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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妖怪

鲁迅和孔子都是“圣之时者”，他们精神的相通在于其“变易”的思想和以这种思想为指导的对当下现实生活的执著与行从心出。

丧家的非丧家狗：鲁迅与孔子

似曾相识“国学热”

　　“传统”已然成为当下社会的一个关键词，它的出现频率之高，甚至在一向关心钱财的小民当中，也引起了不小的波澜。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初中毕业便为生活奔波去了，每逢节假日聚在一起，因为彼此爱好围棋，大抵都要手谈一番，但手谈之余自然还要谈论钱财的难赚和生活的艰辛，这往往会让我兴味索然，酣斗所带来的快乐自然也没有了，并且还要不时地应承着他的谈话，“是的，这是够艰难的！”
　　末了当然是逃避，而且还要程序似的拍拍他的肩，装出感同身受的样子安慰道：“慢慢来，不着急……”而其时一只脚早已踏出了门槛，只等主人放行，便如避瘟神一般大步流星地离去。然而今年春节他却给我打来电话大谈于丹、孔子和传统文化，末了还发了希望的感慨劝我一定要到“百家讲坛”去露一露。
　　“难！”其时我正经历着家变的痛苦和供贷的疲劳，只好这样无可奈何地回答他。
　　“慢慢来，不着急……”这回轮着他感同身受地来安慰我了，并且还加上了一句，“上了百家讲坛就什么都有了……”
　　这末了的一句话意味深长。什么叫做“什么都有了”呢？无非是名与利，说到底还是钱，万变不离其宗，但有一点是变了，那就是他谈到钱的同时还谈到了“传统”。“传统”和钱搭上了，“传统”就是用来赚钱的，这是现而今一大批人评判“国学热”时所持有的观点。
　　显然这不能涵盖“国学热”的全部，我想我的那位同学就未必是为了钱去听于丹的讲座。这里边当然有更多更丰富的内容，有民族的自卑与自尊，有面对西方的挑战与回应，有关于民族的虚构与想象，自然也有打着“传统”的幌子捞取钱财与名利的事情。世事轮回，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一百年前的二十世纪初也曾这样提过“文艺复兴”，也曾有过“国学热”，也曾出过新儒家；国人也曾奋起，也曾自卑，也曾虚构，也曾捞钱，自然于“传统”也还是模糊的，否则就不会有今天的轮回！
　　传统到底是什么
　　这倒是让我有了了解“传统”的兴趣，我自知不是那种高大得能够解决举世关注问题的人物，只不过仗着个人的兴趣，胡言乱语一番罢了，于那些有着相似想法的，或许能博得会心的一笑，而于抵牾者，则或许迎来几句恶毒的诅咒也未可知。
　　我的胡言乱语从这样一个问句开始，即，中国的传统到底是什么？
　　这看起来像一个本质主义者的提问方式，因为通常对于“什么是什么？
　　”的回答，一定是一个具有“本质”的不变的东西在。如果我们回答说“中国的传统是流变的”，这等于什么都没有说，因为这句话是在描述“传统”的一个状态，而不是给予一个“本质”的回答。大多数人会肯定下面的回答：中国的传统就是礼教传统，因为暗含在这个答案里面的是具有“本质”的东西，是一个按照一套原则组成的不变之物。在这不变之物中就隐含着人们对“传统”的阐释与理解，并且这之后就促成着行动。那些热心的人都循着王莽和王安石的老路将几千年前老祖宗们所用之物原封不动地搬了过来，并且散着狂热，嘹亮地呐喊着，“这就是传统”，而正不知“圣之时者”的孔夫子在地底下是如何地发笑呢！
　　我并不是在否定传统的存在，传统是有的，但绝不是一件古装，一曲古戏，一套成法，一家学说，并且传承传统的也不是古装、古戏、成法和学说，而是人。人是传统的载体，而人代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俗称“想法”---也就是传统本身。在中国，从周公到孔子到鲁迅的传统只有一个，那就是“易”的思维方式，或者竟可以说，“易”就是中国传统，中国传统就是“易”。“易”就是变易，所谓“生生不已”，“大化流行”，替换成另外一个字就是“道”，“道”与“易”是相关联的，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在中国的传统里，“道”并不是一个超离于感性世界的实体，而是在感性世界中的，与百姓的感性生活二而一，一而二的，所谓“道不远人”，“百姓日用而不知”。正是因为“道”与“易”这种“变易”的品格，才能最终使我们将“中国的传统是道与易”与本质主义撇清关系。

