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索尔仁尼琴：薪火相传的人文主义传统

丙辰龙

林贤治访谈


　　索尔仁尼琴，一个苏联作家，2008年8月3日在他莫斯科的家中逝世，享年89岁。他比苏联活得更长了17年，这个曾经被他抨击、开除他的公民资格并将他驱逐出镜的超级系统，已于1991年宣告解体。索氏曾被称为“俄罗斯良心”，在他跌宕坎坷的一生中，带着沉重的宗教情怀、道德责任感和强烈的民族主义心理，不懈地追求公平和正义，不仅给俄罗斯也给整个世界留下了丰厚的文学和思想遗产，同时也留下了持久的争议。


　　南方都市报：索尔仁尼琴这一代出生在十月革命前后的知识分子，是一群对俄罗斯土地抱有忠诚、对未来抱有莫大希望的人，他可能算是最后一位了。

　　林贤治：十月革命刚刚取得胜利，就出现了震惊世界的对苏联知识分子的大流放，史称“哲学船”事件。这个事件的档案直到苏联解体才公开。当时列宁亲自指示安全部门，把苏联的一批知识精英送上两条大轮船，发点津贴，把他们流放到国外。这个事件是震惊世界的。当然，这个做法相对于斯大林时代要温和许多。到了斯大林时代，很多作家和诗人都被杀害了，如阿赫玛托娃的第一任丈夫古米廖夫和曼德尔斯塔姆，这两个诗人就是被枪毙的。对苏联怀有非常强烈感情的茨维塔耶娃，从巴黎返回苏联，结果她的丈夫、女儿都被关起来了，她生活无着，连当洗碗工的工作都求不到，最后自杀了。还有流放到国外去的，《我们》的作者扎米亚京如果不是获得高尔基的帮助，有可能也就完蛋了。阿赫玛托娃当时被开除出了作家协会。作家被开除出作家协会，就意味着没有职业，也意味着不能发表作品。



　　南方都市报：从您最早关注流亡者这一批人，后来转向关注中国知识分子状况，您能不能对俄罗斯知识分子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做一个横向比较？

　　林贤治：鲁迅不止一次强调，中国没有俄国式的知识分子。怎么认识俄国式的知识分子呢？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和黄金时代在血脉上是薪火相传的，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文主义传统。

　　俄罗斯的知识分子，这里可以粗略地总结几个特点：第一，反对专制统治，他们对抗的合法性暴力，直接来自沙皇和中央政权。这一点很突出。第二，他们热爱人民。这和欧美的知识分子有很大差异，尤其在美国，知识分子强调个人主义很突出。但俄罗斯知识分子对俄罗斯土地、俄罗斯人民的热爱，有一种整体感，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最突出的。第三，他们具有现实主义的态度，就是索尔仁尼琴说的“说真话”。他们不隐瞒，不掩饰，不会采取虚伪的、欺骗的行为。在美术方面有巡回画派，反映到文学里面，就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直到索尔仁尼琴，从主题、题材如实描写，一直到整个风格，都能看到他们的现实主义精神。这就是鲁迅说的“直面人生”。鲁迅说中国的文学是“瞒和骗”，而俄罗斯文学正好是反“瞒和骗”的传统。第四，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团队精神很突出。他们不是单个作战，而是构成集团军。早年别林斯基、赫尔岑、涅克拉索夫他们团结在《祖国纪事》周围，到十月革命以后，在他们影响下才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在恶劣的环境底下依然有团结精神，他们内部相互救助的精神是很感人的。比如说一个作家出问题了，像高尔基和帕斯捷尔纳克等有点“背景”的人，就给斯大林写信。苏联有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苏联早期的知识分子依然能传承沙俄时代的人道主义传统，到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肃反时期依然如此。但到了后期，经过非“斯大林化”，本来社会应该比斯大林时代相对宽松一点，但这个时期的文学成就还远不如早期，知识分子的状态也不如早期。这个时代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和二三十年代相比，有很大的差距。他们长期致力于培养“苏维埃人”、“新人”，应当说是效果卓著的。这一点非常值得研究。



