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人民币汇率该不该贬？

李旧苗

近来，人民币汇率再次成为焦点。此番热议，一改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的共识，聚焦于人民币的贬值预期以及中国汇率政策方向。其间，我们听到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一种认为，政府当通过“有管理”的方式推进本币贬值，以此拯救出口，保住经济增长；另一种认为，人民币短期走低体现市场规律，长期而言则升值趋势难改，更反对通过人为贬值“保增长”。在此争论中，我们坚定地支持后一种主张。
　　市场对当前的汇率政策发生广泛猜测，当然并非无风起浪。进入12月，人民币汇率连续下跌。至12月4日，美元兑人民币现汇早盘已升至6.8845，银行出现惜售美元局面。而离岸市场的人民币一年期无本金交割远期汇率（NDF）报价，已在7.2400元至7.2800元区间波动，市场贬值预期显著。12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综合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汇率等多种手段，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分供应，促进货币信贷稳定增长”，“汇率手段”所指为何，也令一些人揣测。
　　然而，从根本上说，市场对于人民币汇率走向的推测，仍然需基于两个基本判断：其一，人民币变化的市场走势究竟如何？其二，中国在新局势下究竟打算采取什么样的汇率政策？
　　应当承认，近期以来的人民币汇率变化，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体现了市场供求变化的基础作用。中国央行在过去三个月内四次降息，今年11月26日更作出下调存贷款利率108个基点的决定，足以使市场形成中国明年继续降息的预期。与其他市场一样，外汇市场的参与者通常也会通过比较各种资产的预期收益率，决定选择哪种货币的资产。中国央行大幅降息后，中美息差进一步缩小，人民币资产的预期收益率会下降；而维持降息预期不变，则人民币远期汇率也会保持较大贴水。这一现实因素，加上美元在过去三个月中持续走强的背景，人民币汇率在10月起停止升值后，于12月以来出现小幅贬值，确实有市场逻辑可循。这本身也是人民币汇率弹性有所加大的体现。
　　不过，观察人民币汇率走势，不仅要就眼前局势进行投资收益比较，更要看长期供求趋势。应当承认，纵然近期中国经济走入下行期，双位数增长不再，但中国经济就整体而言仍然具有强劲的增势，中国国际双顺差的局面在相当长时间不会改变。而美国经济欲走出衰退阴影，调高赤字、增发货币已成必然，美元资产未来极有可能出现较大贬值。
　　所以，以中长期市场供求作用看人民币汇率变化，就应当承认，目前的贬值只能是暂时的，不具有方向性含义。
　　再看汇率政策。中国从2005年7月启动汇改，其目的是形成适应市场供求变化的、更为灵活的汇率机制。目前，人民币汇率以供求为基础，但仍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这里，“调节”或“管理”的要义，是保持人民币的汇率稳定。这些基本道理本来已经成为共识，而且与中国经济转向“又好又快”增长模式的共识相辅相成。过去三年来，人民币稳步升值，推动了出口部门优胜劣汰的结构调整过程，正是这种汇率政策的积极结果，为今天国际环境恶化后的进一步结构转型起到了铺垫作用。
　　当然，结构调整在现实中要困难得多、也痛苦得多，特别是当前中国经济困难加重，保增长与结构调整间需要寻求平衡；中国在发展内需市场、减低对外依存度的同时，也不会丢掉外部市场。不过，政府帮助出口企业减轻转型痛苦，应主要体现为转换职能与加强服务，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试图逆市场化进程而实现汇率政策大转向，以人民币贬值提振出口，则不仅是缘木求鱼，而且具有极大的副作用。
　　当前出口滑坡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国际市场需求急剧下降。人民币贬值不可能改变这种外部局面，自然也难对出口增长起决定性作用。更何况，中国出口成本提升有多重原因，不仅与人民币升值相关，也包括劳动力成本增加和出口退税率降低等因素，故贬值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成本问题，反有悖于汇率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初衷。进一步以国际视角观察，通过人民币主动贬值补贴出口，其实质就是直接补贴外国消费者，其结果又极易引发贸易伙伴强烈不满，诱使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抬头。人为贬值实在是导向“多输”的不智之举。
　　人民币走向真正的浮动汇率制，并最终成为可自由兑换的国际货币，正是汇率改革的长远目标。依托中国经济的增长动能继续推进改革，人民币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本来有机会成为主流货币之一。而以人为贬值中断改革，将破坏这一进程所必需的市场化汇率机制，断送人民币国际化的历史性机会。因此，在当前关注汇率短期波动的同时，不忘改革使命，选择符合市场要求的人民币汇率政策，信守汇改的“可控性、渐进性及主动性”原则，方可惠及当下，泽被深远。

