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邵建】北大一次不对等的师生交手

剑影秋歌

作者：邵建 2008-9-30 09:10:31 发表于：博客中国

陈独秀眼中，北大学生张厚载是一个“和《新青年》反对的人物”。 这个还没毕业即被北大开除的法科学生雅好国故，1918年间，他以一人之力又以学生之身和他的师长就传统戏剧，于《新青年》上辩论。90年后，笔者好事，把当年卷宗巡阅一过，批：师逊于生而青胜于蓝。尽管这是一次不对等的师生交手。

1918年的《新青年》有过两次关于传统戏剧的讨论，引动讨论的就是“以评戏见称于时”的张厚载。参与讨论的除了也是学生的傅斯年，余皆堂皇一时的北大教授，如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张本是《新青年》的读者，对师长文章，不但自觉“思想上获益甚多”，而且认为师长们的“文学改良说，翻陈出新，尤有研究之趣”。但，分歧也正在这里，裂缝就是张所说的那个“翻陈出新”。

“翻陈出新”本作推陈出新。在语文的解释上，它可以有两种，一是“推出”，即从旧的当中推出新的，但并不排斥旧。一是“推翻”，即把旧的彻底推翻，让位于新。前一种是连续性的改良，后一种类似中断式的革命。张厚载对旧戏持改良态度，而北大教授的文学改良其实是文学革命。语言上他们主张白话取代文言，因为文言已经死了。戏剧上则是“废唱而归于说白”，戏曲向话剧靠拢，最终走向革除。双方对旧戏的态度，也就是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如果可以对比，师长们属于文化激进主义，学生偏于文化保守主义。

两种文化倾向发生碰撞时，比较有意思的是，他们双方的文化态度和表现。这其中表现特出的是钱玄同。还在张文刊发之前，他致信胡适：“至于张厚载，则吾期期以为他的文章实在不足以诬我《新青年》”。当然，他退让一步，“如其通信，却是可以”。胡适的回信也意味深长：“我可以把他的文字或作我的文字的‘附录’，或作《读者论坛》”。结果，张文放在胡文之后作了附录。学生文字做附录，本来没什么。但不公平的是，同是学生，傅斯年两篇文章立论与师长同，就都被放在正版。并且傅文第二篇是反驳张厚载，张在前，为附录，傅在后，却是正文：此可见《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之目录。从版面上看，《新青年》是不愿给与自己意见相反的张厚载以同等地位的。

激进主义的文化表现是唯我独对，排他性极强。钱不但反对张上《新青年》，而且写信给刘半农：“我们做《新青年》的文章，是给纯洁的青年看的，决不求此辈‘赞成’。”如果赞成就是纯洁，那么不赞成的呢？钱玄同拎出一些张厚载为旧戏辩护的话，声称：“此实与一班非做◎◎不可的遗老要保存辫发，不拿女人当人的贱丈夫要保存小脚同是一种心理。”但，保存京剧与保存发辫小脚能等同吗？这是一种整体主义思维，要么全是，要么全非；正如同要么是纯洁青年，要么是◎◎遗少，而且是以“我”划线。整体论思维是排中的，它只趋两极，只有二元。钱所以丑诋张厚载，盖在于这些国故论者“必须保存野蛮人之品物，断不肯进化为文明人而已”。野蛮与文明，乃由自己定义。旧戏为旧，故是野蛮。新剧为新，当然文明。废旧趋新，是为进步。至此，二元对立变成了一元独对。既然自己独对，又有进步论撑腰，钱玄同不免强横，竟至骂张厚载等尊旧戏如同“尊屁”。

和钱玄同“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相比，身为学生的张厚载是另一番风度。在群师面前，不卑不亢。或，态度足够谦恭，道理分寸未让。陈独秀批评他在戏剧上囿于方隅而未能旷观域外，他亦批评师长“仅能旷观域外，而方隅之内瞢然无睹，所谓‘明足矣察秋毫之末，而不能自见其睫’”。在张眼中，先生们的问题在于“论中国戏剧，每表见一种极端之理想论”。盖“极端”一词，颇中新文化运动之要害。姑不说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把胡适的文学改良推到极端，最后参与戏剧讨论的周作人，一边表白“我于中国旧戏也全是门外汉”，一边却“敢说：中国旧戏没有存在的价值。”

周作人的标题是“论中国旧戏之应废”。文章最后，他表示：旧戏废除后，“也只有兴行欧洲式的新戏”，即话剧。周作人的文字为《新青年》的师生讨论划上了句号。从“废唱而归于说白”到废除旧戏本身，张厚载和北大教授，确实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推陈出新”。张保存旧戏但并不反对新剧，它们可以并存；新文化的教授们为了推出新剧却必欲铲除旧戏而后快。北大教授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文化逻辑其实是文化一元论；正如张厚载，无论他是否自觉，他的表述指向却是文化多元论。这场争论明显师不如生。更致命的是，由《新青年》开其风气的一个世纪，无论文化内外，都是一元论战胜多元论，直至今天。

