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无政府主义者张继的“变节”

李旧苗

民国建立前后，社会的大变局让许多中国知识人转换了角色。在变与不变之间，或者说理想与现实之间，各人的选择不同，可一旦作出选择，其自身的命运也随即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
    以现代中国无政府主义“天义派”的创始人之一张继为例。民国建立之初，他即委身于临时参议院，充任议员。其时，同道者中以有违无政府主义“不做官”的理想而提出异议，却仍未能使其脱身，反而是愈陷愈深，1913年进而成为中华民国参议院议长。
    而就在五年前，张继还对无政府主义理想信誓旦旦，笃信不疑。1908年，由于在东京参加日本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堺利彦、大杉荣等人组织的社会主义第二十次金曜演讲会，遭日本警视厅警察逮捕、通缉，张继西走巴黎，与在巴黎的中国无政府主义“新世纪派”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诸民谊等人会合。
    留居欧洲期间，张继得以接触并且观察欧洲的革命党和无政府党人，后者安身立命的生活态度和方式给张留下深刻的印象。1908年在写给仍居东京、续办《衡报》的“天义派”的另一创始人刘师培的信中，张继写道：
    “中国革命党生活程度太高，即如吾党，亦纯蹈中等社会之恶习，较之欧洲革命党，实有愧色。欧洲富豪之生活，本非吾辈所取，至于革命党生活，则深可钦佩，彼党所居，均在工人萃居之所，如巴里[黎]、伦敦之东境，均属工人住宅，即日本人所言之贫民窟也。”
    也许是感触太深，引发了张继对中国无政府主义以及革命派的反思和期望，他说：
    “我党由今而后，均需痛改旧习，若在外邦，则入彼国贫民窟；若反[返]本国，即循一正正堂堂之路，混入会党之中，脱卸长衣，或入工场，或为农人，或往服兵(惟千万不可作军官)。倘志士能依此法，不出数年，中国革命之基础，必能成立矣。”
    此时，仍怀抱无政府主义理想的张继，主动进入了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和乌托邦信徒组建的“鹰山共产村”，与“同志十余人，国籍七八种”的各国理想主义者过了三个月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半工半农的生活。(参见《张溥泉回忆录》，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版)
    然而，才过去三年，武昌起义即爆发，1912年中华民国正式建立。革命最初的成功来得这么迅速，也让同时是同盟会骨干、革命派人士的张继一变而为革命的先驱和功臣。
    就在张继出任议员和议长后，现代中国无政府主义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师复在给“新世纪派”的代表之一吴稚晖的信中对吴、张两位中国无政府主义前辈背离以前不从政做官的承诺颇为不满。他说：
    “张继与吴稚晖皆中国提倡无政府主义之先进，前数年在‘新世纪’操笔政时，持论至激烈。乃张继既作议员，吴稚晖亦时周旋于国民党间。既与政党接近，即无异与社会党、无政府党日渐疏离。”“近闻溥泉先生(指张继——引者)当选参议院议员，并被推为议长。既忤平昔素志，复戾进德会会约。先生与为至友，不审以为何如？”(均见《致吴稚晖书》，收入《师复文存》，上海：革新书局1928年版)
    师复信中提到的“进德会”是1912年2月由李石曾、汪精卫、张继、吴稚晖等四人署名发起成立的约束知识人个人道德行为的民间组织，会员中包括著名教育家、后来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等人。但彼时由于参与者中多数已是官员或议员，进德会会约中“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两条暂不作要求，于是另组“六不会”，即要求不狎妓、不赌博、不纳妾、不食肉、不饮酒和不吸烟。
    师复给吴稚晖的是公开信，吴给师复的回信也同样公开登在报刊上。但吴稚晖所解释的其中的原委，仍不能让视道德为要的师复释怀。他又发表《再致吴稚晖书》，对张继前些年的言论与今日之行为的巨大反差加以揭示，以为张继完全背离了以前的理想。师复指出：
    “溥泉先生为提倡无政府主义之人，曾意图排斥政治，不应反置身于政治上之生活也。溥泉先生之言论著作具在，反对政治，反对议会，言在耳而墨未干，一旦言行相反，苟非绝大之理由，必不出此。”(同上)
    师复当然是站在无政府主义的立场上批评张继的。因为无政府主义不仅反对作为机构形式的政府，而且也反对一切意义上的权力。然而，这里面也有师复个人对大变局时代的民初社会以及中国人的道德状况的担忧。他在《致吴稚晖》中说道：“今日政海恶潮，陷吾民于痛苦，国人醉心权位，讼言运动不复知学问道德为何物。其祸殆有甚于传染。长此以往，光天化日之人类，不难立返于兽域。”
    无政府主义者大多是极端的性善论者，总是将良心、道德看作维系社会和人民之间关系的惟一的处方或良药，他们最终走入空想，也大多与此有关。
    其实，即便不是社会大变局之时，政治人物的变节也能找到许多理由。张继这位同盟会和国民党内的大人物就自称已经放弃了青年时代所追求的无政府主义反政治、反政府机构、反议会，绝对平等、绝对自由和渴望世界大同的理想。他说，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像基督教的天堂或者佛教的涅槃，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这个后来被吴稚晖重复采用过的说法，自然要比“醉心于权位”冠冕堂皇了。
     （南方都市报 评论周刊 2009-0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