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第甫：庐山会议周小舟坚持不批彭德怀

李旧苗

1959年zhonggong中央在庐山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会议的主旨本来是纠“左”，后来却变成了反右。正如1981年6月zhonggong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
　　庐山会议迷雾重重，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内幕才逐步揭开。当时在党中央，确实是一场尖锐斗争，又是一场很不讲理的斗争。
　　zhonggong中央候补委员、zhonggong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被打进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是因为彭德怀回湖南调查的时候他曾陪同，与彭交流时两人共鸣；在庐山会议上讨论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一封信时，他又直言不讳地发表了赞同意见，并且在后来毛泽东和他谈话时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坚持不作批判彭德怀的发言。因此，周小舟被撤销了zhonggong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湖南省委常务副书记周惠的思想观点同周小舟基本一致，他也被邀参加了会议，几乎被牵连进去，但毛泽东将他划了出来。按周惠自己的说法，毛泽东找他谈话，说他是彭德怀的“墙脚”，要挖彭的“墙脚”。周惠坚不承认是彭的“墙脚”，但他毕竟安然无恙地回湖南任原职。
　　周小舟也是被当作“墙脚”要挖的，但他坚持原则，坚持道义良心，痛苦地担当了责任，担当了“罪名”。1961年甄别平反时，我住在省委接待处，周小舟来看我，促膝长谈。在庐山挨了斗后，毛泽东给周小舟看《丘迟与陈伯之书》，要他“迷途知返，不远而复”，动之以情，晓之以利害，谈了一个通宵，只要他写一个检讨，起来揭发批判彭德怀，仍然可以回湖南工作。小舟流着泪对毛泽东说：“主席，我不能写这样的检讨，彭总的意见书中有很多材料是我告诉他的，是我们动员他找主席谈的。我以为以他的身份向主席谈可以起作用，他才写的信，我怎么能批彭总呢？”毛泽东挥手说，“你走吧！”小舟站起身来诚恳地说：“我是不能回湖南了，新任书记到湖南去，可能对情况不熟悉，我请主席考虑，还是让周惠回去，他熟悉情况，可以当好新书记的助手。”周小舟将所有责任都揽在自己头上。临下山时他和周惠相抱而泣，嘱咐周惠把湖南工作做好。请他照顾妻室儿女。
　　回想起来，也就是1959年6月28日他去庐山开会之前的一个晚上，我去他家闲谈。
　　我说：“上了庐山，在会议上，要以总结经验教训为主，对左的错误作为例子来谈，不要作为批评的主要目标。”他听后在屋中绕了两圈，边走边沉重地对我说：“吾爱吾师，吾亦爱真理。毛主席是敬爱的老师，如果一切照老师的话原封不动，错了也不去纠正，那么认识不能发展，不仅热爱真理做不到，吾爱吾师更谈不上了。”他决心将群众呼声和自己的认识在会议上向中央和毛主席如实汇报。他是抱着一颗纯洁的心上庐山的。
　　庐山会议的第一阶段，也是按照原定任务，为总结经验，调整指标，提出19个问题，继续纠“左”来进行的。
　　会议开到一半，面临两种抉择：一是继续纠“左”，真心诚意地认真纠“左”，在指导方针、指导思想上彻底转变，这在党中央是彭德怀的“意见书”，在湖南是周小舟的12点建议的精神，他们的意见是真正纠“左”的良方；另一种抉择是讳疾忌医，轻描淡写，认为“左”只是“头发卡子”问题。可惜良药苦口，忠言逆耳，毛泽东不仅对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的正确意见听不进去，反而停止纠“左”，把会议逆转为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斗争，使“左”重新升级。
