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1946年的一篇文章：林语堂、郭沫若与周树人

tian295

林语堂、郭沫若与周树人
　　70年前，当时上海滩四大公司之首的永安公司曾推出一份文化杂志《永安月刊》，该刊于1939年5月创刊，办刊十年间大量刊载海上文人的文学作品，以及摄影、漫画、美术等佳作，为文坛留下许多弥足珍贵的史料。本文原载于1946年第九十期《永安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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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树人(鲁迅)逝世至今年的10月19日，是10周年了。在意料之中，到时必定有许多文友写文章的来纪念他。不用说，恭维赞叹的与批评的，两方面自然都有。现在把林语堂、郭沫若和鲁迅，来说一下。这样，他们三人的关系怎样，也可以知道一般。虽然人和人之间的好恶，不一定长久是如此，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他们三个人过去的有过什么关系，便知道当代文坛里有过这些轇轕而已。
　　说到林语堂与鲁迅的关系，要是写起文章来，起码可写一两万字。但是不特写得麻烦与手酸，读的恐怕也感到疲倦罢。今呢，只得撮其要来申述而已。
　　林语堂在北京时和鲁迅的关系，据“林语堂自传”(工爻译)有说:
　　“当我在北平时，身为大学教授，对于时事政治常常信口批评，因此我恒被人视为那‘异端之家’——北大——之一个激烈的教授，那时北大的教授们分为两派，带甲备战，旗鼓相当:一是‘现代评论’所代表的，以胡适博士为领袖，一是‘语丝’所代表的，以周氏兄弟——作人和树人(鲁迅)为首。我是属于后一派的。……”
　　当这两派在北平大活动的时期，也是关于教育部与女子师范问题而发生论战最剧烈之时，他俩在那时也加入学生的示威运动。自从民国15年3月18日临时执政府门前闹了“三一八”事件，住在北平的作家，教授，新闻记者们50多人即被通缉，林语堂、鲁迅因在恶劣势力压迫之下，不能不悄然的先后脱离北京古城了。
　　林语堂回到故乡(福建)，在厦门大学担任文科主任，鲁迅因着林氏的招约，也在厦大任教。二人职务上的关系，虽然比较以前来得密切，然而他们两人的思想，始终是分流的。
　　他们两人的不同之点在那里呢？
　　从林氏自作的联子:“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便可以知道林是常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而逼着他自己要选择一个——新的或旧的，故他自己曾说“有一位好作月旦的朋友评论我说，我的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这原意不是一种暗袭的侮辱，我以为那评语是真的。我最喜欢在思想界的大陆上驰骋奔腾。我想到有一宗开心的事，即是把两千年前的老子与美国的福特氏(汽车大王)拉在一个房间之内，而让他们畅谈心曲——共同讨论货币的价值和人生的价值。或者我要辜鸿铭导引孔子投入麦唐乐(前英国的内阁总理)之家中而看着他相视而笑，默默无言，而在杯酒之间，得完全了解。”(见林语堂自传)夫子自道，比较客观评述，来得贴切。
　　鲁迅在“华盖集”续篇，有过这样的自述:“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起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鲁迅的写作，对于旧社会的掊击，封建营垒的精神文明的嘲笑，和林是两样。
　　鲁迅的“阿Q正传”，是在我国文学的历史生命上传留不朽，好似向旧社会间封建制度掷下一颗巨量炸弹。鲁迅已经死了，但他的灵魂是永存的。而现在这个社会，每一个阶层的角落里。却仍旧现着无数阿Q型的人物。
　　2
　　林对于他自己的讽刺文学，也有自白，如:
　　“其实我在文学上的成功和发展成我自己风格完全是某某之赐。如果我们的民权并不被取缔和限制，恐怕我将永不能成为一个文学家，那严格的取缔，逼令我另辟蹊径以发表思想而不至直叫天牌是天牌，白板是白板。我势不能不发展笔墨和权舆事情轻重，此即读者们所称为讽刺文学者。我写此项文章的艺术，乃在发挥关于时局的理论，刚刚足够暗示我的思想和别人的意见，使不至流为虚声夺人，空洞无物，而只是礼教云云的谬论。但同时却饶有含蓄使不致身受牢狱之灾。这样写文章，无异是马戏场中所见在绳子上跳舞，亟需眼明手快，身心平衡合度。在这个奇妙的空气中，当中我已经成为一个所谓幽默或讽刺文学家了。”(工爻译林语堂自传)
　　林周两人的人生观不同，而写作的取材与技巧自然也异。他的区别无论在随笔、杂文、小说，各方面都是异常显著，这是读过他俩文章的人们都可以知道。
　　林的“瞬息京华”(MomentIn　Peking)，英文字数约25万，若果译成中文，就有50多万字，其中有佳话，有哲学，有历史演义，有风俗变迁，有深谈，有闲话，确是现代中国的一本伟大小说。书中分三大部，一、道家的女儿；二、园中的悲剧；三、秋日之歌。故事起源于1900年义和团之乱而至“八一三”上海抗日战事开始，差不多有40年的事实，这可算是林语堂著述长篇小说的处女作品。在美国销路之广，实在惊人。与鲁迅的“阿Q正传”相较，各有不同。前者字数多，后者字数少，然而他的影响，也是各人不同。鲁迅晚年没有写作小说，而林语堂却相反，是在45岁以后，祖国又在遍地烽烟的时候，才在国外把自己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发表。由这一点来看，他们两位文艺写作的旅程是相异的。
