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20世纪

老木匠

-----向景云自传  http://www.mjlsh.net/book.aspx?cid=2&tid=111&pid=879

目录
序－－刘德伟
第一章：记忆的开始是被鹅咬了
第二章：1941年回到战争中的中国
第三章：一个沉重的决定
第四章：1949年革命，最好和最坏的时代，当共产党执政以后，我们在共产党早期的生活
第五章：十年的改革，永远安居昆明了
第六章：一切都好，结果也好

序－－刘德伟

亲爱的朋友们：

下面是向景云博士的六章自传。

向景云在1993年84岁体弱多病中，接受了加拿大麦吉尔MoGill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乐瑞布松的要求，写出来为该系学生们了解20世纪多变的中国。1909—1993年从他出生到逝世几乎这一整个世纪，从君主封建到社会主义所经历的种种变迁，在一个知识分子一生的经历中表现出来，作为学生们了解中国的参考书，他没有照年龄的成长一步步的写，因为生病，他只是一时感到对某一个时期有兴趣而动笔的，所以他从童年一下跳到接近中年，甩掉了小学、中学、大学、研究院求学时代的经历，而写出他学成（获得土地利用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回国来为抗日战争中的祖国人民做一些贡献。 而在国民党的伪民主共和的贪污腐化中走入共产主义掌握政权的初期的大混乱中，不受信用、怀才不遇，乱糟践踏、学非所用。

一直到84岁生命的终了，他仍坚忍不拔地在80年代改革开放中，当国家一步步走上稳定，提高人民文化素质，发展经济中，与晏阳初（一位中国农业社会改革者）所主办的国际农业复兴学院，在扶贫事业中给了云南四个贫困县：广南、福贡、澄江，镇雄打定了一些扶贫基础。

他只是在临终的前一天（1993年6月11日）听说当年要成立昆交会，而且年年八月要开一次昆交会，他有气无力地说：“我们昆明丹佛姊妹城市的这种关系费了两年的努力已经成立了，就可以昆交会这一组织来请丹佛市人民所组织的委员会和我们省或市政府邀请丹佛市有影响的富商和企业家来参加，我们的昆交会为他们设一个很漂亮的柜台，在工农物资的交易上发展我们的双方经济，这原本就是我们兴办姊妹城市关系的目的，也可使我在土地利用经济学的专业上对我自己选择的政府和我亲切的国民完成一点贡献。”那天深夜三点也就是第二日凌晨三点，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1993年我到了丹佛市寻找该委员会主席易.约翰（John），他原来是一位大学教授，当时已年高七十多岁，身弱多病，很不来委员会工作，现在景云已经过世12年，昆交会年年都开一次，我们昆明市的经济还是需要发展，姊妹城市的关系既然还存在就应该使它发挥一点作用，我还活着，我还要加一把劲，把这件事办成功，以使景云没白活这一生。

刘德伟
2005年8月        

老木匠

第一章 记忆的开始是被鹅咬了

那是在我父亲的故乡湖北广济县一个河边的土地上，我的大哥和我互相追逐着，同时拾起蚌壳。我的外祖母蹲在一个桥底下，眼睛望着远方，似乎在想什么事情。因为家里出了一件事，所以祖母才把我们俩人带出来玩。在另一块伸出的沙滩上，有三只白鹅，它们又大又美丽，它们在那晒太阳，并未感觉到我们的存在，但是我们彼此的追逐越来越疯狂，我们侵犯了三只鹅的领土，我们奔跑，河沙四处乱溅，有一只鹅就被侵犯了，它站起来大声叫，我们从来没见过鹅，更没想到它们是有害的，在一次玩的疯狂之中，我抓了一把沙向它们扔去，即刻我就被一群鹅围攻，那只带头鹅伏下头和颈，然后半展开翅膀，向我冲来，它生气地叫着冲到我的面前，我害怕了，赶快跑，但已来不及了，它已经用嘴朝我的屁股咬了一口，我跑到外婆面前求救，外婆说：“可怜的孩子，你的屁股上有一块又紫又蓝的伤。”我的头上也有伤痕，那时是1912年，我才三岁，中华民国成立，我当时就算是民国的一个公民，当我生下来时，是清朝最后一个皇帝宣统的一个顺民，就是1909年8月24日（即宣统元年），三年后这个皇帝被推翻了，皇帝没有了，我哥哥头上的辫子被剪了，那条辫子是封建主义的记号。

我的祖母告诉我说，我从来没有留过辫子，我感到骄傲，我自己是合符时代的人，我长大了后，我常逗我的哥哥说他是死亡朝代的遗少，事实上是清朝的崩溃救了我，我没有留辫子，我的爸爸妈妈同祖母告诉我一些清朝的家里的事，那时女人是不许去了解国家大事的，对我来讲，那个时代的一些事不是很清楚。

因为这只鹅咬了我一口，也把我的祖母从她的想象中拉回现实，一手抱一个孩子说：“好孩子们，我把你们带到这里来玩，是因为你的父母在互相生气，因为你的爸爸要讨一个小老婆，成为你们的小妈妈，你们最好是回家去，跪在他面前，求他不要讨小老婆，他不答应，就不站起来。”我哥哥说：“奶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妈妈，为什么爸爸还要讨一个妈妈？”外祖母长叹一口气说：“你的妈妈和我都是北方人，你的爸爸在北方天津与你妈妈结婚，他就带着我们去了吉林，吉林就是东北的一个省份，你就在那生的，今年我们回到广济，我们不懂一句南方语言，他们也不懂我们的语言，因此你爸爸的一家人不喜欢我们，他们要你的父亲再讨一个小老婆而且回到城市工作养活一家人。

当我与哥哥回到家时，我们发现妈妈无声地流着眼泪坐在床上，我爸爸在前面房间里，脸向着墙壁睡在床上，我与哥哥在他的床前跪下，说了外婆要我们说的话，我父亲没有回答，我们就重复说了几次我们要说的话，就偷偷溜走了，但是我们的行为有效了，就在那天晚上，我的祖父跟父亲的二弟来了，他们光着脚，裤腿卷在膝盖上，两条腿都是黄泥。我妈妈打了水给他们洗脚，给他们倒了茶。他们在前面的房间里谈了许久的话才离开，第二天早上，我爸爸就答应不讨小老婆了，我想我的外婆真聪明。

我父亲来自于农民的一个家族，他们这一家人是这个家族的一部分，他们的田地是在山区，叫做东重山（或东平山）这座山在湖北省广济县里，广济县与另外两个县叫刘春与黄岗的，相接在一起，成了一个三角地。县与县之间有一条河，过河要乘小船，要付钱的，从另一个县回来要付双倍的钱。因此县与县之间就有隔阂。

我的父亲是在五个孩子中最大的，被送到一个教孔子思想的私塾老师那里去读书，抱着一个希望，将来可以在皇帝的朝庭的考试中得一个官位，这就是当时唯一的一条路，是可以往上爬的社会的梯子，这样做不仅仅给祖宗带来光荣，也提高家庭地位，但我的父亲只考过了县一级考试，只能做一个秀才，后来科举制度废除了，因为清朝的制度被废除了，国家变得现代化了，家里的希望也落空了，但因我父亲的一生还是因为得了这个秀才，有点文化，他在他的那个城市里找到生活，中国封建社会层次是从有文化的士开始，农民、工人、手工业者就组成了第三层，商人是最低的，被人看不起的，文化和官僚中间的那条分界线不明显，根据儒家的理论，一个有资格的学者自然的就成为一个官，我的父亲参加了军队，因为军队中有文化的人很少，所以在军队中有点文化很容易升官，所以在十九世纪末期，我的父亲虽然没有军事方面的训练，他还是参加了军队，他离开了家乡，到了河北省天津，在那里与我的母亲结婚并住在我母亲的家里。在封建时代，汉族有一个封建习惯就是用兵来开垦没有用过的土地，而且种粮食给皇帝的军队，小站是一个驻防地，离天津有七十里路，这块地就生产了最好的谷子，一直到今天这个地方仍是有名的粮食出产地，有一条河从天津到北京名字叫“运粮河”，是为皇帝的朝庭运粮的，而小站就是供给军人粮食的地方，我妈妈的爸爸在军队是个小小的官，我妈妈结婚后他就死了，但他的妻子还在，两个儿子、两个女儿都年轻，我的父亲是从南方去的孤独的一个人，很自然地在这场婚姻里入赘到这个家庭中。

从过去走来

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我父亲的军队就被派去保卫一个高级武官吴禄山到吉林省，跟高丽搞清楚在吉林边界的纠纷，在那时，高丽被日本所侵略，战争就在中国与高丽的土地上，到中国东北去旅行，我的祖母对我说是很艰苦的，这个旅途从山海关开始或者说从山与海之间的一条路上开始，那也就是万里长城东边的最未了的地方与黄河相接，事实上这条路是长城的一个关口，而且在门上挂着横幅“天下第一关”，那就是去东北省的关口，即吉林、辽宁、黑龙江，辽宁当时的名字是奉天。

在古老的时候，长城就等于是文明和野蛮之间的分界线，满洲是人口稀少的前线，它的名字叫东路，多年来农民的家庭几千几万人，因为天灾人祸就坐着独轮车转移到东边这条路来，特别是山东省的人。移民在田里工作用尽了所有的力量就成了地主并且管着别人，有的人没有那么成功就成了低等的人，成了土匪,叫“红胡子”，妈妈们就吓小孩子“红胡子来了”。在夏天的时候，包谷长得很高，在风中摇摆，他们叫“绿帘子”，红胡子就躲在“绿帘子”里，路上如果忽然起尘土就知道是有车子、马队或人群来了，他们就跑出来抢这些人，完了又躲到“绿帘子”里去，因此在夏天很少有人敢旅行除非有很多人保卫着才敢走。

吴禄山是一个到前线的将领，有一大群军队保护，兵是步行，官与家属都坐在有两个大轮子的马车里。

我的外婆讲的我能够记得的，都是些小故事，东北的前线要走一个多月的时间，经过野蛮的地方，才能到长春，那时同现在长春都是吉林省的都会，是挨近我国的。没有轿夫走过这么远的路，这些轿夫只是在城里抬着轿子从这里走到那里。这些路留下了农村车走过的深深的两条印迹，比轿子的印迹宽得多，在路上走的时候，车轮会掉进一边的车印里，坐在车中的人的头就会碰到车顶的梁，梁上就挂上棉被，这样车的三面就有棉被挡着，就像冬天的帽子，保护车里的人，车门上也有门帘，坐在里面的人看外面只能从门帘缝隙看，他们的手要抓住车子，这一天下来，坐车的人一身骨头都散了。

当时在满洲没有旅馆的，当深夜来临的时候就要赶快找一个地主的家去住，地主的家是用土泥做的墙，有个很大的屋子在里面，还有两排佃农的房子挨近大门在他们的前面。所有住在国家边界的人，即满洲的农民都因好客与慷慨出名，这些旅行的人常常可以在路上找到一个地方休息，过夜。这些农民还招待他们一顿饭，而且让他们睡在炕的暖和的那一边，炕是在房间外有一个口，他们把草放进去烧，炕就暖和了，因为与这一队人走的人都是朝庭派来的人，他们受到很好的待遇，农民甚至杀猪来款待，有酒和泡菜，还喝一种冷酸的果汁，这些东西很好吃，吃了一快后又想吃第二块，饭后很舒服地伸直了躺在炕上。多少年以后有个受过这种款待的人，告诉我这等于是皇家的酒席。

这个旅行有时是很幸运的，有时很倒霉，走了一天也看不到住的地方，到了晚上只有把车子围成一个圈，在车子里的人冷得发抖，保卫的士兵只好围着车站着，在黑夜里听着狼叫。有的路凹下去到一个人的肩膀那么深，对面就看不见车子来了，这样的情况有时很多，赶车的人就把鞭子重重地甩着，发出一种很可怕的声音，使对方的车子停住，让他们先过去，有的时候甩鞭子的方法并不客气，大家都要抢先，马也跳得厉害，车子也弯弯曲曲地走，赶车的人就想先到，坐在车内的人骨头都散了。我的外婆说我们一家去满洲选择了不下雨的时间，但是成天都有打雷的声音。

长春我出生的地方

长春的春天很长，因此叫长春，但是东北三省的冬天是严峻的，在长春有三件特别的事情：窗户纸糊在外、大姑娘叼杆水烟袋、生了孩子吊房盖。在冬天的晚上，当雪花飞到有油的窗户纸上的时候，就会滑下去，不会把纸弄湿，也不会让房子很黑，这就显示了他们的聪明。烟杆很长，用烟杆戳挂在天花板下的篮子，这样就不用唱催眠曲了。在东北还有三宝：人参、鹿茸、乌拉草，头两个是滋补的，后一个是塞在鞋子里能很有效地保暖。

我是1909年8月25日生于长春，但我没有睡在篮子里（因为我们是华中的人），我是和一只老的很忠心的狗养的两只小狗一块长大的，老狗的名字叫老黄，三条狗是我们在危险的路上带来的，我妈妈说，她的奶很多，多余的奶就给两条小狗吃，我也是一个胖娃娃，狗跟人一样的在东北不多，我们的狗是看羊狗，它们能守夜，我们的房子跟军队住的地方很近，在山脚下，当地人一眼就看见我们的房子。在夜色来临的时候可以看到狼发光的眼睛在我们后面的树林里面，当狗在追击狼时就远远近近地听到吼叫声。狼是吃肉的动物，它们常常在路上把小牛吃了。十四年后我们这一家已经回来中原，我的父亲偶然有个机会回到长春的老屋子里，那两只小狗死了，老黄还活着，它听到我爸爸的声音，这只忠实的老狗尽量从昏迷中站起来，它的脚很软了，眼里布满眼屎，毛也掉了，它摇着尾巴跟在我父亲的后面摇摇晃晃地走着。一直到现在我还惊奇地记着它，爱慕它。

这些狗曾经是我和哥哥的玩友，它们和一只小熊组成了我们亲如兄弟的小社会。这只熊是从山上的树林里带回来的，在家里养大的，它的行动很像我们男孩子，我们叫它“小三”，就把它当成我的小弟弟，我们平常就玩摔跤，是我们平时爱玩的一种玩法，但“小三”不能永远做我们的对手，那时我两岁，我的哥哥比我大两岁，“小三”比我们小，但不久这个小东西就变成一个毛绒绒的摔跤运动员，它参加了成人的群伙，而成为一个有名的冠军，这件事成了它喜欢干的事，它沉迷在这件事上，它记得每个被它打败的人，当那人来时它就跑出来，把他摔在地上，搓搓它的手，像人得胜的样子，它慢慢成了一个危险的东西，于是把它的牙齿锯掉，防止它咬人的脖子。

