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一段故人和往事的回忆——兼记王守稼、谭其骧与陈旭麓
今年一月二日上午，刘修明与李霞芬及潘咸芳一起来看我，他们讲起写作组历史组过去的一些往事。刘修明过去是复旦历史系毕业，他毕业后分配去社科院的历史所工作，李霞芬和潘咸芳原来是复旦外文系教师。**年由于市委布置我们撰写与苏联争论的理论文章，需要有人翻译俄文资料，便把她们调来一起从事翻译工作，由于有过一段工作上的共同经历，谈起故人和往事大家感慨万千。大家感慨最深的是二个人，一个是王守稼，一个是陈旭麓。记得我是在一九八八年十二月末保外出狱的，出狱以后得到的第一噩耗是陈旭麓与王守稼都去世了，陈旭麓比我稍长十岁，王守稼还年轻呢。那年他还只有四十六岁，记得陈旭麓去世的日子是在十二月一日，王守稼是在十二月七日去世的。在陈旭麓的追悼会上，还挂着王守稼去世前写的挽联，并打上黑框。接着谈起历史组另外去世的两位，一位是许道勳先生，他是专攻隋唐史的，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因肝硬化而去世的，一位是吴乾兑，他是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去年末因心脏衰竭去世的，他一个人住在家里，去世时没人知道，第二天钟点工上门时，打不开门，打一一O撬开门，发现吴乾兑已死在床上，人已去世五、六小时，身上已有尸斑了。他们三个人都比我年轻，是我学生辈的，却走在我前面，白发人送黑发人，想来使我伤心落泪。在谈话中刘修明告诉我，陈旭麓举行追悼会那天，是他接余秋雨进吊唁大厅的，他在王守稼的挽联面前含泪佇立良久，挽联的内容是称陈旭麓是自己的亦师亦友。想不到的是送挽联的人也跟了陈老师一起走了。还说他们后来读了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写的那篇《家住龙华》迟迟摆脱不了那时的此情此景，为此我把余秋雨的那篇文章看了，自己出狱以后，受到生活条件的限制，已很少有年轻人那样的闲情逸致地去读已走红余秋雨的散文了，这次把这篇散文找来读了。余秋雨在去世的陈旭麓、王守稼面前写的散文确实很动情。这是一篇日记体的散文，是从要写篇有关龙华古寺的散文，想找陈旭麓的文章作破题的。他在文章中说：
“对这个课题研究得特别出色的是历史学家陈旭麓教授，应该把他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人格结构和海派特征的文章，再找出来读一读。
买菜回来，赶快走进书屋，陈旭麓教授的文章怎么也找不到。电话铃响了，接来一听，脸色大变。我又不能不相信神秘的超自然力量了。电话中分明说的是‘陈旭麓教授的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下午2时在龙华殡仪馆举行！’
打电话的朋友特别叮咛：‘你家住龙华，很近，一定要去。’
在我的抽屉里还有陈旭麓教授的来信：‘近来偶有空闲，到长风公园走走，自诩长风居士。’
但是遗体告别仪式上的悼词证明，陈先生根本没有这般悠闲。他刚刚到外地参加5个学术讨论会回来，去世前几小时还在给研究生讲课，就在他长眠之后的今天，他案头求他的青年人的文稿和自己未完成的书稿还堆积如山。
我自认是他少有的忘年交，但在吊唁大厅里，六七百人都痛哭失声，连以前从未听到过他名字的汽车司机们也都在这个气氛下不能自持。他是在19年前死了妻子，亲手把一大群孩子带大的辛劳父亲；同时，他又是100多位研究生的指导教师。他不断地从家庭生活费中抽出三五十元接济贫困学生，自己却承受着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都遇到过的磨难、折腾和倾轧。他对谁也不说这一切，包括对自己的子女和学生，只是咬着牙，一天又一天，把近代史的研究推到了万人瞩目的第一流水平。
他走了，平平静静。他的大女儿向来宾致谢，并低声向父亲最后道别：‘爸爸，今天你的行装又是我打点的。你走好，我不能搀扶你了……’
仪式结束了。我默默看看大厅里的种种挽联，擦不完的眼泪，堵不住的哽咽。突然，就在大厅的西门里侧，我看到了我的另一位朋友献给陈旭麓先生的挽联，他的名字叫王守稼。但是，他的名字上，竟打着一个怪异的黑框！
