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洪水之后，沉默是金?

施国英

洪水之后，沉默是金?

作者：Mrs. Rongfen Wang

今年3月19日，号称中国发行量最大的800万订户报纸《南方周末》张贴了一张题为《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的大字报，揪出所谓陷聂绀弩入狱的告密犯。作者声泪俱下的控诉取得震撼效果，海内外网络口诛笔伐，规模之大、声势之凶，用词之激，均属文革以来罕见。这样严重的指责，不能光靠感情用事，为此，拙文《黄苗子告密辨析》、《黄苗子和一代中国文化人的人权》、《分歧所在—回应章诒和先生的<我没错> 》再三质询告密证据。大字报作者自始至终以法庭抵挡：“即使走向法庭，也有事实依据”，“有谁觉得有损于某人的清誉，尽可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有主子的时代，能将聂绀弩送进监狱；讲法治的今天，当能把我打上公堂。”拿不出白纸黑字的告密信，也没有黄苗子先生的供认，真相始终不明，讨伐却在继续。 山西诗词学会张希田先生4月29日在博客里转发了《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所据的《聂绀弩有刑事档案》作者寓真先生对告密者一事的澄清，题为《寓真先生就《聂绀弩刑事档案》答诗友问》，全文见http://sxzxt2006.blog.163.com/blog/static/67868647200932921727115/。我曾询问张先生，刊登前是否经寓真先生过目，回答是：是寓真先生交给他的。张先生转发时加了按语：“寓真先生的长篇报告文学《聂绀弩刑事档案》在《中国作家》发表以后，在社会上乃至网络界引起了热烈反响，许多人出于个人理解和感受，说法有的不准确、有的甚至是误解。尤其对于谁是‘告密者’的追讨更是偏离了作者的本意。最近，寓真先生就这些问题作了回答。”真相终于大白。 寓真先生说：“我虽然也写到了检举揭发的事情，但从全篇的主题来说，如果把注意点转到谁举报、谁告密的问题上，这就可能会舍本求末、去实务华。我在提到聂绀弩的举报人时，主要是想指出一种历史现象。那些事情是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背景下，整个知识界在受难，不论怎样的行为都是一种被动状态，谈不上有多少主动的因素。网上有的文章，大概是出于读者的个人理解和感受吧，说法有不准确、或者说是误解的地方，这确实是我始料不及的。” 其实, 《聂绀弩刑事档案》表述得相当清楚，聂绀弩在1967 年5 月17 日预审时供出：“我是1962 年回京的，以后有来往的有黄苗子、戴浩、向思赓、陈迩冬、钟敬文、萧军、王次青等人……”这就自然将上述人士牵进聂案，导致内查外调，这些人写的证明材料便入了聂档。同样，聂绀弩的交代也进了别人的档案，受到牵连的不仅上述人士。1967年7月17日预审时，聂绀弩供称：“我听人家说，在‘文革’中，林彪和江青谈恋爱，有男女关系问题，后来我也对别人讲过。我和谁讲记不清了。我是听戴某说是罗某的女儿说的，那女孩子可以出入中南海，能和首长接近。” 这个供词在 1967年10月14日预审口供中重复出现：“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认识一个叫戴某的医生，他给我讲，罗某女儿和他讲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这句话主要对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人进行人身攻击，我对别人也讲过。”一个60多岁的老诗人，为被查获的几张诗稿下狱，吓得神不守舍，说了些害己害人的傻话。正如寓真先生所言，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整个知识界在受难，不论怎样的行为都是一种被动状态，谈不上有多少主动的因素。”至于聂绀弩到底被谁送进了监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周健强先生的《聂绀弩传》和湖北长江出版集团崇文书局2008年版刘保昌先生的同名著作都说得很清楚，聂绀弩舍不得烧掉诗稿，打了个包托人带给远在成都的胡风夫人梅志保存，以为蜀道之难，红卫兵不会入川！这人糊涂，可是有谁经见过那种史无前例的无序状态呢？账该算到始作俑者头上，40年后却掀起了一场揪告密犯运动，所谓的告密犯又都是文革囚徒，还有比这更荒唐的荒诞剧吗？ 寓真先生特别声明：“我在‘祸端酿成从头说’那一章节中，写到‘有一份1962年9月12日递给公安机关的报告。报告提供人可能是一个国家机关的干部’，他说他一个晚上‘得到了一点东西，破去不少钞……’，有的文章在引述这事的时候，出现了张冠李戴的误解。” 在《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里，张冠是这样戴到李氏头上的：“另一类是几年来（1962---1967）一直积极配合公安机关，他就是黄苗子，聪明的作者用排除法推定其人，而知情者则一眼确认其人。 1962年9月12日，大概是黄递交的第一份密告材料……”作者是以知情者的身份确认告密者的。需要说明，这是3月21日北岛先生代发在《今天论坛》上的说法，3月26日撤了，发了个公告，说这篇文稿是早于《南方周末》发表的定稿的版本，也就是说，是未定稿。《南方周末》版本里没有“他就是黄苗子，聪明的作者用排除法推定其人，而知情者则一眼确认其人。” 行文改为：“另一类是几年来(1962—1967)一直‘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包括王次青(先后在出版总署和版本图书馆工作)、黄苗子等。1962年9月12日递交的第一份密告材料开头是这样的……”，怀疑对象增加了一个王次青。但后面的“ 都是几十年的朋友,都是头戴右派帽子,都是有才气的文化人,谁防备谁?”把不是右派的王次青排除了。说来说去，配合公安机关写告密信的还是黄苗子。 凭着作者与黄苗子先生的交往，她不该犯这个张冠李戴的错误。她曾与黄家夫妇共同赴宴，应该知道黄先生与酒无缘，应酬场合抿一点就上脸。《聂档》里，这封告密信一开头写就提到酒：“我昨天去找了聂，与他“畅谈”了一阵。下午，我带了一瓶酒先去找向思赓，向看到有好酒，欣然同往聂处。我打算约聂外出，如果他不愿外出，那就去他家里喝。去时，聂一人在家写诗。我提出了邀请，聂很干脆地答应了。傍晚时，到西苑餐所后，听聂的安排，在露天座里喝酒，等到晚8 点吃夜宵。于是第一次买了火烧、炸虾、猪肝、蛋卷、腐竹等喝酒。我一直没有主动提出什么。等到酒干了半瓶之后，聂已酒酣耳热，他单刀直入地展开了一场反动的谈话。”别说长达十几页的告密信不像出自惜墨如金的书法家苗子之手，单单这瓶喝光了的酒也安不到这人头上啊！ 告密信中引聂绀弩的话：“听说高汾（《大公报》社）的老婆已经恢复了党籍，先前还不是让她和我们一起劳动改造？”高汾女士抗战之前就是一位名记者了，聂绀弩不会连人家是男是女都不知道，何况还曾一起劳动改造过。苗子夫妇三十年代与高女士相识，几十年没中断过往来。把这样拙劣的告密信栽到黄先生头上，还自诩知情人，揭发者的可信度可见一斑。 疑人偷斧，往后怎么想怎么说，都觉得顺理成章，甚至还自责“不忍”。“由于坐探当得出色,到了1964年,聂绀弩的反动言行和写作,就被频频搜集起来,摘编成专政机关的简报送到了高层。告密者行文如操刀,字字见血,刀刀入肉。于是,就有了那个‘王八蛋’的批示……到了1966年春的‘文革’前夕,聂绀弩的‘反动’言论已有上百页之多。内容有关于写作的,有关于文化的,更多的是对时局的议论。”字字见血，刀刀入肉，不是聂绀弩被黄苗子一笔一划写进了监狱，而是黄苗子被今人一刀一斧砍到耻辱柱上。 在西方法制国度，任何人面对这样重的责罪，无论是警察、媒体主持人或私人，都会提醒出言者：“您知道这话的分量和您要承担的责任吗？”他必须出示证据，否则要承担诽谤甚至诬陷的责任。当今中国，没有这样的责任感念，凭着莫须有，就敢口诛笔伐。媒体不加审核，和盘推出。只要所谓大方向对头，细节问题不必考虑，说错了，大不了来个负荆请罪。逞一举之能，图一时之快，不顾他人的声誉和心理健康，这种唯我独尊、把他人不当人的做法是历代暴君的特权。伴君如伴虎，国有此风，人人自危。 两个月来围绕黄苗子告密的辩论令人寒心，墙倒众人推，一个96岁的病弱老人，尚未验明正身，就被押上去菜市口问斩的囚车，任人捶打唾骂。光天化日之下，人的尊严被践踏，人权被蹂躏。如今，建立在沙滩上的告密大厦呼啦拉恢复了沙子的本质，洪水之后，难道不该反思吗？在一个不知人权为何物的国度，急需引进这个普世价值, 人权不只是用来制衡国家机器的，它也是制约公民之间言行的底线，后者是广义的人权。人生而平等，人的尊严不容侵犯。原始愚昧挑战现代文明的“气死人不偿命”该收敛了, 侵犯他人尊严、危害他人身心健康的言论，不在言论自由之列。 住在医院里的黄苗子先生一直被家人瞒着，他的沉默被陷他告密的人说成是默认。如今真相大白了，陷他打他的人全都缄口了，别说负荆请罪，连个对不起都没有。黄先生不得已的沉默如今成了金，他们的沉默是什么呢？

