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从《中国近代史》到《天朝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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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近代史》到《天朝的崩溃》2009-04-24 18:41
鸦片战争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意义毋庸置疑，国内外研究那段历史的著作可谓是浩如
烟海，难以记述。同时在国内，对那段历史的研究似乎已成定论，诸多著作大同小异，只
是在角度、侧重点以及详略程度上有所不同，对那段历史的认识和人物评价是难得的一致
，琦善等奸臣误国，林则徐等忠臣被害，最终导致失败。从中学到大学，各类教科书的描
述更是用这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千篇一律，毫无新意。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从个人到社会都在历数这30年中国社会之巨变，整个社会几
乎都沉浸在对变化的感慨和对未来的憧憬之中。回望30年，中国确实在现代化过程中迈出
了一大步，这一切都发端于一百多年前那次东西方的碰撞，那是中国命运转折的开始，是
中国百年磨难的起点，是数代中国人为之奋起的原因，今日之变化依然是我们对始于那场
战争的民族苦难的回答。鸦片战争成为我们永远无法绕开的心结，在回首30年历程的时刻
，再一次谈论这段历史对我们身后的路程将会有深刻的意义。但是如果在延续老套路进行
无谓的重复，显然是毫无意义的，对那段揪心往事的反思其实也是对我们今天之路的一次
审视。

历史研究不可能刻意求新求怪，但是难道鸦片战争真的已经研究透彻，真的已经阖棺
定论？其实不同的声音从未间断过，少数学者的著作早已颠覆鸦片战争在常人心中旧有的
印象。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与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便是其中之一，两本书彻底而
深刻地剖析让人过目难忘。

《中国近代史》作于1938年，《天朝的崩溃》于1992年出版，都是两人十年努力的结
晶。遗憾的是蒋廷黻身处乱世，又弃文从政，《中国近代史》最多也只能算是他个人对这
段历史思考的一个总纲，但就是这5万字的著作成为国内近代史研究上难得的经典，比起有
些口水连篇的大部头书不知强上多少。茅海建的著作虽和蒋廷黻的书相隔50多年，但看过
的人都能看出二者关系密切，不论在问题的切入点还是在人物的评价等诸多方面有着传承
关系。二者都是从琦善这个鸦片战争中的“卖国贼”说起，一个早有定论的叛国者对鸦片
战争的认识有如何重要的意义呢？为什么茅海建在50年后依旧选择这样的突破口呢？实际
上，两人都清楚的看到，打破传统的思维模式才是我们能够成功的关键，而过去对琦善的
评价正是传统思维代表和延续。

不得不提的是茅海建的导师陈旭麓先生也是近代史研究的著名学者，80年代曾力主蒋
书的重印，尤其难得是在书后附录了蒋廷黻及其重要的一篇文章——《琦善与鸦片战争》
。他敏锐的看到了该书及附文在近代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而《琦善与鸦片战争》的一些
观点正是茅海建整个著作的思想入口。

琦善：卖国贼还是替罪羊？

　　琦善因其三大罪状——收受贿赂不抵抗，打压林则徐，私割香港岛——而被钉在了耻
辱柱上，要对这样的人物做重新认识甚至是平反是何等的艰难。蒋廷黻与茅海建的分析却
独到而精辟。

　　琦善官居显赫，万人之上，一人之下，倍受恩宠。抄家记录显示他家简直是富可敌国
，象一个这样的人有什么理由为了英国的一点贿赂而叛主卖国呢？琦善主抚是对当时对抗
之后时局的一种判断，因为对抗以后他觉得军事势力过于悬殊，剿是必败。他的判断客观
上是正确的，但更多的是揣摩皇帝意思得出的结论，说白了就是一切按皇帝的意思办。皇
帝主剿时，他也主剿，造船添炮，购买洋器，招录团勇，声势规模甚至超过了林则徐。道
光是个十分吝啬节俭的皇帝，一看剿不成而抚有效，即刻要求各地撤兵，琦善难以抗命，
更不想抗命，所以他后来力主“招抚”，在英国大举入侵的时候，在众人眼里，“抚”就
是“降”，“降”就是投敌，就是卖国。说他惧怕洋人而撤兵不抵抗，害死关天培更是无
据无凭，完全是世人对他后来主抚政策的一种联想。茅海建详细分析了中国在军事上失败
的客观原因，军事思维的落后和器械的差距，以及军队的腐败是主要原因，琦善多次给关
天培添兵，以至于远远超出炮台人员定额，兵丁都无处可站；至于说打压林则徐则是无中
生有，缺乏史料依据，二者关系一般，既无政见上的冲突，也无实际厉害争斗，算不上朋
友，但也不是仇敌；最让国人痛心的他私自割让香港一事，这完全是中国官员不懂国际外
交，措辞含混和翻译有失致使英国官员误解所至。其实琦善不参与此事，英国也会通过武
力强占，而后的史实也证明了这以点。这样的事情发生不只一次，当年马戛尔尼出访中国
也是由于翻译上的失误，致使双方交流上完全错位，中国失去了和平开放的大好机会(可参
考葛剑雄《往事与近事》)。