丧家与非丧家

　　具体到生活与伦理的应用，道与易有两个根本的特质和三个变名。
　　两个根本的特质是对当下现实生活的执著与坚韧和行从心出。这是中国传统中最为核心的两个基本元素。三个变名分别是周公的“礼”、孔子的“仁”和鲁迅的“中间物”。
　　变名之一是“礼”。礼是封建制的产物，它是以纯粹血缘为基础的。礼的产生最先应该是在封建制的“第一家庭”中。所谓“第一家庭”是指封建制诸多大宗和小宗的最原初的那个大宗。在“第一家庭”中，礼是自然而然的，因此也是从心的，子女天性就会孝敬父母，而父母天性就会严慈儿女，这样的礼是不需要外在的规定的，它将随着家的延续而被传承。
　　但以纯粹血缘为基础的封建制社会在春秋战国时期渐趋崩毁，取而代之的是以血缘与地缘相混杂的郡县制社会的到来。“礼崩乐坏”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深究起来，礼崩的原因大致有二：其一，从心而行的礼经过了漫长的发展，到此时已经由自律转变为他律，从而丧失了传统的人情味，成为一种形式的存在；其二，由于社会的变动，建基在纯粹血缘之上的礼已经丧失了根基，不能适应以血缘与地缘相混杂的状况。
　　礼崩的结果，自然是要寻找一种新的替代物来续接“道”与“易”的传统，“仁”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如果说周公的“礼”是处理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的伦理法则，那么，孔子的“仁”则除了要继承这一部分原始的“礼法”之外，更重要的是，它要处理非血缘关系的人之间的伦理。就后一点而言，“仁”是开创性的。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我们说孔子是“丧家的非丧家狗”。所谓“丧家”是说孔子及其时代丧失了周公的“礼”制，而“非丧家”则是指孔子创造了一个新家---“仁”。孔子的“仁”是从心而行的，对于这一点应该是没有多少异议。并且同“礼”一样，“仁”所关注的也是现实的点滴琐事，“礼”在洒扫退让之中，“仁”亦在升退揖让之间，所谓“克己复礼为仁”。
　　然而，随着以彻底的地缘关系为根基的共和制社会的到来，从心而行的夫子之“仁”也便走到了它的尽头。孔夫子在一片片咒骂声和一片片哄抬声中落而又起，起而又落，但无论是被咒骂的还是被哄抬的，都不是那个从心而行的“仁”之孔子，所谓“礼教吃人”又同他有何关系？“仁”之教诲的僵化与衰落将是注定的，因为“圣之时者”的教化一定是要与时俱亡的。然而，子孙的不通变易，更由于“仁”之社会根基的被抽空，“仁”所担当的“道”与“易”的传统之名被置换也将是注定的。
　　鲁迅的“中间物”
　　这第三个变名将被证明是属于鲁迅的。然而这会引来争议。
　　鲁迅与孔子，这两个人似乎早已被历史证明是势不两立的。鲁迅红火，则孔子遭殃，孔子红火，则鲁迅遭殃，这已经是自鲁迅殁后中国社会一个铁的定律。然而睿智者对这定律背后所深藏着的历史悲哀是能够一目了然的。此鲁迅非彼鲁迅，此孔子亦非彼孔子。于是就有睿智而大胆者起而纠正这故意或非故意的历史吊诡，并且指出鲁迅与孔子是不相反对的。钱理群先生最近就曾撰文指出，鲁迅和孔子都是中国不断寻找自己精神家园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并且还指出，从孔子到鲁迅，是一个传统。这不禁让我想起他在另一些场合说过的类似的话。这些话叫人满意也叫人不满意，满意的是他纠正了那一个铁的定律，不满意的是他对于“从孔子到鲁迅到底构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传统？”回答得不够。其实回答得够与不够不单是要对中国传统有一个充分的了解，而且还要涉及到对于鲁迅的理解。
　　说鲁迅对于中国传统的继承仅在他的魏晋风度，这完全是皮相之谈。说鲁迅和孔子都是中国不断寻找自己精神家园的知识分子的代表，这也只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其实，鲁迅和孔子都是“圣之时者”，他们精神的相通在于其“变易”的思想和以这种思想为指导的对当下现实生活的执著与行从心出。而这正是中国“道”与“易”的传统。
　　体现鲁迅这种“变易”思想的是他的多疑和“中间物”。多疑不仅是鲁迅的一种性格，甚至也不仅是他的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多疑是鲁迅思想的全部，或者竟可以说多疑是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的秘密。
　　仔细考察，鲁迅的多疑大部分是针对那些不通变易的主体形而上学思维的疑。在他的一生中，他虽然总是疑，但也有三样东西他不疑，那就是“中间物”、对当下的执著和做事的“韧”。而这三者都是变易之物。这其中，“中间物”尤可注意。
　　多疑和“中间物”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实际上“中间物”就是多疑的具体表达。在一个主体形而上学思维横行的时代，每一个人都自认为是一个独特、唯一和终极的存在，每一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固执己见，每一个人都以主体的方式君临旁人，而鲁迅却以与众不同的方式承认自己只不过是一个“过客”和“中间物”，这是尤其难能可贵的。然而我更要说的是，鲁迅在无意间以“中间物”之名为我们现代社会建构了一个“人性”的伦理法则：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中间物”的意识，那么，就不会认为自己是独特、唯一和终极的存在，就不会有固执己见，就不会君临旁人，从而就不会有无端的杀戮与残暴。
　　这就是鲁迅贡献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才将“中间物”和“礼”与“仁”并列在一起，称之为中国“道”与“易”传统的第三个变名。鲁迅丧的是“仁”之家，而他建构的是“中间物”之家，他，同样是一条丧家的非丧家狗！                    转自：《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