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我国要建立一个信息集中统一的机制

李旧苗

李扬：谢谢第一财经。我是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所长，目前正在变动过程中，正式任命还没下达，所以媒体朋友要报道的话需要做下说明。
　　现在讨论金融问题都离不开危机，所以我们从危机说起。危机发展到今天，我觉得我们不能够简单的再做那种归纳、总结了，我觉得在危机中应该有三个要点沿着这个顺序去观察。
　　第一个要点，也是迄今为止大家看的比较多的，就是以美国为代表这样一种市场经济为基础的金融体系，到底做错了什么？或者说他哪些东西有毛病？迄今为止分析的比较多。
    但是我觉得要是真正对中国有用，我们还要做两个方面的观察和分析。
    第二，危机这么大，已经有很多东西落地，一个一个事情我们需要重新考量，但是它究竟还是有坚持的东西、不变的东西，我们需要拿来考虑一下。因为我们最近在分析四个主要国家和地区金融监管的新方案，我们就发现变化不大，特别是有些东西并没有没有，经过危机保留了下来，这个我们认为需要分析。
　　第三个要点，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要知道中国要做什么？
　　我们大致需要沿着这个思路说一些我的看法，请大家批评指正。
　　第一方面，到底有哪些方面不那么完善呢？第一个方面是金融的发展对于实体经济疏远化了，很多经济创新并不是因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常常为了创新而创新，为了制造一种产品而制造一种产品。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对于现在被人批判很多的衍生品做个分类，比如MBS、ADS（音），这确确实实是为实体经济发展需要而服务的，确实是为管理现实存在的一些风险而创造出来的，这些东西我们应该肯定，而应该否定的是类似于赌博性质的产品。
　　第二方面，监管不能与时俱进，因为监管和市场经济活动应该是“孪生兄弟”，有市场的发展就应该有相应监管的跟进。我们总结这次危机可以看出，是疏于监管了。这也提出了一个问题，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层出不穷的情况下金融监管怎么才能够与时俱进？现在的监管方法行不性？目前这种监管的方式、路径可能是有问题的。
　　第三方面，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改变，在相当程度上这次危机的蔓延应该起源于这个。这次危机是资产负债表的危机，然后延伸到他的国内金融体系、实体经济，是这样一种情况，这个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英国也是这样，对于中国也是这样，对我们来说是外部冲击，因为国际货币外部的存在，我们摆脱不了的存在，现在这个影响变得这么大是因为这个体系造成的，所以对这个体系改革的重要性我们应该很清楚。
　　第四方面，如果说以美元为主要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刻划的是全球经济的金融面，那么全球经济体系受到了这么大的影响就是全球的实体面。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这么看，美国人想把美元货币体系失衡看作是这次危机的原因，根据这样一些理论把全球经济失衡的责任推到中国，这是他的意图，但我想从理论分析上还可以做一些挖掘，看清楚以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对此次危机所造成的一些根源性的伤害。
　　刚才许局长讲了，1971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美国开始实施了管制、黄金非货币化、第一次石油危机，对于美国而言第一次出现了战后的赤字，所以说如果全球经济失衡要追溯历史的话要从1971年开始，在那之后全球经济失衡不断的导致全球金融危机，比如说80年代的日美贸易摩擦，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包括现在的金融危机，都与这个有关。
　　这种状况我认为不能够继续下去了，这次危机泥沙俱下，但是有些东西依然保留着，这还需要进一步的总结，我觉得有两点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第一，市场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变。我们看到纷纷国有化的措施、政府很强烈的干预措施，但这些措施都是以市场机制正常运转为基础的，国有化从意识形态上你看起来是国家参与经济管理的过程，但要看这个依据的是市场原则。我们在分析最近连续公布的美国、泛欧和日本的监管方案，看的很清楚，这一点没有变。
　　另外一点没有变的是，政府对于经济运行二次调控的地位没有变，这和第一条是相辅相成的，政府在这次危机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最终经济的恢复还是要从市场恢复，从他们采取的措施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们用的是西方的例子，这样的例子依据的基本原则也正是我们正在应用的市场经济的原则，什么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在运行机制上，就是市场发挥基础性的配置作用。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这一点，应该说经济危机之后没有变化。
　　第三个方面，中国现在要什么？中国处在什么阶段？有什么特征？在这次危机中应该吸取什么经验和教训发展我们的经济和金融？我想有这么几个要点：
　　一、中国市场化的进程还正在进行。我们不是市场多了，而是市场发展还不够充分。温总理最近谈经济形势的时候很明确，企稳，但还不牢靠。经济的运行靠的还是市场、靠的是企业，如果市场没有真正的恢复，如果企业没有真正的活力，特别是按温总理这个讲话里面，有一大半讲到实体经济、民营企业，就是说真正稳定进入新的增长阶段，靠的还是市场的恢复和企业活力的恢复，这个我觉得是应该强调的。温总理讲话里面最后一段讲到改革，这的我觉得也是应当关注的，特别强调用了一大段阐述了整个恢复经济的或者是一个改革过程，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市场化。
　　二、城镇化。欧美早就城镇化了，他已经后城市化了，城里人开始往外搬了，中国人是农村人开始向城里去，这个城镇化的过程是不可逆的，而且对于中国来说城镇化的过程还需延长很长时间，现在我国的城镇化率按人口算是不到50%，如果年均相当高的1.3%，如果目标是70%，这个帐算的很清楚，还需要15年的时间要走。城镇化就会引发一系列的需求，比如说住房、环境保护、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基础设施，我想大家也应该看到，此轮经济启动，我们大量的投资是指向这一领域的，道理非常简单，因为中国正在城镇化的过程中。
