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读顾彬：“德国身份”的洞见与盲视

闲人一名

2008年10月27日 14:34:59 　来源：新京报  

文/张莉


    没有哪个德国人像顾彬先生一样在中国媒体中如此受到追捧———“当代文学是垃圾”的“高见”使其一举成名。（据顾彬解释这句话是被篡改的）。不过，这并不影响我对这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阅读与判断，它并不像顾先生的谈话那样缺少学术精神，它有德国人一向以来的严谨态度。作为一部从民国开始讲起一直讨论到20世纪末的文学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有着个人倾向性和异质声音，那是完全与中国本土视角不同的理解与认知，它值得阅读和讨论。


    顾彬的学术洞见


    著作中，顾彬鲜明地引用了夏志清“对中国的执迷”的说法。在顾彬看来，现代中国文学和时代紧密相联的特性其实是与世界文学的观念相左，毕竟世界文学的观念在于超越时代和民族。顾彬的文学史写作，强调两个观察角度，一是迟来的民族国家的问题，另一个是历史篡改的问题。著作带来的陌生感受首先在于历史分期。顾彬把百年文学史分成现代前夜、民国时期，和1949年后的文学。这显示了他对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整体的认识。著作并未以作家的名字单列出一章（文学革命发生期的三位作家被单列一小节），因为他强调的是总体性历史描述，当然，他规避了以政治立场划分作家团体的通常做法，并不用解放区或白区来指代作家。

    此书对很多作家的评价和分析应该被记住。比如茅盾。他认为茅盾被当代许多批评家贬为概念化写作是轻率的。“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来看，他却是一个技法高明的作家。中国的文学批评家通常缺乏足够宽的阅读面和相应的外语知识。”在他看来，“让茅盾在今天还值得一读的是那种强烈的危机意识：他对自我欺瞒的青年人的失败进行反思的勇气值得高度注意，因为在世界文学中他这种做法毋宁是例外而非常规。”他推崇萧红，认为她将潜藏的骚动不安和显而易见的平静相混杂，使家乡以令人信服的方式重现。他认为萧红的《生死场》表现的不是一个日本入侵前后的历史中国，而是在中国大陆上人类生存的一个示范性、象征性的场所。对于沈从文、巴金、老舍等小说家，他的看法也别具特色。对于现代作家的评论，虽然有些论述不完全令人认同，但整体而言，顾彬的看法颇有说服力和学术精神。


    加了引号的公正写作


    顾彬不热衷于讲述1949年以后的文学史，不喜欢当代小说。他感兴趣的是诗歌，他对北岛、翟永明、王家新等人颇为喜爱，在后记中我们知道他和他们是朋友。不过，他忽略了许多诗人，比如于坚的存在，不知于坚与他是否有交往。顾彬没有绕过他并不太喜欢的莫言。他对莫言、余华、韩少功以及王安忆等人的评价是保守而严厉的，远没有对现代作家那么宽容———在前言中，顾彬认为研究当代文学的学者们在时间上缺少的是“应有的距离”，我认为这话用在他身上也是恰当的，他在评论当代作家及诗人时，在“空间距离”上也没有能做到恰如其分。

    从著作中可以感觉出，顾彬的写作态度是向公正的方向努力。但是，如果稍微敏感，你会发现他的公正需要加上引号。这从顾彬平时的各种访问中也可窥见一斑。例如，顾彬在不同的访问场合对莫言小说《生死疲劳》进行批判———他的立论给人的印象并不是出于对文学作品本身是否优秀，而是出于小说家的写作速度，是否懂外语，受的教育是否良好。他甚至拿出过一个论据是，我们德国小说家从不这么快地写完一部小说。此类说法使你无法不想到一个场景：戴着放大镜的德国老大夫，对着一个叫“中国文学”的病人，喃喃自语说，“唉，我们德国人从来不得这种病！”———这种出发点的慨叹和批评无论从立场还是方式都是非学术化和轻率的，这是可疑的。


    德国视域的局限


    强烈的德国身份意识也出现在这部著作中，顾把这样的立场理所当然地看作是世界文学的立场———这实在有大日耳曼民族和泛欧洲主义的嫌疑。我以为，虽然顾彬的许多看法可以打开我们理解世界的空间，但是，就阅读者而言，对顾先生的看法和观点，应该有辨析。换言之，当顾彬兀自以德国作为“正确而公正”的标准批判时，我们应有所察觉———顾彬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一位来自德国的读者对中国文学史的认识，我们阅读时应该疏离他的想当然的“世界文学权威”的幻觉。
    由此，我对这部著作颇生遗憾。作为一名严肃的学者，对自己的学术立场应该有自省精神，应该有与自己的国族身份保持距离的清醒认识。非常可惜，这样的自省精神和清醒立场在作为学者的顾先生身上并不存在，他并没有像詹姆逊、萨义德那样在工作中尽可能疏离自己的国族身份和立场，他并不自觉。当然，要求顾彬先生在公众场合或文学史中不用德国文学或德国作家作为标准是困难的，可我们却有能力调整我们的认识———中国文学的确需要有世界文学的意识和视野，但它需要的世界文学意识决不可能是以德国的品位或德国汉学家的好恶为中心的。


    【顾彬漠视的作家们】

    没有哪一部历史著作是完全正确而公正的，也没有一个文学史家完全没有立场。我们对顾彬先生实在不应该苛责———顾彬的这部文学史应该被看作是延展了我们对中国文学的理解的著作，它使我们在熟悉的领域发现陌生、有所启迪。那种把顾彬的看法及其著作看法作为“权威”或“宝典”并用“黑体字”放大引用的方式是值得商榷的，你知道，任何一部文学史都是与偏见做斗争的历史，但也同时是偏见本身。

