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渊：中国知识分子的才具和苦难——周策纵先生逝世周年祭
（上海《东方早报》曾发表本文删节版，这里是原文全文）
旅美中国学者兼诗人周策纵（字幼琴）教授，二○○七年五月七日下午六时于加州伯克利市阿巴尼镇寓所去世，享年九十一岁。三月间我与内人曾去拜望，他已经处于弥留状态，周夫人吴南华博士告诉我，先生的脑部功能已经不可能恢复。六月去洛杉矶参加“反右五十年讨论会”的时候，听蒙特利公园常青书店主事的女士说，策纵先生已经于一个月前去世。我无幸是他的学生，但在他失忆前的最后岁月，有幸成为他的一个忘年的知心朋友，他的去世引起我极大的哀伤。
二○○二年六月一日，我去纽约参加司马璐先生召集，周策纵先生主讲的‘胡适讨论会’，那天我随手带了一册《胡适杂忆》，策纵先生会间休息时下席来坐在我的身边，见到这本《杂忆》就翻了起来，他侧身对我说：‘序是我写的，这次出大陆版，唐德刚分了几十元稿费给我，今天还是第一次见到书。’我平时读书是翻到哪里读到哪里，根本就不读序，于是觉得非常尴尬，会间赶紧读了这篇序文，竟是一篇绝妙的文章。就这样，我认识了周策纵先生。
策纵先生是德刚先生的挚友，第二天我随司马、策纵等先生往访唐府，唐先生四月间中风脑部受损，起头连老朋友也不认识了，开门时竟问策纵先生：‘你找哪一位？’然而入座后就记忆恢复，妙语风生了，唐夫人吴昭文女士很高兴，说交谈有助病人康复。策纵先生从进门始，就谦谦地坐在一旁，面带欣赏的微笑，不时还被德刚先生的连篇趣言逗得扑哧喷笑，两个老朋友就象一对濡沫的兄弟。
那年二月，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拙著《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我准备在台湾出一个繁体本，本想请唐先生作一篇序，但见到唐先生的状况，就没有启口，回来的路上把书稿给了策纵先生，他在车上就读了起来……这一读，勾起了他的许多想法，耗去四个月时间把‘原族——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序’作就，发表在北京《读书》和台湾《历史月刊》上。我认识他以后的两年中，他寄给我许多诗作和论文，还经常与我通电话，但不久后他的记忆开始衰退，而且病情发展得很快。因此‘原族’就成了他最后一篇有影响的学术文字。
一九一六年一月七日，策纵先生出生于湖南祁阳竹山湾的一个士绅家庭，乃父周鹏翥早年留学日本，后参加辛亥革命，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时入幕讨袁军，失败后逃亡日本，后来回乡主持达孝中学（今祁东一中），诗文名重三湘。策纵先生说他的父亲对甲骨文很有研究，甲骨文是十九、二十世纪相交时代的考古新发现，只有那些旧学深厚，而思想新锐的人物才对其有关注、有建树。
陶铸也是祁阳人，少年时在家乡当过小学教员，策纵先生说陶铸与他父亲熟识。陶铸为人很坦白真诚，在zhonggong党内地位很高，长期主持中南五省的工作，而且与毛泽东的关系特别好。可是他的父执辈朋友周鹏翥，却在一九五二年被祁阳地方从广西桂林抓回老家，由乡间的土改积极分子决定‘就地正法’，一个辛亥老人就这样被‘无绅不劣’的意识形态草菅了；而陶铸本人也因为得罪了江青，在不到二十年后的‘文革’年间，从政治的巅峰上坠落而死。中国的精英和志士，就这样一茬一茬地被剿灭或自噬了。
策纵先生和小他五岁的弟弟策横，都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那是一所为国民政府培养党务和行政人才的学府，课程设置与大学文科一样，教授阵营也非常杰出，因此也叫‘政大’。政大学生在校不愁衣食，毕业不愁失业，因此也为窘困而优秀的流亡学生趋鹜。马英九的父亲马鹤龄是低策纵先生一班的同学，又是湖南同乡，因此非常要好，马英九结婚时还给他发了请柬。要是策纵先生活到今年的话，马英九当选台湾中华民国总统一定会令他很高兴。
策纵先生一九四二年从政大行政系毕业后的几年，现在外间的说法是：‘曾先后主编《新认识月刊》、《市政月刊》、《新批评》等刊物，并一度供职于重庆市政府。一九四五年始，任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编审（秘书），与陈布雷、陶希圣、徐复观等闻人共事。蒋介石当时的一些重要文稿不少出自周策纵的手笔，如台湾“二·二八”事变后的《告台湾同胞书》就是由周所执笔的。’（见《百度》或《维基百科》）
