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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6-29 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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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八月记忆
前言：谁都会怀念自己的青春。在某些小说、电影、电视剧中，描写过军队大院的孩子，文革中他们从半大孩子长成大小伙子：打架、拍婆子、下乡、入伍、走入社会……自己回忆起来，说那段日子自由、浪漫、阳光灿烂，独独省略了1966年红8月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和他们差不多或大几岁的这代人大多还活着，也有记忆：那些军队大院中的革军子弟，一般比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干子弟激进，特别是那些半大不小的小子和闺女（初中到高一的学生），一脸的稚气，身着旧军装，腰扎武装带，手里的皮带挥动得劈啪乱响，嘴里高叫“革命”口号，抄家、打人、“破四旧”……比赛着看谁更积极。在后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他们也走了背字儿，当时管他们叫“老红卫兵”（简称“老兵儿”）。而在以后书写的历史里，常常把他们与造反派混淆，所有的罪错都揉在一起。不可否认，老兵儿们也受过些罪——那是一段任谁都不得幸免的时日。但是，他们的结局大多比较灿烂，经没有倒台的叔叔伯伯们提携，他们大多参军、提干，有些人曾经或正在呼风唤雨……
我很幸运，虽然是“狗崽子”，属于重点批斗对象，可我们学校只设高中部，年龄大些，也就相对文明。因为他们的文明，更由于我的幸运，只抄了我的家和我的日记，我没有挨打，也没有亲眼见过打死人。尽管如此，在那些日子里，我也分分秒秒生活在恐惧中，感觉着生不如死，同时，内心也在挣扎和感叹命运的不公，试图憎恨我的亲生父亲，为什么我没有出身在好的家庭？几十年过去了，我还会因为往昔的噩梦悚然惊醒……我的回忆带着后怕与恐惧。
近日，比我小四五岁的朋友兴国向我讲述了他在红八月的亲身经历，他自己的家被抄了，父母双双被打成特务，又曾亲眼看见一家三口跟他家的境况相似，两个大人被杀，一个女儿自杀。他十分不愿意回忆起这段经历，那无疑是又一次惨绝人寰景象的复制，而他觉得自己也并不光彩。以下，是他对我讲述的真实经历，名字则是化名。
记录有些遥远的过去，似乎有些停不下来，但我决不是为引发仇恨与愤怒。两千七百多年以来，我们不停地自残自虐，历史的悲剧反复重演，我太惧怕遗忘后的重演了。我也属于自残自虐的族类，回忆往事，我不再有仇恨与愤怒，对那些犯有罪错又不肯忏悔的人，我心里惟有怜悯。天父是慈爱也是公义的，当最后审判来临时，那些死不悔改的，等待他们的只有地狱中的火湖，我这个罪人不配也无权柄惩罚任何一个我的同类。我们这些被革命腌制过的一代已经老矣，而人一出生就面临死亡倒记时，该警醒了。
我虐待过妈妈
我从小爱鼓捣机器，顺理成章，到少年宫参加了无线电小组。小组每星期活动，老师教我们制作各种电子管收音机，动手为主，讲解电工原理为辅。我特别投入，在小组里技术突出，到初一时，五六个管儿的收音机已经能安装，修理在我当然属于小菜儿一碟了。当时不是提倡助人为乐，学雷锋吗！我那时就经常帮助别人修理坏了的收音机。少年不识愁滋味儿，这里多少也有逞能的成分，只是不自觉。这么着，家里自然存有不少原器件，像电子管、天线等，有些是少年宫发的，主要是我自己花钱在市场买的。没想到，电子零配件有一天也能成为我家的定时炸弹之一。
