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范伯群：黑幕征答·黑幕小说·揭黑运动

梦璃

[内容提要]

        “‘黑幕’书”主要应指1916—1918年《时事新报》发起的“黑幕大悬赏”中所汇编的征答文字等等，不属文学类作品；而黑幕小说则是指具有“揭黑”、“曝光”性质的小说题材类别。“‘黑幕’书”与黑幕小说二者不能混为一谈，但对它们均应作具体分析，不容一概否定。从“全球化语境”加以考察，参照美国20世纪之初新闻记者和作家所发起的“揭黑运动”，我国“五四”时期的“黑幕”征答和对黑幕小说的批判，在事态发展中都走向了它们的反面，乃是文学史上的“双错现象”。
        在“五四”前夕，批判“‘黑幕’书”和黑幕小说是刚登上文坛的新文学作家们的第一“战役”，而且一开始就将“黑幕”与鸳鸯蝴蝶派小说捆绑在一起，取得了一箭双雕的胜利。钱玄同在《“黑幕”书》中说：“‘黑幕’书之贻毒于青年，稍有识者皆能知之。然人人皆知‘黑幕’书为一种不正当之书籍，其实与‘黑幕’同类之书籍正复不少。如《艳情尺牍》、《香艳韵语》，及‘鸳鸯蝴蝶派小说’等等，皆是。”1志希在《今日中国之小说界》中说：“第一派是罪恶最深的黑幕派。……第二派的小说就是滥调四六派。……我骂了以上两派的小说，把我的笔都弄污染了。”2接着是周作人的《论‘黑幕’》3与《再论‘黑幕’》4等等。这四篇文章均发表在1919年1—2月份。而在这之前则有1918年9月15日的《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劝告小说家勿再编黑幕一类小说函稿》5。在这些“批判”与“劝告”中出现了两个概念：一、“‘黑幕’书”，二、“黑幕一类小说”，也即“黑幕小说”。这两者是不能划等号的。所谓“‘黑幕’书”，开端于1916年9月1日上海《时事新报》所发起的“黑幕大悬赏”。它征集《上海之黑幕》，开列若干“问题子目”，“广征答案”。这些“答案”不属“文学作品”，也不是黑幕小说。黑幕小说是在《时事新报》发起“黑幕大悬赏”之前之后皆存在于文坛上的一种小说题材类别。而在那次批判与劝告中，新文学家将“‘黑幕’书”与黑幕小说却混为一谈。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函稿”亦然。在一阵排炮轰击取得胜利以后，从此不分青红皂白，在文学史上也就一直混淆不清，将“‘黑幕’书”与黑幕小说视为一物。对黑幕小说的评价问题，似乎就算是“盖棺论定”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有的文学史还张冠李戴地将《绘图中国黑幕大观》（以下简称《大观》）当作了黑幕小说的代表作加以批判。
        1916—1918年的“黑幕潮”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对黑幕小说究竟如何“定性”？应该有一番“再探索”。如果将这些“问号”放到“全球化语境”中去加以考察，还必要比照一下美国20世纪初到“一战”前，由一批新闻记者和作家发动的“黑幕揭发运动”（以下简称“揭黑运动”），也许有若干经验教训可以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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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化”原是一把双刃剑。就近代中国第一大都市上海而言，它既是接收与辐射先进生产力的聚散地，又是输入西方科学管理方法的展示厅，更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登陆滩。因此人们往往怀着很复杂的感情形容这个充满“两面性”的上海：“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文明的窗口，罪恶的渊薮；红色摇篮，黑色染缸；冒险家的乐园，流浪汉的家园；帝国主义侵略的桥头堡，工人阶级的大本营；万国建筑博览会，现代中国的钥匙……。”6上海有光明、先进的一面，也有罪恶、黑暗的一面。在上海刮起一阵揭“黑幕”旋风是毫不为怪的。始作俑者是《时事新报》。它不是一家“下三癞”的小报，而是当时上海四大报之一，在文化教育界也有较高声誉，其副刊之一的《学灯》是当时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四大副刊之一。这家报纸的编辑以敢于创新版面著称。它们在发起征求“黑幕”时，肯定预感到这是一个很“叫座”的题目，但事先是否就估算到有如此大的反响，恐怕也未必。