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南方周末,你不应该如此没水准!复旦教授,你也不应该如此没水准!



『煮酒论史』 [评论随笔]南方周末,你不应该如此没水准!复旦教授,你也不应该如此没水准!
作者:句容令 提交日期:2009-8-29 20:45:00

??对于很多读者来说,南方周末的大名是如雷贯耳,甚至对这份报纸的风骨与水准有着不少的崇拜与景仰!我虽然不是每期必买,但总是尽量去读的!大多数文章也是很有水平,有见地,敢说点实话的!可惜看了八月二十七号的一篇文章,觉得实在是倒胃口,奇文大家一起来欣赏!
    
    D24版一篇名《康乾盛世 藏富于民》的文章,署名侯杨方,后来我寒度了下,是复旦的教授!该文洋洋洒洒几千字,大致观点就是认为康熙乾隆时代,朝廷或者说就是皇帝采取了正确的财政税收政策,藏富于民,减免赋税云云。下面来谈谈我简单的看法
    
    首先,侯文认为康乾是盛世,对于这一观点现在很多人未必认同,其实就是在盛世的标准问题上认识不一,对此我也不想多说,但该文通篇洋溢的对康熙乾隆时期皇帝的热情歌颂实在有悖于基本的历史研究的冷静客观!
    
    侯文认为,从历史经验来看,国家的军力强盛、对外开疆拓土的同时会伴随着对内的横征暴敛,导致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秦皇汉武到唐玄宗都是如此。

    在这里他提了个让人哭笑不得的例子,就是乾隆两征弹丸之地金川就耗费了七千余万两白银,您这是夸人呢还是损人呢?乾隆征大小金川很多学者都持否定态度的,认为是清廷在处置土司争斗问题上缺乏明智、妥善的措施,从而将自己拉入了一场费时长、耗资巨的毫无意义的战争。这场战争也对清庭的财政有负面影响,清史稿的记载就提到,乾隆38年“允户部请开金川军需捐例”,要靠卖官来筹措军费,花钱买官的人当了官会全心全意为老百姓谋利益吗?呵呵,真是笑话!

    而且从逻辑上看紧接着你就应该论证康熙乾隆时代朝廷怎么样对外用兵,而对内又是怎么样藏富于民的,但在这里侯文的逻辑完全混乱,他说在这一时期,不仅没有增加赋税,而且是频繁下令蠲免天下赋税,力度之大空前绝后!给不明真相的人什么印象呢?哦,原来康熙乾隆两位好皇帝,一边大把花银子打仗,一边空前绝后减免人民赋税。你大教授耍人也不能侮辱咱老百姓的智商啊!

    特别是侯文认为康乾蠲免赋税主要起因不是因为灾荒,而是因为恩蠲,说白了就是皇帝老儿发慈悲,嫌爱心,有句话真把我逗乐了,说康熙经常“无缘无故蠲免天下赋税”。我只听说过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当然康熙皇帝不是人,是圣人,对老百姓有着天生的强烈感情,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我们不应该以小人之心猜度之!
    
    侯文的观点是藏富于民,但通篇也没有怎么提到康乾时代的人民是怎么样富裕的,他论证观点的材料是国库的充盈,因为国库充盈,所以老百姓肯定有钱!在此侯文引用乾隆的原话说: “天地只此生财之数,不在上,即在下,与其多聚左藏,无宁使茅檐蔀屋自为流通。”即与其将财富积聚国库,不如让它流通于民间,藏富于民,才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富足了,国力自然会变得更强。哈哈,所以乾隆觉得国库那么多钱就要花掉,怎么花呢?花天酒地的花吧!
    