我的爸爸是两航起义人员。他所在的中国航空公司由旧中国政府与美商中国飞运公司订约合营，属于董事会管理民营性质，而中央航空公司是国营公司。当初，共有12架飞机飞回祖国怀抱。两航共有近百架飞机，其余的都还搁置在香港。这12架飞机除一架坐着起义负责人的“空中行宫”直接飞到北京外，另11架在天津降落。
爸爸告诉我，两航飞机当时作为“戡乱”征用，本来是命令这十余架飞机飞往重庆，去接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也就是军统的特务头子，还有军统的档案文件。就是利用这一机会，飞机从香港掉转方向北飞。当时，两航飞机的正机长都是美国人，副机长是中国人，也是对中国人不放心吧。前一晚，有关负责人临时通知美国机长，说飞机要晚半个小时起飞。这伙美国人喜欢玩儿，也乐得多在舞场泡一泡，早上多睡半个钟点。第二天早上，等他们赶到机场，飞机已经起飞……
那时，香港还是英国殖民地，国民党政府得知了两航起义的消息，立即将这两个公司告上香港法庭，扣押了大部分留港飞机。英国向来仰美国鼻息，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既然得到了美国政府支持，打官司的结果，当然是向着国民党。这样，中央航空公司的有些飞机就飞到了台湾，而那些宣布起义的人员，则偷偷把滞留飞机的零配件都拆下来，逐步运回大陆，那些飞机最后留下的只是一具具空壳儿。
这拨儿人从香港回到祖国怀抱，对中国航空事业的起步有大贡献，那时相当风光，周总理亲自接见不说，还向他们保证既往不咎，保留原工资待遇。因此，我爸爸的工资挺高，当时解放军的一个团长月工资是20万（相当20块），我爸爸是600多万，等于团长工资的30倍。
妈妈是高中文化，旧式妇女中也算高学历了。上海沦陷时，她还未结婚，混不下去了，就和姐姐去找她们的大哥。我的舅舅当时是舟山军统情报站的副站长。住了段时间，舅妈开始翻卫生球儿眼，不住甩闲话，说她们吃白饭。舅舅惧内，又不忍把两个亲妹子轰出家门，于是利用职权，让两个妹子填了两张加入军统的表格，大妹算少尉译电员，小妹算准尉译电员，这样便可给她们各开一份儿工资。两人从没上一天班，不过是吃空额，只为给他的老婆一个交代，证明两个妹子没吃白饭。
舅舅觉得自己的作法并不光彩，在两个妹妹找到别的工作后，就把那两张表格偷偷撤了。所以，军统的档案中并无记载。况且，军统仓皇撤退时，大多档案材料也被销毁，但我妈妈对上述情况并不知道。
1948年，我舅舅在解放战争中被解放军抓获，后来一直在监狱改造，直到新中国十年大庆获得特赦。回到老家，我舅妈划清界限不让进门，还是政府从中做了工作，才让他返回家内，他死于文革之前。
妈妈与父亲结婚时，正是解放初期，各方面都极需人才，以妈妈的文化程度找个工作绝无问题。可家境一直比较富裕，爸爸又是老脑筋，就没让妈妈出去工作。她在家操持家务，爸爸回家有吃有喝，小日子过得挺美。
虽是家庭妇女，“镇反”运动在街道也不能一笔带过，搞得相当认真，揪出过不少反革命。谁都没揪妈妈，她却自己主动交代了历史问题，当时枉开一面，只记录在放于街道的档案里。新中国成立后，凡人必有户口与档案，这是中国一大特色。