它原有一个面向知识精英的副刊《教育界》，现在它要开辟一个通俗化的新专栏。它的“黑幕大悬赏”的征文启事，是一个兼顾“讨伐性”、“消闲性”、“趣味性”与“知识性”的大拼盘。开头是一阵义正辞严的讨伐：“上海五方杂处，魑魅魍魉群集一隅，名为繁盛之首区，而实则罪恶之渊薮，魔鬼之窟穴而已。……本报本其救世之宏愿，发为下列之问题，特备赏金，广征答案。世之君子，倘有真知灼见，务乞以铸鼎象奸之笔，发为探微索引之文。本本源源，尽情揭示。……共除人道蟊贼，务使若辈无逃形影，重光天日而后已。”7在这个“大盖帽”下面，开列十个“子目”：探警、游民、苦力、娼妓、拆白党、洋奴、烟界、赌徒、拐骗、匪徒等等“之黑幕”。每个“之黑幕”下面还有分门别类的提示。预示了这个栏目的自卫、消闲、趣味、知识等各“性”皆备。这则征稿启事从9月1日首登，至1916年10月10日发表第一篇征答之前，一总重复刊登了18次，其声势之大为以前各类征文所未有，可见报社对此专栏期望值之高。第一篇征答文是《拆白党黑幕》。篇幅也只占综合副刊版《报余丛载》的三分之一弱。可是出乎意料的是来稿踊跃，在征文中又收到了一部长篇，作者庄天吊原打算出版一本《海上百面燃犀记》的黑幕书。巧遇征文，就根据征文的子目，略作调度——按题顺序作答，在专栏开张的第6天就开始连载。作者名不见经传，除熟知黑幕中各种门槛之外，文字水平低下，由钱生可（专事负责黑幕的编辑）润文。由于社会反响强烈，报纸发行数量也因此激增。报社觉得大可作为读者的“看点”，报纸的“卖点”。因此，不仅收稿截止日期从9月20日延长至1916年年底，而且商业化操作手段也愈演愈露骨。由“小炒”而放手“大炒”。手法之多样，令人眼花缭乱：一、1916年10月30日，在头版头条发表《爱读〈上海黑幕〉者鉴》：“从近日各处购报诸公，均欲自10日起补购。奈本报存积无多，无以应命……现订一特别办法，定于阳历11月半，将黑幕汇印一纸，以与16日以后之报相衔接。凡购阅本报，即附送一份。”这次一印就是四整版。原声明以后不再补送。可是这股势头据说刹不住车，由于要求补购者信函纷纷，“本报同人亦复不胜其烦”了，于是发展到每半月就重新将黑幕再版一次，奉赠订户。二、扩充篇幅：1917年1月26日，头版刊登《爱读黑幕与黑幕投稿诸君均鉴》：庄天吊的长篇连载3个月，“愈出愈奇，……而诸君短篇答案，积久盈尺，”于是决定“另辟《上海黑幕（二）》”，与“庄稿齐驱并驾。譬诸行军，庄君大队当先；诸君短兵相接，合力竞进，自有互相策应之妙。我知黑幕遇此劲敌，命运绝矣。”这种“开辟第二战场”时踌躇满志的口吻，实乃出于“炒作”之居心。三、运用“有利时机”，专题特别征答。1917年2月2日，头版发布《本报特悬重金再征上海黑幕短篇答案通告》：“时值旧历新年，黑幕问题中之赌徒、拆白党两类妖魔又复乘时潜出，设局害人。本报嫉恶如仇，爰特更悬重金专征赌徒、拆白党两种短篇答案。”规定300字一则短篇，第一名奖金高达三十元。于2月25日揭晓名单同时，宣布“黑幕长短篇……长期收稿。”俨然成了一个“永久性”栏目了。四、由赠送单张到赠送黑幕书：每半月固定赠送的单张，赠送至第7次后，于1917年3月16日起又在头版头条宣布，由于篇幅扩张，单张无法容纳，不便“携带传观”，现“本报第8次再版单张改装书本”。这其实是单行本“‘黑幕’书”的起始。在貌似“热度一路攀升”中，稿件内容却每况愈下。揭露丑类，描绘犯罪细节；渲染情色，剌激读者感官。五、1917年5月1日从“扩张篇幅”发展到“扩大地域”，又刊载《本报征求北京之黑幕》的征稿启事。在开列的16个子目中，还颇具北京特色：官场、党派、政客、宫禁、旗人、遗老、帝制、老吏、相公、娼妓、求官、古董书画、会馆、门客、市侩、当差等等“之黑幕”。但是由于当时交通和传媒的现代化程度还达不到两地远程之迅捷交流，“北京之黑幕”一直没有开张。六、出版汇编合订本：在专栏开设一周年时（1917年10月10日），出版《〈时事新报〉上海黑幕一年汇编》，（后报社简称“甲编”），篇幅达800页；在设专栏不到一年半时，即1918年3月18日又在头版头条刊出《本馆上海黑幕汇编第二编出版预告》（后报社简称“乙编”）。这甲、乙两汇编，共约80万字。从上述的“第8次再版单张改装书本”到甲编出版之前“‘黑幕’书”已印了12册，俨然是一套“小丛书”了。而甲、乙两编，更是这些“‘黑幕’书”的扩大汇编。我们现在批评黑幕时，总是拉出1918年3月出版的《大观》来作为指控对象。因为这是我们目前最易找到的“靶子”。但《时事新报》的汇编本岂不就是《大观》出版之前的“大观”？《时事新报》的每一篇黑幕征答，报上先刊一次，单张或“小丛书”再重复一次，一年汇编再搜罗总汇一次，其中的流毒也更呈泛滥之势。而报社的滥用文化商品化的手法也愈越显露，它不再“不取分文”，明确宣布，汇编虽为赠品，但与订报挂钩。凡订满半年的订户，各赠一册。我们还可从这些汇编预告中知道一点该报在社会上掀起黑幕狂潮的信息：“但观近数月来，拾取黑幕名词诸书，纷纷出现……即可知本馆创始上海黑幕之价值矣。”