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民国风景旧曾谙

杜雅萍

解玺璋

民国历史“惊”了我们

民国是当下大众阅读的热点之一。据说，和民国有关的书，卖的都还不错。有些书口碑也很好，这是非常难得的。岳南所著《陈寅恪与傅斯年》，就是这样“既叫好又叫座”的书。陈寅恪早几年先曾热过，一本《陈寅恪的最后20年》风靡海内外，至今还为很多人所倾倒。岳南的新著则更偏重于在陈寅恪与傅斯年的相互辉映中介绍他们的家族背景、文化传承、成长经历、留学生活以及在动荡的岁月中颠沛流离，执著于学术的艰难历程；在似与不似之间展现不同性格的两个知识分子，同为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信念而做出的努力。有人说，这是一部“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同时，这也是一部在艰难困苦之中，作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托命者”（吴宓撰《读散原精舍诗笔记》）的知识分子，为延续中华文化的血脉虽九死而终不悔的奋斗史。读这本书，我们会想起很多事，发生在昨天、今天，或者明天的事，这些事以及事中的人总是让我们叹惋和怅然。

民国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段历史，但它有时又显得十分遥远，看上去不是那么真切。这种如梦似幻的感觉大大激发了我们的好奇心，使我们很想钻进去看个究竟。当我们最初打开民国这本“书”的时候，那些被尘封在历史中的人和事，那些缤纷灿烂的历史瞬间，还是给予我们很多惊奇，甚至惊喜。最近有一本新书叫《狂人刘文典》，刘文典何许人也？我们所知不详。还是此前读《陈寅恪与傅斯年》，其中有一段（149页）讲到此人：“时为清华国文系主任的刘文典（字叔雅，1889—1958），年龄比陈寅恪大一岁，既是一位才高学广的‘博雅之士’，又是一位恃才自傲的‘狷介’之人。早在1907年芜湖安徽公学读书时就加入同盟会。1909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日、英、德等国文字、语言，回国后曾一度担任孙中山秘书处秘书，积极主张以刺杀、车撞或引爆自制炸弹等恐怖活动，来打击、推翻袁世凯集团的统治。老袁一命呜呼后，国内革命形势发生丕变，刘氏遂不再过问政事。1917年，刘文典受陈独秀之聘出任北京大学
文科教授，并担任《新青年》英文编辑和翻译，积极鼓吹另类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同时选定古籍校勘学为终身之业，主攻秦汉诸子，并以《淮南子》为突破口加以研究，终以皇皇大著《淮南鸿烈集解》与《庄子补正》十卷本震动文坛，为天下儒林所重。刘氏因此两部巨著一跃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杰出的文史大家之一，影响所及，已超出学界而步入政坛，曾一度被蒋介石抬举为‘国宝’。”

民国人物的“疯”和“狂”

然而，成了“国宝”的刘文典，对蒋介石的抬举并不买帐。书中特别记载了他与蒋介石当面顶撞一事，也算民国期间的奇闻之一。据说他在安徽大学校长任上，老蒋曾为学潮之事召他训话，二人当场顶撞起来，刘文典骂老蒋“新军阀”，盛怒之下的老蒋则扇了他两个耳光，并下令关押七天。有传闻说，老蒋扇刘耳光时，刘文典也不甘示弱，飞起一脚踢中了蒋的肚子，蒋捂着肚子疼得脸上汗珠直滚，这才有了把刘氏关进监狱之举。这种事情，在我们的经历中怕是闻所未闻，也让我牢牢记住了这个名字。所以，不久在书店看到《狂人刘文典》一书，我毫不犹豫，掏钱就买。这是一本关于刘文典的传记，而且有“国内第一本”之赞誉，可见，关于刘文典的记述，此前是很稀少的。物以稀为贵，既如此，这本书的出版也就很难得。作者从结识陈独秀，走上推翻封建统治的革命道路开始，终结于1958年对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政治批判，详实、具体、生动、全面地讲述了这个特立独行、有棱有角的知识分子的一生，极为传神地描绘了他的一身傲骨和“狂人”形象。这里所谓狂，其实是在赞赏一种气节，一种人格。作者说：“综观刘文典的一生，在他孤傲狂狷的深处，其实正寄寓着一种对于独立生命状态的永恒追逐。在这个过程中，不免又经历着由传统文人向新型文人转变的深切阵痛。”

然而，这又绝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个性，或者说它是一个时代的个性，亦无不可。孙郁前不久作《在民国》一书，就有专章讲述“狂士们”的事迹。他笔下的狂士，第一个就是陈独秀，接下来还有苏曼殊、章太炎、吴稚晖、钱玄同等。刘文典与其中两个人都有过不同寻常的交往，一个是他在家乡的恩师陈独秀，一个就是留学日本时期的章太炎。他曾回忆陈独秀上课时的情景，说是不拘小节，有时一边讲课，一边瘙痒，什么纲常名教、师道尊严，全不放在眼里。孙郁也说：“陈氏做人不守旧规，为文亦傲气袭人。五四前后，有癫狂之态者很多，但像陈氏那样倜傥的人，却不多见。”所谓“癫狂之态者”，俗称就是疯子。据说，民国学人中有三位“疯子”最著名，一个是章太炎，一个是刘师培，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二位的学生黄侃，其中偏偏没有提到陈独秀。但这三位“疯子”仍然与刘文典大有关联。刘文典始终认为，无论刘师培所持政治立场如何多变，革命思想如何怪异，都是对自己影响最大的老师。留学日本期间，刘文典则拜在章太炎的门下，但他自己也说：“我从他读书的时间太短，聚会的次数也不多。”不过，老师狂狷放纵、特立独行的个性，却被他真正地发扬光大，继承下来。十几后，刘文典不惧强权，当面斥责蒋介石，章太炎知道了，“逢人便说有这个好学生”。至于黄侃，从章太炎那论，是他的大师兄，从刘师培那论，他又是大师兄了。

