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明治宪法体制的下的政党、元老与军部

永德

一

按照日本思想家宫崎滔天的看法，在大正年间政党内阁出现前，日本实行的是官僚（元老）政治，它兼具军阀与政客的特征。明治维新后，元老们认识到西方之所以强大是和先进的政治体制分不开的，但在对西方政治体制的学习上，明治元老没有以先进的英国政体为学习目标，而是考虑到日本的独特情况，以德国的政治体制为版本进行复制，建立了兼具保守与落后方面的明治宪法体制。在日本资本主义的初始发展阶段，这个体制有着它的特殊优势。在国内，它可以在短期内集中国家力量完成资本积累，搞好基础建设，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服务。在国外，可以运用国家力量去开拓殖民地，掠取原料和产品市场，保护本国资产阶级利益，这时期明治宪法体制尚未显示出问题。到了大正天皇年间，当日本借一战之契机完成了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民主思潮开始在国内广泛传播、民众开始渴求更多的政治参与，以“政党内阁、普遍选举、特权的限制”为标志的大正民主开始后，明治宪法体制统帅权独立所带来的问题开始出现。

“东洋道德，西洋技术”，佐久间像山如此区分了东西文明的差异。而指导明治宪法制定的核心思想是“东洋道德”，即以天皇为核心的“主权在君”的指导思想。在制宪时日本存在着选择英国模式还是普鲁士模式的争论，元老木户孝允认为当时的日本是“未达到文明之化”之国，“故不得不暂由君主专断，求民意之合作，以逐渐步入文明”。故日本的立宪“尤当取者，当以普鲁士第一”。 1889年2月11日(日本纪元节)举行宪法颁布大典，明治天皇在大典上宣称:“朕以祖宗所授大权,对现在及将来之臣民,宣布此永世不朽之大典”。正式颁布了由天皇根据神授之皇权“恩赐”给“现在及将来之臣民”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明治宪法全文共7章76条,最根本的特点是“以君权为基轴”,天皇拥有绝对权力：“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为国家之元首,总揽统治权。”在主权问题上，明治宪法断然否定了当时在日本知识界中广泛传播的“主权在民”的进步思想，反而将日本古代的《古事记》中关于神权政治的说法移到现代的宪法中来，这是它落后保守的一面。

在对明治宪政体制进行分析时，既要看到其中落后保守方面的影响，同样也要看到宪法中进步方面的作用。“如果以二战后日本国宪法所确立的民主主义、和平主义、人权等常识作为价值标准衡量的话，那么明治立宪体制中对人权等的考虑是不充分的”、“简单的把现代价值套用到明治时代是令人疑问的”。明治宪法是由井上毅起草的，其进步的方面表现在以下，首先，宪法中对神化了的天皇作了诸多限制，这主要体现在宪法第四条、五和五十五条中。这些条文使日本天皇成为如资产阶级立宪主义中的君主。其次，宪法中承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虽然宪法仍在字面上将公民称为“臣民”，但如同绝对主义的天皇变成了资产阶级立宪主义的天皇一样，“臣民”也已不再是封建时代的臣民，而是成为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公民”了。而宪法对帝国议会的权限规定特别是对财政监督权的规定、立法权的规定，也为政党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平台。作为日本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也是亚洲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明治宪法的诞生使古老的亚洲有了宪法、议会、政党等。明治宪法体制二重性的影响，在未来的发展中得到展示，其中保守的一面，滋生了未来的日本军部势力；其中进步的一面，则促成了大正年间的民主政治。

二

乘着一战的东风和元老的扶持，再以明治宪法提供的空间为平台，日本的民主政治开始起步。从1918年原内阁成立，至1932年军部发动“五一五政变”间，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民主体验，即“大正民主”。对于日本二、三十年代的民主的政治，信夫清三郎评说道：“在1930年，日本政治史上出现了可能与二战后的日本政治史相似的情况，宫廷势力使天皇走向立宪君主的道路，贵族院显示了政党化的倾向，众议院成为政党政治的舞台，选举时，警察愿意接受政党的驱使，绝对主义国家向立宪国家的转变，由于政党的统治近于完成”。 而原敬为领袖的原敬内阁、两次护宪运动、普遍选举权的确立都是大正民主的标志性事件。

