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姚大力: 重新讲述“长城内外”

老木匠

蒙古草原的历史，在一般中国人的印象里，往往由历代游牧民与汉地农耕社会之间围绕
着“长城内外”这根轴线而展开的一系列故事所组成。如果想把这样的一般印象推进到
一个更为深入的认知层面，则至少可以由两种不尽相同的观照主题分别切入讨论。一是
自东向西拉长我们考察的地域背景。这时候便不难发现，蒙古草原其实位于横贯内陆欧
亚（the Central Eurasia）、绵延七千多公里的一条草原带的东端（插图一）。它西接
阿尔泰山南坡和天山北坡草原，由此向西是吉尔吉斯草原（或者更准确地说，应当是哈
萨克斯坦草原），再往西又连接着南俄草原。把蒙古草原游牧人群的历史与文化置于这
样一条广阔的草原带、乃至整个草原带与其南部所有各类定居人群相互关系的宏大框架
之中来予以分析和理解，那就会与将眼光仅仅局限于沿长城一线南北人群间的互动产生
大不一样的认识效果。另外一种可能，乃是透过带有原创性格的细化研究，在以“长城
内外”为轴线来讲述的古老故事中去发掘尚未被人们充分辨析出来的新意义。近二十年
来，先后出现了三部很鲜明地从后一种观照主题出发着手其学术追问的著作。这就是T.
巴费尔德的《危险的边疆：游牧诸帝国与中国》（1989年）、N.迪科斯摩的《古代中国
及其外敌们：游牧政权在东亚史上的兴起》（2002年），以及不久前在海峡两岸同时发
行的王明珂这部《游牧者的抉择》。

　　与在它之前出版的那两本书相比，王著的学术取径更接近于《危险的边疆》。这可
能与两书的作者同样具有人类学训练的背景密切相关。实际上也很容易看得出巴费尔德
对本书的影响。王著第一章介绍西方人类学有关游牧社会研究的基本话题以及游牧经济
和游牧社会的一般性特质。当它讲到对应于不同生态环境的各种不同游牧类型时，很像
就是在对巴氏另一本书《游牧部落的选择》（The Nomadic Alternative, 1993）进行概
括、补充和发挥。巴费尔德在这本书里，分别以牛、骆驼、山羊、牦牛、马作为标志性
牲畜，按照游牧人群对东非热带草原、阿拉伯沙漠、伊朗-阿富汗山地、青藏内陆高地和
北亚草原等不同资源环境的专门化适应方式，把游牧社会划分为五个类型。尔后，在用
一章的篇幅概述“中国北方游牧社会的形成”之后，王著的主体部分，也就是第三章至
第五章的讨论，更可以看作是对《危险的边疆》一书中基本见解的继承、修正和批判性
回应。

　　

　　巴费尔德认为，蒙古高原的游牧者缺乏对农业人群的最起码经验与知识，多不愿意
深入汉地社会，在那里建立自己的直接统治。所以他们往往以战争和战争威胁作为“自
外控制”汉地社会的手段，从而保障以游牧为主业的人群所必需的辅助性经济供给。这
个看法最先是拉铁摩尔提出来的，它成为巴费尔德赖以树立其分析框架的重要基石。巴
氏另一项十分要紧的主张是，游牧经济及其社会组织的分散性，使游牧人内部从不需要
、也无从产生集权式的政治权威。但是面对长城以南强大的中央集权式中原王朝，为实
施“自外控制”策略，蒙古游牧民在对外交涉时亟须以一个庞大的政治与文化共同体的
形象现身。他称这样的游牧政体为“帝国式的部落联盟体”（imperial confederacy）
。自从斯基泰人之后，最强有力的游牧帝国，为什么总是反复出现在欧亚草原带东部的
蒙古高原上？巴氏这一敏锐见解，或许可以十分有效地回答上述问题。

　　从上述基本论点出发，巴费尔德将沿长城与南部农业社会相对峙的北方人群划分为
两大类。其一是蒙古高原上比较纯粹的游牧民，通过实行“自外控制”策略，他们经常
在边疆政治中扮演关键角色，却避免直接征服汉地社会。其二是分布在满洲以及“满洲
边缘地界”（the borderlands of Manchuria）的各人群。后者主要是指“平地松林”
，即辽西森林草原上的人们而言。这里是在文化上全同于蒙古高原的游牧人口的家园；
但由于相对平等自主的政治结构及其与满洲地域内部各处定居地区的密切接触，他们和
从事渔猎、畜牧与粗放农耕的通古斯-满语人群一样，多次侵入汉地并在那里建立起君临
汉语人群的王朝式政权。

　　巴费尔德的“权力周期”说有一个太显眼的“例外”，那就是十三世纪从朔漠深处
大踏步走向汉地社会的元朝蒙古人。不仅如此，把辽西游牧民和东北的渔猎畜牧人群之
所以不惮于立国汉地的原因，仅仅归结于二者都比较熟悉定居文化，并由此把他们归并
在相异于蒙古游牧民的同一个分类范畴里，这样做无论如何有过于勉强粗疏之嫌。

　　

　　王明珂在本书中扬弃了巴氏按“蒙古”、“满洲”两个地域标志来生硬地划分人群
的范畴。他将两汉魏晋时期的乌桓、东部鲜卑等部族从松嫩流域从事渔猎、畜牧与农业
混合经济的人群中分离出来，单独作为以森林草原为资源环境的特定类型的游牧人来处
理。在他们之西，“正北的蒙古草原”成为匈奴人的根据地；他们代表了汉地社会向来
比较熟悉的最典型的那种草原游牧类型。再往西南行，青藏高原东缘的河湟之地是汉代
“西羌”的密集分布区，在那里，我们遇到的是以高原河谷为资源环境的另一种独特游
牧类型（插图二）。把生态-经济方式完全不同的通古斯-满语人群排除出当前考察范围
后，王著将注意力有效地聚焦于各种游牧人群体与汉地农业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而
“长城内外”的互动，一旦被安放在对三种不同游牧类型的比较框架中加以叙述，某种
出乎读者意料的新意，也就从那段“众所周知”的故事里顺理成章地凸显出来。

　　非常关键的是，前述三种游牧类型与汉地社会的相互关系之所以不尽相同，主要并
不决定于游牧经济活动本身，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它们各不相同的辅助性经济。对
蒙古草原上的游牧人群而言，“较稳定且能预期”的辅助性生存资源，来自针对蒙古草
原之外“他者”群体的贸易、贡赋征收以及战略性和生计性的掠夺。面对汉王朝这个庞
大的帝国，或者乌桓、鲜卑那样的大部落联盟，超部落的国家成为匈奴人和后来蒙古草
原游牧者“争取及维护资源的常态性政治组合”。

　　位于河湟高原谷地的汉代“西羌”，在维持往返于谷底到高坡的“垂直游牧方式”
（巴费尔德语）的同时，亦可能部分兼营农作、狩猎等辅助性经济活动。对这类“生存
所需大致无缺”的美好山谷的保护和争夺，遂成为邻近的羌人部落之间互相争斗的主要
诱因。无休止的部落冲突就这样抑制了羌人聚合为一个复杂社群的整体以一致对外的驱
动力。

