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撒旦的诗篇和阅读自由的彻底被剥夺

剑影秋歌

文/秋歌

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是那种名气很大，经常被冠以“著名”、“伟大”等头衔，人们熟知其事迹而对其著作所知甚少的作家之一。

1989年2月14日，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签发了对拉什迪的追杀令：“我在此告诉全世界有尊严的回教徒，《撒旦的诗篇》一书反回教、反先知、反可兰经，其作者及所有知道其内容并参与出版的人都被判死刑。”

为拉什迪及其相关者引来杀身之祸的就是其虚构作品《撒旦的诗篇》。此书1988年在英国出版。1989年的追杀令发出之后，拉什迪过了十来年居无定所的生活。1998年，哈塔米政权淡化了这一追杀令，但并没有取消。而不少穆斯林极端民间组织更是强化了这一追杀令，想要拉什迪人头者不在少数。

据东方早报最近报道，时隔20年，最近，伊朗重申了死刑令的有效性。这一重申令拉什迪依然感到“有东西套在脖子上”。悲观地预测，这种非常不妙的感觉或许将伴随他终身。

20年来，已经有60多人为了《撒旦的诗篇》而丧命，100多人受伤。1991年，《撒旦的诗篇》意大利文版作者在米兰家中被打成重伤。同年，日文版译者、筑波大学教授五十岚一首先是受到伊朗政府警告，随后，在大学的一间电梯里被割破喉咙，当即死亡。1993年，土耳其文版尚未问世，极端势力就攻击出版社及译者，虽然译者毫发无伤，但整个事件造成37人死亡。

就我的阅读视野而言，在整个20世纪小说出版史上，“拉什迪事件”大概要算是最恐怖、最离奇、最血腥的出版事件之一。在上一个世纪，虽然还有不少小说一出版就因为涉及政治、性爱、宗教等诸因素被列为或暂时列为“禁书”，但因出版一本虚构类作品而作者直接被判死刑的，为数不多；出版商、读者也被判死刑的，更是闻所未闻。

据说，最近BBC的记者劳伦斯•波拉德说，“此事发生之前，人们一直对言论自由的广义原则抱以理所当然的支持，但拉什迪事件开始促使人们思考，言论自由是否应该有个限度，以避免侵犯多元文化社会里的宗教感情。”这个说法一出来，国内不少网媒便以夸张的“英国媒体反思言论自由”为题进行报道，好像这个世界已经有了太多的言论自由，好像这个世界言论自由已经开始泛滥。

言论自由当然有其边界，但是以“避免侵犯多元文化社会里的宗教感情”为由而限制作为基本权利的言论自由，显然是不妥当的，也无法令人信服。早在几年前，余杰在评论“拉什迪事件”时说，“比如今天人们可以拿基督徒的信仰来开玩笑，却不敢轻易谈论伊斯兰信仰的缺陷；因为伤害了基督徒的信仰不会有安全之虞，而伤害了伊斯兰教徒的信仰则有可能立即横尸街头。”

本文上述所涉及的“言论”，还仅仅是“直接言论”。具体到拉什迪的《撒旦的诗篇》，还涉及到一个小说创作的问题。小说的本质之一当然是虚构，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正二八经地扯淡；说得严肃一点，就是“精神创造的最高综合”。人人都有虚构的权利而再造一个纸面的世界。在虚构的领域，小说家就是王者。

宗教极端势力与政治独裁者是一路货色，两者均极端仇视个人自由，对于他们而言，获得了主体性的自由、具有创造性的个人是他们所无法忍受的，也是对他们统治的最大威胁。在他们的统治世界里，禁令横行，道路以目。他们借助暴力机器或极端宗教热情来维护自己脆弱的精神世界，在他们看来，没有什么真实与虚构的界限，甚至不存在真实与虚构。除了便于控制人们精神的善与恶的教条，不存在另一个真实或虚构的世界。就精神世界而言，只有秽史下的祝词和魔王前的雅颂被允许和鼓励出版、流通。

在汉语文化圈，大陆地区没有公开翻译出版《撒旦的诗篇》，新闻出版总署是否将其列为“禁书”，也不得而知。而鉴于该小说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的诸多纷扰，台湾的雅言出版社也迟至2002年才推出了繁体版的《魔鬼诗篇》，汉译者署名为“佚名”。考虑到日本、泰国、委内瑞拉、保加利亚、波兰等非回教国家将《撒旦的诗篇》列为禁书，台湾从来没有禁止《撒旦的诗篇》出版流通，更值得尊敬。

行文至此，想回过头来再评论一下霍梅尼签发的追杀令。不得不说，这一追杀令极端弱智并且充满狂妄和无知，与文明世界通行法则背道而驰。所谓“其作者及所有知道其内容并参与出版的人都被判死刑”的说法，包不包括霍梅尼本人在内？霍梅尼显然是知道《撒旦的诗篇》的内容的，是不是也要被“判处死刑”？这一判决不仅剥夺了人的写作及出版自由，甚至连阅读自由也被剥夺了，想要在地球上彻底抹掉《撒旦的诗篇》。

对中国人而言，文化恐怖主义从来不是什么新鲜货色。满清而下，以文罹祸者不可胜数，追求自由者也代不乏人。自由是一切价值的基础，所有精神的创造无非是为了扩展人类的自由版图，没有什么人，没有什么团体，可以阻止。

2009-2-22

西宁宝贝

写的真好,政治真正确

网事情缘

写的真好，政治真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