　　南方都市报：俄罗斯知识分子还有很强的救赎情怀和原罪感。

　　林贤治：这是因为他们的东正教传统。苏联有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就索尔仁尼琴来说，他和萨哈罗夫等同被称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但他的东正教思想，拯救俄罗斯的宗教感很突出。其他的知识分子，即使不是像他这样非常强调某一个教派的思想，但宗教在一个国家形成的精神氛围，对国家的知识分子影响很大。这就是强调精神、信仰自由。我们国家没有这个宗教传统。鲁迅说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时候，就说是“中国文人无特操”，就是说没有独特的人格和操守，“见风使舵”。这是鲁迅的原话。人格传统，精神传统，刚才您提到这一点，两个国家的宗教文化传统，也能反映到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里面。



　　南方都市报：那么宗教对这种传统的形成起到了哪些作用？

　　林贤治：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信不信教的问题，理性可以处理的问题，重要的是一种宗教感。这里包含着：一是爱，我觉得这很重要。宗教讲究终极关怀，所以他们全力以赴，他们有那种非常开阔的精神空间，爱的普泛性、一致性、不到头不罢休的精神，都可以看作是宗教的意识。二是拯救。他们觉得人有原罪，俄罗斯知识分子觉得自己有这样一种拯救的责任和情怀。不在于你是哪个教派，而在于宗教本身给予的是精神上的支柱和动力。



　　南方都市报：在全世界媒体还有无数网友都在纪念索尔仁尼琴时，我却想起了另外一个人———萨哈罗夫。你刚才提到了索尔仁尼琴热爱人民、热爱土地，他有着大俄罗斯的迷梦；而萨哈罗夫更接近西方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他特别强调个体、强调至上的人权。

　　林贤治：萨哈罗夫有个说法很有趣的，他主张美国打苏联。我认为这是物理学家非常特殊的思维，有一个方法论在里面。天体物理学家们，像布鲁诺、爱因斯坦、萨哈罗夫，他们的视野更广阔，更讲究科学性、真实性、可行性。他们会想得更多一点。他们比起一般的人文知识分子，思维更开阔，他们对西方世界容易持开放态度，不那么固步自封、夜郎自大，容易避免像索尔仁尼琴那样有大俄罗斯情结，更容易接受外面的东西。虽然他们的专业不一样，但是他们表现出来的对人的关注，对以人的存在问题为中心的关注，和其他人文知识分子是一致的，他们也可以称为人文知识分子。



　　南方都市报：索尔仁尼琴的这种大俄罗斯民族情结或许是他的一个局限。如您所说，这可能需要更广阔的视野和更超然的个体情怀。今年网上所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情绪非常突出。就国家意识、民族主义这类话题而言，我相信知识界和民众对此的分歧是非常大的。

　　林贤治：事实确实如此。说到索尔仁尼琴这一点，老实说，我并不认为索尔仁尼琴什么方面的思想都是好的，优秀的。在他出国之前，可以说，基本上完成了索尔仁尼琴。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他的作品，从《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到《第一圈》，再到《古拉格群岛》和《癌症楼》，这些都是在出国前写的。这些作品，都是集中营文学、劳改营文学。在他的作品和讲话里头，整个主题就是切入集权主义之下普通人的命运。他作为“俄罗斯的良知”，对社会公正、人道的呼吁都反映在出国前的作品里面。出国后他一边批评西方，一边续写《红色车轮》，其实这是一本历史书籍，并不同于前期那样，具有一种痛感去暴露非人道的制度。他回国之后，对俄国整个宗教性的皈依，我觉得更厉害了。

　　以前在他的作品中，很少出现大俄罗斯的那份东西。包括他的讲话在内，关注个人，个体的命运，在诺贝尔授奖词中也都特别提到这点。对于他回国后和普京等政治家握手言和的态度和行为，我是不以为然的。为什么呢？我很认同鲁迅说过的一句话：“我是不和政治家去说的”。这是鲁迅对政治家的态度。因为作为知识分子，他有他的公共空间，有他独立的生存方式和表达方式。在德国《明镜》周刊对他的访谈里面，索尔仁尼琴还是为普京辩护的。在建设“大俄罗斯”方面，在中央集权方面，普京和索尔仁尼琴的思想有非常一致的地方。民族主义的思想和情绪，很容易为统治者所利用，而且历来如此。索尔仁尼琴本来不会看不到这一点。但是，他在出国前，在宣扬“大俄罗斯”思想方面，除了公开信等少数文字，很少流露出来，出国后就变得突出了。