连忙拉人询问，一位陌生人告诉我：‘这是我们上海历史学界的不幸，接连去世两位!王守稼在给陈旭麓先生送挽联后，接受手术，没有成功。’那人见我痴呆，加了一句：‘明天下午也在这里，举行王守稼副教授的遗体告别仪式。’
我实在忍不住了。站在王守稼书写的挽联前，为他痛哭。就在刚才，我还在厅堂里到处找他。他，今年46岁，也是一个少见的好人。早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因家贫买不起车票，每星期从市西的家里出发，长途步行去学校，却又慷慨地一再把饭菜票支援更贫困的外地同学。我忘不了他坦诚、忧郁、想向一切人倾诉又不愿意倾诉的目光。人越来越瘦，学术论文越发越多。脸色越来越难看，文章越写越漂亮。论明清时期的经济、政治、外交乃至倭寇，精采备至。他经常用宁波话讲着自己的写作计划：‘还有一篇，还有一篇……’像是急着要在历史上找到身受苦难的病根。陈旭麓教授就曾对我说王守稼是他最欣赏的中年历史学家之一。直到去世，王守稼依然是极端繁忙，又极端贫困。他的遗嘱非常简单：恳求学生好友帮忙，让他年幼的儿子今后能读上大学。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最典型的遗嘱。
是的，家住殡仪馆很近，明天，再去与守稼告别。
朋友们走了，我还在。不管怎么样，先得把陈旭麓先生的几篇文章找出来，好好读读，再把我关于龙华的那篇《文化苦旅》写完。今夜就不写了，病着，又流了那么多泪，早点睡。”
余秋雨这篇文章是在《小说界》发表的，后来又在《上海人一日》的征文中获得首奖。为什么余秋雨那时会那么动情呢？因为文革时，王守稼、陈旭麓都是写作组历史组的人，他们的办公地点在康平路182号的七楼，这是一幢大楼，一共九层，对面就是181号，市委书记处的大院，所以只有与市委书记处有关的工作人员才能在那里安顿。而文艺组的一部分工作人员在五楼，余秋雨属于文艺组，所以在五楼办公，他们都是一起在余庆路市委机关食堂用餐的。他们之间每天乘电梯上下楼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家都是朝夕相处的同伴，大家都还年轻，都有一股追求上进的劲儿，那么许久共事的日子，人们之间怎能不产生感情呢？余秋雨这篇文章所流露的深情厚意，确实是非常真诚的。下面我想分别介绍我当年所熟识的俩位史学家，王守稼与陈旭麓。
（一）
王守稼是六五届历史系的毕业生，六三年**年我还在复旦历史系担任古代史的基础课，我给他们班级上过中国史学史与元明清史，那时王守稼还是一个学生干部，在校学生会担任学习部长，与他一起任学生会部长的还有金炳华与陈至立，他们之间都是好朋友。在课余王守稼常来我住处讨论问题，他毕业时的毕业论文便是讲明代倭寇的问题，我上课时便讲了倭寇的问题要换一个视角观察，倭寇中确有少量日本浪人，但倭寇的头目都是汉人，要联系当时江南商品经济的情况看，商品经济发展了，海上贸易发展了，渔业发展了，明朝政府推行的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这样失业的游民、渔民与海商结合在一起成为有组织的海盗行为，对于历史上的许多事件，要多侧面的观察才能提出新意。这些是我备课时偶发性的思索，在课堂上随口讲了。他是一个有心人，一直在收集资料，毕业时，便以这个题目作为他的毕业论文的选题，所以他的毕业论文是我指导的，后来收在他文集中的《海禁与弛禁——明代海外贸易政策》及《嘉靖时期的倭患》二文便是由此而来的，我当时与他的议论是闭关与锁国的政策扼杀了沿海地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是我与王守稼最早的接触。他毕业时，我便向系里建议留下做历史系的助教了。王守稼毕业后，去农村锻炼了一段时期，后来回学校参加运动。