　　写到这里，我记忆林火所译的一篇稿，有林语堂与鲁迅二人作品的评述，也可以算是赤裸裸描写他两个人的个性，撮要如下:
　　“鲁迅的作品里，带着象征的性格，在表现上带着晦涩的气味。相反的，林语堂的作品则取通俗的形态，表现很平坦明白。鲁迅拿着尖锐的刀子正对着现实，满脸上挂着焦急的忧虑。林语堂则走进现实的圈里很清闲的看书。所以鲁迅早早地故去，而林语堂则还很潇洒地活着。
　　“鲁迅好像受了俄国小说影响很深，林语堂似乎很得力于法国的小说。同时鲁迅的主观力很强，林语堂比较偏向客观方面。
　　“鲁迅的作品里充满了忿怒，悲伤与绝望；林语堂则始终澹澹泊泊的。鲁迅的小说的声音是强壮而沉重的；林语堂的小说的声音则无宁说是轻快，爽然。鲁迅的作品，垂着淋漓的鲜血；林语堂的作品，则吐着静静的呼吸。”
　　“鲁迅的作品是浪漫的；林语堂的作品非浪漫的。所以鲁迅的作品是‘国民性’的，林语堂的作品是‘社会性’的。鲁迅对于‘中国国家人’的意识很强，而林语堂则仅是‘中国人’的意识而已。”
　　他又指出他两人走到天涯海角，也不能相会的两个人，一言以蔽之，“鲁迅是个诗人，林语堂是个小说家。”的批评。
　　林火所译批评话有许多是对的。然而他们两个人个性是不同，因为所学的和对于社会观人生观的观点也各不同，自然对于写作，是截然两途。固然不能使鲁迅去学林语堂，同时也不能叫林语堂去学鲁迅，古人所说“各有千秋”一句话，真是千古不磨的定论。
　　林语堂在国外所发表的三本著作，如“我国与我民”，“生活的艺术”，和“瞬息京华”，是三位一体的著作，虽然前者两本是散文，后者是小说，然从思想上说来是一致的，这是凡是读过这三本书的人，都能够明白，用不着赘说。还有一本“啼笑皆非”，这是讥讽欧美的著作了。
　　拉杂的写来，虽是片断的叙述，可是他们两人的思想和人生，也可以得到一个轮廓了。
　　3
　　鲁迅逝世至今十年，郭沫若今年的11月16日，是56岁了，从事文艺写作也已三十年。谈到鲁迅便联想到鲁迅的对头创造社，因着创造社又要说到郭沫若来。虽然郭与周没有一面之缘，周死后，郭也写过文章发表感想。然而在过去的历史上，他们是对头冤家，这是不必为讳的。
　　鲁迅在民国20年8月在社会科学研究会演讲“上海文艺一瞥”，记述下来，寄到日本某杂志发表。这篇演词里，对于创造社，有些批判的话，这些话，不是恭维而是攻讦的，如云:
　　“后来就有新才子派的创造社的出现。创造社是尊重天才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尊重自我的，崇创作，恶翻译，尤其憎恶重译的。与同时上海的文学研究会相对立。文学研究会却也正相反，是主张为人生的艺术的，是一面创作，一面也重翻译的，是注重绍介被压迫文学的。创造社既然是天才的艺术，那末，看那为人生艺术文学研究会，自然就是多管闲事，不是有些俗气，而且是以为无能。
　　……创造社的这一战，从表面看来，是胜利的，许多作品既和当时的自命才子们心情的相合，加以出版者的帮助，势力雄厚起来了。势力一雄厚就看见大商店，如商务印书馆也有创造社员译著出版，这一来，是创造社也不再审查商务印书馆出版物的误译之处，来作专论了。”
　　鲁迅这些话，既把“新才子派”的帽子加在创造社上，可说嬉笑有甚于怒骂了。后来郭沫若在写“创造十年”发端中，叙明因为读了鲁迅那篇“上海文艺一瞥”，才决心来做这部“十年”。那么，“创造十年”不啻是向鲁迅反攻的战具。“十年”的发端，大部分是与鲁迅驳难的文字，针锋相对鲁迅的“上海文艺一瞥”，郭是怎样说呢？
　　“在创造社的头上，加上了一顶瓜皮小帽，轻轻地便把创造社的一群穷小子化成了鸳鸯蝴蝶派。我们鲁迅先生，的确不愧是绍兴人，他的一枝笔实在有点风味。是的，新才子派又等于‘艺术至上派’，鲁迅先生似乎很是学贯中西，大约王尔德，政陀勒尔一类的人物，又是欧洲的鸳鸯蝴蝶派吧？是的，创造社尊重天才，尊重自我，崇创作，这倒不是什么罪过，无论在怎么社会里，天才是不能否认的，不同的只是天才的解释罢了。我们鲁迅也不是一位文学上的天才吗？特别在‘辛辣的骂倒’上，其才尤其是天啦。就是‘重自我崇创作’一点上，创造社的那些穷小子，似乎都还没有我们的大天才鲁迅先生的那么‘专’！不信，请你去尝试一下吧。只要有胆量敢把‘先生’两个字误排成‘老生’，或者对于‘呐喊’，没有摇旗呐喊一下，你看他先生会怎样地慷慨，他至少会恭维你是才子的。‘恨翻译’？‘尤憎恨重译’？我自己似乎也是创造社里的一个人，我自己便翻译过不少的东西，并且也重译过不少东西啦。是的，那些东西，怕没有值得我们鲁迅先生的大眼之一瞥。”
　　鲁迅对创造社，和郭沫若眼中的鲁迅，他们的斗气，笔枪墨炮，也可以见到一斑了。
　　前几年，在鲁迅逝世的五周年纪念，郭沫若写了一篇“总是不能忘记”，虽然没有余愤未已的话，可是空泛泛地说些不切实边的话罢了。今年鲁迅的十年祭，听说郭沫若也准备有感悼文章发表，可说是郭的新感想。但是林语堂呢，远适异国，思想不同，环境又异，想不会有什么的应时感悼文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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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事情缘

