泛泛之答，希望不大……中國藏龍臥虎，尋常不見龍鱗虎毛，但到關鍵時候，你看吧，一片飛砂走石，一派龍吟虎嘯。不上考場不知道，上過了，你才明白，我絕非龍虎之輩」。
不，我堅定地說，你會考上的，你是我們戈壁灘上的龍和虎。林毅大笑，「咱們這裡如果有龍有虎的話，那就是你了」。我說：「沒錯，我是，但我是無鱗之龍──泥鰍也；無毛之虎──白豬也。行了，不必打賭，看結果吧。反正我對你有強烈預感，權當是提前祝福吧。」
林毅的錄取通知書如期寄到。那一天，電光火石般，我想起支撐早前預感的清晰往事。是，大凡目睹一件事，即便無比尋常，但只要瞬間感慨過，就會在大腦皮層留下印記，最終必定浮出記憶的水面。七一年礦上舉辦「元旦社論學習班」，林是醫務所代表，我是採場代表，我們第一次在「公家」時間共處，我觀察到私下交往不可能發現的細節。在開會的五天裡，我們被空話連篇的社論折磨得痛苦不堪，好像被無休止地洗胃與灌腸。但林毅正襟危坐，讀紅塑料皮包著的毛澤東語錄，還用報紙擋著，但正是這畫蛇添足的掩護動作令我斷定他在「作弊」。果然，他在背英文字典。
無論是當年偷背英文字典，還是現在決然報考研究生，林毅的行動都源自我與他的共有信念，那就是人有追求幸福的本能，那就是我們生活中常常見到的：漂亮還要漂亮，富有了還要富有；這種本能只要不傷害他人，就是正常的，更是正當的；人人都有把本能化為行動的自由。可貴的是，林毅當初並不知道自己命運會轉變，但他卻在冥冥之中為這一刻來臨作不懈努力。
林毅離礦而去，我由衷地高興。但何必不承認，我也被巨大的失落擊中。而且，失落情緒的種籽就是林毅否認自己是龍虎，而我卻自嘲是「泥鰍」和「白豬」的那天。我失眠，眼前出現雲海之中的航天飛機，它是林毅奔向學術之林的化身，機身上凝有我無比熟悉的浩瀚戈壁的寒霜，因臨近太陽而開始融化，但那水滴卻是我不含嫉妒但屈辱的淚珠。我怎能不屈辱？林毅在元旦社論學習班上偷背英文字典，命運因而召喚了他。我雖無這「膽量」，但我在知識領域的努力與追求，並不輸給他啊。
一九**年讀高二時，我與同學姚天胤一同下死功夫背俄文字典，從而具備了讀原版小說的能力。來到礦上，我也沒有放棄學習，制訂了嚴格的自修計劃，晚間盡早入睡，凌晨三點起來，讀俄文原著。我還把厚厚的俄文版《安娜．卡列尼娜》完全拆散，每天五、六頁，帶到採場工地上去讀。但是，接納我的大學校園、我的研究生身份又在哪兒？要知道，我連正規大學也沒念過。
但這「致命傷」卻是自找的，是我主動放棄了上海冶金局幹校在校生的學籍。那天，入住上海江西路浦江飯店的新疆重工業廳招工組負責人劉天慶、李承繼多少有點疑惑地對我說，同意你去新疆工作，「但你是以社會青年身份而去，到新疆也不是當幹部，而是當工人。」我回答，「放心好了，當幹部，我在上海就可以當，何必去新疆呢？」
六六年十一月，我已到礦上，在彤雲飄微雪的穹蒼下，我用扛在肩頭的鐵?挑著光板皮大衣，以瀟灑姿勢走在採場路上，同時匆匆讀著來自上海的第一封家鄉信。一位早前也想來新疆但中途改變主意的同學向我吐露心聲：「家庭出身的『死材料』不過硬，放棄一切到新疆，料無前途。」料無前途？我當晚寫回信：本人要的，就是這個。
我為俄國文學而來新疆，這是我成長的「秘密」。我根本不留戀上海──全國副食品供應最豐足的都巿。我甚至故意要離開，我為這個繁華大城巿的家──虹口溧陽路上的花園洋房而羞愧。這一點，我與那些來自異己陣營、但又最「左」的革命者沒有兩樣。有同學說我模仿《鋼鐵是怎樣煉成》中修鐵路的保爾．柯察金，因為我把又舊又硬的外套當襯衣來穿，並穿到薄如細紗的可憐程度。而我想到，車爾尼雪夫斯基《怎麼辦》裡的苦行僧革命家拉赫美托夫尚且睡釘板呢。
這是抉擇的一刻，必須回答「站在哪一邊」？這是《靜靜的頓河》主人公麥萊霍夫．葛里高利揪心的苦惱。但我壓根兒沒有他的動搖。因為紅衛兵燒書時，我以決死的狂熱在心中呼喊：「更愛你了，俄羅斯文學！」而我的榜樣，就是傾向十月革命的俄國詩人葉賽寧。當命運逼迫他作出抉擇時，他的回答是「什麼都可以交出，但豎琴除外。」
我的「豎琴」就是一百多本俄文原版書。六十年代初，上海外文舊書店內堆滿被個人與機構拋出的俄蘇文學名著，價格極低廉，精裝書五角錢就可買到，至於發表在《小說月報》上的長篇僅五分錢一本。在這段時間，我與高中同學姚天胤無師自通地學會了版本比較，成為精明的收藏者；懂得了同一作品不同譯文有文野之分、精粗之別、或者互有高下。同時，我們也加深了對俄國文學史的了解。