到1958年，爸爸的保留工资被拿掉了，每月只剩78元。按当时的标准也不算低，可家里有奶奶、妈妈和四个小孩儿，经济上一下子变得紧张。为贴补家用，妈妈有时出外打零工，在书局做过抄写员，在中学代过课……都是做文员，没干过体力活儿。家中虽有奶奶，但一个小脚儿老太太，四个孩子照顾不过来，妈妈只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做做临时工，主要还是当家庭妇女。可能是上海女人的缘故吧，她爱打扮，出入总穿合体的旗袍，带着翡翠镯子和耳环，或者是金项链与耳坠，时不时还化化妆。但从爸爸的工资降了之后，我发现她越来越收敛了，最多只烫烫头发，旗袍不再敢穿，首饰也锁进了箱笼。
文革开始我16岁，大妹14，弟弟10岁，最小的妹妹才8岁，一字排开，除了我和大妹半懂不懂人事儿，那两个都是孩子。
1966年9月的一天，我迈进家门，发现红卫兵已来抄过家了，家里碗儿朝天、盆儿朝地，一片狼籍。最可怖的是妈妈，昔日的大波浪变成了阴阳头，跟狗啃过一样，衣服上一道道口子渗出血迹，弓着背，浑身哆嗦……几个扎着武装带的老兵儿嘴里冲她叫着：他妈的汪涵是狗特务头子，你丫是电台台长、报务员……都他妈老实交代！一边说着，一边拿武装带往我妈妈身上招呼。妈妈估计已经吓傻了，痛觉似乎已被恐惧完全镇住，每一下鞭子落在她身上，她只轻轻哼一声，也不知道大声喊叫……
老兵儿让四个孩子站成一排，鞭子每个人也都挨了几下。可能看我们都是孩子吧，只抽了几下，最小的妹妹只撇了撇嘴，都没敢哭出声来。我没感觉特别疼。不知道是他们打累了，还是发了慈悲心，也许自己吓傻了？
几天后我才知道，爸爸已被押送到民航局隔离审查。那时，两航起义的被怀疑为特务和关押的不在少数，民航的革命派怕关押的人“自绝于人民”（自杀），就将裤腰带一律没收。失去自由，没吃没喝，人越来越瘦，原先的衣服在身上逛荡，出入上厕所都得提了着裤子……这也是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吧！后来听说，街道不但将妈妈的档案抖搂给了老兵儿，而且还揭发我家的收音机经常有叽里咕噜的鸟语，这一下我父母的特务问题更加坐实了。
我家住的是两间平房，那是一座四合院儿，好几家人合住，与邻居只有一门之隔，红木雕花门，雕花的空隙用纸糊住，隔断属于象征物件儿，邻里间几乎没有秘密可言。我爸爸英文好，从解放前就一直爱听英文的美国之音，解放后也没把这毛病改过来。当然，只能是偷偷听，把声音拧到最小。但这不隔音的门却成了祸害，还是叫邻居听见了。邻里之间，住得这么近，孩子又多，哪有不磕碰的。运动好比发泄机，平日的小矛盾导致了往死里整，而我的那些电子元器件竟然成为特务的物证，红卫兵一来抄家，抄出了天线、电子管等元器件，立刻便断定我家有电台，我爸爸成了国民党派遣到大陆的特务，我妈妈是电台台长兼发报员，罪状一下窜升为十几条，从敌特到坏分子，喊出了一长串儿，多得我没法儿记清楚。那种阵势下无理可讲，武装带决定一切。
我不明白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正立在当地犯晕，一个老兵儿把武装带在空中扬了一下，发出劈啪怪叫。紧接着，他把武装带塞到我手里：小子，老子累了，你替我打！他的手指头指着我妈妈。我仍旧立在那儿回不过神儿，明明听见了这话，脑子里却是空的。小子，你打不打？你们四个狗崽子都得打！不打，就是拒绝划清界限，连你们一块儿专政！耳边响起几个老兵儿的吼声，此起彼伏，像一枚枚炮弹轰得我的胸口轰鸣作响。恐惧使我的血液凝固了，但脑子反而有些清醒了。我明白，自己是家里的老大，三个兄弟姐妹都在看着我呢。如果我不动手，下场就和爸妈一样，连8岁的妹妹都是……我怕，真怕啊！念头在脑子里旋转，旋转得浑身发麻，手却居然能动，攥在手里的武装带没掉到地上，已经挥到了妈妈身上。