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回忆录涉华部分

李旧苗

台湾何去何从
    台湾早年因为孤立而渴望同新加坡建立联系。我们这方面则急于避免在军事训练上完全依赖以色列。初步讨论从1967年开始，台湾委派一位高层代表前来，跟我和当时担任国防部长的吴庆瑞会面。同年12月，他们提交了一个建立空军部队的计划。我们渴望在台湾训练我们的空军机师和海军军官，以色列无法提供这类军事设施。台湾国防部乐于协助新加坡，却不时暗示一旦让外交部发现他们在防务上帮助我们，它必会要求新加坡在外交上给予台湾某种形式的承认作为回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清楚表明我们不能让步。
　　在联合国提出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议案时，新加坡投票支持接纳中国，却在驱逐台湾的表决中弃权。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中国”的立场不变，视中台统一为中国内政，必须由中台双方自行解决。
　　台湾国家安全局和新加坡国防部之间建立联系之后，台湾方面借调了一些军机飞行指导员，还有几名技术人员和机工到新加坡，协助我们把军机维修部门建立起来。后来，我接受了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的建议，同意在1973年5月到台北，同当时的行政院长，也就是台湾总统蒋介石之子蒋经国会面。蒋院长和他的苏联籍夫人到机场迎接我和芝（李夫人柯玉芝），把我们送往圆山大饭店，亲自引领我们到套房休息。第二天，我们随他乘搭波音707私人贵宾客机，飞往空军基地，观看了由台湾空军部队单位呈献的半小时紧急起飞示范表演，接着再一起驱车前往度假胜地日月潭，共度了两个假日，加深了彼此的了解。
　　蒋经国讲英语结结巴巴，一口浓重浙江口音的华语叫人不容易听懂。还好他能理解我说的英语，加上我也会说华语，双方可以在无须通译的情况下交谈。语言相通有助于彼此产生共鸣，进而升华成友好的关系。我谈到东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向他解释了新加坡其实被视为中台之外的第三个中国。民族、文化和语言上的一脉相承，由不得我们否认，但是我们对抗马来亚共产党的决心，足以向邻国保证，新加坡绝不会成为zhonggong的“特洛伊木马”。
　　据新加坡驻台北商务代表过后报告说，行政院长对新加坡，对我，印象都不错，也很高兴能亲自会见我。我想其中有个关键因素：那次访台，女儿随行。她当时是个年轻的医科学生，受过华文教育，能说流利的华语，言谈举止一下子就显露出她是个华人。这使得蒋经国对我和内人以及女儿有极不同的看法，因而也确定了新台的关系。此后，双方继续通过书信往来建立深交。
　　这次访台，新台两地实行全面的新闻封锁，这是出于我的要求，以免国际注目，引起是非言论。
　　翌年12月当我再到台湾访问时，蒋院长亲自参与安排我的访问活动。他安排了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单位列队接受检阅，一切按照国家元首访问的礼仪规格进行，只是没有任何形式的宣传。他也陪同我参观了台湾建设所取得的多项成果，包括穿越崇山峻岭的横贯公路。
　　我趁这次第二度访台，提出新加坡因空间有限，希望在台湾训练新加坡武装部队一事。在此之前几个月，新加坡已就这个要求跟台湾方面的军事代表讨论过。蒋院长对新加坡的处境表示同情。双方在1975年4月达成协议，让新加坡武装部队在“星光演习”的代号下到台湾进行军事训练。起初有效期只限一年，我们获准在台湾训练步兵、炮兵、装甲部队和突击连队，受训军人被分配到全台湾各训练同类部队的基地。台湾当局只对我们所消费的物资收费，其他分文不收。
　　蒋经国有张白皙圆润的脸，戴着副厚厚的角质眼镜，身材圆滚滚的，为人沉默冷静，说话低声细语。他从不摆出思想家的模样，但是想法务实，社会知识丰富，很善于看人。他确保留在身边的都是可靠之士，随时愿意坦诚提出己见，哪怕是逆耳的忠言。在开口前，他必定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绝不信口开河。他不方便自由访问各国，我于是成了让他掌握美国和世界整体发展动向的另一个提供消息的人。针对当前地缘政治局势的变化，他总会热切和追根究底地提出问题。80年代中期，蒋经国健康状况转差以前，我每回访台，他总会尽地主之谊，抽三四天陪我四处逛逛。他通过彼此无拘无束的交流，印证他在阅读和听取汇报后对政治事件所得出的结论和见解是否正确。
　　1973至1990年间，我每年总会访台一两次，几乎每次都在香港停留。台湾华人每年取得8到10%的经济增长，在经济、社会方面不断进步，这对我有一定的启发和鼓励。他们由一个仅集中于农业和制造纺织品、成衣和运动鞋，工资低微而劳动密集的经济体，稳健转型，进入高消费市场。起初他们尽懂得盗版珍贵的医药、法律和其他种类的书籍，以低得离谱的价格大平卖。80年代，他们开始自行申请版权，用质量高的纸张和厚皮封套装帧出版。进入90年代，他们投入电脑晶片、主板机、个人电脑、便携电脑和其他高科技产品的生产。我注意到香港的经济和生活水平也同样地不断提升的相同趋势。这两个沿海华族社群迅速起飞，给了我很大的激励。我从港台的经验中得到启示。既然他们做得到，新加坡也一样能做到。
　　当年跟随蒋介石将军的部队，由大陆过海的两三百万大陆人当中，有一层厚实的知识分子、行政人才、学者和企业家，是他们催化台湾蜕变为经济一强的。
　　但是，大陆籍精英明白，长远来说，他们在台湾处境困难。他们是人口中的少数，只占大约15%。原本由大陆人和大陆人的后代占绝对多数的武装部队官兵，逐渐由台湾本省人取代，这个趋势已是无可逆转的了。本省人在全人口当中占了85%，台湾政治权力重心转移是迟早的事。蒋经国和他的资深亲信何尝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选用台湾人的时候格外谨慎，只用最可靠和信得过的人才——愿意延续他们的政策，坚决同大陆共产党对抗，却绝不主张分裂争取台独。对大陆人来说，台独是不能容忍的。
　　80年代中期几次访台，发现蒋经国的健康状况已大不如前，他无法再伴随我四处出游了。从交谈中推断，美国媒体和国会必定向他施压，要他进行政治制度民主化。他解除了戒严令并着手推行政治改革。那个时候，他的儿子蒋孝武担任驻新加坡的台湾商务代表，他让我知道了他父亲的想法。我告诉蒋经国，要保障台湾的安全，他就不能只争取里根总统继续站在他那一边，还得争取美国国会和媒体的支持，这是里根背后少不了的两股支撑力量。后来，蒋经国也放手让原本不合法的反对党组织参与立法院选举。
　　蒋经国在1988年1月与世长辞。接管政权的是副总统李登辉。我跟他初次会面时，他是台北市长，后来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我们偶尔一块儿打高尔夫球。他办事勤奋努力，胜任有余，对上司谦逊有礼，对总统和来自大陆的部长们尤其如此。当年他是位友善谦恭的官员，身材高大，头发花白，戴着副厚片眼镜，总是笑容满面。蒋经国总统在1984年指定李登辉为副总统人选之前，也考虑过国民党另外几个本省籍人选，但是觉得无一比李登辉更合适。我假设蒋经国事前必定十分肯定他是位可靠的人才，相信他会延续自己的政策，绝不走台独路线。
　　最初几年，李登辉总统坚持国民党既定的一个中国政策，不主张台湾独立。他成功地在党内争取到一些元老和几个外省籍年轻领袖的支持，牢牢地掌握了国民党的控制权。所有跟他意见相左，提出逆耳忠言而身居要职的高官，不久后一一被铲除，包括前行政院长郝柏村和外交部长钱复。
　　李总统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之后，便开始把自己的意愿发乎言辞。他的言谈使北京领导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要把台湾跟中国大陆隔开，而且越久越好。1992年，李总统为统一开出条件。他把一个中国解释为中华民国，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一，必须在一个“自由、繁荣而民主的中国”的大前提下才能成立——换言之，共产中国必须先发展成为跟台湾一样的民主社会。我当时不曾意识到，他这样做并非作为商谈的起点，而是蓄意地把两岸锁定在一个从此难以衔接的位置上。