不知道此文的原作者是谁？

鲁迅和创造社的论战很好玩，他被郭沫若加冕为“双重的法西斯蒂”。

玛加利大

很多年前我读到林语堂女儿写的一本书，忆父亲，其中提到鲁迅，从衣着外表到人品，都是极排斥的口吻。可能也代表了林语堂私下的态度？

tian295

周对创造那批人很不屑的，尤其讨厌田汉。
不过，倒没见过宗白华与鲁迅的文字纠纷。
这可能与宗的性格有关。
“很多年前我读到林语堂女儿写的一本书，忆父亲，
其中提到鲁迅，从衣着外表到人品，
都是极排斥的口吻。
可能也代表了林语堂私下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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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中林周关系不错，鲁迅去世后，
林写了悼念文字，评价也是蛮高的。
这可能也是与当时舆论氛围有关，
不知林的女儿具体如何写的，
网上找找，贴过来。

玛加利大

好像是林语堂的次女林太乙写的《林语堂传》。隐约记得，林太乙对鲁迅外表的评价和苏雪林对鲁迅的评价差不多。她们对鲁迅外表很嫌恶刻薄的描述，让我读着不太舒服。
模糊记得鲁迅和林语堂后来因一小事绝交。
今天晚上回家再找出书看看。

玛加利大

     《林语堂传》，林太乙著，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一版。

我是2000年夏天在旧书摊上买的。十年后重读，可能是我自己有了变化，下面这些段落带给我的诧异已不像当初了。

玛加利大

     《林语堂传》，林太乙著，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一版。

鲁迅身材矮小，穿白短衫、布鞋、衣冠不整。。他颧高脸瘦，尖尖的胡子，两腮干瘪，看来像个瘾君子。他所著的《狂人日记》、《药》、《呐喊》及《阿Q正传》等，已使他在为名闻全国的作家。他有绍兴诗爷的刀笔工夫，巧妙的动用一字之微，可以陷入于绝境，致人于死地。他的谈话也一样，他嘲笑戏谑的时候，诙谐百出，张起一口黄牙呵呵大笑。但是他的绍兴官话，旁人听了有点费力。这位文人的生活毫无秩序。他和他的太太不睦，和许广平女士同居。“许女士倒是个老老实实的女人，”语堂这么想，“她和鲁迅同居，自然是崇拜鲁迅的才名，绝不会爱他那副骨相。”     