这很有点“居功自傲”的样子。当时各报广告栏中的黑幕书籍的确达到“铺天盖地”的程度。仅就1918年3—5月《申报》的广告栏中，就有《女子黑幕大观》、《全中国娼妓之黑幕》、《小姐妹秘密史》（又名《女子三十六股党之黑幕》）、《上海秘幕》、《绘图中国黑幕大观》、中华大黑幕《辱国春秋》、世界大黑幕《世界秘史》等等。更有一种叫做《上海妇女孽镜台》的广告，简直令人瞠目结舌、惊诧莫名。它讲授“苏扬帮老鸨教授妓女法、附京津老鸨教授妓女法”，而且还加添铜版精印百美图。读者们又不准备去做妓女，要学这一套献媚于嫖客的方法干什么？黑幕“盛”到邪恶之路上去，而且越走越进了死胡同。于是才有1918年9月15日发表的《教育部通俗研究会劝告小说家勿再编黑幕一类小说函稿》，社会舆论对《时事新报》也极为不利。经过两年的黑幕“倾盆大雨”，物极必反。1918年11月7日，《时事新报》只好在头版头条发布通告：《本报裁撤黑幕栏通告》，这则通告倒是值得全文照录供大家观览的：
       黑幕者，本报本其改良社会之宏愿，特创之一种纪实文字也。两载以还，极承各界赞许。黑幕名词遂卓然成立。而最近各小书肆之投机出版物接踵并起，亦无不各有其黑幕。试就各报广告栏，而一计之下不下百十种之多，以表面而言，本报创之于前，各书肆继之于后，我道不孤，不可谓非极盛。而孰知有大谬不然者。此类效颦之黑幕虽至多，试逐一按其内容，诲淫者有之，攻人隐私者有之，罪恶昭著，人所共见。黑幕二字，即其自身的评，尚何改良社会之有？揆诸本报始揭黑幕之宗旨，实属背道而驰，诚非本报之所料及也。呜呼！黑幕何辜，遭此荼毒。虽曰黑幕不负人，人自负黑幕。而本报以自我作俑，引咎自责。且认为循是以往，借假名义者日多，泾渭不分，或竟事与愿违，无益而反有害。爰特将本报黑幕一栏，即日取消。暂以短篇小说为代。稍缓当别创一种记载，以答读本报黑幕诸君殷殷盛意。至于定报赠品，仍赠黑幕乙编全部。特此通告。
        眼看大势不佳，《时事新报》赶快以高姿态“主动”撤退。否则有损于报纸的整体声誉。“通告”肯定自己的“宗旨”是光明宏正的，仅是牵累于各小书肆的“挂羊头卖狗肉”的投机事业，使它这位首创者蒙了不白之冤，它只好为这些效颦的“东施”们“引咎自责”了。它“嫁祸于人”而洗清自己。其实，自己的黑幕内容也是愈趋低下的，它难辞其咎。
        以上就是黑幕潮的起步、发展与“盛”极而衰的过程。本文开头提到的新文学家的4篇文章均发表于《时事新报》“高姿态”撤栏之后，只起了一个消除影响和清扫战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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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肆追求轰动效应，不计社会效果，进而发展到煽情“炒作”，掀起犯罪与色情文字大展览，是《时事新报》的黑幕征答专栏引领黑幕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随着气味的日趋变质，从“弊大于利”而堕入了“流毒社会”的深渊。可见黑幕也是一把双刃剑。《时事新报》宣言要给黑幕以致命一击，结果却被黑幕之剑的刃口伤害了自己。
        社会上对“黑幕征答”的看法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创栏伊始，社会上各色人等都对它有很高的期望值。多数市民觉得这个专栏是给黑幕“曝光”，使其无处藏身。读了这些东西，就像学会了一种“防身术”。特别对大都市中的“新移民”来说，觉得自己对社会上的鬼魅，多了一种自卫的能力。因此，视黑幕专栏为“照妖镜”，以为这是帮助乡村移民“速成”进入城市文化圈的有效手段之一。有的读者觉得专栏能满足自己的“窥探欲”，可作茶余酒后之谈助，也就特别感兴趣。可是，这一个专栏连续办了二年有余，即25个月，而且“日无间断”。
        到了后来就进入了“走火入魔”的境界。“悬赏答案”愈写愈“细节化”，甚至夸大其辞，编排渲染，无中生有，绘声绘色，津津乐道。似乎社会上举手投足之间皆有黑幕，人生就在黑幕包裹之中，简直可怕极了。在这一过程中，叶小凤的反映是很有代表性的：
        黑幕二字，今已成一诲淫诲盗之假名。当此二字初发见于某报时，小凤奉之若神明，以为得此慈悲广大教主，将地狱现状，一一揭布，必能令众生目骇心惊，见而自戒。及见其渐近于淫亵，则喟然叹曰：洪水之祸发于此矣。果也，响应者，春芽怒发，彼亦一黑幕，此亦一黑幕，探基具相，则龌龊至于不可究诘……夫开男盗女娼之函授学校，则直曰开男盗女娼之函授学校耳；卖淫书则直曰卖淫书耳，而必曰宣布黑幕也。彼以为如此，则可以诱惑读书之学生，可以逃官厅之检查，其计诚巧不可阶，总算一帆风顺，无往不利。学生之黑幕程度，继长增高，进而教之，且将与流氓拆白颉颃，而作俑者，于此亦可告一段落矣。8
