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洲：文景之治

李旧苗

主持人：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从今天的节目开始，我们将会为您讲述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故事。而首先我们迎来的，就是西汉时代的文景之治。这是一个连接汉高祖伟业和汉武帝雄风的非常特殊的时代，它奠定了汉代国富民强的物质基础，而同时还揭开了西汉盛世的序幕。那么汉文帝和汉景帝这样一对父子，到底有着怎样的才略，有着怎样的智慧，造就了一代繁华。关于这些问题，今天的《世纪大讲堂》，我们就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孙家洲先生。欢迎。
    孙：主持人，非常高兴。
    主持人：欢迎您，请坐。
    孙：好，谢谢。
    主持人：首先呢还是和大家一起来通过我们的大屏幕来认识一下孙家洲先生。
    孙家洲教授，1955年出生于山东莱州。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常务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盛世史的研究。执教二十年，恒以“不可误入子弟”自诫自省。曾经荣获中国人民大学“十大教学标兵”称号。从人大的中国古代史教授，被推到国学院常务副院长的位置上，孙家洲的生活节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他依然执著的关切历史、真诚的关心学生，依然充满热忱的从汗牛充栋的历史著述中努力寻找中国古代社会盛衰巨变的奥秘。在他看来，与热情的讴歌相比，对盛世加以理性的透视，具有更加积极的意义。
    主持人：今天呢孙先生来这里进行演讲，我也特别注意到，您戴了一个很特殊的领带，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领带是西方的产物，但是今天孙先生戴的这个蓝色的领带，上面写满了红色的汉字，是不是这是一个国学院的特殊的标志，连这个西方传来的领带，也要带上一点中国特色的东西？
    孙：真是惭愧，说起来这一点，完全是无意中造成的一个巧合，这个领带是汤恩佳先生送的，上边是论语一篇的一个文字，当然了，这个对于学习中国古代史的人来说，或者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来说，戴这样一个领带，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提醒和鞭策。
    主持人：所以我想今天戴着这个领带呢，有特殊含义的领带，稍后给我们进行演讲的时候，我们相信也会有一些全新的观点，也会相当的精彩。
    研究中国盛世史这么多年，我们也知道中国古代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多次盛世，您自己可以说从感情上，最喜欢的一个时代是什么？
    孙：要根据惯例来回答这个问题，本来应该说喜欢秦汉史才对，因为我自己的研究专业是秦汉史，可是我现在还不太想这样回答问题，我倒是更喜欢唐代的那种盛世状况。
    主持人：好像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喜欢唐代的盛况。
    孙：因为唐代更开明，特别是唐太宗这个时期，包括唐玄宗的前期，在政治开明这方面，他比汉朝做得更好，所以我，假如说有个选择，我宁可活在唐代，当然我自己的研究专业，现在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形成的，是研究秦汉史的，是这么一个状况，当然秦汉盛世也有它的优长之处，至少在政治开明这方面，它还要比人们习惯上讲的清朝的康乾盛世要强得多。
    主持人：关于汉代呢，其实我们现在也看到有一些影视作品，把那时候汉代的一些故事搬到了电视屏幕之上。其实过去的这一些年来，很多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电影都特别受到大家的欢迎，像提到汉朝、汉代，我们知道前几年有热播的《汉武大帝》，您有没有看过？
    孙：《汉武大帝》看了。
    主持人：一部分
    孙：短短的一点，看的不多。
    主持人：根据您的研究来看，那么从很多的史料来看，汉景帝和汉武帝，他们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个性，什么样的历史人物？
    孙：我先说汉武帝吧，汉武帝是一个百代有为君主，那绝对是想有所作为，并且有能力来作为的，所以他是个有为君主，在个性上，肯定是有着他的坚毅或者说是专制欲很强，有这一方面，汉景帝是一个相对来说要复杂一些的人，他在历史上也做了一些很好的事情，这个比如说他比较关注民生疾苦等等，也许这个，这方面的话题，在一会儿我们要讲的文景之治这个题目之下，或许还有机会展开。
    主持人：那我想接下来呢，我们就用掌声来欢迎孙家洲先生给我们进行今天的主题演讲，来展开地为我们叙述一下文景之治。好。
