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诗板、诗筒、诗屏和诗碑

梅茗

诗板、诗筒、诗屏和诗碑

吴淑玲

《文史知识》2008.7


在唐代诗歌的当时传播中，诗板、诗简、诗屏和诗碑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探讨唐诗当时传播的物质载体时，这几种传播材料是必须要涉及的，它们为形成唐诗传播盛况、为唐才子传名做出过贡献。但目前笔者尚未读到探讨唐才子借以传播诗名的这几种物质凭借物的文章，故综而述之，以待方家补正。

一  诗板

    纸张传抄而外，诗板也是唐人很流行的一种题写传诗的方式。诗板是一种用木料制成的薄板，类似于过去的木制黑板，只不过是木质底色，上面书写墨色文字。有不少驿馆、寺院专门备有“诗板”供诗人题写诗歌。《太平广记》卷312“刘山甫”条记载：

唐彭城刘山甫，中朝士族也。其父官于岭外，侍从北归，舟于青草湖，登岸，见有北方天王祠，因诣之。见庙宇摧颓，香火不续。山甫少
有才思，因题诗曰：“坏墙风雨几经春，草色盈庭一座尘。自是神明无感应，盛衰何得却由人。”是夜梦为天王所责，自云我非天王，南岳神也，主张此地，何为见侮?俄而惊觉，风浪暴起，殆欲沉溺。遽起，悔过，令撤诗板，然后方定。(中华书局，1961，2468—2469页)

题诗的当夜有梦，俄而惊觉，遽起，悔过，令撤诗板，一系列事件发生在夜间和夜起后，而写诗是在头一天，可见诗板不是临时赶制，而是寺院原本备有。一个破损的寺庙里尚有诗板，由此可以推知其他寺院亦当备有诗板。从唐代文献资料看，准备诗板供诗人题写并非只有寺院，驿馆亭舍亦有准备诗板的习尚。《唐摭言》卷13《惜名》记载：

李建州，尝游明州磁溪县西湖题诗；后黎卿为明州牧，李时为都官员外，托与打诗板，附行纲军将入京。蜀路有飞泉亭，亭中诗板百馀，然非作者所为。后薛能佐李福于蜀道，过此题云：“贾掾曾空去，题诗岂易哉!”悉打去诸板，惟留李端《巫山高》一篇而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49页)

李建州“托与打诗板”的行为，说明李建州对诗板传诗的功能认识非常清楚，故欲借诗板传诗，而“亭中诗板百馀，然非作者所为”则清楚说明不是作者做好诗板后再题诗其上。那么，一定是有心人为方便诗人题署而准备诗板或诗人题署后为诗人之诗打造诗板。诗人来至飞泉亭，倘有诗兴，便可随时在诗板上题写诗歌或题诗后交人制造诗板。唐人这种为诗人题写提供方便的作法，可从《山西通志》卷229采录的一则有趣记载中获得印证：

(白居易)曰：“历山刘郎中禹锡，三年理白帝，欲作一诗于此，怯而不为，罢郡经过，悉去诗板千馀首，但留沈俭期、王无竞、皇甫冉、李端四章而已。此四章，古今绝唱，人造次不合为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50册，757页)

“诗板千馀首”，数量相当可观。

    后蜀何光远《鉴戒录》卷7也记载了一则与元稹、白居易有关的诗歌传播故事，其中提到长安慈恩寺中的诗板：

长安慈恩寺浮图起开元。至太和之岁，举子前名登游题纪者众矣。文宗朝，元稹、白居易、刘禹锡唱和千百首，传于京师，诵者称美，凡所至寺观、台阁、林亭或歌或咏之处，向来名公诗板潜自撤之，盖有愧于数公之诗也。会元、白因传香于慈恩寺塔下，忽视章先辈八元所留诗，白命僧抹去埃尘，二公移时吟咏，尽日不厌，悉全除去诸家之诗，惟留章公一首而已。乐天曰：“不谓严维出此弟子!”由是，二公竟不为之诗，流自慈恩息笔矣。(上海古籍出版社，l987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354R，907页)

“向来名公诗板”，看来所存诗板亦不在少数。

    后人的记载也可印证唐人题诗于诗板的现象。胡仔《渔隐丛话前集》卷24“罗隐”条：

蔡宽夫《诗话》云：“润州甘露寺有块石，状如伏羊，形制略具，号很石。相传孙权尝据其上，与刘备论曹公。壁间旧有罗隐诗板云：‘紫髯桑盖两沉吟，很石空存事莫寻。汉鼎未分聊把手，楚醪虽美肯同心。英雄已往时难问，苔藓何知日渐深。还有市厘沽酒客，雀喧鸠聚话蹄涔。’时钱镠、高骈、徐温，鼎立三方，润州介处其间；隐此诗比平时所作，亦差婉而有味也。元符末，寺经火，诗板不复存，而石亦毁剥矣。寺中有李卫公诗，陆探微、吴生等画，亦同为煨烬。”(中华书局，1985年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561册，161页)

