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当代人应当修一部当代信史

李旧苗

“当代人修当代史”，已成为人们普遍重视的一个重大问题
    “当代人修当代史”，这是中央党校韩钢教授近年强调的问题。他在《当代人不能修当代史吗？》中指出，当代人记叙历史，虽然难免夹杂复杂的主观因素，但是也有后人修史不可比拟的优势。那些历史亲历者对文献档案缺失记载的史实记忆，对历史场景、历史氛围的细腻描述，是后来人很难“研究”出来的。因此，他认为当代人可以而且应该和能够修当代史。我很赞同韩钢的观点，并深受启发。也是中央党校的教授王海光同志，他写了一篇正确认识和对待回忆录的文章，从电脑上发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觉得他写得很好，同意他的观点，并回信谈了我的一些看法。我说：“中国有‘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说法，这有合理性，也有很大的片面性。就评价当代人和当代事件来说，当代人往往难做到客观、公正，而就弄清事件本身来说，非当代人、当事人或亲历者做不到。就现有的很多回忆录中的一些事实，其正确，其错误，或不足，非当事者、亲历者谁能甄别、分辨？也正因为这样，应动员和组织更多的当事者、亲历者写回忆录。当然，就当事人、亲历者来说，这也是一种历史责任、历史觉悟。”王海光教授同意我的看法，并纳入他的文章中——对他这种做法，我不仅同意，且深感荣幸。不难看到，“当代人修当代史”，已经成为人们普遍重视的一个重大问题——当然，对我们从事这个工作的人来说，无疑会更加重视这个问题。
    历史上也有“当代人修当代史”的传统
    应该指出，说中国有“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传统，这只是问题即历史传统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也有“当代人修当代史”的史学传统。司马迁著的《史记》共130篇，其中写西汉初年或重点是写这一时期的人和事的有66篇，占《史记》篇幅的一半多，这是就数量说；就质量说，班固赞《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所以我说，司马迁不仅是“当代人修当代史”的突出代表，而且是伟大代表，很值得我们学习和效法。其实，“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传统也早被中国人打破了。从网上看到《当代中国史料的若干问题》的文章说：“当代人不研究当代史的传统被打破，魏源等首开先河，研究本朝史。民国以后，社会自由度大大提高。李剑农的名著《辛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即当代人修当代史的典范。”尽管如此，“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传统还仍这样或那样地禁锢着我们，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所处时代的一件怪事。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而马克思就是主张和实践“当代人修当代史”的，在这方面他给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他著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都是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写出的。恩格斯在评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时说：“突出地显示了作者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已初次表现出的惊人的才能，即在伟大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准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又说：“5月28日，公社的最后一批战士在贝尔维尔一带的坡地由于寡不敌众而殉难。只过了两天，即在5月30日，马克思就向总委员会宣读了自己的著作。这一著作揭示了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并且写得简洁有力而又那样尖锐鲜明，尤其是那样真实，是后来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瀚文献都望尘莫及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1、2－3页)我们没有马克思那样的天才，我们很难做到马克思那样，但马克思关心现实、追踪现实即为当代修史的精神和方法，是值得我们认真体会和学习的。
    事实上，我们党也有“当代人修当代史”的传统，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很注重研究十年内战时期的历史。他说：“十年内战时期的经验，是现在抗日时期的最好的和最切近的参考。”(参见《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卷第792页)在军事方面，还在抗日战争开始前，毛泽东就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着重总结十年内战时期五次(不仅仅是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以做抗日战争时期军事战略的借鉴和参考。在土地政策方面，在统一战线政策方面，无一不考虑到十年内战时期的经验和教训。建国后，为继承革命传统，我们编辑和出版了多卷本的《红旗飘飘》，而在政治，特别是政权建设方面，我们则忘记了建国前解放区的政治和政权建设的方针和原则。从修史的角度讲，我们对建国前的历史采取的往往不是实事求是原则，而是实用主义原则，既有教条主义，又有“修正主义”——主要是修正了民主原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不仅恢复了“文革”中解散的参事室、文史研究室，又成立了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以及当代中国研究所，各级地方，也相应地成立了党史研究室(或党史办)，还有从中央到地方，办了数不清的党史刊物，其主要任务无疑都是修当代史；不容置疑，同其他各项事业和工作一样，修当代史(包括党史和国史)也出现了新局面，取得了新成果。我们党，或者说，我们国家，修当代史的传统是有，修当代史的机构也有，但究竟怎样修当代史，这仿佛还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或取得共识的问题，在这方面，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刻骨铭心的教训。
    “当代人修当代史”，是修一部当代信史的需要