　　1989年，李总统到新加坡进行访问，成为有史以来访问东南亚的第一位台湾总统。我个人像迎接任何一位来访的国家元首一样，尽一切应有的礼仪欢迎他。虽然当时新中尚未建交，但我还是决定省去国家元首级的外交礼遇。没有国旗，没有军事检阅，没有国事访问的仪式礼服。一切官方文告中，我们不说他是“台湾总统”，只称他为“来自台湾的”李总统。尽管如此，那次访问还是大大提升了他在本区域的政治形象和地位。
    首个历史性会谈
　　海峡两岸以我为通话的渠道，也因此很自然地选择了新加坡为1993年4月两岸首个历史性会谈的地点。会谈名为“汪辜会谈”，是以正式代表中台双方的“非正式”组织领袖的姓氏为名。我分别会见了汪辜两人，知道两岸元首交托给他们的会谈议程各异——代表台湾的辜振甫只想解决纯技术性事宜，例如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挂号函件失落查询等；李总统不希望他和中方讨论开放贸易，更别谈统一了。汪道涵则希望这些初步会谈日后将引向更具实质内容的两岸统一谈判。不出所料，会谈并未促使两岸关系改善。
　　李登辉博览群书，求知欲和吸收资讯的能力特强。在台湾仍受日本殖民统治的福摩萨时期，他在台湾的日本学校受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少数获选到日本大学深造的台湾人之一，报读的是京都帝国大学，这所大学在日本的声誉仅次于东京帝国大学。
　　他很自豪地告诉过我，因为个人的偏好，他每天必读日本的四大主要报章，通过卫星转播收看东京日本放送协会电视台的节目。即使书籍，也不看英文原著，反爱看日文译本，因为日文译本对他来说更容易阅读。他深深沉浸于日本历史和文化之中，对大陆，无论历史、文化，或者是现有的共产党领袖，他都不放在眼里，并且以日本栽培出来的精英的视角看待中国的一切。他根本瞧不起zhonggong的领导人，公然把他们叫做“木头人”、“笨蛋”、“坏了脑筋的”。中国领袖从不加以回敬，但是我敢肯定北京负责两岸事务的部门，早已有人一字一句地把这些话全记录在案。
　　在我看来，他充满自信，博学，熟知一切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却因为台湾遭受孤立而无法理解世界领袖为何不能像日本一样同情台湾的处境。他视日本的同情和支持对台湾至为重要。他也深信，只要遵照美国自由主义者和美国国会为民主与人权所开的药方，美国必定会抵御共产中国以保护他。
　　我摸不透李总统的立场。他的一位老朋友向我解释说，他所受的日本教育和训练，向他灌输了日本的武士道的精神，同时他认为带领台湾子民前往“应许之地”是自己的使命。这位友人补充说，李登辉也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这使他更立志要不惜一切代价，秉着武士道精神，执行上帝的旨意。
　　在他出任总统的12年内，李登辉公开抒发了一直在台湾潜伏着的分离主义情绪。他低估了中国大陆领导人和人民实现统一的意愿。李登辉的政策只有在美国的支持下才行得通。他的所作所为好像台湾随时都会得到这样的支持，致使台湾民众相信他们不必针对台湾的前途问题认真地同中国领导人谈判。他对台湾前途的“贡献”，是促使统一问题成为北京国家议程中受到关注的首要事项。

李旧苗

尾巴特长的中国龙
    与中国初次接触
    1970年末，北京悄悄改变了对新加坡的立场。在那些我们派驻代表的外国首都，我们的外交使节都受邀参加中国的国庆酒会。zhonggong当时的首要任务是尽量拉拢各国政府以共同对付苏联，制止苏联在东南亚扩张势力。
　　我们同中国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71年通过“乒乓外交”进行的。我们允许一支新加坡乒乓球队接受邀请，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亚非乒乓球友谊赛。接着我们接受了中国的建议，让他们派遣一支乒乓球队于次年到新加坡进行友好访问，预定日期同尼逊总统访华之行不过隔了几个月。
　　1974年5月马来西亚政府同中国建交后，我认为这是新加坡同中国政府建立正式联系的时候了。我同意拉惹在1975年3月访问中国。拉惹同周恩来会面时重申了新加坡的立场，并说明由于我们的邻国对新加坡以华族人口占多数的情况特别敏感，我们只能在印尼同中国建交之后，才能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周总理回答说，中国尊重新加坡是个独立的国家。
　　泰国首相库立巴莫1975年6月到北京访问回来后，传达了周总理的口信，邀请我访问中国。我没有做出回应。1975年9月，我在德黑兰会见伊朗国王时，胡韦达首相也传达了周总理对我的邀请，并且补充说时间不多了。我的理解是我们两人要会面的话，我不得不尽早前去。那个时候，报章频频报道周恩来长时间住院的消息。我决定走一趟，定于1976年5月访华，然而这个日子还未到来，周恩来便逝世了。
　　这次访华，我要求进行较长时间的访问，尽量多看看中国。中方把日期安排在1976年5月10日到23日。为了确保没有人会认为我们是以炎黄子孙的身分访华，我们的17人代表团里有一位贾夫纳出生的淡米尔族外长拉惹勒南和一位马来族政务次长麦马德。他们将出席所有会议，会议也都会以英语进行。
　　周总理在那年1月去世了。邓小平被送下乡，不在北京。接待我的是华国锋。他的样子和举止就像共产国家强硬的公安头子一样，他也确实曾经担任过公安部长。
　　5月12日，他们的礼宾官员突然赶到贵宾室来，说毛主席将会接见我们。到访的贵宾通常不会被预先安排会见毛主席。打量访客后，如果觉得适当，中方会在短时间内通知访客，给予访客这个会见伟大领袖的殊荣。
　　见到毛泽东
　　车子转入中南海，那是靠近天安门广场一侧，在人民大会堂不远处一个旧围墙围起来的地区。我们驶过上了漆的栅门，进入一个傍湖而立的中国式低矮别墅庄园。在一座别墅前我们停下来，让人引领入内。客厅里坐着的正是“伟大的舵手”毛泽东。他穿着浅灰色的毛装，由两个女助手搀扶着。我们握了手。接着，大家端端正正地坐下，姿势正确，谨慎地不交叉双脚，以免失礼。毛含糊地说了大约15分钟的话，一位中年妇女尖着嗓子用普通话重复了他的话。好几次她写了几个很大的中文字向毛请示，确定这是他说的没错。接着再有人把毛的话译成英语。
　　这场对话并没有太多的实质内容，中方不过是表达了对新加坡代表团的善意，以显示他们对我们的重视。那个时候，毛已不再是尼逊和基辛格在1972年同他会面后，言谈和笔下精彩描绘的那个机灵敏锐的人了。我想毛不只说话有困难，脑筋也不灵活了。我猜想他患上了帕金森病症。以82岁的高龄，他看来无论是精神或者体力都很虚弱。
　　第二天，中国的主要报章，包括《人民日报》，都在封面版刊登了我和毛的合照，我坐在他左边。照片里的他比面对面所见来得好。多年后，一直还有记者和撰稿人问起他当时的样子到底是怎样的。老实说我只能说我不知道。我看到的是一位强人的影子。他领导过长征，把游击队发展成为强大的战斗队伍，以游击战同日本人对抗，直至日本人在1945年8月投降，并击退国民党的军队，最终使共产党从1949年起领导中国。他的确把中国从贫困、潦倒、病痛和饥饿中解放出来，尽管1958年大跃进引发的饥荒夺走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但是他未曾把中国人从无知落后中解放出来。是的，诚如1949年10月1日毛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宣告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他们还站得不够高。
    与邓小平会面的难忘经历
    同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会面是一次难忘的经历。1978年11月，这位高龄74岁，矮小精悍、敏捷硬朗，不到五英尺高的长者，身穿米色毛装，从巴耶利巴机场的一架波音707客机上走下来。他脚步轻快，检阅了仪仗队之后，同我一起乘车到总统府的宾馆去。那是我们总统府里的迎宾别墅。当天下午，我们在内阁会议室进行正式会谈。
　　我看过人民大会堂里摆放着痰盂，所以也安排把一个蓝白色的瓷痰盂摆在邓小平的座位旁。我读过资料知道他有使用痰盂的习惯。虽然总统府里有个规定，冷气房里不准抽烟，我还是特地在显眼的地方为他摆了个烟灰缸。这都是为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而准备的。我也确保内阁会议室里的排气风扇都开着。