然而，策纵先生告诉我，一次军委会上蒋介石点名林彪分析国际形势，他也在场，林彪的发言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查林彪是于一九四二年二月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是年十月至次年三月在重庆与周恩来合作从事统战，并蒙蒋介石多次召见（见丁凯文主编《百年林彪》，明镜出版社出版）。可见一九四五年前策纵先生名义上是在重庆市府供职，实际参与中枢工作。而《新认识》是政大校刊，《市政月刊》是重庆市府的门面，主编刊物只是他的兼职而已。
策纵先生曾经赠我一册《周姓史话》（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内中有古今中外周姓名人如周瑜、周恩来、鲁迅、韩素音（原姓周），及至周策纵的小传，在他‘一九四八年初赴美……’一段文字前面，他在页边插叙‘删去我于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八年为蒋介石工作的三年’。那就是陈果夫、陈布雷荐他任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任编审的事情。他在蒋介石身边工作的正式名义，是从一九四五年开始的。
策纵先生告诉我，那时他还是单身，就住在总统府里为蒋介石起草文稿，他说蒋介石生活很简朴严谨，但为人又比较固执，还说蒋的旧学功底也还不错，对王阳明的那套知行学说搞得很清楚。宋美龄的作风很美国派，对下属客气随和，没有专制的作风，但生活却很奢侈，胜利前后人民生活困苦，她还用牛奶喂狗，因此他非常看不惯。
德刚先生告诉我，蒋介石宋美龄都很喜欢周策纵，但周策纵却不喜欢他们，而且对自己在蒋介石身边工作的经历，不以为荣，反以为耻。有一次，策纵先生无意中与我谈到台湾的一家‘三民书店’，他说‘我原以为那是一家国民党办的出版社，因此什么书都不找它出，后来才知道它是专注学术的，实在是很大的误会’。从这个小小的‘误会’中，可以看出他后来与国民党已经很生疏隔膜了。
南华女士说策纵先生在侍从室工作期间，曾经写了若干关于实行土地改革的建言，而腐败和内战形势争相愈下，蒋介石也不可能对他的建议有积极反应，于是他对国民党的前途非常失望，乃至决心辞职到美国来留学，鹏翥先生在家乡变卖了田产，分予纵横兄弟各黄金四条，自是希望他们统统远走，策横先生将自己的一份让给了手足。临行前策纵先生去陈布雷处道别，陈对他说了一些很悲观的话，希望他能留下来做一些挽救工作，而陈布雷自己也于同年十一月以死了断了自己对党国和领袖的忠诚。
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八年是中国命运决战的时期，也是策纵先生最接近中国权力中心的时候，他对人说：‘我跟蒋先生做秘书工作，有两年多的时间。那段时期，我有机会接触党、政、军、文化、学术各界的名人，还有各党各派的领导人物和外国人，如胡适、章士钊、毛泽东、周恩来、李宗仁、马歇尔等等。周恩来同蒋介石谈判，我就在场。有机会接触这些人物，能估量他们的本色、想法和能力，不能说对我日后的研究有直接帮助，但起码可以扩充我的观念。’
他还说：‘从抗战胜利起，到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到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宪法，改组政府，每次重要会议我都在场。于是，我逐渐认识到政治多么黑暗，派系如何纷争，党派何等瘫痪（我指的不只一个时代、一个政党），我如果继续工作下去，对国事决不会有太大的补救，自己的个性，也与官场不合。尤其重要的是，我认定当时中国的现代化和改革，只能从党和政府之外去推动，作为人类一分子和一个中国人，我必须争取独立思考，充实自我和完善自我。因此，“知迷途之未远”，我于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考取自费留学，就决意辞职出国。起初辞职不准，后来我再三坚持，并推荐初中、高中、大学都是同学的唐振楚学长接替，一年后始成行。’（刘作忠‘浮海著禁书——周策纵和《五四运动史》’）