        叶小凤将“过程”与“责任”都说得很清楚。它开始时的确得到读者的拥戴的。可是后来报上的内容“渐”近于淫亵，这个“渐”就是作俑者走下坡的过程。而当书肆群起响应，而且“探基具相”，也即“细节化”到可以作为犯罪教科书的程度，则可与教唆青年罪同论了。
        “黑幕”臭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黑幕小说”也成为“中矢之的”。什么是黑幕小说？当时国外的观点是非常宽泛的，而且并不带贬意：凡是具有“曝光”性质的小说，就称“揭黑小说”或“黑幕小说”。美国甚至将《汤姆叔叔小屋》也划入揭黑小说的范围。杰克?伦敦认为这些小说“它披露了我们国家的真实情况：压迫与不公正的渊薮、痛苦的深渊、苦难的地狱、人间魔窟、充满野兽的丛林。……《汤姆叔叔的小屋》描述的是黑奴，那么《屠场》很大程度上是揭发今天的白奴制。”9按照这样的观点，那么《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官场现形记》无疑可以划入黑幕小说类。张春帆写了一部《九尾龟》，也是黑幕小说，受到鲁迅与胡适的批评。可是他写的《黑狱》与《政海》也是黑幕小说，却受到较高的评价。阿英说：“实则张氏所著之《黑狱》，其价值乃高过《九尾龟》十百倍，乃真可称……”《黑狱》与《九尾龟》前数册是同年发行的。“所描写的，都是鸦片输入后，在广东所造成的种种恶果，自官吏以至小民。此书之写实性甚强。即书中的事实，足见官民间因鸦片所引起的种种纠纷之日趋严重，而必然引起大的‘激变’，此‘激变’，即清醒之官民，必有一日起而拒鸦片之再输入，而不惜种种牺牲以完成之。读此册后再阅其他鸦片战争小说，可知中英鸦片之战，其发生实有悠久之前因。”10可见黑幕小说大体可分两种，一种是后来被鲁迅和胡适称为“嫖学教科书”、“嫖界指南”11之类，如《九尾龟》等；另一种则因其揭露而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的，甚至对历史的“激变”能起预示作用的，如《黑狱》等。因此我们常称张春帆是“两面人”。
        包天笑在1918年7月1日发行的《小说画报》上也写过一篇名为《黑幕》的小说，形象而深刻地揭露出版业泡制黑幕小说犹如贩卖鸦片与吗啡，在小说结尾很幽默地说，他将这些黑幕“写了下来，自己读了一遍，不觉叫声阿呀，可怕得很。这黑幕是有传染性的流行病。我这篇东西，不很像讲的黑幕吗？”其实是包天笑很清醒地看到，黑幕小说大有好坏之分，不容一概加以抹煞。而孙玉声则写过一部《黑幕中之黑幕》的长篇小说，主要是告诉读者，租界中已有一种人，利用人们还不懂“西法”，趁此用各种不法手段钻法律空子，以欺骗钱财，敲诈勒索。这部出版于1918—1919年的六卷长篇小说，意识甚至是很超前的。
        黑幕小说虽与“‘黑幕’书”不能混为一谈，但有时他们所写的内容，却是“事实同源”。下面举一位以写黑幕小说闻名的作家朱瘦菊为个案，作简略的分析对比。朱瘦菊（海上说梦人）的黑幕代表作是《歇浦潮》，“歇浦”即“黄歇浦”，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黄浦江。朱瘦菊长于上海，善写浦江潮汐。小说连载始于1916年《新申报》。即与《时事新报》的“黑幕大悬赏”同年。前后连载了5年之久，1921年出版百回单行本。其中有些情节可与黑幕征答或《大观》的内容相映衬。例如，在《大观》的《优伶之黑幕》中有一则很拙劣的文字：“老大有结义妹曰老二，亦与新剧小生某甲昵（某甲即《新申报》所登《歇浦潮》小说中之胡士美）。……甲斯时与旧识某某妾亦名老二者重续旧好（此老二即《歇浦潮》中之无双）。”可见《歇浦潮》的人物原型也与《大观》中的事实同源。但《大观》中只是将这种现象视为优伶的“性道德”的混乱，属揭人阴私。而《歇浦潮》则是借此说明文明戏之所以会很快地走下坡路，乃是文明戏演艺界混入了许多道德败坏的堕落分子。在《大观》的《政界之黑幕》中有8则是写“侦探”的。这侦探并非是福尔摩斯式的破案故事，它们主要反映袁世凯手下的侦探四处密布，拘捕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内的革命派。《大观》不过简单地交代有若干离奇的事实。而《歇浦潮》则一方面写革命党借租界以保存自己，开展工作，并逃脱袁政府的监视与拘捕。另一方面则是袁氏收买革命叛徒诱捕革命者，所谓诱捕就是一定要将革命者诱入华界，才能拘捕。因为从租界当局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观看来，只要你革命党不私藏军火，不自制炸弹，言论是可以自由的，反袁是你应有的政治权利，不得干涉。