　　与以上这两种地域环境都不相同，平地松林既宜于游牧、又有适合农耕或狩猎的自
然条件，但不论哪种生产方式又都无法在这里获得足够规模的扩大。多元的人类经济生
态及其规模有限性，不但促使着此地的游牧部落经常根据相对自主的生计抉择，朝不同
方向上各自向外迁移，寻求更大的生存空间和贸易与掠夺的更多机会，并且也易于推动
他们的经济活动形态顺应着外在资源环境的变化而实现各种形式的转型。

　　阅读这本书，就如同观看一场思想与逻辑演绎的操练。通过这场严整的操练，它向
读者揭示出，北亚“游牧者的抉择”，其实并不全然出自他们的主观意志；它们背后还
存在某种更为深沉、恒久的历史动力，始终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游牧者们看似自由自在
的“抉择”行为。那么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因素，一直在更深层地影响、甚至规定着个
别历史事件的演进路径呢？作者回答说，它们指的主要是某个人群所处的特定资源环境
，及其在与该人群的互动中生成发育起来的各种社会政治结构。作者指出，尽管历史事
件，或者所谓“史实”并非不重要，但他在本书中的“反思性研究”，却无意针对“历
史事件的重建与其因果关系的安排”本身，而是要将一系列相关历史事件之由以展开的
根源，追溯到中原王朝的资源边界与游牧各人群的不同人类经济生态，以及二者之间的
相互关系诸方面。正由于这样高远的立意，本书才会写得新见迭出，引人入胜。

　　

　　本书力图透过“历史表相”（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表相”一词过去曾被
同一作者译为“呈现”，意思似乎更明确）去追问“历史本相”（historical reality
，亦即“历史实在”或“历史的真实性”），这自然是完全合理的。可是当作者把历史
事件完全等同于“表相”，并声称“由汉代史家到今之研究者”所争论的，都只停留在
表相层面时，他的说法就未免有些过甚其词了。

　　历史学家们之所以关注文字、图像、口头传说、遗物与遗址、各式科学检测数据（
如卫星遥感、气候、孢粉、基因、金相分析等）以及诸如此类的“历史呈现”，无非想
借此一步一步地逼近通过它们体现出来的“历史本相”。当然，历史事件经常漂浮在人
类活动最显而易见的表层；如果把眼光和讨论仅仅局限在那些最令人瞩目的情节本身，
而不顾及它们所由以发生的社会与政治背景及资源生态背景，我们便不能更深刻地去理
解它们的历史本相。但这决不意味着，处于表层的历史事件只具有表相的性格；至于它
的真实性，则只有从它所处的政治社会结构和生态环境中才可能获得反映。另一方面，
隐藏在政治社会结构和资源环境中的历史本相，其实也同样需要透过它们形形色色的历
史呈现才可以把握。套用禅宗术语来说，我们根本做不到“直指本相”。事实上不存在
像作者主张的那样机械的二分法：事件或史实即表相；结构与地理生态环境即本相。

　　从这种过分忽略“事件史”的态度，我们或许可以看出费弗尔和布洛赫那一代学者
之后的年鉴学派对本书作者的影响。布罗代尔在原则上好像也不否认事件史（短时段历
史）与局势运动（中时段历史）以及结构史（主要取决于人的生物学特征、自然地理及
气候等条件的长时段历史）之间互动的可能性。他曾经写道，在从事历史解释时，应当
反复地从事件观照到结构、又从结构观照到事件，就像人们需要不断地颠倒计时用的沙
漏那样。但无论在他的理论或实际研究中，他都没有照顾到这一平衡。布罗代尔对事件
以及事件影响之下历史景观的“决定性疏离”甚至“反感”，尤其生动地表现在他对于
“事件”的各种贬义的说法里：它们是“表面的干扰”、是“被历史潮流的坚实背脊所
掀发的泡沫浪尖”；它们像烟雾一样短暂、像花朵一样朝开夕败、像布满过去时代坚固
物件上的尘灰；由事件构成的世界，具有狭隘、表面、稍瞬即逝、暂时、变幻莫测的性
格（参见C.克拉克：《年鉴派历史学家》，载于Q.斯金内主编：《宏大理论在人文科学
中的回归》，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

　　然而，所谓“不争论表相式的历史事实”的研究策略，实际上已经在有些地方损害
了本书讨论的精确性。例如西汉匈奴史上著名的“二十四长”，乃是单于对受统治的诸
多游牧部落在他的直系家族成员中实施分封的结果。但这一分封只是在“二十四长”中
分配对当日草原上既有游牧各部的最高领属权力而已；它不是在大规模离散原有部落并
重新分配牧地，而恰恰是在承继原有部落组成、包括承认各级原有部落首领传统权力和
各部旧有牧场的基础上形成的。“各有分地”云云，主要是指二十四长各依其所统诸部
历来的牧区，有相对固定的负责地域；二十四长之下的“千长、百长、十长”等，只是
在各部落中从事战争动员、骑兵编组时的一种十进制军事辅助组织的长官。《隋书·突
厥传》描写突厥汗国统治下的漠北草原社会说：“部落之后，尽异纯民”。拿它来形容
匈奴社会也是同样贴切的。但是王著却笼统地把二十四长以至千长、百长全纳入到同一
个“阶序化地方体系”之中，把他们看作是代表着国家“常设的政治机构及威权”的“
国家设置的各级部落长”。王著还将“各有分地”解读为“每一部落又由国家分配牧地
”。由于作者明确地将二十四长的势力范围看作是“地域部落联盟组织”，因而引文里
的“每一部落”，按本书上下文的意思便也应包括二十四长之下、由千长乃至百长所统
领的游牧单位在内。匈奴国家“中央化领导”的性格，就这样被本书相当严重地夸大了
。

　　作者质疑大多数研究者关于“二十四长以下之政治体制又颇能配合地方游牧经济”
这一共识的又一论据是，为了维持一支“在任何季节随时对汉帝国发动攻击”的“常备
军队”，匈奴被迫采用违反游牧经济分散原则的大集团游牧方式以弥补人力的不足。据
本书举证，从西汉前期到东汉初的两百四十多年间，有记录可查的匈奴大规模攻塞行动
共有二十八次，其中只有七次发生在草枯马肥、游牧人最便于出战的秋季；作者认为，
这可以表明匈奴已经组建了四季皆可投入战争的常备军。检阅本书制作的“史籍所见匈
奴入寇汉帝国的发生季节表”，匈奴在一年之内连续入寇汉边塞的次数最多不过两次，
这样的年份总共亦仅四例而已。据此断言匈奴人已经有了常备军，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
。而用汉军多次俘获大批人马牛羊的资料来证明匈奴中大集团游牧方式的存在，也十分
勉强。因为它反映的只能是匈奴人在军事对抗情况下的动作方式。我们知道，蒙古高原
的游牧骑兵在征战时，他们的家庭成员往往组成“老小营”随行，在与军队间隔一定距
离的后方边走边放牧。前方军队败北后，他们的“老小营”随即遭到胜利一方的乘势掳
掠，因此就会有很大的损失。怎么能由此证明常态下的匈奴社会采用了大集团游牧的方
式？

　　

　　王著“前言”说，作者所要做的，乃是“延续拉铁摩尔的相关研究讨论”。熟悉拉
铁摩尔的读者，确实可以从这部书的字里行间隐约窥见这位伟大的业余人类学家的身影
。由于天生地同情弱者的心肠，他曾被冷战中的双方同时指控为敌对阵营的特务。但他
思想的生命却突破了冷战的桎梏。拉铁摩尔在似乎不经意间说出的不少真知灼见，至今
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不过，拉铁摩尔的见解，也有被本书不太恰当地加以沿用的地方。