——《纵览中国》首发

[ 本帖最后由 自觉的梦游人 于 2009-5-25 20:02 编辑 ]

ironland

看了两遍，还是没在文中找到大白的真相

到底是不是呢？

ys1937

原帖由 ironland 于 2009-5-25 18:55 发表
看了两遍，还是没在文中找到大白的真相
到底是不是呢？

**对这种会致人于身败名裂的指责，需要的是证据。然而：
  1、 寓真先生当然可以接触到全部档案，但是，这种以私人形式发布的档案材料全面吗、这种发布合适吗？
  2、 章诒和先生能够作为发布档案的“权威”人士吗？
  说得难听些，现在正有人在“坐山观虎斗”呢！
  这虎斗有意思吗？

施国英

所谓“真相大白”是王容芬女士的一厢情愿。
但章诒和女士的确误读《聂档》，信口开河误导读者，乃至谬种流传。毕竟读过寓真长文的人远远少于读过章文的人。

ys1937

**理解章诒和女士的愤慨之情，章氏一家，深受告密之苦，有点情绪也还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章女士看来对待这个问题太情绪化了，她没有想到，她可能在制造新的冤假错案。
  实际上，在档案不可能公开的今天，谈告密，抓告密者，是否太早了？

施国英

章老先生也告过别人的密。
我比较费解的是，章女士笔下的章氏一家永远是那么伟光正。那个政权的建立，也有章老先生的功劳啊。

据专家说，中国的档案也不可全信，随便往里塞材料，又根据需要销毁材料。前些日子还在哪里看到邓颖超指使人销毁什么档案。

自觉的梦游人

不仅前总理夫人，关于伍豪的档案记录怎么销毁的，可是还是有政治局决议可查的。

ys1937

**关于章诒和女士的“告密”问题，严家伟有一个说法，明天找出来贴出来，严的说法的大意是：那个给首长睡了又送到劳改队的女的经常说一些不满的话，看守是知道的，于是指定章（因为章‘识字’）跟着那女的，她说什么记什么，而法院就根据这些记的材料判了。
  我以为，第一，章是不得不写材料，与主动告密有区别；第二，章并不了解这些材料会让那女的被判死刑。因此，章的“告密”应该还是可以愿谅的。
  但是，章也不动一下脑子，那些材料如在现在，能看到的就是章写的，不了解当时实况的人看来（其实，寓真也属于这类人），就是章在主动告密了。
  确实，那个年代的事是很难弄清了，即使档案全部公开，那告密的主动与被动是很难区分的。更何况是现在。
  我以为，章现在是被仇恨冲错了头脑了，而且，社会上把她捧得太高，名气太响，于是昏沉沉的自以为代表了真理了。