    孙：讲到文景之治这个题目，其实有各种话题可以说起，譬如说有的人会关注到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平定“吴楚”七国叛乱，在“黄老无为而治”这个思想指导下所进行的各种政治运作，以及减轻赋税等等这方面的问题。在我今天所做的这个，一种跟大家交流式的这种学术演讲中，我不想着重地从以上几个方面来讲，我想要讲的是汉初，是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执政理念来导致了文景之治的出现。我想也许是我们现在来剖析文景之治更为重要的一个侧面。
    第一个方面呢，我就觉得汉初的统治集团，包括皇帝，也包括当时的学者，他们非常，有一个非常宝贵的精神境界，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充满了忧患意识和务实求治的精神。那么我现在先从皇帝这个角度来说起。在清代学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里面，他有个小标题，叫做“汉诏多惧词”，也就是说汉代的皇帝发布的诏书其中有许多是有戒惧之心，充满了敬畏之心的，这是一个良好的传统，我觉得“汉诏多惧词”这种格局就是从汉文帝这个时期开始的。我们一起来想一下汉文帝的诏书里边有几次体现了这种“戒惧”之心。比如说他在他即位14年的时候，他发布过一个诏书，讲了这样几句话，说他已经“奉宗庙”，也就是当皇帝当了14年了，说“以不敏不明而久抚临天下，朕甚自愧”，说我个人不敏捷也不聪明，更谈不上英明伟大了，以这样的才干当了14年的皇帝了，心里一直感觉很惭愧，就怕事情做得不好，愧对天下黎民，这是一次。另外有一次呢，他，汉文帝针对着连年的农业歉收，发生了灾疫等情况，他下了个诏书，要求他的臣民，要求他的大臣，就社会上存在的问题，一定是要给他据实回答，不要有任何隐瞒，在这个诏书里边一开头，他讲过那样的一段话，叫做“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这意思是说，想一想现在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我不知道毛病出在什么地方了，设想一下大概是我自己的行政或者是做事出现了过失。作为一位皇帝，并且在当时，在他执政多年之后，一般臣民对他的执政风格已经给予肯定，并且甚至有人给予歌颂的情况之下，他自己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反省自己，甚至呢他还有一次就封境之外，叫做蛮荒之地出现了不宁，他认为也是他的责任。就是这样一位充满了责任感的皇帝，我们不能不对他肃然起敬。
    下面我想再从他的大臣或者说具有这种忧患意识的政论家这个角度来说一下。
    文景这个时期，有三位大臣的政论最有这种忧患意识，这三个人就是贾谊、晁错和贾山。那么贾谊在分析汉文帝的形势的时候，面对着许多人的歌功颂德之词，他一上来就有一句话，真是打破痴人说梦般的那种梦呓之语，他是讲到现在的天下的大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大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然后他后边一一分析汉代在文帝这个时期存在着哪些问题。设想这样的一种提问方式，如果是在一个暴君当政的时代，他大概这句话不等他说完，后边就会被打断，甚至于被拖出关押，乃至于杀头，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所以我说大臣能够据实直言，痛陈社会积弊，应该说是当时的政治环境比较宽松，大臣才敢这样讲话，知识分子或者说政论家才敢这样讲话，当着形势比较危急，政治高压临头的时候，大家都会悄悄地闭上自己的嘴巴。这是贾谊议事。晁错呢，在分析汉文帝时期的形势，特别留意社会的根本治安大计，提出了要推行“削藩策”，那么他在讲到削藩政策的必要的时候，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区别就在于你早一点实行削藩政策，那些想造反的诸侯国，它还没有准备好，将逼迫它提前造反，造成的祸害要相对小一些，如果你推行的这个削藩政策晚了，他们养成的势力将会更为强大，后来造反祸害将会更大，这样的一番痛陈利害的话，特别是在皇帝和宗室，诸侯王之间来做这样的利害分析，其实也是要有相当的勇气的，因为在这个的背后，将会导致对政治权势人物的实际利益的伤害，也正因为如此，晁错提出这样的建议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已经预见到晁错将不得好死，其中就包括晁错的老父亲在内，晁错的父亲千里迢迢来到了京城，一听到京城的人对晁错的议论，都对晁错很不满，晁错的父亲就制止自己的儿子，不要再用这种过于强直的语言和政治风格来分析政治问题了，他提醒儿子，说你这样就很危险，结果晁错对自己的父亲回答，为了国家利益，为了刘氏宗室的安宁，我不得不这样做。他父亲非常失望，说了一句话，你这样做下去，刘氏安矣，晁氏危矣，说刘氏的天下是安定了，咱们晁氏就倒霉了，并且他父亲预见到他儿子按照这种思路来处理问题，将来必定身遭大祸，所以他有句话对他儿子说得非常明确，说我不忍心活着看到晁氏倒霉，我要赶在大祸临头之前，我先行自杀。他父亲自杀了，这其实他父亲是用自杀的这个方式，给儿子一个严重的警告，但是晁错依然是为了国家利益而不顾自身利益，依然坚持上了削藩策，当然后来的事情也许大家，在座各位都清楚，随着削藩策的推行，吴楚七国叛乱的爆发，晁错被作为替罪羊，被汉景帝处死，应了晁错的父亲日前所发出的一种预警。