　　例如拉铁摩尔正确地指出，游牧经济应当起源在农牧混合的生态经济地带。在那里
，一部分更倾向于畜牧或流动畜牧生产方式的人群，由于气候干冷过程所导致的农作分
布纬度南移以及其他农业人群的压力，逐渐深入草原地区、并最终放弃他们曾兼营的农
业生产活动。王著不但按照上述思路来解释中国北方游牧人群的历史起源，而且还将它
的适用范围上溯到考察先秦戎、狄等人群的畜牧或流动畜牧经济是如何发生的问题上去
。于是，“农牧兼营、定居程度低并有武装倾向的人群”，也就是所谓戎狄，多被看作
是发源于“黄土高原北方边缘”的农牧混合经济地带；而后，为了“南下争夺农牧资源
”，他们纷纷“入侵”渭河流域及黄河中、下游的诸夏社会。在这样一幅图景中，先秦
的华夏集团被先验地想象为从一开始就占据着华北全部核心地区，并由于对抗来自“西
方与北方戎狄部族的威胁”的共同命运，而萌芽出华夏认同的集体身份意识。

　　然而更可能的实际情况应当是，即使在华北核心地区，诸夏与戎狄蛮夷等各色人群
从最初起就是交叉分布、重叠分布的。“内夏外夷”从诸夏所采取的文化态度演变为一
种地域空间分布的状况，那倒是后来才形成的局面。由《左传》记载的孔子在公元前500
年说过的“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一语看来，戎狄蛮夷在地理空间上的边缘化过程，恐
怕要晚至春秋、战国之交方才大致完成。

　　那么问题究竟在哪里呢？在流动畜牧的经济方式产生形成的时候，从事农业的诸夏
先人们，还远未曾如同后来那样整个地“铺满”华北核心区域。换句话说，在相当长的
一个历史时期内，那里几乎全都属于农牧混合经济地区。但到游牧方式在中国北方产生
的时候，农牧混合经济区已经随着华夏农业活动的扩张而压缩，演变成为处于它南面连
成一片的农业区和以北草原之间的一条带状的边缘地域。拉铁摩尔主张游牧经济方式起
源于这一条边缘地带，本来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只有在这里，人们才有可能由外在压力
及自由选择的双重推动，一步一步地走向游牧生存方式所必需的茫茫草原。可是对更早
先的畜牧、流动畜牧经济的形成来说，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无论是否兼营农业、或兼
营多大规模的农业，这一经济方式可以在当日华北的几乎任何地方存在，而无需一定要
先在北部边缘地带产生，再移入华北核心地区。

　　结果，表面看来十分“拉铁摩尔”的思考，在这里却引出了性质上很不“拉铁摩尔
”的见地。在拉铁摩尔看来，长城的修建，标志着农业社会竭力要把它在北部农牧混合
经济边缘地带的生存空间扩展到可从事农业活动的全部地域。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抢
占与争夺，并非是它在“保卫”本来就属于它的地盘。而在王著看来，“夷夏之争”从
一开始就不是大体处于同一个地域之内的不同人群对生存资源的竞争，而是华夏集团“
驱逐”自外“入侵”的戎狄、从而“恢复故土”的一场正义之战。

　　

　　在中国大陆，由于民族史研究和人类学、民族学之间的相互贯通尚未十分顺畅，王
明珂过去出版的《华夏边缘》等几种著作，在大陆民族史学界引起过极具震撼力的积极
影响。

　　关于历史研究，我们有一个习惯的说法，叫作“两重证据法”，即强调地上的文献
与地下出土文物与文献之间的互证。实际上，在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实践活动中，“两重
证据法”的理念早就在向“三重证据法”过渡了，这就是地上文献、地下文物及文献，
以及民族学田野调查之间的互释与互证。此种“三结合”，起始于抗日战争年代里“内
迁”的中国学术界对西南各民族历史渊源与历史状况的考察，在二十世纪中叶实施的“
民族识别与民族划分”中获得进一步的发展，逐渐形成一种利用当代民族学资料来释读
古代记载的“古史新研”风气。

　　但是，正如同两重证据法传统中“证经补史”的固定取向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考古
学理论与方法在解释史前及上古中国史方面的巨大潜在能力一样，主导着中国民族史研
究的“溯源论”取向（王明珂语），也抑制了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与方法所可能赋予民
族史研究的革命性影响。所以，尽管大陆人类学、民族学的前沿学者们在阅读王明珂的
那几本书时，未必会觉得太吃惊、太匪夷所思，但大陆民族史领域内的绝大多数人，还
是对它们产生出一股非常陌生的感觉。也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王明珂的书，在推动大
陆民族史领域的学者们走近人类学和民族学视野方面，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和贡献。

　　正因为如此，今天再读王明珂的这部新著，人们大概已不会觉得它有什么太惊世骇
俗之处了。本书极其突出的优点与偶尔也会出现的些许大醇小疵，都同样雄辩地向我们
证明：人类学视角的提问能给予民族史研究以何等重要的刺激与想象力；与此同时，人
类学的提问一旦进入无法进行“田野作业”的历史研究领域，传统的考据史学方法，对
提问者来说又会变得何等的不可或缺！

老木匠

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

王明珂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2

     目  录

序  许倬云／1

自序与谢词／6

前言／1

  研究文献回顾／7

  本书重要议题及章节／11

第一章  游牧经济与游牧社会／1

    自然环境／3

    畜产种类及其动物性／7

    畜产构成／15

    游牧与其移动模式／20

    游牧生产、分工与消费／28

辅助性生业：狩猎、采集、农作、贸易、掠夺／33

游牧社会组织：家庭与牧团／40

    游牧社会组织：家族、氏族与部落／48

    分枝性社会结构、领袖威权与外在世界／55

第二章  中国北方游牧社会的形成／63

有关欧亚大陆游牧起源的一些问题／64

考古学有关中国北方游牧文化起源的研究讨论／69

公元前15至前3世纪中国北方的人类生态与社会变迁／78

环境、经济生态与人类社会／97

第三章  草原游牧的匈奴／101

    游牧“国家”问题／103

地理与自然环境／106

匈奴的游牧经济／110

游牧经济下的匈奴国家与社会／142

匈奴牧民在国家与部落间的生存抉择／147

第四章  高原河谷游牧的西羌／157

河湟地理环境与人类生态／158

河湟羌人的游牧经济／162

羌人部落及其社会／179

羌人牧民的生存抉择／191

第五章  森林草原游牧的乌桓与鲜卑／195

    秦汉时期辽西的地理环境／198

乌桓、鲜卑的游牧经济／200

乌桓、鲜卑的部落社会／212

第六章  游牧部族与中原北疆历史／221

    魏晋隋唐的中原王朝与炎黄子孙／222

汉代以后游牧部族与中原帝国的互动／225

游牧国家兴衰：历史循环论／233

    历史本相与表相／237

结语  边界·移动·抉择／245

参考书目／255

索  引  ／269



序



    多年来，王明珂先生屡次前去四川北部羌族地区调查，根据田野访谈与当地调查，
提出具有卓见的报告，久已为同行钦佩。尤其他指族群之间的关系，常以“英雄”、“
兄弟”之类的故事，传达了隐喻的信息，王先生的报告，洞察族群认同与共同体意识之
间微妙的关系，也在中国民族学田野报告的传统方式之外，开阔了报导与阐释双管齐下
的方法学。

    本书则是王明珂先生著作中，又一新的尝试。他以比较研究的方法学，陈述草原与
高山两种游牧文化，列举中国地区北方与西方不同的地形地势及其生态条件，决定了两
种迥然不同的放牧经济与由此衍生的社会形态。由此差异，而有两种牧业各有其发展的
历史过程。王明珂先生的贡献，实已由田野报告，提升到比较研究的理论。他的造诣，
百尺竿头，更进一层，又出现了一次跃升!