ironland

方才GOOGLE黄苗子，搜到这么一段怪有趣的：

黄苗子一生传奇，阅尽人间沧桑，交友无数，助人无数，一生清楚地行进，在多个历史时期没有迷失，担当了清晰的角色。仅举几例。“皖南事变时，在国民党系统内担任职务的黄苗子看到国民党准备封闭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文件，就通知周恩来同志。毛泽东发表谈话，公开予以揭露，使国民党只好中止这项阴谋的实施。”（杨培新：《周恩来、董必武领导我们进行夺取重庆〈商务日报〉的战斗》）。
他曾多次巧妙地利用自己独特的身份掩护帮助了王昆仑等一些共产党人。1945年11月14日，经黄苗子之手，毛泽东的《沁园春·咏雪》独家发表在《新民报》副刊上，轰动了重庆。发表时，黄苗子加上了一段精辟的按语：“毛润之氏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咏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外人道也。”

ironland

黄苗子，曾经酒徒亦叛徒——驳王R.F.所谓《分歧所在》
萧夏林

……

２、黄苗子不喝酒吗

王R.F.在对章诒和完成泛泛的批判和指责之后，又挑衅性地提出两个具体问题，“《告密者》中有两个说法，窃以为明显有误，提请章先生核实”。章诒和先生的文章不是凭空猜想，是核实后的东西。如果你认为不动，大可自己质疑批判。要汉字“核实”准确发声，应该找该找的寓真先生。我上面就说了，王R.F.最应该找的是作者寓真先生。但是，王R.F.就认准章诒和了，就与章诒和干到底，就想玩两个女人的战争。但是，可惜护主太切，更可惜自己水平不够。

王R.F.说，“其一，１９６２年９月１２日递交的第一份密告材料是不是黄苗子的墨宝？章先生说‘好友加好酒’套聂绀弩的醉话，《聂档》里引了这封告密信的开头：‘我昨天去找了聂，与他’畅谈‘了一阵。下午，我带了一瓶酒先去找向思赓，向看到有好酒，欣然同往聂处。我打算约聂外出，如果他不愿外出，那就去他家里喝。去时，聂一人在家写诗。我提出了邀请，聂很干脆地答应了。傍晚时，到西苑餐所后，听聂的安排，在露天座里喝酒，等到晚８　点吃夜宵。于是第一次买了火烧、炸虾、猪肝、蛋卷、腐竹等喝酒。我一直没有主动提出什么。等到酒干了半瓶之后，聂已酒酣耳热，他单刀直入地展开了一场反动的谈话。’认识黄苗子的人，都知道他不喝酒，一辈子滴酒不沾。莫非黄苗子告密也要撒谎，编出这么个喝酒的场景？这封信还告了另一个人：‘向思赓在旁边不时帮腔。’这在当时不是无对证的”。

王R.F.的用意很明显，用“酒”救黄苗子。这个告密者去找聂绀弩喝酒。黄苗子“一辈子滴酒不沾”，这是好友用酒请君入瓮的告密人就肯定不是黄苗子。

这个“好友加好酒”的探秘故事是《聂绀弩刑事档案》中的关键，这是读者判断告密就是黄苗子的核心钥匙。一般人第一印象这个告密者就是黄苗子。

王R.F.的用心太良苦了，以为否定黄苗子喝酒，就可以否定“好友加好酒”中好友就是黄苗子。但是，王R.F.完全错了。黄苗子喝不喝酒，都不影响这个“好友加好酒”的历史现场。“好友加好酒”中，即使黄苗子终生“滴酒不沾”，也丝毫不影响黄苗子带酒去找聂绀弩喝酒。这历史场景中的告密者与自己会不会喝酒没有关系。

第一，这个故事写喝酒的句子只有一句，“酒干了半瓶之后，聂已酒鼾耳热”，只写了聂绀弩喝酒，这里面没有说告密者自己喝酒。

第二，这个故事是写告密者请聂绀弩喝酒，不是说告密者喝酒。即使黄苗子先生不是告密者，即使黄苗子先生“一辈子滴酒不沾”，也不妨碍黄苗子先生拿酒去找好友聂绀弩喝酒，他自己不喝，聂绀弩可以喝，聂绀弩是好酒者，其他人可以喝，自己可以以茶代酒。好友聚会时，常常是不喝酒的人带来好酒，尤其是骚人墨客之间，这恐怕自古如此。自己不喝酒，带酒找朋友喝酒，看朋友喝酒吟诗，也是文人之乐事快事。不喝酒的人请客时难道不卖酒不带酒，不让客人喝酒？在酒桌上，不喝酒的人比比皆是。就是说，酒桌上不都是喝酒的人。聂绀弩爱喝酒，又处境不好，作为朋友，黄苗子拿好酒去找黄苗子聊天喝酒在正常不过了。何况还有任务在身。

这是基本的社会生活常识。王R.F.怎么在常识上作文章呢？

像聂绀弩黄苗子他们这一代还是诗酒不分的一代人。要说“交游无限”的作家书画家黄苗子终生滴酒不沾，又有谁信呢。

第三，
……

< Copyright &copy; 一宁网 转载时请务必以超链接形式标明文章原始出处和作者信息 (http://www.eyii.com/news/criticism/2009510/2853.html ) / 萧夏林 《北京文学》杂志社编辑>

[ 本帖最后由 自觉的梦游人 于 2009-5-26 07:56 编辑 ]

施国英

寓真先生特别声明：“我在‘祸端酿成从头说’那一章节中，写到‘有一份1962年9月12日递给公安机关的报告。报告提供人可能是一个国家机关的干部’，他说他一个晚上‘得到了一点东西，破去不少钞……’，有的文章在引述这事的时候，出现了张冠李戴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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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请聂绀弩喝酒的人是王次青，不是黄苗子。章诒和女士的文章的确张冠李戴了。

ironland

华而实：期待着黄苗子向世人回应  
发布时间：2009年5月15日 9:47:18  来源：新华网

        一纸檄文竟掀起千尺波澜，文化界，何止是文化界人士大都如被呛了一口水，不过二十天光景，一片不解、激奋、谴责和挞伐之声竟都朝着名满天下、堪称是文化老人楷模的黄苗子先生掷去。擅书的他，因此败笔而一跌全非，从九天直坠九渊！"告密者"的恶行发生在"文革"那样的政治高压下，尽可勿论；但是提前四年性质可就不同了。那时毕竟表面上正常的生活还是运转的。当事双方，都是老辈的文化人，使人不由联想到六七十年前，在重庆或是上海"左翼"内部竟出了这样的"密告"，至少是"失节"，借用十二世纪的理学家的名言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节"不只是对妇人，也是对士子文人间互相忠诚的行为准则。读者感受中的历史错位，不可避免。所以"黄苗子告密事件"终成了道德问题，人心问题，拷问灵魂的问题。无怪乎连宅心仁厚的评论者都表示了这样的一个意思：世道不古，是第一位的责任，然而，这都不意味个人没有一定责任，可以为曾经泯灭良知、伤害他人的行为开脱。因此。他们期待着黄苗子向世人回应，向地下的聂绀弩先生忏悔道歉。