小说以一定的篇幅写国民党人在袁氏的利诱下加速了内部分化。在《歇浦潮》中有声有色地反映了诱捕与反诱捕的交量。从这些情节中，一方面可以看到南北政治斗争的尖锐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将当年租界的政治缝隙效应如实地写了出来。这正是租界两面性的具体体现。因此它可以作为反政府力量合法利用的政治空间。关于这一点，新文学家是不大正面反映的，在民族感情的大前提之下，惟恐有“为虎作伥”的嫌疑。但通俗小说看重“存真性”。因此，朱瘦菊在小说中不回避这一点。在朱瘦菊的笔下，对国民党的“内中分子极其复杂”的描绘，也有一定的立体感。既有革命者，也有叛变者，还有一种甚至是将革命当“做生意一样，存的金钱主义。设如探知某人财产富有，又胆小怕事，便写封信给他，请他助些军饷。”这些党人以“讨逆司令部”名义到处敲诈敛钱，供其挥霍。作为一个黑幕小说的作者，他将这些情节看成“歇浦潮”中裹挟的浪花与泥沙。
        朱瘦菊在小说中还善于写城市的新兴工商业者中的败类是如何施行新骗术的。《歇浦潮》中的主要人物之一钱如海，就是上海这个“海”中迎着歇浦之“潮”如鱼得水的新型冒险家。他是开西药房卖假药起家，但总觉得这个局面太小，施展不开。后来听说，目前是外国人开保险公司最赚钱。他就与许多人合资仿办“富国水火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自己入股10万元，却用“监守自盗”的方法，用30多箱“假大土”向自己公司保险30万。然后放一把火将栈房烧毁，向公司索赔40万元。这也是歇浦潮汐有别于中国其他“海域”的特有的浪花。在他的笔下，新兴行业刹那间会畸变成食人的怪兽。这也是他的黑幕小说吸引力的特异磁场。朱瘦菊并不算是站在时代制高点上的作家，小说中也存有不少缺陷。但“五四”新文学作家对黑幕小说作一笔抹杀的结论，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梦璃

现今有一个很时尚的名词曰“双赢”。但是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可能会出现若干批判者与被批判者的“双错现象”。在这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战役中，征集黑幕者与批判黑幕者，在事态的发展过程中皆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即为适例。《时事新报》征集黑幕，自述是出自良好的动机，开始所搜集的答案，还是可供社会学者作为研究对象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善良的人们发出了警示；可是每况愈下，最后不少征答以煽情的笔调描绘犯罪细节和用情色剌激感官，以自己的行动将“黑幕征答”搞臭。钱玄同、周作人与志希等的批判文章对刹住这种煽情主义的流毒是发挥了一定作用的。但他们将“‘黑幕’书”与黑幕小说混为一谈，进而将批判“黑幕征答”扩大化，要将黑幕小说连根拔掉，使“‘黑幕’书”与黑幕小说变为过街老鼠。从此在文学史上凡与“黑幕”两个字相关联就造成“人人喊打”的局面，同样也是走向了错误的方向。现在我们有将这一“双错”现象放在“全球化语境”中来加以廓清的必要。
        “揭黑”是人类历史上应该一以贯之保持的优良传统。在人类的历史上，永远也少不了揭黑的清扫行动。在《时事新报》黑幕大悬赏的前几年，具体地说就是20世纪初到“一战”之前，美国掀起过一个以新闻记者和作家等发起的“揭黑运动”，唤醒社会良知，推动了进步主义改革浪潮，取得显著的社会效果。我们曾探寻过《时事新报》的黑幕征答有没有受到此前美国“揭黑运动”的一点什么启示，因为20世纪初到“一战”前的“揭黑运动”与1916年9月1日发起征答黑幕在时间上实在是太靠近了。结果我们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我们也想考证一番：周作人等是精通外文的，是否曾得到过这方面的信息。可是他们对这个在美国曾是轰轰烈烈的揭黑潮流也并非知情人。但是如果我们将黑幕征答与“揭黑运动”进行一番比较，如果将周作人等的批判与美国“揭黑运动”中的社会有识之士对运动的“有效引导”作一番对照，就能知道我们为什么判定他们是“双错”的理由。通过了解“揭黑运动”，也许我们会进一步看到，文学作品与新闻报导对黑幕是具有何等巨大的震慑力量。美国的“揭黑运动”虽然早已过去，可是“水门事件”不又是一次大揭黑？揭黑并不会过时。