疯狂之态折射精神人格

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恰恰说明了刘文典的“狂”，自有他的道理。其中既有师承，也有社会风气的影响。《在民国》一书就曾讲到这一点：“惟有民国初年前后，风气大变，狂士辈出，遗绪一直延续多年。”孙郁又引鲁迅的话说：“但这是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称为好文章，我还记得‘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是大家传诵的警句。”这种情形与其说是民国最初那些年所独有的，不如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人格遗传所存留的几分亮色。他们的性格或有不同，具体表现亦殊异，但在清高自守，不畏权贵，独立不羁这些方面，又有许多相同之处。《陈寅恪与傅斯年》就有多处讲到二人的同与不同。傅斯年尝有“大炮”之称，想当年，他一炮轰倒孔祥熙，再一炮轰倒宋子文，两位“皇亲国戚”均被傅斯年几声炮响轰于马下，天下人心大振。所以有人称赞他：“在最近的十年来他内心已焚烧着正义之火，逼他走出学术之宫，要分一部分精神来顾问国事。他的话，是代表千万人民的隐泣和怒吼！他的话，也寄托着对祖国的复兴与再生！”这或者正是社会大众对知识分子精神人格力量的一种期许。所谓“千夫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傅斯年在那个动荡之秋就做了谔谔之士的一个典范。而陈寅恪却是内敛式的，对他来说，这一生，没有“侮食自矜，曲学阿世”，就已经足够了，他不敢再有更多的奢望。这就是他在诗中写道的：“俗学阿时似楚咻，可怜无力障东流。”即不能兼及天下，就有点独善其身的意思了。这是一个读书人，现在所谓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我们衡量一个知识分子，首先不是看他学问做得怎么样，而是看他治学的态度。这里所强调的还是如何做人。扭曲学问以趋时媚世的人，一定不是正直的人。而做人不能正直，立德也就出问题了。古人说，君子有三立：立言、立功、立德。德不立，其他自然免谈。所谓道德文章，也是道德在前而文章在后啊。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传统中，特别是在20世纪以降这百余年中，能否坚持学术独立的根本信念，已经成为衡量学者，或者知识分子精神人格的准绳，也是区分真学术与假学术的分水岭和试金石。陈寅恪最为人所称道的，也是他最为自得的，就是在学术研究中一直坚持“自由意志”与“独立精神”。

说来容易做来难

从这里可以看出，民国的被书写与被阅读，其实是与我们所能感受到的现实的某种缺失紧密相关的。通过对民国的书写和阅读，我们或者能在心里得到某种补偿。所以，无论是书写者，还是阅读者，大家的心里都是存有深深期许的。《狂人刘文典》的作者曾在“后记”中讲到这个“狂“字，他说：“在这个汉字的深处，是一种对命运的抗争与努力，是一种对权贵的蔑视与逃离，是一种对尊严的坚守与把握。我喜欢这种‘狂’，我觉得，它是治疗当下日益严重的‘阳痿人格’、‘犬儒主义”的最佳药方。”当然，这也许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记得读过易中天先生一篇文章，题目是《劝君免谈陈寅恪》，为什么要“免谈”呢？他说：“陈寅恪是了不起，可惜我们学不来。”理由有三：首先是“顶不住”，其次是“守不住”，第三是“耐不住”。有了这“三不住”，陈寅恪还真是免谈的好，因为，谈了怕也是白谈。我想，易中天先生说的是实话，惟其说了实话，才让我们看到了斯文在现实中的尴尬处境。这种处境的真实性就在于，已经没有“狂人”，也就没有了抗争与努力、蔑视与逃离和坚守与把握。这几年，文化重建或文化复兴说得很多了，但根本的问题并没有触及，或者就是易中天先生所概括的“三不住”还支配着我们许多人的想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周泽雄

民国，成了一种谈资了，一个风雅筐，一群当代人心目中的竹林诸贤。
当然，今人确实恶俗不堪。一个人人竞相以当官为荣耀的社会，焉能不俗。
向往风雅，也可能制造伪风雅。不久前在某报读到一篇文章，作者写了一个极风雅的人，让人顿生竹林之慨。凑巧，作者及被写的人我都认识，按我的眼光看来，恰恰是两个大俗物。但经过一番文字戏法，后人不察，也可能把他们视为雅士的象征呢。
我们看竹林群贤、看民国诸贤，也可能包含这种介乎于欺骗和错觉之间的东西。谁在乎真相呢，风雅就是一切。
比如说陈独秀吧，他以北大文科学长之尊而公然在妓院狎妓，就算是一种风雅，见宠妓另结新欢，竟然纠集一帮人到妓院去打架（俗称“打场”），真不知有何风雅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