    这是最起码的"良知"底线。

    "笔头写下的一斧头砍不掉"。黄苗子还有时间，以忏悔者而不是告密者的污名、污身进入历史。历史是多么的无情，她不原谅每一个错误；历史又是多么有情，她又宽容真正地认识了、忏悔了每一个错误，哪怕是对自己的好朋友，一个旷世哲人--诗人的"告密"。

    章诒和先生的文章"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有足够强的可信性；笔锋常带感情，足以调动读者的爱恶喜怒。尤其此文，有《聂绀弩刑事档案》为依据，来路不是不明的，"聂档"全文近十万字，作者寓真先生是山西资深政法工作者，章诒和称此文"用事实说话，以解密的档案材料为凭，系统又完全地揭示了聂绀弩档案的真相"，所以读了三月十九日《南方周末》上刊载的章文后，如章读后也是 "很恐怖"，不单我，恐怕大多数读者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和反应。

    过了五六天，我找到了一本2009年2月3日的《中国作家纪实文学卷》，漏夜拜读，一口气读完，再读，越读越不明白，反复对照，发现章文在要紧处时有漏洞出现，或是似是而非，或是武断而含糊，不免再一次"很恐怖"。

    一次晚宴和许多次告密

    开宗明义，章文一开头就追述了2008年春夏之交与友人谢泳的一次谈话，谢泳不经意间对章说："……聂绀弩的告密者，主要是像黄苗子这样的一些朋友"。就这样经由别人的口，拎出了黄苗子，"未审先判"地坐实了他"告密者"的身份，下面章文写到："依据事实，寓真把检举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戴浩（湖北人，电影家）、向思赓（湖北人，曾参加左联，1949年后为中学教师）、吴祖光（戏剧家）、陈迩冬（作家、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钟敬文（教授，民俗学家），他们与聂绀弩有着密切往来，到了"文革"时期，在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情况下，被迫写有交代检举材料。另一类是几年来（1962-1967）一直"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包括王次青（先后在出版总署和版本图书馆工作）、黄苗子等"。

    这回是经由别人的文，黄苗子的罪名是板上钉钉了。

    可是阅遍寓真原文，并无这样的字句，有的是一次聂绀弩的供词，倒是一份有类似的交游者的名单。寓真写到："王次青和向思赓一样,常在聂绀弩身边周旋。黄苗子也常出入于聂家。"寓真写《聂绀弩刑事档案材料》，据我所见主要者，以上各篇都尽量摘引，但犹恐挂一漏万。现在又将卷宗翻了一遍，力求寻真，一坐应该补充的内容，于是发现了有二三与聂绀弩过从甚密的人，似应有所交代。例如戴浩、向思赓等人，档案中存在有他们对聂绀弩的揭发或举证材料……"，下面就是具体内容，档案中确有戴浩写的揭发材料，其中一页是揭发聂写"反诗"。 向思庚给司法机关写了两页材料，标题曰"检举聂绀弩的反动诗"。寓真判断说"向思赓的检举，与戴浩写的材料如出一辙，言不由衷，被迫而为罢了。"

    还剩了一个王次青、一个黄苗子。

    行文如流水，黄苗子名字后边间不容发地出现了章诒和最传神的一段引述和描述："1962年9月12日递交的第一份密告材料开头是这样的："我昨天去找了聂，与他'畅谈'了一阵……一个晚上我得到了一点东西，破去不少钞，总算起来在20元以上了。兹将他的谈话，尽最大真实地记录下来。"这第一段话里，单是"畅谈"、"破钞"以及"尽最大真实地记录"几个词组，其主动性就不言而喻了。一共写了10页。这里截取聂绀弩谈论反右的片段:"你要杀人，你就杀吧，但是杀了以后怎么办？章伯钧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只要对国家、对大局有好处，你们要借我的头，我也很愿意。'要借我（指聂）的头，我也愿意，可是我话还是要说的。（着重，声激愤）现在搞成什么样子，他们要负责，全国都要负责，只有我们不负责，只有我们（手指连敲桌子）！"不得不佩服人家的记性和手笔，写得形神兼备。"

    愚钝如我，读到这里神经也开始敏感起来，虽然没有明指是谁，章诒和恐怕是误导和操纵了公众的道德判断力，焉能不使"告密者"黄苗子坠入世人的不齿声中。

    太过于相信自己的手段了，敢欺"聂档"全文发表在发行量不高的"中国作家·纪实文学卷"上，大多数读者不易见到。但如此厚重、如此真实的文章一经网上转载，大多数受众会自有公论的。

    关于同一份密告材料寓真研判说："有一份1962年9月12日递给公安机关的报告。报告提供人可能是一个国家机关的干部，此人经常在聂绀弩家中走动，他积极配合了公安机关的工作"。下有他引用了档案中的这次密告内容的原文，与章文繁简有差。报告后面的落款为1962年9月12日下午"，丝毫看不出是黄苗子的迹象。

    章文经过周密的谋篇、定旨、布局、铺陈、暗示，让读者看出并坚信就是黄苗子，太象了，正是"形神兼备"。

    寓真说的再清楚、再客观不过：当事者（还有向思赓也在场）多已不在人世，我们现在很难去了解更确切的情况了。"

    章诒和是怎么如此容易地了解到"更确切"的情况呢。

    至少从1962年9月起，聂绀弩就成了专政机关的监视对象。此后，聂绀弩和他们的言论就被公安机关通过不同渠道频频搜集上来，而且多次被摘编送高层领导。到1964年12月专政机关的简报上就以"聂绀弩反对文艺界整风，恶毒攻击毛主席"为题，编报了聂的言论。

    有关负责人对聂的问题先后作过批示：这个姓聂的王八蛋！在适当的时候给他一点厉害尝尝。聂对我党的攻击，请就现有的材料整理一份系统的东西研究一次……如够整他的条件……设法整他一下。要继续了解聂的情况，并调查他的历史，做好处理的准备工作。