颤抖的手挥出的鞭子是有些绵软，不具任何威力，可我的五脏六腑像过了电，伴随着身体在哆嗦。妈妈一声没哼，低着头，我无法看清楚她脸上的表情，不知道她疼吗？可曾感觉到儿子抽在她身上武装带的疼痛？不知什么时候，武装带被夺了过去，又传到了大妹手里……当武装带传递到小妹手里时，我的头脑突然有刹那特别清醒，视力也变得极好，我注意到8岁小妹的手还那样稚嫩，手背竟然是透明的，似乎都能看到血液在里面流淌，武装带突然又模糊的一片黑红色……我们是妈妈的骨血啊！我意识到这点的瞬间，心仿佛被炮弹炸裂了，却感觉不到疼痛，一切都变得麻木……
那代表恐惧的武装带就这么在我们四个孩子的手里传递，虽只是象征性地比划了两下，但这象征同时撕破了我们的灵魂……
老兵儿走后，妈妈在家里被专政起来，白天由街道积极分子也就是邻居们看守，晚上就没人管了。但她们严厉警告我们四个孩子和奶奶：出了什么事情，拿你们几个是问！按现在的理解，我们成了人质。为了这几个孩子和老人的生命与安全，妈妈也得老老实实、没有尊严地活下去，她没别的路走。
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绝大多数人的思想，何况我们几个孩子。天天有人在耳边吼叫，你们是“狗崽子”，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和阶级敌人划清界限，否则只有死路一条……人的本性往往是趋利避害，谎话重复千遍就成为真理。老兵、邻居、所有的革命群众都说爸爸妈妈是革命的敌人，那他们还能是好人吗？如果不是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我们能在人前抬不起头吗……破碎的灵魂似乎也在给自己找借口：雷锋叔叔说过，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打敌人几下也就打了，虽然她是妈妈……人一旦迈出悖逆的一步，就不再能够收手。
奶奶吓得不再敢管事儿，在我这个老大带领下，我们真把妈妈当敌人对待了，对她吆喝来吆喝去，就连吃饭也是我们几个先吃，剩下的再叫妈妈吃，她有时甚至只能吃白饭……我的弟弟曾跟别人说，大妹趁我不在的时候，曾经拿电线电过妈妈，这一幕我没有亲眼见，也没想证实，也可能吧？大革命中，革命先烈杀死土豪亲爹的都有，大妹那时只有14，在那种急风暴雨式的革命理念灌输下，她既然觉得妈妈是反革命特务，能不大义灭亲吗？
我是1967年11月自愿报名去内蒙古草原插队的。那时父母还没解除特嫌，爸爸还在民航局关押，妈妈还被群众专政。但形势稍缓，革命群众不需要天天来我家尽监视妈妈之责，她只需每天与五类分子一起去街道报到，干些扫街之类的粗活儿。我的“自愿”其实是假的，逃难属实。那时候，已经批判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老兵儿属于那线儿上的，他们已作鸟兽散，不少人的父母也被专政了。从那时开始，我时常在心里自责，觉得自己对不起父母，要不是自己那一堆电子元器件，父母的问题也可能不至于升级，而自己居然动手打了妈妈，打了最爱自己的亲妈，自己还算人吗？死也该死得离父母远点儿。可对北京与父母又有种难以割舍的亲情，因此，我当时曾跟大家伙儿表态：自己只打算在那儿呆一阵子，不能呆一辈子，早晚要回北京。为此，我还遭到了批评，说我没有跟工农兵结合一辈子的真诚意愿……
1970年，爸爸被排除了特务嫌疑，街道对妈妈的专政也不了了之。当年7月份，民航局决定一批干部下放到郊区，将两航起义的都赶出民航，分散到农村。对爸爸的处理是去平谷郊区，由当地安置。爸爸带着高龄的奶奶、妈妈和身边的两个孩子来到平谷，当时我的大妹也去山西插队了。他们举目无亲，仅由当地出了几个安置费，盖了三间简陋无比的房子，就算安身立命了。