诗板是为更好地传播应该无疑。胡震亨《唐音癸签》卷29：

或问：“诗板始何时?”余曰：“名贤题咏，人爱重，为设板。如道林寺宋杜两公诗，初只题壁，后却易为板是也。”又问：“今名胜处少有宋、杜句，而此物正不少，奈何?”余曰：“亦有故事。刘禹锡过巫山庙，去诗板千，留其四。薛能蜀路飞泉亭去诗板百，留其一。有此棘手，会见清楚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305页)

胡震亨明确指出了诗板的传播价值是因为“名贤题咏，人爱重，为设板”，说明不是诗人准备诗板。而是喜爱“名贤题咏”的人们为诗人准备之。

既然有为诗人题诗准备诗板的风尚，诗人也喜欢在诗板上题诗，所以，喜爱诗歌的人们每到题咏聚集之地，也形成了寻找诗板读诗的风习。《全唐诗》卷597残存高璩两句诗云：“公斋一到人非旧，诗板重寻墨尚新。”卷676载郑谷《送进士吴延保及第后南游》云：“得意却思寻旧迹，新衔未切向兰台。吟看秋草出关去，逢见故人随计来。胜地昔年诗板在，清歌几处郡筵开。江湖易有淹留兴，莫待春风落庾梅。”说明唐人也很喜欢诗板传诗的形式，并把寻找诗板读诗作为一种游赏的内容。由此，写在诗板上的诗歌便通过人们的游览观赏传播开来。

二  诗筒

    南人常以竹筒贮物，亦用竹筒盛装书籍。李白《酬宇文少府见赠桃竹书筒》诗中提到了朋友赠给他桃竹贮书筒的情况：

桃竹书筒绮绣文，良工巧妙称绝群。
灵心圆映三江月，彩质叠成五色云。
中藏宝诀峨眉去，千里提携长忆君。

李白朋友所赠的这个书筒很有说道。书筒上刻有“绮绣文”，可见非常华美，说明以筒贮书的方法确实存在，而且，有些书筒还很讲究，就像李白所得的这一个。

    竹筒作为保存书籍的方式之一，在唐代是很被人看重的。如钱起《裴侍郎湘川回以青竹筒相遗因而赠之》云：
楚竹青玉润，从来湘水阴。缄书取直节，君子知虚心。入用随宪简，积文不受金。体将丹凤直，色映秋霜深。宁肯假伶伦，谬为龙凤吟。唯将翰院客，昔秘瑶华音。长跪捧嘉贶，岁寒惭所钦。

钱起诗中所说的竹筒，显然是用来贮存书籍的。从钱起诗看，竹筒不仅是贮书的工具，还是高洁人格的象征，说明竹筒贮书在唐人心目中很有品位。再如吕温《道州酬送何山人之容州》云：

匣有青萍筒有书，何门不可曳长裾。
应须定取真知者，遣对明君说子虚。

吕温诗中的“筒有书”，虽然没有明确说是竹筒，但已经明确地指出了是用筒贮书，而这样的“筒”一般是竹筒。竹筒贮书，和“匣有青萍”相提并论，如同宝剑配骅骝，而所反映的是主人武艺文才双得的骄傲。

   唐代诗人常常用竹筒作为邮寄诗歌诗卷的外包装，他们自己称之为“诗筒”。元稹和白居易的诗文往还，如杭越唱和，多依赖诗筒传递。白居易《醉封诗筒寄微之》：

一生休戚与穷通，处处相随事事同。未死又怜沧海郡，无儿俱作白头翁。展眉只仰三杯后，代面唯凭五字中。为向两州邮吏道，莫辞来去递诗筒。

    其《与微之唱和，来去常以竹筒贮诗，陈协律美而成篇，因以此答》云：
拣得琅玕截作筒，缄题章句写心胸。随风每喜飞如鸟，渡水常忧化作龙。粉节坚如太守信，霜筠冷称大夫容。烦君赞咏心知愧，鱼目骊珠同一封。

其《除官赴阙，留赠微之》云：
去年十月半，君来过浙东。今年五月尽，我发向关中。两乡默默心相别，一水盈盈路不通。从此津人应省事，寂寥无复递诗筒。

    白居易和元稹不仅常常通过诗筒传诗，也用竹筒存储诗歌。白居易《秋寄微之十二韵》说：
娃馆松江北，稽城浙水东。屈君为长吏，伴我作衰翁。旌旆知非远，烟云望不通。忙多对酒杯，兴少阅诗筒。