    我想晁错并非不知道这种问题的存在，但他依然去做了，这是心怀国家，心怀社稷大计，这也就是说善于谋国却不善于自存，从个人而言，是他的一个悲剧，如果从世人应当承担的社会政治责任而言，我们应该对这样的人表达一种敬意，另外一个著名的政论家就是贾山。贾山有一篇名篇《至言》，他是引秦朝灭亡的教训，来给汉朝的统治者上课，希望他们搞开明政治，这篇这个《至言篇》，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政论名作。讲到这里，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汉朝文景之治的出现，从执政理念上，我强调他们君臣之间的那种和衷共济，那种忧患意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那种务实求治的执政理念。
    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是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就是在这个时期君臣非常重视制度建设，特别是其中的法律制度的建设，这应该是文景之治时期我们应该给以突出的一笔。一讲到汉文帝的德政，历史学家都会强调他在减轻刑法方面做了许多事情，我简单地罗列一下，他废除了几个著名的酷苛的法律，一个是废除肉刑，再一个废除诛连刑，第三个呢，他废除了诽谤法与妖言罪。
    我特别留意他对诛连刑的废止。因为此前有一种习惯，其实是为了加强刑罚的恐怖性，当这一个人犯罪之后，不仅要对犯罪者本人给以惩治，还要诛连他的家属，有时候诛连的范围很广泛，这对于制造恐怖气氛是非常管用的，孟德斯鸠曾经有一句名言，叫做“专制的原则是恐怖，恐怖的目的是平静”。那么古代，中国古代推行已久的诛连刑就带有这样的一种特性，不仅以惩治，乃至于从肉体上消灭犯罪者本人为目的，而是要通过大肆的诛戮来强调违反国家刑法所造成的可怖的局面。这并不是一种理性的东西。应该说，我们应该感谢汉文帝这样的一代明君，他下达了一个诏书，让群臣协商废止诛连刑，可是就在他的诏书下达之后，当时的两位宰相，周勃、陈平以及朝廷百官，协商之后居然有个答复，说这个诛连刑的实行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必定有它的理由，希望皇帝收回成命。汉文帝第二次下诏，一定要废除诛连刑。我想在这一点上，汉文帝的这种理性精神，甚至我们可以讲成一种人文精神，真是值得我们尊重。再一个我还想说，他明确地下诏废止了这个妖言罪和诽谤罪。妖言罪与诽谤罪是典型的思想罪，废止的目的是什么呢，汉文帝在诏书中讲得非常清楚，说“上古圣王，朝廷之上设有诽谤之木”，是主动地征求臣僚对朝廷政事得失的意见，希望大家提批评意见，这对国家改良政治本来是一个好事，说现在存在着这个诽谤罪、妖言罪，那么皇帝想听大家说真心话，大家就会心存顾忌而不敢讲，所以他说，现在要予以废除。所以我觉得在这些方面，是汉文帝推行开明政治，废除一些酷苛立法，做的非常好的一些事情。
    除了这些具体的案例之外，我觉得汉文帝这个时期在刑制改革上，他还有两点非常难能可贵，就是从他的对法律的看法上，或者叫做法律思想上。第一点呢，他承认国家的法律有“不正之法”，这个事情是在谈到废止诛连刑的时候他提到的。说一个好的法律应该是引导民众的，说只要国家的法律正了，百姓就会欢欣鼓舞，百姓就会愿意顺从，可是现在存在着一些不正之法，这些不正之法，实际上如果再不给予废止的话，将是以不正之法来迫害民众，这是害民之法。我觉得一个皇帝能够从这个角度上提出国家现行的法律制度中有“不正之法”，害民之法，这个皇帝太值得尊重了。另外在汉文帝这个时期，在法律的指导思想上，还有一条，就是说在实际推行法律的过程中，他提出了一个原则，就是“罪疑者予民”，这个是见于《史记》的《孝文本纪》最后的一个赞语里边，所谓“罪疑者予民”的意思就是，即便是某个人，他可能是某个案件的涉案者，他甚至可能就是作案人，但是证据不足的时候，宁可就按照无罪来给予赦免，这其实这种执法思想也是所谓的“疑罪从无”。可以说，后世有这样的一个概括。直到现在，依然是讲究法治的国家在坚持的一个原则。汉文帝即位的时间是公元前的179年，到现在为止已经两千多年了，那在那么早的时间里边，从执法思想上能够做出这样的一种要求，这样的一种概括，我觉得真是中国古代文明相当值得自傲的一个方面。