按照熊彼得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对民主的定义：“最强有力的决策者中的多数是通过公平、诚实、定期的选举产生的，而且在这样的选举中每个候选人可以自由的竞争选票，并且实际上每个成年公民都有投票权，那么这个国家就有了民主政体”。依熊彼得对民主的定义，日本大正时代的民主，具备了普遍选举和自由竞争的特征；但另一方面，日本的政党政治运作却又有其独特的一面，即对元老举荐的依赖。按照民主国家议会制的规则，一般是由在选举中获胜的政党组阁，但是日本实行是一个奇特的政党内阁体制。内阁首相的人选并不是选举中获胜的政党候选人，而是先通过元老举荐出任首相。然后再通过选举成为第一大党组织内阁。政党要想组阁成功需要跨过两个门槛，第一、元老的举荐。第二、选举中获胜。原敬打破官僚政治，成为日本第一个出身平民的首相，并组建日本第一个政党内阁，但是他仍然是在元老们首肯的前提之下得以组阁的。后来的滨口内阁、犬养内阁都是先在元老西园寺举荐之后，再通过选举在议会中获取多数而确立政权。马场恒吾在1929年评论滨口内阁时曾说道：“元老只是宪政过渡时期所能允许的一种制度”，“如果政党发展起来了，使政权的授受能在政党之间顺利实现，就不需要元老了”。元老举荐只是从官僚政治向宪法政治发展中的一个过渡体，它并不与民主精神冲突，因为政党能否组阁仍需依赖于民意、并待选举考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正时代的政党内阁施行的是民主政治。

元老举荐制在明治宪法中没有任何规定，它的存在实际上是宪法政治的变态。元老借助自己的影响，通过对首相的举荐来干预国家政治，在军部上台之前的日本历届首相都要依赖于元老的举荐。最后的元老西园寺公望赞成政党政治，并且通过实际行动来推进政党政治。西园寺举荐的，由政党组成的内阁先后有加藤高明内阁、若槻内阁、田中内阁、滨口内阁等，但是西园寺的举荐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因为长期在元老的举荐之下，政党形成了一种惰性和惯性，反认为元老推荐是才是常态了。“西园寺本身希望自己的作用逐渐减小，但是正是由于西园寺，宪政常道才得以实行，如果没有他20年代的政党政治一定实行不了。” 现实政治的发展却与西园寺的设想相反，政党严重的依赖于元老的举荐和元老对军部的牵制，这使得政党缺乏自己的独立性与斗争性。各个政党不是努力去争取自己所属社会阶层的支持，不是去通过自己的纲领和宣传获取民意基础，而是寄希望于博取元老的欢心，揣摩元老的心意。当元老逝去之后，缺乏民众根基的政党内阁，在面对军部的行动时只能被动挨打，毫无反击之力。

三

从明治宪法体制之下发展出来的政党内阁，在组阁后却未能掌控国家中最重要部门——军队，这个缺陷带来的结果是政党内阁的权威上的缺乏，使得政党内阁在政策的制定和实行上受到极大牵制，也使大正时期的日本在国内外政策上往往表现出不连续和不一致性。日本的内阁虽然是通过普遍选举（这一点也是安德森认为日本不是绝对主义国家的原因）而确立，但是内阁并未拥有如同西方民主国家中的行政权力。日本行政权力的分散主要表现在统帅权的独立上，军队是国家最强有力的工具，在宪政国家中它属于政府的行政权力之一，但是在日本，由于明治宪法体制的特别设定，统帅权独立于行政权之外。

明治后的天皇只起着象征的意义，宪法中规定的“主权在君”也只是当政的元老们控制国家的招牌而已。围绕“主权在君”这个立宪核心，元老们通过宪法加强对军队的控制。明治宪法在第十一条中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天皇定陆海军之编制及常备兵额”、“天皇宣战,讲和及缔结各种条约”。而作为宪法补充的《宪法义解》又进一步规定议会不得过问军队的编制、配备、给养、人事和训练事宜。这就确保了名义上天皇对军队的统帅权和编制权。围绕立宪核心，明治时代推行了以培养效忠意识为主的教育，并将国家权力集中在名义上的天皇之下，施行官僚政治。虽然“主权在君”的立宪思想在当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从长期来看它给日后的军部的形成崛起提供了机会。三十年代军部正是在“清君侧”的口号下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民主政治，又在效忠天皇的名义下发对外“圣战”，这些都是立宪核心“主权在君”所带来的消极面。