　　我在1976年到北京访问时，他没法跟我会面，当时他遭受排挤，得“靠边站”。他先是被四人帮所挫败，但最终反而是他们被打倒。他花了两个半小时谈苏联对世界构成的威胁。他说，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和人民必须组织联合阵线，同声反抗战争贩子。他引述毛泽东的话说，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对付那个“王八蛋”（字面上是“乌龟蛋”的意思，他的通译员译成“S.O.B”，也就是“畜生”）。
　　他全盘分析了苏联在欧洲、中东、非洲、南亚和中南半岛的行动策略。苏联在越南大大占了上风。有些人不明白中国和越南的关系为什么这么糟，中国又为什么必须采取行动切断对越南的援助，非但不把越南争取过来，反而把它推向苏联。但是关键问题在于，越南怎么会在丝毫不符合自己利益的情况下，还要完全倾向苏联。这是因为越南“多年来有个成立中南半岛联邦的美梦”。就连胡志明也有过这种想法。中国向来都不苟同。越南把中国视为实现中南半岛联邦的最大障碍。中国的结论是，越南非但不会改变立场，而且会变本加厉地反中国，把大批越南华裔驱逐出境，就是最好的证明。中国是经过慎重考虑，才决定停止对越南的援助的。
　　邓小平说，中国总共为越南提供了100多亿美元，现值2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一旦中国撤回对越南的经济援助，苏联就必须独自挑起这副担子，但是他们又无法满足越南的需求，只好让越南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相当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东欧共产集团经济共同体），把担子推给东欧国家。他说，今后十年，中国会考虑再把越南从苏联手中拉过来。我暗想，邓小平是从长计议，跟美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
　　他说，真正紧迫的问题是，越南可能大举进攻柬埔寨。中国应该怎么做？他反问。接着又自问自答：中国要怎么做，就得看越南这一步走得多远。他一再重复这一点，不直接表明会对越南进行反击。他说，越南一旦成功控制整个中南半岛，许多亚洲国家将失去掩蔽。中南半岛联邦会逐渐扩大影响力，成为苏联南下进军印度洋的环球战略的一步棋。
　　他说完的时候，已经是日落西山。我问他可要我立时发表意见，或者先休会到第二天再继续，以便他有时间更衣用晚餐，也给我自己一个机会思考他的话。他表示别让饭菜凉了。
　　晚宴上他很友善亲切，情绪却没有放松，脑子里老是想着越南入侵柬埔寨的事。我追问道，既然如今泰国首相克良萨将军已经表明会站在中国这一边，并在曼谷热情地接待了他，以实际的行动做出承诺，中国接下来会怎么做？他再度喃喃地说，这就要看越南的行动有多严重了。我的印象是，越南的行动要是止于湄公河，情况也许不至于那么危险。反之，攻势一过了湄公河，中国就不可能再按兵不动。
　　邓小平邀请我再到中国访问。我说，等中国从文化大革命中恢复过来我就去。他说，那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不同意。我认为他们真要追上来，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会有问题；怎么说我们都不过只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他们有的却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他听后沉默不语。
　　联手孤立“北极熊”
　　中国要东南亚国家同它联手孤立“北极熊”；事实上，我们的邻国要的却是团结东南亚各国以孤立“中国龙”。东南亚没有所谓的“海外苏联人”在苏联政府支持下发动共产主义叛乱，有的却是受到zhonggong和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的“海外华人”，在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较低程度上在印尼，构成威胁。更何况中国公开宣称它同海外华人因为有血缘关系，甚至逾越“海外华人”归属国家的政府，直接号召他们，唤起他们对中国的爱国意识，怂恿他们返回中国实行“四个现代化”。
　　几个星期前，10月间越南总理范文同到新加坡访问时，就坐在邓小平现在所坐的位子上。我问范文同，越南怎么会面对海外华人的问题，他不客气地说，我身为华人，应该清楚知道华人在任何时刻都会心向中国，就像越南人无论身在何处总会支持越南一样。范文同怎么想我倒不很在乎，令人担心的却是他也对马来西亚领导人说出这一番话之后，可能引起的冲击。
　　我追述另一事件。越南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曾经对四个亚细安常任代表说过，越南平等对待越南的华裔，这些华裔却忘恩负义，16万人从河内越过边境逃到中国去，或者纷纷乘船大举逃出南越，这全都是华裔忘恩负义的结果。印尼的常任代表也不顾另外三名来自菲律宾、泰国和新加坡的常任代表都是华裔，口口声声说越南人对待国内的华裔过于仁慈善良，说越南应该向印尼看齐。我要让邓小平彻底明白，新加坡面对的是邻近国家最直接最本能的猜忌和疑心。
　　我补充说，范文同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国家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邓小平却拒绝这么做。范文同也答应不支持颠覆活动，邓小平没有做出承诺。马来西亚人一定对邓小平存有怀疑。马来西亚的马来回教徒同华人之间，以及印尼人同印尼华人之间，一直心怀猜忌和敌意。正因为中国不断向东南亚输出革命，致使我的亚细安邻国都希望新加坡能够跟他们站在同一阵线上，不为抵抗苏联，而是同中国对抗。
　　中国的电台广播直接向亚细安国家的华人发出号召，在亚细安各国政府看来，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颠覆行为。邓小平静静地听着，也许他从来没有这么看：中国怎么仗着世界强国的姿态，逾越区域内的各国政府，颠覆它们的公民。我说，要亚细安国家对他的建议做出积极的回应，组成联合阵线合力对付苏联和越南，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我建议彼此就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交换意见，之后我稍微停顿一下。
　　邓小平的表情和身势语言都显出他的错愕。他知道我所说句句属实。他突然问道：“你要我怎么做？”我吃了一惊。我从未遇见过任何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我本来以为邓小平的态度多半跟1976年华国锋在北京同我会谈时没两样，不会理会我的看法。当时我追问华国锋，中国怎么如此自相矛盾，支持马共在新加坡而非马来西亚搞革命。华国锋气势汹汹地回答说：“详情我不清楚，但是共产党无论在什么地方进行斗争，都必胜无疑。”
　　邓小平却不是这样。他知道要孤立越南，就不能不正视这个问题。要告诉这位身经百战，久经风霜的革命老将他应该怎么做吗？我不免心存犹豫。不过他既然问了，我也就直说：“停止那些电台广播，停止发出号召。中国要是能不强调同亚细安华人的血缘关系，不诉诸种族情怀，对亚细安华人来说反而更好。其实无论中国是不是强调血缘关系，亚细安各国原住民对华人的猜忌都难以消除。只是中国越是这么毫无顾忌地诉诸中华民族的血缘情结，就益发加深了原住民的疑虑。中国必须停止马来亚共产党和印尼共产党在华南所进行的电台广播。”
　　邓小平只说他需要时间考虑我所说的话，不过补充说他自己绝不会仿效范文同。邓小平也曾受邀到吉隆坡国家英雄纪念碑献花圈，这座纪念碑是为纪念歼灭马共的英雄而立的。但是身为共产党人，他不可能这么做。他说，范文同之所以有这一举动，是因为范文同属于“另类共产党员”，他“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邓小平强调，中国心口如一。中国人从不隐瞒自己的看法，说一句是一句。韩战期间，中国发表声明说，一旦美国逼近鸭绿江，中国就不能坐视不理。美国人却不加理会。在外交政策上，中国人怎么想就怎么说。至于共产党那方面，通译员说，邓小平没什么要补充的。其实邓小平用华语说的是，他已经“没兴趣再重复了”。