文革中，我家曾被不同單位的紅衛兵及群眾組織抄過三遍，傢具及生活用品全被搬走，書籍也裝走十多輛三輪車。但風暴掠過，卻留下了我孤獨的「豎琴」──那百多部俄文書，以及父親從一九六零年訂閱到一九六三年的全套俄文雜誌《星火》。我用三個晚上，把二百多期《星火》上的文學作品撕了下來，再帶上俄文書，裝進一個看似單薄卻無比結實的特大柳條箱，踏上了西去的列車。
沒錯，人的命運力量會長年蟄伏，也會突然覺醒，更會破繭而出。一切都有發生的可能，但更可能被錯過。就像候車室內焦躁不安的旅客，偏在列車進站時開始酣睡。在那停車的五分鐘，那麼多人鬧哄哄、推推搡搡，在他身邊走過，甚至有好心人摘下他的帽子，再擲到他的臉上，仍弄不醒他。直說了吧，當年的我，就是那個酣睡的旅客。
但我還是趕上了火車。林毅離礦後的第二年，全國再招研究生。遠在上海的《書法》雜誌編輯黃簡，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校園的布告欄裡，看到了招考俄國文學研究生的消息。嚴格說來，當時黃簡還不是我的朋友，而是朋友的朋友。但他曾隱約聽說，有個上海支邊青年醉心文學，文革中去新疆，帶走一批俄文書。他想，「不管這人能否考上，但可以一試。」天哪，誰沒有這種一瞬而逝、與人為善的閃念？但閃念唯其太多、太廉價而常常無疾而終，但這位「朋友的朋友」卻把閃念化為執拗的行動，一次次帶信給我大嫂，要她把電報發到礦上。
電報到礦上的那天，冰風暴剛過。妻子沈維敏拿著電報，踏著冰雪，在採場上到處找我，偏就不見人影。其實，我就在採場上，只是躺在工棚的工具箱上，臉上蓋著皮帽在酣睡。傍晚回到家看到電報，我腦海裡一片空白，怎麼也想不明白電報跟自己有何關係。妻子拿出了報紙，告訴報考俄國文學研究生的來龍去脈。
我們夫妻開始空前激烈的爭執。赴考必看的近二十本參考書，上哪兒去找？就算找齊，又哪能看得完？最主要的，我只是俄國文學愛好者，說得再好聽也是「野狐禪」，說得難聽則是「三腳貓」；我要進的，哪是考場？是「烤場」啊。我突然辛酸想到，我六五年高中畢業考大學，報的就是俄羅斯文學專業。事隔十四年，專業大門重新向我打開，就像遲到的愛情一樣，完全變質變味，成另一回事了。
但妻子駁斥，這一切都不是問題，因為招生簡章講明了，同等學力者也可報考，與有學歷者一視同仁，「你可不要又打退堂鼓，又渾水摸魚。作出回答吧：考，還是不考？」我說不考，「根本沒有考的感覺。」我說，對比林毅，他敢在政治學習班上背英文字典，我可是循規蹈矩的好學員。他有命運的訊號，我沒有。「命運訊號？說得好！你也有這命運訊號啊，」妻子目光??，「在冶金幹校讀書時，全班同學都支愣耳朵聽課，唯有你膽大包天，把原版小說藏在課本下面……在這方面，林毅至多是小奸小壞，你卻是大奸大惡，甚至『惡貫滿盈』。」
我終於服軟，但又為已接近報考截止期而苦惱，「報名表格在哪兒領還不知道呢。」這時，妻子把報考研究生的表格拿了出來。原來，罕見冰風暴過後的這天下午，妻子以最伶俐的方式出擊，不僅找來了相關報紙，也替我領來了報考表格。在命運轉折之時，比照男人，女人的機靈與勇敢何止一百倍？我瞠目結舌，恍然覺得站在我面前的是箭已上弦的弓箭手，箭簇瞄準的是我的眉心。「最後回答一遍：考，還是不考？」
是夜，我非夢似夢，又看到雲端中飛向學術之林的航天飛機，機體上也凝有寒霜，也開始融化，但那卻是妻子的淚珠。是的，這是她期待的眼淚。如果說我一九六六年放棄了學籍來到新疆，為了安心攻讀俄國文學；妻子可是在六年後放棄上海鋼鐵廠職校語文教師的職位來到新疆，為了和我團聚。她說，我當年上課偷讀俄文書時，她就看到了我的今天。她又說，她肯到新疆來，是不願意看到丈夫像孤狼似地對著戈壁月亮嗥叫，「你要嗥，我來陪你一道來嗥。」於是，她來到戈壁灘。現在，她不想嗥了，要帶我一道離開。像六十年代初上海放映的德國影片《神童》那樣，白雪公主似的富家姑娘維拉，從維也納來到法西斯當道的德國，打救厄運中的窮小子漢斯，替他洗衣、燙衣、收拾行李，並額頭靠額頭地告訴他，「我要把你燙平了，把你帶走……」
