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燕郊：姚蓬子其人其事

李旧苗

姚蓬子，現在知道的人不多了，知道姚文元的，卻很多很多。年紀稍大一些，經歷過那場史無前例的民族大災難的，誰不知道「四人幫」中四人之一的姚文元，當年那權傾一時，炙手可熱的氣焰，可真了不得。他是姚蓬子的兒子，姚蓬子是他的父親。
    按照當時的不成文法，「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姚文元的老子想必一定是個老革命了，誰能相信，他的親生父親卻是個大叛徒！
    姚蓬子，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入黨，介紹人潘漢年。一九三○年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他是執行委員，總務部長。一九三一年，丁玲主編左聯刊物《北斗》，他是助編，一九三二年《北斗》被停刊，左聯刊物《文學月報》創刊，他是執行編輯。一九三二年，顧順章叛變，潘漢年主持特科，調他到特科。一九三四年四月，在天津被捕，隨即叛變投降。
    他的叛變投降特別出格，公開發表一篇兩千多字的《姚蓬子脫離共產黨宣言》，洋洋灑灑，「共產主義之路，在中國已經成為一條悲慘的絕路」，「因此在懺悔過去的錯誤之餘，我完全放棄過去的政治立場」等等，等等。當然還免不了出賣朋友，供出了很多革命者的住址。
    蔣介石的江西軍事圍剿總是不能得手，上海的文化圍剿這回總算有些收穫，姚蓬子賣身投靠到CC特務頭子徐恩曾帳下，當上了「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委員，「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委員。也就在這個時候，姚文元拜徐恩曾做乾老子，成了CC特務頭子的乾兒子。對於姚蓬子，上世紀三十年代是個風雲變幻的時代，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實在行不通了，日本帝國主義步步進迫，國共合作全民抗戰已是大勢所趨。
    南京失守後，武漢成為政治、軍事、文化中心，姚蓬子跟主子一起來到武漢，每月照樣拿一百元「津貼」，和劉百閔，葉溯中一起籌辦蔣黨號稱最大的出版機構「中國文化服務社」。
    適夷那時也在武漢，一天，偶然在路上碰見姚蓬子，被捕後在南京，他們曾一起蹲過監獄，但沒過幾天姚就叛變了。姚還想和適夷敘舊，適夷沒有理睬他。
    朋友們知道這個情況後，認為在當時的大形勢下，姚已經不可能幹太多壞事，既然他有接近進步文化界的要求（他對適夷說，他的叛變，是「假投降」），倒應該對他做些工作，至少先多了解了解他。
    武漢時期，蔣介石表現得頗有點「與民更始」的模樣，成立了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陳誠是部長，周恩來被任命為副部長，主管宣傳的第三廳，廳長是郭沫若。八路軍武漢辦事處創刊了《新華日報》，文學、戲劇、電影、美術界進步人士非常活躍……這一切讓姚蓬子眼花繚亂，他那「宣言」給他的恥辱加深了。他居然鼓起勇氣，向革命前輩、文化界前輩表白心跡，說什麼他的叛變是迫不得已，他始終「人在曹營心在漢」，前輩們給他的勸告是：以後多做好事吧。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了，成員主體是進步作家。蔣黨是沒有作家的，只拿得出一個也稱是作家的王平陵，熱心抗戰文藝的老舍是文協的台柱。姚蓬子呢，似乎看準了文協給了他「多做好事」的機會，很賣力氣。那時進步作家對於文協有三句話：「依靠老舍，利用姚蓬子，孤立王平陵」。文協機關刊物《抗戰文藝》創刊了，跑上跑下的事，多讓姚去幹。
    武漢淪陷，重慶成為「陪都」，姚蓬子也來到重慶。起先是編《新蜀報》副刊《蜀道》，一般認為這可以說是他一生中做得最好的一件事，在重慶幾個報紙副刊中稱是比較有特色的。接著，辦起了作家書屋，那時辦個出版社不需要多大資金，他善於經營，敢於出雪峰、胡風、張天翼的書，馬寅初才從息烽集中營釋放回重慶不久，他就出版《馬寅初經濟論文集》。雪峰從上饒集中營保釋就醫來到重慶，就住在作家書屋。