　　彭德怀在庐山的日记中写道：“我7月14日写给毛主席的信，7月16日由中办印发到会同志，7月22日各组经过六天讨论，对信完全同意的只有一个同志，基本上不同意的也只有一个同志，其余在发言中大多数同志是基本上同意的。但还有一部分同志还没有发表意见。”李锐说：“在庐山会议前一段‘神仙会’阶段，尽管对‘左’倾错误认识的深度不同，但当时头脑清醒的人包括大区负责人，应当说是占多数的。不仅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是如此，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也都发了言，表了态。”“只有柯庆施、康生为首的一撮人……为了保护自己，他们到主席面前进谗言，加油加醋，渲染上纲，说‘人都被彭德怀拉过去了’，这也就促成毛泽东以为彭这回要‘挂帅反毛’，是‘魏延反骨’作怪了。”
　　康生、陈伯达从“理论”上帮助毛泽东批判彭德怀、张闻天。说什么苏联搞社会主义革命十年出了布哈林反党集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十年又出了彭德怀反党集团，这就不仅是魏延反骨，旧病复发了，而是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必然规律了。毛泽东乘胜追击，发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说：“庐山出现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要斗下去，至少也要斗二十年，可能要半个世纪。”又将党内因工作意见之争上升到阶级斗争、生死斗争上去了。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闭幕了，湖南上庐山参加会议的第一书记周小舟去北京作检讨，新任省委第一书记和另外两个参加会议的书记处书记回来当晚就召开电话会，通知各地、市、县委书记安排好工作，到省里参加传达庐山会议精神的省委扩大会议。
　　会议由新任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主持。从8月22日一直开到9月15日，有1980多人参加。会议第一阶段传达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开展对彭、黄、张、周的批判，重点自然是在周小舟身上。由于中央已经定了性，会议一边倒地猛烈批判声讨。发言者大肆宣传大跃进、公共食堂和大炼钢铁的成绩，用亩产几万斤的“事实”和公共食堂有多少条“优越性”来批驳周小舟的“右倾”，与周小舟划清“界线”。
　　9月4日，周小舟由北京回来，6日起在大会上接受批判，后来又在小会上批判，斗争更升了一级，似乎还要挖出更多的材料来，但又哪里有？也就从这个阶段起，我被隔离开来。他们如何批斗小舟及唐麟、方用等，我一无所知。由于我始终没有承认错误，所以对我处分最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农场劳动！
　　直到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开过了，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这样，我才算有了转机。
　　中央规定对周小舟是不予甄别的，他仍顶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成员”帽子，中央调他到广州去任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副院长。
　　临行前，小舟到接待处来看我，我们久未见面，谈话时，我谈到当时农村种种困难情况。小舟仍然责怪自己任省委第一书记时，没有能够制止浮夸风，使国家和人民遭到了巨大损失，引为内疚。他喟然长叹：“教训是深刻的，眼见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灾难，我的心情不能不沉重呵！”
　　我们握手惜别，但没有想到，这竟是我和小舟的最后分别。

李旧苗

晚年杨第甫

向继东



    我认识杨第甫老很晚，大约是在1996年吧。此前，我读过他的回忆录《吹尽狂沙》（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9月版），印象很好；并与朋友说过，如谁要了解湖南建国头30年的高层斗争内幕，读他的回忆录或许就知道一个大概了。尽管我知道，回忆录是不一定靠得住的，但杨老这本回忆录，是值得重视的。记得我第一次拜见杨老时，话题就是从这本书开始的。我曾写过一篇《历史是不能欺骗的——读杨第甫的两本书》，在《博览群书》和《同舟共进》等先后发过。我给杨老送去样刊，他读了是满意的。1999年11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吹尽狂沙》修订本时，他曾征求我意见，问我是否同意让他将《历史是不能欺骗的》作这个修订本的代序，我当然同意了。后来他秘书告诉我，因有人向他进言，说我此文是散文，还是不收为好，于是他又放弃了。这里还要交待一句：他决定出版《吹尽狂沙》修订本时，曾郑重其事地把我叫去他家，要求我为他整理此书。但那时我还居无定所，有漂泊之累，恐延误他的时间，于是没有答应。看得出，有一段时间，杨老还为此有点不高兴。