一般观点认为日本军部大形成的时间是在明治年间，这些观点的基础是这个时期军队拥有了人事上的独立、军队能够实际的影响政治运转等。但是这时期的军队仍然不具备独立的地位，它只是从属于政治的工具。明治维新后来自长州、萨摩二藩的明治领导人把持了政坛，他们也面临着国内追求民主化的压力，在明治时期兴起的自由民权运动更萌芽了未来的政党政治。为了保持元老对政治的影响，1900年，元老山县有朋在政府中通过法案，规定了军队的人事权独立，将本已是既成事实的军队人事权独立在法律上加以确认。该法案规定，陆、海军以及参谋本部必须由军方的重要将领担任这一职务。通过这一法案，元老可以达到双重目的，首先，可以保持元老对内阁的控制，内阁中的陆军、海军部长必须由军方高级将官出任，而由于元老和军队的天然联系，在元老操作下，可以通过军方将领拒绝出任而倒阁。其次，军队人事权的独立可以保持元老对军队的影响力，使军队不至受内阁的影响。官僚（元老）政治期间，军队虽然独立于行政权之外，由于元老和军队的天然联系，军队始终都是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的，它还不具有独立的地位。政党内阁期间，对军队的压制主要是来自于倾向于政党政治的元老，它并不牢靠。当元老逝去之后，军队就如同脱缰的野马，不是政党内阁所能驾驭的了。

军部的独立是在一战后的大正年间，一战在战争模式、战争规模、战争效果上给日本军队以新的认识。一战中欧洲各主要参战国中都形成了总体战的概念，但第一个在国家中推行总体战的却不是欧洲传统列强，而是亚洲的后起资本主义国家日本。总体战思想刺激了日本军界内部把握国家政权的欲望，如日本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在对满州问题的策论中谈到：“持久战争需要各方面的广泛而慎重的计划，当发生歼灭战（持久战）时，应当以武力为第一，外交财政等只具有第二位的意义”。他强调说：“吾等只所赖在与我统帅权”。1921年10月27日,任日本驻欧洲武官及出差在欧洲的三位陆军士官学校同学永田铁山、小火田敏四郎、冈村宁次，在莱茵河畔的巴登巴登温泉聚会，商讨日本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他们根据一次大战的经验和总体战思想，约定回国后将致力于“消除派阀、刷新人事、改革军制、建立总动员态势”，这就是所谓“巴登巴登密约”，第二天，东条英机也从柏林赶到，继续商讨并加入密约。“巴登巴登密约”的结成，是日本军部独立，并走向政治舞台，推行军国主义统治的起点。同时代的军国主义思想家，如北一辉等人也系统的提出了通过军人统制国家，推翻政党政治的主张。而他们的影响不单单限于思想领域，更重要的通过这些思想为基础在军队中形成了各种团体。

“巴登巴登密约”之后，在总体战思想的刺激之下，日本军队内部各种团体开始形成，并图谋以军事政变的方式对政治加以干预。日本军内的各种团体在二十年代开始纷纷成立，从1920年到1929年，军内结成各种团体达数百个。这些团体分合无常。如以北一辉的国家主义指导的、以海军军官为主力的王师会；以陆军大学毕业在参谋本部和在陆军省工作的幕僚军官为主的樱会；以官僚、军阀为核心的国本社等。在横向上日本军队内的团体是分裂的，在纵向上由于获取国家政权这个目标的存在，他们的行动又是统一的。这些团体虽然分散，并且彼此争斗，但是在共同的政治目标——掌握政权之下，它们分散行动的合力却导致了军部的上台执政，这表现为下级军官力图通过武力手段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而高级将领则在体制内以下级军官的政变为契机逐步推翻政党内阁。

四

1918年9月,以“米骚动”为契机，政友会总裁原敬上台组阁。原敬内阁是第一个正式的政党内阁，原敬本人也因没有华族爵位被称为“平民宰相”。原敬执政期间，也是军部势力独立发展的时期，信夫清三郎说道这时期“日本主要存在着政党和军队之间的矛盾、外务省和军部的矛盾”。 军部和政党的矛盾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人事权、军备预算以及对外的军事行动上。在涉及到政党政体的根本问题——统帅权独立上，原敬首相也借其声望开始了收回统帅权的斗争。原敬首相借助1921年海相加藤出访美国之机，准备以文官身份代理海相，这昭示着军队大臣武官制的突破，在此之下未来以进一步努力而收回统帅权是可能的。但是原敬首相在即将代理海相之前，却突然被一个少年莫名其妙的刺杀。收回统帅权的努力也以原首相之死而告终。