    最新奇的观点就是在最后,侯文作了一个总结,认为“减免赋税的更深层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的帝制时代,国家属于皇帝私有,所有权分明,即所谓的“家天下”,皇帝对国家负有无限的最终责任,而官僚只是皇帝雇佣的职业经理人,他们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免除赋税的最大利益受损者是各级官僚。皇帝为了自己、祖宗、子孙的社稷计,制定的政策要立足于长远,而不是一时;康熙、乾隆深谋远虑,采取免除赋税、藏富于民的政策正是出于这种长远的考虑。两千余年帝制的中国始终是世界超级大国,这种所有权和责任分明,有效避免了政府成为一个与民争利,沦为剥削国民的利益集团,皇帝监督官僚的制度于此功不可没,因为它可以保证政策的长远性、持续性以及政治的制衡和稳定。”

    恕我愚昧,但我也明白研究历史的目的是要为今人作借鉴,从侯文的“高论”我们能得到什么结论呢?哦,原来皇帝家天下是好的,我们国家现在怎么治理不言而喻。

附录:

康乾盛世藏富于民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09年08月27日
来源: 南方周末  
作者:侯杨方

  康乾盛世是中国两千多年帝制的最后一个黄金时代,在这130余年中,国力强盛,对外开疆拓土,台湾、外蒙古、青海、**、新疆以及广大的中亚地区逐一纳入了帝国版图,几千年来对中国农业文明威胁最大的游猎民族入侵被彻底终结,人口伴随着经济的繁荣在长达百余年的太平盛世中也快速增长,达到了空前的3亿。此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超级大国,东方无可争议的霸主。
  从几千年的历史经验看,国家军力强盛、对外开疆拓土的同时会伴随着对内的横征暴敛,因为强大的军力和战争需要经济的支撑,导致民力消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秦始皇伐匈奴、征南越、建长城、修宫室耗费天下民力,结果强大不可一世的秦帝国二世而亡;汉武帝征伐匈奴的结果是户口减半,民怨沸腾,汉武帝本人晚年也痛悔自己就是另一个秦始皇;唐玄宗对外频繁用兵,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亲历者杜甫形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结果开元、天宝盛世转眼成空,安史之乱爆发,同样天下户口减半,唐朝走向了衰落的不归路。
  康乾盛世开拓的版图空前,用兵频繁,仅乾隆时期的两征弹丸之地金川就耗费了七千余万两白银,从历史经验看,横征暴敛似乎不可避免。但在这一时期,不仅没有增加赋税,更奇怪的是康熙、乾隆二位皇帝频繁下令蠲(juān)免天下赋税,其力度之大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在中国帝制时代,如果某地发生灾荒,皇帝下令赈灾同时蠲免该地的赋税并不鲜见,称为“灾蠲”,例如康熙十八年北京发生地震,在救济的同时,还将受灾最重的通州、三河、平谷“本年地丁钱粮,尽行蠲免”。但康熙、乾隆的蠲免赋税行为的主要起因并不是灾荒。
  康熙曾多次南巡视察河工,体察民情,他认为自己的出巡会对地方造成一定的骚扰和负担,因此他经常蠲免所经地方的赋税,这就属于“恩蠲”———“遇国家庆典,或巡幸,或用兵,辄蠲其田赋”,即使没有庆典、巡幸、用兵,康熙也经常“无缘无故”蠲免天下赋税,有一次甚至免除了全国所有州县的一年赋税。在康熙皇帝在位的62年间,他总共不同程度地蠲免天下钱粮共计545次,总计折合白银达1.5亿两。康熙中期以后,天下太平,经济繁荣,国家岁入不过三千五百余万两白银,即相当于免除了4年多的岁入。康熙年间,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米价徘徊在每石白银六七钱至一两二三钱之间,以此折算他蠲免了全国约1.5亿石米(135亿公斤)。
  “以皇祖之心为心”、“法皇祖之事为事”的乾隆皇帝一直以康熙为楷模,在蠲免上更是青出于蓝,他在即位之初就宣布免除以前的欠赋,仅江苏、安徽两地就免了赋银一千余万两,最为突出的是他先后5次免除全国所有州县的一年赋税。另外,当时东南各省还承担向北京输送漕粮供养皇帝、贵族、官僚、军队的任务,每年定额400万石,加上运输、损耗的成本,民众的负担很重,康熙在位也仅免除过一年的漕粮,而乾隆曾先后三次全免一年的漕粮。在其执政的63年里,乾隆皇帝多次以多种名义免除的天下赋银超过3亿两;乾隆时期米价上涨,每石约为1.5两白银,3亿两白银相当于2亿石米(180亿公斤)。
  康熙、乾隆免除的赋税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康熙年间,全国财政收入每年不过两三千万两白银,在最鼎盛的乾隆时期,全国财政收入也不过5000万两,而其时的全国人口已经超过一亿,乾隆中叶后更超过了3亿,即人均每年承担的赋税不到半两白银,约合30公斤米。如果以现在的米价每公斤4元人民币计,康乾时期人均承担赋税每年不到120元人民币。黄仁宇感叹:“以总额而言,17世纪末期的英国,人口为500万,税收每年竟达700万英镑,折合约银二千余万两,和人口为30倍的中国大体相埒。”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赋税很轻的国度。