杀了它或吃了它是太残忍了，想都不敢想，把它送到自然界，又会使它被别的动物吃掉。

最后“小三”的命运怎么样了，对我们小孩来说一直到今天也猜不出来，总之，它不见了。

孤独寂寞、没有同龄的小孩一起玩，这样的情况使我们的童年生活有些苦闷，我的大哥一直到四岁以前都不能顺溜地说话，他说起话来像呀呀学语的小孩，所以他不会说姥姥，那是北方说的祖母，他把他的舌头转来转去说“奶奶”，奶奶是父亲的母亲，但是他没本事说姥姥，所以我们的外婆成了家中最重要最权威的老人，一直到现在所有家中的孩子都叫她奶奶，都快活地敬爱地喊她奶奶。

我妈妈生了九个孩子，但是只养活了七个，我的外祖母帮助这个家庭养活了头四个孩子，1919年我十岁她又到我舅舅家。后来她跟我父母去了东北的前线，又回到我父亲的家乡湖北广济县。因为天气忽然变化从最冷的北方到最热的南方的夏天，我头上长了疱，我不能睡下去，我的外祖母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晚上抱着我蹲在她的床上，不断地把中国传统的治疱的药给我搽。白天她要做家务劳动，她用被子、枕头堆在我身后让我直坐起来，她就在屋里忙来忙去做家务。她穿没有袖的内衣，内衣是蓝色的很粗的夏布，这就是她夏天的衣服，出了汗一下就干了，但是，汗湿透了衣服，贴在她肥胖的身上，变成黑色，很快变白，因为汗里的盐使衣服变白，我就说：“奶奶您的背像天上的云，一会是黑的，一会是白的，一会又是篮的，真是有趣。”奶奶说：“别淘气，一会我就跟你一起玩。”她说这话时还忙着做事。这个时光好像热肠苦闷但又非常快乐，是我儿童时代很快乐的时候。她用她有老人斑的手臂抱着我，我的头就不痛了，这时她就讲故事给我听。讲去东北及回来的路上的故事。

我的奶奶妈妈都是文盲，她们一天到晚做家务、领孩子，一点都不关心我父亲做些什么，她们是严格遵守男女之间的分别，女人只管家务事，男人才管外面的事。女人不见客人，除非是我父亲很亲近的朋友或亲戚，妈妈才和他们见面，我常常觉得很好笑，父亲不在家时，有人敲门，我奶奶会说：“谁呀？没人在家，等会再来。”我们家是个夫权的家庭，我也不知道父亲成天做些什么，只知道他在军队工作，后来我们搬到大一些的房子里去住，衣服也穿得好一些了，我就猜想：我父亲一定升了官，我十岁以后，我才有一点知道我父亲在做什么。

童年的苏醒

1918年冬天的一个早上，我去上学，那时很早，街上没有什么人，我逆着风走，我的大衣的领子竖起来，我听见有个声音喊我：“嗨，小洋学生，过来，到这来。”我回头一看，看见一群工人在路旁，他们正在剪一些金字，剪出以后，不知道怎么排这些字，我看出来这些字是要挂在彩色的弯弯的条幅上，那几个字是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祝语。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送了一小队工人去帮忙，那些工人叫我帮忙排好那些字，那六个字的意思是“真理战胜权力”，这就是直接反对帝国主义的逻辑，即反对“有权就是对的”，我把这六个字排好，正准备走，有一个人说：“你大大地帮助了我们，我们不能读和看，你是我们的小洋老师，我们不认识字，不能读书，你到小洋学校去读书，你长大就可以打洋鬼子。”

我不太明白他说的话，我很高兴我能认识这些词汇，受到他们的称赞，他们都不能够识字，所以他们叫自己是睁眼瞎，我觉得奇怪，他们六七个人，是很强壮的成年人，为什么他们都没上过学，假如我把这几个字排得不对，那又会出什么事，那才好笑呢，不，不是好笑，是很可怕，一路上走着心里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这个人说话时，一再说到“洋”字，使我感到很自傲，这个“洋”字在中文里是海洋的意思，在他的话中这个洋字就指出一个很大的海洋，海的那一边是洋国，当时洋的东西都认为好，对大人、对小孩都是这样认为，水火油叫洋油，这些乡下人都用这个洋油点灯，就不用桐油了，他们叫用这种洋油的灯叫洋灯。许多年后，有一个外国公司的一个雇员，他写了一本书名字叫《油对中国的意义》，他仔细地描写外国的油在中国内地的用法，一堆堆的香烟放在推车里，一包包的，有的是整个的，有的已经打开，推车的前面有一群人又吼又叫外国牌子的香烟就在本地变成了中文名字。英国或美国的雪茄烟公司把烟介绍到中国来，河南、山东、安徽的农民就和他们订合同，种这种烟草。救世军在街上穿着制服唱圣诗，有一个军乐队跟着，同时散发中文传单，救世军里有一些西方人也有一些中国办，在冬天就给穷人一些救济的东西，表示既救济他们的身体又救济他们的灵魂。

老木匠

第二章 1941年回到战争中的中国

时光飞逝，1941年我从一个幼儿已经走过20多年的日月，到了一个中年人的初期了。中国从封建君主走到了孙中山先生的民主共和，又碰上袁世凯三个月的君主制的恢复，接着各省军人起义，国家成了一个军阀割据的时代，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各省用自己的货币，各照各省自己的军力定立制度办事，我就在一个有了一点最低的秀才文化、加入了军阀分地掌权的父亲教育下，读完了小学和部分中学。1926年蒋介石率兵北伐统一了中国，给这块土地变成了一党专政，虽然戴上了民主共和的帽子，政治上贪污腐化、民不聊生，我在这个混乱中完成了中学教育，入天津南开大学预科，又考取了清华大学，专业是经济，然后又由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研究院接收，钻研农学院的土地利用经济学，获博士学位，在洛克菲勒基金在纽约的太平洋学会做了二年研究工作。当时中国zhonggong合作共同抗日，我们青年人一心想的是在美国学了专业回国救国，我三十岁结婚了，我妻子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服务行政学院拿了硕士学位，我们思想一致回国参加抗日救国。

从1937年中国就开始了抗日战争，北方的大学都迁移到西边，因为我们的国民军队是往西方退的，在军队的退缩下，一大群高级知识分子就退到四川省、云南省。物价高涨，生活非常困难，我们两家（向家和刘家）都迁移到四川了，我们彼此都很挂念两家的情况。

在两个可能的决定中衡量

我当时得了一个奖学金，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给我的，拿了奖学金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秘书处工作，是个研究员，有一个人叫冀朝鼎在太平洋关系所认识了我，同时介绍我去纽约的国际商业合作组织做副经理，他是我清华大学同学高我十年，而且是个美国很出名的共产党员，他的一本书名叫《中国历史上开户中国经济区域的一把钥匙》，这本书用马克思的观点写的，他那时刚刚去中国出差回到美国，他有一个职务写一本中国战争时期的经济。当他见到我时，他好像很喜欢我，他就劝我去跟国际商业合作社做副经理，那时我想与他讨论博士论文，但他不与我讨论，而谈做副经理的事，他领我去看总经理，是个中年人，秃了顶，很骄傲，把他的脚架起来放在桌上，我一看见他就不喜欢他。
   
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他使我明白了合作社是一个管中国资源的支部，他的作用是帮中国到美国买军火，这人工作是一个大大的肥缺，买军火是一个不可想象的能大发财的职务。

但是我不接受，为军阀中的军阀蒋介石买武器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我就回到芝加哥看我的爱人刘德伟，我们俩人商量回中国参加抗日战争还是接受威斯康森的聘书去教书。最后我决定“当我国公务员都穿着草鞋，流着血、流着汗，我们不可能离开他们而去享受很舒适的生活”。洛克菲勒基金会也延长了我的奖学金，因为在太平洋即将要开始的战争，刺激了我要赶快回中国，到在昆明办的南开大学去教经济研究。经济研究这个工作也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所办的，假设我到昆明做这个工作等于还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成员。

那些日子人人都知道的一件事是：大学教授们下课后，铺条毯子在人行道上，卖一点家中零碎的东西补贴家用，这是因为物价朝天高涨，他们都是一些诚实的不取战争时代暴利的人们。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诚实人总是受罪的，我在重庆一家九口人都要吃饭，德伟一家也在重庆，所以我们还是决定回重庆，那就是说我们将为蒋介石的政府工作，蒋介石的政府是所有中国知识分子所厌恶的。我们很想去延安那个自由的区域，但是我们心理上没有准备好，我们所知道的GCD除了他们是诚实的、为人民的，其他的情况都不知道。重庆是一个官僚主义，有一些官僚，还有一些趁火打劫的商人，所以在重庆与延安之间我们挑选一个，让我们左右为难。

这是命运的指导，冀朝鼎又从纽约打电话来说：他要去香港做中国平准基金委员会的主任秘书，委员会是中、美、英三个政府联合主办的，来稳定战时中国的金融，这个会的头叫做陈光普，美国人叫他K.P陈，陈光普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董事会的主席，是私人企业，现在同时又是中国国家资源委员会的主席。冀朝鼎要我在香港与他们联系起来，我马上接受了这个工作，因为我想冀朝鼎无疑地至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因为他是美国共产党的成员，而K.P陈是一个国家的大资本家，正在帮助战时的中国，至少这个人是站在进步的那一边的。加之K.P陈的才能与忠诚的品德是众所周知的。

我想我是跟中国政府进步自由主义的那一些人站在一起了，而不是与蒋介石的那些封建的军阀主义的忠心在一起，我当时是一个很天真的青年人，对事实的情况没什么知识，但对国家又是完全地忠心，我甚至于幻想到抗日战争会慢慢进步到一个田地，中国人民民主力量能够发展，打败保守主义，中国的将来是很光明的。
                           
腐化和威胁

“向主任，张主任请你到南岸吃中午饭，汽车在门口等着你”当上面这个邀请来到时，我正沉溺于我们工作中，我抬起头，看见两个穿便衣的兵，每个人有一把毛瑟枪，挂在他们夹克衣里面的肩上，他们一人站在我桌子的一边，手里拿着请柬，请柬是财政部的调查与核办办公室的主任来请，他们的声音里面有礼貌，还有恐吓带着骄慢，表现出我非得接受邀请去吃饭不可。

这就是在1944年春天的一个早上，在我重庆外汇管理委员会办公室里的事，那时我是第三处管理私人的和商业部门的外汇的申请。

在抗日战争的第七年，重庆的物价朝天飞涨，物价上下波动就成了罪恶的中心。官价同黑市的汇率差是一元美金可以变成二十块法币，表面上看起来是在稳定法币的价位，鼓励进口货，事实上有个方便的门开着给那些求暴利的人、投机分子和黑市的工作者。进口货非常少，我们西南大后方被日本侵略者包围和阻挡着，所以完全没有进口货，少数的一点货物偷运进来都是利用了官僚主义和那些投机商屯储居奇。这个通行的现象就叫发国难财。

老木匠

第三章 一个沉重的决定

1949年5月初的早上，我做完了办公室的工作，当时我任国民党政府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合作办的一个行政院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主任秘书，后又改任顾问，办公的地方是上海四马路，时间是共产党即将攻入上海的前夕。到中午时，我就去附近江苏路的拱廊去吃饭。在拱廊附近有许多吃饭的小店，这些小店既有卖中餐的也有卖西餐的，卖给公司职员也卖给南京路的工作人员，那是一种半个钟头吃了就走的午餐，所以在那条街做生意既要快又要好吃，价格还要便宜，一份午餐在两毛五左右，可以吃到火腿鸡蛋三明治，还可以喝一杯咖啡，两毛钱可以吃到二十个肉饺子或一碗面，在这一条街后有一些小饭厅可以吃到热饭菜，我经常到一家餐厅去吃，那就是我中午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我喜欢单独一人吃饭，那一天中午照我平常的习惯我去了那里，一进门听见一个声音在叫我“嗨！向博士，你怎么还在这里，你应该早就走了。”这个声音是王思远的，他是金城银行的代理经理，也是我的一个朋友，我就笑着说：“现在还没有，但我会走的。”尽量地表现很平常，我就选了一个座位坐下，像平常一样点了午餐，我一直不注意周围的情况和自己的处境，一直到王先生的一声把我喊得注意了，听见他这一声不合时宜的但是很友善的警告声音，作为一个国民党统治机构里的行政官员应该早就离开到台湾或香港，即刻我觉得我不属于这个地方，我抬起我的眼睛，假装用很平常的样子看了看嗡嗡发出声音的房间，看出来没人注意我，我赶快吃完午餐回到办公室时，充满了懊悔。

上海沦陷是一个眼前的事了，人民解放军已经渡过了扬子江，并且拿下了南京，大批的上海有钱人、资本家、大商人、工厂拥有者、企业家都大批跑了，大批政府高级官员和家属也跑了，只有商业、工厂、政府机关的一般职员还留下了，任何在政治上有重要性的要留下来的，就被怀疑与共产党有联系，一般老百姓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好留下。

我从美国回国的八年中我总是在蒋介石政府的外围机关工作，一只脚踏在国际机关例如联合国，来免除自己深深地掉在国民党政府之内，结果我不被国民党信用，当蒋介石封建的中心离开大陆到台港去做难民，把他的心腹都带走了，他就把他不喜欢的人丢在后面，消灭那些不信任的，在中国这就是封建时代常有的行为。

在这时我已经跟GCD地下党为上海解放工作了一段时间，同时国民党已经在寻找政府中间可疑的人，关于谋杀在监狱zhonggong产党员和群众中的共产党员可怕的故事在传播，在龙华杀这些人，龙华是上海郊区，国民党退却的时间没多少了，所以杀这些人的时候就用机关枪扫射，人民在传说黄炎培的儿子是有名的进步的教育学家也被杀了，而且是被砍得一块块的，在晚上的时候国民党一群群的坐着汽车跑到他们认为应该去台湾的人的家里，给他们一张飞机票，把他们带到飞机场，而且把他们送上将要飞的飞机。还有那些他们认为与共产党有联系的，他们冲到家里，看见他们就枪毙，连他们的家属，在那些日子里我应该很关心我的处境，但是我没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些日子，在名誉上是为国民党工作实际上是为共产党工作，我相思改变的原因，应该追溯到1948年和1948年以前。

共产党的地下工作

1948年12月8日，陈定候晚上来看我，陈是自己机关里的一个编审，也是一个很亲近的朋友，他在我妻子的机关——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工作了两年，才参加我这个机关的工作的，他要我的妻子一个民办的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总干事介绍他转到我们单位的，理由是他是一个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在我的单位工作更符合他所学的，我想这是一个很公正的原因，而接受了他，而且他与他的妻子陈先华是在我们家的客厅里结婚的，我知道他们是思想很进步的，就跟他们谈过一些政治问题，他的确是我们家的好朋友。

开头时我要他在善后救济物资保管委员会的董事会里做秘书，可以接近我，而且给我一些他个人的建议，但是他拒绝了，他说他愿意安置在离我远一点的单位，这样还可以更好地帮我工作，而不被别人注意，为这个目的，他就说做一个很平常的工作容易在这个机关里转来转去，可以得到一些消息来告诉我，我觉得这个想法不错，就把他安置在总务处，并且告诉他要注意处长，防止他贪污滥用公款。