        在20世纪初，美国的“揭黑运动”中并非没有煽情主义的色彩，可是它的主流却是针对政治腐败、官商勾结、非法垄断、劳工问题、食品医药卫生等城市工业文明综合症的主要病灶。美国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在经济迅猛而无节制的发展中，产生了成堆的问题。如何通过揭露这些问题而使社会在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和观念现代化方面有序前进，成为当时美国社会转型期的聚焦点。那时，一些志在改革的志同道合的民主斗士，以若干新闻记者、作家为主体，还包括大学教授、环境保护主义者、正直的官员，在报刊杂志上大胆揭露时弊，全力推动改革，以致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揭黑运动”。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发表了2000多篇揭发黑幕的文章。其中最为著名的有如下几篇美国“揭黑的”典范之作，在历史上被经久不息地传颂着。那就是林肯?斯蒂芬斯的《城市之丑》、大卫·G·菲利普斯的《参议院的背叛》、埃达·塔贝尔的《美孚石油公司史》和厄普顿·辛克莱的《屠场》。
        1904年出版的斯蒂芬斯的《城市之丑》是6篇同一类型的揭黑文章结集而成。这6篇文章矛头都是针对市政腐败的。他选择了6 个城市，每个城市最集中地代表了某种腐败的典型。如选择圣路易斯是最能反映贿赂问题，钱权交易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而明尼阿波利斯的警察贪污非常盛行，由于警察与罪犯的勾结，使大批的不法之徒纷纷向明尼阿波利斯啸聚，而一到该地，首先就去拜访警察，以便得到他们的保护。斯蒂芬斯的有计划有目的的系列文章都是经过实地考察，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写成的。他的每一篇文章简直曲折得像是一篇篇侦探小说。现实性、文学性、可读性极强。这一个一个黑幕的被揭开，引起了全国的轰动与震撼。随着揭黑文章受到广大美国公民的拥戴，市政改革也同步地在美国的国土上艰难地、但也是有成效地进行。斯蒂芬斯以一种大无畏精神宣称：“我的特殊工作就是写美国贪污现象、贪污分子及总的政治不公正现象。”12
        《参议院的背叛》的作者菲利普斯不仅是优秀的记者与编辑，他一生还写了26部小说，大部分都是以揭黑为题材。美国的参议院几乎是百万富翁俱乐部。他们都是由“利益集团”选出来代表那些托拉斯的利益的。菲利普斯将某些重要的议员指名道姓地揭露了一通，指责参议院是一个背叛美国人民利益的俱乐部。这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每揭露一个议员，就可能引起一场潜在的诽谤诉讼案。但是人民对这些存在的严重问题的热烈的自由讨论，还是使事态向好的方向发展。在以后的选举中，许多被指名的参议员落选了。而这篇文章发表后最主要的连锁反应是在法律上把直选参议员的权力赋予了人民。
        女性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塔贝尔的《美孚石油公司史》是揭露托拉斯的个案研究，也是她经过5年调查陆续写出的系列文章。她主要是暴露洛克菲勒集团的见不得人的发迹史：它在起家运作过程中的不道德手段，它对竞争者使用的最残酷的非法行径。这位非虚构文学作家严肃而富有学术味。她不仅显示了她的权威性，同时在细致的叙述中也富有启发性，以致不必去用什么煽情笔墨，就能调动读者的兴趣。
        信仰社会主义的作家辛克莱的《屠场》在美国文学史上也是赫赫有名的。他主要是揭露美国劳工的悲惨命运和屠宰业的极不卫生的、危及人民健康的现状。在劳工问题上他反映得如此深刻而尖锐，被称为是“揭露工资奴隶制的《汤姆叔叔的小屋》”。而他对屠宰业内情的揭发，使美国人民更了解自己是重重黑幕下的受害者，结合日常生活中的不道德行为，如假药猖獗等现象，人民崛起为捍卫自己的权利而斗争，以致使政府出台了《纯净食品及药物管理法》和《肉食品管理法》。
        这批“揭黑运动”记者与作家唤醒人类良知，寻求社会公正，为推动美国的改革作出了贡献。可是他们不是革命者，而是美国社会的补天派，从事的是进步主义的改革运动。因此，揭露托拉斯的垄断不会去涉及社会制度问题，最后只能以洛克菲勒用慈善基金来补偿他的道德的沦丧。辛克莱虽是社会主义者，他揭露的劳工问题当然得不到彻底的解决，虽然以通过两个法律而显示了《屠场》作者韧性的战斗精神。他颇有点自嘲地说：“我原本想打击人们的心脏，没想到碰巧击中了他们的胃。”13他期望改善的劳工问题，并没有得到相应解决。但是这个揭黑运动与进步主义改革同步进行的新局面，毕竟使美国在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与观念现代化方面出现了大转机。