    是以， 寓真叹道："'文化大革命'各行各业都有不少人被捕或关押，但聂绀弩的情况与别人不尽相同。他不是被红卫兵揪出来的，不是抓叛徒、特务、走资派抓出来的，他的被捕，非出偶然，公安机关盯梢已久，镣铐早就为他准备好了的。"

    到了章文又生发了一下："我必须认同作者的结论：聂绀弩的入狱……是他的一些朋友一笔一划把他'写进去的'"。而这个诛心之论，化作章文章的标题：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

    据"聂档"，聂绀弩的"反动言论的材料"有上百页之多，这些言论大部分是在聂家或在饭馆里分别同十来位或者更多友人相聚时的"闲谈"，时间从1962年到1967年聂被捕。没有任何一位友人参加过这几十次的聚会，而聂的谈话都很翔实，很传神。不可能这十来位友人每人都是"一笔一划"地积地"写"吧，也不可能某一两个"友人"专职抄去"写"。即便是有动机，也无条件。章诒和太夸张了文化人的"本领"而太轻视专政机关通过不同渠道频频收集上来的"聂绀弩反动言论"的专业手段了。

    任何友人，包括在世的和不在世的都承担了"告密"之重。

    何况黄苗子在许多次聚会之中，材料中有姓名可考的是极少几次。

    章诒和文风一直是心细如发、笔力如椽，何以这次竟荒疏至此。或许是匠心独运。

    聂诗入彀被揭的疑团

    "聂绀弩案件"实际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经典型诗狱。在逮捕聂之前，其实已经掌握了他很多的"反动诗词"，但在捕人的时候还是进行了搜查，又搜去了他一些还没有烧掉的诗稿。寓真不由一声叹息：可见在制造诗狱的方法上，后人也是接受了前代统治者的"遗范"。宋代、明代这里不详述，康、雍、乾三朝的三位圣名皇帝共制造了有百余起文字狱刑案，其中不少就是因诗而获罪。

    1906年冬，聂绀弩从北大荒的五口农场回到北京，到1965年底以前这四五年中，是聂绀弩旧体诗创作的高峰期。他几乎每天都有新创作出示广送给友人。寓真说：他知道自己的毛笔文写得不行，写了诗就尽给文怀沙的夫人抄录。或来又自练书法，遗留下来的诗稿，到是他自己用毛笔书写的。

    1965年初，他有过一次焚诗的举动，遗留到现在的诗稿，大都是焚诗前的做的，"聂自己细标了一下："有写给别人看，别人赠诗了答诗或者有赠而别人不答的，总共有五十多人……"。

    我查了一下，武汉出版社2005年1月版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共收诗606首，据寓真说"大略估计，举报人抄录件，办案机关报告中引用的篇件，包括聂绀弩手稿共有诗词二百余首"。除了出狱后写的，大约在被捕前后，差不多是一网打尽。

    公安机关的人不懂诗，于是负责人批示说："这些诗要找一些有文学修养的人好好解释解释，弄明白真实的意思，若干典故也要查一查。"

    怎么找？"最妙的法子还是让举报人来解释吧，谁举报谁提供的这些诗稿，就让谁解释……"这法子还真行，于是聂绀弩的反动诗，就加上了解释。

    聂绀弩写诗成了他"现行反革命的主要罪状，解诗者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寓真将档案中的聂诗并解释，选录了十首，章诒和举了三首为例："《冰道》、《吊若海》、《辘轳体之一》。寓真没有指出究竟是谁既是举报者又是解释者，到了章诒和的笔下："黄苗子没有辜负他们，把每首诗的反意都抠了出来"。

    有了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以治史为业的人，有时候并不一定遵循这个简单的铭言。

    "无罪推定"。以司法为业的人，必须执行这个严肃的法学原则。

    到了专政机关案头的，不可能是黄苗子一个人提供的吧，（聂说"写诗宋的人总共有五十多人"），那二百首也不可能是黄苗子一个人诠释的。"文革中"提供者当中也有被动"交了反诗"的。何以就实指为黄苗子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呢？

    顺便说一句王次青只是个陪笔，烘云托月之后章诒和就不屑提此了。

    寓真客观公正地写道："聂绀弩赠诗较多的是给黄苗子，但送给黄苗子诗稿，不知为何都送进了司法机关？"这一直是困扰寓真的一个疑团，何以，不像戴浩、向思赓检举的"反动诗"一样有时间、有署名？诠释者又是谁？

    后来"侯井天（聂诗济南版的句解释注、集评者）将这篇拙文寄黄一份，黄又圈又点，赞叹诗好，但对这些诗及聂公原稿来龙去脉，却只字未提。"

    读过"聂档全文的人，读到这里"，不禁对黄苗子疑惑起来，这本不是可以"只字未提"的事，何以竟这样淡然处之，好像完全事不关己、浑然物外！

    比照看，同是聂绀弩老友的向思赓，1994年5月26日接到《聂绀弩旧体诗全编》，他孑居一室细读聂诗。次日上午10时，向的儿子来看父亲时，见向躺在地上，满脸是血不知何时摔倒。送到医院诊为脑溢血已无救。向子见其父读聂诗而死，遂将聂《记思赓》套印于讣告中。

    "向思赓是否阅读聂绀弩诗集时，是否会联想到他对聂诗'反动诗'的检举，因此有分愧疚，至于病情突发，均未可知。但他的猝死，颇感惨然 。"

    一生一死，乃见交情。但交情竟以这样的方式显示出来，真太悲怆了。寓真先生"惨然"的是一代文人。

    聂绀弩在牢房里蹲了十年，也从来没有想过去那些"罪状"是谁检举的，这似乎不合常理。经过十多次审讯、指控了那么多的言论和诗。（其中，有王次青，但从未赠诗。）你怎么就不想想司法机关是从哪里得到的呢？

    "他真的就是这样，一个真正文化人的超然物外的疏放和豁达。他的10年牢狱之苦，祸根首先发自他的朋友，然而，他竟然没有怀疑过任何一个朋友。当他出狱后，原来的朋友都若无其事，和洽如初。"