原敬之后，虽然二十年代中政党和军部之间存在着矛盾，但由于元老的存在，在军部、政党形成了一个中和的力量。对于政党和军部来说，元老都具备他们所认可的方面。对军部来说，元老大都出身于武士阶层，并参与了明治后军队的创建，元老和军部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素有“萨摩海军，长州陆军”之说。在官僚（元老）政治期间，元老以其与军队的天然联系和威望，保持着对军队的控制。大正时代元老虽不再直接干预政治，但元老仍然保持着对军队的影响，而在对外扩张上，元老也因其思想与军部相吻合而被认同。


元老们大多对西方的近代文明有着深刻的认识，虽然他们强调日本政治的独特性，但元老认识到政党政治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向。明治时代的自由评论人植松考昭对元老政治评介道：“元老政治只是向宪政过度的一个现象，立宪政治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通过元老出面调和，减少军部使用暴力的风险，保持军部与政党力量的均衡，这是符合元老的利益的。 “对于潜在危险的压制来源于由元老，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晚期后，元老们相继去世，仅仅留下硕果仅存的一人西园寺公望。”西园寺原本希望原敬在他之后成为新的元老，但在原敬突然被刺杀后，就再无具有资历与威望的人选了。而在西园寺去世之后，军部和政党之间（特别是在军部和外交部之间）开始了激烈的竞争。失去了元老这个牵制后，把握强力工具的军部就更加肆无忌惮，在三十年代军部以系列军事政变为契机，最终取消政党政治，建立了军国主义体制。军部势力的上台，并不是一个突变的过程，它是缓慢的渐进的过程，它以明治宪法中的主权在君为旗帜，以统帅权独立为依托，通过一系列政变逐渐削弱政党的力量而夺取政权。

民主化一步就完成的，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民主制的巩固、完善不但需要经济上的发展、思想上的自由。更大程度上，它还需要倾向于民主的政治家们，在面对国内的保守势力时，具备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去打破传统的束缚，巩固民主、弥补不足。大正时期发端的民主，只是民主的初级形态，在政治上这它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明治宪法体制的二重性、政党对元老组阁举荐的依赖、军部统帅权独立等问题。这些问题在原则上和具体的政治运作上阻碍了民主的巩固与发展，再加上政党自身的缺陷和军部势力的日益强大，使得日本的民主体验以失败而告终。亨廷顿在《第三波》中论述道，在民主政体组建后，民主派就需节制军方权力，促进军队职业化。他指出，政治家们需要削减军队的规模、调整军队的使命、明确表示文官是军队的领导人、培养并维持政治组织，当政变时它会走上街头支持你。反思大正时代的政治家，在民主政治期间，既没有削减军队的权力，以文官对军队加以控制；也没有组建自己的群众基础组织，在军部政变后也缺乏自己的阶级力量支持。而大正时期的政党内阁如果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是可以完成民主政治的巩固与发展，弥补明治时期开创阶段的不足的。但是，他们却未能完成这个任务，最后民主政治失败，军部势力上台，日本进入了军部独裁统治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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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木匠

当一个国家的钱袋子能够管住枪杆子的时候，宪政的进程才真正开始

老木匠

野村实

译自《历史与人物》1978年8月号

从明治后期到太平洋战争失败、解散军队为止，日本的陆海军中央机构的核心是作为政府机关一部分的陆军省、海军省，以及独立于政府机构之外直属于天皇的陆海军的两个统帅部。陆军统帅部传统称呼为“参谋本部”，海军统帅部在1933年9月以前称“海军军令部”，以后简称为“军令部”。除此以外陆军还有直属于天皇、全面负责陆军教育的“教育总监部”。

因此陆军军制上各机关首长为陆军大臣、参谋总长、教育总监这三巨头，而海军军制上以海军大臣、军令部总长（1933年9月前称海军军令部部长）这两巨头为首。

在介绍这些机构前还必须介绍陆海军共同的中央机构，这主要有和平及战争期间都设置的元帅府和军事参议院，以及战时设置的大本营。

元帅府

根据1899年1月20日的诏敕：“为朕辅翼军事，特设元帅府，选拔陆海军大将中德高望重者为朕军务顾问。”元帅府是天皇的最高军事顾问。在明治、大正时代，可以看到元帅府发挥其作用的很多事例，但进入昭和后，因为元帅是终身职位，各位元帅都已年老，有效发挥作用的事例是非常罕见的。仅在太平洋战争中的马利亚纳群岛海战失败后，东条英机、岛田繁太郎这两位陆海军统帅部首长对于夺回塞班岛感到绝望，上奏加强后方要地防务的作战方针时，天皇没有直接裁断，而是在1944年6月25日召开元帅府会议，在元帅府会议奏答后才批准两统帅部的作战计划。这是很引人注目的事例。参加这次会议的元帅是伏见宫博恭亲王、梨本宫守正亲王、永野修身、杉山元4位元帅。