    那么大家也知道，《史记》和《汉书》都分别立有《循吏传》与《酷吏传》，《酷吏传》入传的人物，大多是汉武帝时期的酷吏，而进入了《循吏传》的官员，却大多是文景时期的人物，那也就是说文景时期的官场政风，是以循吏占据了主导地位的。我想这应该是统治者有意提倡的结果。针对着这个问题，学术界本来有许多研究。比如说余英时先生就有一篇名作《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其中他在讲到循吏的问题的时候，有一个论述说，文景时期的循吏基本上是奉行“黄老”无为而治政策的人物，其中他特别把循吏的这个“循”，解释为“因循”的“循”，应该讲余英时先生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许多研究是卓有贡献的，我本人对他非常地尊敬。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想也许还有可以讨论的余地，循吏的“循”是否就是简单的一个因循两字可以了得，文景时期的循吏是否都是黄老思想的奉行者，我觉得都可以讨论。其实如果我们看《汉书》，看《史记》的《循吏传》，司马迁对循吏有过评价，另外在注解里边也有一个评价，我倒是赞同司马迁的那个评价方法，我认为对循吏的理解应该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这个循吏和酷吏是相对而言的，它的区别有人把它表述为酷吏执法严苛，严峻，循吏执法比较轻缓。我个人不赞同这样的一种表述，循吏与酷吏执政的风格上确实有所不同，但它的最大不同不在于对执法的轻重缓急，最大的不同恰恰在于对法律与皇帝旨意的态度上，酷吏是以皇帝的旨意为执法的唯一依据，甚至可以置国家法律于不顾来想尽了各种办法把皇帝的旨意落实到具体案例的判处之中，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而循吏所做的，他并不是说有意地要从轻执法，他所做的是执法要平，也就是要按照国法原来的规定，怎么规定的就怎么执行，在这个期间，循吏特别注意，不要用皇帝的旨意凌驾于国法之上，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是，从酷吏与循吏的对比方面来了解循吏的“循”，它的一个本质之所在。
    另外这个“循”呢，其实还有一个奉法守职的意思，其实在更多的一个层面上，我愿意把它理解为执法和人情的关系该如何处理。汉代的循吏们往往在执法中要兼顾人情，我觉得对我们古代的一些执法思想，我们真的应该好好梳理，认真地分析。比如说在执法中要不要考虑人情，这个人情并不是说托人情、走后门的那种人情，而是人之常情，人之常性，在执法的时候，需不需要兼顾，如果说把国家的法律就当成冰冷的一个规定，那是钢铁般的意志，绝对不可有任何的通融，这是一种方法。另外一种方法，既尊重国法的尊严性，同时又考虑到一些案情的实际情况，考虑正常的人性、人情来给予某种程度的兼顾。我觉得汉代循吏在这方面所做的，至少对于我本人而言，我是赞同他们的这种选择的。所以对汉代循吏的这种执政风格，我愿意做这样的一种论述，一种是和酷吏相对照的，关键的落脚点在于皇帝的旨意与国家法律的关系该怎么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循吏是奉法守职的同时，又要兼顾人情。我觉得这两点都非常重要。汉代这个吏治，在文景时期的吏治政风比较好，之所以我说的比较好呢，就是在这个时期，朝廷的政令下发的时候老百姓都拥戴，其中在贾山的《至言篇》里面，他曾经讲过一个例子，就是当时汉代的地方官吏要公布汉文帝所下发的诏书的时候，一些老百姓，年老的，甚至身体有残疾的，行动不便的，拄着拐杖都要赶过来，看汉文帝的新下达的诏书。这说明皇帝的诏书对百姓而言，是一种福音，是一种德音，这个政权是确实得民心的，这是皇帝的一面。当然，一个政权之所以得民心，光有一个好皇帝是远远不够的，还要看各级官吏。汉代的文景时期的官吏，从政执政方面，也是注意，比较注意顺乎民情，顺乎民心的。那么这种作风是怎么形成的，我想肯定是和国家的有意提倡有关，其中有一个具体的一点，我愿意在这提出来，就是这个时期在任用官吏的时候，其实是很慎重的，尤其是不主张或者说不实行频繁地调动官员，用一种术语来讲，就是官吏的“久任制”，一个人在一个职务上要有较长的时间来任职，这样做呢有许多好处，比如说他做官，在一个职务上做的时间比较长，他就不会追求短期的效应，不会搞“政绩工程”，他就有长久的打算，另外如果经常地，和久任制相对照的，经常地、频繁地调动，送往迎来，也会给当地的黎民造成了莫大的压力，甚至如果是一个贪官的话，假如他在一个地方做官，那么即便是贪一些，他也总算是让老百姓由瘦猪养成肥猪了，假如说调动得太频繁，对一个地方而言，这个官员走马灯式地更换，假如说贪官来了一个，刚养成半肥，又走了，新来的又是一个瘦猪，老百姓又得从头养起等等，这么想起来，推行官吏的久任制，对于加强吏治是有它的好处的。
    所以在汉文帝、汉景帝这个时期，推行久任制是一个普遍的做法。乃至于出现什么情况呢？有的官员因为长期在那做官，他的子孙就在那长大，甚至把他的姓氏都改换了，就按照他所做的官来做自己的姓氏，据说是仓氏，库氏，庾氏，这都是汉代文景之治时期，那些担任仓库管理的官员，根据自己的职务，把自己的姓氏改变了的实例，这里面其实想一想是很有意思的。当然官吏久任制有些方面是不能推行的，譬如说军事武官，如果你要让他做“久任制”，很可能就出现麻烦了。这是我讲到的这个吏治政风这方面。
