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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2008-12-12 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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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赚钱，种粮大户加速消失
记者 王宏旺
城乡二元结构之下，农资涨价和农产品涨价出现不对称运动，导致英德市洲西村农业规模经营萎缩
遭受天灾人祸，损失惨重的广州养鱼大户欧阳伯成竟然羡慕粮农，只因种粮有补贴，但英德粮农的真实状况却令人悲观——
11月26日，夕阳残照中的英德市洲西村里，家家户户忙着将晒干的稻谷和花生收入箩筐，一派忙碌的景象。洲西村第一种粮大户李雪飞却浑然不觉丰收的来临，细细算账后，他决定明年还是少种水稻。
此前，洲西村5个种粮10亩以上的大户纷纷壮士断腕，自弃良田。粮价涨不过肥价，丰收顶不住灾害，第6个大户李雪飞也逃不过“大户萎缩症”。
肥料涨价起于国际市场，直抵乡村，价格传导一竿子捅到底；洲西村民处于中国的最底层，面对早已决定的粮价毫无话语权。在城乡二元结构下，一面是城市到农村工业品涨价的泰山压顶，势如破竹；一面是农村到城市农产品涨价的步履维艰，受制于城市居民对粮食价格的敏感，涨幅不得不锁定；一面是城市内部不断扩大的再生产；一面是农村日益萎缩的规模经营。二元结构下的城乡鸿沟正自我导向为更大的鸿沟，倘若不加控制，农民纵使粉身碎骨，也无法越雷池半步。
肥涨价翻跟斗
年关一至，2008年就将被抛弃在泛黄的日历里，李雪飞细数过往，印象中抹不去的，只有肥料涨价的次数之多和幅度之大。
2000多人的洲西村，宁静而遥远，依赖一条长约9公里的江洲公路通往沙口镇，农资的信息在这条窄窄的村道上反复传递。清明前，农民种下水稻，清明后，茁壮成长的水稻开始需要大量肥料。于是，洲西村民通过江洲公路，到沙口镇的农资经销店里购买化肥农药。
“价钱怎么样？”回到村里，没有出门的洲西农民诚惶诚恐地打听，听到的却是心惊肉跳的价格。“复合肥240块？”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这种肥料清明前才125元。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不单复合肥，尿素也涨了，农药也涨了，而且10天一个价。
不安在洲西村民中间蔓延，一些农民坐不住了，立马出村买肥；一些农民想再等等，却等来更高的肥价。同样的俄罗斯“双马”牌复合肥，李雪飞买的是240元/百斤，迟几天赶集的廖德星却要多出10块。
不同于廖德星一年拉一次肥，李雪飞拉了两次，一次是清明后，一次是8月份，等到第二次的时候，复合肥价格已经变成260元/百斤。种了14亩水稻的他，第一次拉了4000多块钱的肥料，第二次又拉了1000多块钱。
农资易涨难跌
农资价格只见涨，不见跌，“正邦”牌农药在清明前是20块一瓶，清明后变成23块，6月份变成25块，现在还是25块；同样，复合肥从去年的125块涨到清明前的130，再到清明后的240，8月份的260，现在仍然是260。“听说石油、硫磺什么的原料早就降价了，怎么农资价就不降了呢？”李雪飞很纳闷。
李小心翼翼地向经销商表达对肥价只涨不跌的不满，得到的答复是：肥料企业是在原料价格高涨时进的货，现在还在用它们生产，肥料价格当然不能降。
业内人士透露，肥料涨价程序很简单：大型肥料企业根据硫磺等原料涨价的情况，将出厂价提高，区域经销商也随之水涨船高，乡镇零售商再加价将肥料卖给农民，而中小型企业涨价则紧跟大型企业的步伐。肥企——区域分销商——乡镇经销商，农资涨价顺流而下，每多一层，价格便高一截，到农民手上时，肥料价格已经翻了跟斗。这个价格链条传递的时间，有时甚至是在一天内完成的。然而，虽然各种原材料价格如硫磺全面暴跌，但是肥企仍然以种种理由推迟降价，这是行业内普遍的操作原则。这便出现了“涨价如火箭升空，降价似蜗牛下楼”的怪状。在这种不对称的价格运动中，利益受损最为严重的无疑是农民。
等钱用急卖粮
每到8月，洲西村热火朝天的丰收图景里，便多了一些来回穿梭的卡车，村民对这些收粮食的车辆习以为常。
粮贩子跳下卡车，走进廖德星家的晒谷场，吆喝一声：卖粮不？