在我一生的思想中认为，年青而进步的人的思想在经济方面都是忠诚的，习惯地我一直认为政治上是正直的经济上是清廉的，总务处处长是我一个清华的同学，他是从行总转来的，当他刚到行总的时候就被安置在经济调查处成为一个高级的调查员，他向我发誓说他已经跟国民党的军统断绝了关系，他过去的工作（做军统）是被清华的同学看不起的，他对我说这个慌言是因为他知道物资保管委员会是一个非政治的机关，跟联合国一样的，因为这个原因，他甚至说慌假造一个故事说：因为他要脱离军统，国民党把他放在一个与外界脱离关系的位置，关了一年才准他离开，才可找工作。我在政治上太天真了，就信以为真，而不知道特务工作就是假如参加一辈子都不能脱离。

总务处处长曾向我建议，要我把他的办公费用抽出一定的百分数另外存在银行里，算我个人的存折，他所说的理由就是善后物资保管委员会是个临时机构，很快就结束，为什么我们不为自己将来打算，我们想要的这一部分不过是这个机构公款中的一小点，我非常生气他敢这样大胆地与我说话，除这以外他还说美金兑换成中国钱以后就成了许多许多，每个月委员会所帮助的工程的费用是很多的，可是办公费比较起来不多，那就是说，再从办公费拿一点更不起眼，我把他这些话告诉陈定候，要陈定候监视他，我在管理委员会的工作，把工作当作我一生事业的一部分，我不愿意这样一个人来毁坏我，但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对他的压制是为我政治地位的毁灭铺路。

比我小十多岁的一个年青人，又是我的下属，陈定候经常跟我说话都非常尊敬，但是1948年12月8日晚上，他一进门我就感觉到他的态度有改变，他很匆忙地走向我，就好像是与我有平等职位的样子，有点紧张，我们就坐下来说话，他就说：“我今天来看你，不是一个下级来看一个上级，我是来做特殊的使命，我是代表一个组织来与你接触的，我想你应该知道是个什么组织。

我立刻就想到陈定候是共产党地下党叫他来的，我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时机已成熟了，就像中国人所说的水到渠成。在这天晚上以前，多少年来，在好几个情况之中，我们私人对政治上互换意见的时候，特别是内战、腐化和国民党的愚蠢行为我们两人之间越来越相近，在我们谈话中，陈给我一本毛泽东写的《新民主主义》，另外给了一本《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是伊里奇.尤力阿诺夫写的，就是列宁的笔名，毛泽东的书特别是他把中国革命分成两个阶段，我非常赞同，头一个阶级是成立一个新的民主政治，然后再进步到社会主义，这两个阶段根据毛泽东的思想是不可避免的，头一个阶段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建设经济，作为我国的基础，我想陈一定是共产党成员，但是他这一次的拜会使我肯定了这一想法。

陈定候告诉我在他现在来看我之前，他已经对我做了很透彻很仔细的观察，对我生活的各方面他都了解得很清楚，他也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地下党的领导，地下党的领导说，我不能够接近你，必需要肯定了这一切后才可以，要不然我的生命和共产党组织都很危险。他来看我是根据他对我的了解和信任，也当然是有党的批准。

在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并没有表示可否，因为我不知道，他确实要做什么。陈定候进一步说当共产党有了政权后，他需要高级知识分子来建设中国，物资保管委员会（简称BOTRA），就与许多高级知识分子有联系，在工资单上就有二万个高级知识分子，而这些人已经在动摇，地下党要陈定候劝我，用我自己的影响力与威信来稳住他们，让他们留下来不要去台湾，陈定候对我说只要我参加革命，我所做的工作过去做错了的都原谅，而且会给我重任，假设我呆在上海不平安，他们会立刻给我一封信，介绍我从水路到香港，在那里被接受，又领到河北省石家庄，那个地方共产党的临时司令部在那里，许多民主的人员已经都在那里了，我听了陈的话非常放心，以后我会详细地讲，这时我觉得很稳定，我的命运定了，我希望共产党会在新的政权下用我，恐怕共产党要我把BOTRA从联合国得的物资不要运到台湾，陈定候帮助我，我的脑子就平静了，我问他：“我该做什么？”

因为要使我的职员们在脑子里创造新印象——我不离开上海，我要在高层工作，要去董事会接洽，特别是董事会的外国人，要停止把我们的物资运到台湾，在这件事上陈定候要我唆使英、美国在董事会的人彼此吵架，要英国不同意把货物运到台湾，要美国同意。同时要保管物资的工作人员把货物清单弄得一塌糊涂，而且把物资运到的码头名称写错，所以要重新写清单很费时，就可以等待上海解放。这件事我不管，全部由陈定候来做，假设这些事硬是来到我的注意之中，我就说：“我知道了。”至于BOTRA的附属公司、工厂、拖车、货船队、供应点、仓库这些都被地下党运动了工人去保护了，假设有罢工的事闹到面前，他嘱我不要管。

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陈定候说：共产党特别要我去把孙德和博士留下来，孙德和博士是从德国回国的著名的钢铁专家，他是我在清华大学的同班，他将来对党的工业建设事业有很大的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不准他回来，把他留存德国兵工厂做总工程师，陈定候要离开时他对我说：“在地下党中只有我可以和你联系，这就叫单线联系，即使是你的妻子也不可以让她知道我们之间的事。”

陈定候的信息来的正是时候，共产党正在打败国民党的军队，而且向南边冲进，我跟我的妻子花了一些时间来想：我们将来下半生怎么过，该怎么办，这是一个极重要的决定。

关于GCD我知道得很少很少，我读过艾迪克.斯诺写的《中国的红星》1938年我在美国读了这本书，讲到共产党运动的性质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领导的农民运动，这就是共产主义的中心。这个事情符合我的思想，关于共产主义一般认为是苏维埃共产主义，三十年代苏联形式的共产党，那就是斯大林主义，莫斯科审问斯诺维，又审其他高级苏维埃领导，那是1935年，审问最后的结果使我很怀疑，是不可思议而不决，当美国纽约时报所报告的很多最高权力的领导人公开承认他们是奸臣是外国的间谍，我当时是美国威斯康森大学的学生，另外在同一家报纸上说苏联革命成功了，从一个人道主义的观点出发，我怀疑群体的杀戮是不是公道的。

当我跟我的妻子德伟商量讨论我们的将来时，我对共产主义有一些保留，但我没有说出来，是命运的决定我的预想终于证明了，三十年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人类的灾难在我们的国家显现出来了。

另一方面GCD看起来不同了，他们对穷人的同等同感，他们忠诚、廉政、坚韧在任何极其困难情况下，都愿意与穷人一同受苦，不单是这些，军官与兵之间的关系与兄弟一样，我们听起来像传奇故事，人民之间对他们这些事情都是敬慕，在知识分子中特别对他们的忠诚和廉政非常有吸引力，一直到今天为止忠诚和廉政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和无知的人之间的区别。

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很自然倾向于和共产党合作，但我也是一个国民党的公务员，我对我自己的安全有点不放心，因为我没法子说明让他们会相信我，假设我跑到他们那一边去，作为一个国民党的官员我对于我的安全有些恐惧，因为我无法知道他们会怎么对我，近一步说我真害怕他们会要我负责——联合国送来的钱和物资有些运到了台湾，董事会的人都走了，我是唯一的负责人还留在大陆，我左右为难，1949年早期BOTRA把物资和钱、工作基地转移到香港，让李卓敏管财政，中国南边还是在国民党管理之下的。

假设我是国民党内部的人，那很自然地我就该去台湾，但是1948年是个分水岭，那个时候是我决定我生命的选择，七年过去了，我从美国读书回来，在国民党政府中工作，有一次有个英国贵族这样写：“我脚前领导我的光就是经验的光。”七年的经验不快活，这个经验告诉我一党专政像国民党那样，最后分析下来，一个人带着一群特务跟班，通过特务跟班独裁者把他的意愿表现出来，国民党的影响与权威，伸张到所有国家机构中，他用无情的方法通过凶残、狡猾、压迫、想象不到的杀戮来运行，他的触角狡猾地伸张到有钱有势可以赚钱的机构的中心，表面上是说为国家的利益，事实上是为一小撮有权的人们，多部分是为他们自己。

每一个国家有秘密的特务来保护他们在国家的安全，像国民党那样用封建军阀时代的传统是最不好的一种之一，或者就可以说是最不好的，他们的作用是掌握政权那小撮人的爪牙，无论他们走到什么地方，人们看着他好像是吃肉的鹰和一群喝血的猎狗，他们所犯的罪恶是深深地埋在中国封建的一人专政里，而且它的根深深埋在地下，而很明显他们是东方残忍的典型的样式。我起初要回国的原因是想改变这一切，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有一个公平的机会去工作，生活在一个诚实的生活中，我就想这样子，但是我真正得到的是脑力的苦刑、精神压迫和灵魂的伤害。

跟大陆比起来，台湾是一个小小的岛，我们叫它小不点，国民党死硬派会集中在那个小地方，因为没有他们专权就没法管理国家，这些特务有了一些犯罪记录，他们也不得不跟着去，在大陆时，这些非人道的人已经算是很多了，台湾就会变成罪恶的深渊，那他们可随处可见，在惊吓人们。因为台湾比大陆小很多，工作的机会比大陆少一些，他们会变得非常凶恶，因为这七年来我与他们的接触够了，直接的、间接的、看见的、看不见的、明显和不明显的。幸运的是他们从来没有暗害到我，毁灭我的忠诚，陷害我的未来，他们没有成功做到这些事，他们不喜欢闻到我的名字，也没有成功毁坏我的工作，因为他们在慌慌张张地想逃跑，他们想把我迁到台湾地去完成他们的目的，可是就是叫我死，我也不去台湾，因为能够一次得到自由，只有傻瓜才会第二次把他的头伸到豺狼的口里去，因此我与国民党和国民党的特务断绝了，他们也和我断绝了，没关系了，我就可以自由地去我要去的地方，做我要做的事情，但是去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呢？

1948年对共产党来说是最好的时间，对国民党来说是最坏的时间，对我来说我是决定了与国民党切断关系，但是我不能肯定共产党需要我，所以这是骚乱的一年，是黎明前的黑暗，是每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为不知的未来而摸索的一年。国民党那时给我的工作是保管委员会的主任秘书，后来顺常务们的意思改为顾问，那只是使我吃饱的工作，并且很明显的，这个工作是不会长久的。实际上我会很快地就会被国民党遗弃而失业。在共产党没得到政权以前他应许说他能够供给五百亿人吃饭的大锅，大锅是旧社会的人非常注意的得到的工作，每个月的工资就是基本生活的依靠，我经常吹牛说“我一但没有工作我在三个月之内就可找到一个工作，因为我有学历能够工作，我能找到一个工作，一小点工资就可以维持一家人三个月工资生活。知识分子没有金钱上的追求。

但是在这个时代，这不仅仅是找一个工作的问题，这是一个我后半生到哪去，怎么维持家庭生活的决定。一个黑暗的窗子坠在我的眼前。

最后经过讨论、考虑、迟疑，我与德伟决定去美国，去过后半生，在平安中教书度日，那是一个很大的决定，在我生命中是一个忧愁的决定。

八十年代，成群结队的年青人逃往西方，大半是去读书，我的妻子德伟和我帮助了许多年青人出去，特别是用写推荐信申请奖学金的方法，实际上出国是要考托福，这就是考你出国要用的技术，没有足够的经济许多年青人是不能去的，结果那些考托福考得很好的、大学毕业考试成绩好的都走了，那就是说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像牛奶上的那层奶皮被刮走了，走了就再也不回来了，我们的国家应该对这件事情三思而行，这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这是有关我们国家将来命运的问题。

在当时我们出国的时候，为的是学本事救国，假设有的话也是少数几个要永远留在美国，不回国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留学学本事回来救国是我们当时的口号，中国是我们的祖国，父亲母亲的国家，我出生在这里，我们就要回到这里，俗话说“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看起来这种思想再也不会回到中国年青人的脑子里了。

因为环境逼迫，我们想到离开我们的国家和父母的家庭，而到一个异国去避难，那只是简单地为了个人和儿女的安全，多么可耻。进一步地想，我为什么不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安排的南京经济研究所的工作呢？那不是可以保持我远离参加政治而过一个安全的生活吗？但是为什么怕政治？为什么想转向安全？这是我的国家、我的人民，我应该与他们同命运，分受命运。我一方面恨国民党，另一方面又怀疑共产党，到底是什么才是中国人民的支柱呢？这就是半个世纪以来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对渺茫前途的瞻望，对过去的悔恨、愤怒都不能解决问题，现实是胜利了，在1948年12月初，我送了一份电报给威斯康森大学的帕森.肯教授，要他帮我申请一个大学教授的职位。

帕森和我在威斯康森大学乔治．威尔教授的指导下同时上过土地经济学的课，在帕森八十多岁时，他是康曼斯（威斯康森大学经济学院的奠基人）忠实的追随者。因为他是康曼斯的继承人，他出了名，帕森发展了康曼斯多元论，把多元论价值的理论写成一个固定制度。我对这件事很有兴趣。在我是学生时，在这件事上我就和他谈论争辩，因此帕森．肯对我特别感兴趣，而且在1940年12月的博士论文的答辩会上帕森是提问题的成员之一，我们的感情多年来亲如兄弟。

当接到我的电报以后帕森忙起来，1948年12月29日威斯康森大学农业经济系主任来了一封正式的信。

信上说：这是表示收到了你1948年12月23日给帕森教授的电报，校长请你做我们学系两年的讲师，一年四千元钱。1949年2月1日开始教一班农业经济，我们希望你准时能到校，学校第二学期的开始就到，1949年2月3日以前要到。我们很高兴你能够参加我们的老师组织，而且帮助我们大学课程，我翘首等待你的快快来临。祝福你。

在这封信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前三个礼拜答应陈定候参加上海解放的工作。

老木匠

第四章 1949年革命，最好和最坏的时代，当共产党执政以后，我们在共产党早期的生活（一）

从1949年解放初期一直到五十年代中期，就出名地叫做“不可忘记的1957年”正如查尔斯.狄更斯在他的故事中所说的：“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也是一个最坏的年代；一个最聪明的年代，一个最愚蠢的年代；也是一个最让人相信的年代，一个最让人怀疑的年代；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春天的希望，也是冬天的失望；我们的前面有了一切，我们的前面什么也没有；我们都要走上天堂，我们又要走向相反的方向。”

从这个时候起我表面上看起来不是一个统战中的人物，表面上是领导，可是很多时候事实上没有领导权，事实上多数时只是一个傀儡，一个党员他知道党的政策，或者说应该知道党的政策。在单位一个掌舵一个划船，这种办法在解放的初期，在政府的各个阶层都在实行，这对人物，人们问起工作怎么分，一般职位高的那个就会玩笑地说：“我领导，他掌管一切。”就是这样似是而非的回答，在多半情形之下，这个在名义上高一等的在决定事情之中是要屈服的，这个非党员的负责人广泛地被宣传为有权有职的，实际上是不言而喻的。