    另外呢我想汉文帝、汉景帝这个时期，还有一个事情做得也是非常好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非常注意勤俭从政，我们经常讲，文景之治时期，它对百姓征收的赋税是很少的，所谓轻徭薄赋，在这个时期做得最突出。对农民征收的土地税，由原来的“十五税一”改变为“三十税一”，后来在文帝的晚年到景帝之初这个时期，甚至对农业税是一点不加以征收的。其实对一个国家政权的存在而言，征收赋税是必需的，因为它要支撑整个官僚机构的运转，要支撑整个国家的运转，它需要广开财源。那么要想减少对百姓的赋税征收，它就必须压缩它的财政支出。其中官吏，包括皇帝在内，这个行政费用的节约与否，就会直接关系到国家税收的多寡变化。在汉文帝、景帝这个时期，确实他们很注意节约，尤其是汉文帝在这方面得到了史学家和后世政治家更多的推尊与褒奖。
    以上四个方面是我分为四个问题对文景时期，它的执政理念以及在政治运作层面是怎么做的。我觉得这几个方面，也许是我们探讨文景之治出现的很重要的几个内容。
    主持人：感谢孙家洲先生给我们进行精彩的演讲，为我们讲述了西汉时代的文景之治。我想呢我们来穿越一下时空隧道，把我们这个话题还拉回到现在。因为谈到文景之治呢，现在也有很多人进行这么一个比喻，当今的中国，有人就会觉得说，其实和文景之治有一些相像，都处于一个韬光养晦的状态，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听过这种比喻，对于这样一个比喻，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孙：这问题也真是不太好回答，因为即便是在文景之治时期，对当时的世道是否是“治世”依然有不同的看法，譬如我刚才讲的贾谊那段话，贾谊的治安策，别人都跟文帝讲，你这个当政时期治理国家治理得非常好了，“既治且安矣”，结果贾谊就说，不对，他们说的都不对，他说我来告诉你一个实话吧，现在这个形势就像什么呢？有人卧在这个一堆柴草上边，一堆柴火上边在睡觉，下边已经把那个火种都放好了，只是这个火还没有点燃起来而已，说现在的国家形势就是危急到这样的一种程度，甚至他大胆地有个说法说，“必曰天下治且安者，非愚则谀”，说现在一定要说现在的形势已经是治安了的话，说这样话的人，他不是一个笨蛋，就是故意地来阿谀奉承，讨好皇帝，让你听着高兴。至于现在，我想现在是否是“治世”，肯定也是有不同看法的。有人喜欢做纵向的对比，有人喜欢做横向的对比，有人还要讨论，治世也好，盛世也好，它的应该有的客观的标准是什么。我想人们尽可以见仁见智。对于一个真正胸有家国，心怀天下，有这种忧患意识的人而言，我想与其讨论现在是不是治世，还不如更真切地来想，我们现在在哪些方面还存在着与治世的标准相去甚远的一些问题，让我们潜心来做事，让我们的国家向着真正的治世和盛世不断地靠近，不断地奋进，我觉得这样更为重要。比如说现在一些问题，两极分化的问题，就业的问题，特别是这种整个诚信体系所受到的破坏与挑战这样的问题，面对着这样的问题，有几个人可以坦然无愧地说，我们现在可以和文景之治相比较了。也许有人有这种勇气，至少我个人不愿意更多地考虑这样的问题。
    主持人：谢谢您精彩的评述。有关文景之治呢，我们在网上还征集了一些网友的问题，这边呢也向您来请教一下。他的名字叫做“秦时明月汉时关”，他想问您的问题呢是在文景之治的时候，其实汉朝呢是有实力来战胜匈奴的，但是文帝和景帝呢，两个皇帝都对匈奴采取这种怀柔的政策，他感觉是有一点窝囊，以今天的这个观点来看，所以他想问您的是，如果当时汉代的这两个皇帝采取这种主动出击的政策，是不是汉朝的，汉代的盛世可以提早一点到来？
    孙：我想也许这位网友提的问题，也是很多人在底下想过的问题，对这个观点呢，我不太赞同或者说根本上持不同看法，为什么呢？一个国家，就是像汉武帝那样，汉武帝时期那样推行大规模的对外征战，我们称之为边疆经营也好，开疆拓土也好，它需要一个非常强大的综合国力来支撑。其实在汉武帝时期，汉武帝为了这种军事征伐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惨重的，甚至出现了国库为之一空等等局面，汉武帝不得已想尽了各种办法，正招歪招一起使用来扩大财源，支撑庞大的军事开支造成的财政空虚。假如说这种情况是在文景之治时期就提前推开来，也就是说急于征战，我理解这位网友提的意思就是早一点打匈奴，那么这里边就会有一种，当然我们都是在一种历史假设的前提之下来讨论问题，假设文景时期就真的是开战了，我想它最后的结果不是盛世的提前到来，而是汉王朝的提前瓦解。文景这个时期如果搞大规模的征战，必然是一塌糊涂，为什么这么说呢？汉文帝这个时期存在的国内政局不稳的问题一直是有的，就是诸侯王和中央的关系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的，从根本上解决，要到汉景帝时期，是汉景帝三年爆发了吴楚七国叛乱，把叛乱平定下之后，中央和地方这种关系才得以缓和，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中央才有效地控制了诸侯王国。假如说是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之前，朝廷就贸然决策和匈奴开战的话，地方诸侯起兵来夺取皇位的这种事情很可能就出现。这还不完全是假设，汉文帝时期就因为匈奴的一次入侵，汉文帝不得不征兵备战，结果就发生了济北王刘兴居趁机谋反，也就是说当这国内的大的政治问题没有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没有理顺之前，中央王朝是不敢开战的。
    主持人：好，接下来呢是我们现场观众提问的时间，看看哪位有问题。