“多少钱？”廖德星问。
“110。”粮贩子答道，这是一百斤的价格。
“能不能高点？”廖德星近乎乞求。
“不卖以后更低喽。”粮贩子颇不耐烦。
廖德星忙不迭地答应，粮贩子又以稻子不干，没有经过风车为由每百斤扣2斤。
廖德星的急切，源于琢磨不透农产品价格的变化，以往的教训让他“不敢等”，最新的例子是，今年年初突如其来的冰灾让许多“等等看”的桔农血本无归。“今天100，明天就80，都说不定的。”廖摇摇头，“比如花生，11月初还是1块2/斤，现在只有8毛5了。”今年他种的4亩多花生亏了本。
有些村民则是“不能等”。由于家有小孩上学急着用钱，他们早早就把粮食卖了，价格往往更低。尽管免费义务教育已在英德实施，但正如其他地方一样，中学的住宿费、伙食费、乱收费比当初的学费还要高。而洲西的小学生上到6年级，就要转到圆山小学去读——这个小学属于另外一个村委会，伙食费和交通费要增加不少。
收粮的分为两种，一种是赚运费的，例如本村的马桥宝，在本村收110元/百斤，卖到沙口是115块；一种是加工厂老板，自己收粮加工成米。无论哪种方式，对村民来说，粮价都是已经决定好的，只是等待自己确认。
“啊？跟粮贩子抬价？”听到南方农村报记者的建议，廖德星睁大了眼睛，“最多开个玩笑，说能不能提点价，人家也会跟你开玩笑，说‘你叫国家先提啊’。”
与其他村民不同，李雪飞憋了一口气，要等更高的粮价，他的心理价位是120块。等了几天，他终于等来一个电话——沙口镇粮贩谢献根打来的，对方打听到他是大户，有1万斤粮食，愿出价118元/百斤，约定第二天来收。
留下1千多斤自用，卖出9千斤，李雪飞老婆很是高兴，说“赚了一万块”。李雪飞训斥她：光买肥就花了5000多，还没有算农药、人工、机械的钱呢！就光看钱，不看成本！
国家操盘粮价
在灯光昏暗的米店里，谢献根一脸委屈地干笑着。在他看来，决定粮价的，显然不是粮贩，后面还有更大的“老板”。
8月初，谢献根与沙口其他的粮商便去英德市粮食储备公司（国企）打听风声，以便决定自己的出价。储备公司发出的话是110块/百斤，谢献根们据此认为今年的粮价就是这个水平了。
在大站镇，英德市粮食储备公司的储备库正在抓紧建设中。一位负责人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储备库计划库存3万6千吨，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相当于全市108万人维持温饱水平40天所需的消费量。该负责人表示，无论如何，储备公司对本地的粮价有绝对的调控能力。
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国家通过四级(中央、省、市、县)粮食储备，可有效地调控当地的粮食余缺，进而控制价格，“要想国内粮价大涨，不可能”。同时，国家还可以通过政策手段控制粮价，第一是最低收购价政策，第二是中储粮不时地拍卖粮食，第三是严格控制粮食出口，所以，虽然国际粮价飙升，国内粮价却仍然涨幅滞后。此前，北京大学教授卢锋已向南方农村报记者表达对国家一手补贴国内生产，一手限制出口的不满。
以上种种迹象显示，国家才是粮价最后的操盘手。这只手如此无形，以致农民琢磨不透。“听说国家提出国内粮价要跟国际接轨，你说城里人能答应吗？”走南闯北，自称“知道城市是靠牺牲农民建起来的”村中能人陈寿财满脸狐疑。
再无种粮大户
李雪飞训斥完老婆后，便仔细算账，每亩用肥240元，同比上涨近100%；农药每亩投入35元，同比增加16.7%；人工35元，同比增加40%；机耕和机收各75元，同比增加25%；总计每亩投入高达460元，同比去年增加50%以上。而受水灾影响每亩粮食产量仅为500斤，粮价为118元/百斤，每亩收入则为590元，减去成本每亩实收190元，他14亩水稻2660元。
“我们夫妻两个人，等于每月每人才挣200块！”李雪飞实在无法接受这个结果，“还不如打工，打工一个月挣一两千也正常。”
令他更加沮丧的是种稻又累又烦，“要除草、杀虫、放水，施肥要两三次，杀虫要五六次。”李雪飞已决定明年少种水稻，多种经济作物，成为洲西村倒下的又一个种粮大户。
最早倒下的大户是陈福礼，他在2002年就种了20亩水稻，但无奈粮价太低，种得越多便亏得越多，他开始减少种粮面积，最后干脆不种粮，搬迁到清远居住；第二个大户是李荣富，2003年种了13亩水稻，因受水灾和粮价低等影响，越种越少，2007年萎缩到7亩，今年只有4亩多；第三个大户周景富，从13亩萎缩到今年的7亩；第四个大户是梁洪苟，2006年种了十来亩，后转入英德做生意；第五个大户是李雪飞的哥哥，2007年种了14亩，今年萎缩为4亩。