蒋介石身边聚集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君子，陈布雷等是一代，周策纵们又是一代，然而代代都于国事无补救，可见中国的问题不是人格和学识的欠缺。而国民党里发生过的事情，后来又在共产党里重演。周策纵的地位或许很象毛泽东身边的青年田家英，然而周策纵可以一走了事，田家英却被吓得‘畏罪自杀’，专制主义能在中国愈演愈惨烈，那就一定是制度或传统的问题了。
传统社会‘士’是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则是读书人贴附权力的道路，毛泽东说知识分子是一个‘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群体，即以为中国没有独立于权力之外的读书人。但策纵先生不然，得到了别人求之不得的地位，又无所顾惜地放弃它；而且出了一个营垒，不进另一个营垒，他是‘不仕的士’的范例。
策纵先生在美国进安娜堡的密西根大学。德刚先生进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在重庆读的是中央大学，然而德刚先生的老叔唐生高是策纵先生政大的同班，因此两人在重庆时就认识了。德刚先生说‘湖南骡子’与‘安徽老母鸡’言音不甚通，所以相闻声而不多相往来，但在纽约的一次亚洲学会上重遇后，策纵先生每到纽约，两人‘时常在纽约十八层高楼高谈阔论，一谈就不知东方既白’，成了莫逆知交。（《胡适杂忆》序）
德刚先生在重庆就有文名，来美国后与林语堂之女林太乙在哥大同学，于是就为林家父女办的《天风月刊》写文章，后来林语堂举家去了南洋，《天风》息影，一群‘文渣诗孽’组织了一个‘白马文艺社’。白马社出了许多名人，当年却有许多趣事，德刚先生说他曾经主张社内不能谈恋爱，但是清规戒律约束不了少年争情，青春烈火终于焚毁了这座象牙纸塔。
要说白马社是泛文艺团体，还不如说是一个青年诗社，导师兼招牌则是主张白话新诗当时也流寓纽约的胡适之。胡适之虽然反对旧诗，对旧诗的品味却很高，他对这群文学青年的旧诗评语至多只是acceptable（可接受）而已，内容则大多贬如‘无病呻吟’或‘陈言未去’，惟策纵先生是他心目中的够格诗才。
唐著《杂忆》说：‘密茨根大学里的一批男女诗人，他（她）们多半以诗代信，尤其是多产作家，新旧一脚踢的大诗翁周策纵……笔者也偶尔附庸风雅“狗尾续貂”一番。江郎才尽之时……就只好相应不理，但是策纵穷寇必追，又说我们：“覆信每如蜗步缓；论交略胜古人狂！”……我们把这些诗拿给胡先生看，胡公莞尔，说周策纵可以做，你们可以多做做新诗。’
策纵先生生于一个湖南诗家，得益于诗韵和典故的庭训，在长沙高中读书时就有许多诗作在上海杂志上发表，诵有如‘易地吴歌成楚谚，入江湘水过秦淮’这样的少年绝句。去国之前他已闻名南京上海诗坛，一九四八年三月‘春鸟诗社’诗友云集上海瘦西湖酒家为他送行，席间他赋有‘春鸟’一诗，诗云：
春鸟危巢与共鸣，买琴一喻为弹筝。
言诗海上风骚激，羁旅江南草木惊。
偶挟疏狂寻饮者，蹇从忧患拾余生。
琼楼亦有伤怀事，况待鸾飘去国行。
诗人对国事败坏的无望和与友人离别的怀伤，于‘危巢共鸣，忧患余生’间表露一尽。
那一代青年是在流亡中度过青春，周策纵从重庆辗转来到了美国，田家英则绕延安进了北京。然而，时局的变化和西方的艰辛统统甚于他们的估计。策纵先生来到美国的第二年，国民党就从大陆出走了，他暑假要去芝加哥的一家‘好世界餐馆’当Bus Boy（无小费收入之搬盘碗工），这位忠厚的党国‘文胆’竟受尽欺凌，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三日他写下一首打油的‘留学歌’：
我来拜金国，金尽学无涯。
既拾老人履，又过屠夫胯。
苦工都做尽，灵药尚余‘渣’。
天将降大任，我岂真傻瓜！
这之于田家英未来的苦境，拾拾‘老人履，过过‘屠夫胯’实在是太大的幸运。然而左右两翼有识之士都无法在祖国生存，才是中华民族苦难的宿命。
朝鲜战争后，美国接受处置钱学森等人失误教训，开始挽留中国科技人才，但是文法科学者的处境依然艰难。此中固然有语言的障碍，种族的歧见，或文人的相轻，但‘供过于求’也是实际的问题，胡适之和自命‘脚踏中西文化’的林语堂都没有谋职的机会。蒋介石的亲信，周恩来的南开友人，普林斯顿的政治博士吴国桢，只能在一所南方地方学院里教教书。德刚先生有‘胡适将哥大当北大，哥大不把胡适当胡适’的不平之言，吴国桢或许还有‘天堂不把人才当人才’的郁结。客观地说，西方是把他们当作中国文化的代表，但这种文化本身落后了。
