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纪念五四讨论”——五四精神是中华全民族的精神财富

金枫吟

九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至今为许多中国人所纪念、所称颂，是有她内在的精神与文化渊源依据的。

九十年前中国积弱积贫、一筹莫展，北洋政府腐败无能，苟延残喘中对老百姓却毫无怜悯之心，竭尽掠夺与镇压之能事，在北京引爆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反帝、翻封建的爱国运动。个人认为：此历史背景及重大历史意义应当予以充分肯定。

但是，很长时期以来，对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与精神文化之内涵与外延的诠释往往让占据统治地位的主流体制的一家之言所主宰——这就必定有所偏颇且有     被严重异化之倾向了。

吾坚信，五四精神、五四文化及五四传统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与文化的共同财富，决非某一个政治势力与集团的私有财产。

对此观点大家尽可充分展开争鸣或阐述。

李旧苗

北京集会纪念五四　胡锦涛等出席



    中评社北京5月4日电／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大会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  
　　zhonggong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大会上讲话。  
　　新华社报道，会上，青年学生代表、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张度，青年职工代表、上海航太局第804研究所高级技师苗俭，青年农民代表、内蒙古自治区奈曼旗白音他拉镇满都拉呼嘎查党支部书记席宝力皋，青年知识分子代表、“星光中国芯工程”总指挥邓中翰先后发言。
　　zhonggong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大会上讲话。他在讲话中深刻阐述了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
　　李长春指出，五四运动以来90年的历史昭示，坚持GCD的领导始终是推动中国各项事业不断前进的根本保证。坚持马克思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推动中国各项事业不断前进的强大动力。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唯一正确的选择。青年始终是中国社会中最积极、最活跃、最有生气的力量，是祖国和民族的未来，是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希望。
　　李长春强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离不开青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希望当代青年进一步宏扬五四精神，按照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要求，把爱国主义作为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把勤奋学习作为人生进步的重要阶梯，把深入实践作为成长成才的必由之路，把奉献社会作为不懈追求的优良品德。努力成为理想远大、信念坚定的新一代，品德高尚、意志顽强的新一代，视野开阔、知识丰富的新一代，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的新一代，确实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



纪念五四　马英九：民主科学历久弥新




    中评社台北5月4日电／适逢“五四运动”90周年，“总统”马英九4日出席“胡适与近代中国的追寻－纪念‘五四’90周年学术研讨会”时表示，回顾90年的历史，两岸之间走过非常曲折的道路，不过他认为五四精神中的民主科学素养，仍然具有很强的历史意义。同时马英九相信，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未来仍然会成为两岸人民对话的共同语言。
　　台湾“中央广播电台”报道，马英九表示，五四运动已经90年，回顾这段时间，从北伐抗战到最近两岸和解，台海之间走过很多长远而曲折的道路。不过他表示，五四精神中的民主科学素养，到现在仍然具有很强而且历久弥新的历史意义。
　　马英九说，“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我相信未来仍然会成为两岸人民对话的共同语言。”马英九更希望，未来两岸不要再从事军备竞争或外交斗争，而是在自由民主人权等议题上，展开合作跟竞争。
　　马英九表示，台湾以累积半世纪的民主经验，做出第二次的政党轮替，可以很自豪的说自己是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国家”，也就是在五四所提倡的民主方面，交出第一张成绩单。马英九认为这不只对台湾，对整个华人世界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另外马英九表示，台湾的民主制度还有很多可以努力的空间。他举出自己日前到台南大天后宫上香，遭遇学生抗议开放陆资跟陆生来台的政策，而这些学生受到庙方人员制止。马英九认为，执法单位在方法上跟态度上可以更宽容、更谨慎，让不同的意见能充分表达。
　　马英九指出，台湾已经是民主多元的社会，对公共事务有歧见跟对立在所难免，遗憾的是在公共论坛中受到爆料文化主宰，让各项政策有预设立场。马英九认为，这样一来，真正的事实、对错是非难见青天，对政策也没有帮助，他相信这些观念都还有改进的空间。