军事参议院

军事参议院是依据1907年12月28日294号敕令条例“于帷幄之下提供重要军务咨询”（第1条）而设置的。军事参议官是由元帅、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以及“特补军事参议官陆海军将官”组成。

军事参议院设置的最重要的目的是克服因陆海军权限并列而容易产生的统帅两元化的缺陷，以协调陆海两军的事务。但是到了昭和时期，“特补军事参议官陆海军将官”虽然名分很高而实际上给人的感觉是赋予闲职，军事参议院很难说达到了设置的目的。
联络陆海军的公式化的军事参议官会议开会的事例可以举出不少，最著名的是太平洋战争开展前夕的1941年11月4日，在皇宫召开的会议，天皇亲临，议决了“帝国国策实施要领”。

大本营

大本营是在战时或“事变”情况下由天皇主持的陆海军“最高统帅机构”（1937年11月17日，军令第1号，大本营条例第1条），是统一指挥陆海军的最重要的统帅机构。

中国事变的大本营是在1937年11月20日设置的，以后即以原貌进入太平洋战争，一直存在到1945年9月13日为止。

大本营的正式办公地点，除在日清战争时曾一度迁至广岛外，一般都设置在皇宫内。但是在中国事变后，参谋本部挂上了“大本营陆军部”、军令部挂上了“大本营海军部”的牌子，可以看作是大本营的干部实际上是分开在其原来办公地点处理日常事务的。

陆军的中央机构

上述陆军的三大机构各自有明确的任务和官职，交叉事务则有“陆军省、参谋本部、教育总监部关联业务处理规定”来划分。可是和一切由人来组成的组织一样，后来出现了各种临时应付和混乱的状况。

陆军省：

陆军省和海军省一起于1873年2月28日成立。在中国事变发生时的机构为：在陆军大臣以及陆军省次官之下，有大臣官房与人事、军务、兵务、整备、兵器、经理、医务、法务共8个局。其中的兵器局在1943年10月因成立了兵器行政总局而遭废除；整备局在1945年4月被改编为新设于军务局下的战备课。因此到战争结束时是6个局的编制。

陆军省的组织中，实际上作为制订政策的中心是军务局，原来有军事课和军务课，军事课负责陆军军备及其他全部的陆军军政事务，并编制陆军预算；军务课负责一般的国防政策，是涉及战争指导的负责机构。如同上述，1945年4月又添设了战备课。

陆军省传统的办公地点位于东京的三宅坂，太平洋战争开战后，于1941年12月15日迁移到原陆军士官学校所在地的东京市谷。

中国事变时的陆军大臣是杉山元，以后依次为板垣征四郎，畑俊六，东条英机，进入太平洋战争。东条内阁倒台后，为杉山元，阿南惟几，直至战争结束。

陆军省在陆军内部的权限和海军省在海军内部的权限相比，可以说一直比较低下。这是由于历史上参谋本部具有强大的权限的缘故，可以说参谋总长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与陆军大臣平起平坐，另外陆军教育总监也起到了相当的牵制作用。

历任陆军大臣苦于统御陆军内部的事例很多，在昭和的动乱时期，由于在日本国内保持着最大权力的正是陆军，所以可以说陆军统制上的混乱必然也就会引起国家方向的混乱。

参谋本部：

参谋本部的历史可以上溯到首次设置的1879年12月5日。经多次变迁后，到中国事变爆发时，在参谋总长及其次长之下，设有总务部、第1部、第2部、第3部、第4部。这种部的组织形式在进入太平洋战争后，1943年10月废除了总务部和第4部，新设总务课。以后又在1945年4月重设第4部。

要具体详细介绍这些部的职责是要花很大的篇幅的，在此简单归纳的话，可以将总务部视为是庶务工作为主的单位，第1部为作战，第2部为情报，第3部为运输通讯，第4部为战史（战争末期重设的为编制）。