  虽然清朝的赋税很轻,康乾时期又对外积极扩张用兵,同时大兴各种工程,但每年国家财政都有盈余,国库储备银也逐年上升,康熙四十五年国库存银已经超过五千多万两,以后虽有起伏,但总体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到了乾隆三十七年,国库存银达到空前的八千多万两。充盈的国库无疑是大幅度免除赋税的重要物质保证,但藏富于民的政治理念才是政策得以实施的根本原因。乾隆认为:“天地只此生财之数,不在上,即在下,与其多聚左藏,无宁使茅檐蔀屋自为流通。”即与其将财富积聚国库,不如让它流通于民间,藏富于民,才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富足了,国力自然会变得更强;正因为此,康乾时代才能在对外积极扩张、对内大兴工程的同时却不增加赋税和人民的负担,因为国力强盛,扣除军费和工程费的开支,国家财政照样有盈余。
  减免赋税的更深层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的帝制时代,国家属于皇帝私有,所有权分明,即所谓的“家天下”,皇帝对国家负有无限的最终责任,而官僚只是皇帝雇佣的职业经理人,他们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官僚的寻租、谋利的主要手段就在于征收赋税,利用征收过程中的“耗羡”(损耗)中饱私囊,耗羡甚至可以与赋税相当,他们有增收赋税的天然冲动,因此免除赋税的最大利益受损者是各级官僚。皇帝为了自己、祖宗、子孙的社稷计,制定的政策要立足于长远,而不是一时;作为被雇佣的职业经理人官僚更注重于其在位的一时,而不是长远,这是皇帝与官僚天然的利益分歧。作为政治家的康熙、乾隆深谋远虑,采取免除赋税、藏富于民的政策正是出于这种长远的考虑。两千余年帝制的中国始终是世界超级大国,这种所有权和责任分明,有效避免了政府成为一个与民争利,沦为剥削国民的利益集团,皇帝监督官僚的制度于此功不可没,因为它可以保证政策的长远性、持续性以及政治的制衡和稳定。
————————
     侯杨方,男,1970年5月10日生,江苏泗阳人。1988年9月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1992年7月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92年9月为复旦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导师樊树志教授;1995年2月直接转入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导师彭希哲、葛剑雄教授,1997年10月获复旦大学经济博士学位。1997年8月,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讲师;1999年5月为副教授;2006年4月为教授,2008年2月为博士生导师。
     曾任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文部省直属大学共同利用机构,京都)客员副教授(1999年8月1日—2000年7月31日);1998年1月迄今,被选为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盟(IUSSP)的会员;2004年至2005年,获哈佛—燕京基金会支持,为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一年。
主要研究领域为人口地理信息系统、中国经济史、中国历史人口学(明清时期的微观历史人口学和20世纪上半期的宏观历史人口学)、清朝人口、人丁及其制度,清朝政区。现讲授的研究生课程为“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开发”、“历史统计学”、“中国人口史”、“历史人口地理”。
作为主持人获得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人口地理数据库》、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清宫档案与人丁编审、民数汇报研究》、教育部985重点基地项目、上海市社会科学基金、上海市曙光计划、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以及日本笹川和平基金会“中国地区间经济-人口发展不平衡”等项目,参与过EurAsian Project on Population and Family History等项目。
    论文《长江中下游地区米谷长途贸易:1912-1937》,获1996-1997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类二等奖(经济学);论文《宣统年间的人口调查》,获1999年上海历史学会优秀成果奖;参与的《中国人口史》获2004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历史学一等奖、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
   