    提问1：孙先生，您好，很高兴能有这样一个和您面对面进行交流的机会，我注意到刚才在您的演讲当中呢，提到就是文景时期呢出现了一大批的循吏，他们呢是执法平，奉法守职，但是呢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一时期的人才选拔制度，并不是十分健全，以至于这个皇帝呢虽然要求举廉，但是呢还是不断地下诏书进行督促。那么在这样一种人事制度之下，这个文景时期采取什么办法来保证这个从政人员的整体的素质？谢谢。
    孙：我觉得这问题提得非常好，这确实，文景之治时期，它的国家的各项制度建设还是在进行之中，因为后来汉武帝对他所处的时代有个概括，他说在他即位的时候，各项制度都是很不健全的，他叫“汉家庶事草创，朕不变更制度，则后世无法”，这是汉武帝后来一个评价。那么，通过这个评价，我们可以得知，汉朝的政治制度，其中包括选拔官吏的制度，确实主要是在汉武帝这个时期建立和完善起来的。我完全同意刚才这个问题的观点，就是说文景时期，从一种完善的选官机制上是存在着许多欠缺的。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大的背景之下，又用什么方式来保证官员的基本素质，这确实是一个政治学、历史学应该加以，就是共同关心的问题，根据我的印象，或者说是记忆，在这个时期所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加强，就是中央对官吏的这种监察，从这个方面来约束官员，这种监察呢就是在当时主要是一个“上计”制度，通过上计，每年一度的上计是逐级来进行的，最后要汇总到中央，甚至丞相府呢要接受上计，御史府还有个分工来负责核实各地上计的材料是否属实，而上计的材料包括各地的民风，政情，其中包括有多少新开辟的土地，土地数，民众数，上交赋税数等等，它借这个机会来考核各地官吏的政绩如何，也包括他们在各地民众中的口碑如何，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种监察方式，
    提问3：孙先生，您好，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刚才在您演讲过程，您对汉代的忧患意识和政论提得特别多，那么这是否说明汉代这种忧患意识，以及直言不讳的政论风格对推动治世的出现有某种作用。而对我们今天，就是汉人的这种政论风格，直言不讳的政论风格，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启发意义呢？谢谢。
    孙：我很愿意回答这个问题，确实你的观点我是完全赞同的，汉代政论中那种直言不讳的风格，那甚至不怕冒犯皇帝，直言进谏，这是非常突出的。包括贾山，他在《直言篇》里边的开篇之初就讲到，为臣的职责是什么，就是“尽忠竭愚，以直谏主”，他说这就是臣下应有的一种职责。甚至我们后世还有一句话，叫做“文死谏，武死战”。这才是一种良好的政治态势。我同意你的观点，也就是说汉代这种进言无忌讳确实是造成文景之治一个重要原因，与此相比照，我们看一下汉代人反思秦始皇灭亡，造成秦朝短命的这个原因的时候，其中就有一条，说秦朝的忌讳太多，批评的话还没说出口，人就已经被处置了，所以大家都不敢说话了。相比照而言，相对比之下，我们才能更能体会到允许人说话，允许人说真话，允许人说冒犯式的真话，这对于建立一个开明的政治何等的重要。至于说这种政风，这种政论风气在现在，我觉得尤其需要提倡，真有大大倡导的必要。共和国建立以来，我们总是也在反思我们的共和国历史上出现的若干的失误，其中我觉得有一个失误：我们太不重视、太忽略对人的志节，志节的教育，要讲志节，要有操守，这方面教育是太少了，所以现在就出现一个问题，讲话都是官话，都是套话，我们真是很少能够听得到敢讲的真话，特别是对时下的政策，对现在在位的领导人，敢说不同的话，敢说批评性的话，要么是在一定范围内或许存在，我不知道，至少从报刊等方面，我看到的，全是歌功颂德之词，要作为一个从，以历史学从业者的角度来观察社会现实问题的话，我觉得对国家、对民众都不是一个好事，我们真的是应该倡导一种敢讲真话的风气。
    主持人：谢谢。好，感谢孙家洲先生呢今天是和我们现场的观众也做了这样的交流。那在西汉时代，文帝和景帝呢前后统治了大约有40年的时间，在这期间，我们也看到了百姓呢是安居，人民呢是非常的乐足，而且文帝和景帝两位皇帝呢都对边疆的少数民族采取了怀柔政策，使得政局相当的稳定，社会也很安定，经济得以持续地发展，因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翔实的史料可证的盛世或者说治世。而今天，当我们在这里去回顾这样一段历史的时候，我想固然我们可以沉浸在我们的祖先前人带给我们的骄傲的成就感当中，但其实更为重要的，我想应该是去理性地分析这样一段盛世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奥秘，因为这对于2000年以后今天的中国，仍然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再一次感谢孙家洲先生今天给我们做的精彩的演讲，也感谢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下周同一时间，《世纪大讲堂》我们再见。