其中“忙多对酒杯，兴少阅诗筒”，可以说明白居易是用诗筒来储存诗歌的。其他唐诗人的生活中亦见用诗筒传诗和储存诗歌的记录。辛文房《唐才子传》卷8记载：
鱼玄机，长安人，女道士也。性聪慧，好读书。及笄，为李亿补阙侍宠，夫人妒不能容……与李郢端公同巷，居止接近，诗筒往返。……

可见鱼玄机和李郢的唱和也是通过诗筒传递。无独有偶，另一则关于廖图和齐己的记载也用诗筒传诗：
廖图，字赞禹，虔州虔化人。文学博赡，为时辈所服。……齐己时寓渚宫，与图相去千里，而每诗筒往来不绝，警策极多，必见高致，集二卷，今行于世。(《唐才子传》卷7)

从这则材料看，似乎廖图的诗歌不少是将通过诗筒传递的诗歌收集而成的集子，由此也可证明诗筒又兼保存诗书的意味。

诗文往还是唐代诗人之间的重要交际手段，也是诗文得以传播的基础。但诗人有时候并非居于一处，他们之间的诗文往还就只能依靠邮寄。邮寄通过驿路，依靠邮吏，不能直接将卷子交给邮吏，要有“信封”。布质、纸质的“信封”肯定会有，但这样的“信封”拆阅后就会损坏封皮，随手弃之，也就不再具备保存诗文的价值。诗筒就不同了。做筒的材料一般是竹子，将竹子的内心掏干净，打磨光滑，将写好的诗卷装进去，封筒，题签，交给邮吏即可。收到诗筒的人打开题签，将诗卷抽出阅读，阅读之后，可以将诗卷重新放回，长久保存，以备随时阅读，也可转寄他人。由此，诗筒成为比较讲究的唐代诗人之间互相传递诗歌的信使，使得远距离的诗歌传播得以实现，为唐诗在更广泛的范围里实施传播做出了贡献。

三  诗屏

    唐人的室内装饰物有屏风或曰障子，这可能是一种东西的两种名称。白居易诗《题诗屏风绝句》有：“障成定被人争写”可证。

    在屏风和障子上书写诗歌也是唐人的一种诗歌传播方式。而《全唐诗》中的许多题屏诗说明，屏风也是唐人传播诗歌的一种重要凭借物。

    《全唐诗》卷7载有宜芬公主的《虚池驿题屏风》：“出嫁辞乡国，由来此别难。圣恩愁远道，行路泣相看。沙塞容颜尽，边隅粉黛残。妾心何所断，他日望长安。”是豆氏女宜芬公主远嫁时所作，可见宜芬公主借屏风传播远嫁诗的用心。寒山《家有》诗：“家有寒山诗，胜汝看经卷。书放屏风上，时时看一遍。”可知寒山很清楚屏风传诗的意义。

白居易曾录写元稹绝句百首于屏风，其《题诗屏风绝句》序中说，元稹寄给他诗数百篇，他“掇律句中短小丽绝者凡一百首，题录合为一屏风……则安知此屏不为好事者所传?”(《白居易集》，顾学颉点校本，中华书局，1979，361页)并重题一绝，末二句云：“障成定被人争写，从此南中纸价高。”其《答微之》亦云：“君写我诗盈寺壁，我题君句满屏风。与君相遇知何处，两叶浮萍大海中。”可见白居易是有意题屏，并对题屏的传播效应很清楚，希望能通过自己的题屏形式以助元诗流传刘禹锡有《白舍人见酬拙诗，因以寄谢》，诗云：“虽陪三品散班中，资历从来事不同。名姓也曾镌石柱，诗篇未得上屏风。甘陵旧党凋零尽。魏阙新知礼数崇。烟水五湖如有伴，犹应堪作钓鱼翁。”从诗中透露的信息看，刘禹锡对名镌石柱很是得意，而对“诗篇未得上屏风”颇多遗憾。可见“能有诗篇上屏风”是唐人很重视的一种诗歌传播方式。

晚唐诗人韦庄有一首著名的长篇叙事诗《秦妇吟》，尘封千年后于敦煌藏经洞重新发现。但此诗在当时流传颇广，仅敦煌写本就
有十个之多，当时曾被制成障子，《北梦琐言》卷6云：

蜀相韦庄应举时，遇黄寇犯阙，著《秦妇吟》一篇，内一联云：“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尔后公卿亦多垂讶，庄乃讳之，时人号“秦妇吟秀才”。他日撰家诫，内不许垂《秦妇吟》障子。以此止谤，亦无及也。(林青、贺军平校注本，三秦出版社，112页)

韦庄不准家人垂《秦妇吟》障子(屏风)，可见当时已经有人把《秦妇吟》制成障子。王国维云：“此诗当时制为障子，则风行一时可知。”(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引，商务印书馆，1958，305页)可见障子在诗歌传播中所起的作用亦非同寻常，白居易的“障成定被人争写，从此南中纸价高”可证王国维所言非虚。由此不难推想，在唐诗的当时传播中，诗屏(诗障)是促成传播热潮的重要凭借物。

