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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
发表于 2009-3-23 1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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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诗的人少了,不是诗歌的错
有价值的诗歌就像珍珠一样,无论在何处,放置时间再长,它迟早都会发光。今天读诗的人减少了,这并不是诗歌的过错,而是当下文化的错误。
在北京后海,阿多尼斯刚刚乘三轮车逛了一圈胡同。红围巾、毡帽、大衣,在午后的凉风里79岁的阿多尼斯显得神采奕奕。他的中文版诗集翻译,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薛庆国说:“这一路上老先生已经创作好几首诗了。”不过阿多尼斯拒绝透露他在北京碰撞出的新诗,只是对记者说:“如果我在诗里批评中国文化不好的地方,希望你们不要生气。”
这是阿多尼斯第一次来中国,也是他的诗首次在中国出版。前一天阿多尼斯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出席了中文版诗集《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的首发式。满头银发的阿多尼斯微阖双眼,身心投入地朗诵长诗《札记》作为开场。唐晓渡、杨炼、胡续冬等中国诗人朗诵他的诗歌,并交流心得。晚上兴致颇高的阿多尼斯还在桌上喝了两杯酒。
生长于叙利亚、拥有黎巴嫩国籍的阿多尼斯是阿拉伯世界头号诗人,目前定居巴黎,在欧洲多所大学客座任教。这位著名的“精神流放者”在他的诗里大声说“我的欲望/是自始至终/成为一个陌生人,叛逆者”。他也的确这样做了。阿多尼斯以对阿拉伯政治、社会文化的尖锐批判而著称,但他同时也批判西方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变革和叛逆是诗歌的核心”,“我和萨义德一样,都是双重批判者”。
阿多尼斯连续四届是诺贝尔文学奖大热门。2004年博彩公司关于他获诺奖的赔率高达七比四,是获奖呼声最高的人。最后耶利内克成最大黑马,还让一位诺奖评委愤而辞职。不过谈到诺奖,阿多尼斯称自己不太在意,“我只关心写好我的诗。”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阿多尼斯的思维极为敏捷和深入,而其回答皆具有诗意的优美。用他自己的话说,“写诗时我让逻辑入睡;思考时我让情感入眠。”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收录了阿多尼斯从上世纪50年代“最初的诗篇”到2008年的最新作品,创作时间跨越半个世纪。
诗歌翻译者应该是诗人
南方都市报:最初为什么用阿多尼斯这个笔名,阿多尼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神?
阿多尼斯:这个词其实最早来自古黎巴嫩,是黎巴嫩一条河的名字,后来传到了古希腊。我读中学的时候写诗,用真名“阿里·艾哈迈德·赛义德·伊斯伯尔”向报社投稿,但没有发表。有一天我读了“阿多尼斯”的传奇故事得到启发,就用“阿多尼斯”作笔名再投稿,居然顺利发表了。之后,我就用这个笔名来发表诗歌和其他作品。现在连我的母亲都叫我阿多尼斯。
南方都市报:你是诺奖热门人选,你对获奖怎么看?
阿多尼斯:我确实是诺奖热门,但我本人对此并不是很关心。我只关心写好我的诗,继续创作。
南方都市报:你的诗已经被译成多种语言,你怎么看待诗歌的翻译问题?
阿多尼斯:有的时候诗歌是不可译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译者是在做不可能的事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有的诗歌被翻译得很忠实于原文,但是缺乏诗意。另一种译法则是另一个极端,随心所欲把诗歌切割得七零八落,使诗歌失去了原来的面貌。
我认为译者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他应该精通自己的母语,因为他毕竟是在用自己的母语表达诗歌,所以他的母语水平一定要高于他的外语水平。第二,他不光要懂得语言,他还应该懂得诗歌的世界。不懂得诗歌而去翻译诗歌,那是胡扯。第三,他应该是个诗人。
南方都市报:你认为翻译诗歌的人必须是诗人?