一九五四年，策纵先生在密西根获得博士学位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聘他到哈佛东亚问题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共事的还有洪煨莲、杨联陞等，年轻的余英时那时也在哈佛攻读博士，这些中西学者的‘内识’和‘外识’，将哈佛的汉学研究推上了颠峰。一九六○年，也就是策纵先生在美国耕耘十二年后，哈佛大学出版了他的巨著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五四运动史》），奠定了他的学术成就。
英文《五四运动史》前后发行了七版，罗素第二任夫人Dora Black女士写给策纵先生的亲笔信，最能说明该书在西方世界的影响，信说：‘当我读你的书《五四运动史》时，我就立刻觉得必须写封信，并且设法寄达你，因为我要为你这书而感谢你。如你所知，我于一九二○年和罗素一同访问中国，事后就和他结了婚。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当时未能知道中国正在进行的活动的详情，这些详情你在你书里是那么美妙地叙说了。但我自己也确感觉到那个时代和当时中国青年的精神与气氛。这种精神和气氛似乎穿透了我的皮肤，而且从那时起我就说过，我已从中国的那一年里吸收到了我的生命哲学。现在读到这全部历史故事，和那些参与者的一生、时代与活动，而一部分参与者，如胡适、梁启超和周恩来等，我又曾亲身会见过，这样读了真使我感觉非常痛快……我只希望目前英国能像当年中国青年的年轻一代，希望能有像蔡元培校长等人一样的大学首长，愿意支持他们的学生。最后，我必须恭维你在你的书中所表现的学问和研究。’
策纵先生在哈佛一共工作了九年，其间结识了在波士顿接受麻醉科专业训练的吴南华女士，南华女士生于一九一九年，原籍江西九江，毕业于成都华西大学医学院。南华女士与策纵先生结婚后继续行医，并育有两女聆兰和琴霓。一九六三年，策纵先生受聘担任Madison的威斯康星大学东方语言系和历史系教授，是年四十七岁。次年迁家至Madison，他将1101 Minton Road的寓所命名作‘陌地生市民遁路之弃园’，事实上那是他和南华女士不离不弃的美满家园。
物极而返，闭国终有开门时，中美竟也有复好日。一九七二年南华女士就曾经先期取道加拿大返国探望年迈的父亲，还在北京见了华西同学‘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而等到一九七八年策纵才与南华女士带着聆兰和琴霓返国，见到的是一片学术的空白和委屈经年的故旧。他们先到南宁探望弟弟策横先生一家，又去了长沙九江，上了庐山，在北京还见到当年手书《世说新语》一则为他送行的顾颉刚先生，颉刚先生附言‘策纵先生将渡重洋，譬如鹤之翔乎寥廓，广大之天地皆其轩翥之所及也。’三十一年远鹤终于归来，颉刚先生的欣喜可以想见，一九八○年策纵先生再去北京，是年底颉刚先生就仙逝了。
策纵先生还结识了有同好的北大教授周汝昌先生，两人合誉‘红学二周’，汝昌先生说：‘策纵先生久居美国，为中外咸知的名教授，博学而多才，思深而文密，我曾称他是一位综合性学者，因为学兼中西，又通古今，比如他的代表论著是英文本的《五四运动》，而又覃研甲骨金文学，对中华古文化有独创的见解……他作七律诗极有精思新句，不落窠臼，然而也善于写“白话新体诗”，都有雅人深致而无时俗庸陋气。盖根柢厚，天赋高，又非常用功，精力充沛——我没见他在百端忙碌中有过一回露出倦容。所以学有成就，总非偶然之事。’
汝昌先生说策纵先生有巧思，一九八○年夏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议在Madison市的Mondota湖边召开，策纵先生‘向大家介绍，说会议为何单单在此召开——湖名已经显示了：它叫“梦多榻”！可知在此必善梦，亦善《梦》也！这方面，似乎颇有古人所赞的“锦心绣口”了。’策纵先生的‘梦多榻’竟然是在异国的‘陌地生’，这巧思中有没有乡思，有没有惆怅？