李旧苗

先要澄清两件事。其一，有些言论把目前中国工业遇到的大困难，归咎于地球金融风暴。这风暴无疑带来杀伤力，但对中国来说这些是今年九月十四日雷曼兄弟出事之后的麻烦，而中国工业遇难是早上大半年开始明确的了。厂商们的看法很一致。风暴之前让他们亏蚀的主要是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但关门主要因为新劳动合同法。后者使他们从失望转到绝望去。厂商们的意识，是人民币升值及带来的损害很可能是过渡性的，北京上头知道他们的困境或会改过来。新劳动法则说得实牙实齿。大半年前港商听到北京派去的说出的一番话，纷纷感到大势去矣。
    要分析及处理目前中国的经济困境，千万不要有混淆：人民币与新劳动法加起来是一回事，金融风暴是另一回事。以后者作为前者的借口是严重的错失，因为二者的性质差别大，解救或处理的策略是不同的。我大略地估计过前者给国家带来的损失，大得不说算了。这种估计要算得精确很困难，但大略的估计不难，也不会离谱，比较聪明而又有观察力的研究生可以算得及格。
    第二件要澄清的，是一些读者读到我批评新劳动法的文章，说他们所在的地方政府没有真的执行，有等于无，何害之有哉？我知道执行有地区性的分别。北京与上海执行得相当紧，据说劳资双方打官司劳方的赢面在九成以上。一些地区忙顾左右，劳方不吵起来不管。还有一些地方，有关干部对厂商们说最好大家不提新劳动法，或明或暗地教厂商们怎样避重就轻。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是只要新劳动法存在，北京随时可以坚持此法的严厉执行，地方政府怎样打松章，投资者也不敢下注。
    目前的形势非常严峻。三项观察皆凶兆！一、厂房租金暴跌，空置厂房无数。二、工人的收入明显下降。三、几个月前我观察到而又写过的工人回乡潮，目前正在急升。这三项严重的不幸皆起于金融风暴之前好几个月。北京不要再等了。
    复杂的问题要找简单的角度看；简单的问题要寻求复杂的一面。这是我处理经济问题的方法。人民币升值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相当复杂，让我分点解释一下吧。
    （一）大约二○○三年五月起，我反对人民币兑美元升值。这绝对不是因为要维护或增加贸易顺差，而是当时中国的农转工发展得好，亚洲及一些落后之邦的发展也有看头，大家有着一个互相共存、一起发展的均衡点。人民币升值，中国对廉价劳力之邦的竞争是让赛，生活改进得头头是道的农民会受到打击。
    （二）人民币升值不容易改善美国的贸易逆差——弹性系数的关系我分析过了。没有那么明显的是人民币升值不会改进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美国少买了中国货，代之者是其它落后之邦或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目前中国出口的产品美国一般不会造，就是轮到美国投资墨西哥产出的，也不会轮到美国本土。美国本土的产品要不是先进就是档次高，人民币升值不会鼓励美国转到低档次的去：他们的最低工资是太高了。从另一个角度，这观点格林斯潘在任时也看到。他认为人民币要升值，不是为了增加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而是认为人民币不升值守不住。我不同意格老这点，因为币值有压力下降不容易守，有压力上升则容易，二者是不对称的。
