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为什么我怀疑统计局造假

老木匠

王福重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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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经济学博士，著有《人人都爱经济学》等。

为什么我怀疑统计局造假

本文标签: 统计局 政府 增加值</a> GDP 增值税


中国经济哪里有一点危机的影子？你看，国家统计局说，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赫赫增长了8.9％，绝对世界第一。果真如此，中国经济可真是独领风骚了。

部分专家从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不对称中，怀疑这个数据的真实性。国家统计局已经对此进行了“反驳”，认为“个别专家”，不过是“简单的对比、随意的猜测、主观的估计”而已。可是，你的数据太离谱，只要简单的对比一下，就知道不是真的。

不单是5月份，包括金融危机之后的所有数据，都值得怀疑。

我首先坚决不相信中国在世界经济一片惨淡中，在失业不断加剧（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居民收入不断下降（收入是消费的基础），企业利润不断下降（企业投资的基础），出口（净出口是GDP的一部分）更是两位数持续下滑时，单靠政府迄今只有8000多亿的财政刺激性投资，GDP就可以增长6.5％。其次，我更不相信，随着危机逐渐渗入实体经济，我们的日子反倒一月比一月好。好像危机对中国真的不算“危”，而只剩“机”。

注意，我们只是GDP增速在下降，而不是GDP在下降，也就是说经济还在增长，比没有危机时还要好。从一季度到4、5月份，是越来越好，比如5月份比4月份好。可以“预计”，统计局会告诉我们，第二季度一定比第一季度好。

我的感觉是，统计局在造假！

中国GDP的统计方法，是“增加值法”，这个方法，发达国家多不采用，人家用的是“支出法”。“增加值法”要准确，必须做到每个统计单元严格独立，否则就会产生重复计算。这一点，我们暂时还做不到呢。

五月份的8.9%肯定有问题。我不从能源消耗角度讲，看财政部的数据就知道。财政部刚刚公布了5月份的财政收支情况。财政收入增加了4.8％。这是财政收入从去年10月连续7个月下滑之后的第一次增长。而财政部也详细说明了增长的来源：消费税增长了91％，营业税增长了14％，非税收入增长了1.3倍。这里边根本没有增值税的事，也就是说，增值税是负增长的。

增值税可是中国第一大税，占全部财政收入的40％以上。而增值税的课税依据就是增加值。如果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了8.9％，规模以上又是全国增加值的大头（“规模以上”这个看起来不符合语法的怪怪的词，意思是达到规定的销售规模以上的企业，当然不同行业企业的规模不一样，具体标准由统计机关规定。按照现在的统计办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指全部国有企业(在工商局的登记注册类型为"110"的企业，也就是达到统计局规定的规模的企业)和当年产品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含)的非国有工业企业），如果规模以上企业增长这么多，就应该反应到增值税的增加上来。

按照统计局的数据，中国GDP并没有下降，而只要GDP还在增加，增值税就不应该不增加，因为GDP基本就是全部增加值的和，同时，其他的流转税也不应该不增加。而中国的税制是以流转税为最大主体的。只要GDP还在增长，税收收入因而全国财政收入就不至于下降。但是，连续7个月的财政收入下降，反过来说明中国经济远没有统计局说得那么好。

一个看似乌龙的消息颇耐人寻味：上海的《东方早报》6月14日报道说，在北京举行的国际金融协会春季会员大会上，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发言预计，今年我国GDP增速可能仅能达到6.54％，而全球经济2010年复苏的可能性也很小。同时，他对车市繁荣的可持续性提出质疑。

而时隔不久，银监会新闻处就发表声明，称这种言论报道不实，“刘明康主席在年会上表示，今年我国GDP预期增长目标在8％左右”。呵呵。

让人怀疑的重要的宏观数据，除了增加值和GDP，还有失业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中国的失业率只有4％左右。这谁能相信？现在，城里几乎家家都有下岗的，大量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2000多万农民工丢失了饭碗。失业率居然一点也不变？跟10年前、20年前、30年前一样？！简直是开玩笑。

