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克钢：中小企业之困乃国家之难

李旧苗

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人们有很多话要说，“左”的、右的观点都有，众说纷纭，甚至交锋很激烈。作为伴随着改革开放历程成长起来的企业家，我们也在看这三十年。我们的看法，或许鲜少理论色彩，却有实实在在的自我体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是企业家最喜欢的事情。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在我看来，总体上就干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把农民对土地的耕种权或者说是支配权还给农民。第二件大事，就是让外国人到中国来办厂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吸引外资企业或合资企业。第三件大事，就是中国人可以做买卖，自己可以办工厂，可以当商人、当企业家。与官家企业不同的中小型企业的诞生及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最伟大的成果之一，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创造出中国的中产阶层，其影响力起码会延续三百年。
    中小企业以其灵活的机制、强大的生命力和市场适应能力，在稳定经济、吸纳就业、出口创汇和提供社会服务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已成为我国三十年经济发展及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主力军以及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中小企业在当下的困境和倒闭潮
    在轰轰烈烈地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中国最大的就业岗位和税收的源泉——中小型企业竟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倒闭潮，支撑了三十年“中国经济奇迹”的中小企业竟然成为了牺牲的对象。
    据有关部门统计，今年倒闭的企业已超过6.7万家，而笔者认为这仅仅是冰山融塌的前奏。中小型企业何以出现倒闭潮？在宏观背景上，从去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连锁反应使美国出现了经济衰退，受此影响，欧洲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开始略显疲态；从中国的情况来说，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原材料价格暴涨、劳动力成本提升、紧缩政策使融资更加困难等多种因素，直接影响到我国大部分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中小型企业的生存。这些都是原因，但背后的深层原因，是近年来愈来愈紧的对民营经济的收压性政策。
    在过去三十年的中国，每隔三到五年就有一次宏观经济调控。尽管每一次遵循的都是 “宏观吃紧，调控民企”的逻辑，但中小型企业生命力却最顽强。每一次调控来临时，它们总能够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保护自己，找到存活下来的那条缝隙。而此次调控，为什么会出现倒闭潮呢？
    1998年的宏观调控，起因是亚洲金融风暴造成了消费市场的低迷，中央政府通过启动房地产，激活了内需，并由此带动了重化工业的繁荣；2004年，则是因为上游产业出现了投资过热，决策层进行了选择性的惩罚，将进入钢铁、水泥和电解铝行业的民企一一逼退，同时在短时间内控制对地产业的信贷，从而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此次的景象则全然不同，最重要的两个新特征：一是出现了十五年来从未发生的通货膨胀，二是人民币升值造成外贸的增长压力，调控陷入两难局面：外需萎缩，内需不涨。也就是说，这一次是缺少了刺激内需的动力了。于是，中小型企业就成了牺牲的对象。
    金融调控和信贷收紧是造成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而倒闭的直接原因。对于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说，尽管遭遇目前严重的经济压力，成本高于产出，但只要银行信贷予以帮助，企业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产品结构，还是可以渡过难关的。但是，国家的银行信贷则普遍地“嫌贫爱富”，只会“雪上加霜”，决不可能“雪中送炭”。客观地说，银行的这种行为不能全由银行负责。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数次上调存款储备金，导致银行经营收缩，再加上银行信贷终身责任制等一些荒唐的政策，使银行只愿意向既保险、效益又高的垄断型国有大型企业或国家重点项目发放信贷，而中小企业则成为银行的“烫手山芋”，一有风吹草动，就唯恐收贷不及导致银行自身损失。