旧社会的人们不知道现在国家政策，举个例说：国家教育政策是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联合起来，或者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先锋，这些政策是普通人民不知道的，经常用几个简单的字说明政策，所以政策就容易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推想来说明，实行起来也用不同的程度来实行，举个例说：在早年对知识分子政策就是团结、教育、改造，对民族资本家的政策是使用、限制、改造。
                     
最幸运的时光，1956—1959年

自从解放以来这是第一次完全是我自己在掌舵、在划船，我心里恐慌，因为我不知道我走的这条路是否顺风，是否是一条应走的正当的路，我的两手在轮子上，我感到轮子的沉重，也感觉到一个舵手的责任的沉重，同时感到非常快乐，我当时被调任为一个技术工业学校的校长，我有完全的责任来建筑这个学校，建筑学校的地是块荒凉的地，但是一块有条件的地，上面尽是坟墓、草，是在南京中山门里。那是1956年的事，据说还有一些共产党的领导人还没有来到，他们是派来帮助我的。

南京食品工业学院是北京食品工业部命令要办的。很明显这是一个要照“老大哥”的原有的例子办，那时什么都要学苏联，老大哥是时尚，那时北京对我们工作的指示是“了解也做，不了解也做，通过学习就了解”这就是对干部的指示。我们模仿了去工作，不敢问问题，因为问问题是不允许的，也就不敢了，我心里有保留，别人心里也有保留，不久以前在上海的一个同事，他在总务处工作，他曾经这样埋怨“苏联老大哥的行为并不比帝国主义的美国人、英国人好，当我把他安置在季后旅馆以后，他们就冲到江岸上，看到东西就抓，第一是吃的，第二是穿的，多半是美国的剩余物资，他甚至要我帮他买女人穿的毛皮大衣，而且只出低得可笑的钱，当这件事我没做成功，他就大声骂我吼我出去，美国人的确比他们礼貌得多。在他们中我看不出无产阶级的影子。

很不幸，他在办公室讲话声音很大，第二天他就被开除了，真的被吼出去了，是被孙副部长吼出去的，孙副部长是从苏联读经济回来的，他在一个很长的演讲中告诉我们怎样从事情的外表看到事情的中心要点，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我们看中产阶级、帝国主义、美国人、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苏联人都要这样看，当我听他的长篇大论时，不能不想到约翰.杜威写的《人的天性和行为》，不能不想到这本书如何去从个人行为中区别出集体行为。

多少年以后，七十年代晚期，孙自己也被全中国吼下台，因为他提倡一个关于利益的理论，这个理论是从苏联学者那里学的，这个学者又是从北京社会学院学的。孙看出来利益的动机的需要，他因他写的书被批评，被斗争了，他死得很惨。可是在最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他又被颂扬了，说他是社会市场经济的先行者。

在我接受了任命以前，我就被食品工业部部长召到北京去。在那些日子里，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都很朴素、谦虚，而且是知识分子，杨立刚部长客厅里有一人澳大利亚很新式的火机，它挂在客厅天花板下给客人点火，这个东西在当时很豪华。所有党员们都用了几天的功夫努力学习入城以后的政策，他们学习了进城后还是要朴素，把他们乡下的朴素带到城里来。毛泽东警告那些从乡下来的干部，要保守、防备、自学防止被中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侵害。但是仍有两个人被糖衣炮弹侵害了，一个是天津市市长，天津市是中国第二大工业城市，挨近北京，第二个是天津市党委书记，他们都被枪毙了，这使全国人民都震动了，他们都说共产党是真正的好人，真是“硬邦邦的”。

最近，在九十年代初期，听说要放一部电影，无疑的是要警告现在正在传开的向官员送礼物、任用亲戚，把应该用在人民身上的钱用在自己身上，这种腐败的情况一直延长到现在，虽然几年以前党组织一个调查团去努力在政治中坚决执行清廉和道德，有权威的封建主义在中国不仅仅是在言语中留下的点痕迹，而是根深蒂固的一种疾病，假设要连根拔除就需要全人民的思想意识。

五十年代初期，培养食物的工业看起来是要有一个行政部门来管理，在乡下脑筋严肃的领导们对营养科学是没有耐心的，因此这个工业技术的重要在全国发展是不在国家发展的日程上的。所以初生的管理食品的部门也废除了，同时有其它许多问题需要考虑。

但是南京食品工业学院还存在着，是安置在轻工业教育司，是对苏维埃大哥从学习中的领悟作为效忠的标志。

现在人们常常回忆到五十年代初期，是过去八年平安的重建同二十年不断的政治运动和动乱不可忘记的分水岭。食品工业学院是1956年成立的，是很早以前指定要用的，所以还是出了大笔钱来支持学校，如果记忆正确是一亿五千万，实在是一个宽大的数目。

但是我被第二次调任做教育工作，我感觉很不安，很不愿意地去到南京担任这个职位，我自己受了许多教育，但是我不是教育学家，我是一个土地经济学专家，我的志愿和期望在我心里骚扰着我，在脑袋里责备我“你为什么不去做训练好要去做的工作，为什么你不能做，有什么东西要吃掉你，你是准备好了有一只手训练出来解决中国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农业中的土地问题，就是因为这个你才出国求学，现在你看看你自己，是谁是什么在拦阻你，要记住你所爱的工作，你所能够做的，而且梦想你能够做的，你就应该开始做，勇敢之中有天才、有权力、有魔术，你现在到底是什么？”要与受了训练的爱的东西分离，这是一种刺痛。

另一方面，一个命令说“党指到哪里，你就要赶快去哪里”这个命令压倒一切势不可挡，服从就是一个干部无限的责任，党需要你的地方，就是你工作的地方，是不可以反对的。

1956年夏天我就参加了北京轻工业部教育司组织的技术学校负责人的第一次会议。轻工业部下有很多技术学校，在一次开会休息时候，我去找部长助理，她后来就是代部长，她的名字叫夏大姐，她的妈妈是传奇人物，人人都知道她叫夏姑姑，是革命的妈妈，她曾经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做出了一些牺牲。自从解放以来我生活的早期我有好运气，会见一些真诚的共产党的革命者，他们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从解放区来的，我们称他们为解放区老大哥。夏大姐是这些真正的革命者之一，当我闭上眼睛，他们的形象隐隐约约地在我前面非常伟大。我把我的情况老老实实地告诉她，要求转调到农业部所管的农业学院，农业学院的校长是朱泽明，我曾经在上海会见过，在那里我可以照农业经济分析的方法去工作，而且我可以从别的国家得到农业专家的名称。

夏大姐是很可亲的而仁慈的，她当时虽然生病，但仍坚持在办公室工作，她躺在竹躺椅上，盖着床旧被子，她非常用心地听我说话，听完之后用一种微弱的声音，充满了同情和诚恳对我说：“向校长，我明白你的意思，同意你说的话，我们的政府刚刚成立，我们进城不久，我们缺乏才能，特别缺乏高级知识分子，我们没有多少学问，我们没有教育，你受过很多教育，等校舍建好后，我们就让你离去。”我听她说这话时，心跳得厉害，我眼睛充满了眼泪，因为我眼前有个在病中谦虚的女人，她的行为就好像是与我平等的人，她默许了我的要求，只给我一个最起码的条件，是把校舍建好。从她说话的口气，我知道她是不愿放我走的，困难看起来比实际的多她同意让我走不是她个人的同情和了解，共产党一切都根据原则办事，她一定有更高的原则，对于这个原则那时我太天真了，没法去猜测，可是在那时从内心深处冒出一个老的格言“士为知己者死”。

我觉得有东西塞住了喉咙，我说：“夏大姐，谢谢你，我不单把校舍建成，我还要把师生弄进来上了课，我才离开。”我站起来鞠了个躬就走了，在我的觉悟后，她声音跟在我的脚步后说：“关于你的事我们要去与农业部的科学家去联系。”

几天以后，会议结束了，我去跟教育司司长叶林联系，他就拉长着脸像在打扑克牌。扑克牌的脸说：“哼，到上级去拉关系，你只应该做你被吩咐的事。”他的声音一半是在吼，“你必须接受组织上分配给你的工作。”

这句话就切断了这件事，这里有一些共产党员和另一些共产党员。

我忽然才明白我是越级了，我不是故意的，在这个部里人们都说夏大姐是个最了解人，最容易接近的人，在我的思想里，一个部长的助理不是那么高的官，不是不能被接近，为什么我一定要服从“组织”那就是党，而且我也不是党员，只是一个干部，后来我听见叶林也调了工作，调到艺术司，自然不是因为我的缘故。

从北京回家的路上我有个混乱的感觉，又兴奋又失望、怀疑，我心里记得我对夏大姐的承诺，我就赶快投入工作之中。

我从上海单独回到南京，学校建得非常慢，要六月才能完工，我期望着我能很快地在一个新的办公室工作，可是校舍到现在只建了一半，晚上我都没地方睡，我租了一间公共浴室，浴室是可怕的潮湿，人体的味道，空气不流通很难受，这一切都让人受不了，但为了作模范起带头作用，我只好假装受得了，一点都没有表现出来。

在中国有三个城市，人们叫火炉，一个是南京，另两个是重庆和武汉。南京的温度高达42度，到了晚上浴室像个竹子做的饭盒，我不记得我曾在那洗过一次澡，我全身长满了小痱子，身体外是酷热的，身体里像开水开了，很快身体长了疖子，我去了一个部队医院，碰上一个山东护士，看见我没穿军装，又不像一个革命者，就非常粗鲁地对待我，尤其是包扎伤时。

有一次我去北京，坐在火车最后一节车箱里，车箱里只有上、下两张床，上面床没有人，我就一个人占了那个房间，我把门锁上，那里有个大洗脸盆，有自来水，我就把胸和背洗了洗，然后自己把疖子包扎起来，倒下睡了一大觉，从来没有这样舒服过。

学校校舍的建筑是我的代理人叫王龙明，他从前是个在辽宁小机械厂的厂长，他代表我管学校建筑。王龙明在我没来南京之前已经带了一群工人在这里工作了，这块地是坟墓，他挖了坟，给坟的亲人们赔偿金，工作进展得慢。政府派来的承办者工作起来拖拖拉拉的，我要王龙明去看建筑工程领导人，他不愿意去，他说领导人的官职比他高几等。

把普通工人去和知识分子一起工作，这叫做“掺沙子”。我不懂南京当时的情况，我只记得夏大姐曾说过知识分子很少，我感到我的责任比王和他带来的那一群人重，他们只有小学程度，只做过体力劳动，他们预备将来做教育工作，这就是我们的老话“赶鸭子上架”。

几年以后我内部充军到昆明，我偶然有一天从农业机械所听说了某某被调到所里来了，作为“掺沙子”，这个思想是要把工人阶级高贵品质来影响和改造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斯大林说共产党员是特殊的材料做成的，虽然动机是高尚的，结果至少在工作中是不幸运的，至于去改造知识分子，这是个悲观的事。他们中有一个人在他不在时，他的书桌被别人用了，他就送到辽宁去学气象学，学气象学首先要学高等数学，这人只是小学毕业，后来他只能够恢复原来的职业，他是个很好的木匠，他能修理窗户和门，这块砂石还是不能到知识分子肩膀上去表演了光明手法。我怀疑有知识分子在他的肩膀上得到这样光明的帮助，我怀疑可能在知识分子的感情中创造了碎片（在他自己和知识分子中），这就是把姓王的调到和我一起工作，也是一样的结果。时间在进展中，我很着急，校舍没有按计划完成，到六月也没有完成，我把压力放在蔡先生身上，蔡是王所用的人之一，他是管校舍建造的，他是一个说话委婉，行动随便，动作缓慢的人，有的时候我对蔡在言行上都施加压力，后来他离开我们的工作时，我向他道歉，我那时不知道我是在为毁灭自己而铺路。

轻工业部来了封电报，命令学校9月1日开学，但这时连宿舍也没建成，即使是行政大楼、教室都没有完成，而时间已经七月底。我要王跟我一起去看建筑单位的头，他不愿意去，我坚持要他去，他只好在一天早晨和我一起去了。

我们到了一个宽大的办公室，面对着门有一张长桌和有靠背和扶手的沙发，有两个人在那里谈话，一个人躺在沙发上，另一个人站在沙发旁边，他们没有停止讲话，摆摆手让我们坐下，王看起来像见过他们，也知道他们，介绍了我后他就规规矩矩地站在他们的椅子前。站着的人招招手让我们坐下，他自己坐在椅子边上，我就向他们说明我们的来意，而且要求他们在九月以前完成建筑，站着的人说：

“对不起，向校长，我们不能在九月以前完成，因为工人不够。”

我就说：“但是我接受了命令是九月一日开学，而我跟你签字的合同上也说明了六月底完成建筑工作，用180个太阳日就完成工作了，现在太阳在整个夏天都照亮着。

躺在椅子上的人哈哈大笑，他把脚伸得高高的搭在椅子背上，他大声说：“向校长，那个合同一点用都没有，确实在九月不能完工，你只好等着吧，我现在还有别的事，忙着呢。”这是个僵局。

王偷偷拉拉我的衣服，让我赶快走，他半站了起来，很明显，这个形势像两只鸡要斗起来了，躺在沙发上的那个人对我这样无礼不是偶然的，我一直对他是很有礼貌的，也许他的坏脾气和坏礼貌是有名的，或者他知道我来看他，他就想给我当头一棒，来威吓我，他就可以拖长建筑时间，而能得到一笔大的付款。假设我是党员，他就不敢这样，我的职称不比他高，至少也与他相等，他自然也知道我是民盟的成员，而民盟人人都知道是代表一个中产阶级的，所以他要表现对中产阶级的歧视，表扬自己的阶级意识，碰上这样的事情使人感觉到难受，被自己的人民所歧视。我就像个初生牛犊不怕虎，因为我从未被威吓过。

我很平静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把香烟倒在我的包里，把烟袋撕开，写上他刚才所说的话，一字一句完全照他所说的写下来，我就说：“请你在下面签个名，这是你刚才所说的话，我也会在这个底下签名，然后我将即刻去电报局发电报，将这些话发给你的和我的部长，这样我们俩人都完成了自己的责任。”

第二天早上我在许多吼声和响声中醒了，就听见货车在轰动，砖头从车上被倒下来，工人在哼着，水泥在飞溅出来，建筑用的架子正在搭。

我用来建筑学校的方法就是在今天也不平常，没有一个学校的校长会这样碰上一个政府的包工头，面对面地破坏公与公的关系。

这件事可能会辩论、讨价还价、请客酒宴或者就认了这个包工头的要求给他多一些钱，或延长建筑的时间等等，无论如何这件事情的关键，就是要使包工头多得一点利益，经过拖延的行动使我们多付点预付款，这是一贯的做法。假设你打败了这一仗，这建筑的质量也跟着下降，当时我在中国官僚主义之中也工作了十五年了，够长了，能不知道这些吗？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坚持遵照合同一字一句办事，不多不少，我胜利了。