    忝为王明珂先生在史语所的老同事，我当然为王先生的学业精进十分欣喜!欣喜之
余，也愿为本书陈述的许多现象，添上点读后的感想，聊备本书的附语。

    中国北方草原的族群，历史上即与其南边的中国农民，有过长期的冲突与融合。一
次又一次，北族组织了强大的草原联盟，挑战南方的大帝国，而且还多次征服了中国的
一部分，甚至两度君临中国。在这一类的斗争过程中，北族人口少，掌握的资源也不多
，却不仅使中国疲于奔命，更能击败广土众民的中国。在人类历史上，除中国的个案外
，波斯帝国与印度也曾遭遇草原族群的冲击，情形并不完全相同，欧亚大陆的印欧语民
族，一波又一波，侵入印度与欧洲各处，殖民建国，终于改变了这个地区的人种成分，
也在欧洲发展了高加索族群的文化。

    亚欧大草原游牧族群的动能如此强大，是不是意味游牧族群的特色?我们不妨观察
别处游牧族群的情形，作为比较。在非洲东部山谷的马赛人，他们牧养非洲牛，已有数
千年的历史，马赛人的牧群里只有数十人的亲属团体，分布各处，移动的范围并不大，
星罗棋布，分散在各处，自古以外，未曾结合为大型的复杂组织，也未曾成为农耕族群
严重的威胁。    阿拉伯的贝都因人，自古以来就在这一片干热的沙漠牧养羊群，沙漠
中有水源之处，就有贝都因的部落，一个部落，也不过数十家，数百个部落，彼此独立
，不相隶属，各有设克为其首领。贝都因人，能征善战，但也不过劫掠商旅，似乎未曾
联合为麾下的部落联盟，像匈奴、蒙古那样，构成游牧帝国。阿拉伯人忽然飙起，是在
穆罕默德的宗教力量，集合许多部落，才发展为强大的实力，从伊斯兰大帝国的崛起，
可以获知“组织”是集合那些牧民的重要条件。

    再以本书山地牧民的情形观察，中国西部山地高度高、纬度低，山顶、山坡与谷地
之间，温度显著的不同，牧养的牲口，冬季入谷避寒，春天开始，一点一点的往山上移
动，可以常年有足够的饲料。牧民只须在同一地点，上山下山，不必迁移，于是也可有
农业补充牧业的不足。山地陡峭，没有广大的空间发展大型聚落，因此，山地牧业的居
住形态，也是规模不大的小区，分散在交通不便的广大山里。这样的条件，不利于聚合
为巨大的复杂社群。东汉的羌人，长久以来，只有地方豪强，没有大部落，更别谈国家
形态的组织了，唐代吐蕃崛起，成为当时列强之一，其资源大部取于山下的青海大草原
及天山南路的绿洲城市；吐蕃人力不足，还须掠取中国百姓驱赶入蕃。吐蕃维持帝国的
力量有限；所以沙洲汉人地方势力张曹诸族可在河西割据，吐蕃竟不能不容忍其存在。

    据以上所述，可以推知，中国北方草原牧民，由匈奴以至蒙古，能够常常聚合成大
型帝国，应当有一些必要的条件。

    我以为，东方的牧业文化，应在新石器文化时代，距今五千多年前的红山文化，已
有相当程度的生产能力。其北面极限，已推到相当于后日长城一线，更往北去，温度雨
量都已不利于农耕。于是，在今日内蒙一带，农业只能勉强维持百姓生计，必须以采集
和渔猎补充食粮之不足。饲养牲口不得不在较大的空间放牧，以就食于水草。这一初步
的游牧生活，限于人类的体力，不能超越一定的空间。须在驯养马匹的知识，由中亚逐
步传入东方草原后，东亚方才有了长程移动的游牧，谋生的能力遂大为增强。又因为驱
车之便，长途贸易，更使资源与讯息也可以传递流通。凡此条件，遂使大型复杂社会可
能出现，草原大帝国，几乎都是以”滚雪球”的方式，席卷大群牧民，以其骑射专长，
飙起为强大的战斗体。他们不需有后勤补给，也不必顾虑兵员的补充。昨天征服的部落
，就是明天进一步攻击的新兵。这种组织方式与骑马作战的速度，遂使草原上的牧民帝
国，有其迅速崛起又迅速解散的发展过程，其中能征服南方农业文化的中国，并能入主
中原的大帝国，则又消融于完全迥异的生态环境，终于为农业大帝国同化了。

    “五胡乱华”的鲜卑，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他们是东北山地森林的以狩猎与初级农
业维生的族群，在当地生态变化、生活艰困时，经过大约两代的长途跋涉。进入可能是
今日呼伦贝尔的草原，又逐步南移到长城线，一路以其骑射壮大了自己的队伍，终于进
入中国，建立了征服王朝，又以汉化，消融于华夏文化。这一过程，契丹又重新走了一
遍。但是，契丹并没有全部汉化，西辽一支迁入中亚，建立喀喇汗国，最后才消融于中
亚的族群之中。后来的女真与蒙古，几乎都经历了大同小异的过程，满州的经历稍为不
同，他们在老家已以渔猎与农业，建立了城邦，但是满州征服中原，是结合了科尔沁蒙
古的力量，而征服喀尔喀与准喀尔蒙部，则是结合了满州的武力与该地的资源。

王明珂先生这本著作内容丰富，受他的启发，我联想到一些相关的问题，写入序文，也
是我对王先生佳作的读后感。



许倬云 谨序

2008-11-1



自序与谢词



    我从前写过几篇有关中国早期游牧社会的文章，多年来一直希望能在此主题上完成
一更整体的研究。然而从1995年开始进行羌族田野研究以来，我一直关注的是历史记忆
、族群认同、边缘研究、文本分析、历史心性等问题。近三年来，我又较积极地从事中
国早期游牧社会研究，主要是为了履行两个承诺：一是，我在十余年前修习游牧社会人
类学时，对自己许下的将以此研究中国游牧社会的承诺；二是，对我的蒙古朋友参普拉
敖力布教授的承诺。

    1992年我在哈佛大学完成博士学位回到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先是未能免俗地花
了两年升等为副研究员。随后在1994年我第一次进入中国内地，迫不及待希望能进行一
些田野研究，使得我在哈佛所习的人类学知识更为完整。在北京，我认识了中央民族大
学的参普拉敖力布，一位蒙古学者。我们一见如故，我与他谈了许多关于人类学游牧社
会研究的情况，他十分感兴趣，我们也相约合作进行有关蒙古游牧地区的研究。那一年
离开北京后，我又到陕西西安与青海西宁，最后进入川西的汶川。在汶川，我决定以川
西羌族作为往后研究的重心，就这样开始了将近十年的羌族田野调查与研究。随后几年
我与参普拉还有些书信往来，路过北京还到他家中喝马奶酒，后来因工作繁忙便中断了
联络。