自觉的梦游人

这个好像也忒CCTV了，文景之治要点是要摆脱君权阳痿的现状，这个我完全同意木匠老哥的揭露。就从孙家洲提到的知识分子和皇帝的磨合来讲，到了文景两代，皇帝的流氓习气已经开始收敛，所以可以容得文人放言。现状是君权阳痿，如何使皇帝的权力彻底高举也就成了文人可以放肆言论的底线，到了汉武的时候，皇权勃起了，腹诽而心谤也就成了文人不敢触犯的大罪。腹诽之罪一成立，文人也就不敢想着和皇帝磨合了，或者说，只有磨，没有和了。

老木匠

在CCTV这样讲最好了，结合现实。

俺开始的一些就是那里的稿子

俺想俺的分析要比他深入，更符合马克思唯物史观的

老木匠

孙家洲 　教授
一、个人简历
孙家洲，男，汉族，山东人， 1955 年生人。
1978 —— 1982 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本科学习；
1982 —— 1985 年在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师从郑昌淦先生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
1994 —— 1995 年间曾经以高级访问学者身份赴日本进行为期一年的专题研究。
1999 年被评定为教授。
2002 年受聘为中国人民大学第九届学术委员会委员。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常务副院长，同时受聘为国学院和历史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汉唐史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秦汉史、思想文化史。 已经发表史学论文六十余篇。参加了多部古籍的今译和整理工作。主持并完成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汉代地域文化与社会风俗研究》；目前正在参与 国家“ 211 工程”子 课题 “汉唐‘大一统'政治文化研究”课题、“ 985 工程” 子 课题 “中国古代的国家统治与社会管理”的研究与写作。今后几年内拟在秦汉法律文化的研究方面继续进行探索。


和学生在一起

在简牍研读课上
  

　　执教二十年，恒以“不可误人子弟”自诫自省。学识、能力容或有限，惟论及对教学的重视与投入、对学生的认真与负责，则油然而生“未遑多让”的自信。以《薪火相传 不辱使命》为题的教学心得，被收录于《学林撷新》一书。课堂教学效果得到学生的好评。在历年的教学评估中，成绩均为优秀。曾经荣获 2002 —— 2003 年度中国人民大学“十大教学标兵”称号。所主讲的“中国古代史”课程，被评定为 2004 年度中国人民大学精品课程。
二、主讲课程
本科生：1、中国古代史 2、中国通史
研究生：1 、先秦秦汉史研究 2、中国古代断代史研究
三、科研立项
  
  
主持并完成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汉代地域文化与社会风俗研究》；
正在参与 国家“ 211 工程”子课题“汉唐‘大一统'政治文化研究”课题；
“ 985 工程” 子课题“中国古代的国家统治与社会管理”的研究与写作。
四、获奖情况
2002 —— 2003 年度中国人民大学“十大教学标兵”称号
主讲的“中国古代史”课程，被评定为 2004 年度中国人民大学精品课程
五、社会兼职
  
六、学术编年
1、著作
《岁月河山》，合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 8 月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合著，重庆出版社， 1991 年 6 月
《韩信评传》，独著，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5 年 1 月
《中国历朝行政管理》，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1 月
《命运与性格的对话》，独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7 月
《中国社会生活史》，合著，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0 年 10 月
《两汉政治文化窥要》，独著，泰山出版社 2001 年 12 月
《历史学习精要》合著，第二署名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3 年 1 月
《历史学科专题讲座》，合著，第二署名人，岳麓出版社 2003 年 3 月
《宏观中国史——衰世篇》，合著，第一署名人，大象出版社 2003 年 10 月
《插图本中国思想史——秦汉卷》，独著，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