     有一回，他和鲁迅几乎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致。”语堂回忆道。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张友松要出来自己办书店或杂志，所以拉了鲁迅、郁达夫等人在四川路吃小馆子。在座也有许广平、王映霞和翠凤。张友松说，他对北新书店老板李小峰欠作者的帐不还大不以为然，说他自己办书店就要好好的办。语堂也说了两句附和的话。不想鲁迅疑心语堂在说他，使语堂莫名其妙。大概鲁迅多喝了一杯酒，忽然咆哮起来，原来李小峰也欠了鲁迅不少帐，鲁迅与他办过什么交涉，语堂实不知情。语堂后来说：“两人像一对雄鸡一样对视，对了足足一两分钟，多亏郁达夫作和事佬，这场小风波也就安然度过了。”

   
     鲁迅写了许多嘲讽林语堂的文章，使人以为两人是冤家对头。其实，两人虽然思想不同，个人之间却没有什么仇怨。语堂心目中无恶人，他认为鲁迅易怒多疑，是因为他身体不好的缘故。
     鲁迅、林语堂成为文坛对立的巨人。鲁迅尖酸的脾气，使他写一封信给语堂，劝他不必为办杂志多费力气，以他的英文造诣，翻译翻译西洋名著，不特有益于现在中国人，即是将来也是有用的。语堂回信，除表谢意之外，说翻译事业要在老年再做。
     时过一年多，鲁迅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这件事，说语堂的复信，意思有点讥笑鲁迅的老大，他很生气。
     民国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鲁迅病逝上海，语堂在《悼鲁迅》一文说，“我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人世间》出，左派不谅吾之文学见解，吾亦不肯牺牲吾之见解以阿附。……鲁迅不乐，我亦无可如何。”

   

网事情缘

鲁迅的脾气实在是臭，不过，文人没有一点怪脾气，往往成不了大事。

tian295

首先谢谢玛加MM的不辞辛苦的回帖，书中的文字应该是逐字打上来的，真是太感谢了。
从文字上看，至少这位林太乙对鲁迅是没有多少好感的，有些嫌恶之情，基于鲁迅文名之盛，地位声望之高，不好明白说出来，字里行间闪烁其词。
就我以往的印象，两人关系出现嫌隙，一是林提倡闲适幽默，为鲁迅所不满，二是鲁迅希望林多努力于翻译西方文学。林于创作颇为自负，当然不肯听从。从此关系有所隔阂。
上面文字所提到的过节，我并没有在其它地方见到类似的说法，若之就林太乙口中说出，可信度并不甚高，或曰，并非二人交恶之根本原因。