　　南方都市报：索尔仁尼琴抨击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现在又和铁腕人物普京惺惺相惜，乍一看还有点让人费解。

　　林贤治：这就是和他的大俄罗斯情结有联系，统一的俄罗斯是索尔仁尼琴价值观的核心部分。在出国之前，由于他的身份、遭遇，对个人的关注会占上风。在他回国之后，整个苏联瓦解了。这个存在近百年的政权所暴露的制度问题，不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能担当的，就像法国的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里说的，虽然叶利钦也有非常错误的政策，但是事情足以发生，出现一些混乱、无序等等状况，您不能过多地归咎于叶利钦或哪一个个人，应该着重分析其背后的制度——整个俄罗斯专制的、垄断的、腐败的制度，是整个旧制度的产物。就如同打扫一个马厩，需要一段时间，您把它全部归咎于叶利钦，这不利于我们对苏联改革和人类进步问题的认识。普京本人就是一个政治铁腕人物，强化了中央强权，把所有权力集中于一身。俄罗斯从政治一直到文化、新闻，整个人权状况、自由民主的状况，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是倒退的。普京作为一个铁腕人物，他为索尔仁尼琴所认同，正是大俄罗斯情结把他们连在一起。

　　再就是，索尔仁尼琴从美国回来的身份也不同了，浩浩荡荡的，用中国的老话说是“衣锦还乡”，和之前作为劳改犯朝不保夕的处境是完全不同。这时，他更看重的是国家而不是个人，应当是势所必至的了。



　　南方都市报：这个问题牵涉出来，就是知识分子与政客、政治家，知识和权力的关系问题，而非常遗憾的是，无论是中国的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还是西方，都有知识和权力互置的传统。

　　林贤治：知识分子要有自身的独立性，自身的思想和活动空间，他和政治家不是连体兄弟，而是独立的。如果知识分子本身要结盟，他们就要对政府构成压力，西方说的所谓“压力集团”。如何壮大社会舆论并给政府构成压力，对知识分子来说这才是重要的。



　　南方都市报：和托尔斯泰一样，反对私有制也是索尔仁尼琴很重要的价值观，对此您有何看法？

　　林贤治：索尔仁尼琴反对私有制，但也不能完全否定他。我个人认为，认识私有制有两个方面。私有制会引起社会不公等诸多问题，从一种社会理想的角度去看，有所批判还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可以说是必要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从个人权利的角度出发，反对私有制是不现实的，而且也是非常有害的。因为私有制确保了个人自由。自由最先从权利说起，私有制作为一种权利被否定了，人类的自由从何谈起？就没有根基了。您刚才说得好，这应该是索尔仁尼琴在认识上的一个问题。

　　

丙辰龙

　□许纪霖/口述


　　索尔仁尼琴不仅是俄罗斯的良心，在我看来也是世界的良心。他不是一个简单的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是从某种政治立场来批判极权主义，他是从人类乃至上帝的角度来看人间的罪恶。当他生活在极权主义时代，他激烈地、公开地批评了极权主义。后来他去了美国，也看到了资本主义世界很多负面的地方，看到了整个西方世界充斥着物资欲望，但精神却在堕落，他对此也进行了批评。


　　他从人类的立场反思各种文明和它们的阴暗面，这一点让我很敬佩。我们也应看到，索尔仁尼琴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他背后有两个强大的精神传统。一个是他的东正教背景。俄罗斯是一个具有强烈宗教气质的国家，它们有很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都有深切的宗教关怀，这是这个国家精神支柱的所在。到了19世纪以后，这样宗教关怀以一种世俗化的形态出现，这是俄罗斯的人道主义传统。这些是赫尔岑开始，一直到普希金、托夫妥耶夫斯基等。这些虽然很世俗化的，但仍然充满宗教的激情：对人间罪恶的敏感，对人间苦难的同情，对不正义的讥讽，这些都是俄罗斯知识分子共同的特点。索尔仁尼琴继承了这样一种精神命脉，他不是孤独的，这是他精神资源强大的地方。