　　他说，中国之所以重申它的华侨政策，原因有二：第一、越南的反华行动；第二、基于中国内部的考量，这关系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的贻害。海外华侨留在内地的亲戚被折磨得很惨，遭迫害或监禁的例子不计其数。邓小平要重新确立中国对海外华裔的立场，声明中国赞同和鼓励他们接受居留国的公民权，并呼吁那些希望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遵守侨居国的法律，同时表明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在柬埔寨问题上，他向我保证，中国的处理方法不会因为苏越签订友好合作条约而受影响。即使越南要求苏联联手威胁中国，中国也不会被吓倒，更何况苏联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招惹中国。他一脸严肃地说，越南如果侵犯柬埔寨，中国必会惩罚越南。中国势必要他们为此付出代价，苏联也终会发现，支持越南是个不胜负荷的沉重负担。
　　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五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虽已年届74岁，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两年后，中国同马来西亚和泰国两地的共产党分别做了其他安排，果然从此终止了电台的广播。
　　晚餐时，我请他尽管抽烟，他指着夫人说，医生要她让他把烟戒掉。他正在设法少抽。整个晚上他没抽烟，也不用痰盂。他看过报道，知道我对香烟敏感。
　　他离开以前，我再到总统府别墅会见他，谈了整20分钟。他很高兴能在相隔58年之后旧地重游。新加坡的改变实在太大了，他向我祝贺。他说，他一直希望能在去会见马克思以前，到新加坡和美国走一趟。新加坡，因为在岛国仍是个殖民地时，他跟它有过一面之缘，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前往法国马赛念书和工作途中路经这里。美国，则因为中国和美国必须对话。我一直要到越南侵占柬埔寨之后，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渴望到美国去。
　　前往机场途中，我直截了当地问他，万一越南真的进攻柬埔寨，他打算怎么做。他可会任由泰国脆弱无助地自生自灭，冷眼看他们受尽威胁恫吓，然后向苏联靠拢？他撅起嘴唇，眯着眼睛喃喃地说：“那得看他们这一步走得多远。”我说，泰国首相如此公开而全心全意地在曼谷接待他，他得有所行动才行，克良萨将军还得靠中国来维持某种势力均衡。邓小平看来非常困扰，他再喃喃地说：“那得看他们做到什么地步了。”
　　几个星期后，有人把北京《人民日报》刊登的有关新加坡的文章拿给我看。报道的路线改变了，纷纷把新加坡形容为一个花园城市，说这里的绿化、公共住房和旅游业都值得考察研究。我们不再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对新加坡的观感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10月，再进一步改变。当时，邓小平在一次演讲中说：“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们怎么利用外资。新加坡从外国人所设的工厂中获益。首先、外国企业根据净利所交的35%税额归国家所有；第二、劳动收入都归工人；第三、外国投资带动了服务业。这些都是（国家的）收入。”他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为中国人要争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
　　1979年1月底，邓小平访问美国，并在美国没有承诺摒弃台湾的情况下，同卡特总统恢复中美邦交。他要确保中国如果采取行动攻击和“惩罚”越南时，美国不会同苏联站在同一阵线。这正是他急着要访问美国的原因。
　　我当时正在香港粉岭总督府宾馆度假，打高尔夫球，在那儿遇上一位曾经任职于《泰晤士报》的中国问题专家大卫·博纳维亚。他认为邓小平的警告不过是空口唬人，因为苏联海军已驶入南中国海。我说我刚在三个月前跟邓小平见过面，他绝对是个说话谨慎的人。两天后，也就是1979年2月16日，中国军队攻入越南北部边境。
    北京城外看神州
    八九十年代，为了更了解中国领导人发展中国的动机和他们的雄心壮志，我几乎年年访问中国。每次访问，我都会花一个多星期，由一位中国副部长陪同游览各省。在这八到十天内，乘坐同一架贵宾专机，在中国各地旅游，长时间的共处，让我有机会对中国领导人的思想和背景有更深入的了解。他们的夫人则总会和芝做伴。
　　1980年一次访华，我发现中国已今非昔比。小女玮玲也同样感到意外。她在北京观光，发觉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倒台后，中国人的心情比较舒畅。一般官员和老百姓跟她交谈时，态度轻松自在多了。
　　我至今忘不了我们游览过的壮丽山河，例如清朝乾隆皇帝的避暑山庄承德和长江三峡。我们乘搭渡轮由重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蒋介石设在四川省的陪都）沿江而下，直到三峡出口宜昌，历时一天半。抬头望去，在高耸入云的险峰峭壁上，数千年前为纪念某些事情某种感念而镌刻的大字，历历在目，让人不禁肃然起敬。它回荡着的，是一个民族披荆斩棘、挣扎求存的奋斗历史。但是更令人惊讶的，却是一幕幕人们像驮兽似的拉着驳船和小船的景象，犹如在远古时代一样。一排人肩上拉着粗粗的纤绳，一里又一里地逆流而上。时间仿佛在这里凝滞不动了，任由各种先进的机器在世界各地呜呜转动，却偏偏同他们擦身而过。
    文革耽误了一整代人
　　我们续程到武汉，这是长江沿岸中国主要的工业城市之一。但是到当地大学参观的经历却是令人伤感的。跟我们见面的几位教授在美国受教育，虽然年事已高，英语说得生硬，但显然都是博学而有修养的人。他们带我们参观图书馆，学生们都在埋头用功。玮玲当时是个医科学生，她主动跟一个正在阅读英文生物课本的男生交谈，还要求看看课本，却发现它竟是50年代出版的。这已经是1980年了。她觉得不可思议。他们读的，怎么是一本过时30年的生物课本呢？但是，他们跟外界隔绝30多年，刚刚对西方开放，没有外汇购买最新的课本和期刊，也没有复印机。中国同发达国家之间，知识距离越拉越远，不知要花多少年才能缩短弥合。
　　文革把一整代人耽误了。刚从文革中恢复过来的这一代学生，读的是过时的课本，接受的是落伍的教学方法，没有任何视听教材。这又将是半迷失的一代人。没错，他们当中最优秀的人才就算条件再恶劣也还是能取得成功。但是一个工业社会不只需要少数的顶尖人才，它更需要全人口都接受良好的教育。
　　武汉的欢迎晚宴过后，我们的东道主和随团的所有官员都消失了。我在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于是派助手去探个究竟。助手回头说，中方人员全挤在厅子里的电视机前，看四人帮站在被告栏里接受审讯。这一刻，对多年来受到四人帮恐吓的人们来说，是报应到来的时刻，总算轮到这些仗势欺人者自食其果了。
　　至于其他几个观光站，厦门和鼓浪屿是令人难忘的。我们第一次在中国听到新加坡很熟悉的福建乡音。为了应付大选，我曾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学讲福建话。在厦门听当地人说福建话，同老师所教的一模一样，真是让人欣喜。
　　鼓浪屿是厦门附近的一个小岛。他们向我们指出两座属于新加坡政府所有的洋楼。殖民地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把房子买来，供那些被送往厦门学福建话的英国殖民地官员住宿。我们当时看到的是两座破败的建筑，各住着四五户人家，人数远远超出房子所能容纳的限度。他们急着向我们保证将进行修葺，然后把房子归还。（我的财政部长韩瑞生后来透露，他曾听说有关业主取回房产之后的可怕经历：他们得偿还拖欠多年的大笔款项给看守人，作为自1949年以来看守房子的薪金。）