老木匠

胡说马说，鸡同鸭讲

小只只

看不懂在讲啥？有刀兄呢？他们都降的是啥呢，你知道吗？

老木匠

发信站：天益社区（http://bbs.tecn.cn），版面：杨恒均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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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风雨雨的九十年过去了，悲观失望者仍然有理由悲观，因为和九十年前相比，历史在诸多方面惊人的相似，相似得甚至让人怀疑：中国的历史早在九十年前就已经终结了，不再前进也不再进步。九十年前，在众多知识分子的千呼万唤下，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理性）姗姗来迟；九十年后，两位九十高龄的老先生仍然不得不犹抱琵琶半遮面，还动不动就被拿出来侮辱一番……

如果你想更直观地了解九十年的不变，你可以到图书馆翻开尘封的《新青年》、《新潮》……，同时，请打开电脑，看看我辈在互联网上摇旗呐喊呼吁民主自由和法治的美文丽句，对照一下，有哪一句和哪一个字不是九十年前的胡适、陈独秀、傅斯年等前辈忘记写过？ 不曾呐喊过的？——白纸黑字，让人汗颜，所不同的只不过是竖版和横版的区别而已，以及他们用半文言半白话的词句表到了现代的思想，而我们使用的则是现代汉语加上互联网上特有的“草泥马”句型弄出的春秋笔法……

让人灰心丧气的“不变”多不胜数，然而，如果我们的眼睛只盯住那些不变，而忽视了诸多变化，那我们就永远是悲观者了。乐观者不但看到不变，也看到变，看到希望。

这样，才能做到“贤者无忧”。

第一，两种不同的压力，殊途同归的救亡

九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被冠以“五四爱国运动”名副其实的。当时的有识之士充分认识到，闭关自守的中国是非常落后的，落后就要挨打。要想不挨打，必须向西方学习。

看到西方开着炮舰来了，我们急急忙忙搞了洋务运动，“器物”有了，却仍然惨败在日本手下……于是继续反思，光靠枪炮和船舰显然还不够啊，还需要制度的变革……于是打仗了，起义了，辛亥革命了，共和了……

当我们回到百年前一个又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惊讶的发现，在西方本身经过三百年的启蒙才刚刚实行全民投票选举的时候，我们九十年前的前辈已经迫不及待地从善如流，几乎在一夜之间敲定了“共和”。然而，走在时代和众人前面的先驱们显然没有想到，用几条新式步枪可以驱赶一个腐败的清王朝，可用多少次战争也不一定能够把几千年的旧文化和旧思想从中国民众大脑里驱赶走……

于是，新文化运动来了……以人权、自由、民主和法治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就是要在国民大脑里建立起真正的“共和”——有了适应和支持真正共和的“新民”，任何军阀都无法颠覆。这批知识分子中更不乏如梁启超等人，早在五四之前就看出来了，他们要学习的那个制度，是当时欧美最先进的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制度，本质是“以人为本”，是对人的解放。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历史给古老的中国开了一个玩笑。就在中国知识分子热切地向西方理念和制度靠拢的时候，西方帝国主义给中国一个响亮的耳光。巴黎和会，我们中国人那么崇拜的西方老大哥们居然在中国战胜了的情况下还要对中国进行瓜分和分赃（特别是将胶州湾转交给日本而不归还中国）。

目瞪口呆的知识分子无法在这判若天渊的内政和外交之间作出区分，更搞不明白自由民主的西方和帝国主义的西方怎么会是同一个鸟东西，他们，迷茫了……

真是天有莫测风云，国有旦夕祸福，就在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震惊了世界，也彻底震傻了中国的知识分子。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就发生在这样一个非常不幸的时候。在五四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晕头转向，客观上是因为“亡国灭种”的危机和世界思潮的变动。当时中国知分子的救亡图存的主要压力来自外部而不是内部。

这是堪称中国启蒙运动的新文化运动和欧洲启蒙运动最大的不同之一。当时欧洲的思想和人的解放运动完全是“内生”的，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压力，动力来自内部，是对自身（包括制度）的反思和改造。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运动则是在列强的随时侵略并亡国的压力下展开的。

在亡国压力下的救亡很容易偏离对人的解放的正途，而把每一个人都依附于那个国家――即便那个国家已被劫持。五四运动的一个严重不足，恰恰是将人从家族制度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带着高尚的情感使人更完全彻底地依附于国家。他们以为国家得救了，他们爱国了，却忘记了救亡国家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人，是对人的救亡。而牺牲人来挽救国家则是本末倒置的。于是我们看到在过去九十年里，不止一次，当窃国者宣布国家得救了的时候，在这个国家里生存的人，却沦陷了。