    “当代人修当代史”问题，为什么在现在成为一个十分突出和重要的问题？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修一部当代信史的需要。历史是一面镜子。古人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也常说：“让历史告诉未来。”应该说，这告诉未来的“史”、为镜的“史”，必须是“客观、公正的史”即“信史”；如果这“史”是“哈哈镜”，即歪曲的历史，那怎么“知兴替”，又告诉人们什么“未来”？毋庸置疑，修当代信史的重要，是不言而喻的；而修当代信史需要当代人参加和参与，也是不言自明的。
    现在我们在修当代史方面有没有问题？存不存在缺点和不足？我想人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当然，现在写的党史，像“文革”中把井冈山朱毛会师篡改成毛林(彪)会师那样的现象是没有了，但在正式出版的历史书中，或各种人物的回忆录和传记中，其不实处，其歪曲处，还是不少的，说得严重点，可以说，俯拾皆是。而这种“不实”或“歪曲”(应着重申明一点，有些“不实”或“歪曲”并不是人们故意为之，或者是用力不勤，收集材料不全；或者是学风不严谨，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等等，总之，造成“不实”或“歪曲”的原因和情况是多种多样的)，显然，非当事人和亲历者或史学工作者有意识地访问当事人和亲历者莫能指出和纠正其误、其伪，从而恢复事情的本来面目。我想，我们人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和体会。我举几个例子。
    例一：毛泽东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大人物。他和江青结婚也是影响了现代中国的一件大事。江青和毛泽东结婚时zhonggong中央政治局对此有没有“约法三章”，这是迄今为止聚讼纷纭的事情。说有者多，说无者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十年前，即我退休后，从事“文革”问题的回忆和研究，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想弄清这个问题，我所写的关于“文革”的第一篇文章也是关于这个问题的。我认为没有“约法三章”，也不可能有“约法三章”。我访问了人们公认对毛泽东了解最多的汪东兴和张耀祠，他们都说没听说过这件事。汪东兴说，江青和毛泽东结婚时，他不在毛泽东身边，而在卫生部。汪东兴和张耀祠不约而同地认为，恐怕在毛泽东和江青结婚问题上不是中央对江青有什么“约法三章”之类的限制，而是当时毛泽东本人对江青有什么限制；他们虽然没明确回答这个问题，但他们的看法对我很有启发。我认为，在提出所谓“约法三章”这个问题后，对这个问题说话最有权威的恐怕有两个人，一个是叶子龙，一个是刘英。叶子龙，作为毛泽东的秘书，从1935年起到1962年，一共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27年，1938年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婚宴就是他安排和张罗的。他在回忆录中，谈到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及举行婚宴的情况，但一个字也没谈到“约法三章”的事。刘英，作为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zhonggong中央总书记张闻天的夫人，在回忆录中多次谈到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事，也谈到当时很多人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不满以及反对的事，还谈了张闻天就这个问题给毛泽东写信的事，但她同叶子龙一样，也是一个字没谈到“约法三章”。这是为什么？恐怕谁都不会认为由于这是党的机密吧！再就江青本人的性格来说，她是肚子里藏不住话的人，如果确有“约法三章”这件事，她在“文革”中掌了权，早就把这个问题捅出来，并用以整人了；不必也不会等到她被打倒后，再由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议论这件事情。直到今天还有人不断地宣扬这个“约法三章”，我们如果不来纠正，就要永远以讹传讹下去了。
    例二：还是毛泽东和江青的事。有人说，“文革”一开始，毛泽东就厌恶江青。这话白纸黑字明白无误地出现在一家很有影响的出版社出版的名为“口述历史”的书中。这种说法，人们能够相信吗？如果这样，谁叫江青当的“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即便别人提名，毛泽东能批准吗？在一次江青身边工作人员聚会时，我说：我们作为江青的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可以证明这不是事实。我说，我们很多人都看到了，当时(指“文革”初期)江青主要住钓鱼台，下午只要不开会，她几乎都要去看毛主席，即到毛主席那里去。我还说，江青去看毛主席，或到毛主席那里去，和别人(包括周总理)不同，因为她是回家啊。至于毛泽东不让江青到他那里去，有些厌恶她，那是上世纪70年代以后的事情。
    例三：在不少重要的关于“文革”的历史著作中，谈到1966年5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高炬”的文章，说是江青写的，高炬是江青的化名，或者说，高炬的文章是江青组织的，等等。这种猜测不是没来由，但却不合史实。了解高炬文章写作和发表真实情况的关锋、穆欣都说，这篇文章和江青没有关系。还有的说，江青参加了1966年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参加了通过《五一六通知》的会议。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证明，江青是1966年7月20日才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此前她没回来过，因此她不可能参加五月份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我就举这三个例子。实际上，每个人都可以举出或说出这样的很多事实。这说明了什么？它清清楚楚地说明了当代人写或参与写当代史的需要和重要。
    “当代人修当代史”与抢救历史、抢救史料有关
    顺便说说，多年来还有一种“抢救历史”、“抢救资料”的说法，这也是与“当代人修当代史”有关的问题——人们使用“抢救”二字更说明了问题的急迫性。
    人总是要死的。有些人一死就把很多有价值的历史材料带走了。这方面的事例很多。就拿“中央文革小组”来说吧，其成员现在只剩下一个半了——一个是指戚本禹，半个是指穆欣。再如，康生是研究“文革”史以至整个党史绕不开的人物，而他早在“文革”中就死了，同时，他的两个秘书李鑫、黄宗汉也相继死了，没留下什么东西，这对了解康生及其相关的党史是不可弥补的损失。大概也因为这类原因，人们用了“抢救历史”、“抢救资料”的说法。我们搞党史的个别同志，不找(或只有选择地找)亲历者、当事人谈，不仅不组织他们写回忆录，相反这样或那样地限制他们写回忆录，这实在是不明智的。话扯远了，回到本题上来。从事修当代史这个工作是光荣的，责任是重大的，也是艰巨的。让从事修当代史工作的人们互相勉励和共同努力！