    这部顾彬版的文学史之所以能令人读下去，译者的功劳很大，里面的语言准确而讲究。阅读过程中，感觉顾彬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有明显好感，对于现代作家，他有认真的、体贴的阅读态度，他对鲁迅最为推崇。可是，对于1949年后的文学史，顾彬就很不耐烦了———他关于当代文学的讲述是粗糙的和不系统的，没有一个整体观，只是浮光掠影，这使整本书的架构并不平衡。

    从下面的引述中也可以看出来，在讨论现代作家时，他与诸多批评家们的认识是相近的，显得规矩，也毫无争议。讨论当代作家作品时，他的评价却并不那么令人信服。我怀疑他的阅读量———列举莫言作品时并不全面，侧重于其早期作品，显然没有看完全部；讨论苏童作品时，对作品也没有能深入分析，他说的这些阅读感受很不像是在说苏童。从注释中的很多德文版作品猜想，这些作家没有被全部阅读，与他们的作品并未被系统翻译成德语有关。另外，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是，在讨论到当时先锋派的写作时，顾彬只把作家们的作品摘出来结论是对世界文学/西方潮流的简单摹仿，而没有能真正做到回到历史现场去琢磨为何发生，如何发生，意义是什么。

    顾彬说他不愿意用列举人名的方式讲述文学史，他是对的。但是，在讲述当代文学史时，有些作家和诗人几乎完全被忽略却不应该。比如海子，著作中特别提到了诗人顾城和他的父亲顾工的诗作，而海子只被放在一个并不起眼的注释里。可是，就文坛影响力而言，海子显然要比顾工更有影响力和深入人心吧？还有一些作家也有同样的命运，比如铁凝。另外一些作家倒也提到了，比如贾平凹，比如张贤亮，但也只是提到而已，尤其是对于张贤亮，顾彬竟然在书中指出张是《锦绣谷之恋》的原型，且对以张做原型颇为不屑，顾把这种带有流言性质的评述放在文学史写作的正文中———令人意外。


    【顾彬论中国作家】

    鲁迅

    他没有同时代人的幼稚。正是他与自己作品及与自己时代的保持距离构成了《呐喊》的现代性。这些小说是“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文学范例，标志着中国新文学的开端，其意义有三重性质：分别在于新的语言、新的形式和新的世界观领域。

    老舍

    直到今天，老舍仍然属于少数几位能敏锐地感受一个城市，创造出一种艺术形式去描绘它的作家之一。……老舍不仅仅将目光投向上层的一群，也在观察底层人物。他同时也注意到了这个以闲适文化著称的城市中的人们：幽默，对于作家和对于城里的居民，它常常是那消泯了愤恨的一笑或微微一笑。

    巴金

    他的中文更多的是以一种情感冲击力为特征，而不在于对修辞的讲究。……巴金的巨大影响和无可逾越的成功还得益于另外两个源泉：他报导自身生活，把自身生活变成了文学；他善于营造抒情气氛和乐于使用对话的形式。

    赵树理

    在艺术上赵树理并不属于“五四传统”。他来自农村，操着农民的语言并且把自己看成他们的传声筒。他是一个用传统手法来糅合带韵散文的说书人。……他学习民间表达方法的天赋，令他无论如何也算是中国文学语言的一个重要革新者。他的农民形象显著地区别于“五四”代表者。他强调的不是苦难，而是乡村中人的活力。

    王安忆

    王安忆作品中汇聚了很多文学潮流以及不同类型的影响，因而我们很难把她归于某一流派。但是女性意识应该是其作品中最显眼的主题。……王安忆的写作是神经质的，根本不能停笔。自1979年以来，没有人能像她那样写出这么多值得严肃对待的作品。她就像是必须通过写作来摆脱某种梦魇，所以笔下始终在写同一样东西。

    莫言

    我们姑且确定：莫言改头换面地继承了1949年前的现代中国文学，特别是沈从文和鲁迅。他另外还借鉴了中国传统和西方的（后）现代叙事技巧。……此外，他似乎看过了大量的暴力电影和意大利式影片———这在他的同行们那里也一样。于是我们在这里对什么都能看到一点，后果就是，在阅读中会禁不住涌上这样的印象，即好像是些任意的刺激，而没有深入穿透材料。

    余华

    他所鼓吹的暴力的美学很可能得益于他同战后法国盛行的“新小说”的接触。一目了然的共同之处是那种对于客观事件的冷静、写实、耽于细节的描述。以《活着》为例，在某些方面，作者是从底层视角来重写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然而，必须说到的是，对于大跃进的批判视角同1979年以来党的路线完全一致。

    苏童

    苏童的主人公们是作为已定型了的人物上上下下。生物性完全支配了他们，以致情节进程带有一种必然性，第一事件都是可以预料的。无论男女，生活仅仅演出于厕所和床铺之间。苏童追随着世界范围的“粪便和精液的艺术”潮流。在此以外，则又悄悄地潜入了程式化的东西。如：乡村是好的；女人是坏的而且是一切堕落的原因；邪恶以帮会黑手党的形式组织起来；一个多余的“闹鬼”故事和一个乏味的寻宝过程最终圆满地达成了这个印象：这里其实是为一部卖座影片编制电影脚本。

    (本文作者为文学博士，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后，主攻当代中国文学)

周泽雄

虽然没有读过顾彬的大作，但结合顾彬做过的大量轻率访谈所带给我的印象，我觉得这篇文章揭示得非常到位。

David

我觉得也难怪。评论另一个国家的文学，都会有隔靴搔痒的嫌疑，至少无法深入到骨髓里，就像一个生活在中国的评论家，他（她）体会的爵士时代的费兹杰拉尔德，或诺曼梅勒对战争何人性的思考，不可避免染上自己的色彩，不是原汁原味的那个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