琦善为人历练、能干，深得皇帝信任，在鸦片战争中他虽毫无建树，但也不是十恶不
赦，不过是按官场规则做了一回替罪羊而已。按旧时的观念，琦善为官的能力是超过林则
徐的，比如，常人都以为是林则徐在奏折中指出鸦片不绝“十余年后，岂惟无可筹之饷，
抑且无可用之兵”，让道光大为振动，才招林则徐如京决定严禁。其实真正让道光下决心
的是直隶总督琦善，他在天津查处鸦片13万两，上奏道光，加之皇族吸食鸦片越发严重，
道光深感鸦片之害已危及京城，才有严禁之决心。对林则徐的奏折道光是一个字也没有批
。同时琦善在地方禁烟成果比任地方官的林则徐要大的多。琦善复出之后，多受重用，不
过他在史书上的运气比林则徐是差远了，林则徐已经演变成了民族的一个神话，而他却成
了国家失败的替罪羊，如此的反差是什么原因呢？

走下神坛的林则徐
　　不论是旧中国社会还是现在对于林则徐的褒奖可谓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开眼看世
界之第一人，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者。从小学课本到大学教材，各种著述中林则徐都成
了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标志性人物，而他真实面目又是如何呢？

　　首先作为旧中国开眼看世界之第一人，这个评价似乎是最不让人怀疑的。林则徐1839
年到广州以后才接触洋务，办事认真严谨的他身边请了至少4个翻译，请人翻译外国各类报
纸杂志，汇编成册，以供参考，最为大家所知和肯定的是他组织翻译了《四洲志》，并影
响了魏源，后者编撰出更为著名的《海国图志》。在视外国为洋夷的旧中国，能“屈尊降
贵”的研究洋夷已是不易，尽管他完全是出于为对付眼下洋务的目的，但是这种积极主动
的精神还是可嘉的，同时他也深刻的认识到了我军械上，尤其在火器上和西方的差距。可
是我们应该看到林则徐对西方的认识非常的有限，从未对旧有制度做任何的思考，对近代
化的问题更是没有认识，也正是这一点，所以在他考察完英国的人口、地理、军队之后，
认为这样一个蕞尔小国，尽管我们火器不如人，用中国土法照样是可以战胜的。这种盲目
的自信，使皇帝到老百姓都对他抱有幻想，这成为他被神话的一个依据。

让人诧异的是，在认识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的同时，他对西方的观念又和同时代的人
一样无知和荒谬。比如他认为大黄和茶叶是洋夷须臾不离的东西，否则他们将消化不良而
死，所以在被召进京后向道光提出了用断绝贸易这样的“强硬”手段来对付洋人，到广州
以后，他仍认为茶叶和大黄的生意是洋夷所不敢放弃的，大有可以借此经济制裁英国的味
道，可笑，可悲。1839年9月，他在给道光的夹片中有更荒谬的理论，说洋人“击刺步伐俱
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上岸更无能为”，就是说洋人腿根
本不能弯曲，上了岸就不是我们的对手了。在1840年8月的告示中更鼓励民众杀敌，更夸张
的说洋人“一仆不能复起”，简直可笑得没谱，而且他本人还去过澳门观看过外国军队的
操演，难道这就是林则徐在一年多之后对西方的认识？难道这个开眼之第一人开的是昏眼
、瞎眼？这个问题确实让茅海建也百思不得其解，但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1、林则徐为传
统儒学教育下的天朝官员，即使有条件接触到西方思想和材料，他的理解和认识也是肤浅
和有限的，何况的他的眼光更多的在于军事上；2、他对西方的认识这一细节被后人无限的
放大了；3、他在效法西方上也难有什么称道之处，如果说买来洋船仿造、置办洋枪洋炮也
算的话，这些方面他并非先行者，而后的琦善和奕山也做了，规模比他大得多。他对中国
军队建设的意见也是陈旧和迂腐的，茅海建做了很多具体分析，指出他是典型的书生论武
，不切实际。真不知道他从西方那里到底学到了什么？第一人就第一人吧，不过他眼力确
实不怎么样，而且他看完之后，也觉得西方除了船坚炮利也不怎么样，中国土法一样能打
发它。可悲的是被贬之后对中国的命运没有任何的思考，更没有在西方的认识上做任何的
进一步努力。