时过境迁，今日的中国已经和九十年前大有不同。当今中国早就独立，而且国力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列强们”虽然也比以前更加强大，但却无力、也不会侵略中国了。和九十年前相比，我们面前没有了亡国灭种的外部压力。可是，我们很多知识分子却感觉到“不变”――我们的心境却没有多少变化，我们认为中国处于转折关头，中国仍然需要“救亡”！因为我们都感受到了“压力”――只是这个压力不再来自列强的炮舰，而来自我们自己――我们内心那种希望国强民富的愿望。我们需要改变，我们需要五四爱国精神，我们需要走正确的路而不是邪路，我们需要崛起——国家的崛起，更是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崛起。把爱国解释为爱民，把人的解放看成是国家真正的崛起。

这，就是今天的“救亡”。

第二，相同的知识分子，不同的民众

当我们看到自己鼓吹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等理念，早在九十年前就被有更深学养的前辈知识分子说得淋漓尽致的时候，我们能不满脸羞愧？所以，一位学富五斗的知识分子在北京说，你们写那些东西有什么用？九十年前人家都把道理说透了，你们只不过拾人牙慧啊！

也许正是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当今大多中国知识分子保持了沉默，或者说闷声发小财去了。可不管他们干什么，经过九十年的风风雨雨，知识分子们是被启蒙了，是清醒了，他们只不过是难得糊涂而已。其实，为数不少的知识分子基本上能够达到九十年前那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当时的思想境界。这也是一个最显著的“不变”，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进步”。

问题在于，知识分子也许没有变，但另外一个群体却逐渐有了大“变”――来自民众的变化。如果从思想认识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许还是那样的一批，但民众却绝对不再是九十年前那样的一群。

在阅读九十年前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运动的文献时，我们感觉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激情和思想，却很少能够窥探当时普通民众的所思所为。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在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下，变成“新民”了吗？

越是带着这样的问题去查阅和阅读文献，越是感觉到材料有限，学生在上街，知识分子在忙着充当幕后黑手，那么，当时普通的老百姓在干什么？他们在按部就班的生活，他们在冷眼旁观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们对他们启蒙，可他们并没有参入那样一场旨在改变他们生活和命运的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战士们慷慨激昂，原因之一就是当时中国广大民众的奴隶主义思想还相当严重。没有受到启蒙的“旧民”，有了“器物”（洋务运动），也是要吃败仗的；没有“新民”，就算有了制度，共和了，到头来也发现是“假共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知识分子们看到在现代化和制度突然引进的时候还需要觉悟的拥有现代思想的“新民”而发起的。但很显然，知识分子们企盼的，新中国需要的“新民”并没有出现。

可是，九十年后，情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说有些知识分子在向后看，在朝九十年前的知识分子靠拢，那么，由于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由于科技的进步和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中国的民间已经和九十年前的隔了一个世纪那么远。公民权利意识的普及程度，自由、人权、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在广大民众中的传播范围，与九十年前已有天壤之别了。

这一点，我们还是可以从尘封的九十年前的文献和互联网上新鲜出炉的文章入手。九十年前，知识分子们以启蒙先驱的态势翘首高歌，期待一呼百应。无论在他们的学术著作还是时评文章里，你看到的都是他们侃侃而谈、指点江山、引领民众，但你却很少能够在他们的文章里看到被他们启蒙和引领的民众的身影。

然而，当你打开互联网，你却会从当今知识分子的理论和时评文章里发现，是民众在引领知识分子――无论是维权、争自由、扩大民主权利等等，全国各地的普通民众显然已经走到知识分子的前面。有时，你会从知识分子的文章里，看到他们只是保持了一段安全距离、置身事外，在那里躲躲闪闪地品头论足。

和九十年前的知识分子相比，当今的知识分子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认识除了理论知识外，显然还多了九十年世界各国的实践经验和教训，但他们如今却因为种种原因很少像九十年前的前辈那样论述德先生和赛先生。他们即便在评论老百姓的事件时不得不提到民主、法治和自由，也显得闪烁其词。如果说九十年前的启蒙知识分子忙于指引民众，那么当今的启蒙知识分子则是手忙脚乱、穷于应付地解释民众一波又一波的行动。