父母在平谷安家后的1972年，我曾去探亲，家里景象凄惨，一贫如洗。过去，家里的家具都是公家的，这一扫地出门，连家具也统统扫回公家那儿，只见两副摇晃的铺板勉强当做床用，板凳、桌子都是用砖头搭的，衣服也用几块旧布盖着，箱子都没一个。
远离父母，经历了些人世沧桑，也由于年龄大了几岁，离家的这几年，除了跟牲口和牧民打交道，革命渐行渐远，特别是感受到蒙古族牧民的纯朴、待人的热情与真挚，有时就常想起儿时父母对自己的宠爱、甚至溺爱，心里常有不安与内疚搅动……这次，回到家徒四壁的家里，见奶奶几乎已经走不动路，瘦得只剩皮包着骨头，父母也明显比过去老了许多，额头上都添了不少白发，特别是妈妈，原先说话的声音底气挺足，比较爱叨唠，这会儿几乎不怎么说话，就是开口，声音也是颤巍巍的，眼神中满含惊慌失措。可她一句埋怨孩子的话都没有，只要打量我，眼神中就充满关爱，仿佛饱含在她眼里的恐惧都暂时被慈爱挤走了。这就是母爱！母爱让我的心一阵阵揪得生疼……
迈进家门后，我立刻给在山西插队的大妹写了一封信，那是我头一回和她联系，我问她那里有没有木头卖，如果有，想法子运回一些。大妹很快回信，说她已经买了一些木料，但运木料算投机倒把，她求人给打成了几个包装箱，通过慢件运回来了。东西运到后，我蹬着平板三轮儿从永定门火车站把它们运到平谷家中，又花了十天的工夫做了一个桌子，几个凳子，把剩下的木头都打成箱子。箱子除了给奶奶、父母留下两个，他们叫给兄弟姐妹一人一份儿。父母连声夸我和大妹能干，说已经指得上我俩了。可怜天下父母心，那些不堪的往事从来不见他们提起，更没有一句责备我们的话，都这种处境了，还惦记着我们这些不孝的儿女！
运动结束了，当初根本就没有书面文件判定父母是何种“牛鬼蛇神”，也就无从宣布给他们正式平反。当初，从我家抄走了个1000多块的存折，先退还了；后来，又根据当初抄家登记的所谓清单，退赔了1000多块钱。多年不再唠叨的妈妈又恢复了唠叨的本性，我回家探亲时，她曾反复对我絮叨：抄走的何止清单上的东西啊，光金项链和金条等就有好几百克，更何况那些上好的翡翠，只赔了这么一点点钱……我爸爸劝她说，活着就是你的万幸，知足吧！
父亲有个两航起义的同事，是正驾驶员，原先的工资每月1000多元，再加上出勤公里费，收入颇丰，后来虽然减了保留工资，生活还是比普通人优裕许多。运动中他当然要被隔离审查了，由于属于重点人物，24小时双岗监视，一直不让回家。当时他已50多岁，妻子的岁数也差不多。在他关押期间妻子患了不治之症，直到去世送去火化，都不叫他回家看上一眼，也不告诉他任何妻子的消息。他的一儿一女都在外地，回来处理后事时，女儿拿了几件衣服掉头走了，什么也没对邻居说；儿子回来，找了辆车，把家里所有的东西全部运走。两人都不过问父亲的情况，似乎是争相与他划清界限。特嫌排除后，也不敢让他回家，怕他有个好歹，只能慢慢做工作，让他接受眼前的事实。总不能瞒一辈子，他终于回家了，看到空荡荡的屋子，想到含恨而死的发妻，杳无音讯的儿女……没多久，便抑郁而死，找他爱妻去了。
这就是我爸爸说活着该知足的潜台词。
回家探亲的我仍旧是妈妈最疼爱的孩子，一直到离开这个世界，爱叨唠的妈妈从未提过当年孩子们打她的事儿。
几十年过去了，我已步入老年，奶奶先走了，父母也相继去世。在送走妈妈的那天，我心里异常难受，那一堆炮弹仿佛又向我袭来，一瞬间又穿透了我的心：我曾经打过妈妈，还虐待过她……而我是家里的老大，尽管出于被迫与无奈，可我却带头做了种种令人齿冷的事情……我几乎没脸向别人诉说，中国人最讲孝道，似我这样的忤逆，历代以来恐怕都不会出几个。这些事情一想心里就坠着大山，沉重到不愿去回忆。不是想要遗忘，而是怕触动灵魂深处的伤口，让灵魂疼痛无比，疼痛到想找个地洞钻进去打滚儿。其实，它始终像梦魇似的压迫着我，直到走到生命的尽头，都无法解脱了。我不知道别人能不能理解我，能不能原谅我，我始终无法原谅自己……