阿多尼斯:最重要的并非他写诗。写诗的并非都是诗人,有些人不写诗,但他是诗人。因为他能够以诗歌的眼光去看待世界,而不是以逻辑的、推理的、甚至是利益的眼光去看待世界。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译者应当在诗人本身创作的基础上再创作。举个例子,阿拉伯语中的“月亮”给人的感觉和西班牙语中“月亮”给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每一个文化中都隐藏着不同的关于月亮的音乐、历史、文化、记忆。这并不是你在字典上找到那个词就行了,译者应该有能力用他所有的本领,将他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记忆全部动用起来,来进行翻译,这样翻译的诗歌才会有生命感。
南方都市报:除了写诗,你也是一位画家,你怎么理解诗歌和绘画的关系?
阿多尼斯:首先,我不是画家,因为我不是用笔和墨来画画的。我的创作所用的材料都是废弃的东西,比如说废纸、木头、铁块,我的工作就是把它们重新组合,给这些没有意义的东西赋予意义。
这些东西之间看似是相互矛盾或不相关的,可是那种组合方式给予它意义,使它们统一于一个完整的艺术品。诗歌也是一样,那些意象是零乱的,但一个好的诗人能用一种好的方式把互不相关的意象统一起来。
我喜欢诗歌,也喜欢美术和音乐,但我更倾向于诗歌。对我而言,诗歌比别的艺术形式含有更多的内涵,除了语言,它也蕴含了音乐、形象和建筑。
我叛逆的目的是改变这个社会
南方都市报:你长期居住在西方,对于西方世界和阿拉伯世界你都是陌生人,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
阿多尼斯:身份是由你自己定义的,人要永远走出你的身份。重要的并不是西方消融于东方,也不是东方消融于西方,重要的是人的自我的开放。人应该像空气、天空、玫瑰那样,去开放它。而不是坐在一个角落,说我是中国人,我只能在这里,坐井观天。人的意识是无止境的,开放的能量是无止境的,人要跟树一样,树根扎根于土壤,树枝却伸向四面八方。
南方都市报:你在诗里说,你愿永远做个陌生人和叛逆者。这是你主动的选择,还是现实的境遇造成的?这种身份对诗人而言意义何在?
阿多尼斯:我一直是一个背叛者,这其中有我主动选择的成分。因为我的叛逆是有我的目标的,目的就是改变这个社会,让它变得更好。诗歌从本质上就是以一种批判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不可能想象一个诗人会全盘接受现实世界,对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持接受态度的诗人所创作的诗歌是没有价值的,变革叛逆是诗歌根本性的核心。
作为一个陌生人,我用一种更深刻的方式认识世界。我在孤独中可以了解世界,但当我和熙熙攘攘的人群在一起时,我什么也看不到。
南方都市报:阿拉伯知识分子到了西方世界后有不同的选择。而你选择了批判?
阿多尼斯:人和人不一样,每类人都有自己的选择,重要的是交流和对话。有的成了极端思想的人,他们是为了某个现实目标去斗争的战士。还有一类人,他们完全接受了西方的思想,完全融入了西方的环境。我跟他们不同,萨义德和我代表了一类知识分子,我们批判阿拉伯社会,我们对西方社会的弊端也持批判态度,我们是双重批判者。
南方都市报: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如何看待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冲突?
阿多尼斯:强者是不怕“拿来”的,古人没有我们现在这个问题。你问问我们古代伟大的诗人麦阿里、盖斯、穆太奈比,他们怕全球化吗?他们不怕。阿拉伯的古人甚至认为,异国的陌生的东西才是美的。古代我们翻译波斯、印度的书籍而且为之自豪,我们很多书和著作的来源都是其他国家。我希望我们今天也是强者,希望我们在世界的文明进程中起到作用。这要求我们拥抱世界,我们跟世界的关系既是给予也是索取。身份不是传统,它取决于创造而不是遗产。
南方都市报:诗歌与阿拉伯文化的关系是怎样的?