主要的学术代表作:

著作:
《中国人口史》(1910—1953年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论文(按研究类别分):
人口类:

1.《乾隆时期民数汇报及评估》,《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利用清宫、内阁档案还原汇报制度。
2.《民国时期中国人口的死亡》,《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5期。
3.《民国时期全国人口统计数字的来源》,《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4.《宣统年间的人口调查》,《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本文通过对原始资料的分析,认为中国第一次的现代性全国人口普查发生于宣统年间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1953年人口普查,且结果可靠。
5.《明代黄册底籍中的人口与家庭——以万历徽州黄册底籍为中心》,张国刚编,《家庭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国家庭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合著,利用现存明代黄册底籍研究,由本人承担人口、户类型的数量统计分析,并最后统稿。
6.《中国明代黄冊の歴史人口学的分析》(日文) 佐藤康行,清水浩昭,木佐木哲朗 編『変貌する東アジアの家族』(シリーズ比較家族 第3期 2),早稲田大学出版 A5 262頁  2004年3月。(本承担人口的生育和死亡,户类型以及其和住房之间关系的数量分析)
7.《明清江南地区家族人口的生育和死亡》,《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续编),浙江教育出版社,2005年。
8.《中国的城乡人口分布:1900—1953年》,《2000年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1年
9.《中国人口的传统死亡模式》,载于李中清、郭松义、定宜庄编《婚姻家庭与人口行为》(EuroAsia Poject 国际历史人口会议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10.《中国历史人口的人为性抑制》,载于王鹤鸣等主编《中国谱牒研究》(全国谱牒开发与利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11.《宣统年间的户口调查及全国人口数估计》,《历史地理》第15辑。
12.《明清江南地区两个家族的生育控制》,《中国人口科学》,1998年第4期。本文对8000个样本的人口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中国历史人口存在着生育控制行为。
13.Demographic Patterns in Southern Jiangsu, China, 1370-1904: A case study of Fan's Genealogy (英文,“中国苏南的人口模式”),提交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n Population History (亚洲历史人口会议,台北,1996年1月),此次会议由国际人口科学联盟(IUSSP)与台湾中央研究院联合主办。本文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人口模式的时期变化及社会背景进行了研究。
14.“上海历史上的人口总量估计”,《学术月刊》,1995年第7期。本文利用历史人口学的方法对上海历史上各时期的人口数量进行了全面性的复原。
15.Demographic and social change in Jiangsu and Zhejiang between 1370 and 1900(英文,“江浙地区的人口与社会”),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Vol. 8, No. 4, 1996. 361-372 pp., New York. 本文对明清时期人口的生育率、死亡率与米价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本文被普林斯顿大学Population Index收录。
16.《江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口变迁》(与彭希哲合作),《中国人口科学》,1996年第3期,运用人口学、经济学、历史学的方法,以家谱为主要资料,分析了超过6000个样本的人口数据。
17. 《20世纪上半期东北移民的再考察——以伪满“临时国势调查”资料为核心》,《历史地理》第23辑,第二作者。
18. 《1940年代末江南地区人口与家庭的微观分析――以保甲户籍册资料为中心》,《西北人口》2009年第2期,第二作者。
经济类:
1.《长江中下游地区米谷长途贸易:1912-1937》,《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此文利用计量史学的方法对市场整合进行了研究。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吴承明先生在其“利用粮价变动研究清代的市场整合”一文中(刊于同期《中国经济史研究》)将本文作为研究近代市场整合问题的代表作之一进行了评论。《中国历史学年鉴》(1997年)将本文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代表作予以评述。本文获1996-1997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二等奖。
2.“明清时期上海的棉花、棉布产量估计”,《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本文利用农业生态学及历史计量的方法对明清时期重要的商品棉花、棉布的主要产地上海的棉花、棉布产量进行了估计。
3.《过密化理论与小农经济决策行为分析》,《学术月刊》,1994年第7期;本文及上篇论文利用实证资料对美国加州大学黄宗智教授的“过密化”理论提出了质疑。全文转载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1994年第5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对这两篇论文作为此专题的代表作予以评述。
4.《过密化论质疑》,《复旦学报》,1994年第2期。
5.The Regional Disequilibrium of Economy-popul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英文,“中国地区间经济-人口发展不平衡”,研究报告),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了1952-1992年中国地区间的经济-人口发展的不平衡。此为笹川良一和平基金会(SPF)资助的研究项目。