我把王守稼找到写作组的历史组来，那已是六八年末、六九年初的事了。写作组的历史组原来是复旦历史系青年教师自发组成的一个写作小组，取了一个笔名叫罗思鼎，是螺丝钉的谐音，原先是我与朱维铮、王知常、吴瑞武四个人协作写文章，后来被市委借调去内刊写文章，金冲及成了我们的组长，金冲及随石西民去了北京国务院的文化部，我顶了金冲及的位置。后来成立了市革会的专题写作组与大批判写作组，我是大批判写作组的组长，六八年的八月间，这两个组被解散了，我到华东师大物理系去当工宣队的队员了，逍遥了一个月，又被叫回去成立红旗组稿小组，受姚文元管辖，任务是为红旗杂志在上海组织稿源，有三个人即朱永嘉、王知常、肖木，姚文元不在时，徐景贤分管我们的工作。这样便借助为红旗组稿的名义，开始按专业重建各个写作小组，历史组我便把吴瑞武找回来担任组长，如王守稼、董京旋、刘修明、李霞芬、潘咸芳都是这个时候找来的，我把他们放在上海图书馆，人员脱离了原单位，可以避免运动的干扰。为什么把他们放在上图呢？因为历史组的工作离不开大量图书资料，在图书馆借书方便。那时一部分抄家书都集中在上海虎丘路原自然博物馆，那个地方是我中学时常去参观游玩的地方，我与办公厅打了招呼，经过抄家物资办公室的同意，让历史组的同志去挑一部分常用的书，我也与他们一起去挑过几次书，如果不抓紧挑书的话这些抄家书会作为纸浆被销毁了，我还曾为办公厅去徐家汇藏书楼那儿挑了十几万册图书，把荣昌路六十号的大厅塞得满满的，以后又把这些转移到办公厅后院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都上了书架，编了号，还派了一个人专门管理这批图书。我们这些读书人，有一个怪癖，便是不爱财，却嗜书如命，没有书就无法过日子了。对于我讲，即便在隔离室作六壁居，在提篮桥蹲班房，只要一卷在手，我就能心猿意马了。当时上图的领导，特别是顾廷龙，对我们非常支持，那时上图的地址在南京路，大光明电影院的斜对面，原来是跑马厅的旧址，他们把西大楼的201室给历史组，这样王守稼他们就在上图那里安营扎寨了。到了七O年七月市委正式发文成立市委写作组，写作组便搬出康平路181号书记处的大院，搬到原支部生活编辑部所在地的康平路141号，是两幢并立的小洋楼，还有一个小院子，那以后就为历史组在康平路182号找了七楼一个楼面，那里也就是成了历史组日常工作的场所了。后来我又把社科院历史所在肇庆北路的房子给历史组使用，在那里办青年工人的理论学习班，前后一共办了三期，吴瑞武后来去党校与余子道、黄美真一起负责搞党史编写组，历史组的日常工作都是王守稼在具体负责，我给他说过罗思鼎和康立这：两个笔名都属于你们历史组的了，我交班了。以后他们还取过一些新的笔名若梁凌益、戚承楼，都是他们办公用房号码的谐音，当然亦有以真名发文章的，如刘修明便真名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过几篇文章。
与王守稼相关的有两件事，一是配合批林批孔运动相关文章的写作，一是为毛主席阅读需要大字本标点注释的工作。历史组参预写作批林批孔文章的数量很多，我只能重点选择与王守稼直接相关的两篇文章作一些说明。批林批孔是毛亲自发动的一场思想运动，林彪在外蒙坠机爆炸以后，如林彪这样一个在九大党章上写明的接班人怎会一下子就爆炸了，如何处理好林彪爆炸后遗留的问题，林彪分管的军队的事，要在批林批孔的基础上处理好军队内部的问题，批林批孔的起点是一九七三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写的读《读﹤封建论﹥呈郭老》那首七言律诗，同年的八月上旬姚文元通过他的秘书胡鼎君让我去兴国路招待所，他在上海的寓所观看毛泽东用粗红铅笔写在日历纸背面的那首律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猶在，孔学名高实秕穅。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原返文王。
胡鼎君让我看的毛泽东亲笔写的这首诗，确实是毛体字，他叫我用脑子记，不准我抄录，当时我对触发毛写这首诗的用意并不完全理解，现在想来有那么三件事，一是黄永胜在一次批陈整风会议上，在一张纸片上随手写了唐人章碣的那首《焚书坑》：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在那样的会议上写那首诗，很明显，黄永胜是借这首诗宣泄自己对毛的不满，并诅咒毛是当代的秦始皇。为了黄永胜那首诗，那时中央还发了文件的。另一件事是林立果的小舰队在上海起草571工程纪要时，也诅咒毛是当代的秦始皇，而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的﹤孔子批判﹥一文，它是竖孔子儒学大旗的，而其最后一篇文章是﹤吕不韦批判﹥，也是批判秦始皇，那时是影射蒋介石的。