    中小企业得不到银行的正常信贷，要想继续发展，就必然转向民间资金。这就必然催生了民间非法集资和地下钱庄的盛行。以地下钱庄来说，高额的贷款率是维持其经营的惟一手段，目前地下钱庄的贷款率是22%以上，中小企业当然也会意识到其中的利益讹诈，但为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转，也只能饮鸩止渴。
    奇怪的是，我们的政府对此似乎无动于衷。最可叹的是，有一批学者们，竟然为这种情况的出现提出所谓的逼中小企业产业升级换代的理论根据。在科技和国家经济情况还没有达到要求的情况下，强行逼中小企业转型，要影响到几千万乃至上亿人的就业问题，一定是国家的灾难。那么，眼看着中小企业倒闭潮一浪高过一浪而言阵痛不思救策，也是国家的灾难！
    改政、松绑、减税、放贷
    要真正破解目前中小型企业的危局，需要从政策和制度的层面入手，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而我以为，目前解决中小企业的困境可以归纳为八个字：改政、松绑、减税、放贷。
    在中小型企业野生阶段，政府对它们并没有太多的限制。而如今，在加强管理的名义下，多重管理机构个个如狼似虎，把中小型企业的市场准入成本无限地抬高。可以说，就目前情况来说，任何一家中小型企业，要推出一项新产品，不拿到10张以上的许可证，是不能投放市场的。而这些名目繁多的生产许可证，打的旗号是管理，实际上就是收钱。每一张许可证的发放，与其说是政府在管理，倒不如说是企业花钱买政府官员的管理寻租权。
    这些管理上的强制措施，首先抬高了企业的市场准入门坎，其次使企业自我抬高了产品的成本，再其次，就是加重了官员的腐败。随着中小企业生产成本的不断增加，又造成了生产伪劣产品的地下工厂泛滥。
    建国初期，老一代经济学家孙冶方和徐雪寒在研究了三四十年代的实业管理政策后指出：对目前依然存在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府最简便的管理政策是：轻税重罚、轻管重处。即在建国初期依然需要民族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对其企业采取较轻的税收。而对于其生产过程，则不与干涉。国家政策的着眼点是：只是管理企业所进入市场的产品。如果出现伪劣假产品，罚到再没有敢效仿者。这一政策，对于鼓励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缓解建国初期的紧张的局面，功莫大焉。
    而目前，我们现行政策则恰恰相反：重税轻罚，重管轻处。政府过多干涉的是企业的生产过程，而对于进入市场的产品质量则倒在其次了，这种倒挂是寻租的乐园，是滋生腐败的温床，也是导致中小型企业一遇风吹草动就陷入危局的制度原因。
    要根治上述情况虽然还很难，但是政府如果在税收政策上加以调整，则会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目前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减税是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刺激企业增加供给的有效政策手段。
    中国三十年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简单地说，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而不是拘泥于以往的既定政策。改革初期野生的中小型企业，所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有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没有政策比有政策好”。
    因此，改革到今天，面对着中小企业的倒闭潮，破解的办法还应该跟三十年前一样。官方权威政策的方向要顺应民间自发的努力，全面对中小企业彻底松绑，把强化管理的政策放在产品而不是生产过程上。
    从国际的经验上看，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经济疲软，大企业解雇工人，失业人数上升。地方银行和信用社就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和用款辅导，政府资助社区学院为中小企业提供管理培训，促进中小企业——即使三两个人的夫妻店——提高管理效益，增加雇员和提高经营效益，用中小企业减缓了经济衰弱对社会就业的压力。
    而我就始终想不通，中国作为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和税收的世界制造工厂有什么不好的，怎么这两年在学界“中国制造”成了贬义词？实业救国是百年中国有识之士的共识，没有产业和实业的民族一定是一个没有脊梁的民族。一个现代国家必须形成一个橄榄型的社会财富和人口分布，这是发达国家繁荣稳定的重要经验。让中产阶层成为主体，增加人们的资产收益和普遍财富，社会就会稳定。而千百万中小企业正是中产阶层的孵化器，破坏了这个孵化器，对社会有什么好处呢？
    我感到最担心的是，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着市场经济奔了几十年，市场经济也给中国带来了几十年的繁荣，怎么忽然间，全国中小企业就进入到了死胡同？这样的转变是如何从上到下微妙地发生的，我没有仔细研究过，但我知道，这样的转变威胁着中小企业的生存，威胁着劳动者的就业，威胁着中国的稳定，再这样压下去，会压出巨大的社会问题，完全可能会使三十年的改革成果毁于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