参谋本部具有代表性的任务是陆军的战争指导，因此担当这一职责的第1部往往通称为作战部。在它下面以作战为主要事务的是第3课（中国事变爆发时）或第2课（1937年11月以后至战争结束），一般也通称为作战课。以编纂《大东亚战争全史》闻名的服部卓四郎大佐，就是在太平洋战争开战时的作战课长，在转任一段时期的陆军大臣秘书后，1944年再次担任了这个职务。在参谋本部中，课这一级是极其重要的组织，但是以战争指导为主要任务的实际单位，其组织形式却是变化多端。在中国事变爆发时是第1部的第2课，可是一段时间后又改为缩编为课之下的班，1940年11月新设立直属于参谋总长的第20班；进入太平洋战争后，1942年2月又改为第1部第15课；1943年10月再次成为直属于参谋总长的第20班；1945年4月新设第4部，这时负责战争指导的第12课又转到这个部之下，直到战争结束。与参谋本部这种复杂的变化相比，军令部的组织要简单得多。

参谋本部的办公地点和陆军省一样，原来是在三宅坂，太平洋战争前夕和陆军省同时迁移到市谷。

中国事变爆发是参谋总长是闲院宫载仁亲王。1940年10月改由杉山元接任。进入太平洋战争后，又是首相、又兼陆相的东条英机在1944年2月撤换杉山，自己兼任参谋总长。这一措施虽然是基于企图避免国家政治与军事统帅并列容易发生裂痕的弊病，但是这种集大权于一身的做法，遭致了陆军内外的众多批评。

马里亚纳海战后，战况急剧趋于不利。根据宫内大臣与总长应分离的明确指示，1944年7月18日，梅津美治郎就任新的参谋总长。不久以后就发生了政变，东条英机内阁垮台。梅津担任这一职务一直到战争结束。

参谋本部和陆军省意见相左的事例很多，在中国事变时，比如当1938年12月攻下南京后，关于与蒋介石和谈的条件就有矛盾；太平洋战争中从1943年秋到当年年底，为了瓜达尔卡纳尔岛作战征集船只以及撤退的问题，也是意见尖锐对立。

一般来说，重视作战的参谋本部要比注重战备的陆军省态度更为强硬，但有必要提醒读者，在攻下南京后的和平条件上，以参谋次长多田骏为首的参谋本部的意见却是比较理性、稳健的。

教育总监部：

教育总监部的组织在明治以后有很大的变动，其骨架是由负责普通教育的本部和负责各兵种教育的各兵种监部组成。 中国事变爆发时，有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的兵种监部，太平洋战争前夕废除了骑兵监部，并在战争中增设了化学兵、通讯兵两监部。

教育总监在陆军内部的影响不很大，对于形成国家政策的影响力就更小。

海军的中央机构

和陆军比较，海军的中央机构有很大不同。除了教育机构全部都处在海军大臣控制之下以外，相对于海军省，历史上统帅部的地位也相当低。这可以看出日本海军以英国海军模式建军的痕迹。不过在发展中，海军的中央机构也逐渐受到强大的陆军风气的影响，逐步接近于陆军的形式。

海军省与海军统帅部的关系，在1933年海军军令部转变为军令部后，几乎如同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关系。海军省与军令部的具体交涉业务处理原则是按照“省部互涉事务规程”来划分的。

海军省：

如上所述海军省是1873年成立的，中国事变爆发时组织机构是在海军大臣及其次官之下设有：大臣官房与军务、人事、教育、军需、医务、经理、建筑、法务8个局。海军省教育局几乎担当了全部的陆军教育总监部的职责。

从中国事变爆发到太平洋战争，最大的组织机构的变化是在1940年11月新设置了兵备局。这是因为军务局所负责的军备、军政、出师准备、军需工业动员、运输、通讯等等任务实在是过于繁重，所以为减轻其负担，将全盘统制国防政策、军备、军政规划以外的工作都移交给新的兵备局。

陆军省的兵务局是在中国事变前不久的1936年8月新设置的，海军兵备局与之相比，职责的系统之处很多。在太平洋战争前夕设置海军省兵备局，可以看作是海军机构追随陆军的事例之一。

陆军省的核心是军务局的军事课和军务课，海军省内相当于军事课的应该是海军省军务局的第1课，相当于军务课的应该是军务局第2课，但是海军省却将这些职责全部交由第1课来处理。因此从组织层面上来说，海军比陆军更合理。

海军省建筑局于1941年8月设置了海军设施本部的同时被废除，兵备局也在太平洋战争的最后阶段1945年2月废除，其任务分散于军务局及人事局。

海军省的诞生地是德川幕府海军发祥地的筑地，以后转移到东京的芝公园内。日清战争时转移到霞关，一直到解散不再搬迁。

中国事变爆发时海军大臣是米内光政，以后依次是吉田善吾、及川古志郎、岛田繁太郎，进入太平洋战争后，在东条内阁结束时任命了野村直邦（从委任状下达到提出辞呈仅十多个小时），以后又不得不将预备役恢复现役的米内光政来担任大臣，直到海军省被取消。