    "我留心看过很多怀念聂绀弩的文章--我很想从其中找出一句对以往的揭发检举行为的反省的话来。然而没有，没有任何一个坦白自己有什么对不住朋友的行为--而你这个朋友作为一个最知情者，是否也起到了一些帮凶的作用呢？"

    深深被激怒了的寓真压不住怒吼了："因此，我把聂绀弩和他的此种朋友相比较，就觉得有天壤之别。一个是扶摇而上九万里的鲲鹏，一个是蓬蒿之间的斥鷃"。

    再深一层，寓真参透了，"我们看到在他晚年的写作中，没有翻腾昔日的政治恩怨。思想家不会到某些个人身上去泄愤。他深知发生'文化大革命'这种动乱的根本问题在哪里，他没有指责有负于他的朋友，没有指责处理过他的司法机关和领导人，也没有象我们大家那样义愤填膺地狠批'林彪'、'四人帮'，更不像有的文章用批'左'而牵连毛泽东的个人品质和社会主义。反而，他在"怀监狱"一文中，肯定了专政机关中的人道主义的积极方面。

    寓真的思想高度和精神境界因聂绀弩而升华：还是回到聂绀弩的姿态为好。聂绀弩本人对朋友都毫无芥蒂，我们反有何至要苛责于人呢？！

    1977年10月，正当聂绀弩处于一周年之际，他在给黄苗子的信中，写了一句由衷之言：

    我尝觉公（黄苗子）我，祖光，瘦（尹瘦石），迩（陈迩更）乃至永玉，固均居落后分子，但皆高知，并不反社，有时抑且歌社并不违心……

    聂绀弩这样评价他的友人，他们大多已经辞世了，作为极少数的"人瑞"，级的已是九十以上耄耋之年了。寓真"曾有意登门拜访黄，解开聂诗入彀被祸的疑团，但又怕惊扰老人的晚景安宁，所以打消了此念。"

    我以为只有解开这个疑团，他的晚年才能得到真正的安宁。不管是章诒和先生的苛责和严酷，（我推测她另外握有"聂档"的断章，否则她怎能再寓真提到有关负责人作过批示时，竟直指罗瑞卿之名；她"还要说一句,黄苗子永远不知道,就在他监视密告聂绀弩的同时,也有一个文化人在监视密告他。"可见她不是如她所标榜的那样依傍寓真在"聂档"中的文字，不管是寓真先生的宽仁和厚重，他们两位只是"叩其两端"，追问荒谬的历史、澄清迷雾，重光历史老人清正的法相，在他清澈的目光下，扭曲的人性终得矫正。当然，也包括寓真和章诒和在内。

    这正是我们以敬畏心和谦卑的态度百拜期盼的。

    黄苗子尽可以结结实实、坦坦荡荡、大大方方面对荒谬中的自我，或荒谬中的"他我"，以或正或负的细节，拼起历史的画面，还原历史的真像，铸起那缭绕贯射历史的一脉诗魂。

    我似乎感觉到聂绀弩先生以微微含笑颔首的诙谐，接纳了黄苗子的心意。人之相知，贵多相知心。他们到底是半个多世纪的知心阿！

    而我们也终于可以摒弃那种太苍凉的心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高估了人性。换成诗的语言，可以是：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不管这个人诗名有多大，这样地描述人性是败笔！

    我宁愿相信，聂绀弩在悼胡风的诗中（也是自悼），所吟诵的那种英雄主义的大悲大雄的人性：

    精神界人非骄子，沦落坎坷以忧死；
    昨梦君立海边山，苍苍者天茫茫水。

ironland

原帖由 施国英 于 2009-5-26 09:50 发表
寓真先生特别声明：“我在‘祸端酿成从头说’那一章节中，写到‘有一份1962年9月12日递给公安机关的报告。报告提供人可能是一个国家机关的干部’，他说他一个晚上‘得到了一点东西，破去不少钞……’，有的文章在引述这事的时候，出现了张冠李戴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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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请聂绀弩喝酒的人是王次青，不是黄苗子。章诒和女士的文章的确张冠李戴了。

这家伙说话真绕，直接就说是谁嘛。

不过，就算这个请人喝酒的不是黄苗子，那寓真文中还有一段，“聂绀弩赠诗较多的是给黄苗子，但送给黄的诗稿，不知为何也都进入了司法机关。侯井天将这篇拙文复印寄黄一份，黄读后又圈又点，赞叹诗好，但对这些诗及聂公原稿的来龙去脉，却只字未提。”，黄也并不那么无辜吧。

[ 本帖最后由 ironland 于 2009-5-26 10:50 编辑 ]

ironland

这事情很无聊。黄苗子告密肯定有。那个倒霉时代，他想保自己的性命和家人的安全，少不了得这么干。他的告密远算不上恶毒，只是那个时代的平常事。如果他像王容芬那样的一直坐牢，那倒是铁定能证清白了。

而时至今日，更多是可悲。

只是档案查证的事情，连《CSI》里的一个桥段都够不上。可到现在却变得一头雾水，非要扯成个罗生门。

很多人为自己支持的一方摇旗呐喊，媒体也怪高兴的。可就没人再跑去查一遍档案。无人关心证据，只像小孩子一样地叫：“你说啊！你说啊！你凭什么这么说！”

郝连勃勃大王说这件事争执表明对文革反思得太多，虚火过旺。那厮真是三鹿喝高了。这事恰好表明我们太缺乏认真反思，连这么点屁事都拎不清。如果能像前东德那样把档案翻个底朝天，并公之于众，那才算是彻底反思了。

唉，全怪那个寓真，罗嗦文字干什么，直接把档案翻拍贴图就好。什么争执都没了。

[ 本帖最后由 ironland 于 2009-5-26 11:01 编辑 ]

ys1937

原帖由 ironland 于 2009-5-26 10:45 发表
全怪那个寓真，罗嗦文字干什么，直接把档案翻拍贴图就好。那就什么争执都没了。

**就算是出现了有心人。
  1、 那档案可否全部阅读、翻拍，谁能肯定。要知道，寓真的身份是特殊的。
  2、 就算里面出现一份甚至若干份黄苗子检举（或揭发）老聂的材料：
  （1） 怎知是黄苗子主动写的？或许是老聂先说出了黄苗子，“组织”要求黄交代的；就如同看守要求章诒和“书写”那女‘犯’的言论一样。
  （2） 又怎知黄是全部交代了，还是在关键处留了一手？甚或是黄有意加大聂的“罪状”？没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十分了解当时情况的），局外人能从档案里看出什么？不客气的说，章诒和不够读懂这些档案的资格。
  我还是前些日子的一句话，现在是“狗咬狗，一嘴毛，有人看着哈哈笑”。——抱歉了，在骂人了，不过，好在我自已就是一条狗。

