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崔卫平：传奇女英雄戈扬启程返乡

李大兴

惊闻戈扬先生去世，不敢相信。2008年10月20日，在《世界日报》曾慧燕女士的陪同下，我去纽约法拉盛的医院看望了她。我在她耳边一遍又一遍呼唤，反复提起“北京”、“停翅港”，终于有一次她哭了，虽然没有眼泪，但是看上去极其痛苦，如同锥心一般，想来是“北京”触动了她。临走前她又笑了，笑得像一个孩童，像从前一样纯净、温柔。
我从小听母亲说起“戈扬”这个名字，那时候她已经消失在公共生活之外。我母亲不管，与戈扬的相识交往，改变了她的一生。一旦谈起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那段往事，母亲总是十分深情。
皖南事变之后，1941夏秋之间，由陈毅率领的新四军军部，辗转来到江苏省阜宁县陈集乡的停翅港村庄，陈毅代军长与他的同仁一概住在老百姓家。戈扬作为一名年轻的记者，也在这支队伍当中。她后来描述了如何找到我母亲的家作为房东。
“停翅港”——多么美丽的名字！”她感叹道。她在一户人家门口停了下来，“堂屋里坐着一对中年夫妇”，应该是我的外公外婆了。但是看上去他们有些不高兴，仿佛并不欢迎来人。就在这时，从门背后走出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大眼睛扑闪扑闪的，也不说话，拿起笤帚就开始扫地，所表达的意思非常明显，那就是“我把地扫好了，你可以来铺草打地铺了。”这个女孩就是我的母亲。
戈扬将她的背包卸下，与我母亲住到了一起。考虑到在敌伪扫荡时掩护自己，戈扬也称我的外公外婆为“爸爸妈妈”，这样她们就像是一家人。她当时应该是二十六岁，比我母亲大十岁。我母亲印象中最深的是她会游泳，在苏北那个封闭的小村子，从来也没人见过一个二十岁的大姑娘跳进河里“划水”（当地人的说法）。母亲还喜欢提到，一次她的眼睛发炎，戈扬走了好远的路给她找来眼药水。
十几岁的我母亲开始整天跟着戈扬在外面“疯”，全然不顾“假如国民党回来要杀头的”恐吓（来自我的外公外婆），戈扬的魅力实在太大了。母亲说戈扬是“做电台”的，我母亲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抗日宣传之类。母亲是独女，戈扬随军部撤离时没有能够将她带走。1942年12月25日，新四军离开停翅港，在这里停留了一年零三个月。
我有些记不清这是戈扬当年的日记还是后来的回忆了，是八十年代初建立新四军纪念馆时，戈扬拿来盐城的。应该是日记的可能性最大。戈扬接着写道：后来这个小姑娘“也出来了”（指离家参加革命），还给她写过一封信。戈扬说这番话的时候，似乎有点欣慰，因为小姑娘选择道路与她有关系。
我父母亲读到这份材料之后，就开始寻找戈扬，后来他们又开始通讯联系，来回写过好几封信。大约是1983年，我第一次见到戈扬，在她家吃饭，她的小女儿阿布做的。再后来我与戈扬住到一栋楼里去了，那是在虎坊桥。不同的是，我住的是这楼里诗刊社的办公室，戈扬住在靠里面的一套单元房里，这时候她是《新观察》的主编。当时我们没有住房，带孩子住办公室里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戈扬始终非常同情。后来见到一部纪录片里，她提到当年共产党的部队可以住在老百姓家，但是老百姓进城却没有房子住（大意如此），我不能确定戈扬是否从我当时没有房子这件事，想到了当年他们如何解决住房问题，并从中可以看出共产党前后的变化变质。
因为母亲的这层关系，我一直称她“戈姨”。后来父母亲来北京，戈姨还请他们吃了一顿饭，不知道他们在饭桌上谈了什么。后来有一次我去戈姨家，她鼓励我关心社会关心政治，要不然就会变成“像你母亲一样的金丝鸟”，意思是我母亲如今已经不“革命”了。她的观察是准确敏锐的。言“金丝鸟”是客气说法，直接的说法或许是“笼中鸟”。
她在虎坊桥的家，我应该去过若干次，在这里也吃过饭，都是阿布做的。谈的内容都是国家时政之类，无奈我当时浑浑噩噩，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戈姨几个生活细节：她早晨很早起床，大概是凌晨四点，在没有任何人打搅的时刻，将这一天要写的东西写完，然后就把时间全交给这个世界了。但是头一天晚上她睡得很早，八点钟就睡，而且不吃晚饭，也就是说一天两顿。她常年吃一种“北京蜂王精”，说是六十年代得肝炎时大夫建议的。追随戈姨，我后来也吃了若干年这种蜂王精。
后来她去了美国不能回来，我最初经常想到的是她需要的蜂王精怎么办。后来听说她能用英文看报纸和简单地写作，我也并不觉得十分惊讶，因为在我眼里，戈姨始终是一个传奇人物，她做什么事情我也不觉得奇怪，她天生与众不同，精力勇气非凡。每次回老家，父母都不会忘记向我打听“戈扬如何了”，实际上他们也都知道她有家不能归，但是每次还是问，问一模一样的问题，好像戈姨还在北京，我还能一如既往地见到她。
这回从美国回来之后，我还没有来得及向父母汇报见到了戈姨，没有来得及让母亲看我与戈姨在医院的合影，我就要向他们泣告戈姨已经离开人世，令人悲从中来！我是伴随着戈姨的故事长大的，她是我母亲人生的激励和榜样，也是我自己人生的榜样和激励！戈姨一辈子为理想出生入死，她真可谓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她的人生道路是完整的、首尾一致的，令人崇敬的。她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道德财富，我们这些晚辈将永远铭记她，以她为灯塔，以她为旗帜，朝着她的奋斗方向继续前行。
曾慧燕女士告诉我，那天我去医院戈姨的反应有些出乎意料。我知道，戈姨最想念就是北京了。而现在戈姨终于摆脱了尘世的羁绊，飞回她梦魂牵绕的北京。戈姨，今晚我在北京等您，举杯为您洗尘！
戈姨，总有一天，我为您扶棺返乡。

2009年1月18日夜

李大兴

二十年前往事，顿上心头。愿戈老一路走好，灵魂长归故土。

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是在后人心中永生的。

施国英

1989年的4-5月间，戈老太太去美国之前先来上海参加了《文汇报》的一个活动，还是我去机场接的。和她一起来的还有吴祖光，邵燕祥等人，他们都是受美国国务院新闻处邀请出访的。
本来邀请名单上还有王若望和苏晓康，但中国方面不同意。我和当时《文汇月刊》的编辑稽伟还带也前来开会的苏晓康和台湾女作家施叔青去拜访了王若望，苏说他要和王同病相怜一番。
在王先生的家里，我们还意外见到了戴厚英。王给我们听他录下来的美国之音，还说对面楼里有对着他家的监视设备。戴厚英那天说了很多话。我们几个出来后，苏晓康说了一句，这个社会真他妈残酷，把一个女人变得如此神经质。
戈老从上海登机前往美国后再也不能回家了。。。
回北京后投身广场的苏晓康不久也踏上了流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