老木匠

第四章  1949年革命，最好和最坏的时代，当共产党执政以后，我们在共产党早期的生活（二）

丰收的奶油

七月后期一天早上，一个胖厨师穿着一身蓝衣服，拿着一把大蒲扇，一条白毛巾搭在肩上到我的办公室来看我，他满脸笑容给我鞠了个躬。

“向校长，你真好，为厨师创办了一个学校，我自己就是个厨师，一个很好的厨师，我要我的儿子来学这一行的技术，继承这个传统，但他拒绝了，这是个低下的职业，我今天早上看到你们的招生广告，我就把他带到这里来了，请你跟他谈一谈，劝他到你的学校来学习。”

我费了一些时间来跟这位好父亲来解释烹饪与食品工业的不同，他嗯嗯地走了，当时我就了解了食品工业对中国人民大众是件新的事情，我就召集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很详细地把食品工业的内容和重要性质讲出来，还有食品工业的学问研究四个不同方面：第一、食品的技术；第二、发酵；第三、油和食品油；第四、食品机械和设备。这个谈话在南京报纸上广泛报告了。

申请入学的人并不多，对一个高等教育的希望那就是为以后在社会上、在官场上有一个高等的地位开路，是知识分子最终的野心，是知识分子在我们这个世纪里封建传统的野心。

但是在五十年代初期，政审对这些申请入学的个人家庭历史是很严肃的。

我们录取的学生必定要有清白的家庭和个人历史，“清白”就是工农兵家庭出生的人，“清楚”意味着历史的污点也要找清楚。

在五十年代初期，浙江的中小城市如同无锡、常州、苏州、杭州，沿着南京、上海的铁路的城市，都是精巧而风景好的一些城镇，那些地方的点心小吃都是有名的，是地上的天堂，在九十年代初期，还没有这样发达，居民做手工业，特别是刺绣和陶器，人们是灵敏的、精巧的、技术高超的、工作努力的人民，但是都很穷，他们的儿女读完中学后，许多人都没钱供给子女享受高等的，自由的教育。

他们的热望中还有一个阻碍，那是我当时不知道的，对考生的个人和家庭历史的政治细察是非常严格的。同时，无疑地对才能的限制也是严格的。因为多半城市居民都很穷，他们就到小工业小商业去工作，来维持生活。要求他们有一个清楚的政治历史，一点污点都没有，在他们许多人中是不可能的，就好像是要求在镜子上面一点灰尘、污点都没有一样。许多家庭都不愿送孩子去高等的技术学校，因为这些政治细察的要求，假设被拒绝，影响不单是害了申请人，而且会影响到所有家里的人。

食品工业学院把他的踌躇放在一边，不像航空学校、机械工程学校一样，他们对个人、家庭政治历史的要求不是那么高。

很多学生后来告诉我，他们很想有更进一步的教育，但是他们家庭不敢冒险冲过政治细察，在记者采访中我不敢说政治历史是录取学生的先决条件，这件事根本没在我脑筋里，我只想到批准学生入学是根据学生的成绩。当在报纸上读到采访我的话并没有强调政治细察的重要，并且学校能够供应住宿，他们急忙把入学申请送来。这是一个工业技术学校，这块园地从前是禁止他们进入的，结果我们就把年青一代的从传统区域中来的有才能的精英不要了。这些年青人是有志气要在社会上创造新事业，但他们被隔除在有志为社会做一番事业之外，我们只能从三个好学生中录取一个。

因为要收足够的学生，我们的教职员也必须要召新的，而且时间离九月很近了，新的教职员都是北京高教部从大学毕业生中挑出来的，因为要免除不必要的官僚的拖延，我就送了个紧急电报给轻工业部，要求轻工业部给我一串教员的名字、专长和住址，以便于我们派管人事方面的人亲自到他们家里去，请他们按时到我们学校来。电报来了，我强调回信费用是已经付了，这个方法是我从美国学的，我肯定是五十年代早期头一个人用这个方法。我非常快乐，这些老师非常受尊敬，他们是教育家，不仅仅是对本宣科的学者。

我这个方法起了很好的作用，年青的老师们从很远的南方广东、东北、北京、上海放弃他们原来的工作来到我们学校。管人事的人他们新开始工作，当新老师来报到的时候，他们热心地帮助老师而不是坐在那里板着脸审查他们个人的历史。结果我们把最好最有才能的老师学生都像刮牛奶皮一样刮到学校来了。

以经济情况来分阶级观念存在是普遍的，假设你说这是他们衡量的办法你就这样说，但是这种规定阶级的观点以他的出生来划分地位，是中国上亿的人失去了他们的才能（用出生来划分一个人的地位，使中国丧失了上亿的人的才能而没有得到使用）。

根据经济情况来划分阶级，在中国城市的居民中从来没有用过，因为它不实际又不可能。从工业化的英国借来的定义从来不能应用。

在教育中的新手

技术学校这个名称在苏联的摘要包括三个水平，一、普通课程；二、基础的技术课程；三、特别的课程。我们从苏联模式中成为典型的目的是为食品工厂训练出第五等的技术人员，当时在我们工厂里只有很少的高级技术师傅，这些师傅只算B等，有些课程的内容太高了，对中学毕业生来说，那些课程几乎和大学课程一样，只是在理论上稍微简化了一点。我总是很怀疑苏联用过了没有这些书上的概论，因为七十年来苏联一直闹粮食缺乏，而且在九十年代初期，他们几乎是在饥饿的边缘。

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根据老大哥的概念，从学习中来了解，但是我们做这些工作没有教任何一种外语，虽然在功课表上要求我们学一到两种外语。

五十年代早期教俄语是时尚，但是中国一百多年来用英文为第一外国语，只有东三省受了很强的俄国影响，在山与海之间的那条路上很少的人知道俄语，从教英文一变为教俄文带来很多坏结果，上千的年青的英语老师情愿或不情愿地被选出来读很短的俄语课程，然后去教俄语，他们读27课的初级读本，多半人完成了26课，最后一课最难，所以只完成26课，他们用硬记硬背的方法学了俄语，回来时就趁热去教，没有一个人能教第27课。英文被贬为帝国主义的语言。

我们很缺乏俄语老师，1956年斯大林出版一篇论文叫《马克思主义和语言的问题》，在书里说的很清楚，母语的基本结构没有阶级的区别，但是不同阶级有自己的术语，就如同科学家有特别的术语，我就鼓励写了一封信到北京要求准许把英语也作为外国语之一，我说明任何学科学的学生应学会一种到两种语言。回信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学校里，任何帝国主义语言是不可教授的。

在五十年代中期，所有的中学生都学俄语，以它为中学六年唯一的外国语，当他们进大学时中国和俄国的邦交破裂了，这两个国家在政治思想上有争论，中国说苏联是修正主义，苏联的语言叫修正主义语言，就禁止教授了。

在六十年代后期又恢复教英文了，大学学生在中学曾经有六年的英语学习，现在又学习过两年俄语，这就是学了又忘了，真是糟蹋时光，结果是在中国荒废了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也是在与语言有关的各方面都荒废了。

所谓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带来很大荒废，六十年代的年青人，现在已是四五十岁的人，应该是在掌握管理国家事务的职位上了，然而他们大部分是对外国语言是盲目的，中文也不行，这就造成了两代人的代沟，在九十年代初期要慢慢地填补起来，无论什么时候政治压倒教育，结果就是荒废，现在我从前食品工业学校的学生常常对我说：“假设我们在学校学英语，我们现在做工作或研究在各方面都好些，你为什么不教我们。”我没有说话，感到有根刺刺在心上。

当九月一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学生开始报名上学了，学校的建筑还没完全做好，只好把他们安置在主要建筑物教室的地板上，第二天就要开学了，那天早上，我就围着主要建筑物走了一圈，看学生怎么过的，就闻到一股臭味。

我把厕所门推开，我就目瞪口呆了，那是个难看的情景，大粪满地都是，甚至小便池里也有大粪，他们蹲在马桶上大便，把马桶边都弄脏了，冲水器的盖子打碎了，里面的零件都拆开了，冲不了水了。

很明显地，他们知道他们弄错了，好像有的人知道了，有的人把水龙头的水弄出来，也没管子连着水龙头，所以冲水的声音和人叫的声音充满了房间，看见我走进来，他们吓得哑巴了，大叫了一声后就没声音了。我看到这个情景就知道了，这个小城市来的年青人从来没有通过现代的方便器，自来水对他们来说是个奇迹，他们在家乡用的是屋外的茅坑。

我笑着说：“早上好，你们工作得好。”我就把门关上走了，我心里想，在学生中开始教育就要从用厕所讲起，这就要从两条路同时走：教育者和被教育者。

在早上物理老师被请到我的办公室，叫他第一天早上不要讲物理学介绍，要他用最简单的词汇来介绍厕所的构造和厕所水力学。这个工作对他们自己训练自己不是没有好结果的，从此以后我从来没看见公共厕所像我们学校那样干净，从那时起我常常走进他们的教室、寝室、化验室、体育馆和饭厅。

在我们七百多个学生中，我认识了他们四分之三的人，剩下的四分之一我把他的名字与相貌不能联系在一起，即使是今天三十年了，我也有八十岁了，他们多数人到了五十多岁，无论他们敲门进到我家时，我即刻就认出是谁，想到他们十几岁的样子，我就能够说出：“你是某某，我能够从你的脸上看出你年青时的样子。”

在教育方面我必须承认我是个外行，我在上海做过医药工业学校的校长，做了两年，我又转到南京来，在上海这是我在教育界开始做学徒的日子，我仍然跟从前一样感觉到“我领导她管理”她是副校长而且是一个党员，这是个统战的安排，在我身上没有要求很多的责任。

在南京食品工业学校，这就不同了，我是单独一个人，我完全负责关心这一群天真的人的前途。这些年青人首次离开家乡，他们对学问是渴求 ，他们是可靠的年青人，我记得我离开北京的家到天津南开大学，那时我十八岁，非常寂寞想家，礼拜六的晚上总是在写家信。

下意识的我也许跟他们一起分享这种感情，读这一行对他们不合适，他们不合格，他们中或许有些人喜欢读简单一点的课程，因为他们不是工农家庭出生的，在那些年代，阶级斗争理论处处都是，使用到极点，即使是工农家庭出生的孩子也受不同的歧视，他们的父母必定是贫农或贫下中农，才许到好的学校去读书，政治压倒学识。传代的工业工人组成了一个可以忽略的百分数，贫农和贫下中农仅仅是从手到口谋生（工作一点，吃一点）这两种阶级的人都不能供给他们的孩子去上学，结果教育受损了，在别的社会人群、阶级中的有一定才能的人和革命干部的小孩之间就留下了一条沟。

开学的头一天，我就告诉学生们，在他们头一年内就要读完高中三个年级的课程，作为文化的基础，在第三和第四年就要读技术基础课程，为他们每一个人将来特殊技术学习（专业的预备）做准备，这些课程在工厂里的工作中一点一点的，在一年之内都会用上，我做结论地说：“你们这些学生所接受的教育相当于一个高中同一个科技大学的头两年的功课。在四年后，你们的资格是在食品工业技术这个特殊的园地里，你们的食品技术，食油、发酵、制造食品的工序你们都知道了。”我说这些话是一口气说完的，我知道我是在照苏联的规格说话，我是以天津南开大学预备班采用美国的教育来说这些话的，所以很难达到，我自己都觉得靠不住，我只有两年的奋斗的经验，讽刺地说我讲的话是乱七八糟的一堆。从中国的观点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好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观点，这自然是一种不知不觉地组合，但是应是三十或三十多年后的组合，很不运气，现在太早了。

这些学生鸦雀无声地听着我说话，他们闪光的眼睛充满了激动和得意，他们很快乐和知道他们将要学一些技能，特别是在机器方面，他们毕业时有大学的程度，我不肯定这些计划，因为对我来说太新了，在教育方面又是外行的教育学者，我看着这些天真、年青的面孔，眼睛充满了信任、丰富的精神、幸福的表情，我的心跟着他们的希望也很受感动，在我和学生之间一股亲切的感情发生出来，一直到现在三十多年了。

我在讲台上发誓，我要成功地实现国家的号召，我要实现学生父母的信任，我要从工作中好好学习做一个教育家，丢掉心里的刺，就是二十多年来我的土地利用经济的专业的训练来帮助我的国家，我高兴做了自愿的决定，这是自愿的不是被逼的在当时党的决定无论你是不是党员都要顺从党的命令，“党叫你去哪里就赶快去哪里”，“要做一个党的顺服的工具”，“做革命的一颗螺丝钉”等等。

一个干部是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的，但是决定是在上级，这就叫民主集中制，但是多半是只有集中没有民主，多半时候是形而上学没有辩证法。

老木匠

第四章  1949年革命，最好和最坏的时代，当共产党执政以后，我们在共产党早期的生活（三）

实行的教育

对老师的尊敬是中国的传统，除了几个年老的老师外，多半老师是才从大学毕业出来没有教学经验的，举例范森小姐是个只有十八岁的年青的数学老师，我们很有礼貌地把他们请来，他们就全心全意地在教学上面，没有人想离开。这些科技的教科书都是从俄文逐字逐句翻译过来的，所以文字是俄文式的中文，他们很可能编成很顺的中文，很明显的翻译者不敢，民以这些年青的老师在教学上很困难，其中有一个老师冒险地来向我表明他日困难，我就说：“第一要用简单的词句把课程的要领使学生明白，用一些举例，然后再把课程的理论讲出来，你看着怎么合适就把课程要点讲给他们听，你不必紧紧跟着教科书。

这些老师的脑筋就自由了，创造力就升起来了，他们在教学中有了贡献，这些学生从学问中或贡献的精神中都得了益处，三十多年后，他们谈到毕业于食品工业学院，他们的同事就会叫他们科班职业者，意思是严格训练出来的职业者（科班的意思是从中国的京戏里面的一种名词，是经过严格训练出来的角）。

我的家在上海，我没有要学校给我一间房子，我就在单身教员宿舍里放了一张床铺，有一天晚上我比平常特别早的回到宿舍睡觉，一个机械制图的老师说：“我以为你从来不在这里睡觉，我们都睡了，很晚你才爬到床上去，第二天一大早你就走了。

我就说我不懂教育，所以我非要走来走去观察每件事是如何进展的。

我几乎成天都在校园里走来走去，这件事有它的回报，我省去了一些办公室的工作和官僚主义，关于学校开支的支票就在财务科签字；学生健康的报告在诊所里就读了，下课后在老师的办公室就跟他们谈话了，也听了他们教学的讨论，在饭厅里就与大师傅做了朋友，我四十七岁身体非常健康，我与学生一起打篮球，我与老师一起打网球，这是一个很容易的方法去结识人和知道人，没有多久我就知道大多数学生的名字，事实上丁寿康他成了食品工业学校校友会的负责人，朱宏金现在在新疆，那时他们俩人都要围着学校跑，跑暖和了才能上课。