玛加利大

tian295
不是我打字录入的。
是我先在书中找到段落，然后在百度输入开头文字，就搜到了。书中还有一些更详细的写鲁迅的段落，网上没有搜到。

玛加利大

鲁迅与林语堂交恶绝非私人恩怨

2009-05-31 来源：新商报

鲁迅故居。 鲁迅和许广平。 位于台北市阳明山的林语堂故居。林语堂和太太在一起。 　　文/朱艳丽 　　 　 鲁迅当年和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闹版税官司，郁达夫作“和事佬”。调解后，李小峰在南云楼摆酒吃饭，为了活跃气氛，除了当事人之外，林语堂夫妇和其他文界好友也在被请之列。 　　 林语堂爱说话，人际关系却极为糊涂。应这种饭局是吃力不讨好，妻子瘳翠凤反复提醒：“堂，待会少开口。”林语堂不理解，觉得大家都知根知底，犯不上小心翼翼的，再说了，既然坐下来吃饭，就算有干戈，也化成玉帛了。他吃得坦然。 　　 李小峰挺有手腕，几句玩笑话下来，众人就敞开了怀抱，话题也越扯越远。突然有人提起了张友松的名字，林语堂也没细想前情因果，连连点头附和。 　　 张友松是鲁迅的学生，曾经请鲁迅和林语堂吃饭，说也要办一个书店，并以李小峰为戒，决不拖作者的工资。鲁迅担心顺得哥情失嫂意，没有答应。但这话传到了李小峰的耳朵里，李小峰当时就很不痛快。后来，鲁迅要和他对簿公堂，李小峰本能地觉得是张友松在从中使坏，几次在背后攻击张友松。 　　 鲁迅很忌讳这件事，听林语堂一说，疑心话中有话，讥讽自己受了张友松的挑拨，当即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喊“我要声明！我要声明！”那时，鲁迅已有几分酒意，他一拍桌子，“玉堂，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 　　 林语堂站起来辩解，“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 　　 两人越说越上火，像一对雄鸡一样，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对了足足两分钟。 　　 郁达夫见形势不对，赶紧站出来。他一手按下鲁迅，一面拉着林语堂和廖翠凤赶紧离开。 　　 这本是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照郁达夫的说法，是“因误解而起的正面冲突”，可却是一个警示，林语堂和鲁迅的友谊亮起了红灯。 　　不久，林语堂办起《论语》，做了“幽默大师”，鲁迅更不能理解，他认为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是没有幽默可言的，“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1934年，林语堂和章克标意见不和，一气之下离开《论语》，另起炉灶，办起了《人间世》。 　　谁也没有料到，这竟是林语堂和鲁迅友情的终点。 　　在《人间世》之前，林语堂和鲁迅闹过误会也好，分歧也罢，但始终还是朋友。 　　据当时另一知名文人陶亢德回忆，《人间世》创刊前，林语堂请文坛好友来家里吃饭。客人来得差不多了，就差鲁迅。大家都知道林语堂和鲁迅最近闹得不太愉快，有人好心提醒他，要不要催一催。林语堂摆摆手，很有把握地说：“不必，他一定会来的。”话音刚落，鲁迅就趿拉着胶皮鞋走进来了。 　　 《人间世》走的是《论语》谈幽默的老路子，只不过取法晚明的公安派，更强调“闲适”和“独抒性灵”。林语堂在发刊词上说：“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故名为人间世。” 　　照理说，借着《论语》的大热，又是幽默大师亲自操刀，《人间世》一炮而红是可以想象的。但林语堂1933年的鸿运似乎走到了尽头，《人间世》从创刊之日起，就在各路人马的夹攻中摇摇欲坠。 　　为了给《人间世》造声势，林语堂把周作人的自寿诗抄给相熟的文化名流，再索取和诗，同时刊发在《人间世》创刊号上，并佐以周作人的巨帧照片。这一番精心渲染，周作人的诗作和《人间世》果然轰动一时，满城传诵。 　　 一些小报也来凑热闹，争相转载，唱和者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左盟早就看不惯林语堂提倡幽默的那一套，而自寿诗事件又确实有使文艺界庸俗化之嫌，一些血气方刚的革命小将带头造反了。野容（廖沫沙）写了《人间何世》，指着林语堂的鼻子骂了一通。自此，左翼联盟系统地开骂了。盟主鲁迅骂得最凶，攻击林语堂文学上的趣味主义和自由主义，说幽默文学是“麻醉文学”。 　　 先前，《论语》的幽默杂文开罪了不少右派作家，右翼分子也一哄而上，恶言恶语地声讨起来了。 　　林语堂前半生骂人骂得多，这么被骂还是头一次。可他就是叛逆心理，别人越骂得凶，他越要坚持，号称“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 　　 在一次饭桌上，几个广东籍作家讲粤语，说得兴致盎然，其他人听不懂，想插嘴都插不上。林语堂故意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表示是鸡同鸭讲，逗趣一番。没料到鲁迅厉声道：“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吗？”林语堂哑口无言。以前据理力争，因为争得起。现在的景况，是没有必要了。有人说，他是怕了鲁迅；也有人说林语堂聪明，明知争不过，不如装“气量”，装“风度”，输也光彩。 　　 鲁迅曾写信劝告林语堂不要搞这些小品了，多翻译点英文名著才是正途。林语堂回信，“等老了再说”。时过一年多，鲁迅给曹聚仁写信，提到了这件事：“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林语堂听说后，无奈地解释道：“亦近挑拨呢。我的原意是说，我的翻译工作要在老年才做，因为我中年时有意把中文作品译成英文……现在我说四十译中文，五十译英文，这是我工作时期的安排，哪有什么你老了，只能翻译的嘲笑意思呢？” 　　 文学立场的泾渭分明，再加上一次又一次的误会，鲁迅不再把林语堂当朋友了。 　　 一位文化名人在上海大观楼补摆婚宴，鲁迅来得晚，一看见林语堂夫妇在座，二话不说抬腿就走。而他的《天生蛮性》一文，只有三句话： 　　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 　　 辜鸿铭是前清遗老，郑孝胥是伪满总理，把林语堂和他们相提并论，鲁迅的鄙夷之情可以想见。　 两年之后，林语堂远赴美国，终此一生，两人再没有相见。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不治而亡。4天后，林语堂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据《半月选读》

玛加利大

这篇是刚才在网上搜的。
不过这些都只能做参考。
每人讲述的角度不同，会对事实细节有舍弃。

tian295

是的，出于这种那种原因，信息的筛选、遗漏是常见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