　　我们的东道主遥指隔海的金门。它是由台湾管辖的一个小岛，在天气晴朗时肉眼可以望到。这番话，正是那年年初台湾蒋经国总统带我到金门，指着同一片海域对面的鼓浪屿时告诉过我的。早在五六十年代，两个小岛曾经展开密集的炮火交锋。到了80年代，他们通过声音嘹亮的扬声器互相怒骂。
　　他们的菜肴都是我们常见的，却又不太一样。午餐时，他们做了真正原味的薄饼。煸竹笋，用必要的配菜和佐料，包在薄饼皮内做成春卷，做法跟新加坡的不同。不过，他们也有类似的糖果——可口的花生酥糖，卷起来像小型的筒状夹心蛋糕，比新加坡的好吃。我们都知道这里是我们大多数人的祖先的家乡。不论他们来自福建省哪个村落，凡是要到南洋去的，多数都要取道厦门。
　　我们从厦门飞往广州，然后乘火车到香港。这一趟再没有通过扬声器不停播放的思想告诫，也听不到单调呆板、喋喋不休的有关“走资派”的演讲，或者四人帮的其他口号。中国人在衣着方面也比过去自在得多。我们一离开北京，陪同我们的女通译员就穿上了花哨上衣配裤子或裙子，这是1976年看不到的现象。毛泽东式的中国正淡入历史，中国人的一些旧习惯重新回来，一些是好的，当然陋习不只几个。就像1985年我再度到中国访问时，发现营私舞弊、裙带关系，这些长久以来困扰中国的病态现象，又卷土重来，而且日益严重。
　　这次访华给我们留下较好的印象。东道主毫不拘谨，开怀畅饮，交谈投契，更愿意谈起那灾难性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我们所接触的领导人和官员都更加开放自在，更加愿意讨论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以及未来所将面对的问题。中国如今变得更自然，更像其他社会。

李旧苗

　　中国领导人都深知文化大革命使他们失去了一整代人。他们摒弃了毛泽东那一套不断进行革命的浪漫信仰，要同世界各国建立稳定的关系，通过经济合作协助中国复兴。只是我想至少还得再过一代人的时间，才可能等到一个全面现代化的中国诞生。
　　中国的每一个省份，无论地理、经济、教育、办事效率，都不尽相同，各省省长所关注的领域也不一样。游览各个省份，让我深切体会到为什么在这么一个地广民众的国度里，省籍的效忠精神是那么强烈。它们的乡音、饮食习惯、社会习俗，都不一样。中国的精英分子永远无法像欧美和日本的精英分子一样互相认识。虽说美国也是大陆，但人口并不那么多，精英分子都能通过先进的通讯设备定期聚会和交流。中国的人口太稠密，在80年代兴建机场开始引进西方客机之前，中国的通讯设备非常落后，各省份的精英仿佛活在完全隔离的世界里。因此，任何领导人一有机会攀上北京中央，都会在不引起其他人不满的情况下，尽量把过去省里的工作伙伴一起带进城。这些出自地方省份的工作伙伴，总是最能了解、最能揣摩领导人的心思。
　　各省之间竞争激烈。每位省长都会滔滔不绝地大谈有关各自省份的基本数据资料：面积、人口、可耕地、降雨量、常年农业产量、工业、服务业，当然也包括国内生产总值，以及这些个别项目在全国30个省份当中的排名。各个城市之间的竞争同样剧烈，市长们也总会一一道出本市的重要数据和在全国的排名。排名由中央政府确定，目的原是鼓励良性竞争，却因各省市领导人为提升名次而不惜一切代价，甚至引发省级的贸易战，使省市之间的斗争白热化。像广东这样一个快速增长的省份，必须输入粮食以应付从其他省份拥入的“流动”工人，邻近省份却不愿意出售米粮应急。另一个省份有个很成功的电单车制造厂，却因为毗邻省份过度保护省内的厂商，苦于无法把电单车销售出去。
　　我一直以为共产制度等于完全的中央集权统治，中国的情况却并非如此。自古以来，历朝历代，地方政权总能在一定程度上自行诠释朝廷的敕令；离中央越远，独立自主权就越大。“山高皇帝远”这五个字，贴切地表达了一代代人在地方政府的欺压下，郁积已久的愤懑和怀疑心态。90年代我们雄心勃勃地到苏州市进行一项大工程，就对此有了深切的体会。
　　我有机会略窥中国政府运作的方式——叠床架屋，权力机关共有四层：中央、省级、市或县级、区。在理论上，中央颁布的书面指示，全国各地一律推行。然而实际上各级政府常常为了抢地盘，势如水火，你争我夺。每个部门都死保各自的权益，想方设法扩大权力范围。部门内部明争暗斗、勾心斗角的现象屡见不鲜。公共服务和政治任命之间没有区别。GCD的权威至高无上，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确保自己在党内占有一席之地。要飞黄腾达，或者下海从商，党籍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不过，中国领导人的素质还真是叫人钦佩。有了适当的训练，多接触自由市场经济，他们大可以同美国、西欧和日本的顶尖高级执行人员平起平坐。他们脑筋好、思维快、分析能力强。就算是闲聊，他们也委婉含蓄，引经据典，处处显露思路的清晰敏锐，只有听得懂华语才能完全领略个中的旨趣。
　　我早预料到在北京的领导人素质过人，只是没想到省级官员、党委书记、省长、市长和高级官员们也毫不逊色。中国大陆人才之众令人瞩目。能跻身最高层的人才，未必就比错过时机的人才高了一级。中国地广人众，要登上龙门还得靠点运气，尽管他们有一套谨慎透彻的遴选制度，着重能力和品格，不再像文化大革命那个灾难性年代一样，思想意识和革命热忱胜于一切。
    天安门事件之后与江泽民主席的交往
　　1990年10月，我同江泽民主席会面。他热情地接待我，还引用了孔子《论语》中的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80年代初他两度访问新加坡，以及1988年他担任上海市长时我访问上海，我们都失之交臂，没有碰面。他到过新加坡两次。第一次到这里进行两个星期的考察，研究经济发展局如何为新加坡招商，怎么发展工业区。他当时的任务是在广东和福建设立经济特区。第二次则只是过境停留。他对新加坡的城市规划、社会秩序、交通情况、整洁和服务水平都留下深刻印象。他没忘了我们的标语：“处世待人，讲求礼貌”。他很高兴能同街上的普通人讲华语，这使他到哪里去都很方便。
　　江泽民说，**事件过后，西方宣称能通过电视干预中国的内政。西方按照他们的价值体系办事。他能够接受不同观点的存在，但是不赞同只能有一种观点是正确的。在这些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概念里，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它们不可能抽象地存在，必须同一个国家的文化、经济发展程度挂钩。根本没有新闻自由这回事。西方报章属于不同的经济集团，并由它们所控制。他提起新加坡在1988年限制《亚洲华尔街日报》的销售量，他说中国在戈尔巴乔夫访华时也应该这么做。许多西方媒体对**事件的报道并不正确。
    邓小平对外开放并遵循社会主义的政策维持不变。既然我对开放政策是否会继续下去表示关注，他便向我保证，开放政策将“加速”推行。他们决意要脱离苏联的中央计划制度。江泽民曾经在苏联念了两年书，进行过十次访问，十分清楚他们的制度里存在的问题。中国希望建立的是一个混合经济，结合中央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制度的精髓。
　　中国希望同其他国家维持联系。它面对的是怎么喂饱11亿人民的难题。单是要为全国提供米粮，已够伤脑筋的了。作为拥有1200万人口的上海市长，江泽民发现每天要提供200万公斤的蔬菜也很困难。一谈起中国的庞大需求，他就谈了一个小时。晚宴上的谈话非常生动。他不断从广博的记忆中引用童年时代就背诵过的诗词文赋。他的评语充满了文学比喻，很多都超越了我对中华文学有限的认识。这自然也加重了通译员的工作。
　　我没有如事前所料一般地，见到一个典型老练的共产党官员。在我面前的是个身高中等，身材圆胖，皮肤白皙，戴一副眼镜的阔脸，黑发往后直梳，经常面带笑容的主席。他是中国的第一号人物，由邓小平在**事件发生几天后，亲自点名取代赵紫阳。他资质极高，博览群书，而且有语言天分，俄语说得流利，也能说英语和德语，并且能够引述莎士比亚和歌德的话。他告诉我因为曾经在罗马尼亚工作，所以也能说罗马尼亚语。