礼拜五下午定为政治学习，党员们开他们的组织会，老师们就组织起来啃一本书，凯罗夫写的关于教育的书，这本书是从俄文翻成中文的，这些事情进行得停滞没有生气，没有人敢说什么，空气是闭塞的。很久以后有一个教员大胆地告诉我，这就像读一本天书，书里完全讲的是社会主义教育主要的意义，包括绝对的句子，还有例子。我就答复他说：“你们自己去讨论教学最好的方法，用凯罗夫的书做为参考，并且要从学习中去了解。”我就笑着说。结果学生们在四年中得了一些真正的学问，三十年后他们对社会是有贡献的。

作为鼓励老师们谁在办公室工作到很晚准备功课，就煮鸡蛋给他们吃，三十年后他们中有一人范森告诉我他们躲在老师家里避免这种特殊的招待，他们的精神更高尚。

礼拜六晚上有时候我回到上海跟我家里一起过周末，有一次周末我没有回去，第二天早上我就转到学生教室里去，教室非常安静，我推开门我非常惊奇全体学生在那里没有一个位置是空的。

我就问：“为什么礼拜天不出去玩？”没有人答复我，当我重复这个问题时，有人抬起头笑着说：“你是在和我们开玩笑吧？只有一个礼拜的第七天才能赶上学校的功课。我们的功课非常沉重，没有玩的时候。”

学生的压力太重了，我很着急，感到应负责任，我要求北京同意我去掉一些课程，那些在我的意见中的课程是与他们的专业没有关系的，举例说，为什么学发酵的学生要读冶金学，而且他们在冶金学技术方面花费很多时候，整个下午就去看金属显微镜，来证实矿沙的构造。结果收到一封反驳的回信：“坚持执行苏联的规定，不可有任何改变。”

后来我就召集不同课的领导来讨论如何减轻学生超时的负担，大家都同意减轻教学的份量，加强教学的质量，要强调学课主要意义。讨论带来了课堂光线要明亮、课外体育活动多一点，目的让学生有个健康的身体和头脑。三十年后我在上海与学生重聚时，他们告诉我食品工业学校的学生中没有一个近视眼需要带眼睛的，但近视眼在别的学校很多很多。学生回报以敬和爱。

有一天午饭以后我散步到学生食堂，有的桌子吃完了人散了，但是我很惊奇地看见一大碗肉煮瓜汤泼在桌上，瘦肉没有了只有肥肉，明显的这是他们不喜欢的一碗菜，也是粮食暴殄，这些孩子都不是小康家庭出生的，可是他们变了，被惯坏了。

当我发现这个情况时，全饭厅没有声音了，剩下的学生都放下了筷子，收碗的人也不收碗了，我内心想发脾气，我甚至要发作了，但是犯规的人走了。

我再想了想，就改变了思想，很安静地在桌前坐下，把冬瓜和肥肉吞下去了，好像没出任何事，当我走了饭厅时，全体的学生低下了头、垂下眼睛，这个教训他们记得一辈子，而且从中得益处，行动比口头教训有效得多。

日本侵略中国的东部故意留下的灾难，就是把血吸虫病留在河岸边，整个一村一村都散布了这个病，学生身体检查报告说有三十多个人已经传染上了，假设不治疗必须死，而这个病有传染性，在扬子江的浦口就设立了禁止传染这个病的站，给人民治疗，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食品工业学校学生会的副主席，每天都和我一起去看这些学生，当我们一开始走路时，他就脱下鞋子，光着脚走，一直到今天我对这件事印象非常深，他叫史安容，是上海一家大合营企业的总经理。

这个病治疗的方法是残酷而粗糙的，针水里混合了银子混合物，针水让学生发高烧而且非常疼痛，使人感到干渴，假设动作大一点，就会伤到心脏，我们俩人就安慰这些学生，白天晚上轮流去，结果有一个学生死了，其他的都好了。1957年早期出了一个故事，病的影响传到中国东边的许多省份，病传染得很快，即刻把受传染的学生与其他学生分开，很快把大厅地上铺满了席子，还有褥子，病的学生睡在大厅里，除了对已病的孩子好好照顾外，也照顾预防没病的学生生病，南京别的学校有十多个人死了，包括军事干部学校，但是食品工业学校没有死。这两个传奇的故事三十多年以后还在毕业生中说来说去。

食品工业学校的生活和以后跟他们毕业生在一起的日子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候，但是中国人有个说法“快乐是灾难的预兆”，在快乐中我有一点感觉到1957年中国知识分子全国性的灾难，这个灾难躲藏在我快乐时间的角落里，而且这个灾难震动了全世界。

不幸运的时光

1959年8月19日那一天，北京轻工业部来了一个文件，说：“向景云经过了许多改造的运动但没有改好，所以不适宜做校长，应该免职。”我就被革职了。

1957年4月，共产党开始了一个运动，改正成员中间有不正当行为，要求非党员的成员表示他们的意见帮助党员改正，作为民盟的一分子，我的组织要我去参加两个会，听毛主席的报告。报告打印出来了，名字叫“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实际上很多年以后很多人说这就是引诱知识分子，因为不相信他们的忠诚而要他们讲出观点和意见，后来叫“引蛇出洞”。这些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很容易地在他们天真中引诱了出来了，被抑制的心情、意见和忧闷充满了报纸，有几天的功夫报纸一字一句地照登。忽然间狂潮被推翻了，“反右运动”跟着出来了，几千万个知识分子都划为右派（大约55万人），把他们送进监狱里去做体力劳动，做了20多年的体力劳动，一直到1979年，这就是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加了一个黑页。他们受罪、死亡，他们丧失了自由都是小事，跟新中国发展的需要才能的丧失比起来是小事，后来又有几亿的知识分子虽然被任用了，但暗地里（内部）是被监视，他们的人数谁也不知道。

社会主义是我自己的选择，假设我反对它，我就到美国威斯康森去教书了，所以我没有攻击共产党的理由，但是在我脑袋里有一些怨言，一年多我单独地担起一个学校行政的责任，在学校教育方面我享受了这种快乐，但是同时担子非常重，非常累，我要求北京派一个主任，但北京方面不理不睬。

王农民我的助手，当学校建设好后就管总务处，过去有一个时候学校建筑很慢，我一定是催促得厉害了一些，我与他之间发生了摩擦，怒气也有了，但是他没有采取好的方法，而且是大发脾气，一天晚上他带着另一个共产党来到我的办公室，一直到今天我承认不懂他为什么发我的脾气，他拍着桌子口里叽里咕噜说些并不重要的话，我是党外人士不懂党内的政策和术语，他的动机是了解的，责备我对帮助管理建筑校舍的人太厉害了，因为我的坏脾气，他不得不最后对那些人道歉，而叫我“两面派”，我就呆了，心里想“他是不是党派来的”，我什么也没说，只听着，很难受，第二天我表现出好像没事的样子，几个礼拜后他被调走了。

这件事对我是件很重的打击，当党要我们批评党员不正当的行为，我就说了我的怨言，就用了中国的隐喻：一个和尚挑水吃，二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喝。

我这个意思很清楚，人太多反而不做工作，这是官僚主义，最后我埋怨了王对我不礼貌，并且说：“我费了许多时候做这么多工作，还受冤枉的责备，最好是另换一个工作。

王走了，还有两个领导人，一个是党委书记陈力坚，一个是杨海云，他们两人是从部队来的，坦白地说我不知道他们曾经做过什么工作，一天一天地他们坐在办公室，也不接近学生，也不接近老师，我不是党员，我不能问他们到这里来应该做什么工作，我们彼此只是客客气气的，当红头文件来时我们就联系一下大家签个名，我跟党委书记之间有个不愉快的接触，那就是为这个学校买一辆汽车的事，北京同意了我要求买一辆旅行车，我也这样告诉买车的人，我买车心里有很多目的，因为旅行车可以多带几个人参加会议，多带几个学生参加比赛会，可以把病人的担架放进去到医院，可能带大型的东西，我们在上海工作的时候我的单位给过我这样的车，所以我知道这种车很好，用途多。这件事情到了党委书记办公室就滞住了，他要求买一张小轿车，我不同意，一张小轿车不包括司机只能装四个人，接近我的党员们都劝我买小轿车，谈了许多话以后，我默许了，因为我想这不是什么要紧的事。

他们就买了梅赛德斯.奔驰车，那是张豪华的车，广告上说这是世界无双的车。第二年1958就来了一个反豪华反浪费的运动展览会，我们这部车就成了会上吸引人注意的中心，并且上面贴了张条子，上面说“这是向景云买来为他自己舒适享受人民血汗的花费”。

我能说什么呢，这是一个动员人民简朴和刻苦，谁敢在它上面泼冷水讲实话。事情不在那里就停止了，几乎四十年以后，王昆我的学生，他是四川轻工业研究所的总工程师，告诉我，奔驰汽车是用我的名字买的，但是我不知道，只有我的职位最高能买那种车，所以买时就说是我个人要买的，我听了很生气，所以不奇怪每当看到我坐着汽车去开会，学生们惊奇地看着我，我坐的汽车成了南京的漂亮事，只有省长才有资格坐这种车。这个政治运动在继续时，我知道食品工业学校校长的日子要月亏了，在一次去北京开会，我看见了所有轻工业部办的学校校长的名单都是党员，除我以外，在那时我就告诉教育司司长，我是一个非党员来做校长不合适，因为非党员来参加党员的会，我不知道党关于教育的愿望还有别的政治上党的意志，他就安慰我说：“除了党内一些特别的事外，所有其它讨论会都可以邀请非党员参加，不单校长可以参加其它领导也可参加。”这事说的好听，事情并不这样做，我在食品工业学校的几年中，姓陈的党委书记从来没有召集一个会讨论学校的事，他仅仅只会写几个字，他怎么能做呢。

这个时候正是毛泽东宣布不在行的人也可以领导这一行的事，这当然是一个托词，来支持党员作为领导的威信，来压制知识分子。

很快的一个不在行的人叫顾德委派来食品工业学校代替我的位置，他先来时算是我的代理人，我还是校长，但是人人都知道他将要代替我做校长。顾是出名的重新组织有长久问题的工厂找麻烦，但是他在食品工业学校找不出麻烦，因为学校没有问题，而我在学生中很受欢迎，每当我坐汽车回学校，学生都围着拍手欢迎我，我当时就知道，仅仅这件事就会引起别的领导嫉妒，但是我如何能制止呢？

第二、我之所以要被革职，仅仅是我太得人心了，那就是说学校的威望不在一个党员的手中，那么这就是不可信任的地方，但是他们没有方法划我为右派，因为我没说任何话反对我爱的党，但是我曾经想过他们要划我为右派，因为千千万万的人无缘无故地被划为右派，只要一次被划为右派，你是没法申诉的，一个悲剧的笑话在全中国传说“每个单位5%的职员应该划为右派”，这是毛泽东分配的定额，有一个单位的两个书记费了很长时间要找出一个人来填满名额，但时间过去了，这两个人也很累了，有一个人当笑话地说：“我累得要死，让我们睡觉吧，实在找不着一个人来填满右派的名额，让我来填吧。”第二天，右派的名单公布了，他的名字真的在上面了。

在一个政治运动中，顾召集一个会来斗争我，他事先安排了几个学生在会上发言反对我，只有一个终于上台来斗争我，他看见一些死一样的沉默的脸，像海一样在他前面，他唠唠叨叨随便说了几句就下台了，这个会成了死海，顾校长只好告诉我“下去反省自己的过错。”

所以我的任期还是拖延下去，一直到1959年秋，我前面所说的那一张轻工业部来的红头文件，把我免职了，我真是莫名其妙，我做了什么事攻击了党，我免职了，但我的“罪状”没有公布，所以一个二十多年的时间我的罪状没被说明，这二十多年是我一生中最能工作的时候。

我从南京调到云南省昆明，昆明是在越南和缅甸的前方，在西南边界上，实际上我是在国内被逐放了。

在古代时云南有汉族的两种人，一种是被逐放的官员，一种是逐放的犯人，1959年云南仍然是中国相当于俄国帝王时代的西伯利亚。为什么逐放在离内地这么远的地方呢，又有一个说法，就说明领导不相信知识分子，中国一贯有种说法“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说明有学问的人不是好的革命者，但是对知识分子，当时又有一种传说，说他们人数虽少力量很大，因此他们就要被分散而且要被区分，因此我的在国内的逐放从南京到昆明，我就是要从一个普通职员带着一个不好的政治记录重新开始做人。

老木匠

第五章  十年的改革，永远安居昆明了

我不懂机械，不知道螺钉螺帽的分别，我以为它们都是螺丝钉，但是我用了16年功夫，用血、汗、泪为它们工作。一个简单的原因，我要帮助云南省农业机械研究所做一点有用的工作。

这真是像个神话，我怎么会到云南农业机械研究所来工作的。1973年6月13日，一个红头文件是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发的，还有参考号码11号，关于我在景东县革命委员会的事情，内容如下：

经过进一步的调查，了解了向景云（他是曾交给景东县政府监视、看守的），不应该判为历史反革命，他的案情是属于人民内部的，所以他就被决定转到云南省机械工业厅工作。

请办理他转移的必需的手续。

这真是一个特赦啊！我非常高兴、兴奋。我马上离开景东，充满了热情的向云南革命委员会政治部报到，要分配工作。

特赦和新的任务

我去全权政治部门以前，我决定把我的情况说出来，要求要一个在大学教英文的工作。因为我一点也不懂机械，接待我的是年青的干部，他告诉我到机械工业厅去报到，要一个工作，他说了这句话后再也不听我多讲一个字了。

我就提高声音向他说：“根据规定一个干部有权在没有决定任务以前表示他的意见。”

“也有条例规定无条件地服从任务，是最后的决定，是绝对的。”他带着怒气回答。他把文件向我一扔就走了，我的头晕了一下，一股冷气冲过脊背。这是一个军式的服从和似是而非的民主，当这个政权还没得权时，而且武力的斗争正在流行时就这样。还有一个军式的命令是必须的，“党指挥你到哪里，你就去哪里”。在太平的环境中，不管一个人是不是能够做，瞎眼的命令名义上是为革命需要，结果是浪费几千万个人力的资源，但是主权就是威力，这个年青的干部与其他数不清的人是一样的，他们有权就让我走开。

这个机械工业厅的政治部门的头是女的，有个男人的名字，当她在办公室看见我，我告诉她我是在等她的头，她就笑了。

她很有礼貌，好奇地问：“你怎么这么大的年纪还想工作？”

我回答说：“我的身体很健康，我还想做工作。”

她就说第11号机械工具工厂最近进口了一些铣床机器，他们需要一个翻译者来翻译使用方法。我就说：“这样的情形下，我就要工厂给我一个在黑龙潭住的地方。”黑龙潭是工厂所在地，我就可以把我的家也迁到那里，它离昆明太远了，我不能从昆明天天坐公共汽车，尤其是在下班高峰坐汽车赶来赶去是不可能的。她就问我的家住在什么地方，我说：“在武成路铁局巷。”