    2003年有关羌族的研究即将完成时，我再与参普拉教授联系，但却从他夫人的来信
中得知他已在一年前去世。据说是有一天他结束田野研究返回家中，晚上感到不舒服，
经紧急送医后第二天便去世了；医生说是过于劳累。近几年我独自进行些简单的游牧田
野考察，并完成这本书，从某一角度来说也是为了完成和朋友间的许诺。促使我进行此
研究的，不只是我与参普拉间的朋友感情，更因为我深深感受他以及其他蒙古朋友们对
蒙古族人及其游牧文化的关怀。

    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是以人类学的游牧社会研究成果及思考取径，对中国早期游牧
社会——汉代的匈奴、西羌以及鲜卑与乌桓——作一些新考察。这个研究有多重目的：
第一，提倡一种结合人类学游牧社会知识的游牧民族史研究；第二，借着中国丰富的历
史文献资料，来增进我们对人类早期游牧社会的认识；第三，促进游牧及定居农业文化
人群对彼此的了解，并期望因此对中华民族内的汉蒙、汉藏关系有些贡献。由最后这一
点来说，此与我多年来所从事的羌族以及其他有关华夏边缘的研究要旨是一致的。

    在研究过程中，我曾受到许多朋友的帮助。我的学生苏布德及她在呼伦贝尔草原上
的哥哥们，特别是布仁特古斯先生，曾帮助我在新巴尔虎右旗进行草原游牧观察。内蒙
古克什克腾旗的宝音特古斯先生、朵日娜女士等人，以及参普拉的夫人斯琴格日勒女士
，曾协助我在此的田野访谈与考察工作。川西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草原上的资深兽
医郑文志先生，曾陪伴我在红原、若尔盖进行藏族游牧考察，并授我许多有关当地牲畜
生物性与疾疫方面的知识。我的朋友考古学者罗丰教授以及王欣教授，曾陪同我在宁夏
、新疆、内蒙古等地造访各个博物馆及考古遗址，穿越准噶尔盆地、毛乌素沙地与长城
，观察贺兰山、阴山、天山与巴里坤等地的自然环境生态与古人类活动遗迹。对于以上
这些朋友，我致上十二万分的谢意。本书有关的田野，受历史语言研究所撰写专书计划
经费的支持，我在此向该机构及相关人士致谢。本书主要内容完成于2006—2007年我在
哈佛燕京学社任Research Associate的期间，部分内容曾在该校人类学系之演讲中发表
，在此我对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杜维明教授、Peter Kelley教授与人类学系Rowan Flad
教授等表达谢意。

本书目录前所附彩色图片引自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卉研究所编著的《内蒙古中南部墓葬
》(魏坚，1998)、《和林格尔汉墓壁画》(2007)，鄂尔多斯博物馆编著的《鄂尔多斯青
铜器》(2006)，以及宁夏固原博物馆之藏品照片；在此我向同意授权刊出之以上各机构
表示感谢。



王明珂

2008年于南港



前  言



    当1980年代末我在美国哈佛大学就读之时，曾在人类学系修习托马斯·巴菲尔德(
Thomas J．Barfield)教授讲授的“游牧社会之人类学研究”(Anthropology of
Nomadism
)课程。从那时起，我便深深为这门学问所涉及的一些问题所吸引，后来我更广泛阅读
相关民族志与理论著作。这些阅读与问题思考，当时对于我在人类学各领域的学习、体
悟都有相当帮助与启发，因此最后游牧社会人类学研究也是我博士资格考试的三个主题
学科之一。

    我与许多人一样，对“游牧民族”最初的兴趣来自一些浪漫想象。游牧人群逐水草
而居，过着自由不拘的生活——“风吹草低见牛羊”，是中国文人对这种无羁无束生活
的浪漫写照。然而，人类学所见的游牧社会首先便让我们摆脱这些浪漫想象，强调这是
人们利用边缘、不稳定自然资源的一种经济、社会生态体系——生活中处处充满危机与
不确定，毫无浪漫可言。人们对游牧社会的另一个误解为，“游牧”相对于农业而言是
一种原始的人类经济生产方式，在人类文明史上属于由“渔猎”到“农耕”的中间进化
阶段。事实上，正因为游牧所利用的是边缘、不稳定的自然资源，因此它需要人们对自
然(地理环境与生物)高度技术性的理解与掌握，并配合经济、社会各方面之种种精巧设
计——此远非8000年前或5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农民所能企及。因此在人类历史上
，世界几种主要类型的专化游牧都大约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至前400年之间，远较原始
农业的出现为晚。人们对游牧的第三个误解是，似乎“游牧生活”、“游牧经济”代表
一些同构型的经济生产与生活方式。事实上，游牧是人类对环境的一种精巧利用与适应
，因此各种不同纬度、地形与植被环境的游牧皆有其特色。也因此，游牧的多样性(noma
dic
ahenatives)是人类学游牧研究的重点之一。最后也是最普遍的，人们对游牧人群有一
种刻板意象，表现在西方卡通电影“花木兰”中匈奴人狰狞如野兽的造型，表现在将他
们比拟为“狼”的通俗著作之中。在本书中我将说明，由于游牧经济及相关的社会组织
特质，面对定居敌手时游牧者亦有其脆弱的一面。

    人们对游牧社会的不了解或误解，主要是由于身处于世界主要文明圈的人大多是定
居农业文明及相关文化下的产物。以此而言，游牧社会研究更大的意义在于它可以挑战
、刺激我们的知识理性；因为这样的刺激，我们或可得到些反思性新知。对于熟悉定居
文明社会价值体系的“我们”来说，游牧社会及其文化所造成的“异例”(anomaly)或
“陌生感”，挑战了我们许多既有的信念：如群体的团结与社会稳固，财富的争夺与累
积，对领袖的忠诚，勇敢奋进的战场道德，尊重社会阶序权力，等等。因此人类学游牧
社会研究的相关议题探讨——如领袖威权与胁迫性政治权力(coesive powers)的由来，
平等自主社会(egalitarian society)的人类经济生态背景，分枝性结构(segmentary
structure)及其功能，等等——皆为一般性人类社会研究提供另类民族志数据，以及可
能产生反思性新知。

譬如人类学者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最为人所知的是其在“族群研究”(eth
nicity
study)上的开创性见解，表现在他1969年所编广为学界引用的《族群与其边界》一书
及他为该书所写的导论上1。而巴斯也是游牧社会研究者。在他1961年发表的《南波斯
的游牧人群》一书中，巴斯已注意到这些游牧人群在族群认同上的分歧与多样性，以及
注意到其族称、语言与认同的变易性2。这些，显然对后来他所提出的族群研究新方向
——强调族群认同的主观建构性，以及族群边缘之工具性的(instrumental)与因时变易
的(situational)本质——有一定的影响。另一个例子是，西尔弗曼(Marilyn
Silverman
)与格利弗(P．H．Gulliver)在1992年共同编著《探索过去：以爱尔兰研究为例的历史
人类学》；在这本书的导论中，两位编者对“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
)有很精彩的论述3。而格利弗这位资深英国人类学者，过去也是游牧社会的研究者。早
在其1955年发表的《家庭牧群》一书中，格利弗已注意到一游牧家庭的家族谱系记忆在
父子两代之间便有相当差别。他指出，在那父亲死后，他儿子的家族史版本将成为“正
确的”家族历史记忆——他称之为“结构性失忆”(structural amnesia)4。这种思考
——将“过去的事实”视为在现实下被争辩及可被遗忘、改变的记忆——无疑是历史人
类学的先声。而我自己，近十余年来一直从事于有历史人类学或社会记忆研究倾向的族
群认同研究，除了受巴斯与格利弗等人之相关研究影响外，多少也受到与此二位学者相
同的游牧社会研究的启发。