其次在大家看来战无不胜的他，真实情况又如何呢？战争结束后，从官场到老百姓都
相信如果林则徐在1840年9月后继续留任广州，那么中国可以战胜英国。换句话说，这就是
承认旧中国对付洋夷还是有人有法的，要不堂堂中国空无人才，颜面何在？无论在当时还
是现在，这都是中国人可以不服气的救命稻草，而且大长国人志气，也是他的神话根源之
一。翻了翻李侃、苑书义等人现在编写的近代史，其中都说林则徐在九龙(官涌)、穿鼻之
战大胜，其结论就是取得“前哨战的完全胜利”，洋人不敢再来只好北上侵犯，可惜完胜
之后林则徐就下课了。他们书中的依据都是什么《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著)、《林则徐
集》等等，几乎只有中方的一面之辞，有的干脆就是以林则徐的汇报为依据，他们忽略了
一个重要的一个事实，林则徐是人，他难道不会撒谎？现在的研究表明，林则徐确实是骗
了道光。

九龙之战是人家为补充弹药而主动撤出，人家退走也成了林的大功？包括穿鼻之战的
所有战斗双方都有记录，但记录的内容永远是相反的，都是各自大胜，但是在双方势力如
此悬殊的战争中，谁的记录更为可信呢？答案不难明白。还有一点，战争之初，英国并未
集结大部队，多是火力很弱的小船队，让所有人都产生了错觉，到英国远征军到来的时候
，林则徐已不得皇帝信任，没有和洋人直接交锋，结果他的后继者们遭受到了林则徐无法
想象的打击，而他却侥幸的保存了自己不败的神话。至于洋人封锁广州而北上，和中国人
的想法恰恰相反，英国人认为打一个林则徐不如打到北京，中国人却误以为洋人怕林则徐
，再加上林的信心和谎报战果，大家弄假成真。

再次，林则徐的大无畏的精神也一直为人称道。“苟利国家生死亦，岂因福祸避趋之
”，成为大众熟悉的名句，但是我看林则徐也摆脱不了官场上的虚伪。被放之后，他最庆
幸的是自己没有象琦善等人落得被判斩监侯的下场，对国运似乎到没有太多感叹，看来官
运比国家、民族更为上心。在新疆时刻关心北京局势，打听自己复出的机会，将个人荣辱
、仕途看的尤其重，对中国命运没有丝毫的思考，甚至惧怕自己对西方认识的言论为外人
所知影响自己的官运，和自己的豪言壮语大相径庭。作为一品大员，在国家命运转折之际
，在外国强权侵略之时，这种麻木和冷漠是他和别人没有区别的。他的形象被后人描述的
过于崇高、伟大，如果他真是以国家利益为重，坚决抵抗侵略，还吝惜什么官职，还留恋
什么官场，辞官不做，散财筹军，和洋人杀个你死我活，不共戴天才是，可惜，他最想做
的不过是求的道光原谅，得以复出，这也是当时所有官员都会有的正常反应，他也没有什
么高尚之处。
　　
　　如此看来，林则徐其实与同时代的清朝官员在西方的认识没有太多的区别，他接触洋
务对西方有主动接触和认识也算是可贵，不过完全被夸张了。他本人在近代化的问题上也
是平庸和无知的，其本来面目不过是清朝一名秉公清廉的大员而已。

民族的遗憾

　　为琦善个人翻案在史料和逻辑上都不难，为何其卖国贼的名声始终难以纠正？细查林
则徐的言行，我们也可以大致还原其作为普通官员的真实面貌，但神鬼各异，天上地下，
这是为何？琦善个人的荣辱和鸦片战争的认识又有何关系呢，使得几十年来鸦片战争的认
识始终难有突破？其实他们都是史学界一场造神造鬼运动的产物，我们始终延续一忠一奸
的模式来认识鸦片战争，一种不服气的心态使我们不愿直面中国文明的落后与愚昧，将旧
中国落败的责任归咎给一群奸臣，将旧中国不败的希望寄托给一个贤良。鸦片战争结束后
，当时的学者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仍然是以天朝与洋夷来看，中国旧学者们提起都觉得耻辱
的洋夷居然打败中国，签定不平等条约，天朝上国遭受奇耻大辱，何故？当然不是中国实
力不行了，也不是中国的旧制度有问题，更不是中国文明衰落了，而是奸臣当道，皇帝的
英明抉择被这些奸臣贼子阻挠，忠臣贤良反被陷害。当时只反奸臣不反皇帝的理论造就了
琦善这个“鬼”，林则徐这个“神”。随之而来的就是，中国的传统制度应该加强而不是
改革，强化传统教化制度才会最大程度的避免奸臣当道，忠臣被害，只要有林则徐这样的
忠臣，旧中国对洋夷一定能杀个片帆不归。这种“神鬼论”彻底掩饰了鸦片战争给当时中
国带来的重大使命——近代化。