策纵先生的才具远甚于巧思，对平庸人士美国常用clueless（无线索）一字相贬，策纵先生却有捕捉线索的过人天赋。‘原族’一文以甲骨文‘族’字是‘旗下集箭’开篇，他以为突厥部落的‘十箭’组织和女真民族以‘牛录’（满语‘箭’字）聚合‘八旗’的社会结构，是与中原古文字结构一致的，他从而为‘北方民族出自中原’找到了文字学的线索。
他提示我辨识甲骨族名的读音，他说郭沫若识别出甲骨‘帚’字就是‘妇’，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发现，但许多甲骨氏族名中都有‘帚’字，丁山对此很有研究，叫我也不妨想一想这个问题。当时他已经八十七岁了，后来我以u/hu/phu之音识别出一群含‘帚’字的甲骨族名（帚好、帚妻、帚妹、帚妊、帚白、帚婡）时，可惜他已经开始失忆了。
一九九三年，山东邹平出土了四千年前刻有十一字的一块陶片，《明报月刊》先请甲骨大师饶宗颐先生作释，而策纵先生对饶先生的辩字、读序都有不同见解，他读出的是‘齐子以夏长河左（南）悤（聪）龟易（赐）望’，《明报月刊》连月刊出他的‘四千年前中国的文史纪实’，宗颐先生有点不耐烦，忠厚的策纵先生竟然也以趣文调侃：‘我竟违背时代潮流，以为“文化中国”的同胞，知识分子，怎好不普遍关心祖国发现了可能是最早的文字？……现在我真自觉大错了，连我的老朋友古文字学大家都读得厌烦，阻塞了他再做考证文字的兴致……。’
两位大师之异说，孰砖孰玉？我不必武断。但策纵先生做学问的热情，却与德刚先生形容他索诗如追穷寇一样的逼真。而我也有一次类似的经历，一日近午夜的时分，我已上床，他来电话对我说：‘罗马公主向阿梯拉求婚一事的注解，有一句话不通……’过了几天，他就将对《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注解编列和若干修改意见寄来给我。是年我六十岁，已经有了一些得过且过的想法，然而八十六岁的他，依然求知不惰怠，汝昌先生说他‘所以学有成就，总非偶然之事’，实在不是虚妄恭维之言。
我常寄一些网上文章给他，其中一篇是陈独秀去世前在四川江津境况，他读后非常感触：‘那时我还很年轻，只知道陈独秀也在四川，但不知道他是如此凄凉，这样一个大人物，竟要在乡下受这般的欺负，实在太可怜了！对有骨气的人，政府实在是可以再客气一点的。’我也把自己写的一些时评和散文寄给他，他读后还把那篇‘南疆纪行’送去给了威大图书馆收存。我对他说写这些文字很浪费时间，他说：‘不必这样想，不浪费在这里，也会浪费在别处，要完全离开政治是不可能的。’
策纵先生是个忠厚正直的正人君子，他的诗词好、文章好，学问更好，少年时连篮球也打得很好。才高者难免气盛，但他敏事訥言，谦虚谨慎。有这样的人品和学问，他一生受到过很多高人的器重，然而他不仅知遇感恩，还乐于施惠后进，知其人者皆誉之‘真君子’。
一九八二年秋，策纵先生作‘拾哀诗’吊念师友，有小序云：‘平生所识近代学人作家，或为前修，或为同辈，遇我特厚，期勉尤殷。二十年间，纷纷凋谢。按年屈指可计者，张君劢（1887-1969）、胡适之（1891-1962）、洪煨莲（1893-1980）、顾颉刚（1893-1980）、袁同礼（1897-1981）、蒋彝（1903-1977）、徐复观（1903-1982）、罗香林（1906-1978），凡得十人。爰作此篇，以志哀悼。’诗云：
问世人何少？秋花拾更哀。
移风铭翠柏，瘗笔润苍苔。
道丧薰蕕杂，忧离庠序摧，
大招徒一绝，天地满寒灰。
二十世纪怀继往开来大志的优秀人物，当远不止上述‘凡十人’。然而这人才济济的一百年，中国社会始于‘移风’，却止于‘道丧’，五十年沉渣泛起后的‘薰蕕’（香臭）不辩，和‘庠序’（教育）败坏，即是策纵先生去世前二十五年预觉的局面。策纵先生的离世，标志着出自传统而走出传统的拼搏一代行将凋零一尽。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不平庸的一代，他们在祖国无以施展，离乡背井后却大放异彩，这是他们的才具和苦难,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二○○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夜 |
发表于 2008-11-17 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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