网事情缘

一次吃饭，邵兄说他有“颠覆”新文化运动的之企图——时隔已久，恐我记忆不周，转述未必准确，且又在酒中，不必以为然。

剑影秋歌

新文化运动中一些极端思维，的确值得反思和警醒。用心不可谓不好，但是手段是完全失败的。

周泽雄

我从来没有正经研究过新文化运动，但平素杂览，给我的印象也是良莠混杂，急待清理，邵建兄有志颠覆，与我之微意暗合，只是我完全无力做这项工作而已。
先乐观其成一把。
当然，这个颠覆，套句滥语，似乎也是为了所谓螺旋式上升。

郭勇健

如果说“颠覆新文化传统”，我一定要反对，因为我要问“有没有可能颠覆”、“用什么颠覆”、“颠覆之后如何”之类的问题。新文化传统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资源，甚至是唯一的思想资源，每一个人都受惠于新文化传统，这个传统早已成为我们的血液，把它给“颠覆”了，不是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吗？但如果说“清理”、“重建”、“重估”、“批判”新文化传统，那我没有意见，作为这方面的专家，邵建先生定然有所创获。

周泽雄

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我们确实是夸大了。当新文化运动因为突如其来的五四运动而挪转方向之后，也许已经注定了新文化运动的畸形发展。因为，后起的五四与先行的新文化运动，方向截然不同，而后者表面上是助推了前者，客观上是打压了前者，并使前者变形。——这么说，纯然是书斋拟想，因为五四运动也有其现实合理性。
周作人，我感觉是一位尤擅“于细微处见精神”的人，我们佩服一个人，会想当然地以为他诸方面见识都很出众，其实未必，比如周作人，看他谈任何一个细微问题，都见识出众，一旦思其大处，则难掩笨拙。

郭勇健

原帖由 周泽雄 于 2008-10-3 10:05 发表
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我们确实是夸大了。当新文化运动因为突如其来的五四运动而挪转方向之后，也许已经注定了新文化运动的畸形发展。因为，后起的五四与先行的新文化运动，方向截然不同，而后者表面上是助推了前者，客观上是打压了前者，并使前者变形。——这么说，纯然是书斋拟想，因为五四运动也有其现实合理性。
周作人，我感觉是一位尤擅“于细微处见精神”的人，我们佩服一个人，会想当然地以为他诸方面见识都很出众，其实未必，比如周作人，看他谈任何一个细微问题，都见识出众，一旦思其大处，则难掩笨拙。

我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合而为一了，可能没有什么学术上的依据，有欠考虑，但感觉上应当如此，譬如殷海光自称“五四之子”，这里的“五四”，定然不是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五四，而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五四。

周泽雄

勇健兄：马马虎虎地说，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确实经常被混为一谈，细究，则有差别，而且，差别还很大。比如被人视为五四先锋的胡适，对五四运动就颇为仇视，在他看来，正是突如其来的五四运动，打乱了新文化运动的既定步骤，导致运动的方向由国民性改造、文化改良、民主渐进，陡转向了反帝反封建。简单地说，新文化运动不会引导共产党的诞生，而五四运动却会。历史地看，新文化运动是一项宏大的文化战略，五四运动则是一个突发事件。
但是，很多人确实没有细究两者的差别，当他说自己是五四之子时，他可能说的正是“新文化运动之子”，他认为两者一样，不会混淆。
而欲梳理五四的功过，必须始于将两者分开看待。换言之，必须把两者分分清楚。

[ 本帖最后由 周泽雄 于 2008-10-3 14:21 编辑 ]

郭勇健

回泽雄兄：
在周测纵先生的《五四运动史》中，也提到胡适拒绝把“五四运动”包括到新文化运动之中的看法。但他作为五四运动史家，显然反对这一点。他追问：“五四运动”一词的范畴到底应不应该包括“新文化运动”？答案是：“我认为分开就两者都无法充分说明，更无法了解这一时代。”下面是他的一段话：

仔细研究“五四”的主流，我们会发现最重要的事件都发生在1917年年初到1921年年底的五年之间。在1917年，新起的思想界人物，以《新青年》杂志和国立北京大学为中心，团结他们的力量，发起新思想和新文化改革，1921年以后，运动多已发展为直接政治活动，以后几年里，思想改革和社会改革多多少少遭受忽略。因此，我们很有理由把“五四时代”定在1917年到1921年这段时间之内，而这段时期又可以以“五四事件”本身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周测纵先生还在一句话中指出，“五四事件”不等于“五四运动”。

