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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5-31 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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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简单说明计划经济为什么不可能
简单说明计划经济为什么不可能
计划经济为什么不可能成功?
道理嘛,还是得从边际原理讲起。花小钱办大事,这句俗语就是对边际法则最粗浅和形象的陈述。人们总是希望以最小的成本达到目的,即获得某些于己有用的物品或服务。你在日常生活中也必定是如此的。当然,人们在进行慈善救助时会遵循另外的原则。但对于日常生活的绝对多数情况而言,慈善救助的不计成本是特例,不是普遍原则。
边际原则的最最明确和易懂的一个含义就是,人们总是要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就是说,一定要让付出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回报和收益,或者说,要让所耗费的资源被投入到最需要的地方。常言“这钱花得真值”,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这样一种行为方式,事实上就是资源配置的最基本原理,无论对于什么社会,这都是一条普遍法则。你能不能设想一个社会,它专门干这样的事:把最好的资源投入到最没有用处的地方,而且以此为荣。能设想吗?也许此种做法可以盛行一时,但绝不可能坚持长久。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的大炼钢铁,和“无私”援助阿尔巴尼亚等等国家。也许这种“无私”的对外援助有其政治上的含义,但绝非人们正常的经济活动。
因此,人们必定要想方设法获得经济剩余,换言之,就是提高边际收益。说得更白一点,就是花同样的钱,人们总是要尽一切可能获得更大的好处。由于有了这些最大化的收益,人们才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手段)来达成自己的目标。否则人们将永远无从改进自己的生活或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一切都建基于不等价交换,只有这种交换允许进行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反过来说,任何交换都必然是不等价的。
但是每一个人的需求各个不同,而运用哪些资源从而能达成目的,这些资源又存在于何处,应该怎样运用这些资源,这一切都受制于各个人所处的具体的约束条件。而这些条件是如此复杂多样,没有一个人能够加以汇总。关于这些约束条件的知识因此必然是分散的。从而,每个人对在何时获取回报,会有完全不同的预期,这被称作时间偏好。时间偏好越高,人们就越是倾向于即期消费掉握有的资源(准确说是生产要素);时间偏好越低,人们就越是倾向于储蓄。时间偏好在经济学术语中被用需求弹性和储蓄弹性的函数来加以衡量。
各个人的需求不同,偏好各异,这样一副图景在任何经济活动中都必然存在。除非你能让所有人在的口味和偏好都一模一样。只不过这样的要求你也不会打算接受吧?举一个最俗的例子,在选择女朋友时,你会和你的兄弟一个标准吗?因此,需求弹性和储蓄弹性在不同的人那里是完全不同的。经济图景中,不会只有一条需求(储蓄)弹性曲线,而是有无数条。它们彼此交错,所构造出来的图景复杂得令人叹为观止。如果让交换活动变成完全等价的,同时假设已经实行了公有制。那么人们将无从关心成本与收益的问题,更不可能进行储蓄,以及在消费、投资与储蓄当中进行权衡和选择。
因此,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按照各自所处的边际情境来进行投资、消费和储蓄。人们经济过艰苦努力获得的净收益(经济剩余),不是一大堆没有质的差别的“标量”,而是各不相同的“矢量”。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优质资源与劣质资源等等区分的含义。换言之,这些剩余是以边际法则在社会中分布的(也即分配,在英文中是同一个词distribution)。打个形象的地喻,经济剩余是像地球的海陆一样不均衡分布的。谁能把大西洋移到印度次大陆那个位置去吗?现在,一个南水北调就已经搞得个天怒人怨了,因此完全可以同样设想在经济活动中搞这种“南水北调”会出现什么情况。
计划论者所设想的办法,事实上就是把这些完全不均衡分布的经济剩余集中起来进行调度。是的,完全可以设想这种做法。但是,他们只可能从每一个人和经济实体(比如企业)那里作这种抽调(这种抽调在中国计划经济典型的时代曾经以“划拨”的方式存在过)。但是他们所能抽取的仅仅是作为结果的纯粹的经济总量,而撇掉了它们各自带有的那些约束条件打在它们身上的信息烙印和偏好烙印。计划当局得到了实物或货币,失掉了整个经济活动得以展开的各种必要知识和信息。或者说,计划者的设想粗暴地剥掉了经济活动本身的非线性特征。
公有制只是方便了这样的抽取,加剧了信息和知识的损失。因为这些信息根本不为决策者所需要。人们在所有权不明晰的情况下,从来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理由很简单,人们根本不清楚在围绕这些公有财产和资金耗费了无数精力之后,是否会得到期望的最大收益——因为任何收益都可能被集体拿走,从而被不劳而获者享用(这就是著名的“大锅饭”)。拼命劳动与收益之间的不确定性(风险)远高于私有制下的经济活动。因此人们根本不会关心一笔资金的来龙去脉,自然也不会努力收集信息将其用于经济活动之中。这样,创造财富的动力也就丧失了。(关于激励问题就说到这里。)
计划者用总量运算替代了边际量的运算。用线性的法则取代了非线性的法则。打个比方,这是在用解一元一次方程的办法来解高次方程。而这显然不符合事实情况。结果在掌握了这些总量之后,计划者不可能对各种不同的需求和投资风险进行评估。从而也不清楚,当他们把一笔从经济剩余中积累起来的净资本投入新的行业时,它会不会被浪费掉。经济活动因此就像一场赌博。苏联的计划官员们长期苦恼的事情就是如何才能在各种不同的需求和投资目标之间求出一个最佳的均衡。这被称为最优化。但是实际上,他们从来做不到这一点。于是只好追求次优,但是次优也做不到。因为他们根本不可能获得经济活动中关于成本与收益的准确的信息和作出准确的评价。
这并不是由于有人故意使坏,而是因为在整个公有制和集体主义的经济制度中,信息和偏好根本就不被承认。在集体主义经济中,当经济失效时,人们常常就会在道德上找原因。比如,因为人们的道德觉悟还太低,还不够高。这一思维方式,或者说归因(归罪)方式有其政治化的版本,那就是阶级阴谋论。在斯大林工业化时期,当计划官员们遇到投资失败的时候,他们常常使用阶级阴谋论来解释这一现象,认为是阶级敌人的破坏才导致的。结果当然是抓了杀了一大批无辜的替罪羊。
结果计划论者们设想的办法,实质就只可能是一种再分配,是在既定产出下奖懒罚勤的最好办法。它不可能产出任何有意义的经济剩余,当然也就不可能带来经济成长和财富的积累。
价格的秘密在于,出价最高者一定是在经过权衡之后预见到了将来的收益,才这样出价的。它意味着更高的收益。也潜在地意味着更富裕的生活。因此价格并不是相互交换的两件商品或服务之间内在的某种神秘的同一体的确证,而是一个竞争性的经济信号。仅此而已。马克思对价格中包含的神秘的同一体的追求,有其更为深邃的哲学和道德动机,但绝非科学的知识动机。这里包含的整套思维方式,是无法仅仅从经济学本身来加以解析的。它需要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等方面的知识才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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