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大牛津》，小八卦

clairdelune

　　朱绩崧

　　每一个想了解《大牛津》纸面外、网页外轶闻掌故的人，都请千万不要忘记“斗争”二字：《大牛津》固是学术的成果，更是斗争的产物。



《英语宝库：活生生的〈大牛津〉》　　[美]夏洛特·布鲁尔著　　Yale UP 　　2007年

　　在上海，你找个中学生或大学生，问他：“《牛津》侬有伐？”他如答有，十有八九是说他有一本《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相形之下，国内听说过《牛津英语大词典》（简作《大牛津》）的要少得多。平时惯用千把页厚的工具书，一旦在图书馆某个尘埃集中落定的角落发现还有这样一部词典，纸面版本有皇皇廿卷，外加三册数百页的补遗（2.2万余页，收词目约30万条、词形约62万个、发音约14万种、互见约58万处、引文约250万则……）除了“很好很强大”，你还能兴叹出啥来？
　　
　　《大牛津》自1928年出齐第一版一百二十八个分卷后，英美学者评述不断。从“八卦”方面入手的，最早可追溯到第三任主编詹姆斯· A. H. 默里（James A. H. Murray）爵士的儿子之一为他写的传记，印象中是在南非自费印刷的，今已难觅；最著名者，则是默里的孙女之一为他写的《坠入字网：詹姆士·A. H. 默里和〈大牛津〉》（简作《字网》），1977年在耶鲁大学出版社付梓，由《大牛津》四卷本补编主事罗伯特·W. 伯奇菲尔德（Robert W. Burchfield）博士作序。此书名噪一时，作者虽与传主隔代，然海量考证文献，信而有据，如今凡涉《大牛津》编纂史的文章，无不参鉴《字网》。
　　其实，《大牛津》和牛津社的关系，至少在“第一版”时期内，绝谈不上“和谐”，仿佛是被剥削者的默里觉得社里给钱少，催事急，想要顶牛津荣誉博士的帽子戴戴，牛津社迟迟不肯张罗，谋教职更是甭谈。（顺便说一句，西蒙·温彻斯特Simon Winchester十年前出过本关于《大牛津》的书，叫《教授与疯子：一个关于谋杀、疯狂和〈大牛津〉编纂的故事》，写疯子W. C. 麦纳为默里义务查证引文的故事。其实默里从来不是牛津教授，故书名并不准确。）牛津社“代表”（Delegates，身份犹今“董事”）老爷们，别看个个是学界名宿，却偏爱插手《大牛津》编务、财务，某个词（如fuck、cunt等禁忌语）不许收进，某笔款项禁止支出，为提高样稿产出率，甚至不惜违背当初规定只设一员主编的合约，连续拔擢三位“助理”为“主力”。默里能在如此重压的环境下，非但自己全脱产地干，且拖上老婆孩子打小工，死前眼看书稿完成指日可待，他历经的艰辛自非常人可想。坠入字网，死于字网。“博士”之誉何足道哉？纯“烈士”也。
　　《字网》是好书，可问题是：首先，对乃祖有过誉之嫌，泛读相关文献资料，会发现“烈士”脾性刚“烈”，是敌是友，一律“秋风扫落叶”，远不如他的后任、同样自学成才的亨利·布莱德雷（Henry Bradley）那样谦和。直到1915年默里去世后，牛津社才敢在标题页上把其他三位主编之名印在他后面。至于专业学养，恐怕他也不及后任的后任、同样是苏格兰人的威廉· 科瑞吉（William Craigie）。更令人遗憾的是，《字网》只是部断代史，成书三十一年间，《大牛津》有了四卷本补编（1972-1986）、第二版（1989年）、三卷本补遗（1997）。这些衍生作品的背面，难道就只存在钢笔-墨水、手指-键盘的亲密接触吗？
　　
　　当代《大牛津》研究阵地两大女悍将之一夏洛特·布鲁尔（Charlotte Brewer；另一位为琳达·莫格尔斯顿Lynda Mugglestone，亦奉职牛津大学）的新书《英语宝库：活生生的〈大牛津〉》（Treasure-House of the Language: The Living OED，下略作《宝库》）就致力于对后默里时代《大牛津》编纂史的描记：从1928年4月19日《新英语词典》（《大牛津》原名）杀青到1984年5月15日“新《大牛津》项目”发轫。以往，这段历史只能在随正版词典奉送的《〈大词典〉导引》的附录里略窥豹斑。