    他的作風還是那麼不正派，以侵吞稿費著名，四四年我到重慶遇到他，他就摸一下口袋，說「哎喲，你還有些稿費在我這裡，這點錢你先拿去用吧」，完全是長沙話說的「把把子錢」，隨便給點錢裝樣子。還聽說，作者到作家書屋拿稿費，他就躲進廁所裡。至於他說的我那些稿費，是四○年冬天的事，那時我在《蜀道》上發表了兩三首詩，虧他還記得。難怪有人說他的作家書屋真是名副其實，是用作家的稿費辦起來的。
    這時候他到底還在幹特務不？說不清，他自己說，一直到四○年，他還在領每月一百元的津貼。徐恩曾因為吞沒並使用日本人印的假鈔被軍統頭頭戴笠告了一狀（中統、軍統狗咬狗），被蔣免職，姚蓬子失掉靠山，總得給自己找條出路，表現得更「積極」了，一九四四年《重慶文化界為言論出版自由呈中國國民黨五屆十二中全會請願書》，他簽了名，一九四五年，《文化界對時局進言》要求召開臨時會議，商討戰時政治綱領，組織戰時全國聯合政府，他也簽了名。
    抗戰勝利後，作家書屋搬到上海，除了用重慶紙型印一些重版書，幾乎沒有出多少新書。有人說，姚這一時期主要是靠一些特務老關係做白報紙投機生意。經雪峰斡旋，用復社紙型重印了《魯迅全集》，印刷質量並不好。
    一九四九年七月，在第一次文化會上，我又見到他，他在南方二團（上海），我在南方一團（南方待解放區）。會後，我到一家報社工作，駱賓基兄結婚，又在婚宴上遇到他，我問他：「一個多月了，你還不回上海？」他說他想把作家書屋遷到北平來，問我能不能替他想辦法買房子。我工作的那個報社，是沿用成舍我的《世界日報》（成已跑到台灣去了）留下的舊攤子，經理部留用一批原班人員，他們對地方上的事情很熟識。我給姚介紹一位經理部同事，那同事給他找了個「拉房縴的」（房產經紀人），據說姚還看了些房子。
    一次，在艾青家聊天，丁玲也來了，談起姚蓬子，丁玲說：「一個人怎麼會變得這麼厲害，姚蓬子怎麼變成這樣子了，」我想，丁玲的印象中，姚可能還是三十年代初那個翩翩年少混跡文壇的姚蓬子，而今的姚蓬子鬍子拉碴，凸出的金魚眼眼白上布滿血絲，一身的酒氣叫人不能不和他保持一定距離。說到他想把作家書屋搬到北平，艾青認為不可能，丁玲也說「還是回上海去吧。」其實我早就明白這是不可能的，但不想給他潑冷水，後來大概辦不成，他回去了。
    五十年代初那個學蘇聯熱潮裡，作家書屋成為專出蘇聯中、低檔各科常識性讀物譯本的出版社，完全不出文學書刊，這當然又是姚的生意經。不久，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作家書屋不再存在，他在上海師範學院謀得了一個兼任教師的工作。
    「文革」禍起，姚蓬子又眼花繚亂了，向來不甘寂寞，這回，兒子當上了中央文革頭頭，機不可失，又想轟轟烈烈幹一場，成立了個什麼「勁松戰鬥組」，連老婆也成立個「閒散勞動力造反隊」，然而沒好久就有了個「公安六條」，凡符合六條的，不許參加群眾組織，他是作家書屋老闆，資本家，「勁松」被上海工人造反總司令部解散了，這還不算。上海師院紅衛兵在查閱歷史資料時，無意中發現刊登在《中央日報》上的「姚蓬子脫離共產黨宣言」，於是揪出大叛徒姚蓬子，成立專案組，內查外調，找在押的特務寫旁證，天真的紅衛兵哪裡知道此舉是太歲頭上動土，這一揪被認為是「新動向」，姚文元的老子是碰不得的。張春橋下令：不得成立專案組，外調須經市革委同意，有關材料都屬於「不擴散材料」，不擴散就是保密，子貴父榮，姚蓬子則沒事，天真的紅衛兵和一心想立功贖罪的在押特務，則受到沒完沒了的審查。
    現在看來，姚蓬子怎樣怎樣，與姚文元本無關連，不是說「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嗎？拘泥於出身，就是血統論，可他們這樣一來，不就是從另一個角度肯定了血統論？姚文元拜特務頭子做乾爹時還是個小孩子，是父母為討好上司把他當禮物獻上去的，大可不必介意。欲蓋彌彰，這件事倒讓他們這些人更緊地綁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