施国英

原帖由 ironland 于 2009-5-26 10:10 发表



这家伙说话真绕，直接就说是谁嘛。

不过，就算这个请人喝酒的不是黄苗子，那寓真文中还有一段，“聂绀弩赠诗较多的是给黄苗子，但送给黄的诗稿，不知为何也都进入了司法机关。侯井天将这篇拙文复印寄黄一份，黄读后又圈又点，赞叹诗好，但对这些诗及聂公原稿的来龙去脉，却只字未提。”，黄也并不那么无辜吧。

黄在公开的采访中说过，他当时并未收到那些诗稿，是红卫兵抄聂家时拿走的。寓真可能没看到那个采访。

ironland

章诒和或许不够读懂这些档案的资格。但她有不CCTV的脑袋和嘴吧。

这年头，专家说什么都不能轻易相信！专业培育欺实马。

最保险的办法还是公之于众，大家一起看。

寓真已经退休，他现在能看到卷宗据说是解密的，应该可以让大家看吧。
就算现在不能让大家看，没关系，迟早能让大家看到的。
时间问题而已。

真相总会有的。

ironland

杭州有过一起惨烈告密。我爸和我说过两次，我都忘了当事人的名字。

几个和美术有关的人，常聚一起，难免有些胡话。

其中一个人的老婆想离婚。

告发他们反革命。

当然要做牢。

其中有个受害者是出版社编辑。

夫妻两个，用菜刀砍死一双儿女，再两人一起自杀。

很想知道，那个告密女人现在过的如何，是否心里偶尔会浮起一丝歉疚。

[ 本帖最后由 ironland 于 2009-5-26 11:28 编辑 ]

ys1937

我认识的章诒和——兼答“赫连勃勃大王”