至此，洲西村已没有种粮大户。而广东省今年也取消了专门针对种粮大户的种粮补贴，转而“摊起了大饼”——凡种粮者皆可得到补贴，这意味着多种粮食不再受到鼓励。
金融风暴卷走900万农民工
记者 胡亚柱
以物业收入为重要来源的珠三角农村经济面临转型难题，农民工返乡恐引发土地纠纷等问题
种粮收益低下的英德粮农李雪飞慨叹“还不如打工”，但产生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改变了中国无数农民工的生计——
眼下，金融海啸正从太平洋彼岸刮来，飓风震荡东莞之余，已经波及整个珠三角和长三角，乃至全国。中国企业的自信心面临严峻考验，而更让人担忧的是：农民工正成为经济链上最薄弱的一环，面临失业，返乡恐怕还会引发新的社会问题。
企业倒闭民工返乡
东莞是中国“制造之都”，本地人口168万，却吸附了1000多万外来人口，涉及全国1000多个县。东莞冷暖，四方皆知。
铁路部门发布权威数据：广州火车站10月份旅客发送量为224.9万人，比去年同期增长10.9%，增幅比前年翻倍；东莞东站情况类似，今年10月发送27.9万人，同比增长9%，而去年的同比增幅仅为5.3%；深圳火车站同比平均每天多发送千余旅客。
广州火车站是最大的民工吞吐地。11月19日，候车室入口几十米外已搭起铁栏杆，有警察戒备，“持有开车前2小时内车票的旅客方可进站候车”。26岁的河南南阳人李军，是返乡农民工中的一员，急躁地挥舞车票，等待安检。他所在的东莞一家小型皮鞋厂刚倒闭，所以只好回家。
据《南方都市报》11月中旬在广州火车站的随机调查，944名受访旅客中有643人为返乡，主要流向粤北、粤西、湖南、四川等地，其中湖南旅客以159名居首。返乡人员中，来自东莞的有181人，来自广州的为166人，来自深圳的有83人，来自佛山的为58人，其余155人来自珠三角其他地方。468名受访旅客在五金厂、制衣厂、电子厂、家具厂等规模不大的外向型企业打工。
另据中西部媒体报道，虽然四川农民工大规模返乡尚未出现，但农民工返乡人数有逐月递增的趋势。而11月8日湖北省劳动保障厅表示，近两个月时间，湖北省返乡农民工人数已近30万。“湖南在线”则发布消息称，湖南在外务工者返湘找工作的现象已悄然升温。而安徽省劳动保障厅介绍，从10月份开始，安徽省农民工开始回流，合肥火车站出现民工返乡潮。江西省劳动保障厅则透露，从10月份开始，省内农民工开始回流，但本地就业形势也不容乐观，纺织等行业已出现订单减少的现象。
一叶知秋。东莞虎门镇龙眼社区是虎门最富裕的村之一，这里的外商加工贸易企业高峰时曾达130多家，龙眼社区外经办主任张志航介绍，近一年来，村里已有十几家企业相继倒闭或搬迁，基本上都是外资，而且仍有企业计划于今年离开。
据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统计，2008年上半年，全国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据我省工商部门统计，1-9月，全省注吊销企业同比增长37%。以珠三角为例，仅10月上旬，就有近50家香港企业申请破产清算。香港工业总会会长陈镇仁近日预言，珠三角7万家港资企业中，年底时可能会有四分之一即1.75万家倒闭，以一家企业倒闭引起500人失业计算，1.75万家倒闭将引起87.5万人失业。
从国家相关部门最新的调研数据来看，目前我国1.3亿农民工中，有5-7%提前返乡，也就是说有650—910万农民工因失业提前返乡。
农民出租收益剧降
产业倒闭与工人撤退，让东莞火热的租赁经济迅速降温。
据统计，2007年东莞全市的出租屋税近5000万元。因为厂房、民房的出租，东莞城乡人均收入当年高居全国第一。正因为租金收入丰厚，东莞市的户籍劳动力有10万人选择了自愿失业，占失业总人数的六成。
但今年不同以往。据东莞市上半年对全市成栋出租屋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在3200栋92064间出租屋中，空置24887间，空置率为27%，空置率超过30%的镇(街)有12个，空置率最大的万江街道达到58.5%。此外，出租屋租金也呈逐年下降之势。在抽样调查的92064间出租屋中，以每间15平方米计算：2006年平均租金为200元/间，2007年降为194元/间，今年则为184元/间。