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Fredrik Barth，“Introduction”，in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ed．by
Fredrik Barth， 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PP．9-38．

2  Fredrik Barth．Nomads of South Persia：The BasseH Tribe of the Khamseh
Confederacy
． Prospect Heights，Illinois：Waveland Press，1961，PP．130—131．

3  Marilyn Silverman ＆ P．H．Gulliver．Approaching the Past：Historical
Anthropology
through Irish Case Studi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2．

4  P．H．Gulliver，The Famny Herds：A Stuay of Two Pastoral Tribes in East
Africa，the Jie and Turkana，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55，PP．
108—117．



    在本书中，我将以结合多项学科的游牧社会研究为辅，探讨汉代中国北方的多元游
牧社会。这样的研究有多重意义：首先，我希望借着中国北方早期游牧社会的例子，介
绍人类学游牧社会研究的一些问题旨趣与方法。在20世纪以来的整体人类学中，游牧社
会研究从未得到主流地位。甚至在1970年代以后，由于游牧世界的变迁与战乱，人类学
家在此失了大多数的田野，因而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并不丰盛。可以说，这是一个日薄西
山的学术专题。然而有许多的理由使我相信“游牧”仍是一个重要议题。不仅因为在新
的社会环境与科技下，有些人群仍努力调适、修正并践行这种经济模式，也不仅因为这
些当代游牧被视为破坏环境的元凶而受到许多争议与指责，更因为世界各传统游牧地区
近代以来大多在战争、饥馑、贫困与政治纷扰之中。此显示，近代以来的世界政局、科
技与相关意识形态变化，皆不利于游牧经济及其人群的存在与独立发展。而人们对于游
牧社会的认识不足，常使得许多对传统牧区的救济、补助、改良徒劳无功，许多对游牧
的指责、怪罪也经常是无的放矢。

    本书所提及的游牧社会人类学研究，事实上并不限于狭义的“人类学”——除了人
类学传统的民族志(ethnography)调查研究外，它还包括环境生态、动物性与动物行为
以及相关的考古与历史等研究。也就是说，这个研究传统不仅强调综合各种学科知识以
了解当代游牧社会，也关心游牧社会在人类历史上的起源、发展与其近代变迁。便是这
样的整体性与历史性，使得它很适于被应用在中国北方游牧社会的研究上——这里不但
有多元的游牧社会，历史上本地各种游牧政治体与中原王朝间又有长期的紧密互动，因
此汉籍文献对他们的活动留有大量文字记忆。早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汉代，几
种不同类型的游牧社会便已出现在北亚历史舞台上，并从此与南方中原王朝展开模式化
互动。因此，通过研究汉帝国北方游牧社会的形成及其与帝国间的互动，最能表现人类
学游牧社会研究对环境生态、草食动物之动物性、人类经济活动与社会组织、游牧与定
居人群关系以及相关历史等之整体研究旨趣。

    其次，我希望借本书之作，使得中国关于古代游牧社会之丰富文献记载，特别是其
所呈现的多元游牧社会类型与丰富的“史事”，对于我们了解世界早期游牧社会有所贡
献。我对此稍作说明。如前所言，许多学者都对特定形式(如骆驼游牧)特定地区(如东
非)之游牧社会起源、形成与发展变迁等问题很感兴趣——这是一个涉及多种学科的探
索。运用比较动物学、考古学及古气象学等知识，学者探讨世界各地游牧经济的起源背
景与过程。然而由于文献记录缺乏，游牧生产活动之特质——所需工具少，居住遗痕也
极少——又使得其考古遗存难以被发掘、呈现，学者们对于早期游牧社会情况所知十分
有限。甚至由于游牧考古遗存多为墓葬，借此片面数据以认识古代游牧社会也可能失之
偏颇。然而，汉晋时期之中国文献不仅对北方游牧人群有丰富的记载，且这些文献描述
几种不同游牧生态下的人群——其中最主要的三种类型为匈奴、西羌与鲜卑。这虽不是
世界最早有关游牧人群的史料，但其内涵之丰富性，描述对象之多元性、差异性，却是
十分罕见的。这些文献数据，可以填补我们对早期游牧社会认识的不足。借着古文献与
考古资料以及人类学对游牧社会之研究成果，在本书中我将说明“游牧”不只是一种生
产、消费与交换之经济手段，它还需要特定的社会组织、社会价值观来与之配合。在这
些社会组织与价值体系下，人们基于种种情感、动机，与一层层外在世界人群互动而产
生种种言行与事件表征；这些表征强化原有的社会体系，或导致社会变迁。

    最后，我希望本书能对中国境内游牧与定居农业两种文化人群之彼此了解有些帮助
。我所期望的了解，建立在情境化的(contexturalized)与具反思性的历史与人类生态
知识基础上，也是对当前中华民族体制下汉、满、蒙、藏等民族历史关系的一种新体认
。我期盼此知识与理解，能有助于促进公平、和谐与合作共生的民族关系。我在1997年
出版的《华夏边缘》，2003年的《羌在汉藏之间》以及2006年所著《英雄祖先与弟兄民
族》，可说都是这一系列的研究5。在《华夏边缘》一书中我提出一种边缘研究法，探
索发生在华夏边缘的人类生态与历史记忆变迁，以此了解华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羌
在汉藏之间》是以羌人与羌族为具体例证，说明华夏西部族群边缘的历史记忆与认同变
迁，以及相关人类生态与社会权力关系背景。《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则是由历史文
本与情境的互映，建立一种对华夏及其边缘——也就是“炎黄子孙”与其“兄弟民族”
——之反思性历史新知。

在这本书中，我探讨的对象是华夏最古老的一个边缘——华夏北方边缘。在《华夏边缘
》中我曾提及，形成华夏认同的最主要因素便是，公元前2000年至前500年左右发生在
黄土高原之北的人类生态变化。也就是说，华夏的形成与黄土高原北方边缘人群之游牧
化二者相生相成。这样的历史背景与人群分化，造成两千余年来帝制中国社会上层人群
根深蒂固的定居文明偏见，乃至今日主体社会对“游牧”的认识仍相当不足。认知不足
，多少也使得各种政策之制定与推行可能难以深入考虑北方、西方游牧世界的特殊社会
情境。相对的，传统上华夏周边游牧文化人群对于 “华夏”以及中原王朝也缺乏深切
认识。强调事件与事实的历史书写传统，也造成并强化农牧人群间的区分与对立。在本
书中，我将历史事件当作表相(表征)，以探索造成历史上一连串“单于南下牧马”与“
汉将直捣黄龙”事件的人类生态本相。我将说明，汉代中原王朝与其北方游牧部族互动
曾造成三种不同的华夏边缘，也是三种人类生态本相——蒙古草原的匈奴、甘青高原河
谷的西羌、东北森林草原的鲜卑与乌桓。后来在历史上发生的一些模式化历史事件，许
多都可溯及形成于汉代的此三种华夏边缘。我希望如此借由人类经济生态角度所理解的
过去，可以让不同地域、文化、经济模式之人群能更深入地了解彼此、体认现在，因而
能规划、期盼更好的未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77年；简
体中文版，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
类学研究》，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3年；简体中文版，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简体中文版，北京：中
华书局，2008年。