四  诗碑

    金石铭刻出现于甲骨文之后，是中国人对“永久记忆”的一种审美追求，在文化传播方面，它具有其他形式所不能替代的功能。如果说在山崖石壁上书写诗歌还是一种随兴而来的不自觉的艺术追求，那么，在山岩壁崖上铭刻诗歌或选择石料制造诗碑、通过金刻工艺刻写诗歌等，就是一种自觉的传播行为了，是诗人或刻诗者希望诗歌传之永远的心理写照。

    在石崖、石碑上刻诗，材料来源于大自然，较之金刻工艺要简便。石崖的位置、石碑的石料，都易于选择，自由度较大。石刻不受空间、地域限制，可供更多的人观赏、品评，具有较大的传播范围与传播价值。石刻还可组成庞大的石刻群，形成壮观的“碑林”，是许多游览胜地采用的传统民族文化形式。对唐诗而言，石刻是一种具有长久传播功能的传播材料。不少人认识到石刻诗歌传播久远的价值，并利用石刻传播诗歌，石刻因之成为唐诗传播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柳宗元《潞州兵马曹柳君墓志》：

    柳氏子某为平陆丞，王父母之丧，寓于外，贞元Z-十一年，始葬于虢之阌乡，窆墨遇食，乃贻书其族尚书礼部员外郎宗元，使为其志。……于是删其书为文，置于邮中，俾移于石上。(《全唐文》卷590，中华书局，1983，5962页)

“移于石上”即是刻石题写的保存传播形态，而对这种形态的期待，说明唐人对金石铭刻的传播价值确实比较看重。可以举几例说明唐人借金石铭刻传播诗歌的情况。

    唐玄宗《答李适之手诏》云：“卿文勒石，诚为可重，故令儿子题额及阴，何所发挥?而劳致谢。球场宴乐，咸睦深慈。岂伊斐然，少能申写。卿为宗子，欲名教有归，记之史册，亦随卿意。”(《全唐文》卷31，中华书局，1985，347页)可见李适之文勒石流传。杜甫《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云：“忆昔李公存，词林有根柢。……风流散金石，追琢山岳锐。”说明李邕之诗文多刻于金石而流传。胡宗愈《成都草堂诗碑序》中谈及杜诗时说：“其所游历，好事者随处刻其诗于石。”(仇兆鳌《杜诗详注·附编》，中华书局，1979，2243页)指的是杜甫游历过程中诗歌被刻于金石的情况，可见杜诗亦借金石铭刻传播。胡宗愈是北宋时人，与王安石、苏轼同时，他的话应该比较可信。刘长卿《至德三年春正月时谬蒙差摄海盐令闻王师收二京因书事寄上浙西节度李侍郎中丞行营五十韵》中有“金石悬词律，烟云动笔精”，可见金石用于铭刻诗词之功用。颜真卿《谢陆处士杼山折青桂花见寄之什》：“群子游杼山，山寒桂花白。绿荑含素萼，采折自逋客。忽枉岩中诗，芳香润金石。全高南越蠹，岂谢东堂策。会惬名山期，从君恣幽觌。”这首诗写的是金石因诗歌而增香，是对金石传诗的高度评价。


    以上例证说明，唐人已把金石铭刻作为诗歌传播的一种方式，反映了唐人之诗刻石而传的情况。宋时能够见到的唐代诗碑还很多，如欧阳修《集古录》收唐时唐诗金石刻共十二种；赵明诚《金石录》收唐时唐诗金石刻共六十六种；王象之《舆地碑记》收唐时唐诗金石刻近四十种，都说明唐代用诗碑传播诗歌的情况。胡震亨对这些碑刻资料的判断是：“欧阳、赵、王三录所载唐人诗篇，并得自石本，真概不疑。”(《唐音癸签》卷3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351页)那么，这些在唐代就立有诗碑的诗作，其所经过并阅读的人都是这些诗歌的接受者，并可能进行下一步的传播。

    金石铭刻物质材料的特点确定了它在诗歌传播中庄重、典雅、久远的传播价值。这种传播方式，在信息保存上具有相对的长久性，并成为后人收集、编纂诗集和校勘诗歌的重要依据，现存《全唐文》许多资料来源于金石铭刻，《全唐诗》中的一些诗歌和后人整理补遗的一些诗歌也多来自于金石铭刻。

要而言之，诗板是唐人喜好唐诗并助其传播的写照，诗筒是远距离的诗人实现诗歌交流的重要传播凭借物，诗屏是当时制造唐诗传播轰动效应的重要方式，诗碑是唐人渴望传名永远的传播心理的写照。这些传播的凭借物，都为唐诗的当时传播做出过重要贡献。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