政区类:
1.《“安庆省”考——兼论清代的省制》,《历史地理》,2008年12月。
2.《“西安省”考——兼论“大陕西”和“小陕西”》,2009年第1期。
其他:
1.《急性呼吸系感染疾病的舌象及其与症状的相关分析》,《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2年11期,合著,本人承担统计分析。
2.《宋太宗继统考实》,《复旦学报》,1992年第2期;本文对中国历史上聚讼繁复的两大历史之谜“烛影斧声”、“金匮之盟”进行了详实的考证,全文转载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1992年第3期;《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3期)将本文作为代表性的观点作予以评述;《中国历史学年鉴》(1993年)将本文作为此专题的主要代表性论文予以评述。另外,《史学月刊》、《学术月刊》对此专题进行专文评述时,均将本文作为主要的代表作。

主持的研究项目:
2004年获得上海市社会科学基金  《中国人口数据库》
2005年参与国家《清史·人口志》,承担“考异”工作
2006年获得上海市浦江人才基金  《中国人口地理信息系统》
教育部重点基地项目985基金   《20世纪中国人口数据库》
2006年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中国人口数据库 1368-2000》
2007年获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清宫档案与人丁编审、民数汇报研究》

现在的主要研究方向:
1、建立世界上第一套中国历史人口数据库,明以后以县为单位,将这些人口数据(男、女人数、年龄结构、生育、死亡等要素)直观地反映在中国历史GIS系统上,形成一个集数据库和电子地图为一体的平台,供学者们使用,并提供下载数据的服务。在此基础上完成《中国历史人口地理》一书(已经完稿)。
2、《清史·人口志》项目为契机,搜集清朝人口的原始档案资料(主要收藏于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恢复清朝人口汇报制度的原貌,建立清朝人口数据库,撰写新的著作《清代人口史》。
3、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公共卫生制度和医疗体制研究。
4、清代的政区研究,认为清代的“省”并非正式政区,而只是通称,“分省”和“十八省”是一种层累的虚构(论文即出)。