有的文人美其名曰：我们终于回归到了胡适先生的“少谈主义，多谈问题”  ――可问题是，九十年前不针对问题的“主义”显得苍白无力，而九十年后，老百姓那里积累的所有问题，如果真要得到彻底解决，又如何可以不谈“主义”？

这，也是九十年来最重要的变化之一。

第三，九十年来，中国人与德先生、赛先生一起成长

有人担心，如果谈主义而不谈问题，会不会又像九十年前一样，让我们的民族和国家走上弯路甚至邪路？　

现在有很多人对九十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心存疑虑，认为当时的思想解放让我们国家走上了弯路，我们认为这不过是一些“文人”们的空论和虚热。

这些年来知识界关于五四“全盘反传统”而将中国引上歧途的论调甚嚣尘上，实际上完全不得要领，是对历史曲解和误读，而且还大面积地误导民众。五四根本就没有“全盘反传统”，即使“全盘反传统”（彻底颠覆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专制主义）也不会将中国引上歧途——因为中国已经在歧路上活蹦乱跳地折腾了几百年。

从魏源、林则徐“开眼看世界”，到曾国藩、李鸿章发起“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和民间创办工商企业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到康有为、梁启超领导“戊戌变法”倡导君主立宪，到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创造共和，到民国初年建立议会制度、进行政党竞争轮替、自由结社、自由办报、自由出版，到陈独秀、蔡元培、胡适等在早期“新文化运动”中倡导以人权平等、独立自主的新伦理取代等级专制、奴隶主义的旧伦理，我们国家民族一直在人类文明的主流正道上奋勇前进。

五四以后我们国家民族确实走上了岔路，但跟“反传统”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当时“觉醒”起来的部分有力人士引错了路：从自由民主的正道引到以国家主义压制个人自由的邪道，从学习英美的人类主流文明正道引向“以俄为师”的岔路。

但即便走了弯路和岔路，也不至于让我们就此怨天尤人，悲观失望甚至生出了绝望。中国在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后又折腾了这么多年仍然不得法，决不是那个短暂的启蒙时期的新文化运动造成的，而是中国两千年顽固势力的缓冲所致。如果我们不只看到自己的苦难和不足，能够真正实事求是的话，我们应该看到，过去的九十年，即便在欧美等西方国家，也有很多国家走上弯路和邪路，包括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亚洲的军国主义日本等等。相比较这些集权给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我们还会不会认为过去九十年里，只有我们的民族走上了万劫不复的邪路？

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现在看到民主和自由法制逐渐深入人心的时候，却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九十年前，这些概念并没有被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接受，那些观念也还远远不能算是“普世价值”，五四过后的几十年里，人类先是经历了最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接着又熬过了最漫长的冷战，很多国家都在邪路和岔路上走得很远。正是接二连三的教训才让很多国家回头是岸，纷纷回归人间正道。

如果说五四后的中国走向了历史的岔路和邪路，那么，当时和中国一起走上岔路的国家还有很多。无论是德先生，还是赛先生，突飞猛进的发展都是在上个世纪上半叶。如果考虑到中国几千年专制制度的话，我们没有在五四前后走向民主和自由的光明大道，恰恰表明历史有其偶然性，更有必然性。历史，是公正的。

然而，风雨仓皇九十年，这个世界已经完全变了。九十年前中国知识分子们倡导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已经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亚洲一些很小、很落后的国家所接受。

放眼世界，九十年后的今天，如果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都或多或少地误入过歧途，走过弯路，或者走过邪路，那么现在除了少数国家如北朝鲜外，地球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抛弃弯路和邪路，回归到九十年前我们前辈知识分子们呼吁、也是人类迄今为止探索出来的最不坏的那条路……

收回我们的目光，审视我们自己，不难发现，我们一边在小路上屁颠屁颠地踽踽独行，一边对九十年前的先人怨天尤人（啊，是他们把我们引向这条羊肠小道的啊），我们应该感到失望的是自己，而不是他们……

遥想九十年前的前辈，感受周围风起云涌的“新民”，抚思我们内心沉睡了太久的激情，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充满希望？

冯崇义、杨恒均　2009/5/4 五四

老木匠

应该是青年人的五四，但是各地新闻有关五四的无一不是和我一样的中年老年人在训话，青年们被教训的主要内容无非就是：听话听指挥。

呜呼，如此五四，如此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