研究文献回顾



    世界一般性游牧社会的人类学或民族学研究，除了中国以外，主要有两个学术传统
。一是欧美人类学界的游牧社会研究，另一则是苏联民族学者的游牧社会研究。两者在
田野、研究方法与问题旨趣等方面都有些差异，也有相同之处。东非、西北非、阿拉伯
世界、西亚、中亚等地是欧美人类学游牧研究的主要田野。苏联学者的田野，则主要是
其境内与边缘的游牧人群。苏联民族学者的研究较宏观，长于结合多学科，进行具历史
深度的理论探讨。欧美人类学者则在其民族志研究传统下，长于深入参与观察，作细腻
的民族志描述及相关社会理论探讨。他们共同之处则是，强调游牧是一种环境资源、动
物与人之相互依存关系、人群社会组织与结构、牧民与外在世界的关系，四方面紧密结
合的人类生态。

    虽然我的学术传承主要来自欧美人类学的游牧研究，由于本书探索的主要田野——
蒙古草原及其周边森林草原、高山河谷草原的早期游牧人群——与苏联学者研究的区域
、人群有相当重叠或接近，后者的研究成果自然是我在研究及写作本书时的重要参考资
源。更重要的因素是，苏联学者的历史研究倾向也与本书的主题相合。除了一些考古文
献外，与本书关系最深的是两本已译成英文的俄文著作——阿纳托利·哈扎诺夫(Anatol
y
M．Khazanov)所著的《游牧人群与外在世界》，以及谢维扬·魏因施泰因(Sevyan
Vainshtein
)所著之《南西伯利亚的游牧人群：图瓦人的牧业经济》6。哈扎诺夫这本结合苏联与欧
美游牧社会研究的巨著，除了讨论一般性的游牧社会特质外，主要探索不同地区、类型
之游牧社会与其外在世界(主要为定居人群国家)之互动关系。他最主要的观点是：游牧
是一种不能自给自足的(non-autarchy)经济生产模式，因此游牧社会人群与外在世界人
群有各种的互动模式，以获得外来资源。在本书中，我将说明匈奴、西羌、鲜卑的游牧
经济，他们的社会组织结构以及他们与汉帝国间不同的互动关系；可以说本书许多论述
，都是在哈扎诺夫与其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所作的进一步探讨。魏因施泰因的著作，除
了北亚游牧经济的历史背景外，对我而言最珍贵的是这本著作的田野地区“图瓦”(Tuva

，中国文献所称的萨彦岭地区)，其地理环境包含森林、森林草原、高地草原等不同的
游牧生态区，因此对于探索和比较不同生态环境中的游牧经济有相当大的帮助。

_____________________

6  Anatoly M．Khazanov，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dd，second edition，translat
ed
by Julia Cronkenden，1983；Madison，Wisconsi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4；Sevyan Vainshtein，Nomads of South Siberia：The Pastoral
Economies
of Tuva，translated by Michael Colenso，197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



有关战国至汉代中国北方游牧人群的历史、考古、艺术研究，中西方及日本学者之著作
卷帙浩繁。这其中，许多都是本书的重要参考文献，但是以游牧经济生态观点探讨此一
时期游牧社会的著作却不多。1940年左右出版的两本巨著，勒内·格鲁塞(Rene
Grousset
)所著的《草原帝国：中亚历史》与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所著的《中国的
亚洲内陆边疆》，仍为非常值得参考的文献7。尤其是，拉铁摩尔的书中许多问题的探
讨及见解——如他强调经济生态与历史的关系，如他分别探讨蒙古草原、满洲、**等
地不同的人类经济生态，如他注意华夏之扩张与北方游牧世界相生相成的关系，等等—
—都对我有相当的启发，在本书中我将延续拉铁摩尔的相关研究讨论。1950年代汉学家
艾博华(Wolfram Eberhard)所著的《征服者与统治者》8，该书将中国周边游牧社会以
其牧养动物种类不同而区分为三种类型：藏系(Tibetan)、蒙古系(Mongol)与突厥系(Tur
kish
)。他说明此三者社会结构之差异，如以牧马为主的突厥系民族较进步，社会分化程度
高，也最有能力建立游牧国家，等等。虽然这样的分型过于简化，但他注意牧畜种类、
游牧移动类型与游牧社会组织的关系，并以此探讨游牧国家的形成，这也是我在本书中
将进一步探讨的方向。

沿承拉铁摩尔研究议题的还有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J． Barfield)的著作《危厄
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9。巴菲尔德是有中亚游牧田野研究经验的人类学者与历史学
者，他以人类学所称的游牧社会“分枝性结构”来解释历史上中国北方游牧帝国的形成
与消亡。他指出，在历史上当华夏帝国统一时，北方游牧部落也凝聚为游牧国家，以胁
迫或掠夺中国来得到物资；当华夏帝国分崩离析，北方游牧国家则散为一个个的游牧部
落。这尝试对北亚游牧国家的形成与崩解，以及游牧国家掠夺中原王朝的策略，提出的
一种人类学解释。他也注意到，出于北方草原的和出于东北森林草原的游牧国家，两者
与中原王朝间有不同的互动模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Rene Grousset，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A History of Central Asia，trans
lated
by Naomi Walford，1939；New Brouswick，New Jersey：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70；Owen Lattimore， InnerAsian Frontiers ofCbma，194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8  Wolfram Eberhard，Conquerors and Rulers，Leiden：Brill，1952．

9  Thomas J．Barfield，The Perilous Frontier：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Camb
ridge
， Massachusetts：Basil Blackwell Ine．，1989．



也因此造成不同的历史发展。扎奇斯钦(Sechin Jagchid)与凡杰·西蒙斯(van Jay
Symons
)合著的《长城沿边的和平、战争与贸易：两千年来游牧人群与中国之互动》10，也是
这方面的巨著。该书主旨在于，对历史上游牧帝国与中原王朝间的战争与和平提出一游
牧经济生态上的解释；强调贸易对于游牧经济非常重要，因而中原王朝是否愿与游牧部
族保持贸易关系是双方战与和的关键。这也是强调“游牧”经济的不能自足性，以及长
城作为华夏资源封锁线所造成的资源分配失衡及扰动；该书对此有非常精辟的论述。不
过此观点可能忽略的是，稳定的贸易关系建立在可供交换物资的“盈余”概念上，然而
对许多游牧人群来说，哪些畜产为“盈余”却是很难估量。在本书中我将作详细说明。


较晚近的一本著作，尼古拉·迪科斯摩(Nicola Di Cosmo)的《古代中国及其外敌：东
亚游牧强权的崛起》11，较着力于说明早期游牧人群在整个欧亚草原的出现，游牧经济
及其文化的传播，以及在此背景上说明中国北方游牧社会的形成过程。在汉代中国北方
游牧社会方面，作者解释匈奴帝国的形成，中国对匈奴和亲政策的意义及其失败原因，
以及分析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匈奴的描述。这是很具雄心的著作，探讨游牧社会研究
中的两个大问题——游牧起源以及游牧国家的形成。作者对前人之相关研究作了很好的
综理，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如在匈奴国家的形成方面，他提出危机背景(crisis)、武装
化(militarization)、中央化(centralization)以及领袖个人才能与魅力，在此国家形
成上的重要性。我认为，文献记载、描述的匈奴国家形成过程中之武装化、中央化“事
件”及相关英雄事迹，皆为历史表相；但这并非是说它们不重要——将之视为表相，我
只是强调其背后还有更基本的人类生态本相。在本书中我将一一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Sechin Jagchid＆van Jay Symons，Peace，War and Trade along the Great
Wall
：Nomadic- Chinese Interaction through Two Millennia，Bloomington，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9．