统计系统虽然有10万之众，素质如何且不说，单是它是政府序列，没有独立性这一点，其数据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更不用说，统计部门造假，有着“光荣的传统”。官出数字，数字出官，是天下人都知道的秘密。国家统计局前任局长李德水就公开表示过，不少统计人员主动参与地方政府的造假行为。

中国的统计数据，来自于自下而上的汇报，全国的数据，是地方数据的加总（当然不是简单相加，上级也要适当调整一下）。一旦上级制定了目标，哪个地方政府敢不完成？层层加码，超额完成任务，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了。

统计数据是决策的基础，而除了国家统计局，任何人难以知晓宏观经济的真实情况，只能“猜测”，只有统计局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职责。多少不要紧，只要数字真，是统计局最大的贡献和职业道德。

多年以来，国际经济学界对中国统计数字真实性多有怀疑，除了拉斯基和章家敦这些有些离谱的人，还有更多严肃的学者和经济学家。统计部门也屡次标榜自己清白，可是并没有出示具体的证据。

两个月之前，国家统计局网站的明显位置，挂上了一篇名叫Tom Orlik的没有名气的自由撰稿人的文章：“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减速时期的GDP统计”，国家统计局长马建堂还特意做了批示。这篇文章的意思是，虽然全国统计数据依靠地方政府上报，可是，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地方没有造假的积极性，反而有可能低报的动机，以争取上级的资金支持。在我看来，这颇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

不过这同一篇文章提到，1998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目标也是8％，最后统计局公布的是7.8％，大家都觉得数据太假，当时的朱鎔基总理就说，“猖獗的弄虚作假”席卷了统计报表。不知道10年之间，无论是统计人员素质，还是统计方法，以及统计机关的独立性，统计意识，可有实质性改变?凭什么说，“席卷”之风已经过去了？

“假作真时真亦假”，如果统计局真想打消绝非“个别人的”怀疑，也还自己一个清白，就把统计的基础数据公布、计算过程公布出来，谁是谁非，不就一目了然了吗。我想这不是什么难事，也不算是国家机密吧。

如果总是认定“没有我们完成不了的任务”，而统计局也“顾全大局”，主动配合政府完成经济增长指标，那一切都将混乱起来。

遗憾的是，我们正在看到统计局“努力工作”的苗头。比如，2009年全年的目标是保8，而一季度只有6.5％，那以后的三个季度就得加把劲，二季度怎么也得8－9％吧。于是，工业增加值真的就有8.9％。

欧美经济一直被我们唱空，可是最近的数据表明，它们的情况正在好转。它们的媒体一贯是报喜不报忧，统计数据也是政府民间一起搞，造假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所以，一旦数据好转就是真的好了。而我们呢，数据倒是不错，大家感觉却是相反的。不知道要增长多少，才能让我们感觉得到。

自己糊弄自己，最终会害了自己。

猪头猪智慧

GDP是大员们的成绩表，不增长怎么升官？

showcraft

好文章啊，其实这个道理很多人也心知肚明。

老木匠

　　统计数据就像烤鸭，如果你喜欢它，那最好不要过分追究烤鸭的出炉过程。

　　但现在左手一只鸭，右手一只鸡，却被贴上相同的标签：经济数据。这让习惯了数据模型分析的人士，无论他是市场人士，还是热心的宏观经济学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

　　《21世纪经济报道》文章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即是热心人士之一。在收集了今年以来的系列宏观经济数据，反复比对之后，他总结出了八对中国经济的偏离现象。

　　“这些矛盾，可能意味着中国经济过去以工业带动的增长模式终结。”刘元春说，“我不认为统计局的数字有问题，要做假也不会有这么多假，相反我认为数字矛盾的背后是经济深层次问题的体现。”

　　比如名义消费增幅在下降，实际增速（考虑到物价是负数）在上升，只能说经济下滑的影响开始波及到消费领域。

　　八对经济数据背离

　　刘元春新近完成的宏观分析报告发现，目前的统计数字矛盾，已经远远不在用电、投资领域，已经扩大到八大对立类别。

　　虽然专业繁琐，但仍可不厌其烦罗列：投资的高速增长与进出口加速下滑的背离；工业增加值上升与用电数字仍是负数的背离；工业增速上升与财政增速负数的背离；货运量正增长与港口吞吐数据下降的背离；名义消费增长与实际消费增长的背离；股指增长与上市公司利润下滑的背离；工业增加值增长与工业利润下滑的背离；以及房地产销售的增长与实际房地产投资的增幅很低的背离等。