严家伟

    读了署名“赫连勃勃大王”题为《岁月的罗生门——与章诒和女士商榷》一文后，不竟回忆起一些本来不想去说的往事，于是也来凑热闹聊几句。
    “文革”期中，章诒和与我作为“反革命”政治犯同被囚于四川省第四监狱。那时有“资格”关在那里的，首先是“长刑犯”（刑期在15年以上直到无期、死缓），其次，大多数都是政治犯。我虽属“右派”加“反革命”，但文革时我已坐牢近10年，残余刑期只有 5年多了，按理不够“资格”。但当时关押我的芙蓉煤矿劳改队，认为我属于一贯“反改造”的“最危险的反革命份子”。于是将我和其他二十来个人一同送四监狱“收监执行”。后来我们这二十来个人中就有 3人在文革中被枪毙了。可见我们这“一小撮”是名符其实的“精英”。
    大约1974年前后章诒和被送到四监狱时，我已把15年的牢底坐“穿”了，但又成了强迫留队改造并戴有“反革命帽子”的“就业员”，戏称“二犯人”是也。由于自己多认识几个字，所以“就业”后分配我干“医务劳动”。人家把囚犯和就业员统称为“劳动力”，所以你干什么工作都不能称“工作”，只能叫“劳动”，这也可算是“中国特色”吧！
    当时正在文革期中，社会上搞“革命大批判”如什么“批林批孔”、“批资产阶级法权”、“评水浒批宋江”等等。监狱里就要组织犯人、就业员联系上述实际狠批自己的什么“思想根源，犯罪根源”。并要由犯人中队和就业中队出一期期的什么墙报之类的东西。当然不是“大鸣大放”更不是自由论坛。而是结合什么林彪、孔老二、宋江的“反动罪恶”，让自己“对号入座”去把自己痛骂一顿。各队之间还要互相比一比，看谁骂出了“水平”，骂得“精彩”。而狱吏们都是些“工农大老粗”，他们在给我们“训话”时竟能说出“你们这些家伙看一看，林彪、孔老二敢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也要砸烂他的狗头，你们算老几？还不好好改造”这样“高水平”的话。所以他们要想办好墙报，就只好把犯人、就业员中他们称之为的“吃屎份子”（知识份子）召集来一起开会布置。那时的犯人、就业员基本就是“一家人”，所以开会都在一起。因此我才认识了章诒和。
    章诒和给人的印象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很低调。一般犯人对她的评价是“这人不讨厌”。在当时那个特殊“语境”中，所谓“讨厌”就是“靠近”政府，检举他人“反改造言行”，充当告密者，以求减刑宽大。章诒和不但不是这样的人，而且有时还能顶着压力讲真话。有一次有个姓熊的女犯，她想要去向当时监狱的一把手王政委（王宗政）申诉她个人的一个问题（具体申诉什么事，因过去几十年了，记不清了）。她当时出工站在监狱大门外，看见王宗政站在监狱内，她要求进监狱去见王政委，管教干部不许她去，这女犯一时冲动，就竟自往里冲，最终当然是被抓回来又捆又打。但事情到此并没有完。那个女“管教干部”觉得这女犯伤了她的面子，一怒之下便称该女犯“冲击警戒线，妄图强行逃跑”。那个女犯已经判了“死缓”的，“缓刑”期中再加这一条，那就只有绑赴刑场了。于是狱政科派员下来了解取证。当时在场的几个女犯都只敢顺着“管教”的话说。章诒和也在场，她却敢说了实话。她说：冲击警戒线虽是事实，但人家是往监狱里跑，怎能叫强行逃跑呢？（在监狱的大门口用红油漆在地上划了一条粗线称“警戒线”，犯人、就业员无论进出必须站在线内立正，向岗楼上的武警兵“报告”，获得允许方能进出，否则视为“冲击警戒线”。若武警兵在一声警告后，“冲击”者仍不停下，武警兵可以将此人当场射杀。对就业员同样如此）。由于章诒和讲了实话，那个女犯才免被处死，这就是良心和为人的道德。
    至于“大王”先生在其文中称章诒和为“告密者”，导致张家凤被处死。这与事实有很大的出入。张家凤原是军大学生，被她的一个“老首长”糟蹋后抛弃。始乱终弃后的“老兽长”为了堵住张家凤的嘴，又以“反革命”的罪名将张家凤送上军事法庭判刑劳改，一个弱女子怎么受得了如此打击，于是精神失常疯了。不仅嘴里骂“老兽长”，更骂老毛。犯人听见还能不检举？于是狱吏叫章诒和在干活时停下干话，用纸记下张骂些什么。犯人干活都是多人在一起，这就是《犯人守则》上的“四集体、五固定”的条款。而且精神失常的张家凤骂“老兽长”骂老毛都不会是说悄悄话，那么多人听见，章诒和即使一个字不记也遮掩不过去。章诒和只是被指定作记录。这有何“密”，又怎能叫“告密”？当然，章诒和的行为即使是被迫的，也是不光彩的。而且是过错。但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里沉痛的自责道“从抓我的那一刻起，我一直认为自己无罪。但从枪毙张家凤的那天开始，我便觉得自己真的有罪了”。听听，听听！这是沉痛的忏悔，向死者下跪谢罪了。
    可是，尊敬的“大王”却置上述事实于不顾，更知道大多数读者都未进过zhonggong的监狱，根本不了解其中的实情。于是在“大王”笔下就成了：
    “从章女士《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一文中，我们可以得知这样一个骇人听闻的事实：章诒和女士本人，其实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告密者’！正是由于她处心积虑的记录和告密，一个名叫张家凤的女犯人被当局处决。为此，章女士煽情地写道：‘子弹射穿她的同时，仿佛也击中了我。张家凤死了，我觉得是我用笔和纸害死的。’”
    这难道就是一个民间史学家的“大王”先生的罔顾事实，欺骗读者的“春秋笔法”吗?别人的忏悔就是“煽情”，你的信口雌黄又该叫什么?
    当然,“大王”先生的信口雌黄还远不止此。甚至从文学评论升级到了人身攻击的“高度”：
    “惟独章女士对自己和有妇之夫冯亦代之间的微妙关系却一笔带过，让不知就里的人，对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不出任何‘暧昧’的遐思……苍茫岁月中，革命时代的爱情，肌肤相亲所带来的绵长慰籍，难道抵不上几个肉包子和一些高级点心？”
  恕我直言，在这里“大王”先生已经把他的文章从文艺批评降低到了地摊“文学”的水平。由于这位先生连个真名也没敢署（至少是不愿署），因此我们也无从知道他和章、冯二家有无任何来往，是不是仅凭“史学家”丰富的想象力，便可写出这些模糊而暧昧的文字。不过他这一手用于人身攻击的确能给读者留下“暧昧”的“遐想”具有更大的杀伤力。但一再提倡“宽容”，“宽恕”的“大王”让我看到的更像是一个说东家长，道西家短的长舌妇。
    “大王”行文至此，似意犹未尽，于是更甩出了下列一段点睛之笔：
    “我认为，章女士如此安坐于北京自己由黄苗子先生题写匾名的‘守愚斋’之中，为了给境外各路‘有心人’大暴红朝内情，凭桌提笔，咬牙切齿，肆意宣泄自己那些如烟往事中的睚眦之怨，对那些无力、无势反击还嘴的故人亲朋大肆鞭挞。这，确实有些不可取。杀人不过头点地啊！口诛笔伐何时了呢？时代的罪孽，怎能让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文化人来承担！”
    如果说诗有“诗眼”，那么“大王”文中那段我斗胆给它染上了红色的文字，应该是此文的“文眼”。其意若用“我党”喉舌的语言，就是章诒和在为“海外反华敌对势力提供炮弹，妄图攻击、诬蔑、煽动……”云云云云，后面不言自明了。所以惹得“大王”怒从心上起，恨向胆边生。为了党国的尊严，“该出手时就出手”，于是“凭桌提笔，咬牙切齿”把一记记重拳挥向一个已被害得家破人亡，受尽牢狱之灾，晚境凄凉的老年弱女子。借用“大王”文中使用过多次的一个词，那真是“情何以堪”啊？
    我并非认为章诒和一切都完美无缺。其文章有缺失，有不慎的地方，像旅德作家王蓉芬女士那样提出质疑、批评都是应该的。但用红卫兵式的大批判，一棍子把人打死，甚至不顾事实比莫须有更莫须有地加上“告密者”之类的罪名，或者揭人隐私，制造“绯闻”叫你“从此做不起人”（毛泽东语）。这是文艺批评所不齿的。
    我和章诒和非亲非故，在狱中淡淡相识而已。而且在那种环境下不可能有太多的交往。但阅人甚多的我，却能看得出她是一个善良的女性，处世不卑不亢。当时监狱里不时组织犯人（就业员被勒令旁听）大会发言谈所谓“改造犯罪思想”的心得。一些人为了争取“表现”，在会上声泪俱下痛哭流涕骂完自己还辱及亲人。章诒和以她的文才，再加上章家这样的家庭背景，她若要去“表现”一下，肯定能博得“满堂彩”。可她从来就一言不发只当个“收音机”。由于我“劳动”的工种特殊，经常要去女监给那些狱吏老爷、狱吏太太送药打针，所以也有机会看见女犯们的“墙报”，从来就未见章诒和在上面批判自己或别人。这对那而言就叫“最高的轻蔑是无言”（鲁迅语），这就是骨气。当时有个自命很有才，经常在大会上发言谈“改造心得”滔滔不绝的男犯叫王慕仁（曾是右派）当他看见章诒和《往事如烟》风靡海内外时，便一再去信以“叙旧”之名请章诒和回信。章未回信，他就去信挖苦章诒和，说些很不礼貌的话。一次章诒和在与我通电话时，很宽厚地说“他年纪大了，心态有问题”，让我劝劝他。这些看来都是些小事，足见章诒和决非某些人说的那么坏，什么“怨毒积胸”，“逮着谁就捅谁”。
    因此，奉劝“大王”先生，还是多一点实事求是，少一点哗众取宠为好。否则正如您自己说的：“反而会暴露出知识分子长袍下面的那些“小”来”！
    2009年 5月 3日完稿

[ 本帖最后由 ys1937 于 2009-5-26 12:06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