        除了揭黑者的功绩之外，还有一位当时被美国人民称为伟大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这是一位想有所作为的政治家。他与揭黑者之间是有一个磨合的过程的。他总想按自己的路子来进行改革，他不希望由人家牵着他的鼻子被动地进行改革。因此，他被菲利普斯的《参议院的背叛》所激怒。他甚至在演讲时奚落那些揭黑者是“耙粪者”——眼睛死死地盯着地上的那些污秽，不停地耙着。可是第二天，撰写《城市之丑》的斯蒂芬斯去拜会他，并对他说：“总统先生，你已把那些使你成功的新闻调查全部扼杀掉了。”14 “耙粪者”的名字实在不光采，但揭黑者们看到的是，总统为他们“加冕”的结果是有更多的人到处寻找他们的作品，然后津津有味地细读。经过磨合，罗斯福这位原本就会利用舆论力量的总统变成更会借揭黑文章为自己“制造公众舆论”，并为美国的进步主义改革开路，从而得到了“很能顺从民意”的好口碑。这实际上是扩大了他总统的权力，使美国当时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校正。
        简介美国的揭黑运动就是为了对比我们的“黑幕大悬赏”的挡次和存在问题，以及我们对黑幕征答进行批判时所站的高度。首先，征答中所开列的“子目”，除了《探警之黑幕》外，大部分是针对黑社会的，如游民、拆白党、人贩、匪徒等，有一部分竟是针对下层民众的：如《苦力之黑幕》，写的是车夫的“敲诈”、丝厂女工“偷丝”之类。而娼妓类则是向情色描写靠拢。还有的是涉及不良嗜好，如烟界、赌徒之类。其中有《洋奴之黑幕》，提示上只有“西崽等辈”，直到后来才添上“买办”字样。而讲到流氓为敲诈而主动向路人寻衅时，有的作者只能开出“远色而忍气”（流氓在寻衅之前往往以色相勾引来开路）的处方。这里没有当时张勋复辟和袁世凯称帝的政治黑幕，而当时正是袁世凯“龙驾归天”不久。也没有多少与人民更为休戚相关的社会问题。上海是“万商之海”，但征文中连商业中的投机倒把，尔虞我诈的黑幕也不去涉及。因此与其说是揭黑，不如说是“猎奇”。而其主要篇幅是一幕“人渣大展览”。挡次实在太低。他们把“征答”主要看成是一种文化商业行为，仅是扩大报纸发行量的一种手段，更何况逐渐滑入煽情深渊，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耙粪”。而美国的揭黑倒并非没有夹杂“黄色新闻”，但因为有导向作用的重头文章，显示了一种理性批判意识的成熟，也就不容煽情风格向公众进行“狂轰乱炸”了。
        其次，美国的揭黑运动的主体是一批志同道合的民主斗士，他们虽然没有自己的团体与行会，却有他们的默契与共同目标。像斯蒂芬斯、塔贝尔这样的人，几乎成了“专业”或“职业”的揭黑者。斯蒂芬斯平均每年只写4篇文章；而塔贝尔则5年只写了15篇，一色是同一系列的。他们几乎是啃住了一个问题不松口。他们的杂志得为他们的奔波调查花很大一笔钱。可是他们的文章一发表，就能引起“社会地震”，杂志的销量当然可观，而销量的飚升就意味着广告的页码加多，而与其它的报刊相比，每一页的广告费也昂贵得不可同日而语。但这走的是以质量取胜的正路。而“黑幕大悬赏”则是三流甚至是末流文人的“以文换钱”。根本缺乏一种社会责任意识。
        再次，美国的揭黑运动还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支持。揭黑者借助总统的权力来为改革铺平道路，而罗斯福又利用揭黑者为自己规划的政治改革大造舆论，以显示自己的顺应民心，也为他赢得连任的选票。而《时事新报》的黑幕征答正是在袁世凯身亡后的军阀们“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坛“活报剧”时期。改革根本上是提不上日程的。
        虽然，黑幕征答以文章质量低下，社会效果极差，因影响恶劣而“撤栏”。可是中国的黑幕小说却不是一无是处的。像《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等轰动一时的作品，其实就是典型的“揭黑小说”。而像朱瘦菊的《歇浦潮》和张春帆的《黑狱》、《政海》等作品，所用的素材，在黑幕征答或《大观》中也关涉不少。可见朱瘦菊、张春帆的这些作品，不是揭人阴私或丑诋私敌的“谤书”。夏济安读了《歇浦潮》之后，还觉得“美不胜收”15；而张爱玲在谈及她的受影响的书目中，也还有《歇浦潮》的一席之地。因此，不能将黑幕征答、《大观》16中若干内容低下的煽情之作与好的或较好的黑幕小说混为一谈。更不能一概加以否定。但在周作人、钱玄同和志希的文章中竟是一笔抹煞的。在周作人的《论“黑幕”》中，虽然也说：“我们决不说黑幕不应该披露，且主张说黑幕极应披露，但决不是如此披露。