她就说：“我就把你派到云南机械研究所去工作，这个所在小西门，离你的家不远。”她就这样决定了。

我高兴得不知所措，在这个省政治部门一切事情应该都很严肃，但这个厅里，一切都很讲理。她甚至于考虑到我的工作要挨近我的住处。我与她素不相识，有什么看不见的手在工作。几年以后我才明白，省委员会赵守义定了一封信关于我，所以她照赵守义的意见派我的工作。第二天我就到云南省农业机械研究所报到，那时我64岁。人们悄悄说我是一个女人的男人，在中国你要奋斗得很厉害才能得到一个工作，肯定的不能靠才能表现资格和公平的竞争，每一个人要用勾勾搭搭的方法悄悄地铺一条路去找工作。

我在我的生命之中没有一分钟忘记，我在云南农业机械研究所的早期所忍受的那种屈辱和轻视，这种情绪冲过骨头到骨髓里，一直刺到心里，伤害了我的自尊。

我被派到去资料室翻译科学的文件，这个组的代理主任是一个女人。当我头一天到办公室时，她给了我一个文件，文件是美国农业机械会的，讲牵引机的运行，要我翻成中文。很明显她是来试试我的能力，我没有犁地的基础经验，我完全呆了，我就在词汇上迷惑了。

各种科学都有术语，我就把那篇文章读了几遍知道大概的意思，但不懂基础在那篇文章是与犁有什么关系，就不能很正确地翻成中文，但文章里都谈到犁地和两个四个基础，我不晓得怎么翻，我知道绝对不是平常所翻“基础”的意思。但是什么意思呢？当时没有农业机械的英汉词典。几年以后出了一本这样的字典，那是我编译的，我编译时开头脸变红了，出汗又变白了。

我并不是生自己的气，我气是因为要我做我不能做的事。两种不同训练的人的区别就是两个人隔着山在讲话，我为什么要把自己放在困难的选择中，这是谁的错，更糟糕的是尖舌女人跑到办公室偷看我、检查我，她看见我脸色苍白，她就说：“你是不是有困难？”我没有答复她，就走到走廊上散步。在那个地方散步，她跑来一再打招呼，她就问我：“为什么不退休？当你回家时，你可以到所里去找吴主任，要她为你调工作，你的工资比所长的工资还高些，甚至于比副省长还高，你为什么不舒舒服服住在家里，而要到这受苦？”我一句也不回答她。假设不是不公平的政治结论压在我的头上把我的灵魂压到膝盖上，假设不是一个很强的要工作的要求，我就会吼她一句。我就与几千万个知识分子一样忍气吞声没说什么。吃饭时，她又跑来了，我没做多少工作，她就笑了。

她说：“你有个博士学位，你一定是出国吃过太平洋的水，又知道一些英文，但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我听说英文的语言现在改变了许多了，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你一定忘记了许多。每个英文字有它相对的中文字，你要做的只是把每个相对的中文字写出来就完了。因为你不能这样做，我们应重新想一下找个别的事情给你做，你不需要每天下午坐在这。”

她极端的愚蠢，使我哑口无言，她说她是农业学校毕业的，我工作的头一天是我一生中所受的耻辱最多的一天，我就掉进埋没的坑里去了。

一天早上大家都站在大厅前面吃早饭，一个女同事很小心地来问我：“你是不是每天晚上都在办公室而不回家睡觉？”

我就说：“不是，我没有。为什么这样问？”

她说：“当我早上醒来就看见你办公室的灯是亮着的，我只是好奇地想知道，你是不是日日夜夜在办公室？”

我笑了，也改变了话题，不久以后传言就说我有点疯，不然我不可能那么奇怪。我儿子凯凯的上司有个侄女在农业机械所工作，问我的儿子：“你爸爸脑子里是不是有点毛病？”她又以为我在运动中受麻烦，因为我的行为在别人眼里是不同的。有的人说一清早或很晚，我一个人在黑暗中走像个鬼。又有人说我必定是与所的政治部门的头有关系，她逼着农业机械所接收我，给我一份很肥的工资而不做事。人们都在谈论我这么大年纪拿这么高薪水，而只是等着我的丧葬的事到。

1973年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领袖气质渐渐败了、减弱了，他必须被扶起来接待新加坡总理，总理周恩来带着癌症努力地去把他在政府结构中放下来没办的事办完。毛与周两人明显地知道老干部是否缺少的，知识分子使政府结构革命委员会能够正常地工作，老干部多半是受批评现在很孤独，现在必须把他们放出来让他们自由。因此我的特赦就来了，毛甚至于很聪明地说把那些人从牛棚里放出来（我也是其中一个），并告诉他们现在这个形势，因为他们几乎被孤独了十年，我也是这样。这种流行的情况是向坏走的，人们说文化大革命中每一个人都表现了他自己动物、禽兽低下的性情，那本小小的红书——《毛主席语录》，假装是这本书的领导之下，人们公开表示他们的政治意见，但实际上根据他个人利益他们的兴趣分了小派别，结果是在道德上有个大的落后，在生活各方面，尤其是在政府工作上有一个很大的迟滞，没有人真正地好好做工作。

但是那些从牛棚中放出来的，又在办公室恢复原职，我们眼前是黑的，因为关在牛棚时报纸上外面的事都不知道。我们成天只晓得读《毛主席语录》，我也是很勤快地钻研语录。

当我从被埋没中伸出来以后，我充满了精神去工作，在农业机械研究所早期的日子里，给我泼上的那瓢冷水没妨碍我，也没有影响我对工作的热忱。从那时起背负着一些耻辱，我把我全身的力量都放在农业机械工程方面，我进行得很困难，但是没有回头的余地，从早到晚我一直坚持这样工作。

即使是在礼拜天，我也在办公室里研究生产的工具和机器，那就是当时为什么不可想象的甚至于鬼的故事都传出来了。对我来讲是很正常的，仅仅是一个很努力的工作者而已，那些年青的工程师五十年代从大学毕业的，知道我的困难坚持要称呼我老师。

作为一个农业经济专家，毛泽东令我失业，他创办了公社，定出了生产的定额，驾驶车从黄河到扬子江，他甚至于做了农业的八个规定，成为铁一般的法律。

我无法求救，只能对毛泽东的非专家而难以预料的指挥服从，把英文、英语、作为帮助我的一个工具来免除饥饿，英文原来对我只是一种研究工作的工具，现在英文除要被用来作为学问的目的，现在真的变成了这个目的证实了这个工具的有用。千万个社会科学家，特别是在那些说英语的国家留学过的，多半是在美国、英国受过社会科学训练的，这些人不得不丢掉他们的专业，把英文当作终生职业，英文成了一把刀插在他们心里，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浪费。结果八十年代初期，在社会科学中，一个很严肃的对年青一代的才能的缺乏也是社会科学院需要成立的必要。

当我派到农业机械所来工作，我很高兴地想最少也能做点有关农业的事，我以为至少我的农业经济的梦想最后能实现我的终生事业。我以为在农业方面的实际工作，说明我的农业经济，能最后成为我一生事业的梦想。

但是我是大大的错了，对于一个翻译新手来讲，一个工厂的机器工具例如一个车床或一个模子，它只能够制造一种机器，而且是固定在一种生产技术理论的进行中，换句话说它是不能移动的，它必定是与钢铁和制造一种工具的材料有关。因此这是很容易了解它的制造和工作的主要原理，因此很容易把它的部分和作用翻成中文的。

但是农业机器有千百个样式和结构，这些机器为不同耕种方法，但有相关的目的。这些机器有些部分相同，这些农业机器有不同的作用，因此它有不同的术语，所以几百种不同的农业机器很难翻译。所以中文的词汇又要不同又要适当。所以在一个不能克服的，不可能的工作中没有特殊训练的人是难以用中文来翻译成英文的，所以我忍耐着一步步前进，有时有年青工程人员来帮助我，这个工作的进行是很慢的，我常常承认我是在一个无望的令人失望的很委屈的，用同一个中文名词来适应一个英文名词。在机构的构造上，我是完全无知的，但是我用在中学学的物理、化学、数学那一点普通常识、判断力，在一个我完全无知的学问中，有时油印纸上中英文的农业的名称对我也有些帮助，这些模糊的帮助给我很微弱的亮光来应付我的工作，作为一个座右铭，我用笔和墨水在一张纸上写下歌德的一首诗，贴在床铺旁边的墙上。

“悠闲地失去这一天，明天又是同样的故事，跟随来的更是散漫的，不决定带来的是拖延，为失去的时间而叹息，更是失去了一些光阴，你诚恳地悲哀吗？那就及时抓住这一分钟，你能够干什么，你梦想什么，你就开始干它，勇敢有天才、威力和魔术在他中间，这样干你的脑筋会发热，只要你一开始，你的工作就能完成。

我相信做研究工作，假设没有一个或更好的两三个外国语，一个人的想象力就会受限制，在1974年在云南农业机械研究所，没有一个懂英文的人，虽然有1958年以前的大学毕业生，但农业机械研究所不是没一个真正说英文的人。1958年是一个学术和不完整的正式学习的分水点。在那一年以后政治运动、动乱、大风暴的群众斗争中断了所有的正常学习，农业机械研究所的外国语情况，在中国是一个在大学毕业生不幸运的情况。

斯大林写了一篇文章“马克思和列宁主义在五十年代初期广泛地传播，语言阶级区别......”但是当时英语被认为是帝国主义语言，被排除在大学教授的语言之外，而俄文是欢迎老大哥的语言，而在1956年以后又被排除了，因为是修正主义的语言。五十年代初期的大学毕业生，在高中有过三年的英语学习，不得不放弃英语而作为一个俄语学习的启蒙生，非外国语言主修者多半只读了两年。这两种不稳当的语言基础毕业以后都没有用，很快地都被忘记了，这两种因政治原因而废除的外国语言工具在语言交流和学问研究产生了很悲哀的情况。五十后代晚期，大学毕业生渐渐恢复了多一点的责任，在七十年代晚期八十年代初期提高了他们学习的权力，在那个时候，在邓小平领导之下，政府机构的有规则的责任也恢复了，特别是中国被世界家庭承认了，国际交往不同模式的交换，学习研究都需要外国语言的知识，口头翻译者和笔墨翻译者都很需要，但是这类人是很有限了。

这个情况从坏走到更坏，因为政治原因语言变更给后一代的高中毕业生，他们先在中学学俄文，那时我 们与苏联很亲热，到了大学又要他们学英文，在外国语考试中，无情的不诚实的这种行为要给予初级和高级技术职业的资格，令我们即使到今天也很可笑。这不仅仅是人的资格的等级的规定，也是与其它许多事情一样，是国格的规定。

老木匠

第六章  一切都好，结果也好

1979年冬天的一个早上，我在颐和园散步，挨近我弟弟的家，颐和园被荒芜了，在世界上臭名的野蛮的文化大革命后，颐和园被荒芜冷落了，毁坏了，一个死气沉沉的重重地压着人的天，像一个灰色的盖子压在我的头上，一阵风,带着一些土沙吹在我的脸上，我弯着身低着头走过去了。

自从我离开了南京食品工业学院校长的职位到现在有二十年了，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攻击了党，到现在为止仍然让我疑惑，我们的国家已经充满了50万个已改正的右派分子包括我倒霉的妻子珍珠（刘德伟），有四五个右派分子被毛泽东亲自划为右派的是不可能改变的，假设我划为右派分子也一定有这样一个机会，但是在工作中被免职了，只跟一个错误混淆在一起的免职，那就永远只能忍受了。在头十年之内，我把身心都放在工作之中，也是在委屈之下，在随之而来的二十年中即1959年到1979年，我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给我的一些酷刑和痛苦，我到底是犯了什么罪，我脑子里是一个混乱的旋涡。

忽然间从远处有个声音在喊我的名字，他是从前食品工业学校的同事，这个学校在我离开后就解散了。

“南京市共产党委员会一直都在找你，要改正对你所做的错误。”我以前的同事这样说，这种一个好消息，但是他要我写一个申请说明我被告的那些行为都不是事实。我就根本不知道我做了什么违反党的事，我只记得我曾经埋怨一个党员没有做很多工作，同时也举了个例子说：一个和尚挑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吃。我的目的只是要求调换一个工作。

1973年4月3日从南京市共产党来了一个公文说我没有说攻击党的话，撤消我的职务是个错误的决定，必定要撤消。另外一个合适的任命即将在考虑中。当我要坚持正确地知道我对党的攻击是什么，我就看了原来的报告，哎呀！令我非常的惊慌，最严重的控告说我与农业部部长罗隆机在一个黑屋子里暗中合谋要放火烧与之意见不合的人，控告书是一个全中国都知道的毛主席的社论，是控告右派分子的社论，这里逐字逐句照毛主席的社论写下来的，这个控告的信是悲剧的喜剧，罗隆机我一生中从来未见过，当时应是在纽约的办公室里，当时我是在南京，我们俩要见面就要跑到太平洋中间浮起来的黑屋子里见面。不管怎么样这个坏事是做了。我一生最好的年华50岁—70岁之间被践踏了，这个损失不是我一个人的，全国一百万知识分子中超过五十万的知识分子都是被压迫的，其余的五十万都被恐吓得不敢说想说的话，沉默统治了一切。后二十年这个国家投入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的混乱之中。当我回到昆明后有几个食品工业学校的毕业生写信来说，他们将要联名告到北京去申诉反对对我的不公平，我违背我的志愿和感情劝他们不要这样做，这样一个陈情书会得到一个适得其反的判决。这件事意味着一个革命的姿态可以化为是造反，而我就成了鼓动者，他们的前途也会被毁了，在一个没有民主法律的制度之下，你越是申诉你越是要被判刑，我一个人倒霉就够了，为什么我要把那些有前途的年青人也连在一起。这是当发现我被诬告了，学生们想要为我申诉。

1959年—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的时期之中，无疑地是人为的灾难，饥饿传遍了中国，这是共产党政权的早期说的“要吃多少就吃多少”还有别的幻想的政策的结果，食品工业学校的一些学生把粮票寄来给我让我渡过难关，这是他们对我的不幸运的关心的表示，一连串的好感和相互的关怀把我们连在一起，我是他们从前被正式免职的校长。

当我收到改正的信以后，一封联合的信，1980年从上海寄来，有两百多个学生联合签名，现在我把信的一部分写在下面：

“我们敬爱的向校长：

这些年过去了，您两鬓的头发变成灰白了，这些年过去了，我们已从天真的孩子变成了天真孩子的父母了，哎呀！您和我们分别了二十年了，这些年过去了，您在我们的心灵中是一个我们爱慕、不能从我们心中埋没的好校长，一个有制度的引导我们的好校长，有耐心、有技巧教育我们。我们非常忧愁，1957年那个可恨的变化和十年来异常的灾难的暴力把我们苦苦地分离了。

对往事的回忆令我们充满了蜜一般的甜蜜，同时又有一些别的事情让我们强烈地痛苦，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同学聚会谈到我们的老校长，充满了好运气和甜蜜的快乐，自然地混和了一些悲哀同叹息。