我想，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分开，也许有助于澄清某些东西，但更可能导致“两者都无法得到充分说明”。

周泽雄

回勇健兄：
周策纵先生的看法，与胡适的意见并不矛盾，区别只是角度。胡适作为当事者，对两者的区别看得透彻，由于他还认为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构成了干扰，所以，划分两者的意图就要更加坚定（还伴随着若干痛惜）。周策纵作为专门研究五四运动的专家，着眼点难免先要观其大势，从大处着眼，为了给那几年时间一个命名，说成五四时代显然要比说成新文化时代更加方便趁手一些。而且，就因为周策纵做出了这个区别：“五四事件”不等于“五四运动”。再把那个时代说成“五四时代”，就不会有分歧了。
由分观再到统观，与由统观到统观，得到的收获应该是不同的。

剑影秋歌

邵兄在书里貌似也明确区分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不同，或者可以这么说，新文化运动乃是一班知识人发起而祈望获得文化突围的运动，但是五四运动显然背离了这个方向。

郭兄所谓新文化传统乃是中国20世纪惟一的思想资源，愚意倒也不见得。比如梁启超、杜亚泉、陈寅恪这一路，是否也属于“新文化传统”？还有，比如以赵紫宸等为代表的基督教资源，是否也属“新文化传统”？我认为两者都不是，但是恰恰是它们给我更多启发。

李大兴

我以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还是需要分开看的。第一，前者是政治运动，后者是文化运动；第二，前者是突发性的，后续影响也未必有后人总结的那么大，更多是一种象征性意义；后者是有传承的，后续影响尤其深远。
即使新文化运动，后人也往往拔高其意义，忽略其中非理性、激进独断的倾向。我的理解，邵兄是在此意义上想要“颠覆”吧？

网事情缘

记得早年李泽厚也似乎谈到这个问题，他的意思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说来，读他的这篇文章已经有20年了。那时我还不知天高地厚地写过一篇一万多字的长文《论新文化运动的崛起》，那时似乎找不到投稿的地方，其实就是投了，估计也没人理我

兹录一段：

七十年前的五月四日，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场伟大而又有深远影响的事件，这就是五四运动，距离今年已经七十年了。

五四运动是由文化启蒙和民族救亡两个部分组成的，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由于性质的两重性，使得深远的运动更加重大起来，内容也变得更加丰富，当把它作为文化启蒙来看时，其内容必然落实到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但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形态从来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它就不再只指向文化启蒙，同时也顺应了民族救亡这一历史使命。今天重新讨论这个问题是有着重大意义的：我们面临着新的启蒙与救亡是双重责任，这就不能不涉及到传统文化的趋向、再启蒙的意义，以及如何建构起一个新的民族精神等重大历史课题。

一、传统文化的趋向：批判传统并不等于摒弃传统
…………


二、启蒙的艰巨与复杂
…………


三、新文化运动的再崛起
…………
作为“救亡的五四运动”是很短暂的，作为“启蒙的五四运动”则延续到“九·一八”事件才告一段落，文化上的争执完全被民族的救亡所取代。伟大的并不意味着最后的胜利，而失败的原因正是政治动荡的结果——这是符合当时中国状态的结果，它已接近理想的状态，对此无须颇多微词。可以看出，所谓新文化运动是以政治目的为肇端的，在文化反叛的背面更直接的是对专制政治的反叛，企图建立一个普遍民主的体制，但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剧，救亡运动淡化了新文化运动，直接取而代之，并使“救亡”形式不复存在，从根本上停止了纯粹文化运动这一运作的可能性，并使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科学、民主、理性等口号逐步夭亡，救亡意义大于启蒙意义，有着制约和主导作用，最终使启蒙彻底破产——这也是五四运动的最后结果。


很显然，中国启蒙运动是有别于西方启蒙运动的，它并非出自于文化自我更新的需要，而是政治腐败的结果，其中必然包含了失败的因素，今天是重新确立启蒙运动的主体位置的时候了，启蒙运动的主题就在于新文化运动的再崛起。

既然是新文化运动的再崛起，那么就应该将其限定在“文化”的范畴内，就必须确立文化的主体性、独立性和非功利性。

所谓文化是主体性、独立性是就文化的实际指称而言，它是政治、经济、教育、科学等各种社会内容的综合，因而它和纯粹的政治形态是不相干系的，更不能成为政治的附庸，我们不能把启蒙运动设想为政治运动。显然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上就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至今也未得到淡化，因此，在今后的启蒙中，文化观的更新是第一位的，只有在彻底地割断文化—政治的姻缘关系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进行真正的政治、经济改革，才能将这场运动自谓为新文化运动。


不好意思帖了，害羞了

[ 本帖最后由 网事情缘 于 2008-10-4 00:00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