撕开伤口的时候，我想起了一则故事：一个儿子杀了他的妈妈，把妈妈的心挖了出来，当他攥着这颗心往前走时，不小心摔了一个跟头，妈妈的心掉到了地上，那颗滚落到地上的心忽然说话了：孩子，你摔疼了吗？这则故事过于残酷与恐怖，可它真实地描述了全天下母亲的心：只有妈妈能无条件地原谅自己悖逆的儿子。
目睹杀人与自杀
李义是我文革前认识的朋友，比我大两岁，文革时上初三。他从小在军队大院儿长大，出身革命军人，父亲是老革命。名如其人，李义为人仗义，特别崇拜《水浒》中的梁山好汉。我俩一直是不错的朋友，常在一起玩儿，但我们不在同一所学校，对彼此的家庭情况并不特别了解。
到了红八月，李义俨然已是他们那拨老兵儿中大哥大级的人物，臂上戴着黑字红袖章，腰间扎着武装带，前后簇拥着一帮穿旧军装的少男少女，跑到社会上经风雨、见世面，到处去大辩论、抄家、破“四旧”。他虽隐约知道我出身不咋地，在我面前也逐渐开始摆谱，处处透出掩不住的优越感，可还是继续罩着我，有这样的活动也不忘通知我。那时，我们家已经被抄，父母都被打成特务，我没敢告诉他。就这么瞒着，甘心做他的红外围，努力跟着他干革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做文章，是不是就要人的命呢？十六岁的我不是一个有独立主见的人，头脑中历来被灌输的又是革命与阶级斗争理念，这一次，一切犹如急风暴雨，由不得我去思索，更来不及分辨是非，我只能紧跟革命形势。既然李义他们是革命的弄潮儿，打砸抢属于革命行动，我就得紧赶紧努力，证明自己是要革命的，能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避免被革命大浪淘沙，不成为众人踩万人踏的沙子。
别说我这样的，就是工人阶级出身，都没有铁券证书保证。我们班有个工人子弟，有一天翻着毛主席语录说；这书红皮儿白瓤。说的不过是事实，没有任何引申含义，却被体会出引申含义的老兵儿揪了出来，用皮带抽，抽得直流哈喇子……所以我得紧跟李义。
那天，我们一拨人来到一户人家，家里只有三口人，一对中年夫妇，样子像知识分子，都戴眼镜，孩子是个女儿，模样清秀，身材高挑，约有17、18岁，大概是高中生或刚毕业。当时抄家，除了学校掌握的情况，就是街道把住户的档案有意抖搂出来，比如抄我们家和这家都跟街道有关系。根据街道提供的情报，这家的男人解放后虽是高级知识分子，但解放前当过反动国民党政府的伪参议员，属于历史反革命，当然在被抄之列。
让三口人低头老老实实立着，抄家开始了。一个极为普通的家庭，并没见任何值钱的东西。一通翻箱倒柜，有人从床底下搜出了一台收音机，仔细一看，还真跟普通收音机不一样，一般收音机是长方形，这台则是正方形、铁壳儿，底下多出一块。翻过来，便看到一个标签，上面标明是四几年的产品，说明是解放前生产。大家立刻高度警觉与兴奋起来：若是普通收音机，为什么要藏在床底下？为什么和普通收音机的模样不一样？这不分明是电台吗？
李义知道我懂电器，立刻冲我招手，我赶紧过来，他指着那台东西说，你给看看！我检查了一下，一般收音机都是交流电的，离不开有电源的插座。这东西虽与普通收音机结构有异，不过是个直流电子管收音机，底下多出的一块是个装干电池的盒子，不需插座就能听广播，方便携带外出，属于国民党军用收音机。我估计这就是把它藏起来的原因了，国民党军用的，犯了大忌讳。可在上天入地、火眼金睛们的搜索下，哪里有安全的藏处！反革命一旦有了安全，革命者就不安全了，这就是革命的逻辑。