而柳宗元的《封建论》那篇文章是歌颂秦始皇的郡县制，柳文当时是对着中原和华北地区的藩镇割据讲的，许世友这些大军区司令，长期驻留一个地区快二十年了，而且不听话，这也是毛的一块心病，故借着郭老的《十批判书》作为口子，借着这首诗流露了他的心迹，加上从林彪在毛家湾的大院中抄出林彪书写的孔子“克己复礼”的条幅，促使毛要发动这场批林批孔的思想运动。当时我读了毛这首诗，还没有敏感到姚要我读这首诗，是要我写文章批林批孔，那个星期日的下午，我回家休息时，在门房间的公用电话收到姚文元打来的电话，因为那时我家里还没有电话，所以才打到门卫的公用电话找到我，在电话中姚叮嘱我好好学习毛这首诗，杨荣国已经写文章了，你们怎么没丝毫动静呢？这样我就坐不住了。赶紧把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找来，读了《吕不韦批判》和《孔子批判》那二篇文章，酝酿写作的提纲，翻阅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凭我过去读书的印象，第二天一早便找王守稼来，讨论文章的框架和提纲，由王守稼执笔，结合柳宗元的《封建论》写了一篇《论尊儒反法》的文章，我改定以后，便抢先发表在《学习与批判》的创刊号上。文章的重点仅仅着眼于批孔，讲儒法斗争，肯定秦始皇焚书坑儒上，没有在批林的问题上真正展开，只是点到而已。那时我听到毛还在讲话中提到王安石讲三不足的名言，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所以我还让历史组赶了一篇题目为《从三不足看王安石的法家思想》，一并发表在《学习与批判》的创刊号上，作为复旦大学学报的《学习与批判》的创刊号在九月间印出来后，我便直送姚文元那儿，姚文元便在《红旗》立即转载了王守稼写的署名石仑的《论尊儒反法》的文章。我知道姚文元认可了，也感觉到在批林批孔的问题上没有好好展开，于是我与王守稼商量酝酿下一篇文章。
我听姚文元在电话中讲起毛在找清人蔡上翔写的《王荆公年谱考略》这本书。对这本书我过去有一点印象，我老师陈守实在上课时提到过这本书，讲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它的价格往往随市场需求的变化而上下波动，陈守实老师还讲了在社会矛盾缓和时，王安石的评价要低一些，在社会矛盾尖锐酝酿变革时，王安石的评价便高一些。蔡上翔是在嘉庆九年（一八O四年）编撰这本年谱的，陈先生还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跋﹤王荆公年谱考略﹥》的文章，我找来读了，要批林得联系林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大讲政变，林彪在这篇讲话中引用了《辩奸论》中“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这篇文章是南宋初年道学家邵伯温冒名苏洵所写的一篇伪作，借以攻击王安石的，我知道毛在一九六六年七月给江青的一封信中，曾讲过“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还说：“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这样便可以由林彪的政变经借伪《辩奸论》到王安石变法，从而把儒法斗争的历史贯穿起来了，这样我一面让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社长张杰重印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这本书，一面与王守稼商量酝酿写文章，点子是我出的，文章是王守稼执笔的，文章的正题为《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副题是——读《王荆公年谱考略》。文章改定以后便上送给姚文元，文章发表在七四年二月，红旗第二期上，文章发表以后，姚文元在七四年的二月十六日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会议上，讲起这篇文章的。他说：“一直没有时间谈，开个短会，传达主席指示：此文似可发表，毛泽东一九七四年二月四日。”