海军大臣在海军内部有强大的权限，即使在组织层面上提升了军令部的地位后，海军大臣仍然保持着传统的权威。米内光政很好地统一了海军内部，在国家完全崩溃前提出结束战争的主张，不能不说是与对于海军的统御能力有关。不过历史学家在评论米内时，也有人对于米内在中国事变爆发时未能阻止扩大事态而持有批判的态度。

军令部：

海军军令部开始于1894年5月，而军令部正式设置是在1933年10月1日（军令部令，军令海字第5号，同年9月26日制定）。

中国事变爆发时，军令部总长与次长之下，设有第1部，第2部，第3部，第4部。部的组织到战争结束时未见改动。可以将第1部职责视为是作战，第2部军备，第3部情报，第4部通信。在很多历史书中就直接将第1、第3、第4部通称为作战部、情报部、通信部。

可以称之为作战课的是军令部第1部的第1课，这个课是军令部的核心，有名的富冈定俊在太平洋战争开战时是这个课的课长，在战争结束时升任作战部长。

战争指导是集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等一切要素的综合筹划，参谋本部担负这一职责的机构几经变化，而与之相反的是，军令部的这一组织单位则始终如一的是由与第1部第1课长平级的军令部直属部员来组成，由第1部部长领导。

海军军令部或军令部在海军省迁移到霞关后，就一直在同一场所。

自军令部设置后，军令部总长一职就由伏见宫博恭亲王担任，任期长达7年多。太平洋战争中首先是由永野修身因伏见宫生病而接替其位置。1944年2月，岛田繁太郎仿效东条英机兼任这一职务。东条内阁垮台后，及川古志郎、丰田副武先后接任。丰田在战争结束时对于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态度与陆军大臣阿南、参谋总长梅津相同，站在了与海军大臣米内对立的立场上。但后来圣断下达后，在米内的权威之下，海军除了厚木航空队出现抗命事件外，海军总的来说是相当平静的。

历代的海军的军令部职员，都有羡慕权势很大的陆军参谋本部的倾向。这种情感是扩大海军统帅部权力的动力之一。在中国事变以前，海军统帅部的组织就已追随陆军。

海军统帅部与海军省发生对立的显著事例是1930年围绕第一次伦敦海军裁军会议而爆发的“干预统帅权”的风潮。对于发动太平洋战争，海军省除了部分人员外，普遍是比较消极的，相反军令部的态度则普遍是积极的。这或许也是各自担当的职责不同的缘故。

陆军部队

陆军部队虽然也有作为战略单位的“独立混成旅团”，但原则上是以师团为战略部队单位。师团以上的大部队为“军”，以及更上一级的“方面军”，在这之上的还有所谓的“总军”。师团与军一般都有编号，而总军一般给予特定的名称。

中国事变以前，在国内没有师团以上规模的部队。在满州方面有在大正时代形成的“关东军”，在华北方面有明治时代形成的“中国驻屯军”，在朝鲜有“朝鲜军”，在台湾有“台湾军”。

中国事变爆发后，中国驻屯军改编为“华北方面军”，派遣到上海的部队不久就发展为“华中派遣军”——“华中方面军”，这些部队后来在1939年9月统一于“中国派遣军”之下。1940年2月新编“华南方面军”。1938年7月在内蒙新设“驻蒙军”，不久归并入华北方面军。

在国内，从1940年8月开始，到当年年底编成“东部军”、“中部军”、“西部军”、“北部军”，这些部队在太平洋战争开战前又置于统一的“防卫总司令部”的指挥之下。

太平洋战争前夕，1941年1月为攻占南洋地区新编成了“南方军”。这些部队开战时是由4个军组成，以后迅速形成巨大的兵力集成，有“缅甸方面军”等几个方面军组成。但需要提醒的是，在拉包尔作战的第8方面军由于南方军指挥困难而直属于大本营。

眼看着就要进行“本土决战”的1945年4月，解散了防卫总司令部，编成了新的“第一总军”（司令部位于东京，下辖3个方面军），“第二总军”（司令部位于广岛，下辖2个方面军），“航空总军”（司令部位于东京，由4个航空军以外的部队组成）。此时又将台湾军改称“第10方面军”，朝鲜军改称“第17方面军”。北海道原北部军则编为“第5方面军”，与总军有别。