　　《宝库》的写法，和莫格尔斯顿的《迷失词林：〈大牛津〉秘史》（2005）很相似，都延续了《字网》中采用的“斗争”叙事。《宝库》中，编者阵营的主角已不再是默里，而是科瑞吉和C. T. 阿尼恩斯（C. T. Onions）。布莱德雷去世后，他们俩联手为这部号称“牛津大学至巨荣耀”的辞书收官。出人意料的是，一边携手跟执意“多快好省”的出版社斗争，科和阿二人间却抵牾渐增：他们“互相猜忌，关系紧张”，时不时为分工分酬大闹情绪。牛津社有意倚重前者，因为他最遵守“定量工作，定时完成”的原则。譬如，在1915年上半年间，布莱德雷完成了八十页定稿，阿尼恩斯仅六十四页，而他则做完了一百二十八页之多。出版社，古今中外，最喜欢的莫过于找到这样快速高产的编著者了。何况，按约翰·威林斯基（John Willinsky）《词语帝国：〈大牛津〉的王朝》里的说法，随着英语社会对钦定版《圣经》的需求与日俱减，处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牛津社已按捺不住要寻找一头新的“现金母牛”了—— 《大牛津》一举就把英语词典界最亮丽的“牛津”品牌打了出去。可是，科瑞吉这尊菩萨，也在烦恼中茁壮成长了起来，牛津的庙最终留他不住。“1925年，他去芝加哥定居（做芝大教授去）了，显然既有金钱的原因，也因为那里学术机遇更多。”不过，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因素，作者并没有提到，那是科瑞吉一句话里露出来的：“《大牛津》的工作，总的说来，非常沉闷无趣”，再次传达了一百七十多年前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博士关于词典编纂“累己不害人”（harmless drudge）的重要讲话的核心精神。做一件沉闷无趣的事会沉闷无趣，但停下来，换着去做另一件同样沉闷无趣的事，则会不沉闷无趣很多，这是生活的道理。这方面，科瑞吉深知该如何利用牛津社现有的资源。成箱的引文卡片在第一版出齐之后，被索去大西洋对岸，为他那规模更宏大的词典计划服务：《美国英语程度》（1936-1944）和《古苏格兰语词典》（1931-2002）。这对二十多年后伯奇菲尔德因陋就简地主持增补工作多多少少造成了麻烦，在中国人眼里大概总显得不大地道：好比造完桥的，临走虽不拆桥，却要搬去一个桥墩。
　　如今圈内人说起科瑞吉，常常提到他“长袖善舞”外的另一长处：长寿（1867-1957）。有人遂得结论：要出部头大的力作，必须活得长。更有人颠倒因果，说做词匠乃是长生久视大法门。我隐疑：编词典者爱近视，此疥癣耳，终日兀坐却是养颐大忌。目下词典多要在电脑上加工，射线更堪比霜剑风刀。
　　阿尼恩斯活得更长，九十二岁。自老战友科瑞吉“孤帆远影”这么一去，一摊子词典项目，从《大牛津》简编本到福勒（Fowler）兄弟的《简明牛津词典》，“飞流直下”向他倾压过来。起初，科瑞吉还能以“决胜千里外”的函授形式挂帅，和坐镇牛津本阵、进军颇缓以致形成定稿“瓶颈”的阿尼恩斯合作。如此，1933年便有了三百页零敲碎打出来的一卷本补编，而阻隔英美的一衣带水让很多本可注入编辑流程的资金都打了皇家邮政的水漂。再后来，科瑞吉为手头那两本大型历史词典忙得无暇东顾，牛津社只得全仰仗阿尼恩斯：跟他订“返聘”合同，为他办退休金——1949年，七十六岁的他所享年金仅四百英镑，区区小数再次凸现出当日几乎扼杀《大牛津》的危机。照《逐日：词匠与词典》作者乔纳森·格林新近的说法，当时牛津社的“代表总书记”（Secretary to the Delegates，犹今“董事总经理”）肯尼斯·赛萨穆（Kenneth Sisam）是个大魔头，最拿手的妖法就是确保词典编纂者“事倍薪半”。这话有点冤枉他了，虽是一派掌门，他这点功夫全是上几代传下的：世界各国的民族语言词典，就《大牛津》没吃到一口政府赞助，初版预算七千英镑，花到最后逾三十万，牛津社也是不得已。