　　江泽民在1926年出生于江苏省扬州一个书香世家。祖父是位名医，也是个有才气的诗人、画家和书法家。父亲是长子。他的叔叔17岁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939年国共内战时被杀，当时才28岁，算得上是个革命烈士。这个叔叔膝下无子，所以父亲在江泽民13岁那年把他过继给叔叔的遗孀。因此，当江泽民在南京的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参加学生共产组织时，可以说具备了毋庸置疑的革命的家庭背景。
　　他在一个书香弥漫、画作丰富和音乐气息浓厚的家庭环境中长大。江泽民歌唱得好，也弹得一首好琴，喜欢听莫扎特和贝多芬。来自不同省份的人在学术表现上明显不同。江苏是中国的“湖区”，千百年来，清爽舒适的气候吸引了无数退休的官员和文人。他们的后裔提升了那里人口的学术水平。苏州在江苏省内，春秋时期（大约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曾是个国都。那里有条状元街。状元是每三年一次在京试中考到第一名的考生。苏州领导人总是很自豪地说，状元街出了很多状元。
    江泽民活泼外向
　　我早听过有关江泽民的汇报，但在真正接触时还是感到意外。想不到会碰上一位这么活泼外向的zhonggong领袖。江泽民于1980年曾在新加坡待了两个星期，当时经济发展局派了一名署长吴博韬担任他的联络员。江泽民当上总书记之后，吴博韬为我写了一份简略的江泽民印象记。他对江泽民受委坐上第一把交椅感到意外。在他印象中，江泽民是个认真勤奋、明察秋毫的官员，会仔细研究每个问题，做笔记，凡事追根究底。吴博韬很欣赏他，因为他不像其他中国官员那样住在五星级酒店，而是选择了繁华的乌节路以外的一家三星级酒店。他乘坐吴博韬的普通车子，甚至搭德士或者步行。江泽民是个节俭清廉的官员，但是看起来不像是个擅长搞政治的人物。
　　两个星期快结束时，江泽民坦然地直视着吴博韬说：“你对我还没说尽，你一定还有秘密。中国的土地、水源、能源、劳工，都便宜得多，但是你们吸引得了这么多投资，我们却做不到。这到底有什么秘诀？”吴博韬很为难地说明，关键在于政治信心和经济生产力。他抽出商业环境风险指数的报告指出，新加坡在一甲至三丙的评级中排在一甲，中国则连评都没有被评到。新加坡之所以安全而有利于投资，全赖于政治、经济和其他因素。这里没有被充公的危险。我们的工人勤劳，生产力高，而且极少有工潮。我们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他详细地介绍了商业环境风险指数的衡量标准。江泽民并不完全信服。因此，吴博韬让江泽民把商业环境风险指数的报告带回去研究。在江泽民前往机场之前，两人在他窄小的酒店客房里进行了总结讨论。江泽民终于说，他明白其中的奥秘，经济发展局有的是“怎么促销信心的独特本领”。吴博韬总结说：“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成为中国的第一号人物。他的为人太好了。”
　　我们两人很合得来。江泽民爱结交朋友，我则直接坦率。同李鹏在一起，我必须小心地连半开玩笑也有所顾忌。江泽民则知道我没有恶意，从不见怪。他也有个非常不像中国人的习惯，喜欢拉着客人的前臂，殷切地看着对方的眼睛问一个直接的问题。他的眼睛是他探测谎言的仪器。当他提出一些关于台湾、美国、西方和中国本身的尖锐问题时，我并不回避，我想他一定对此感到满意。
　　我们两人之间的友好默契，对处理棘手和敏感课题的确有所帮助。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因为他的和气和时时引用诗词的偏好而低估了他的能耐。但是他肯定有他强悍骁勇的一面，他的对手在试图挫败他时，必然早已发现。他的正直人格，他对邓小平赋予他的崇高使命的献身精神，以及继续推展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使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工业社会的决心，都是不容置疑的。他费了一番唇舌向我解释，中国必须有别于西方其他自由市场，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两年后，1992年10月，我和江泽民重逢，双方讨论了国际局势。那是美国大选前几个星期。我建议如果克林顿胜利了，中国必须采取缓兵之计，为自己争取时间。江泽民应该给克林顿调整的空间，以便扭转最惠国待遇等政策，避免正面冲突。一个新上任的年轻总统，急于向支持者表现自己将信守竞选演讲所做的承诺，这可能给中国和美国带来麻烦。江泽民听我说着，并不直接答腔。
　　江泽民描述了中国的经济情况，然后问我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应有多大的增幅才算最理想。他们之前的预期目标是6%。下一次的人大，他们把目标定为8%或9%。我回答说，亚洲四小龙和日本在工业化的最初阶段，都取得了持续好一段时期的两位数增长，通胀率也偏低。石油危机爆发以前，新加坡通胀率低，每年取得12至14%的增长。新加坡的理想增长率并不在于任何魔幻数字，而是取决于我们的劳动力和生产力是否获得充分发挥，利率和通货膨胀率是不是受到控制。我补充说，吴庆瑞博士（我的前财政部长，曾为中国的经济特区提供咨询）相信中国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无法控制信贷。中国人民银行每个省份的分行，在放贷时完全看省政府的脸色行事。而且，有关货币供应的数据资料，在任何时候都不足够。中国要控制通胀现象，就非得对货币供应有所管制不可，而且不能允许中国人民银行的省市分行，在中央银行不知情或不批准的情况下放贷。
　　江泽民对此做了记录。他说，他是电机工程师出身，不过也开始学点经济，阅读亚当·史密斯、保罗·塞缪尔森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即佛利民）的著作。他并不是惟一研究市场经济的中国领导人。我劝他研究美国联邦储备局和德国中央银行的运作方式。这两家中央银行都办得很成功。其中，德国中央银行在对付通货膨胀方面更有效。德国中央银行的主席由总理委任。但是受委之后，他就全权自主，总理不能命令他增加货币供应或者调低利率。中国必须控制信贷，而不是过分关注是否能取得超理想的增长率。打个比方说，如果广东省因为有了香港的资金来源，增长速度比其他省份来得快，那么就应该放手让它继续增长，再通过改善公路、铁路、航空、内河和海上交通，鼓励这种增长势头带动其他邻近的省份。他同意研究这些建议。
　　1994年10月，我们有过一次热烈的讨论，谈的是台湾问题。那年5月初，台湾李登辉总统在新加坡停留，要求吴总理代为向江泽民主席提议，让中国、台湾和新加坡（新加坡只持象征性股份）联合设立一家国际船运公司，处理中台之间的贸易。所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贸易的船只都将归属这家公司。
　　吴总理致函江主席传达这个建议。江主席并没有接受。后来，我和吴总理决定提呈一份新加坡的建议书，建议成立一家船运和航空公司，在新加坡注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和新加坡三方共同拥有大致相等的股份，为中台两岸的鸿沟搭建桥梁。这家公司将跟中国和台湾租用同等数目的船只和飞机。三年后，中台两地将收购新加坡的股份。1994年9月中，当我在台湾同李总统会面时，他赞成这项建议。
　　几天后，也就是10月6日，我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江主席。他建议我们进行小组讨论，他那方由他本身和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代表，我们这方则由我和新加坡驻北京大使代表。江主席说：“我有通译员，但是我们别浪费时间，你就说英语好了，我听得懂。而我说华语，你也能听懂。什么不明白的，我的通译员可以帮忙。”我们的确节省了不少时间。
　　我说，李总统赞成我们的建议，不过相信细节上还会碰到许多困难，因此希望新加坡能协助解决。台湾的外长希望船运先开始。他们已经在高雄划定了特区，作为国际货运港口。一年后船运码头顺利开放，空运就可以开始了。