……做这样的事，须得有极高深的人生观的文人才配，决非专做‘闲书’的人所能。”17这些意见是正确的。可是他在《再论“黑幕”》中，断然否定了黑幕与写实小说、黑幕与社会问题、黑幕与人生问题以及黑幕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从而将黑幕与黑幕小说统统排斥了。他的结论是“黑幕是一种中国国民精神的出产物，很足为研究中国国民性社会情状变态心理者的资料；至于文学上的价值，却是‘不值一文钱’。”18将黑幕与国民劣根性联系起来当然是不错的，但我们认为，揭黑最终虽与国民性有关，但改造国民性也不一定是它唯一的或最直接的目的。揭黑的一个很重要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改革社会。至于国民性，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必然会相应改造人们的精神、观念与灵魂。试想，美国当时贪污盛行，我国当时也贪污猖獗，这恐怕不光是国民性的问题，而是人性的异化所形成一种“向恶的弱点”。
        周作人等人的批判文章曾被作为正确的理论在中国文坛上矗立着，黑幕小说在中国就像被宣判了死刑。这是“管状视野”者所得出的结论。“双错”为文坛留下了后遗症。再加上以后的“揭黑渺小论”，“干预生活”是右派言论等等之类，中国的“谈黑色变”愈演愈烈。其实，今天的若干纪实文艺，有不少是很优秀的揭黑小说和揭黑影视；而一些反贪反腐小说也得到了领导的高度重视与肯定。可见揭黑在当前领导、人民、作家的心目中的重要性是具有一定共识的。至于美国当年的揭黑运动对其他国家或地区或某一时段是否有普适性，则问题复杂，因素多样，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1 钱玄同：《“黑幕”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
2 志希（罗家伦）：《今日中国之小说界》，《新潮》第1卷第1号。
3 载《每周评论》第4期。
4 载《新青年》第6卷第2号。
5 载《东方杂志》第15卷第9号。
6 熊月之：《上海通史?总序》，1999年上海人民版。
7 载上海《时事新报》1916年9月1日第3张第4版《报余丛载》栏征稿启事。
8 叶小凤（楚伧）：《小凤杂志》，上海印书馆1935年再版。
9 转引自肖华锋《〈屠场〉与美国纯净食品运动》，载《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10 阿英：《国难小说丛话》，载《小说三谈》第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11 鲁迅称其为“嫖学教科书”，见《鲁迅全集》第4卷，第29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胡适称其为“嫖界指南”，见《胡适文存》第3卷，第367页，黄山书社1996年版。
12 转引自肖华锋的《林肯?斯蒂芬斯与美国市政腐败》，载《江西师大学报》2001年第1期。
13 同9。
14 肖华锋：《西奥多?罗斯福与美国黑幕揭发运动》，载《江西师大学报》2003年第1期。
15 夏志清：《夏济安对中国俗文学的看法》，载夏志清《爱情?社会?小说》，纯文学出版社1970年版。
16 《绘图中国黑幕大观》是一部杂凑的东西，一共分16类，720则，涉及作者170人。不能说没有某些作者在里面写了一些可看的内容，但大部分是内容和文字皆很拙劣的笔记之类。如《军事之黑幕》仅收了一篇内容拉拉杂杂的文章。因为没有这篇东西就缺了一大类。当时军阀横行，有在台上得势的，有已下台韬晦的，有在混战中命赴黄泉的，形形色色，黑幕遍地皆是。但这一类简直就等于空白，可见是拼凑的大杂脍而已。
17 同3。
18 同4。

[本文第三部分中有关美国揭黑运动的情况，曾参阅肖华锋教授的多篇论文，谨致谢忱。]

[原载《复旦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1期]

原文链接：http://www.zwwhgx.com/article/show.asp?id=185&Page=1

周泽雄

黑幕，我的理解，必须针对社会黑暗，尤其是官场。
黑幕的堕落，往往在于纠缠人事，或借“揭黑”之名，行泄私愤之实，那就完蛋了。
就前一种黑幕来说，它应该永不过时，因为社会永远不会正大光明到没有黑暗的程度。
就后一种来说，它应该早早退场。如文中所说，否则，毁灭黑幕文字的，正是这些私愤文字。我不知道《文人秀》是否算后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