　　阿尼恩斯做到死，《大牛津》简编本和《牛津词源词典》都没审校完。据传此公“其舌如蜂，语出蜇人”，喜欢他的同事像蜂皇浆一样珍稀。但他为《大牛津》衣钵传承做出的贡献之大，不亚于默里当年读了份近似《上海书评》的伦敦报纸，发掘出布莱德雷这块好料：某年月日，藩属岛国新西兰有个小扁头，来在牛津读本科，叫阿尼恩斯遇着了，虽没传他《如来神掌》之类的秘籍，但扎扎实实鼓励了一番，大意总是“八九点钟的太阳”来编词典“大有可为”云云。于是，到了1986年，《大牛津》有了整整四大卷补编，英语世界便都知道小扁头姓伯奇菲尔德了，他从伦敦语文学会构想编纂《大牛津》（1857）后的第一百年起，干了整整三十载。遇到的问题，无非还是两个“凡是”：凡是资金和篇幅，总是有限的；凡是语料和理想，总是无限的。
　　
　　然而，让我感到有些失望的是，作者运笔到此，戛然无甚八卦可续叙，仿佛编著阵营间就此结束了斗争，和平共处。作者的解释是：一者，上世纪中叶起，双方接触改从笔墨转向口水（议事、言欢、吵架等），后人无从稽考；再者，为数不多的文字记录要为健在的尊者讳，保管方不便公开。于是，全书后半部分来了个由飞短流长到谈学论道的大换型：数据、图表一一祭出，特别是第四章《英语宝库：〈大牛津〉的角色与功能》显得与先前的历史叙事格格不入，令全书顿时飘逸出“周食神”牌杂碎面的味道。如果说这一章的存在是一个“失败”，那么“失败中的失败”则是作者把很多边际大得博士论文都写不下的题目，如第四节“语言与文化”、第八节“引文：《大牛津》的原料”等，用三两页就打发过去了。我倒想问：尊者们健在，为什么不去采访呢？口述史也很值得读者们期待啊。作者在《导言》中声称本书宗旨，乃在“揭示两大共存目标之间的紧张关系：一、使《大牛津》尽可能完美，二、依可行的速度，投入可承受的成本，以此续出补编与新版。”质而言之，就是要刻画出完美主义和实用主义在《大牛津》这座竞技场上的斗争。每一个想了解《大牛津》纸面外、网页外轶闻掌故的人，都请千万不要忘记“斗争”二字：《大牛津》固是学术的成果，更是斗争的产物。至于“谁负谁胜出”之后话如何，且看布鲁尔、莫格尔斯顿两位女史能否近水楼台地再为我们追踪报道了。   ■

　二十卷本《牛津英语大词典》
　　延伸阅读
　　●《坠入字网：詹姆斯·A. H. 默里和〈牛津英语大词典〉》
　　[英]K. M. 伊丽莎白·默里著；魏向清、范红升译，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4月第1版
　　●Caught in the Web of Words: James A. H. Murray and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K. M. Elisabeth Murray，New Haven，CT：Yale UP，1977
　　●Chasing the Sun: Dictionary Makers and the Dictionaries They Made
　　Jonathan Green，New York：Holt，1996
　　●Empire of Words: The Reign of the OED
　　John Willinsky，Princeton，NJ：Princeton UP，1994
　　●Lost for Words: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Lynda Mugglestone，New Haven，CT：Yale UP，2005
　　●The Meaning of Everything: The Making of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Simon Winchester，Oxford：Oxford UP，2003
　　●The Professor and the Madman: A Tale of Murder, Insanity, and the Making of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Simon Winchester，New York：Harper Perennial，1999

[ 本帖最后由 clairdelune 于 2008-10-4 00:17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