过去的时候，你建立了南京食品工业学校，在一块荒芜的土地上，在中山门里面用了您大量的精力，在那美丽的园地上，你是一位忙碌的园丁，忠于党的教育工作，用“三好”（好思想、好学习、好工作）来培养我们心眼，你工作像一位慈祥的母亲，又像一位严肃的父亲那样要求我们，二十年过去了，一件一件的事情在我们眼前走过，就像是前天或昨天的事一样。

在午餐时，您夹起的那些冬瓜片是我们同学们扔在饭桌上的，您一点都不嫌脏吃了它们，也没有责怪任何人，这个行动超过了一千倍任何大声叫喊的责备，这件事刻画在我们的脑子里一直到今天。当时医疗蛇热和瘟疫，你同时是我们的好校长也是我们医院的院长，您的行为比一个家长还好，找医生和药给我们，让我们都痊愈了。你早早晚晚站在我们身边，当我们痊愈的时候，您强壮的身材憔悴了，在平常时，你从这个教室走到那个教室，从这个寝室走到那个寝室，关心我们的思想、学习、健康，所有这些事还有更多的都清楚地像白天一样在我们眼前显现，也是普遍都知道的，但是，哎呀！雨和雷降临在您的身上，你被霜打了，被冰雹打了，也就凋零了，没有人能说出您经过的那些痛苦，当您离别的时候，我们连看您一眼，跟您说一句话来告别的机会都没有。

现在风暴过去了，天又蓝了，有温和的风和暖和的太阳，春天又到了，山变绿了，地上开满了紫罗兰。

自从您转移到昆明二十多年过去了，您现在已年过七十了，我们忠诚地希望假设你的健康和工作允许的话，请您到上海来我们重聚谈一谈我们分别后的情况，请您来看一看您从前的孩子们已是孩子们的父母了，也让我们这些孩子们的父母看看如父慈祥的校长，我们愿我们的希望能够实现，那么我们将如何地快乐。”

我在中国西南的边缘上，离北京、上海、新疆几千里路，我多半的学生都在这几个地方工作。我实在是住在闭塞的昆明。我自由的消息带到他们中间，散布到全中国，我被关闭的事是一个女学生头一个发现的，她姓费名春囡，她在上海的肥皂厂工作，肥皂厂里有我的几个学生在那里工作，她是出差到四川重庆的，当她要离开重庆时，她的经理对她说，要她绕路经过昆明来看我，他说：“我常常听到你们这些人谈到你们的老校长，一个二十年以后你们还如此记得的人值得你们去看看他。”

然后高希清也来了，他是上海每日化学工业研究所所长一个有名的化学家，多次接受政府所颁发的勋章，因为他的贡献很大，他这次特别旅行的目的，是要知道二十年苦难日子里，我生活中的一些细节，也是要来看看我退休以后的安排。他说：“假设你没有把我的蛇热病治好，我哪能活到今天，我们整个村子都死亡了，更重要的是您教训了我如何做一个人。

这两个人，我仅仅记得年青时候的样子，但是当高站在我面前时，他几乎是六尺高的人。

1956年在南京8月底的一天早上我早早起来，并且散步到没有建好的学校大门，一个小男孩也在那里，很明显他穿着改过了的衣服，十分不合身。

我就说：“嗨，小家伙，你在这干嘛？为什么不上学去啊？”开玩笑的样子我用手掌摸着他的头。

他回答说：“我上的就是这个学校。”

我就说：“哦，是这样的吗？我们这里不收小学学生，你睡在哪里啊？”

他说：“我经过了考试，睡在大门口房间里的一堆草上。”

从那时起我们成了朋友，25年以后他就成了上海咖啡厂的经理，是中国第一家咖啡厂第一个经理。去年1992年他从一个国家在上海办的国营企业转到集体城镇的联合企业，他是张家港从前的一个二把手，张家港是江苏的一个海口，他从国营企业转到集体城镇企业引起全国震动和争论，那是邓小平南巡以后，上海浦东忽然间变得很兴旺的时候。这个企业花费了两个亿把姓王的搞到集体城镇企业，还有我另外一个女学生顾玲玉和另外的两个技术人员连根拔走。这个企业买了两套公寓给他们每一个人，一套在上海一套在张家港，而且给他们每一个家庭一大笔存款——二十万元银行存款，另外每个月的工资是非常漂亮的，这不是要把政府办的企业打倒吗？对保守派来说，这不等于是从根割断社会主义，这是从一个跳板跳到拿更多的工资存更多的钱，然后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准许自由选择，表现自我才能的？这是一个对技术和学问的尊重，这是一个真正的表现？政府对这件事不干预，不管怎么样现在这个日子，“党指挥你到哪里，你就到哪里”这种日子过去了，中国正在改变得好一些。

一个长的时间后，我学生对我的尊崇达到最高峰，送给我同我的妻子到上海、北京、南京、苏州、杭州、无锡和这些地方周围去看他们，这个想法很好，我们很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三十年的分别后，我们是多么地盼望能彼此相见。

我们1984年4月底到了北京，正是时候，我们参加了清华大学我的毕业班的55周年记念，然后就参加了跟我们学生的重聚联欢会，在国家首都城市服务制度要求高而且严厉，同时也有很多官僚主义加进来，这使我们的学生花了很长的时间来找能共同参加的日子，而且做了三次日期的改变，每次当张秀成骑一张单车来与我商量，要三个钟头才能找到我，汗从背上滴下来，我很感动，她是轻工业部一个司的领导，但是没有给她一张汽车，这是一个节日的聚会是1984年5月9日，这是一个啤酒会，主持人是食品工业学校的学生。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事要告诉我，而且在这群人，每个人都要和我与我的爱人照相，有的人是坐火车或汽车从几百公里以外来的。这个人叫陆芬南，她是烟台肥皂厂的经理，她讲话时眼泪含在眼里，喉咙被哭声卡住了，她走过来与我谈：“以前在南京的日子里，你跟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只有两年半，您就很不运气的没有解释地离开了我们，您告诉过我人生是应该如何，假如您跟我们一同过了四年，我们今天一定能更好些。”她只能对我说这些了。因为悲哀让她卡住了喉咙，因为在1984年情况之下，她的这些话也就够了。

我的学生送我很美丽的绣花桌布，作为记念，也是他们对我的爱的表示，他们又举行了一个啤酒会，在啤酒厂里，大家举杯彼此庆祝狂欢大笑，这是我从儿童时候起就没享受过的那样的快乐。

1984年5月24日的一个晚上，我们回到上海，我很惊奇我的学生们真正送了一大队代表来飞机跑道，将一大把花请一个姑娘送给我，她悄悄地在我耳边说：“我们欢迎您来到上海。”就好像欢迎一位市长一样，在欢呼和鼓掌之中，我们真是像一位高贵的人进入跑道，一个他们爱的人回来了。在王龙云的咖啡厂举行了一个茶会，我很多学生都是工厂的领导人，坐在一张长长的桌子边欢迎我，王确实把这个地方装扮得尽是花，有一些美丽的年青女孩很郑重仪式地参加了这个会。我们喝了很多咖啡，尝了不同产品的味道，都是那个工厂出厂的，除了他们出产的牙膏和香皂外，其它的我们都尝过了。他们送给了我们这些香皂，我们用了十多年都没用完，还送了我咖啡、可可、巧克力、糖果等等，今日的中国很少的朋友不因为什么像这样彼此送礼，我们当然地也还礼，但是我们的友谊是永远存在的。我们住在上海肥皂制造工厂，现在是和英国的一个公司合营，这个工厂有7000个工人，中国最大的一个工厂，他们有18个厂间，厂间主任都是食品工业学校毕业生，除此之外他们的总经理张金月也是食品工业学校学生，他们请我们在一家餐馆的宴会厅吃了一顿很豪华的宴席，而200个人一起照了一张大相片（200个人是毕业生的1/3还多），当宴会过了以后就有一串的拜访，我们就看见了以前在上海的同事、学生、亲戚。汪道涵我从前的顶头上司，现在是大华东地区的轻工业部部长，听到我的来到请我们去住在他们市一级的宾馆里，我很有礼貌地谢绝了， 我说这一个官员的宾馆有太多的规矩对我的许多来访者，他们都是社会上一般的人物。接着后来的两个星期之内，代表他的书记叫伟明先生，请我两次到他家里去，来打听我是不是还愿意与汪道涵工作。我呢，在市大厅给他一个客气的拜访，我就谢绝了他的邀请。我现在和当时都有一些保留。1993年汪道涵作为中国头一个代表去和台湾联系，这个联系很有希望在将来带来对人民有利改变，一个对两岸人民真正民主的必需的改变。

从上海我们去了南京，1959年8月，我离开过这个地方，很忧愁的离开这个地方，这次回来给我一种感受是胜利地归来。顾简杜是从前食品工业学校学生会的成员，现在是个有名的书法家，很细心地照顾我们。食品工业学校现在不存在了，所有的职员和几个学生都留在新的学校里，新学校叫化学和电器技术学校，学校占领了食品工业学校一半的地盘，顾让我坐在以前用我的名义买的梅塞德斯.奔驰车上，又让我坐在以前的书桌旁的椅子上，在欢迎开始做的事都做完后，在南京的日子就花费在和学生同他们的家庭对过去快乐时光的回忆。

最后一个启示来自陆毛珍是个党员，也是我从前的秘书，有一天晚上她和顾到我的宿舍来看我，她说：“我早就想来看您，但你有太多的学生和其他人在周围，我现在是管个人的档案，我要您去看看您的档案，您的档案是非常清楚的，你没有做过任何可以责难的事情，责难您真是可耻。她说这件事时眼睛里含着泪，喉咙里被什么塞住了，我能说什么，总而言之，我们终于享受了一个快乐的重聚。最近1993年5月23日，她在一封信里说作为一个共产主义信仰者，她对我受了这些错误的待遇感到非常悲愤。

从南京我们去了苏州、无锡、杭州去会见我们那里工作的一些学生，同时也去观赏了那些有名的风景区，就是有名的“地下天堂”。七月的后期我们才回到上海，1984年8月早期我才回到昆明，我真是好运气看见了我的学生的80%，但是除掉在新疆的过去的一些学生之外，这种行为无疑地也是反映了封建主义分而制之。1989年8月我的八十岁生日那天，他们就送了一队代表，他们代表所有中国南方的校友们来向我和妻子庆祝，很多电报从中国四面八方飞来庆祝我。1992年10月26日，一封很正式的信是食品工业学校第55届校友会，所有学生来告诉我，他们在会上非常快乐，这封信的一部分我写在下面。

多年以前在新中国成立后，您不怕疲劳地建筑了中国第一个食品工业技术学校。我们这些毕业生很运气地在那里成长读书。您的坚强的精神，您对艰难、费力的事情的严格管理和您在学校忠实朴素的行为，这一切还有更多的都成了我们人生中的榜样，食品工业学校是我们今日成功的摇篮。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中间有些人成为模范工作者，被轻工业部嘉奖，也接受了有些省市的嘉奖。我们有些人成了企业家、成了技术专家，还成了不同工作战线的前方的骨干。我们都抱着乡愁怀念我们的母校。我们珍惜对您和老师们的回忆，对您辛苦教学和对我们的培养的回忆，也是对我们之间互相友谊的回忆。不，我们不可能忘记，从来也不会忘记我们的年代，我们经常向往在学校的经常去的地方。

1993年3月6日又有一封信是从前的一个女生叫李燕萍的，她是一个讲习会的工程师，她现在是一个北京中国食品工业联合会关于酒发酵的顾问，在这封信里说：“我去年九月在上海的校友会看见了您和您家里人的录像带，您看见了没有？我在台上向同学读您给我们的信，当我读您的信时，从前有些领导中有些人，他们在您的后面感觉不舒服。在您之后，没有人能赢得像我们对您那样的感情，怪谁呢？这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即使在1984的我们的旅游会见了以前和以后的学生，只要他们来到西南方的城市，就会来给我尊崇的拜访，有时门上一敲走进来一个他、她或者是他们，我高兴地惊喜地对他们说：“你是某某吗？你变得太多了，但我仍然能够模糊地回忆你年青的样子，有些痕迹和有代表性的表情仍然存在着。”我写到这里时，忽然间又有人敲门，可能是他们中的一个在门外了。所以一切好的事情，终归是好的。

老木匠

最后的日子（刘德伟）

我很遗憾我的丈夫没有完成这一章，1993年6月6日他停止了写作，这是他去医院的头两天，他的腿肿了，而且他没有精神，他即使在床上都没有力气翻身，但他不愿意看医生，他怕医生坚持让他住院。6月9日我坚持他必须看医生，而且雇好了汽车，车等在门外。医生一看他就命令他即刻住院，第二天是10号，他的情况变得更坏，但是11号他的情况好些，他看起来很好，而且和我谈话，我很高兴，忽然间他说他感到神经错乱，他的脸变紫了，眼光呆滞了，他再也不能说话了，医生说他失去了知觉了，我叫他，他的眼睛也不动了，四个医生立即一同来到给他紧急治疗，一直到6月12日凌晨3点，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的呼吸也停止了。世界失去了一个真正的好人。

在这里我们关上了记录向景云一生的书，一个知识分子他有服务他祖国的热忱，服务他爱的人民的真诚，也爱他自己选择的政府，他仅仅是千万个同样的在新的老的中国里第一个知识分子，一个爱国主义者，悲惨地死去了，但是中国有句古语说“不以成败论英雄”，我今日还深深地为威斯康森的教授，他为中国培养出一个虔诚的土地经济学家，一个国家不知道如何用他，践踏他，糟蹋了他整个的一生，我也为中国深深地感到遗憾，他的学生们是他最大的安慰，即使他的灵魂，也大大受到了安慰。他最后的一声呼吸是在凌晨三点，我一清早就打电话给袁锡宝，他是他在中国学生的总代表，告诉了他这个不幸的消息。袁锡宝非常诚恳接受了这个责任，好好的担心他们老校长，这个责任是他们同学会委托给他的，每当天气一变，无论是在医院里还是家里，他总是第一个来到我们的房门口来寻问他们校长的健康情况。袁锡宝即刻就打电话给北京、上海、苏州、无锡、广西、广东和别的城市、云南的县份告诉他们同学这个不幸的消息。当天上午八点，回电就说学生会的代表们要飞到昆明来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会和火化。这是1993年6月18日要举行的事，那一天只与他离世的日子相隔六天，这些学生代表都带着鲜花从四面八方赶到了，我想他一定在他们之中微笑着，因为他们证明了他对祖国的伟大贡献。

解放前夕共产党军代表应许向景云保留他的职称和工资待遇，以感谢他为革命所做的贡献，然而四十年来向景云没犯过任何错误，工资却没涨过一分钱，职称没升过一级，死后职称却连降四级从副部长降到副厅长。这是为什么？希望你们的良心能做回答。

（完）

何堪

没弄死你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