    在我印象里，杨老虽是党的高级干部，但骨子里依然是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对我是普遍性，爱国是我的特殊性。我从来没有要建大同社会的想法。那时大学毕业为了找出路，去了延安。我之所以反蒋，是因为蒋不抗日。我有许多机会，我可以通天，升官发财什么的，门路很多，但我一概不去找……”这是1998年9月20日杨老对我说的。而这时，杨老离开湖南省政协党组书记、省政协常务副主席位子已整整13年了。
    杨老的晚年，有反思意识，虽然耄耋之年，但思想敏锐，对当下有清醒的忧患意识；与我这个自以为持自由主义立场的人，也有许多共鸣。我曾应省党史委之约采访他，以访谈形式写了《我所知道的黄克诚》。文章末尾，我借他的口说了这样几句话：“我们今天的社会正处在一个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绞在一起，尤其需要实事求是的勇气和精神，不回避问题和矛盾。要知道，在当前，任何空话、大话、套话都是有害无益的。去年，任仲夷在《南方日报》发表《再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认为谈得实在，是一篇很好的文章。”没想到让他过目时，杨老竟将说到任仲夷的几句话删掉了。他说：“这要不得。哪有一个党派领导下的民主？这是一党独裁。”我后来将任老全文拿给他看，他同意了，并说：“四个坚持本来就不对嘛。为什么只能让共产党领导？”我当时很谅讶，因为杨老是1938年冒死加入共产党的老党员呀！我想，杨老思想的变化，很可能是受其儿子杨小凯的影响。杨小凯是澳洲拉莫什大学教授，当代世界著名经济学家，17岁时曾写出《中国向何处去？》，并因此被判入狱十年。杨老承认，儿子的中文著作他是必读的，除非是很深澳的“经济学原理”。
    杨老生于1911年，长我42岁，但我们交流没有代沟或障碍。我要是读到估计他感兴趣的好文章，就送给他看看；他也一样，要是看到好文章或是好书，就打电话告诉我，要我一定读读。记得李南央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我就是在杨老那里最先读到的。(杨老在美国的女儿以电邮将此文发给在深圳的姐姐，其姐姐再打印寄给杨老)读完之后，我复印一份，立即推荐给当时的《书屋》主编周实先生。我说：“此文令人灵魂震颤，稍经处理就可发表。”后来此文在《书屋》发表了。如果没有杨老，不知大陆读者要推迟多久才能看到这篇20世纪写母亲的杰作。还有，潘旭澜的《太平杂说》出版后，他立即让秘书买了一本。待我去看他，他说此书一定要读。他还说，太平军曾打到湘潭，杀了几个家族的人。当时老百姓叫他们“长毛贼”。前些天，中央电视台播《太平天国》，我不看。有人说，太平军比****还坏，因为****没武装，他们有武装，杀人如麻。洪秀全利用“拜上帝会”愚弄人民，控制人民，杀了多少人呵。对于太平天国的评价，历史早有定论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共失和。蒋介石当时曾以曾国藩自命，而把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视为太平军一流。于是共产党发动了对曾国藩的批判，产生了《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之类的文章——这就是当时贬斥曾国藩的背景。历史早翻过了这一页，今天还这么写，就有失历史的真实了。杨第甫1991年出版的《吹尽狂沙》，谈到曾国藩等湖湘旧人，也是持这个观点。