论文
《试论战国秦汉立法指导思想的演变》，独著，《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1986 年 1 期
《先秦诸子论“汤武革命”》，独著，《社会科学研究》， 1987 年 1 期
《先秦儒家与法家“忠孝”伦理思想述评》，独著，《贵州社会科学》， 1987 年 4 期
《“正统”之争与“正统史观”》，独著，《争鸣》， 1988 年 2 期
《浅谈汉代人事制度的合理性因素》，独著，《社会科学战线》， 1988 年 2 期
《楚汉“复封建”述论》，独著，《贵州社会科学》， 1990 年 6 期
《巩固政权，教化为本——汉初君臣对思想教育社会效用的探讨》，独著，《贵州社会科学》， 1992 年 2 期
《天子· 霸主·诸侯——春秋霸政研究》，独著，《贵州社会科学》， 1993 年 2 期
《西汉纵横家探论》，合著，第一作者，《中国史研究》， 1993 年 2 期
《廷议制度赘言》，独著，《社会科学战线》 1993 年 3 期
《异端臆说》，独著，《争鸣》， 1993 年 4 期
《战国策记事年限与作者考析》，独著，《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93 年 5 期
《论河洛古俗对东周秦汉社会风貌的影响》，合著，第一作者，《中州学刊》， 1994 年 3 期
《秦汉祭天礼仪与儒家文化》，独著，《孔子研究》， 1994 年 2 期
《汉代民俗与巫风初探》，独著，《世界宗教研究》， 1994 年 4 期
《汉代巫术巫风探幽》，独著，《社会科学战线》， 1994 年 5 期
《巫术盛行与汉代社会》，独著，（日本）《古代文化》 47 卷第 8 号（ 1995 年 8 月）
《谷永政论及其“党附王氏”评议》，独著，《贵州社会科学》， 1996 年 6 期
《汉代“应验”谶言例释》，独著，《中国哲学史》， 1997 年 2 期
《汉儒“移风易俗”理论的构架及其影响》，合著，第一作者，《中州学刊》， 1997 年 4 期
《儒学“经”“权”思想臆说》，独著，《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97 年 6 期
《西汉“矫制”考论》，合著，第一作者，《中国史研究》， 1998 年 1 期
《论汉代的“区域”概念》，独著，《北京社会科学》， 1999 年 2 期
《对汉代选官考试制度相关问题的再探讨》，合著，第一作者，《中国考试史专题论文集》，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 7 月
《从历史轨迹看“以史为鉴”的得失》，独著，《史学月刊》 2001 年 1 期
《 李衡眉 先生学述》 , 《烟台师范学院学报》 2001 年 2 期
《论秦汉时期齐鲁文化的历史地位》 ， 独著，《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1 年 4 期
《论“华夏本文观”与汉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独著，《秦汉史论从第八辑》，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9 月
《西汉安全战略进攻与防御的大讨论》，合作，第一署名人《中国军事科学》 2002 年 2 期
《从张家山汉简看汉初的“矫制”立法》，独著，《光明日报》 2002 年 9 月 24 日
《汉代齐地尚巫之风考实》， 独著， 《文史哲》 2003 年第 3 期
《再论“矫制”》， 独著， 《南都学坛》 2003 年第 4 期
《论中国古代的盛衰巨变》， 独著， 《光明日报》 2003 年 6 月 24 日
《论中国古代的盛衰巨变》， 独著， 《新华文摘》 2003 年第 10 期全文转载
《战国秦汉齐地风俗智诈说》， 独著， 《光明日报》 2003 年 8 月 19 日
《游侠与政治》， 独著， 《寻根》 2003 年 4 期
《汉代的“布衣”意识》，独著， 《光明日报》 2003 年 10 月 21 日
《汉代的“诽谤先帝”案》，独著，《寻根》 2004 年第 1 期。
《回眸持续数十年之久的“古史分期”大讨论》，独著，《新华文摘》 2004 年 8 期
《“俗儒”批判的历史解读》，独著，《光明日报》 2004 年 2 月 17 日。
《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 , 合著，第一署名人，《河北学刊》 2004 年第 4 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K21 ， 2004 ， 6 期
《汉武帝“盛世”之累：“诽谤”之法与思想专制》，独著，《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4 年 9 月 14 日
《试论孟子、荀子与汉代鲁学和齐学的关系》，独著，《烟台师范学院学报》 2004 年 4 期。
《从“犬马”之 喻看 君臣关系》，独著，《光明日报》 2005 年 1 月 13 日
《汉代执法思想中的理性因素述论》，独著，《南都学坛》 2005 年第 1 期。
《“汉武盛世”的多元组合》，独著，《光明日报》 2005 年 2 月 17 日。
《论汉代“不奉诏”的类型及其内涵》，独著，《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5 年第 6 期。
《“三不欺” : 古代从政风格臆解》，独著，《理论学刊》 ,2005 年第 7 期
《试谈汉代官吏“久任”制的历史启迪》，合著，第一署名人，《光明日报 > 2006/02/28
《汉代的“反劫质”立法》，独著，《光明日报》 2005/06/14
《“夷陵之争”与三国孙吴政权的存亡》，合著，第一署名人，《河北学刊》 2006 年 2 期  
3、教材
  
4、古籍今译与整理
《文白对照全译资治通鉴》，合作，改革出版社， 1991 年 10 月
《白话续资治通鉴》，合作，中华书局， 1993 年 8 月
《文白对照资治通鉴纪事本末》，副主编，改革出版社， 1991 年 10 月
《中华野史》（第一卷）主编，泰山出版社， 2000 年 1 月
《中国历代名人佚事》（先秦——隋朝卷）主编，泰山出版社， 2001 年 10 月

老木匠

看看这个秦汉史专家是如何读书的：

“那么大家也知道，《史记》和《汉书》都分别立有《循吏传》与《酷吏传》，《酷吏传》入传的人物，大多是汉武帝时期的酷吏，而进入了《循吏传》的官员，却大多是文景时期的人物，那也就是说文景时期的官场政风，是以循吏占据了主导地位的。我想这应该是统治者有意提倡的结果。”

看看具体是哪些人：

《史记·酷吏》
郅都（景）
宁成（景、汉）
周阳由（景、汉）
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杨仆、减宣、杜周（武）
《汉书·酷吏》相同，另加尹齐、田广明、田延年、严延年（昭）、尹赏（宣元）

《史记·循吏》
孙叔敖（春秋），子产（春秋），公仪休（战国），石奢（战国），李离（战国）
《汉书·循吏》
文翁（景、武），王成（宣），黄霸（宣），朱邑（宣），龚遂（宣），召信臣（元）

而且以这两个传记来断论“官场政风”，如何可能？难道这十几个跨度百年以上的人物居然就代表了全部官场？

现在的“专家”，说话下巴都用不着托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