    （三）中国有庞大的贸易顺差不智，何况会惹来国际上的反对或政治攻击。解决这顺差的办法不是把人民币升值（弹性系数不协调会适得其反）。要减少中国的贸易顺差，最上选方法是废除中国的进口税。这肯定会增加美国及其它先进之邦的就业人数，皆大欢喜。北京没有这样做是不对的：进口税鼓励了冒牌货，鼓励了卖假药，既不能让炎黄子孙多享受一下国际名牌，也不能改善先进之邦对中国的不友善意识。虽然几个月前我推断过，一年后中国的贸易顺差会变为逆差（此见今天不改），取消进口税还是正着。这会舒缓外间要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协助一下欧美目前面对的金融困境。是的，多购买他们的产品，远比借钱出去高明。
    （四）想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二十多年前与曾获诺奖的英国经济学者希克斯（John Hicks）相聚，论天下大势，他说三十年代美国的经济大萧条导致灾难扩散全球，主要是因为国际贸易大幅收缩。他认为如果当时的国际贸易没有收缩，大萧条不会扩散。他给我的解释很有说服力。
    不久前我说过，因为今天国际间再没有用上三十年代的本位货币制，通缩是不会像昔日那样容易扩散的。问题是今天的情况，国际贸易也有收缩的迹象。这也是灾难地球化。如果希克斯之见没有错——我认为没有错——那么不管贸易收缩不收缩，今天是要设法扩张国际贸易的重要时刻了。北京要跟其它国家洽商，大家一起撤销关税。以扩大国际贸易的方法来协助目前的地球不幸，是高棋。
    （五）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工业的为祸，不限于升值本身带来的与发展中国家竞争的问题。同样重要的──有些厂商认为更重要──是中国还有外汇管制，出口不能以人民币结算。这是说，因为有外汇管制，外商不容易购买人民币找数。中国的厂商逼着用作外贸交易的，主要是美元。
    另一方面，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的趋势明显，但有外汇管制，中国的厂商不容易在外汇市场以对冲合约来保护自己。再另一方面，几年来某些人士对人民币的上升速度看得相当准，在汇市炒作图利，使人民币兑美元的现货与期货的相当大的差额，持续了好几年。在上述的情况下，中国的出口厂商订价很困难。读者想想吧。工厂产出，毛利百分之三十到三十五是正常的，含意着的纯利约百分之十。人民币升值，一般没有专利的厂商的毛利下降至百分之二十左右，尽量节省，纯利约百分之三至五。这小纯利会容易地给币值的变动或现货与期货之间的差额废了。
    （六）有汇管，加上央行用压制需求的方法来约束人民币升值，厂商们通过正规银行兑换与汇款有不少沙石（就是存在国内银行的外币，要提款也有限制）。这些沙石迫使厂商用地下钱庄来处理兑换及汇款事宜。问题是，地下钱庄是非法的，久不久受到政府封杀。这是做厂的另一项头痛问题。     
    读者须知，香港与国内的地下钱庄存在了数十年，早期甚至不到十年前，这些钱庄的存在主要是为赚黑市汇率的一小部分差价。今天的情况不同了。黑市汇率不再存在，地下钱庄赚的主要是靠运作效率比正规的银行高。要兑换人民币，银行有麻烦手续，钱庄半点麻烦也没有；汇款通过银行要几天，通过钱庄只几小时。我认为央行要好好地检讨一下。今天地下钱庄的存在不是因为有什么黑市汇价可赚，而是正规银行在运作的效率上斗不过钱庄。怎么可能呢？有同样的效率，没有谁会光顾在信誉上要打个折扣的钱庄。今天钱庄的存在显然是因为央行对银行的兑换、汇款、提款等管得太多。我明白地下兑换或汇款有时牵涉到客户的非法行为，撤销汇管会使之合法化。
    （七）撤销外汇管制对中国的工业发展是重要的，而在目前工业因为种种原因遇到困难的情况下，这撤销是更为重要了。另一方面，撤销汇管会带来其它的复杂问题。篇幅所限，是后话。
    （八）因为中国的工业遇难，近几个月人民币的强势已去！如果在这个时刻人民币被迫而再升值，会是灾难。