通讯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中国上海 邮编:200433。
E-mail: [email protected]

http://blog.sina.com.cn/u/1414084240
我的BLOG,是近期报纸上发表的文章

http://yugong.fudan.edu.cn/cpgis/default.asp
中国人口地理信息系统
师傅教导:刨花直窜过肩膀,方显木匠功夫深

老木匠的工坊
侯文的观点是藏富于民,但通篇也没有怎么提到康乾时代的人民是怎么样富裕的,他论证观点的材料是国库的充盈,因为国库充盈,所以老百姓肯定有钱!在此侯文引用乾隆的原话说: “天地只此生财之数,不在上,即在下,与其多聚左藏,无宁使茅檐蔀屋自为流通。”即与其将财富积聚国库,不如让它流通于民间,藏富于民,才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富足了,国力自然会变得更强。哈哈,所以乾隆觉得国库那么多钱就要花掉,怎么花呢?花天酒地的花吧!
====================
主贴作者只有朴素的阶级意识,经济学是不懂的。侯和乾隆都没搞错,当时贵金属货币制,银两数是不变的,就那么七八亿两,都藏在国库里,民间就没钱了,放到民间,加快货币的流动速度,社会就会变富。
诗酒风流近散场,心情无限对斜阳,如今只剩燕双双。
病酒願爲千日醉,看花誤惹一身香,夜來有夢怕還鄉。
康乾算不算盛世,看怎么定义盛世了,几十年不打大仗,不乱折腾,马马虎虎也就盛世了。满清政策是永不加赋,隔几年还免一次全国农民的土地税,直接让利与民,当时百姓总是受惠了。比比咱们如今的盛世,处处变着法的加税,侯教授是别有所指吧?
诗酒风流近散场,心情无限对斜阳,如今只剩燕双双。
病酒願爲千日醉,看花誤惹一身香,夜來有夢怕還鄉。
晓云兄很善解人意,属于很会“诛心”的那种善。从这个侯教授刻意强调盛世和免赋相关,也只能说他有点在搞“影射史学”。
今天,我就是高瑜
《南方周末》经常没水准,复旦教授没水准也很正常。在目前办报环境下,《南》一直有水准是不可能的;在如今的大学现状里,复旦教授象木匠兄那样的大约没几个。

这位小侯教授其实也没怎么着,就是自以为有所见但什么也说不清楚而已。
博客:
http://blog.sina.com.cn/lidaxing
http://daxingli.blog.sohu.com/
他算是复旦历史学方面的青年才俊,多年跟随葛剑雄做人口史,但是显然心急气躁了一些。
有命自天,而俟之以义,人之所助,天之所祐。——王夫之《读通鉴论》
他说在这一时期,不仅没有增加赋税,而且是频繁下令蠲免天下赋税,力度之大空前绝后!给不明真相的人什么印象呢?哦,原来康熙乾隆两位好皇帝,一边大把花银子打仗,一边空前绝后减免人民赋税。你大教授耍人也不能侮辱咱老百姓的智商啊!
----------------------------------
想要证明侯错了,那就去证侯的数据是错的,康乾没有减免那么些赋税,或者表面减免了,又用什么法子捞了回去。一样说不上来,就凭他那点智商说那是耍人,还自说自话代表起老百姓了,那不就是大批判文章嘛,还怎么讨论证伪?测他的智商?
诗酒风流近散场,心情无限对斜阳,如今只剩燕双双。
病酒願爲千日醉,看花誤惹一身香,夜來有夢怕還鄉。
《南方周末》经常没水准,复旦教授没水准也很正常。在目前办报环境下,《南》一直有水准是不可能的;在如今的大学现状里,复旦教授象木匠兄那样的大约没几个。
这位小侯教授其实也没怎么着,就是自以为有所见但什 ...
李大兴 发表于 2009-8-30 04:05
唉,俺真正是没有水准的。

侯这文章硬伤是没有,就是通篇的那种腔调非常容易引人反感。属于自我感觉太好的类型吧
师傅教导:刨花直窜过肩膀,方显木匠功夫深

老木匠的工坊
唉,俺真正是没有水准的。

侯这文章硬伤是没有,就是通篇的那种腔调非常容易引人反感。属于自我感觉太好的类型吧
老木匠 发表于 2009-8-30 15:02
补充一句,老木匠是很反感“自我感觉太好”的人的。
大树就是个广济寺旁穷扫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