（《王荆公年谱考略》一文的批示）他还说：“排了三份清样，随杂志送，主席四日批，五日登报。我领会，讨论一下，为什么三篇送这篇，是否这样几点：一、紧紧抓住批林批孔这个中心，这篇文章，从批孔一直挖到林彪的思想根源，不是一般的，而是搞政变经的思想根源。主席过去说，林彪靠伪《辩奸论》起家。紧紧抓住这个中心。二、抓住政治问题，路线问题。这篇文章从路线提出问题，讲两条路线斗争，分析尊孔反法思潮代表的什么阶级利益。三、说明在革命大批判中，要搞些扎实的，有分析的文章。此文虽讲古代问题，但是有分析的。以后文章古文尽量先翻成白话文，我向政治局报告这个文章很重要，有同志反映古文看不懂，我也作一些工作，有的已经翻译了。”他还说：“主席批示了，要我们想一想，从这里得到启发，文章对各阶级集团思想面貌，政治立场分析得比较清楚，对王安石也有批判，主席早就提出这个问题，好几段，我写上去的，原来联系实际总是少。上海不一定告诉他，就在编辑部内部说一下。”毛主席对文章的批示，政治局的同志也都看了，姚文元这番讲话我也是很晚很晚才知道，当时红旗发了这篇文章我就很高兴了。现在回头来看，这篇文章还是存在不少问题，在儒法斗争历史这个问题上，对儒家和理学家的批判上，话都说得太绝，对王安石变法的分析也不够，在联系批林的问题上还是显得生硬，在那个氛围下，王守稼肯下功夫，不为名，不为利，写出这样的文章，也不容易了，是花功夫读书了。姚文元那时所以不告诉我们，是怕我们知道了会骄傲，说实在的，要骄傲也没有时间，文章的任务一篇接着一篇，连气也喘不过来呀！写作组组织的批林批孔和讨论儒法斗争的文章，都离不开王守稼的努力，不分昼夜地连续工作，他把身体也累垮了，那时没有什么特殊的待遇，只有晚上十一点以后有一餐免费的夜宵，一碗排骨面。平时大家都住在办公室，只有星期六可以回家睡二个晚上，星期日也在读书，有时节假日还得在办公室值班。一月二日那天，刘修明来看我，讲起当年的罗思鼎，只有疯狂的工作，没有奖金，也没有补助，既不加工资，也没有加班费，也没有提工资级别，尽管没有考核指标，也没有考勤卡，大家仍然只知道拼死拼活地去完成组织上交待的任务，于是我翻出那天的《中国青年报》上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叫《民调显示66.7%的人自认是疯狂的螺丝钉》它的副题是“33%的人认为《疯狂的螺丝钉》体现了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人就应该在奋斗拼搏中彰显价值，23.6%的人则认为‘螺丝钉’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快乐和幸福。”文章的开头讲：“螺丝钉”一词源自雷锋日记，背后的含义是：爱岗敬业，无私奉献，默默无闻。“螺丝钉精神”曾影响了一代人，后来渐渐不被人提起了。如今我们社会又出现了这样一群人，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为了工作，可以长期熬夜，可以节假日不休息，可以放弃娱乐和亲友团聚，如果每周有八天，他仍旧工作八天，他们要求自己凡事都做得完美，他们确实爱岗敬业，爱岗敬业得有些疯狂——就象一颗“疯狂的螺丝钉”。我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奋发图强，应该有我们当年那种近乎疯狂的工作精神，这是在学雷锋的运动中诞生的，取罗思鼎这个笔名便是为了发扬这种精神，现在我的长孙在工作上也是这样疯狂地追求完美无缺，这也是我的一份安慰。当然那时候在同志之间不管是谁，有困难的时候还是互相体谅和尽全力帮助的，如余秋雨在七五年患肝炎时，我与王知常几次去探望在上海家中休养的他，后来他住医院，与去家乡休养也是尽量照顾他的，并没有因他病假扣他一天工资，他想休养多久就修养多久，没有催促过他来上班工作。在批林批孔中，其他与王守稼相关的文章我不一一去讲了，文革结束以后，王守稼在学术研究，论文写作上，发扬的仍然是这种刻苦努力向上的精神。 |
发表于 2009-6-17 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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