　　江泽民说吴总理的建议出自一片好意，可惜并不恰当。两地要合作，没理由还需要掩饰。这些观点他早已从不同来源听说过。他接着提及李登辉在接受日本小说家司马辽太郎访问时的谈话内容，访谈于那年4月在一份日本杂志上发表。（李登辉受访时把自己比喻成摩西，要率领他的子民脱离埃及到应许之地。）江泽民说李登辉想方设法争取参加广岛亚运会之举，就显示他完全不可靠。李登辉要的是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他们之间谈得越多，鸿沟就越大。李登辉一直是说一套做一套。李登辉不应该把他当傻瓜，以为他看不出李登辉的真正意图。江泽民说，中国领导人说话字斟句酌，而且言而有信，言下之意，是台湾领导人并非如此。中国领导人非常重视信义，意思是李登辉无信无义。他谈到李登辉巴结前宗主国（指日本）时，面露愠色。
　　江泽民滔滔不绝，即使有时我只抓到大意，不完全明白他所用的一些特定词语，我也不打岔要求他澄清。他慷慨激昂，说明自己的立场严肃认真，信念坚定。
　　我当时没法了解他强压下去的怒气，过后才发现在那次同他会面前三天，我人在河南的时候，李总统曾对《亚洲华尔街日报》说：“北京现在没有一个够强的领导人，没人能做最后的决定。邓小平虽然还健在，我们却不以为他还能思考。邓先生设法扶持江泽民，把他提升为集所有职权于一身的最高领导人……我们也许会在邓先生走了之后看到真正的领袖登场。只是我不知道这个人是否已经出现，或者仍然躲在幕后等着露面的机会。”
    走向富裕的中国
    邓小平在1992年2月南下巡视，媒体竞相报道。他在深圳说，希望广东在20年内赶上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不只经济要追赶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他希望中国在这些方面能够做得比这些国家和地区更好。惟有如此，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补充说：“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要比他们管得更好。”在中国，邓小平一句话，好坏定于一尊。
　　我曾经于1978年在新加坡举行的国宴上告诉过邓小平，我们新加坡的华人是中国广东和福建等地南方人的后裔，祖先都是目不识丁、没有土地的农民；达官显宦、文人学士，则全留守中原开枝散叶。没什么事情是新加坡做得到而中国做不到，或没法子做得更好的。他当时一言不发。现在看到有关他要中国人民超越新加坡的谈话，我知道他早在14年前的那次晚宴上，就接下了我悄悄抛给他的这个挑战。
　　有了邓小平的首肯和鼓励，数以百计的代表团，大多是非官方人员，浩浩荡荡地从中国来到新加坡。他们带着录音机、摄像机和记录簿，要从我们的经验中学习。新加坡可是受到他们的最高领导人的认可的。他们把我们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凡是觉得有吸引力，可以在中国各大城市里复制的特点，都详细加以研究。
　　中国领导人为了“社会歪风”而大伤脑筋。卖淫、色情文化、嗜毒、赌博以及各种犯罪活动，在经济特区大行其道。卫道之士对开放政策的好处质疑。邓小平的答复是，窗户打开了，引进了清新空气，苍蝇和蚊子也跟着飞了进来，不过总有办法对付它们的。
　　邓小平的演讲见报不久之后，zhonggong中央对外联络部主任问起我们的驻北京大使，我们“如何维持道德标准和社会秩序”。更确切地说，他们想知道“新加坡在引进西方科技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可曾面临矛盾与冲突，应该如何在这个过程中维持社会稳定”。他们观察我们好几年了。这些年来，我们的基础设施、住房建设、整洁、秩序、绿化，以及稳定和谐的社会和彬彬有礼的人民，中国传媒无一不加以报道，并大为称道。
　　以zhonggong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徐惟诚为首的代表团到新加坡来进行十天考察。其实“宣传部”副部长这个名称并不贴切，他应该算是意识形态部副部长才对。我们解释说，我们相信社会管制不能光靠纪律。人民要堂堂正正过日子，起码得有基本的生活条件，有合理的居住环境和社会设施。人民必须能遵守政府治国的基本原则，像奉公守法，履行公民义务，协助警方防范和调查罪案。
　　代表团回国后，把考察报告写成“参考消息”发表，供党干部参考。他们还把有关新加坡的资料出版成平装本，里头引述了徐惟诚对我的治国方针所做的这么一番结论：“把国家治理好需要经年累月不停的努力，而要改变人民落后的社会行为，一定程度的行政压力在最初阶段是有必要的，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得从教育着手。”一年后，我在北京同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李瑞环见面，他告诉我当年到新加坡进行考察访问，是他提出的建议。他过去担任天津市长时到新加坡访问过，觉得新加坡的模式值得好好研究。
　　他们也对我们的法律制度很感兴趣。中国排名第三的领导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乔石，负责处理一切必要的立法程序，为中国奠定法治基础。他曾在1993年7月到新加坡来参考我们的法律。他说zhonggong中央领导人自1949年10月1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就废除了原有的一切法律，改而以党的指示治国。党政策成了国法。要到邓小平推行开放政策之后，中国才认识到以法律管制商贸关系的重要性。乔石说，没有人愿意同一个混乱分裂的中国合作。中国要维持长期稳定，不能少了法治。我说，中国要在二三十年内建立法律制度不是问题，但是要让人民普遍接受法治，愿意奉公守法，就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他回答说，不一定得人人都懂法。只要高层领导人身体力行，法治就能成功。这一番话，让人觉得他是一位对问题深思熟虑，处事认真的人。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突破了过去千百年来的封闭心态，更愿意对世界开放，向世界学习。邓小平勇气十足，在党内、国内权尊势重，这使他足以公开承认中国为了追求革命式的乌托邦而浪费了那么多年的光阴。这是个令人振奋的阶段，思想开放，充满活力，从过去的疯狂口号和灾难性运动中彻底解放出来。是邓小平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为中国赶上世界的步伐跨出了第一步。
    苏州工业园区的启动
　　1992年9月，我在副总理王鼎昌陪同下，到有“中国威尼斯”之称的苏州进行访问。当年的苏州处处是破旧景象，河水污秽混浊。但是我突发奇想，认为我们有办法把苏州重新发展成一个美丽的城市，并在毗邻地段开发一个工商业区。山庄别墅傍着湖光山色，窗外廊边，一派山明水秀，就像现存的一些经过修复的旧公馆，还隐约流露旧时代的豪门气派。
　　苏州市长章新胜在一天午餐后把我拉到一旁问我：“新加坡有500亿美元的储备吧。”我说：“谁告诉你的？”他读过世界银行的报告书，他说：“怎么不考虑把其中百分之十带到苏州来投资，让我们也像新加坡一样实行工业化？我担保给你特别待遇，确保新加坡的投资取得成功。”我说：“精明能干的市长总是很快就获得擢升。之后呢？”他沉默了一会儿后回答：“好，起初我的接班人可能给你添麻烦，不过久了他也就不得不沿着我制定的路线走。苏州人要的是他们在电视和报章上看到的新加坡，有工作、有住房、有个花园城市。”我回答说，“你没有权力为我们提供一片绿洲来发展一个小型新加坡。你还得有中央政府授权，才能做到。”
　　我当初没把这番话放在心上。那年12月，他到我的办公室来，说已经向邓小平办公室提出建议，大有机会可以付诸实行，请我拟定计划正式提交。章新胜同邓小平之子邓朴方来往密切。就这样，王鼎昌勾勒出苏州旧城修葺后，毗邻有个现代化工业园区的构想图。几个月后趁邓朴方到新加坡考察时，我让他看看修葺后的苏州城市连同毗邻的新工业园区的设计草图。他非常兴奋。也因为有他向父亲的办公室大力推荐，给这项计划推了一把。吴作栋总理那年4月到北京访问，就同李鹏总理和总书记江泽民对计划进行了讨论。