　　这其实是一连串事件。刘元春认为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不可能作假。比如像电力、财政收入等数字，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财政部等参与给出，“不可能如此大规模的作假”。他说。

　　以投资和进出口数字为例，投资表示内需，进口也表示内需。5月份投资加快增长，但是进口下滑加快，5月当月进口下降25.2%，比4月份下滑加大(4月份进口下降23%)。

　　“我发现过去的进出口数据和投资数据是很匹配的，即投资高增长必然配备了进出口高增长，现在进出口下滑更快，只能说明投资很多并没有进入实体领域。”刘元春说。

　　互相偏离的数据，让使用数据分析预判经济走势成为搭积木。刘元春说，中国目前的统计数字出现了两种极端，一个很好，一个很差，用很好的数字，比如像投资，会得出经济转好的结论，甚至过热的说法。但是用很差的数字，比如负增长的物价、发电等，会得出经济变坏的结论。

　　若这些数字联合考虑起来，就会发现问题，比如消费，考虑实际消费增速上升(物价下降引起)是没有意义的，名义消费(零售额)增速放缓，则说明经济下滑已经从工业、投资领域扩展到消费领域。“这说明经济下滑更严重了。”

　　刘元春判断，数字背离的背后蕴含着中国经济的更大风险，比如通缩实际在加深，就业问题异常严峻，外需下降可能未来更大，房地产可能去库存化才刚刚开始，产能过剩更加严峻。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也正是考虑到目前的投资高速增长，并未带来实际的工业增长，特别是用电等快速增长，进而放弃了过去的经济“V”形反转的看法，他开始持有和李扬等人一样的意见，即经济可能出现“W”形的增长：复苏之路会一波三折，目前的繁荣是假象。

　　此前，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在国家大量投资基础设施的刺激作用下，当年经济增幅为7.8%，但是1999年经济增幅下降到7.6%。2000年经济增速升至8.4%，但在2001年再次下降至8.3%。其中1998、1998年物价甚至出现负增长。

　　追寻32.9%投资增长的能见度

　　在数据中，固定资产看不见，也摸不着。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字，1-5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达到32.9%，如果单以5月份来看，比去年同期增幅达到38%以上，再考虑物价因素，实际增幅可能在40%以上。

　　这样的投资增速，最近一次出现还是在2004年的1-2月份，当时的投资增速高达53%，结果导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拉高到16.6%，发电增长15.3%。2月当月发电增长25.7%。全国拉闸限电省份急剧增加。

　　今年相近的投资增速，不仅没有出现工业增速加快，也没有引发用电狂潮。

　　在2009年5月份投资增速为38%以上的作用下，当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只有8.9%，而发电量是同比下降2.7%。

　　如此高的投资，如果不是打水漂，那则需要给出解释。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袁钢明刚刚从长三角、珠三角等地调研回来。当地的一些人士告诉他，实际上很多投资并没有真正实施。“特别是铁公鸡(铁路、公路、机场)投资回报很低，建成之日就是亏损之日，地方政府和企业并不感兴趣。”袁钢明说。

　　但袁钢明获知的这个现象，最后又是如何体现在统计数据中，需要一个通俗易懂的解释。

　　无独有偶。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提供的另一个细节对此做了解释。5月份他碰到任志强。任志强告诉他，自己的房地产项目是，“快要完工的加快完成，现有已经完工的加快销售，有多少套卖多少套，但是绝不开新盘，要开的也不开了，其他的房地产商也是差不多。”

　　王建由此恍然大悟：现在这些加快上马、加快完工被统计成投资增长的项目，只是以前完成的项目。

　　王建得出结论，一般一个大的项目建成需要消耗大量的工业产品，现在这么近40%投资高速，对应的工业增长速度只有8.9%，这说明，“现在去库存化可能还没有完全过去。”