阿多尼斯:阿拉伯文化中有一个很伟大的现象,那就是,诗歌独立于政治和宗教。表达诗歌独立性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位伟大的文学批评家阿斯马伊说的话:“诗歌是一种折磨,通往诗歌之门乃是恶。如果诗歌进入了善的大门,那么诗歌就被糟蹋了。”
长期以来有两个阵营,一方面是诗人的阵营,另一方面就是大众的阵营。大众往往站在权势的一边,他们需要明白的、能听懂的诗歌,来捍卫权势,攻击他们不喜欢的人。而与他们站在对立面的是主张叛逆的诗人,他们不屑于和权势站在一起,他们的诗歌里充满了人类崇高的情感。在我看来,阿拉伯文学史上有五到六个最伟大的诗人,包括我们所有人的宗师乌姆·盖斯,其次是艾布·努瓦斯、鲁迈,然后是艾布·泰麦姆,还有大诗人穆太奈比,最后一位伟大的诗人是麦阿里。这些诗人,我之所以认为他们伟大,是因为他们都独成一体,他们的诗歌在历史上引发了革命。
阿拉伯人早先对诗歌的定义是:诗人应该能够感受到别人所感受不到的东西,这个定义最早在《阿拉伯人之舌》中出现。也就是说,诗人应该是先知先觉者,说出大众所不知道的。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个概念被颠倒了,诗人被要求说出大众已经知道的东西,如果诗人说出其他东西,那他就不被称为诗人或者遭人贬斥。这与早期的定义是相悖的。
艺术的价值不取决于数量
南方都市报:所以你并不看好诗歌与大众的关系?
阿多尼斯:没有一个人做着和别人同样的梦想,没有一个人和别人有同样的爱、痛苦的体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私密的精神世界。所以说,写一首诗能让所有人都听懂的诗人,必定是肤浅的诗人。他们写的恐怕只是政治、解放运动、民族主义这样的题材。他们说出的不过是如二加二等于四这样浅显的道理,他们说出的是民众已经理解的事物,那么诗人的作用就变成提醒民众已经知道的事物。
所以,一个诗人不可能既是大众诗人,又是一位深刻的诗人。我认为真正伟大的诗人不是简单地传达信息,他应该加深对方的体验,把自己的梦想、爱情传达给对方。诗歌应该表达爱情、死亡、痛苦、探索、未知等等主题,这些诗人的宗旨是加深人的内心世界,加深人的体验,而不是传达信息。
南方都市报:你一般在什么状况下写诗?
阿多尼斯:我没有时间写诗,因为我的一切时间都在写诗。如果端坐在写字台前,我一句诗也写不出来。对我而言,随时随地都是我写诗的时间和地点。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可能引发我创作灵感。我的很多诗是在大街上走路时写的。
南方都市报:诗歌目前在全球范围内的境况都不太妙,读者在流失。你觉得今天诗歌的价值在哪里?
阿多尼斯:艺术的价值不能因为他属于多数,还是属于少数来评价,艺术的价值不取决于数量。也许一本销量一百万的书,还比不上诗歌里面的一个意象。人有很多需求,人需要诗歌,就像人需要爱情。只要有爱,有死亡,诗歌就有存在的必要。看诗歌的时候,我不同意引入大众,传播这样的概念来衡量。
我举个例子,阿拉伯有一位神秘主义的大诗人叫涅法理(音译),他的诗写于公元一千年左右,他诗歌的手稿一直没有人读,直到1945年才第一次被印刷成书。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贝鲁特大学图书馆偶然看到这本诗集,上面也没有读者借过这本书的记录。但看了之后我认为这是阿拉伯文学史上最有价值的诗歌,他是阿拉伯文学史上最有价值的诗人。这本书在等待了一千年之后,终于等来唯一一位赏识它的读者。
有价值的诗歌就像珍珠一样,无论在何处,放置时间再长,它迟早都会发光。今天读诗的人减少了,这并不是诗歌的过错,而是当下文化的错误。
本版采写/摄影:本报记者 田志凌 实习生 张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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