　　1993年5月，我在上海同副总理朱镕基会晤。较早时预先就苏州工业园区计划给他写过信。我说明拟议的合作方式：一份政府对政府的技术援助协议书，内容说明在苏州市一个约100平方公里的地段，转移我们在吸引外资、建设工业区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我们所谓的“软件”），并同时发展住房和商业中心。此外，新加坡财团和外商也会同苏州市政府合资开发苏州工业园区。整个开发工程可望在20多年内完成，只不过要使新加坡的处事方式适应中国的不同国情，也许会碰到一些困难。
　　朱镕基起初以为我这项建议不过又是个替投资商赚钱的主意。我说，许多代表团从中国到新加坡来考察，看到的却总是零星的片段，永远没法全面了解我们整个制度的运作方式，我就是针对这种现象才提出这项建议的。如果能让新加坡和中国的经理在同个岗位上一起合作，要转移我们的方法、制度、知识，就容易得多。朱镕基同意值得一试。他指出，苏州地处长江流域一带，同中国最大的国际中心上海（90公里以西）也相距不远。
　　四天后，我在北京同刚获擢升的副总理李岚清会面。他来自江苏省，出生地是离苏州不远的一个小镇。他对计划给予全力支持，理由是苏州人品质高，能很好地吸取和应用新加坡的经验。李岚清说，新中在文化、传统、语言方面相同，合作上占了优势。身为一名务实主义者，他要求工业园区计划必须符合经济效益，有合理的利润。他当年担任天津市副市长，就以“平等互利”为合作的基本原则。
　　1993年10月，北京分别派了国务院和江苏省两个代表团前来考察新加坡的制度。他们要先确保我们的制度中有适用于中国的运作方式，才肯同意接受“转移软件”的建议。
　　1994年2月，我同李岚清副总理在北京联合签署了苏州工业园区协议书，李鹏和吴作栋总理一起见证了签署仪式。我也见过江泽民，向他保证苏州工业园区的开发工作会很快展开，不过还需要至少十年才能达到较成熟的发展阶段。新加坡的裕廊工业区面积才不过60平方公里，却花了我们整整30年的时间来开发。
    工业园区计划触了礁
　　苏州工业园区开发计划就在双方的热烈推动下启动了。但是工作没多久就触了礁。中央（北京）和市政府（苏州）的目标宗旨出现分歧。北京最高领导人都很清楚，苏州工业园区计划的本质，是为了转移新加坡在策划、建设、行政管理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联合开发一个集工、商、居于一体的综合性国际城镇，以吸引高素质的投资者。苏州市政府却为了保障狭隘的地方性利益偏离了正轨，同核心目标渐行渐远。我们要向他们展示新加坡的模式，怎么重视金融管制、蓝图总策划，为投资者提供持续不断的服务，这些是我们的软件。但是他们要的却是“硬件”，就是那些我们建得了的高楼大厦、公路、基础设施，以及通过我们在国际上的联系和信誉所能吸引到的巨额外资。他们没有集中精力学习怎么创造一个适合经商的环境，也没有选出最有希望的人才接受培训，准备接手。“硬件”带给苏州以及市政府官员的利益和功绩，都是立竿见影的。相反地，北京要的是“软件”，也就是采纳新加坡经商的模式和经验，以便把所获得的利益也转移到其他城市去。
　　基于此，苏州市政府并没有信守承诺，对苏州工业园区全力以赴，反而利用同新加坡的联系，发展由市政府自己开发的另一个工业区苏州新区，同时操纵土地和基础设施的价格，使新区比园区更具竞争力。值得庆幸的是，大规模跨国企业大多更看重新中的合作，不惜承担更高的土地成本，选择到园区投资。所以尽管困难重重，园区仍然取得显著进展，在三年内吸引了百多个投资项目，外资总额接近30亿美元，每个项目的平均投资额居中国全国之冠。
　　进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园区和新区之间的矛盾和竞争令外国投资者感到混淆，也扰乱了苏州市政府的视线，脱离了转移软件的初衷。事情到了1997年年中表面化，负责管理新区的苏州市副市长在汉堡对一群德国投资者说，江泽民并不支持工业园区，苏州新区欢迎他们来投资，他们不需要通过新加坡。他这么一说，我们一下子没了立足之地。我们为了同地方政府竞争，浪费了太多时间、精力和资源。
　　我在1997年12月向江泽民提出问题。他向我保证把苏州工业园区计划放在第一位，地方层次的一切问题都会获得解决。北京最高领导层的保证言之凿凿，苏州市政府却仍然一意孤行地推动新区计划同园区竞争。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已经是负债累累，不继续推展新区发展计划的话，财务困境就没法摆脱。经过了多次磋商后，双方终于在1999年6月达成协议，新加坡财团和苏州市政府将调整在现有的苏州工业园区联合开发计划下分别拥有的股权和管理责任。到2000年底为止，新方财团仍会是工业园区拥有最大管理权的大股东，集中完成工业园区首期8平方公里的开发工程；从2001年起，苏州市政府将接过大股东的责任，主管开发计划，以首期8平方公里为模范，继续开发原定的70平方公里的其他地段。
　　这次合作的经验是个很大的磨炼。我们都以为彼此凭着相同的语言文化，合作起来自然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所以双方都指望对方的处事作风会跟自己一样。遗憾的是，尽管语言上没有障碍，我们的经商文化却迥然不同。我们讲究法律和制度。他们听的是上头的指示，不一定明文规定，意思也总是因人而异。
　　苏州五年，让我们见识了中国一层层行政机关和易变的经商文化的错综复杂。我们如今对中国的制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学会怎么绕道而行，回避各种路障，最终使中方把苏州工业园区计划继续进行下去，争取部分成功而不是彻底失败。
　　GCD如今面对一个最根本的挑战。共产主义在全球各个角落都遭到重挫，中国人民何尝不知道。惟一不败的是GCD。它解放了中国，统一了中国，让人民吃得饱穿得暖。撇开大跃进（1958年）和文化大革命（1966至1976年）不说，让中国人民深感自豪的是今天外国人再也不能像过去在租借地大搞治外法权那样，任意侵犯中国的主权。
　　中国的突飞猛进，我在1994年9月访问内陆河南省时有过深切的体会。当我抵达郑州机场时，一列旧式红旗轿车已在列队等候。我知道河南不比沿海地区繁荣，却没想到他们还在开红旗轿车，这种车子在沿海地区老早就被淘汰了。但是出乎我意料之外，他们把我和党书记李长春带到一辆崭新的600型马赛地轿车前。听到李长春和司机很熟识地彼此交谈，更是激起我的好奇心。后来有机会同司机独处，我问他当司机能挣多少钱。他回答说自己是名副其实的车主，可不是司机。李书记本来打算向他借车子接待我，他却决定亲自开车来跟我见见面。六年前他还只是一个工厂督工，后来经过邓小平的倡导，鼓励国家致富，他毅然下海从商，如今已是三家工厂的老板，雇有5000名员工，进行电子产品装配生产。连这辆马赛地在内，他共有三辆轿车。中国正在以无可逆转之势，瞬息万变。
　　1976年首次访华至今已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我亲眼见证了中国的改革进程。最叫我惊讶的还不在于外观上的沧海桑田，高楼大厦、高速公路、机场怎么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兴建落成，最根本的差别在于人民的态度与习惯不一样了，他们更能够畅所欲言。在七八十年代可能被冠以煽动叛乱罪名的著作，如今大量撰写出版。自由市场和先进的通讯，使社会更透明开放。中国的面貌在往后20年又将焕然一新。
　　这一代人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里接触新思想新知识。二三十年后，他们将改变中国的面貌。美国人最好不要先妄下定论。中国人拥有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是个完全不同的民族。为了追求先进科技和现代化的经济，同时维护中华民族的传统和价值观，好让历史延续下去，中国当会以自己的步伐进行变革。
　　中国有潜能在2050年实现目标，晋升为现代化的经济体。只要中国不偏离重教育、重经济的现有轨道，中国大可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贸易强国，在国际事务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中国未来50年内的一个发展前景：现代化、负责任、信心十足。

大悲

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