11  Nicola Di Cosmo．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



本书重要议题及章节



    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三种汉代中国北方游牧社会分别为：一、正北方以草原游牧
为主的匈奴(及较晚期的鲜卑)；二、西北方青海甘肃河湟地区12，以高原、高山河谷游
牧为主的西羌；三、黄土高原之东北方，以丘陵森林草原游牧为主的鲜卑、乌桓及其前
身东胡。

    第一章“游牧经济与游牧社会”，介绍西方人类学对游牧社会之研究以及与本书有
关的一些议题；譬如游牧经济的人类生态意义、牧畜种类构成、游牧迁徙模式与季节节
奏、“移动”的人类生态与政治功能，等等。在这一章中我也将探讨游牧究竟是否为一
种能自足的经济手段，为何有些游牧社会内部极端分散、各自为主、人群关系平等，有
些却出现游牧国家与胁迫性政治威权等问题。

第二章“中国北方游牧社会的形成”，探讨游牧作为一种经济生产与社会形式，在中国
北方的起源与形成过程等问题。在1992年的博士论文中，我曾讨论青海河湟地区专化游
牧业的起源13。后来我又在两篇论文中，分别探讨鄂尔多斯以及辽西地区专化游牧业的
起源14。这些论述稍晚被综合纳入拙著《华夏边缘》中，借此我说明华夏认同的形成与
黄土高原北方边缘人群全面游牧化有密切关联。近年来中国内地学者(及少数西方考古
学者)在此方面有丰富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本书第二章将在此基础上，对我的旧说
作补充、修订及进一步阐述，并以长程与宏观角度，在整个欧亚大陆游牧经济起源与传
播的背景中，说明中国北方游牧世界的形成过程。我也将说明，长城之建立与此后两千
余年沿长城地带游牧与定居农业世界互动之人类生态意义。

_________________

12 指青海东部、南部及四川西北松潘草地一带。

13  Ming-ke Wang，The Ch'iang of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Han Dynasty：Ecolo
gical
Frontiers and Ethnic Boundaries．Ph．D．dis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1992．

14  王明珂《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专化游牧业的起源》，《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5
：2，1994年．第375—434页；《辽西地区专化游牧业的起源——兼论华夏边缘的形成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7：1，1996年，第195—238页。



    第三、四、五章是本书的主体，分别说明汉代匈奴、西羌、鲜卑(与乌桓)的游牧经
济与社会政治组织以及他们与汉帝国往来互动之历史。汉代北方各游牧部族的社会政治
结构，以圾基于此他们与汉帝国的互动，可以说都是春秋战国以来中国北方各游牧社会
专化过程(specializing process)的一部分。匈奴之“国家”组织学者已论之甚详；西
羌是些聚散无常的“部落”；鲜卑则先由各部落大人所领导的几个“部落联盟”所构成
，后来发展为与匈奴类似的权力集中化国家政体。为何同样为游牧社会，匈奴、西羌与
鲜卑的政治社会组织会有如此不同?在本书中我将说明，“部落”、“部落联盟”或“
国家”都是游牧经济的一部分——它们是为了配合各种特定游牧经济所产生的政治社会
组织。在这方面，哈扎诺夫的意见值得我们注意，他指出，基本上游牧的生产方式不能
自给自足，它不能离开辅助性经济活动，也不能脱离人们为克服经济片面性而从事的政
治与社会活动。这的确是精辟的见解。在本书中，我的主要论点也是针对哈扎诺夫以上
观点的补充。我认为，各种狭义的“游牧”经济活动的确皆无法自给自足，因而游牧人
群需以其他生业(如农业、采集、狩猎、贸易或掠夺，等等)来补足。农业、采集、狩猎
与生计性掠夺，主要是在本地生态区内获得资源的手段。以此获得辅助性资源的游牧人
群(如西羌)较倾向结为一个个平等自主的小型游牧群体，只在必要时暂时组成较大的群
体。贸易与政治性掠夺，则是向外扩张以得到资源的办法，以此获得辅助性资源的游牧
人群(如匈奴与鲜卑)，其所接触的多为定居城邦、国家或不同环境生态的游牧群体，涉
外事务较复杂，因此他们需组成较大的政治组合与之对应。

    第六章“游牧部族与中原北疆历史”，我说明北方人群为适存于华夏边缘形成所造
成的资源情境，在秦汉时期逐渐发展成种种专化游牧生计，并配合着特定社会政治组织
以与汉代华夏帝国角逐资源；草原、高原河谷、森林草原三种环境中的游牧人群，其游
牧生计及其与汉帝国间的互动皆成为一种模式，在往后的中国北疆历史中延续与变迁。
在西北及西部的青藏高原东缘，历史上本地游牧人群多处于分裂性结构之“部落”中，
不断进行各部落间的争夺与雠报，难以产生大的游牧汗国。正北的蒙古草原则不断产生
中央化、阶序化的游牧“国家”，以掠边、和亲、岁给、贡赐、关市贸易中突破华夏之
资源界线。东北的森林草原游牧人群的“部落联盟”，则吸收各种生态背景之人群，包
括汉人，以此混合人群、混合政治体制，他们在历史上一波波的西移、南移争夺较优的
农牧资源，或有时得以进入中原成为王朝统治者。

    我视这些在特定资源环境与人群互动下产生的种种华夏边缘为“历史本相”(histor
ical
reality)，它不断产生类似的历史事件——我们可视之为“历史表相”。虽然如此，
不同于历史学者所称之“历史循环论”或人类学者的“历史结构”之说，我认为处在资
源环境与各种政治社会结构与因此形成之社会本相中的人，在追求较安全或较优越的社
会身份与现实利益之动机下，其个人行为作为表征、表相涓滴地形塑与改变着“本相”
。也就是说，通过个人追求更好或更安全的立身之道，人们有能力以其抉择与行动来塑
造及改变种种社会结构与现实规范。

在结语中，我以“边界·移动·抉择”为主题，以本书中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人群为
例，说明人们如何生活在种种“边界”之中，说明为何人们“移动”与跨越边界的动机
与能力有别。我的目的并不在于 “解构”边界，不在于鼓励盲目的移动、无知的抉择
与任意的跨越边界，而是期许我们能在对人类生态与长程历史的了解中“反思”边界，
以此成为有抉择能力的社会人。

陆东洋西

这类帖，老木匠可不能光帖不论，说点什么让大家分享。

老木匠

姚大力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行文散漫了点。

阅读的时候，忽然想起来，实际上从军事上讲，长城的作用正在于防御小股游牧民的侵扰，阻碍其实施抓一把就跑的惯常战术。

结果是，游牧民非得组织大兵团来进攻不可。当中原皇朝力图封锁游牧民族，禁止正常的贸易时，这样的军事设施就倒过来促使游牧民族组成大的部落集群，来和中原皇朝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