　　索尔仁尼琴是在这样一个层面上进行现世的批判。这就是宗教的作用。现在的人都在追求现世的自由，但自由不仅仅是平等的选择机会，自由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一种能力，可以从道德上、意志上自我做主，这就是道德和意志的自主性。自由的背后是要有一种能力，它需要某种精神的判断力、心灵的判断力。这背后就需要一定的资源，这资源相当一部分就来自于宗教。宗教并非完全和启蒙相对抗。法国大思想家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就发现，在法国，天主教和启蒙对抗，在美国却不一样。美国在开国过程中，宗教扮演比较积极的核心作用，提供了美国个人主义大部分的资源，今天这个社会，宗教的作用不可以忽略。


　　今天俄罗斯在重新振兴时，东正教正扮演着很重要的作用，成为整个国家精神的核心。去年我到俄罗斯考察，看到莫斯科到处都在重建东正教教堂，其中一个在建的一个大教堂，将成为这个国家最大的东正教教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莫斯科二战胜利广场，它是在俄罗斯经济最困难时（1995年）建成。广场气魄之大，纪念碑上那头胜利的鹰直入云霄，把法西斯的毒蛇踩在脚下，给你强烈的震撼。当然，这仅仅是一个象征。就是说俄罗斯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精神来源，自由民主和东正教的传统在俄罗斯那里正在找到一个契合点。这可能是俄罗斯复兴的一个很重要的资源。


　　至此，我就想到中国人的精神资源在哪里。在一个民族走向复兴的路上，走向自由民主的路上，不仅要靠制度的转型，制度本身不能创新制度的。制度的创新要靠人，就像30年前靠邓小平来进行改革开放一样。这个人不仅要有政治上的远见，也要有精神上的感召力和魅力，特别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历史上没有俄罗斯那种宗教传统，而以人文代宗教，仅仅靠儒家。儒家之所有这么大影响，是不仅仅靠学说，而是靠其代表，就是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中国传统一直要求古代的士大夫要有精神魅力，有人格和道德的感召力，从先秦的孔夫子，到宋代的王安石，我们看到很多有这样的精神魅力。转型时代更需要有精神魅力的精英能够替天行道，完成转型。


　　自“文革”以后，中国已进入了一个凡夫俗子的时代，不再有英雄。当然，有种看法是，这个时代不需要英雄人物了，只需要公民意识。但我想说，在一个民主时代，大部分人是从众的。从什么样的众，没有索尔仁尼琴的话，大家只能从余秋雨了。因为社会需要具体的人来做公众行动的楷模。如果南非没有曼德拉，俄罗斯没有索尔仁尼琴，两国的历史会怎样？

网事情缘

第二，他们热爱人民。这和欧美的知识分子有很大差异，尤其在美国，知识分子强调个人主义很突出。但俄罗斯知识分子对俄罗斯土地、俄罗斯人民的热爱，有一种整体感，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最突出的。

林贤治：萨哈罗夫有个说法很有趣的，他主张美国打苏联。我认为这是物理学家非常特殊的思维，有一个方法论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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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第一段：我不知道林贤治依据什么把个人主义传统和“热爱人民”对立起来看的？在俄国人的爱国情结里，浸透着一种沙文主义，我是时刻怀以警惕的态度的。

第二段，想来林贤治可能忽略了这样一件事，一个对俄国怀有强烈热爱情绪的作家，叫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人，他曾经坐在纳粹德国的广播间里号召德国消灭苏联（这里强调一下，他号召消灭的是苏联而不是俄罗斯），然而，奇怪的是，他又对最钟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过严厉批判，因为陀氏宣称：“最有力的俄罗斯会让整个欧洲粉身碎骨”，他还叫嚣：“向亚洲进军！……整个亚洲将响起轰鸣……请吧，生成对白沙皇不可战胜、对他坚不可摧的信念。”陀氏还惋惜：“1812年我们从身边赶走拿破仑以后，没有与他讲和，条件是让我们拥有东方，他拥有西方。”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为了俄罗斯的利益不惜要征服世界，而梅列日科夫斯基为了反对苏维埃则不惜毁掉祖国——这就是北极熊的性格？

对他们我历来是不信任的，虽然，有人说索尔仁尼琴是俄罗斯的良心，但我不希望他是世界的良心，从他和普京的近乎来看：这颗“良心”充满了杀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