妻子立即趕回上海，把二十多本參考書全部借到，再掛號寄來。我收到一本，就看一本。我不知道一目十行地「急行軍」，到底看懂、背會了什麼？妻子又哪裡知道，她這啦啦隊員為我拍腫了巴掌，我卻遇到說不出口的新困惑。是，時間越是刻不容緩，我看書越是打不起精神。我像蹲在蒸籠裡那樣，被灼燙的蒸氣團團包裹著，而這蒸氣就是……自卑，業餘愛好者覬覦專業領域的自卑。我必須游過這條自卑大河，才能到達自信彼岸。可是河太寬、太深、太湍急，拍岸的驚濤令我頭暈目眩。
此刻，老師給我力量。老師牽扯人生回憶，不管你對他懷有是敬意、是愛戴、是委屈、是怨恨……老師終究但也僅僅是老師。但有些人卻因為你深深敬重他、摯愛他、眷戀他、愧對他，而顯得「不像老師」。愧對，不是你做過什麼對他不起的事，而是自卑，你深覺不配他的珍惜，自己沒有他認為的那樣好。但他們人格中最偉大的品質，就是寬厚、理解與鼓勵，而且把這一切掩飾到「根本沒有」的程度。我的人生路上，這樣的老師有好幾位，他們是上海翻譯家草嬰，是前《安徽文學》副主編苗振亞，是華東師大俄語教授徐振亞。
但我不能不提我的高三班主任、俄語老師何蓉生。他不同於一般的中學教師，因為他曾為上海戲劇學院講師，是真正的專家。我在他眼皮下迷戀俄國文學，好高騖遠讀原版小說，無異於另一種冒犯或背叛。但我自尊心脆弱、敏感之極，就像在實驗室裡，哪個工作人員咳嗽不止，其口鼻衝出的氣流都可能「嚇傻」試管裡的豆芽，令其中止發育。我怕何老師的「咳嗽」，怕得血液都要凝固。可是，有一天放學後我閱讀原版小說被他逮了個正著，但他只是眼睛一亮，略微一笑，就走開，此後絕口不提。六五年報考大學時，我醉心於俄國民粹派「到民間去」的思想，矯情到了玩世不恭的地步，非要報考北京農業大學，何老師一次次勸我回歸理性，還動員家長的力量，「逼」我報考俄羅斯文學專業。一九七九年，他的聲音再次在我心間響起。這就是老師！
不過，戰勝自卑的力量，更多的還是因為社會主旋律的「變奏」。為了讓考生有時間備考，國家有關部門下達文件允許他們享受一個月假期。我不敢提出這一要求，照樣上班，但與同事商量，調濟為全月上夜班。因為我白天經常不露面，引起採場分隊負責人的注意，終於興師問罪。經我解釋原由，他才知道我報考了他聽都沒聽過的「研究生」，我本可連夜班都不用上。在他的訝異中，我既看到傲慢與憤怒，也看到了痛心與無奈，唯獨沒有早前那種能穿透他人骨髓的蔑視目光──階級鬥爭年代無往而不勝的精神武器。時代變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可以進大學校園，再也不要誰來同意和推薦了，哪怕是「做做樣子」。
我進入哈密考場，監考員讓我檢驗華東師大寄到考卷袋的火漆封口。我人模人樣地點頭認可，然後監考員開封，把考卷交到我手中。此刻我感到「每臨大事有靜氣」的確切。考卷上每道題我都能作答，而且答得沉著而自信。至於是否盡善盡美，那就不管了。收筆鈴響前十分鐘，我答完所有考題，略看一遍，驀地想起七三年在考卷背面寫感想的張鐵生，我當然不贊成他的觀點，但完全能體會他在考卷背面書寫感想的衝動。在專業俄語卷子上，有一題目要求考生把毛澤東文藝思想的一段話譯成俄文，而我極想寫下對俄國文學巨人、世界文學巔峰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契訶夫的感想：後人對他們的景仰在於文學，更在於思想；他們的思想既激進又保守，既革命又「反動」，卻終能自成一家，說得頭頭是道；正如赫爾岑所說，「獨一無二便是偉大」。我很想寫寫這方面的個人思考，但俄國文學對人薰陶，也培養人克服卑劣慾望的內心自覺。寫考題以外文字的最深動機不是炫耀，而是想撈取考分以外的好處。還是靜候命運的發落吧。
四十天後，我收到了華東師範大學寄給我的錄取通知。我也收到友人的來信，歡迎我歸來，還問，那百多部俄文書還在嗎？你那裝書的特大號柳條箱也在？多溫馨的追問哪。書仍在，但那柳條箱去了哪兒？去了哪兒？再也想不起來，在記憶深處永遠迷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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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