战争结束后，这些空前规模的大部队自然完全消失了。

海军部队

海军部队从事外洋作战的部队以舰艇为核心编成舰队。战时将大部分舰队都编入“联合舰队”，接受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一元化指挥。但在中国事变中编成与联合舰队并列的“中国方面舰队”。太平洋战争中则又编成“海上护卫总司令部部队”。
从事本土防卫内线作战的是“镇守府部队”与“要塞部部队”。要塞部队是在太平洋战争开战前由原来的“警卫府部队”升格而成的。

以下简略介绍海军部队变迁的情况。

中国事变爆发时，联合舰队由第一舰队（以战列舰为核心）和第二舰队（以重巡洋舰为核心）组成。在中国方面，由一些老式舰船组成了第三舰队。在国内有横须贺、吴、佐世保3个镇守府部队，和大凑、舞鹤、镇海、马公、旅顺5个要塞部队（1939年11月舞鹤升格为镇守府）。

随着事态的扩大，在中国方面新编成了第四舰队。1937年10月，将第三、第四舰队统编为中国方面舰队。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和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平级并列。联合舰队没有陷入战事，得以进行积极的训练。

进入太平洋战争时，联合舰队由第一舰队（战列舰为核心）、第二舰队（重巡洋舰为核心）、第三舰队（菲律宾方面）、第四舰队（南洋方面）、第五舰队（东北方面）、第六舰队（潜艇为核心），以及第一航空机动部队（航空母舰为核心）、第十一航空部队（以陆基飞机为核心）、南遣舰队（印度支那方面），共9个部队组成。中国方面舰队由第一（华中方面）、第二（华南方面）、第三（华北方面）这3个支遣舰队，以及海南警卫府部队组成。

在国内，除了上述的4个镇守府部队外，还有在开战前夜新设的大阪、大凑、镇海、马公、旅顺5个警卫府部队（战时废除旅顺警卫部队，马公警卫府部队改称高雄警卫府部队）。

联合舰队的编制在战时变化很大，举其大者，作为2个舰队以上的编制有拉包尔方面的“东南方面舰队”；以千岛和北海道为中心的“东北方面舰队”；南方占领地区的“西南方面舰队”；作为决战部队的“第一机动舰队”；以及在战争末期以新加坡为中心的“第十方面舰队”。

“海上护卫总司令部部队”是1943年11月新编成的，与专门进行决战的联合舰队不同，该部队是专门为保卫船舶运输不受敌方潜艇攻击而成立的，由护卫舰艇以及飞机组成。司令部位于东京。

至战争末期，已无所谓外洋作战和内线作战之分，有必要组织指挥全部海军的司令部，1945年4月设置了海军舰队司令部，在美国这个机构的指挥官是由海军参谋长兼任的，而日本的这个指挥位置仍然是专设的“海军总司令长官兼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当时将这个总司令部设在了神奈川县的日吉。

小结

显而易见的是，现代的国防必须将国家的政治、外交、经济、以及军队的指挥进行全面的通盘考虑。然而，日本陆海军的中央机构不要说在明治时代，就是在昭和时代也是统帅部的发言权过大，统帅部甚至往往可以牵着政府走。这个缺陷已是历史的定论。

同时，要以分散的中央机构来决定军队的意志，也是极其困难。即使是仅仅确定作战的指导方针也要由陆军省的军务局军务课、海军省的军务局第2课、参谋本部第20班（有时是第1部的第15课、第4部的第12课）、军令部直属部员这样4个单位开始协调，还必须征得陆海军两大臣、两统帅部长的同意。到了形成方案，又要经过政府其他部局的调整。与美国总统、英国及苏联的总理、德国总统等对于战争指导能够发出强有力的指挥力量相比，日本陆海军的中央机构是非常奇特的。

从陆海军的部队来看，其编制也基本上是各管各的，分别组成的陆海军在实行作战时就要依靠相互的协调。在现代战争中陆海空力量必须是统一发挥的，所以日本的这种编制显然也是落后于时代的。

——————这是近30年前学习日语时的一个翻译习作，好几年前搬家，发现了这两篇译稿的文本，很有点感概。特意输入电脑，做了一些文字的修整。曾在一两个军事论坛上发过的。今日整理电脑旧文档，居然还在电脑里。跟在永德贴后，给大家瞧瞧。

网事情缘

永德文章载《书屋》今年一期。等拿到杂志细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