　　仅有地方政府和行业的这些细节，似乎还不能完整解释投资数据之谜的关键逻辑链条。

　　曾经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扬一语道破其中秘密。李扬说，投资从数字上看好像很高，但是从实体领域（工业）似乎不是很高。原因现在我们统计投资很多只是账面的变动。

　　“比如银行贷款下去，贷到企业就被统计投资，但是企业是不是用于购买还是实际投资，我们统计数据照顾不了这个现象。”

　　这个统计数据照顾不了的现象由以下的真实世界的微观经济操作细节决定。“尽管这两个月贷款高速增长、投资高速增长，但是存款以更高的速度增长，尤其企业存款，这在历史上非常少见。”李扬进一步分析说，“我们有理由认为一定是银行和企业做一些安排，一个是现实的考虑，钱下去产能过剩情况下、经济下滑情况下，贸然投资对于企业就是坏投资，银行来说就是坏投资。”

　　放松管制：新增长点的历史逻辑

　　八对经济数据偏离背后，或意味着中国经济过去以工业带动的增长模式终结。若这个结论成立，则是寻找中国经济新增长点的一个重要发现。

　　中国在上两次的经济低迷期，主要是出台了新的改革政策，并由此获得了新的增长点。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经济最低时年度增长只有5%左右。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当时是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的专家，见证了这一轮寻找新增长点的政策出炉过程。

　　1987年他提出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即在沿海地区进一步扩大开放，发展大进大出的加工型经济。该构想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此后中央加快开放进程，开放政策实施后，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比如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从1986年的三成左右，变成2006年的七成左右。在上一轮(2001年-2007年)的经济增长中，每年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就有2-3个百分点。

　　同样，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2.40 -2.04%]危机发生后，中央在启动国债基础设施投资的过程中，实施了住房市场化等改革，由房地产启动带动了钢铁、建材等一系列行业的兴起。

　　刘元春由此表示，上一次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所以能在2002年开始走出经济通缩的困境，根本点在于外贸的贡献导致制造业快速上升，和住房市场化刺激带动整个经济上升，其中加入WTO对出口的贡献更大。“从历史所看到，改革实际上是走出萧条核心的因素。”他说。

　　仔细检验上述两次走出经济低谷的政策药方，实际上核心的一点，是深化了对外和对内的开放。对于本次经济如何走出经济低谷，学者开出的药方则是五花八门，但也仍不脱离呼吁放松管制的范畴。

　　王建认为出路在于城市化。因为工业化创造供给，而城市化创造需求，如果实施城市化，提高城市人口的比重，60年可以创造200万亿-300万亿的国内生产总值需求，目前中国经济只有30万亿左右，“下一步放开户籍等政策，使得更多的人进入城市，不断提高城市化率，GDP再过30年每年保证8%-9%没有问题。”

　　要实施城市化，绕不开是城市土地的扩容问题。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专家张曙光认为，目前国家有18亿亩的耕地红线，全国要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到底要多少耕地，需要详细测算，但是未来如果要提高城市化率，必须要将农村的土地更多地变成城市用地，但是目前城市居民不能买农村宅基地，但是现实是农村的土地已经商品化。

　　比如全国66亿平方米小产权房，占到全国住宅面积的1/3。仅仅深圳3.5万套小产权房，面积达到1.2亿平方米，住了500万人，占到深圳住房面积的49%。张曙光判断，一些管制的政策不松绑，将很难真正带来经济增长，并解决就业问题。

　　“比如贷款担保公司如果每个县搞一个，可以解决多少就业，刺激多少经济，这比大学生当村官来解决就业是不是要好得多，为什么金融服务业就不能放松管制？”他追问道。

　　放松管制的政策药方仍值得期待。不过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提出的能源革命的路径，也令人遐想。他测算发现，目前全国产能设施资本大约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5倍，实施新的技术，将我国50%的产能以新的符合环保、节能减排标准的技术更换一遍，那么可以有占GDP约1.25倍的空间创造，这样放在10年，每年这方面可以带动经济10%的增长。

　　不过正如当下令人费解的经济数据难以解答一样，上述这些从书斋里测算出的数据，虽然令人着迷，但是仍须面对的是：数字能见度。这是数字冰山裸露的一角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