二十年后洋务派的胡林翼见洋人火轮船逆水飞弛，惊得呕血坠马，可见这二十年中国
依旧死水一潭，毫无改革迹象。而一衣带水的日本似乎更识“俊杰”，黑船事件之后转变
是迅速有力，而我们一拖再拖，一等再等，白白浪费了60年，直到民族苦难无以复加的19
02年方才醒悟，中国的“神鬼论”对此看来是功不可没。所以蒋廷黻大呼，如果道光一直
用林则徐，则速败，而且败的更惨，这样时人不会将幻想寄托于这位救星般的忠臣，对旧
中国传统思想之冲击要更大，更早，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会提前，中国之命运会为之大变，
因为由当时新的国际关系和时代背景而言，中国只有近代化一途。而事实却恰恰相反，不
得不说是民族、国家之最大遗憾。

直至160年以后的今天，对鸦片战争这样的认识居然仍占据主导地位，极少有人反思过
这种思维对中国近代化过程的危害，而且这种神鬼论居然延续到了今天，用茅海建在书中
的话说就是“新认识几乎没有改变鸦片战争史的旧结论”。据说茅海建因此书差一点教授
都当不成，而蒋廷黻为琦善平反的言论被当时妥协派所利用，本人遭到诸多批评，可见这
种认识之持久和深入。

悲剧诞生的逻辑

　　以近代眼光来看，鸦片战争的负面效应是小于正面效应的，它最主要的意义在于，向
旧中国展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并将中国强行带入了近代化的铁轨，而中国从皇帝到百
姓，从官员到学者，对近代化的时代要求浑然不觉，这和当时一神一鬼的历史评价，奸臣
担负一切罪责，惩处奸臣一切照旧的历史思维有极大的关系。蒋廷黻以为祛除林则徐的光
环就可解决一切，这确实是一相情愿，林做了奸臣，自然当时的学者、朝廷会树另一个忠
臣，林个人的毁誉其实无法改变当时传统思维的模式，蒋的考虑有些过于简单了。而如今
这种认识依旧牢固，茅海建在书中也是大为感慨。我们现在对鸦片战争的回避无非是2个原
因，一是对中国文明的情怀，不相信中国文明的失败，而且是惨败，总希望从中国传统中
找到另一出路，找到只属于中国自己的方法强大起来，抵御外辱；二是对耻辱的回避，总
幻想着一种历史可能性来扶平伤痛，林则徐就是这种抚慰剂。虽然经过了100多年，但当时
的思维模式在今天依然很强烈，我们依然用它护短。

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一直在努力寻回我们强盛的年代，30年带来的飞跃使我们逐渐找
回了作为强国、富国、上等国的心态，盛世之声不绝于耳，100年民族的苦难一时间被抹平
了。但是在光鲜亮丽的新形象背后却也隐藏着诸多矛盾和困境。这些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
族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可以盛世之下的我们以一种拒绝追问的姿态掩饰着真相。一场大地
震我们前所未有的向全世界开放，各国媒体好评如潮，赞扬中国之开放和进步，一场天灾
，报道开放本是应然之事，可国人觉得这也算是开放，国外也觉得这已是很大的进步，可
见中国人对自己的痛处还是遮遮掩掩的。天灾可以开放，而我们的各种问题呢？我们以习
惯性的稳定的名义隐藏起来。官员和商业领域的腐败，不是抓几个贪官，处理几个贿赂案
件就可以解决，诸多社会矛盾不是一句“体制问题”就能敷衍而过。。。。。。但是我们
总不愿意把矛头指向更深处，总之个别官员的贪腐和体制问题犹如当年的琦善，犹如当年
的奸臣，奸臣一除天下白，盛世还是盛世。其实我们之所以取得成就，就在于我们面对现
实，破旧立新的改革，30年后，我们需要更深入，全面的改革。
　　
　　我们一直以追赶的姿态努力着，几乎10倍于西方的GDP增长速度向我们昭示着一个民族
复兴的时刻就要到来，比我们发达的西方似乎是在几乎静止的缓慢前行。果真如此？我们
真正了解西方社会吗？就算要以他们的标准为依据，我们是靠近了还是远离了？当年我们
准求的德先生、塞先生实现了吗？盛世之下，我们会和100多年前的古人一样，沉迷在自己
的世界中，难以自拔，对自身缺乏真正的认识。说到盛世自诩谦虚的中国人就不谦虚了，
只有我们放弃盛世的念头，真正的谦虚一把，看看我们任之重，道之远，真正的盛世才有
希望，鸦片战争的悲剧才不会重演。

博主按：不知本文的原出处，还请知道的朋友告知，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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