这时，我耳边响起了李义的询问声：是电台吗？我小声对他说：不是电台。李义伸直了腰，眉头拧紧：谁说不是电台，就是电台！
电台，电台……像一堆吃粮食的蝗虫嗡嗡叫着，在我耳边轰响。他们抄起了武装带，开始抽打那个中年男子，逼他承认他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那台收音机是电台。此时，蝗虫们啃嚼的不是大田里的庄稼，是一个活生生人的肉体。中年男子倒在了地上，皮带与皮带扣漫天飞舞，耳畔是那男人撕心裂肺的嚎叫……我分辨不清是否听到了中年女人和少女的叫声，我又一次吓傻了，如同我家被抄的时候一样。在男子的喊叫中，六七个人上去压住他，两个人手持一枚大钉子，硬生生往他的胸腔里摁。没有伤到要害处，男子继续嚎叫，又有六枚钉子扎进了男子的胸膛，叫声越变越小，终于停止……
一堆人又拥上去，打那个中年女人，嘴里叫骂着“狗特务”之类的话，不再审了，案情已经确定，就剩下泄愤与打反革命的快感。除了用武装带，还有手持自来水管的，有的乱抽，有的胡戳，女人在地下乱滚，伴随着愈变愈弱的嘶叫……终于，有个人用大皮靴在女人的脑袋上狠狠踢了一脚，女人不再动弹，一丝声气也没有了。有人吼了一声：你他妈的装死！不久，便有人端过一盆凉水，冲躺在地上的女人泼去。这都是从电影里学来的，当年国民党抓到了共产党，据说就是如此对待。如今革命后代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呢。女人仍旧一动不动，有人过去摸了下脉搏，说了声：死了！当时，打死人忌讳把手伸到鼻子部位，怕万一人醒过来，垂死挣扎，咬上一口。
两个大人就这么在我眼前打死了。大家横七竖八站着，嘴角带着残忍的微笑，仿佛有个无形无影的指挥，大家突然同时挺起胸膛，同时振臂高呼：顽抗到底，死路一条！敌人不投降，就让他（她）灭亡……我的手也跟着举了起来，不易觉察地慢了半拍、手臂微微颤抖。
只剩那个少女，这回要冲她去了。刚才，有几个人正按着她，此时，大家齐声高喊口号，谁的胳膊也不甘落后，一起举手的间隙，那少女得以挣脱了。只见她从院子的一头儿斜刺刺往另一边儿跑去，侧着身体，一头便撞到墙上。只听“砰”的一声，头皮似乎从中间撞裂，一边的辫子耷拉下来……我的呼吸刹那间仿佛停止，一家三口就这么惨死在了我眼前，多清丽的一个少女啊，就这么自戕了！当又能呼吸的时候，我突然感到万幸，我家里也几乎是这种情况，要是当初来抄家的是我的哥们儿李义他们……我不敢再想下去了。我可没有少女的这般刚烈！ 想要一头撞死，得有多大的决心和毅力啊，似我这种俗人决计办不到！
鲜红的血仍旧在我眼前飞溅，像红色的喷泉，把眼前的一切都染红了，呛得我喘不过气，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我也是一只蝗虫，一只翅膀折断了的蝗虫，只配抖缩着折断的翅膀，趴在大田埂上观望，没有资格露出利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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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6-29 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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