周泽雄

呵，当代人该不该修当代史，呼吁一下固然好，但本质上，这事与呼吁无关，只取决于个人的努力。有人默默地做了，而且还做得很好，当代人可否及能否修当代史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李旧苗

作为高校教师或是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纯粹依靠文献资料来进行研究，我认为现在研究和过几十年、乃至几百年后研究，差别是不大的，如果说有差别，那么几十年后环境更为宽松、披露解密的文献档案更多，可能对研究更为有利。但像主帖作者阎长贵，曾经担任过江青的秘书，是历史事件的参与者，他们能多写些回忆性文章，则是大有好处的，可能阎的原意，就是呼吁与他一样的亲历者，能多留一点东西下来。

周泽雄

阎的呼吁，与胡适当年呼吁别人多写自传，是一个意思。以胡适的名头地位，当年的呼吁也收效甚微，很多人都敷衍他（疑似还包括梁启超），结果并没有留下胡适所期待的文字。
呼吁总是好的，呼吁是否有效，则与呼吁无关。

童志刚

应该说很多人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具体表现就是许多人都在致力于“口述历史”的记录工作（林豆豆这几年跑了好多地方，据说都是在做这方面的努力），问题只在于这些当事人能否毫无顾虑和私心地进行回忆和叙述。

周泽雄

本坛的李冬君女史，也从事过口述历史的工作，还有饭气兄。
在有些地方，口述历史已经要形成规模了。
口述历史，最早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创出的模式吧？

李旧苗

是的，哥伦比亚大学搞口述历史是比较早的，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建立了从事口述历史档案资料搜集整理的专门机构，直接推动了口述历史在全世界的发展。台湾的中研院近史所很早就和哥大开展合作，整理出版过口述历史丛书。

自觉的梦游人

看到信史這兩個字，就覺得主貼是在試圖叫什麽板。中國歷史因爲有官修才成爲歷史的傳統，所以纔有了叫板的衝動，曰信史，原因全在於史之有不可信，特別是官修史信不得的緣故。更因爲到了今日，這個號稱以歷史為榮的國家，已經作死一樣，作到了歷史不能談的地步，這個不能談不僅是當代史，還有近代史，某黨歷史就是不能談的，或者能談得不能信，能信的不能談。
這就有了主貼的叫板，試圖在中國用口述歷史來建立歷史的信度，能做到嗎？我很懷疑。譬如，口述的可以是信言，也可以是謠言，從我懂事之後，口述的謠言就伴隨著我，這個四九年以來的因爲官修不信史造成的各個時期的謠言倒是可以開創一個歷史研究的新課題，新中國謠言史。是口述的，一點都不信，但是研究這些謠言卻肯定比所謂的信史研究更加有意義。比如，記得當年恩來去了，坊間就有澤東深夜前往哭尸的謠傳。諸如此類的很生事的事媽事爹的口述歷史，就只能歸入新中國謠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