李旧苗

股市泡沫、房价失控、外汇储备膨胀、出口顺差飞涨，银行存款负利率，这些失衡现象从表面看好像彼此孤立，但实际上都是由人民币升值太慢所致，或至少是众多问题的主要根源之一。有人说正是为了避免重蹈日本在1990年代衰退的覆辙，而让人民币缓慢升值；可是，这样做的真实结果恰恰会导致中国经济重蹈当年日本的覆辙。
　　那么，如果像现在这样，大家都知道人民币应该再升值15%，但政府只允许每年升值5%，“渐进”时间还有3年，其后果会怎样？
　　这必然带来各种失衡和经济风险。首先，这意味着人民币作为金融投资资产的价值远高于其价格，而且它必然按每年5%的速度升值，下跌风险甚小。对于任何投资者来说，这种年回报至少5%的投资品种吸引力如此之大，都想往中国人民币计价的资产上冲。 其次，是国内人民币储蓄不愿意出去。没有几个人有兴趣利用QDII从国家手里买外汇到境外投资，帮助分摊国家承担的外汇风险。
　　这就有了第三种失衡，国家外汇储备已经到了1.9万亿美元，有了这么多外汇怎么办？到哪里投资？由谁来投资？外汇储备膨胀的后果是让中国政府承担太多的外汇风险，让中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成了大的投资商，由此将带来挑战和浪费。
　　第四种后果是贸易顺差的暴升。贸易顺差产生等量的国内流动性，热钱要跑进来，人民币内资又不肯出去，结果当然要挤到资产市场，资产价格就要离谱，政府就被迫要去救火，火便越大。
　　中国今天的社会处境非常类似美国社会1929年左右的情形。当时一方面，美国各级政府都没有社会保障、公共保险、公共退休养老或医疗保障体系；另一方面，工业革命和城市化使多数美国人迁离乡村，让他们无法再依赖传统的基于家族亲戚的经济互助、互保体系。所以，当1929年股灾引发经济大萧条时，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今天中国不仅有泡沫，而且社会保障体系都在建立之中，在这种背景下，一旦中国股市泡沫破裂，个人和家庭承受股市打击的能力并不比当年的美国人高多少。

李旧苗

英文《中国日报》11月7日报道，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教授认为人民币升值的步伐虽然不快，但中国应该注意吸取日本的教训，避免人民币急速大幅升值。
    蒙代尔6日在北京接受《中国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人民币自2005年中国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以来升值大约为10%，这样的升值速度并不快。“每年大约5个百分点的升值幅度只是一般水平。”
    中国政府于2005年7月将结束人民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转而寻求一种更加市场化的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方式确定人民币的汇率。昨天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是7.4577元兑换一美元，今年以来对美元累计升幅大约4.5%。
    但一些西方国家认为人民币被严重低估，应该快速升值，以减少中国日益增长的贸易顺差。欧洲国家的一些官员甚至提出和美国联手向中国施加压力，促使人民币更快地升值。
    “我认为美国不会(同意)这样做的，”蒙代尔说。
    中外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人民币大幅升值从长期看不见得会缩小中美贸易不平衡，因为日元在20世纪70和80年代的大幅升值并没有改善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
    蒙代尔认为如果中国继续目前稳定的汇率政策，那么经济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人民币升值和(当年的)日元升值方向是一致的，但程度上还有很大差距，如果中国继续这样的政策，就不会遭受多大的损害。”
    蒙代尔认为，日元一度兑美元升值达3倍之多，这给日本经济带来了致命的打击，中国应该吸取日本的教训，“一定要记住不要在未来让人民币升值过快。”
    最近几个月以来，许多西方国家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要求中国人民币加快升值的步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6月发布了新的货币政策监督原则，要求185个成员国避免采取引发国际市场不稳定的汇率政策，包括操纵汇率和国际货币体系，为本国出口产品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虽然没有对中国点名，但舆论普遍认为IMF此举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制定了对一个国家的汇率制度启动审查机制的7项指标，其中包括“汇率出现严重偏差”和“经常账出现巨额的、持久的赤字或盈余”。
    中国人民银行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对一个国家的汇率进行大规模的、无秩序的调整不仅会加剧国际金融制度的不稳定，而且会影响到这个国家国内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结果势必会影响全球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破坏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声明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使用新的货币监督政策时要考虑到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尤其要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蒙代尔认为，IMF的决定并不正确。
    蒙代尔此行是出席昨天开始的第11届美国商业周刊全球CEO论坛，并作为嘉宾发表了演讲。演讲中他认为尽管美国的次贷危机会对美国和全球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但美国的经济至少不会在明年陷入萧条。

suv

之前要么选择人民币升值，要么选择通货膨胀，如不选择大幅降低关税的前提下，既不要升值有不要通涨，经济还能平稳快速发展，这样的好政策只能出现在人民日报社中，当下面临是通缩，通涨的恶兽还好暂时不会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