　　三、工业化。如果说在初期阶段城镇化和工业化相当程度上是重合的，那么发展到今天，城镇化和工业化已经有不同的内容和不同的地域分布，比如说我们所在的北京，已经很难通过工业化来促进城镇化了，不可能，现在还搞什么工业啊，上海也很难用工业化进一步来推动它的城镇化，但是中国好在是东方不亮西方亮，我们广大的东部地区、东三省、西部地区都还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并举的过程之中。温总理有一句话说到：城乡协调、区域协调。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工业化是一个总过程，但这个总过程在不同的地区表现程度是不同的，因此使得各个地区发展的重点是不同的。
　　四、中国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就是高储蓄率。这是我们的优势，现在全世界都羡慕死了，美国人没有储蓄，但是高储蓄也有它的问题，现在当我们说消费不足的时候，其实它的另一面就是储蓄过高，因为在国民经济这个层面上高储蓄和低消费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高储蓄又是由于很多问题造成的，现在大家说的比较多的是像社保等等，哈博士我们强调比较多的是人口稠密和人口老龄化，其实老龄化直接对得经济利益还差一点，主要是参与率。这种情况下，高储蓄率还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事实，高储蓄那边就是低消费，要想吸收这些储蓄就得高投资，对外还是要进出口，因为你必须引进外需来消化掉我们的高储蓄。上个月国务院也出台了稳定外需的措施，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对内要增加投资，对外要稳定外需”，而这个有一系列的矛盾，在这里就不多介绍了。
　　这样的一些因素决定了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决定了我们今后金融改革的方向，基于上述思考的背景下，我们下一步金融方面应该在几个方面加大注意：
　　第一，还是要完善我们的金融结构，危机前国内的共识觉得金融机构失衡，直接融资不够，间接融资过分，但话又说回来，现在银行6个月的贷款7.3万亿，这么高，其中60%几是中长期贷款，而中长期贷款从功能上来说应该由资本市场来支撑，但现在没有办法，都拿到商业银行里，大家知道商业银行借短用长是它很大的问题，现在你加大“用长”这个部分，那么他风险期限的问题就非常突出。所以我们在刺激经济过程中，我们进一步感觉到中国这种以银行融资为主的结构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再往前推两个月，大家应该知道国务院通过了一个《决定》，决定普遍降低投资的资本金比率，大家知道资本金比率是经过长期探讨下来，一个项目先要投资者掏自己的钱，然后按照一定比例银行贷款这种债务型资金才能跟进，但是中国没有筹集资本金的机制啊，A股市场9个月去功能化，一分钱筹不到。所以我们退而求其次，降低风险比率，这其实是有风险的。尽管这次问题出在资本市场化，在美国来看，我们在吸收借鉴他们的方法的时候还要看中国的国情，否则连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都有障碍。
　　第二，我们还要进一步的金融创新，不能因美国那边创新过度我们就停止创新，金融创新在中国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当然前面我也提到了，我们要对现在美国出事的这些金融产品、衍生产品做分类，哪些符合需要，哪些是真正管理风险的，哪些是与赌博比较接近的，从而确定我们的工作重点。
　　第三，我们的监管恐怕需要注意资产负债表的分析，要深入到资产负债表这个层面。现在市场有很多的波动，比如说股市或者房地产市场，一波动就出现了大家顺口而来的问题，说市场到底是投资呢还是投机呢？如果是投机，就有泡沫了，大家很喜欢在这上面做分别，于是就有很多的界定。比如说二套房就是投机，二套房政策前前后后做调整，总觉得不是回事，其它还有些标准，监管当局也在挖空心思非常的辛苦研究这个，恐怕这都不是根源，我想起1933年美国金融危机一位专家的一句话，“问题不在于投资还是投机，而在于是否负债”，他强调的是用谁的钱去投资、投机，如果用自己的钱投资、投机你管他干什么？但如果说他借钱，这就跟杠杆率有关了，如果由于杠杆率投机或者投资失败，这就会通过杠杆影响到整个金融体系、影响到全世界。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来进行监管才是根源，当然说这个事是一个大事，因为要做好基础性的工作，把所有资产负债表都要分析，小到居民、大到国家。
　　第四，监管协调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最近我们在分析美、英、欧、日监管的方案，有一条是共同的，就是监管协调，要有一个协调的机制，而且这个机制不能是空的。
　　最后一点，要建立一个信息集中统一的机制。这次危机告诉我们，很多事情监管当局事先不知道，或者说知道的比较迟，这就暴露出我们对于金融本质的理解有问题，我们金融业的本质是个信息行业，可能有人分析，金融业赚钱97%是收集处理信息的钱，只有3%是通过发发钞票赚的，如果是这样，你对信息不把握、信息不完整、信息不及时当然会出问题，这个问题对中国现在太重要了，在中国获取信息、完全的了解信息有点困难，毛泽东说过要“心中有数”，而我们是“心中无数”。
　　时间关系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李扬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中评社北京8月3日电／经国务院、中组部决定，由李扬同志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陈佳贵同志不再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职务。
    李扬1951年9月出生，安徽怀远人，1970年12月参加工作，1984年6月加入GCD，博士研究生，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曾担任安徽淮南建筑安装总公司工人，安徽大学经济系教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财贸经济研究所财贸金融室副主任、主任，财贸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