    杨老三次去延安，前两次去了又要他回来开展地下工作。1941年，他从南方局去延安后就进了中央党校，直到1945年调去东北。在延安4年，他被“整风”整了3年。1942年妻子陈素来延安了，但不能见面。3年里，只在开大会时见过一面，彼此没说一句话，妻子只是将他的手捏了一下，就离开了，因为杨老是整风对象呀！“捏手”这个细节，在他的回忆录里写了。我读到这个细节，心仿佛被刀绞了一下，有一种痛切骨髓的感觉。2000年8月18至28日，得杨老之约，我每天去听他谈一个小时。我想让他详详细细谈那延安4年，想让他把“捏手”这个细节再前前后后细化一下，但他只记得这些了：延安搞大生产，每个人要积肥，陈素希望能碰上每天清晨捡狗粪的他，但就是没碰上一回，直到1945年后，他才被“解放”，和妻子一起去了东北。我问他：“你想妻子，近在咫尺而不得见，从人性的角度看，你不感到残酷吗？”他说：“残酷。共产党本来是最残酷的，但那时不这样认为。”杨老这些天的谈话，可惜我没录音，是笔记的，大概有一两万字；如实整理的话，发表还有困难，于是至今我还没有整理。
    写这篇小文时，我把那本笔记又翻出来，见我当时不仅记其谈，而且每次谈话后，我又小结了几句。8月21日下午小结有这么几句——这次见面，杨老说：“我可能要走了，你也在抢救文史资料哪！”我说不会的。8月24日下午，我因事没去，下午四点多他打来电话问：“今天怎么不来了？”8月25日下午我去他家，杨老正靠在卧室的滕椅上。他夫人说：“杨老今天有点不好过。”我说：“那我明天再来吧。”他夫人却又说：“那你还是去见见他，他心里好过些。”我见了杨老。他说：“我不住院，我要自己抢救自己。”8月27日我去了，他说，你不是要我谈周小舟吗？周小舟可谈，华国锋也可谈，但张平化我不想谈——他的意思是不屑于谈。周惠整他最厉害，使他仕途遇挫。1980年代周惠任内蒙古书记时，把他接去内蒙，与他促膝长谈。周惠说，“第甫，我要向你检讨。当时我们太蠢了，要是现在，我就不会那样做了……”之后，周惠又陪他去延安旧地重游一趟。杨老说，对周惠，我原谅他了。杨老的宽容，在《吹尽狂沙》中也可以看出。这天谈话后，我说，我们谈话就告一段落了，以后你想起什么要谈，就电话找我吧。第二天，他秘书告诉我说，杨老要你上午去他家里，他还有两件事跟你说说。我去了，原来是他看了香港《镜报》杂志上的文章，说“江李体制”如何如何，他同情朱镕基，说他“把经济稳住了，又把他踢开了”，云云。
    我编的《湘声报》“文化”副刊，后来改名“文化·沧桑”，杨老每期必读。2002年1月10日副刊版发了一则简讯，开列了2001年第四季度本版被《杂文选刊》、《中华文学选刊》、《读者参考》等刊物转载的文章篇目，他看了给我打电话说：“你这个小报，一个季度竟有十多篇文章被转载。确实是小报办出了大气象。”他还要我去他那里谈谈。我去了，他就评点起这一期的版面了。这一期我发了丁东的《失职的年代》和党国英的《什么是好学风》。杨老说，这两篇文章实质上是讲同一个问题，即知识分子怎样做人和怎样做学问，很有现实感。也许知识分子读了，更有共鸣。本期还发了篇评说两部电视剧的随笔：《孙中山为何斗不过康熙》，作者是针对“孙剧”收视率大大低于“康剧”问题说的。杨老说，他读此文，首先想到了这两个人——康熙盛世，国泰民安，传统的中国人只望生活富裕而安定，所以喜欢他；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虽好，但没有实现。孙中山留给人们的印象就是募捐、革命、打仗。他为了民主，让出了总统位子，也许出发点是好的，但结果袁世凯复辟了。这篇文章好就好在它批评了中国人的“好皇帝”思想。到今天，中国人还指望出现一个“好皇帝”，而不去追求有一个“好制度”，这说明中国的民主与法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调来省政协报社，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房子。杨老虽管不了这些，但他问我，还问过他的秘书，“向继东怎么不分房子？”有一次我曾对杨老开玩笑说：“杨老，要是您在位时我认识您就好了。”杨老笑了笑，没说什么。其实，假如他真的在位，我也真的在他的治下，也不见得会有多少接触，因为我向来不会攀附什么，况且像他这样级别的领导，政务繁忙，也可能无暇注目我这样的人。
    杨老是2002年10月18日去世的，记得进医院前两天还给我打来电话。那时网上有关于杨老儿子的传言，说杨小凯今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了，杨老当然希望儿子得此大奖。那次电话就是说这事儿。末了，我问他这两天还好吗？他说：“年纪这么大了，好不到哪里去。我只想无疾而终。”这回杨老真的“终老”去了。参加完杨老的追悼会，本拟即写这篇小文，但因俗务缠身，久未动笔，一拖竟过去了半年多。记得有一次，在杨老身边工作过的刘正莲女士曾和我开玩笑说：“向记者，杨老托梦给我，催你写纪念他的文章呢。”这下拉拉杂杂，写了这些。不知杨老在天之灵，还会像喜欢《历史是不能欺骗的》一样喜欢这篇小文否，就不得而知了。