大朗镇求富路社区，去年居民出租率在85%左右，今年只有70%。同镇的圣堂村，随着几家毛织企业的搬迁，村内每间出租屋每月租金下降百余元。相邻的洋乌村，出租房空置率提高10%。
厚街镇丁山村，为留住一个4000多人的工厂，最近召开村民大会，决定将该厂每个月的租金由60多万减至50多万。同镇的涌口村也决定：从10月1日起，把在本村办公的伟腾五金厂的租金由原来的每月61185元减至51185元。
厚街镇唯一的购物中心背后是寮厦二村。这里多是单体楼，三四层至***层不等，再分割成鸽子笼般的单元，楼与楼之间建得很紧凑，很多楼阁墙面上张贴着“有房出租”的告示。这些房间租金已经跌到了100元左右，但仍少有人租。
寮厦二村村民林生说，他现在每月要少收6000到7000元租金。林生当年是个地道的农民，上世纪90年代制鞋企业大量在厚街聚集，他学着别人建了一套5层楼房，过起了“包租公”的生活。平时，他主要精力都扑在麻将上，“我们对子女的影响可能真的不太好。我小学毕业，却不劳而获，生活富裕，所以我说服不了两个孩子好好读书工作。我也帮不了他们。”
合俊玩具厂所在的东莞樟木头樟洋富竹一街，只有短短的200米，却有着近百家中小店铺，10年来生意一直红红火火。10月15日，被誉为“全球玩具代工巨头”的香港合俊集团旗下的“合俊”与“俊领”突然宣布倒闭，近7000名职工失业，这些店铺赖以生存的数千名常客消失了。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有店铺贴上了“转让”的牌子，有人带着老小回老家种田去了。合俊仓库外的“荆楚风味小吃”档口，最贵时月租金曾达5000元，如今已人去楼空。合俊玩具厂对面的电话超市已无人问津，而以前合俊的工人在这里打电话还要排队，现在老板只好看电视打发时间。镇上有间杂货店贴着“经济危机开仓大减价”的横幅已经好久了，但日常用品还是卖不动。
有专家指出，大量珠三角企业的倒闭，严重地打击了以物业出租收入为重要来源的珠三角农村经济，后者已经面临转型的难题。
失业与民工荒同现
广州市中心人才市场、东莞智通人才市场和厚街劳务大市场信息显示，10月以来，这三个市场的职位供给量较往年都有所萎缩，而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的求职者约增加10%。
由于外部需求疲软，为规避新《劳动合同法》，东莞出现了五花八门的裁员方式。徐仲连是光明(柯式)印刷纸品厂工作10多年的老工人，以前厂里总是加晚班，这段时间却没活干。10月27日晚上，由于无聊，他和同事三人一起在宿舍打牌，结果被公司勒令从10月29日起离职。
而在学界，甚至出现“应适当扶持优质的中小企业，暂缓执行新《劳动合同法》，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呼声。
东莞市劳动局统计显示，今年劳动争议仲裁案件出现大幅上升，劳动监察、仲裁压力明显增加。今年以来，全市劳动争议仲裁庭办结案件数达1.2万件，结案数、调解案件数及仲裁案件数分别是去年同期的3倍、3.4倍和2.9倍。
因欠薪引发的群体事件触目皆是。粗略一算，去年和今年，东莞发生老板欠薪逃匿大型事件不少10起，有人谓之“已成风气”。而政府部门已向辖区内各村打好招呼，“成立队伍，以监督一些有异常的工厂，防止设备被悄悄搬走”。
令人感觉吊诡的是，广东同时出现民工荒。但有专家认为此非幸事，其原因主要是打工者年龄结构上出现了变化，一方面是老打工者年龄逐渐上了35周岁，而多数厂家招工年龄条件设置在35周岁以下。另一方面，新打工者80后居多，年轻人吃不了苦，频繁跳槽。
农民工持续返乡，一些问题可能要在不久的将来才能呈现。
我国农民收入结构中，45%为外出务工的非农业收入，农民新增收入中，又有70%来自于非农业务工增收。因此农民工外出就业形势的不利状况将给明年农民增收带来很大困难。
显而易见，农民实际收入将会缩水，进而影响农村消费。如此庞大的市场，最近几年才引导起来，尚未形成气候，此后可能会再度陷入疲软。如此，国家扩大内需的导向，又将被装进农民空空的衣兜。
据预测，明年春节后，农民工外出就业率将在保持多年高增长的局面下出现拐点，呈下降趋势。本来要外出的农民工大量滞留农村，很可能会引发土地纠纷和子女重回农村上学难适应等社会问题。(罗科对此文亦有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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